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乔穗是在纺织厂的澡堂里醒过来的。
热气腾腾，白茫茫一片。她坐在长凳上，手里捏着一块搓澡的灰色的的，搓了两下，忽然停住了。
这只手不对。
这只手年轻，指节细，虎口有薄茧，指甲缝里还有一点蓝色的机油——那是挡车工的手，是她二十四岁的手。
她抬起头。澡堂的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宣传画，画上一个女工举着拳头，下面一行字：大干一百天，向国庆献礼。
宣传画的角落里印着日期：一九八四年三月。
乔穗坐在那儿，很久没动。
旁边的女工招呼她：“乔穗，磨蹭啥呢？水都凉了。”
她“哎”了一声，机械地搓了两下，眼泪混着热气往下淌。
她死的那年，五十六岁。死在西北那个叫金川沟的家属院里，冬天，炕是凉的，煤炭凭票，她把煤省下来给孙子写作业用，自己盖三层被子焐着。临死前她想的最后一件事，不是苦，是一笔账——
一九八四年，她二十四岁，为随军办了停薪留职，后来干脆辞了职。 从那天起，她这辈子再没有过一分“进账”的凭据。丈夫顾北舟的抚恤金、遗属补助、她自己后来摆摊挣的零钱，加在一起，撑了三十年。
她不是死于穷。
她是死于“没有名分”。一个随军家属，在部队是个家属，回了原籍是个无业人员，在哪儿都不算个人物。她给部队缝了二十年被子，补了二十年军装，临了，账上没有她一个字。
澡堂的热水浇下来，乔穗睁开眼。
这一世，她把想做的事，在心里排了个序。
第一，工职，不能丢。
第二，搞钱，要紧。
第三——她想了想——恋爱的事，随缘吧。
二
乔穗的工职，前世是怎么丢的，这一世她记得清清楚楚。
那年四月，顾北舟探亲回来，两个人在厂宿舍的小屋里商量。顾北舟说：“穗穗，我调令下来了，去金川沟，管仓库。那地方在戈壁滩上，坐车三天。你要是愿意，办随军。”
前世的她，一分钟都没犹豫：“办。”
第二天就去找厂里。厂里的说法是：停薪留职可以，一年交厂里六十块管理费，最长三年，三年不回来，工职自动作废。
她当时想都没想就签了。
后来在金川沟，通信靠一个月一封信，三年很快过去，第三年年底，厂里来了一封信：工职作废。
她拿着那封信，在戈壁滩的风里站了很久。
这一世，她没有急。
顾北舟探亲回来，还是那间小屋，还是那句话。乔穗听完，给他倒了缸子热水，然后说了一句话：
“北舟，我跟你走。但工职我不辞。”
顾北舟愣了一下：“停薪留职？”
“停薪留职三年，三年以后还是作废。”乔穗说，“我想了个别的法子。你先别问，我去办，办成了告诉你。”
她第二天去了厂部，找的是厂办的王主任。王主任跟她是老熟人了——她挡车挡得 好，三年出了四次先进。
“王主任，我想请个长假。”乔穗说，“不是停薪留职，是咱们厂的‘援外借调’。”
王主任一愣：“啥援外借调？咱厂没有这个政策啊。”
“现在没有，可以创造。”乔穗把一张纸放在桌上。那是她昨晚写的一页纸，标题是《关于我厂选派技术工人支援西北三线被服生产并保留厂籍的报告》。
“王主任，您看。西北现在军垦被服厂缺熟练工，这是全国都知道的事。咱厂要是主动派人支援，一来是政治任务，光荣；二来，人还是咱厂的人，厂籍在，工龄连续，工资关系转过去，评先进提级别都占着。三年期满，人回来了，是咱厂支援过三线的老同志。”
王主任捏着那页纸，看了半天，抬头：“小乔，谁教你的？”
“没人教。”乔穗说，“我就是想，人要走，得走得有名分。名分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把路铺好了走出来的。”
报告打上去，厂里开会研究了一个礼拜。第五天，书记拍板：可以，作为厂里支援三线的名额上报，工资关系挂厂里，一年向厂里交一次思想汇报。
乔穗拿到了一张盖章的借调函。
那一年她二十四岁。她把那张纸看了很多遍，然后小心地夹进一本《毛选》第四卷的封皮里。
前世丢掉的东西，这一世，她第一件就找回来了。
三
五月，乔穗和顾北舟登记结婚。
没有酒席，两个人在国营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的合影，乔穗穿一件的确良白衬衫，顾北舟军装，两个人都笑得有点僵。
