1990年，我爸领回来个女人，比我大十五岁，怀里还抱个吃奶的娃。她进门第三天就把我妈留下的缝纫机搬去镇上卖了，换回来两袋白面一桶油。我恨她恨了十年，考上中专那天偷了家里五十块钱就跑，发誓再也不回去。
去年我爸没了，我回去收拾老屋，翻出她给我纳的七双千层底。我拿刀剁开鞋底夹层，里面塞着一沓汇款单，从93年到99年，每月五十，收款人是我中专学校，汇款人写的我爸名字。可我爸那会儿瘫了，连门都出不去。
我去镇上邮局问，老局长想了半天说：“哦，那个每月来汇款的女人啊，缝纫机就是她卖给我们的，说家里闺女要念书，当家的不让，她偷着卖。”
七双鞋底里还夹着张照片，是她抱着她儿子，背景是我中专学校大门，背面写着：“不告诉你，是怕你念书念不安生。”
我蹲在邮局门口抽了半包烟，抽完给我那后妈打了个电话，叫了声妈。她在那边愣了半天，说：“你打错了吧？”挂了。
1
1990年开春，我放学回家，堂屋空了。
我妈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没了，地上剩四个压痕，灰扑扑的，像四个没合上的眼。
刘桂兰在灶房烧火，怀里抱着她那个吃奶的娃，头都没抬：“卖了，换了两袋白面一桶油，晚上给你擀面条。”
我十岁，我懂什么叫卖了。那台缝纫机是我妈嫁过来带的，我妈活着的时候天天踩，给我做褂子、给我爸补裤子、给邻居家孩子改衣裳换两个鸡蛋。我妈走的那年冬天，缝纫机就搁在堂屋西墙根，我爸隔三天擦一回，擦得漆面发亮。
刘桂兰进门第三天，把它卖了。
我冲上去要打她，被她一把攥住手腕。她手劲大，常年干活的手，跟砂纸似的：“你打，打完面条照样得吃。”
我爸从地里回来，我告状。我爸蹲门槛上抽了半根烟，说：“叫妈。”
我不叫。我喊：“她把我妈东西卖了！”
我爸站起来扇了我一巴掌，扇得我耳朵嗡嗡响：“你妈没了！这家里得有人做饭！”
刘桂兰在旁边看着，没劝，也没得意。她把面条端上桌，三碗，我一碗我爸一碗，她自己抱着娃蹲灶台边吃。我那碗底下卧了个荷包蛋，她那碗没有。
晚上我睡不着，偷摸起来翻她包袱。我想找卖缝纫机的钱，八十五块，她肯定藏起来了。包袱里是几件旧褂子、她娃的尿布、半袋奶粉。翻到底，摸出一双纳了一半的千层底。
我的尺码。我比了比，正好。
我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她给自己亲儿子纳的，我脚大，她娃脚小，这鞋底明明是我的码，那就是她想等我脚再长长好给她亲儿子穿。我越想越气，把那只鞋底扔灶膛里点了。
火苗蹿起来的时候，刘桂兰在里屋咳嗽了一声。我吓得蹲下，半天没敢动。后来我才知道，她根本没睡，她从门缝里看见我烧的，没出来。
第二天我爸去镇上拉煤，刘桂兰从灶膛灰里把烧剩的半只鞋底扒出来，拍了拍灰，拿回屋拆了重纳。我站在院里看见的，她蹲在门槛上，一针一针拆焦了的线头。拆到一半她停了一下，拿牙咬了咬鞋底夹层，咬出来一张叠成小方块的纸，看了一眼，又塞回去，接着拆。
我离得远，没看清那是啥。我当时也没当回事。
我心里有点发毛，但嘴上硬。我开始报仇。
往她碗里撒土，她扒拉扒拉接着吃。把她娃的拨浪鼓扔茅坑，她捞出来洗洗接着摇。在她枕头上放死老鼠，她拎着老鼠尾巴扔出去，回来照常铺床。
我干啥她都忍。直到有一回，我趁她不注意，把她亲儿子胳膊掐紫了。那娃才一岁多，哭得岔气。刘桂兰从灶房冲进来，第一次动手打了我——照手心扇了一巴掌，不重，但我记了十年。
那天晚上我爸拉煤回来，我等着她告状。她抱着娃坐桌边，当着我爸面说：“建国懂事，帮我带弟弟。”
我愣那儿了。
她没告状。
我掐了她亲儿子，她没告状。
我爸还夸我：“建国长大了。”我张了张嘴，啥也说不出来。刘桂兰低头给娃喂饭，跟啥事没发生一样。
那天夜里我躺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就一句话：她为啥不告状？
2
转过年来，1991年开春，我发现堂屋墙上我妈的照片没了，换了一张胖娃娃抱鲤鱼的年画。
我炸了。