领证那天出来，顾北舟在台阶上站住，忽然说：“穗穗，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明白。”
“你说。”
“金川沟那个地方，”他顿了顿，“不是一般的苦。海拔两千七，一年里八个月烧炉子。水要到十五里外去拉。家属院一共十七户，都是家属，没有一个人有工作。你到了那儿……”
“我知道。”乔穗说，“我查过地图。金川沟，省地图上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去？”
乔穗看着他。这个人她前世跟了三十一年，话少，实在，牺牲的时候，是在执行任务的路上，连一句话都没留下。这一世，她看着他，心里很平静——不是不爱，是她这一世把很多事想明白了：感情这个东西，急不来，也催不得，日子长着呢。
“顾北舟，”她说，“我问你一个事，你老实答我。”
“你问。”
“前世——不对。”她差点说漏，改口，“我是说，往后这几十年，你打算在部队干到什么时候？”
顾北舟想了想：“能干多久干多久。部队培养一个仓库干部不容易，总得有人守着。”
“好。”乔穗点头，“那我陪着你守。但是北舟，我先说清楚我的打算。我到了那儿，要干活，要挣钱，要把家属院这十七户人家的日子盘活。我这个人，闲不住。你别管我，也别拦我。”
顾北舟看了她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我为什么要拦你？”
“部队上有规矩。”乔穗说，“家属搞副业，容易有人说闲话。”
“规矩是死的。”顾北舟说，“你是活的。再说——”他看了她一眼，“你今天跟厂里要名分的那股劲儿，我看见了。这样的媳妇，我拦不住，也不想拦。”
乔穗愣了一下。
这是这一世，顾北舟对她说的第一句“软话”。她说：“那行。咱们就说定，你守你的仓库，我搞我的生产。互不干涉。”
“好。”顾北舟说，“互不干涉。”
四
七月，乔穗随军到了金川沟。
火车坐了两天一夜，换汽车，又坐了一天。戈壁滩上的路是搓板路，车开过去，黄土漫天。到金川沟的时候是傍晚，天边一道火烧云，营地灰扑扑的，家属院在营地南边，一排土坯房，房前有十几棵白杨。
十七户家属，出来了十几个人看新媳妇。
乔穗下了车，第一件事不是找房，是转。
她围着家属院走了一圈，把家底摸了个大概：十七户，男的都是战士或者基层军官，女人里有四个识字的，有两个当过民办教师，一个是裁缝的女儿会做衣裳，其余的，都是农村出来的，会种地会养猪。
院后有六亩荒地，一直空着——不是不想种，是水远，浇不上。
院里有个空猪圈，塌了半边。
第二天，乔穗开了家属院的会。她把自己画的几张图钉在土墙上——那是她三天里画的：院子平面图、六亩地的高处低处、十五里外拉水的路线。
“婶子嫂子们，”她说，“我是新来的，按说轮不着我说话。但我看了一圈，咱们院有一个大问题，三个小问题。”
“大问题是：咱们没活儿干。没活儿干，就没收入。一个月就等男人那点津贴和汇款，攒不下，心里空。”
“三个小问题是：地荒着，猪圈塌着，人闲着。”
底下有人笑：“小乔，说的轻巧。这儿是戈壁滩，地浇不上水，猪没吃的，活儿——部队上又不让我们插手，上哪儿找活儿？”
“所以我说，得先解决一个问题。”乔穗指着图，“水。”
她的法子不新鲜，但在戈壁滩上，没人这么干过：在院子北边的高坡上，修一个蓄水池，拉水的车回来，先把水卸进池子，池子底下接陶管，管子埋在地下，利用高差，自流浇地。
“管子哪来？”有人问。
“我买。”乔穗说，“买旧水管，部队淘汰的，后勤处库房里堆着，五毛钱一米。再买一车水泥。这个钱，我先垫。”
“那地里的收成呢？万一绝收呢？”
“所以要分工。”乔穗把第二张图钉上去，“六亩地，四亩种土豆和萝卜——耐旱，好活；一亩种白菜；一亩育苗。谁出工，谁记账。记工的分法：一天一个工，男劳力两个工。年底收成，按工分，三七开——七成分给出工的，三成留作来年的本钱。”
她顿了顿，又补一句：“账我记，公开贴墙。谁觉得不对，随时查。”
有人嘀咕：“小乔媳妇，你这是要当队长啊。”
“不当队长。”乔穗说，“队长选，愿意跟我干的干，不愿意的自己过。我只有一个要求——”
她看了一圈：“谁跟我干，谁的工钱我当天结，一文不欠。”
五
蓄水池修了一个月。
乔穗垫了六十块钱——那是她全部的积蓄的一半。水池挖下去一米八，池壁用石头和水泥抹的。水管铺了四百米，埋在地下三十公分。
八月里第一场透雨，蓄水池接了半池水。九月，六亩地种上了。
浇第一遍水那天，全院的人都来看。水从高坡上的池子里，顺着埋在地下的管子，咕嘟咕嘟流进垄沟，漫过干了几十年的黄土。
土腥气腾起来，有个五十多岁的嫂子蹲在垄边，伸手摸着湿土，忽然就哭了。
“我家老刘守了这破仓库十一年，”她说，“我来了八年，八年啊，头一回看见这地是湿的。”
土豆出苗以后，乔穗办了第二件事：重修猪圈，买六只猪崽。
猪的吃食，她算过账：土豆秧、萝卜缨、泔水、外加六亩地的下脚料，一年一头猪能出两百斤肉。她定的规矩是：六头猪，四头按工分，两头是“公猪”——年底杀了，全院十七户，家家分肉过年。
十月，第三件事来了。
那天下大雪，团部的后勤协理员到家属院来，进门搓着手说：“各家注意了，入冬以前，团里要各户把往年的旧军装收一收，能补的补，团里统一送哨所。”
协理员随口说的一句话，乔穗听着，心里“咯噔”一下。
前世没有的念头，这一世冒出来了。
当天晚上，她去找了协理员。
“协理员，我想揽这个活。”她说，“全团的旧军装修补，还有新兵的棉被缝制，以后都交给家属院，行不行？”
协理员吓了一跳：“这个……这可不是小事。部队被装是有供应渠道的，库房有被服厂。你们是家属——”
“协理员，我说三件事。”乔穗说，“第一，被服厂的东西是好的，但送到金川沟来，运费贵，周期长。咱们补的是旧衣，缝的是被褥，这是零碎活，被服厂看不上，咱们看得上。”
“第二，哨所十二个，最远的离这儿九十里。送一批被装，来回一星期。要是咱们院常年备着一批缝好的被褥，哨所下来人换防，顺路拿走，随时有，不用等。”
“第三——”她看着协理员，“钱的事，您放心。我们不要现钱。我们跟团里立个协议：按件计酬，一件军装修补五分，一床被褥缝制两毛，钱走团里的生产补助科目，账目每季度公开，贴在团部。您看行不行？”
协理员盯着她看了半天，忽然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金川纺织厂借调的挡车工。”乔穗说，“干了七年，带过一个三十人的挡车班。”
协理员回去了。三天后，团里的批复下来了：同意试行，先补旧衣，账目公开，试行一季。
乔穗拿到批复那天，在家属院的土墙上，钉了第三张纸。
那张纸上写的是：缝纫组，今日开工。
六
缝纫组的头一台缝纫机，是乔穗的嫁妆——她娘给她陪嫁的一台蜜蜂牌，她从娘家带过来的。
第二台，是她拿积蓄买的旧机器，托人从县城捎来的。
第三台、第四台，是裁缝家的大婶出的——她家有两台。
四台机器，八个人，在一间腾出来的仓房里开工。
头一批活，是全团的旧衣修补。四百多件，堆在仓房里像座小山。乔穗把活拆成三道：拆补丁、缝补、熨平。她定的规矩照旧：按件计酬，当天结钱，做坏的自己拆了重做，不罚。
大婶——裁缝家的那位，姓马，人称马婶——第一天干完，数着手里的钱，愣了半天。
“小乔，”她说，“干这一件，五分。我一天干了三十件，一块五。这、这比我们老家挣工分强多了……”
“马婶，”乔穗说，“这只是个头。往后活多了，按件价还会涨。但有一条，咱们得立个规矩——质量。”
她拿起一件补好的军装，翻过来，指着补丁的边：“补丁的四周，要锁边，不锁边的，穿水洗三回就脱线。锁一寸边，多费一分钟，多挣厘，但人家穿三年不脱。咱们挣的不是这一分钟的钱，是人家穿三年的口碑。”
马婶听着，直点头。
一个月下来，四百件旧衣补完，团里验收，协理员翻检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比被服厂交的还齐整。”
当月，缝纫组分了钱。八个人，平均每人挣了二十七块——那年月，一个正式工人的月工资，也就四十来块。
家属院炸了锅。
有人把攒了一辈子的针线笸箩翻出来，有人连夜让男人去团里再问：“还有活吗？还有活吗？”
乔穗没有趁热打铁。她在墙上的工账旁边，又贴了一张纸。纸上写的是四条：
“一，接活量力，不赶工，赶工伤手伤眼。”
“二，伤手伤眼的，工分照记，药钱组里出。”
“三，组里添机器，公家出钱，机器是大家的。”