那照片是我妈唯一一张单人照，黑白的，五寸，镶在木相框里。我妈梳两条辫子，笑得露牙花子，照相馆师傅给她涂了两坨红脸蛋，假得很，但我爸说那是我妈最好看的一张。
我把年画撕了，撕得稀碎，扔了一地。刘桂兰进来扫，扫完了把碎纸倒灶膛里，一句话没说。第二天照片重新挂回去了。
我得意了三天，觉得自己赢了。第四天我凑近看，发现照片被擦得锃亮，玻璃换了新的——原来那个相框玻璃裂了道缝，从我妈下巴一直裂到相框底。刘桂兰拿去镇上玻璃店换的，花了八毛钱。
我嘴硬：“假好心。”
刘桂兰在纳鞋底，头没抬：“你妈照片挂歪了，我看着难受。”
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提“你妈”。语气平常得像说隔壁二婶。我没接话，但心里那根弦松了一寸，就一寸。
那年我爸腰伤犯了，干不了重活，躺炕上哼唧。刘桂兰去镇上砖厂搬砖，一天四块五。砖厂离村八里地，她天不亮走着去，天黑透了走着回，手上全是血口子，晚上拿盐水洗，疼得龇牙也不吭声。
我故意把她手套藏了——那双线手套是我爸的，她每天走的时候戴。我想看她笑话。第二天早上我趴窗户上看，她手上缠了布条，布条是从她自己旧褂子上撕的。那褂子我认得，她嫁过来那天穿的，枣红色，是她唯一一件新衣裳。撕了半截袖子，剩半截搭在箱盖上。
村里婆娘嚼舌根，说后妈就是后妈，砖厂挣的钱肯定贴补娘家。我蹲墙根底下听，听得心里舒坦。月底她给我交了学费，四十块，还给我买了双白球鞋。
我把鞋扔院里：“我不要你假好心。”
刘桂兰把鞋捡回来，拍了拍土，放我床头：“你脚上那双露脚趾了，上学丢人。”
我低头看自己脚上那双解放鞋，大脚趾顶出来，黑乎乎的。我没再扔，也没穿，就搁床头。
半夜我爬起来，把鞋盒打开。鞋里塞着一双千层底，已经纳好了，针脚密得跟机器扎的似的。我对着自己脚比了比，正好。
跟那只我烧掉的一模一样。
我愣了半天，把鞋脱了放回盒子，扣上盖，搁床底下最里头。我没穿，也没扔。我爸第二天问我：“你刘姨给你买的鞋咋不穿？”我说：“小，挤脚。”其实不小，正好。
刘桂兰在灶房听见了，没吭声，第二天把鞋盒拿出来，鞋垫抽了，换了双薄的。
我穿着那双薄鞋垫的球鞋去上学，走路不敢跺脚，怕跺重了把鞋垫跺出来，露出底下的千层底。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怕啥。可能就是不想让她觉得我认了。
3
1992年冬，我和她亲儿子小军同时发烧。我烧到三十九度八，小军烧到四十度二。
家里就一辆二八大杠，我爸腰不行骑不了。刘桂兰把棉被铺板车上，把小军裹进去，又把我裹进去，俩孩子挤一车。
她先骑车带我去镇卫生所。
我烧得迷迷糊糊，趴车斗里听见她跟医生说话：“先给大的看，他明天期末考试。”
医生给我打针，她抱着小军坐走廊长椅上等。我打完针出来，小军已经烧抽了，翻白眼。刘桂兰抱着他冲进诊室，哭得嗓子劈了：“大夫你先救小的！大的打完了！”
那天小军打了退烧针，额头贴着我用剩的退热贴，刘桂兰抱着他在走廊坐了一宿。我裹着棉被躺板车上，听见她小声哼歌，哼的是“小燕子穿花衣”，来回哼，哼到天亮。
第二天我考完试回家，她眼睛肿得跟桃似的，在灶房熬粥。小军躺炕上，脸蛋子还红扑扑的。
我嘴欠：“你亲儿子差点烧傻，你活该。”
刘桂兰锅铲一摔：“你说啥？”
我吼：“你不是我妈！”
她愣那儿了，胸口起伏半天，说：“你也是我儿子。”
我摔门出去，在村口草垛里躲到天黑。饿得扛不住，正琢磨回去咋开口，听见刘桂兰打着手电喊我名字，嗓子都劈了：“建国！建国！”
我扒着草垛缝往外看，她棉袄没穿，就一件单褂子，怀里鼓鼓囊囊的。她走到草垛跟前，我故意不出来。她站那儿喘了半天，说：“红薯，还热着，你出来吃。”
我没动。
她说：“你妈要活着，今天也得先紧着你。”
说完她自己先哭了。四十多岁的女人，蹲草垛边上，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哭了两声站起来，把红薯搁草垛口，转身往回走。
我从草垛里钻出来，跟在她后面。她脚上棉鞋湿透了，踩得咕叽咕叽响——光脚穿的鞋，袜子都没穿，跑出来找我的。
我跟了一路，到家门口，把围巾解下来，快走两步塞她手里，啥也没说。
刘桂兰也没回头，攥着围巾推门进屋，喊了一嗓子：“小军！你哥回来了！盛粥！”
那天晚上她熬的小米粥，稠得插得住筷子。我喝了两碗，她给我碗里又卧了个荷包蛋。
我没说谢谢。但第二天早上，我把床底下那双千层底球鞋拿出来穿了。
走路的时候我故意跺了跺脚，跺得挺响。刘桂兰在灶房听见了，没回头，但我看见她肩膀动了一下，好像在笑。
4
1993年，我考上县里中专，学费三百八。
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那天，我爸蹲门槛上抽了半包烟，抽完说了一句：“念不起。”
刘桂兰在灶房听见了，锅铲一撂，出来说：“念。砸锅卖铁也念。”
我爸瞪她：“你拿啥供？砖厂搬砖一天四块五，你搬一年够不够？”
刘桂兰说：“够不够是我的事。”
那天夜里我起夜，听见他俩在里屋吵。我爸说：“那点钱留着给小军以后用，建国念出来也是他亲妈的功劳，跟你没关系。”刘桂兰半天没说话，末了说了句：“他亲妈要活着，也得让他念。”
我蹲墙根底下，腿都蹲麻了，没敢出声。
开学前三天，学费凑齐了。三百八，一沓票子，有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拿橡皮筋扎着。我后来才知道，她把家里那头半大的猪卖了。那猪养了八个月，本来打算过年杀的。
但我心里那道坎过不去。我想的是：她卖猪供我念书，全村人都得夸她好后妈，我成啥了？我成那个被她施舍的了。我亲妈没了，我还得领她的情？
开学头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天没亮我爬起来，从她包袱里抽了五十块钱，留了张纸条：“我不花你卖猪的钱，我自己挣。”写完把纸条压桌上，又把那双千层底球鞋从床底下翻出来，放回她屋门口。
我拎着包袱出门，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她屋灯亮着，窗户纸上映出个人影，一动不动。我不知道她站了多久，也不知道她看没看见我走。我扭头就走了。
后来村里二柱子告诉我，那天刘桂兰发现钱少了，我爸要追，她拦着：“孩子要脸，让他去。”我爸骂她：“你就惯！”她说：“他亲妈没了，我不能再让他觉得这个家容不下他。”
中专三年，我没回过家。每月五号，学校传达室有张汇款单，五十块，汇款人写“陈老栓”。我以为是爸偷偷攒的私房钱，心里还挺得意：你看，我爸还是疼我的。
1996年毕业前一个月，我去传达室问老头：“这汇款单到底哪寄来的？”老头翻本子：“你爸每月五号来邮局汇的，风雨无阻，来了三年。”
我说：“我爸瘫了两年了，怎么来的？”
老头愣了：“那我哪知道，反正本子上写的汇款人是你爸。”
我没往下想。那会儿我忙着毕业分配，忙着跟同学喝酒吹牛，忙着觉得自己终于不用回那个家了。这事儿就搁下了。
现在回头看，我那时候不是没起疑，是不敢起疑。我要是起了疑，我这三年恨的是啥？我拿啥撑着我那股劲儿？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宁愿恨着，也不敢往明白里想。
5
1997年开春，我爸脑血栓，瘫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话也说不利索，嘴歪眼斜，吃饭得人喂。
我回去看了一眼，扔下两千块钱，走了。走之前刘桂兰追出来说：“你吃顿饭再走。”我说厂里请不了假。其实请得了，我就是不想在那个家待。我爸躺炕上看着我，嘴里呜呜的，我听不懂，也不想听懂。后来小军告诉我，我爸说的是“建国别走”。
我没听见。我走了。
那三年，刘桂兰一个人伺候我爸。我爸一百六十斤，她一米五几，天天翻身子擦洗，端屎端尿。村里人跟我说，有一回我爸便秘，开塞露不管用，刘桂兰拿手抠的。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嘴上说“她图啥？图那三间破瓦房呗”。