“四，挣了钱，先存一半。存钱的地方，用院里公用的木箱，两把锁，我和马婶各一把。”
有人问：“小乔，为什么存一半？”
“因为咱们挣的是部队的钱，也是天灾的钱。”乔穗说，“今年的土豆要是绝收，明年的活要是断了，存下的那一半，就是全院人的退路。做小买卖的人，手里必须有退路。”
七
第一年冬天，土豆收了。
四亩土豆，一共八千多斤。团里的食堂收了一半，其余的分了户，家家挖了地窖，存得满满当当。
腊月二十九，两头“公猪”宰了。全院分肉，一家七斤，另有一副猪下水和一盆猪血。夜里，家属院放了鞭炮，马婶家的男人还拉了手风琴。
大年初一，乔穗家里来了客人。
顾北舟带着团里的政委来了。
政委姓周，四十多岁，进门坐下，端着乔穗倒的热茶，看了她一会儿，说：“小乔同志，团里研究了一件事，想跟你商量。”
“您说。”
“你的缝纫组，干的活，团里都看在眼里。”周政委说，“现在有个更大的事。师里的后勤会议定了，明年要在各团搞‘家属生产’，金川沟是试点。团里的意思，让你牵头，办一个正经的‘家属被服加工点’——不是缝补，是做新被褥、新棉衣，做师里的定货。”
乔穗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
这不是她前世听说过的路。前世的金川沟家属院，十七户人家，就是看孩子、做饭、等男人回来。家属生产这个词，她是九十年代才在别处听说的。
“政委，”她问，“做新被服，料子谁出？机器谁出？场地呢？”
“料子，师后勤调拨。机器——”周政委顿了顿，“团里批五百块，再给你们协调一间库房。”
“人呢？”
“家属院的人，你挑。不够的，从附近牧民公社的家属里招。”周政委看着她，“小乔，我知道你有本事。但这活不好干——做的是军品，出一点错，就是责任事故。你敢不敢接？”
乔穗想了想，问了一个问题：“政委，做坏了怎么算？”
“做坏了，料钱你们赔，工钱不结。”
“行。”乔穗说，“那我有一个条件。做坏了，允许我们自己查。查清楚是手艺问题还是材料问题。是材料的，料钱我们赔一半——料是团里调拨的，我们不验料，出问题不能全算我们头上。”
周政委一愣，随即笑了：“好。就冲你这一句，批。”
他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小乔，我再问一句。你图什么？”
乔穗想了想，说了实话：“政委，我图名分。”
“名分？”
“我是随军家属，在部队是家属，回地方是无业人员。哪儿都算不上一号人物。”乔穗说，“可是马婶补一件衣裳，能挣五分钱；拉水的嫂子浇一回地，能记两个工。她们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东西，得有个名字，叫‘生产’，不叫‘帮衬’。政委，我图的就是这个。”
周政委看了她很久，忽然伸出手：“小乔同志，我明白了。往后团里全力支持你。”
八
家属被服加工点，第二年三月正式挂牌。
牌子是政委题的字，五个字：金川家属被服组。钉在仓房门口，白底黑字。
挂牌那天，乔穗把攒了半年的钱取出来，加上团里批的五百块，托人从省城买回六台缝纫机、两把裁剪刀、一台锁边机。
锁边机是关键。有锁边机，棉衣的边缘可以一次锁成，工序省了三道。
乔穗给加工点定了章程，一共八条，用毛笔抄了，贴在墙上。头三条是：
“一，军品质量，高于一切。每件必验，验三道。”
“二，工钱当日结，账目每周贴，每月一次全院对账。”
“三，不论是谁的媳妇，手艺面前，一个样。”
第一单活，是师里定的一千床被褥，一个月交货。
一千床被褥，听着吓人。乔穗把它拆开：一床被褥，分裁絮、缝壳、绗线、锁边、验五道。裁絮两道手，缝壳四道手，绗线两道手——每一道都定工时，每一道都记工。
她带十二个人，干了二十四天，一千床被褥，全数交齐。
师后勤来验货的军需助理，抽了三十床，拆开三床查棉絮，没查出一点毛病。他在验收单上写了一行字，后来被乔穗贴在了墙上，一贴十年：
“质量高于部分正规厂。”
那一季度，加工点结了工钱。十七户家属，人均四十七块。马婶家的老郑在团部门口碰见人就说：“我们家马婶挣得比我多！”
说这话时，他的腰杆挺得笔直。
乔穗没有飘。三月起，她开始做一件没人注意的事——记“料账”。
每一批棉絮、每一匹布进库，她都过秤、验色、记批号。她的理由写在账本扉页上：