村里人也附和：“可不是，老栓那点家底都让她把着了，瘫了活该。”
我听了更不回去。1998年过年，刘桂兰托人给我捎了双千层底，我搁宿舍床底下没穿。1999年又捎一双，我还是没穿。小军后来跟我说，那两双鞋是她过年那几天纳的，一边纳一边跟我爸说：“建国脚冷，得穿厚底。”
我爸那时候已经不会说话了，就呜呜两声。
1999年冬天，我爸不行了。小军打电话到厂里，我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赶回去，进院门的时候，灵棚已经搭起来了。
刘桂兰跪在灵前烧纸，看见我进来，说：“你爸走之前一直念叨你名字。”
我冷着脸办完丧事，翻家里存折，空的。我当场就炸了：“钱呢？我爸那点积蓄呢？”
刘桂兰把存折递给我。最后一笔取款是1999年11月，取了两千，用途栏写着“建国结婚用”。
我说：“我连对象都没有，你取什么结婚钱？”
她说：“你爸让取的。他说万一他走了，你办事没钱，让人笑话。”
我不信。我把存折摔桌上，收拾东西要走。刘桂兰追出来，塞给我一个布包：“你爸的，让走的时候给你。”
我接过来，上车打开一看——一双千层底，纳得厚厚实实，放得发黄了。我扔后备箱了。
车开出村口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站在那儿，没穿棉袄，就一件单褂子，跟我十二岁那年她从草垛边找我的时候一样。
我踩了脚油门。
6
2000年开春，我回去收拾老屋，准备卖了。那三间瓦房值不了几个钱，我就是想把事儿了干净。刘桂兰已经带着小军搬去镇上租房住了，老屋空着，灶房塌了半边，院子里长满草。
我收拾柜子的时候，在紧里头翻出个包袱。打开，七双千层底，码得整整齐齐。从三十八码到四十二码，一年一双，按我脚长的速度纳的。每双鞋垫底下用圆珠笔写着年份：93、94、95、96、97、98、99。
93年那双，是我烧过的。焦线头拆了重纳，底子还是那层底子，针脚密得跟新的一样。
我蹲那儿一双一双翻。翻到93年那双的时候，想起来一件事——当年她从灶膛灰里扒出来，拿牙咬过鞋底夹层，咬出来一张纸，看了一眼塞回去了。
我找了把菜刀。
纳得忒结实，剁了半天才剁开。夹层里掉出来一沓纸，邮政汇款单存根，黄不拉几的，用橡皮筋扎着。
1993年9月，五十块，收款人陈建国，汇款人陈老栓。 1993年10月，五十块，收款人陈建国，汇款人陈老栓。 ……
我把七双鞋底全剁了。93年到99年，每月一张，一张不落。每双鞋底夹层里都塞着当年的存根。
最上面那张是1993年9月的，背面有字，圆珠笔写的，歪歪扭扭：“第一次汇，手抖，写错三张。”
底下压着张收据。镇上供销社的，1990年3月，缝纫机一台，回收价八十五元。收据背面一行字，刘桂兰的笔迹——她写字跟小学生似的，一笔一划，使劲儿大，纸都戳出印子来：“缝纫机钱给建国存着，以后念书用。”
再往下翻，一张照片。刘桂兰抱着小军，站在县中专学校大门口，背景是那块白底红字的校牌。照片背面写：“1994年5月，来看建国，没进去。”
1994年5月，我念中专第二年。那天我好像跟同学在宿舍打牌，窗户开着，听见楼下有人喊“陈建国”，我探头看了一眼，没看见人，就缩回去了。
最底下压着封信，没封口，抬头写“建国”，落款是刘桂兰，日期是1999年我爸走那天。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的，就三行：
“你爸走了，这房子是你的。妈不要。鞋底里的东西你看了别难受，都是妈愿意的。”
我蹲在塌了半边的灶房里，手里攥着那沓汇款单，从上午蹲到日头偏西。
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我爸瘫了两年，那两年的汇款单谁汇的？
我拿着汇款单去镇上邮局。老局长快退休了，翻出个牛皮纸本子，看了存根说：“哦，老陈家的。每月五号来，风雨无阻，我印象深，那几年就她一个女的来汇钱，都是五十，雷打不动。”
我说：“我爸瘫了，来不了。”
老局长抬头看我：“你爸瘫了？来汇钱的是个女的啊，矮个儿，四十来岁，说她是孩子妈。”
他翻到1997年那页，指着一条记录：“那年下大雪，她走来的，鞋湿透了，在我这炉子边上烤了半天，我说你等雪小点再走，她说不行，怕耽误孩子用钱。”
我问：“那女的叫啥？”
老局长挠头：“没问过。就知道姓刘，说是孩子后妈。她还特意交代，汇款人写孩子亲爹名字，说‘写后妈孩子不肯收’。”
我从邮局出来，蹲台阶上抽了半包烟。烟屁股扔了一地，邮局看门的老头出来撵我，我没动。
我脑子里过电影似的过这七年：每月五号准时到账的五十块，我以为是爸疼我。1996年毕业我给家里打电话说“钱我以后还”，刘桂兰在电话里说“不用还，妈不缺钱”，我把电话挂了。1997年我扔下两千块走那天，她追出来说“吃顿饭再走”，我头都没回。
我把烟头摁灭，站起来，给小军打了个电话。
小军接起来就哭：“哥，妈住院了，胳膊折了。”
我问咋回事。小军说：“妈去城里找你，说你以前租房那胡同要拆了，她想去看看能不能碰见你，把最后一张汇款单亲手给你。过马路让三轮撞了。”
我蹲回台阶上，又点了根烟。这回手抖得打不着火。
我十二岁烧她纳的鞋底，她蹲门槛上拆焦线头，从夹层里咬出张纸塞回去。我十五岁偷她五十块钱跑路，她拦着我爸不让追。我十七岁她每月五号去邮局汇钱，汇款人写我爸名字。我十九岁我爸瘫了，她接着汇，汇到我毕业。我二十二岁她追出来让我吃顿饭，我头都没回。我二十三岁她揣着最后一张汇款单去城里找我，让三轮撞折了胳膊。
我抽完那根烟，把汇款单存根和那张照片揣怀里，打了个车去医院。
7
我到医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军蹲在住院部门口等我，十六岁的小子，蹲那儿缩成一团，看见我就站起来，嘴一瘪：“哥。”
我问：“几楼？”
“三楼，骨科，三十六床。”
我上楼的时候腿发软，不知道见了面说啥。我在火车上想了一路，想好的词儿全忘了。走到病房门口，从门玻璃往里看了一眼——刘桂兰躺靠窗那张床，右胳膊打着石膏吊着，左手在剥橘子，剥得费劲，橘子皮掉了一床。
我推门进去。她抬头看我，愣了一下，第一句话是：“你咋来了？房卖了？”
我说：“没卖。”
她说：“没卖你回来干啥？那房空着也是空着，趁早卖了，钱揣兜里踏实。”
我走到床跟前，把剁开的七双鞋和那沓汇款单搁她床头柜上。她看了一眼，不剥橘子了，别过头去：“你把鞋剁了干啥？好好的鞋。”
我说：“不剁开我哪知道脚底下踩着东西。”
她说：“那鞋还能穿，你剁了多可惜。”
小军凑过来说：“哥，我妈每年过年都给你纳一双鞋，说怕你脚冷，纳了七双，一双没送出去。都在家柜子里搁着。”
我说：“我知道，她捎过两双，我没穿。”
刘桂兰这才回头：“你穿了没有？”
我说：“没有。”
她说：“那你脚不冷？”
我说：“冷。”
她嘴巴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又扭头看窗户。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把汇款单存根掏出来搁床上：“缝纫机卖了八十五，你收据上写八十五，可那台缝纫机当年值三百。剩下的钱呢？”
刘桂兰不吭声。小军在旁边说：“我妈卖亏了。那会儿急用钱，供销社压价，她不会讲价，人家说八十五就八十五。回来哭了一晚上，说对不起你妈。”
我问：“那猪呢？你卖猪给我交学费，我偷的那五十是不是卖猪钱？”
刘桂兰这回开口了：“是。你拿走了，妈就没凑够，跟你三叔借了五十。你三叔到现在没要，说给建国念书用的。”
我又问：“那你为啥不跟我说？”
刘桂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委屈，也不是埋怨，就是很平常地看了我一眼，跟说今天吃啥饭似的：“说了你能要吗？你恨我，恨着有个恨头，总比没妈强。”