“做活的人，先要知道料是什么。料好，活才能好；料不好，手艺再高也是白搭。验料，不是为了防谁，是为了心里有数。”
这份料账，三年以后，救了整个加工点。
不过那是后话了。那年春天，乔穗二十四岁，站在金川沟的戈壁滩上，看着身后挂了牌的仓房，和仓房里嗡嗡响的六台缝纫机，在心里盘了一笔账：
工职，保住了。
生产，开了张。
搞钱，上路了。
至于恋爱——
她看了一眼远处正在带新兵的顾北舟，心里说：不急，随缘吧。
九
加工点的第二单活，出事了。
那年六月，师里定了一千五百件棉大衣。料是师后勤调拨的：棉絮六十包，布料四十匹。
第一批棉絮进库那天，乔穗照例过秤验货。验到第九包，她的手停了。
她抓起一把棉絮，捻了捻，又对着光看了看。
“马婶，”她把棉絮递过去，“你摸摸。”
马婶接过来，捻了两下，眉头皱起来：“这不对。这是……这是再生棉。里头掺的短绒太多，还有一股子呛味。”
“包上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一级棉。”
乔穗把九包以后的棉絮全拆开验了。六十包里，二十六包是再生棉掺次棉，包装上的批号，是被人用牛皮纸重新贴过一层的——揭开牛皮纸，底下的原批号，写着“三等”。
她当天就去了团部，拿着样棉和两张批号纸。
协理员看完，脸沉了下来：“这事要是做出去，一千五百件棉衣，穿不到一个冬天就散。你确定要往上报？”
“我确定。”乔穗说，“协理员，这棉不是团里买的，是师后勤调拨的。往上报，是帮师里查自己人的事，可能得罪人。可不报——”
她把两张批号纸叠在一起。
“一千五百件棉衣，穿在十二个哨所的战士身上。金川沟的冬天，零下三十度。棉衣不暖，那不是质量问题，是冻人。”
报上去了。
师里查了半个月，结果下来：师后勤仓库的一个保管员和一个采购员，里外勾结，把一级棉换成再生棉，差价倒卖，涉案金额四千多块。两个人处理了，师里通报全区。
那一千五百件棉衣，师里重新调拨了棉絮。
事平了以后，周政委单独找乔穗谈了一次。
“小乔，”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人在我这儿说了你不少话。说你出风头，说你爱告状，说一个随军家属，管得太宽。”
“我知道。”乔穗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管？”
乔穗想了想，说：“政委，我给您算一笔账。加工点的工友，现在二十六个人。要是这次不报，棉衣出了事，责任在料，可外头人不知道，人家只说‘金川家属做的被服不行’。这一个名，我们二十六个人，十年都洗不白。”
她抬起头。
“我护的不是我自己的名。是这二十六个人一针一线挣出来的名。谁碰这个名，我就跟谁把账算到底。”
周政委看着她，忽然笑了：“行了，我明白。那些话，我给你挡着。你只管干你的。”
十
这一年年底，乔穗二十一……不对，她二十五岁。加工点全年结余两千一百块，是师里所有家属生产单位的头一名。
师里发了一面奖旗，全师的家属代表来金川沟参观。
参观那天，另一个团的家属队长问乔穗：“你们这儿的女工，怎么一个个干活都不糊弄？我们那儿，管得紧点就干，一转身就磨洋工。”
乔穗想了想，指着墙上的工账：“我们的法子，全在墙上。就一句话——”
“哪句？”
“当天的工，当天结。”乔穗说，“还有一句：质量是自己的名。”
“就这？没别的？”
“还有一条，别的队不容易学到。”乔穗说，“我们的账，是全公开的。工友自己查，家属也查，团里的纪检也查。人心里没有疑影，手底下才有准头。你们那儿的队，账敢不敢公开？”
那队长不说话了。
参观的人走后，马婶凑过来，压低声音：“小乔，我跟你说个事。我听团里的人说，师里可能在议——要不要把你调到师后勤去，正式进编制。”
乔穗愣了一下。
调去师后勤，意味着正式编制、干部待遇——在八十年代，这是一步登天。
“你怎么想？”马婶问。
乔穗看着墙上那面奖旗，想了很久。
“马婶，”她说，“我想留下来。”
“留下来？你疯了？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事！”