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我脑子里嗡嗡的，啥也想不了，就觉得嗓子里堵了个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护士进来换药，看见我坐那儿红着眼，说：“你是她儿子啊？她刚送来的时候一直喊‘建国建国’，我们还以为她儿子叫建国呢。”
刘桂兰脸一下红了，拿左手拍床沿：“护士你别瞎说！”
护士走了，我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背对着她，抽了抽鼻子。我十岁那年我爸扇我一巴掌我没哭，我十五岁偷钱跑路没哭，我爸走我都没哭。我站在那儿，眼泪跟开了闸似的往下淌，抹都抹不赢。
刘桂兰在后面说：“你哭啥？我胳膊又没断利索，过俩月就好了。”
我没回头，说：“我没哭，风大。”
她说：“窗户关着呢。”
我在医院陪了三天。白天小军来换我，我回老屋收拾东西，晚上我守夜。刘桂兰撵我走：“你回去睡，这床窄，你窝着难受。”我不走。她半夜渴了要喝水，我不让她自己够，给她倒好了递手里。她端着水杯看了我半天，说：“建国，你变了。”
我说：“没变，还是犟。”
她笑了。我头一回见她笑，跟以前那种客气笑不一样，露牙花子。
第三天晚上她睡着了，我坐床边翻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都是妈愿意的”——六个字，我看了半宿。
第四天早上我跟小军换班，走到病房门口，听见刘桂兰在里面跟隔壁床老太太说话。老太太问：“那是你大儿子？”刘桂兰说：“嗯，大儿子，在城里上班。”老太太说：“看着挺孝顺。”刘桂兰说：“孝顺啥，犟驴一个，跟我犟了十年。”
老太太问：“那你咋不早说清楚？”
刘桂兰说：“说啥？他那时候才十岁，没了亲妈，心里头空一块。他恨我，就觉着这个家还有个能恨的人，还有个念想。我要把话说透了，他连恨都没得恨，那日子咋过？”
我站在门口，手搭在门把上，没进去。
8
我在老屋又住了一晚。这回不光是收拾东西，我翻箱倒柜，把刘桂兰留下的东西全倒腾出来。
柜子最里头还有个包袱，打开，是历年纳鞋的碎布头和线轴。底下压着本账，学生作业本，她拿来记账的。每天一笔：今天买药花多少，小军考试多少分，煤球还剩几块。
翻到1993年9月那页，记着：“建国走了。没拦住。他拿走了五十，没凑够学费，跟三叔借了五十，三叔说不用还。建国电话没有。”底下空了一行，补了句：“他鞋没带，我给他放柜里了。鞋底里那点东西，等他啥时候回来再看吧。”
1994年那页：“建国没回来过年。给他捎了鞋，没捎到，邮局不让寄，说没地址。小军想吃饺子，包了，多包一碗搁灶台上，让建国回来吃，他没回来。”
1995年：“建国没打电话。过年包饺子，多包一碗。”
1996年：“建国毕业了，打电话说钱还我们。我说不用。他挂了。他声音像他爸。”
“建国没打电话”这五个字，我数了，四十七回。五年，四十七回。每回写在后头，不显眼，混在买药记账里，跟“今天没下雨”“今天没买菜”排一块儿。她记了五年，没跟我提过一个字。
我又翻出一样东西：1997年我扔下两千块走那天，她记的账——“建国回来，扔下两千，走了。没吃饭。炖了鸡，我跟小军吃了三天。”后头补了句：“他说请不了假，我看他是不想待。不怪他。”
不怪他。我扔下钱走人，她不怪我。
我蹲在灶房里，从天黑坐到天亮。我想起来好多事儿：我十二岁那年从草垛回来，她把围巾攥了一路，到家喊小军盛粥，给我碗里卧荷包蛋。我十五岁走那天她屋灯亮着，窗户纸上映着人影，她站了一宿。我十九岁我爸瘫了，她一个人翻一百六十斤的身子，翻三年，翻到我爸走。我二十二岁她追出来让我吃顿饭，我头都没回。
我想起来我十岁那年烧鞋底，她蹲门槛上拆焦线头，从夹层里咬出张纸看了塞回去。我当时趴门缝后头看的，看了一会儿就跑了，觉得解气。我现在想起来，她拆线头的时候手在抖，不是气的，是心疼。
天亮的时候我给刘桂兰打电话。响了好几声她接了，那边乱糟糟的，好像在办出院。我说：“妈。”
那边没声了。我又叫了声：“妈。”
刘桂兰说：“你打错了吧？”然后挂了。
我再打，占线。打了三遍都是占线。我打小军手机，小军接起来就喊：“哥！我妈把手机扔水盆里了！我正捞呢！”
我问咋回事。小军说：“她听你叫妈，愣了半天，手一哆嗦手机掉水盆里了，然后蹲地上哭，不让我给你打。”
我握着电话站在院子里，抬头看我妈那张照片，擦了十年，还在墙上挂着。
我说：“小军，你跟我妈说，我明天去接她回家。”
小军在电话那头喊：“妈！我哥说明天来接你回家！”
我听见刘桂兰在那边喊：“接啥接！我租房住得挺好！”
小军小声说：“哥，我妈在收拾东西呢。”
9
第二天我骑我爸那辆二八大杠去镇上接刘桂兰。她胳膊还吊着，死活不上车：“我租的房交了半年钱，不住白瞎了。”我说：“你那半年的钱我给你，你回去住。”她说：“你那钱大风刮来的？”我说：“大风刮来的你也得花，我是你儿子。”
她不吭声了，磨蹭半天，收拾了个包袱，跟房东退了房。房东退她押金，她攥手里数了三遍。我推车过来：“上车。”她看看后座，说：“你骑得稳不稳？”我说：“我跑长途货运的，你说稳不稳。”
她上了车，左手抓着车后座。我骑出去一段，她说：“建国，你慢点，我胳膊疼。”我慢下来。她又说：“你快点，日头晒。”我快了点。她说：“你还是慢点吧。”
到家我把她安顿在西屋，铺了新褥子。她进屋转了一圈，出来说：“你把我那缝纫机卖了？”我说：“你那缝纫机早卖了八百年了。”她说：“那你屋里搁那台是啥？”
我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的。同款蝴蝶牌，比我妈那台还新两年，花了三百。我昨儿刚搬进屋，擦干净了搁西墙根，跟我妈当年搁的位置一模一样。
刘桂兰走过去摸了摸，回头看我：“这哪是原来那台。”
我说：“原来那台你卖了八十五，这台我花三百，差价你欠我的，得用一辈子还。”
她骂了句：“败家玩意儿。”然后坐下来，拿左手摸着缝纫机台面，摸过来摸过去。
那天晚上她非要做饭，胳膊吊着也要做。我说我做，她不让：“你会做个啥？煮方便面？”我说我煮方便面可好吃了。她把我撵出去，拿左手切菜，切得慢，土豆丝切得跟土豆条似的。我蹲灶房门口看，看了一会儿说：“妈，我帮你烧火。”
她没回头，说：“火别烧太旺，菜糊了怪你。”
我蹲灶膛前烧火，她站灶台边上炒菜，火光映得她脸上红一道黄一道。我忽然说了句：“妈，你当年卖缝纫机那八十五块钱，我用了。”
她手没停：“我知道，你偷的那五十就是。”
我说：“剩下三十五呢？”
她放下锅铲，从围裙兜里摸出个存折，递给我。我打开看：1990年3月开户，存了三十五，一分没动，到现在连本带利四十二块八。存折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建国娶媳妇用。”
我说：“这钱我留着，等我闺女出生给她买缝纫机。”
刘桂兰锅铲一撂：“你连对象都没有，哪来的闺女？”
我说：“那你接着纳鞋，纳到我闺女出生。”
她骂我：“你倒会安排。”转身接着炒菜，炒了两下，又回头：“纳鞋行，你得给我买线，我线用完了。”
我说：“买。买红的，你纳的鞋底太素了。”
她说：“红的不好看。”
我说：“我说好看就好看。”
她没再犟，把菜盛出来，端桌上。我一看，土豆条炒肉，肉就几片，全扒拉到我这边碗里。我把肉夹回她碗里，她又夹回来。来回夹了三回，她说：“你再夹我翻脸了。”
我说：“行，我吃。”
那天晚上我吃了三碗饭。刘桂兰坐对面看着我吃，自己没咋动筷子。我吃完了她收拾碗筷，我说我洗，她说：“你洗不干净。”我说我学。她说：“学啥学，有我呢。”
我站在灶房门口，看她拿左手洗碗，洗得慢，水溅了一身。我说：“妈，你那胳膊啥时候好？”
她说：“大夫说俩月。”
我说：“那这俩月我做饭。”
她回头看我：“你会做？”
我说：“不会，你教我。”
她笑了，这回笑得比医院那次真，牙花子露得多：“行，教你。学费按天算，一天三顿饭。”
10
转过年来，小军考上高中，我给的学费。刘桂兰骂我乱花钱，转头跟邻居说“我大儿子交的”，嗓门大得全村都听见。