“马婶，你听我说。”乔穗搬了个凳子坐下，“调去师后勤，我坐办公室，一个月挣八十块，管的是表格。留下来，我挣三十块，管的是二十六个姐妹、六台机器、六亩地和六头猪。”
“可那边是干部啊！”
“干部的名字大，事小。”乔穗说，“我在这里的名字小，事大。马婶，我这一辈子——我是说，人这一辈子，能亲手把一样东西从没有做成有，比什么都值钱。这个加工点，从四台机器到今天，每一台缝纫机我看着进来的，每一个工友我看着长大的。我舍不得。”
她说完，自己愣了一下。
因为前世的她，没有这个“舍不得”——前世没有加工点，前世她在这个院里做了三十年“帮衬”。
马婶看着她，忽然叹了口气：“小乔，你这心思，不像个二十来岁的。”
“不像吗？”
“不像。”马婶说，“像个活了两辈子的。”
乔穗笑了，没接话。
十一
顾北舟探亲，是第二年夏天。
他一进院子就觉出不对——院子变了。墙根下码着整齐的煤砖，晾衣绳上晾的不是军装是布料，屋里多了一张大桌子，桌上摊着裁片和尺子。
“你这是……”他放下包，“把家改车间了？”
“车间在仓房。”乔穗正在锁边机上踩着，头也不抬，“这是我的验活台。”
顾北舟站在她身后，看了半天。锁边机哒哒哒地响，布边走得笔直。
“穗穗。”他忽然说。
“嗯？”
“你看我一眼。”
乔穗从机器上抬起头。顾北舟站在那儿，晒黑了，也瘦了，眉眼间有一种她前世熟悉的疲惫。
“怎么了你？”她关了机器。
“我调令下来了。”顾北舟说，“要往西，调去红柳哨。那里更远，不通车，一年能回来一趟就不错。你可以不跟着去——团里说了，随军家属可以留驻在金川沟。”
屋里静了下来。
前世的这一段，乔穗记得。前世也是这个时候，也是这个调令，她二话没说，收拾了行李跟着走，在红柳哨又熬了八年。那里连家属院都没有，她和另外三个家属挤在半间库房改的屋里，做不了任何生产，白天捡牛粪，晚上数星星。
“红柳哨，”她慢慢地说，“有几个家属？”
“加你，四个。”顾北舟说，“那里不需要生产。那里连人都不多。”
乔穗低下头，看着桌上摊着的裁片。她这大半年，刚刚把一样东西从没有做成有。刚有。
“北舟，”她抬起头，“我不去红柳哨。”
顾北舟的眉头动了一下，没说话。
“你别急着说话，听我讲完。”乔穗站起来，“红柳哨不需要家属。我去了，就是你多背的一袋面，你每个月要分心照顾我。你在那儿要管的是仓库、是哨所、是十二个兵。我跟着去，是给你添负担。”
“可我是你男人。”
“我知道。”乔穗说，“正因为你是，我才不去。北舟，我跟你算笔账。我留在金川沟，加工点一年能挣两千多，能供咱们家，还能给哨所常年备被装——你不是老说，红柳哨的棉衣换得最慢吗？我让它一年换两次。”
“我把日子在这儿扎住。你在前面守。这叫互不干涉，咱们结婚那天说好的。”
顾北舟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
窗外的白杨叶子哗哗地响。
“穗穗。”他终于开口，声音有点哑，“我前世——我是说，我这辈子遇到的人里，你是最让我服气的。”
他停了一下，又说：“好。你留在这儿。我每个月给你写一封信，信里不许谈感情，只汇报工作。”
“为啥不许谈感情？”
“因为谈了，你会分心搞钱。”顾北舟面无表情地说，“等我调回来再谈。”
乔穗愣了三秒，笑出了声。
十二
信，一封一封地来。
乔穗把信都收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一个月拆一封，按着日期，一天不差。
信里果然不谈感情。说的是：红柳哨的雪；是哨所的羊圈要加固；是战备物资的码放新规；是他带着兵在戈壁上种活了两排杨树。
偶尔在信的末尾，多一句：
“金川沟的土豆今年如何？听老郑说，你们的萝卜腌得比团部食堂的好。下一批哨所换防，想带两坛。”
乔穗就真的腌两坛，托换防的车带上去。
第二年，信里多了一句：“兵们说，金川的被褥，盖上不像部队的，像家的。不许骄傲。”
第三年，信上说：“我在红柳哨待了两年零一个月。我数过，我们一共通了二十九封信。你回信总是晚三天。我问过邮车，邮车说金川沟的邮路没问题。穗穗，你回信为什么晚？”
乔穗看着这句，笑了。
她提笔回：“因为我要先把当月的账对完。账不平，睡不安稳；账平了，才有心情想你。顾北舟同志，搞钱要紧，恋爱随缘——你是知道的。”