老屋我没卖，修了修。灶房重新垒了，堂屋墙面刷了白。我妈那张照片还挂西墙，刘桂兰给换了个新相框，玻璃锃亮。照片底下多摆了一张——我爸的，黑白的，镶在同一个式样的框里。两张照片并排挂着，中间搁了块红布。
过年我头一回在家过。刘桂兰包了饺子，多包一碗搁灶台上。我问给谁的，她说：“给你爸，也给你亲妈，他俩一块吃。”
我把那碗饺子端到堂屋，在我妈照片前面放了一双筷子，又给我爸照片前面放了一双。刘桂兰跟进来，往我妈照片前头搁了个小碟，倒了点醋，说：“你妈爱吃醋。”
她没给自己倒。
三十晚上她踩缝纫机，给我纳第八双鞋。缝纫机是新买那台，她踩得可顺溜，一边踩一边说：“这台比原来那台好用，原来那台老跳线。”
我说：“那你还舍不得原来那台？”
她手上没停：“东西用久了都有感情。人也是。”
我蹲旁边抽烟，听见缝纫机“突突突”响，跟我十岁那年听见的一模一样。那时候我趴在门缝后头听，觉得这声音烦人，闹心。现在我蹲这儿听，觉得踏实。
刘桂兰纳完一只，翻过来看鞋底，说：“这双不塞东西了，塞不下了。”
我说：“塞啥？”
她说：“没啥。以前塞点念想，怕你脚冷，垫厚点。”
我说：“妈，以后有啥话别塞鞋底了，直接说。”
她说：“直接说你听吗？”
我说：“听。”
她想了想，说：“那你把碗洗了。”
我说：“这不算话，这是使唤人。”
她说：“那我说句算话的——鞋底以后不塞了，你常回来就行。”
我把鞋穿上，跺了跺，正好。鞋垫底下她拿圆珠笔写了字，我抽出来看：“建国，妈给你纳的第八双。别嫌丑。妈。”
我把鞋垫塞回去，穿上鞋在屋里走了两圈。刘桂兰问：“挤不挤？”我说：“不挤。”她说：“那行，明年接着纳。”
小军从外头跑进来：“妈！哥！放炮了！”刘桂兰赶紧捂耳朵：“让他放！别崩着！”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见她坐在缝纫机跟前，左手扶着机头，右手吊着不方便，就拿牙咬着线头穿针。
我说：“妈，你放那儿，我回来穿。”
她说：“你穿得进去？你那大粗手指头。”
我说：“我试试。”
她没再犟，把针线搁那儿了。
我出门点炮，噼里啪啦响起来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灯亮着，刘桂兰坐缝纫机跟前，低头摸着鞋底，我妈那张照片在她身后墙上挂着，擦得锃亮，笑得露牙花子。
我站院里，把新鞋在地上跺了跺，鞋底踩在鞭炮红纸屑上，嘎吱嘎吱响。
小军问我：“哥你跺啥？”
我说：“新鞋，试试跟脚不跟脚。”
小军说：“我妈纳的鞋还有不跟脚的？”
我说：“那倒是。”
小军说：“哥，你以前为啥不穿我妈纳的鞋？”
我想了想，说：“以前脚没长好。”
小军说：“那你现在长好了？”
我说：“长好了。脚底下那点东西也看明白了。”
刘桂兰在屋里喊：“你俩进不进来吃饺子！凉了！”
我应了一嗓子：“来了！”
进门的时候，我看见灶台上那碗多包出的饺子还搁着，筷子架在碗沿上。刘桂兰说那是给我爸和我亲妈的。我走过去，对着我妈照片鞠了个躬，说：“妈，吃饺子。”
又对我爸照片鞠了个躬：“爸，吃饺子。”
刘桂兰站在灶房门口，左手端着醋碟，没说话，拿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我回头看她：“妈，你也吃。”
她说：“我吃啥，那是给你亲妈和你爸的。”
我走过去，把她手里醋碟接过来，端到桌上：“这一碟是你的。我给他们单倒。”
她站那儿，没动，过了两秒说：“你这孩子，大过年的。”
我说：“大过年的，坐下吃饺子。”
她坐下了。
缝纫机搁在堂屋西墙根，灯照着。窗外鞭炮一阵一阵的，屋里热气扑脸。刘桂兰吃了一个饺子，说：“这饺子咸了。”
我说：“咸了下回少放盐。”
她说：“下回你包。”
我说：“行，你教我。”
她说：“教，啥都教，教会你我就省心了。”
我吃着饺子，脚上穿着第八双千层底，鞋底里头啥也没塞，干干净净的。
我觉得这年过得不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