那封信寄出去，第二个月，回信来了。信里夹着一样东西：一张纸，纸上是工工整整的三个字。
不是情话。
是“对完账”。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我等。”
乔穗把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夹进了她的账本里——夹在扉页，和《毛选》里那张借调函，隔着两本书。
十三
加工点办到第四年，出了一场真正的危机。
那年秋天，上级来了新精神：全军整顿生产经营，“家属办厂”属于清理范围，一律停办，人员遣散，机器入库存放。
文件到团里那天，加工点的二十六个人，全聚在仓房里，没人说话。
马婶先开的口，声音发抖：“这……这是说，咱们又得回家看孩子去了？”
有人说哭腔了：“我这工钱还没存够给我闺女交学费……”
乔穗站在人群外，没说话。她在想前世——前世没有加工点，所以前世没有这场危机。这一世的东西，是她凭空造出来的，造出来的东西，就要自己负责收场。
那天夜里，她在灯下写了三个小时，写了一份材料，标题是《关于金川家属被服加工点转为地方集体企业的申请》。
第二天，她揣着材料去了县里。
县二轻局的局长姓吴，五十来岁，听完她的陈述，翻了翻材料，问：“小乔同志，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部队的家属生产，是部队的事；转地方企业，是地方的事。这里头的编制、资产、归属，桩桩件件都是难题。你一个家属，怎么管得过来？”
“吴局长，我不是一个人在管。”乔穗说，“我身后有二十六个工友、一个团政委、一面奖旗，和四年的账。”
她把账本放在桌上。
“四年的账，笔笔清楚。资产六台机器加一间仓房，折价一千八百块。我们的申请只有三条：第一，机器和仓房折价，由加工点工人集资赎买，产权归集体；第二，转成县属集体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第一年不上缴利润，从第二年起按集体企业标准缴；第三，工人身份转为县属集体工，工龄连续算。”
吴局长看了账本很久。
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小乔，你说实话。这转成地方了，部队的活还接不接？”
“接。”乔穗说，“军品是咱们的本行，也是咱们的名。军地分开的是产权，分开不了手艺。往后部队的单子，按地方协作价走合同，钱走银行，票走税务——比从前更清楚。”
吴局长合上账本，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最后伸出手：
“我批。但你记住，小乔——转成地方企业，就没有团里兜底了。亏了，是你自己扛。”
“我知道。”乔穗握住那只手，“吴局长，我干了这些年，就明白一件事：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有账。”
十四
一九八八年五月，“金川沟服装厂”正式挂牌。
牌子换了，从“部队家属被服加工点”换成“县属集体企业”。资产，是二十六个工友凑的三千六百块集资赎买的；工人，全部转了县属集体工身份——包括那个只会锁边、别的都不会的哑女小杏，和五十一岁、谁都说该退休了的马婶。
马婶拿到工作证那天，戴着老花镜，把“金川沟服装厂 工人 马秀兰”那一行看了几十遍，然后把工作证用一块新手帕包了三层，塞进贴身的衣兜里。
“小乔，”她说，“我做了四十年针线，今儿头一回，是‘工人’。”
挂牌以后，厂子接的头一批单子，是地方的：县百货的工装、中学的校服、牧业社的皮袄改棉袍。
生意不愁。愁的是三件事：电、水、料。
电，是县里的电压不稳，锁边机三天两头停。乔穗申请了一台柴油发电机，二轻局批了。
水，是井水硬，洗布发黄。乔穗带人打了一眼新井，又架了滤池。
料，最难。国营的布匹有指标，指标拿不到，就只能买议价棉——议价棉的价，是平价的近两倍。
乔穗在料上做了一个决定：全厂立“双轨账”。
“平价料做的活，走军品和计划内订货；议价料做的活，走市场订货，定价里明写‘议价料’三个字。”她在全厂会上说，“不许拿议价料冒充平价做军品——哪怕一寸布。这是咱们的命根子。”
有人嘀咕：“乔厂长，议价料成本高，市场订货卖不上价，咱们不亏吗？”
“短一年，亏。”乔穗说，“长十年，赚。买咱们货的人，头一年图便宜，第二三年，认的是牌子。牌子怎么来的？就是别人都掺的时候，你不掺。”
这一年年底，厂里头一回盘账：总产值十一万，纯利八千。
八千块，二十七个工人分，人均不到三百。可全厂没一个人嫌少——因为工资一分没欠，而且，账是全公开的，每一笔都摆在明处。
散会的时候，马婶拉着乔穗，指着账板上的最后一行问：“小乔，这行‘公积’是什么？”
“公积金。”乔穗说，“从今年起，利润的十分之一，不许分，存起来。”
“存着做什么？”
“存着买地、盖房、添机器。”乔穗看着账板，慢慢地说，“马婶，好日子不会一直有，坏日子也不会一直有。公积存厚了，坏日子来的时候，咱们厂就能自己扛过去，不用看任何人的脸。”
十五
一九八九年春天，顾北舟转业了。
他在部队待了十六年，从战士到连长，最后是金川沟仓库的副主任。转业安置，县里给了他两个选择：县武装部，或者县里的一个国营公司。
他选了武装部，坐办公室，一个月六十四块。
回家那天，他进门，把包放下，环顾这个家——家还是那个家，但墙边多了一排柜子，柜子里码着厂里的账册。他看了半天，说了第一句话：
“穗穗，我现在回家了。家里的活，我能干什么？”
乔穗正在核账，闻言抬起头，看着他。
这个人她等了三年零一个月。他黑了，鬓角有几根白的，站姿还是部队的站姿，笔直。
“顾北舟，”她说，“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问。”
“你转业，是想着回家养老，还是想着接着干？”
顾北舟愣了一下：“我三十九，养老太早了。”
“好。”乔穗合上账本，“那我问第二个。县里那个国营公司，你去不去？”
“我没去。”
“为什么？”
顾北舟想了想，说：“管仓库十六年，管的是物资的账。公司的账，我看了两眼，水太深，我搅不动，也不想学。”
乔穗站起来，从柜子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那你看看这个。”
顾北舟拿起来看。文件抬头是：《金川沟服装厂扩建计划》。里面有几页：新建车间一座，添电动裁床一台、高速缝纫机二十台；再往后的三五年，要拿下一个地区的劳保用品市场。
计划的最后一页，是资金表：现有公积一万四千块，缺口两万。
“你什么意思？”他问。
“两万块，我不打算全靠贷款。”乔穗说，“我想找一个股东。这个股东，要懂物资、懂保管、懂运输路线、懂怎么跟三线单位打交道——这些，你在部队练了十六年。”
顾北舟看着那份计划，忽然笑了：“乔厂长，你这是让我入伙？”
“是合伙。”乔穗说，“丑话说前头。第一，厂是集体的，你不是厂长，你要干的是‘储运股’，管料、管库、管车，工资按股分红另算；第二，厂里的账，你的账和公家的账，一分钱都得分清；第三——”
她看着他，把最后一条说完：“第三，咱们俩的事，我一直没跟你正式谈过。今天你要入伙，我把这条也摆到桌面上：我对你，不是没心思。但我这个人，搞钱要紧，恋爱随缘。你如果等得，咱们就慢慢处；你如果等不得——”
“我等。”顾北舟打断她。
他回答得太快，快得乔穗愣住了。
“我等了三年零一个月了。”他说，声音很平，“我在红柳哨数过，咱们一共通了三十六封信。你的每一封，都是先对完账才写的。乔穗，我这个人，守了十六年仓库，最有耐心的就是这个——等账平。”
他顿了顿，又补一句：“入伙。三条我都认。但是我也有一条。”
“你说。”
“入了伙，我就是你的人了。”顾北舟面无表情地说，“从今天起，我的工资卡，上交。”
乔穗"噗"地笑出来。
十六
储运股成立的第一件事，是乔穗和顾北舟一起跑了一趟三线。
红柳哨——顾北舟守了三年的地方——如今归了另一个分区管。那年冬天，那边的物资补给出过一次事故：一车过冬棉衣，在半路冻了七天，送到的时候，整车的布料冻脆了，一抖就裂。
分区在追查责任，四个单位踢皮球，追了半年没有结果。
乔穗听说这事，做了一个决定：金川沟服装厂，主动把红柳哨一线十二个哨所的被装储运，承包下来。
这一步，全厂都反对。马婶第一个急：“小乔！那是别人躲都躲不及的烂摊子！接它做什么？”
“马婶，你听我说。”乔穗在全厂会上说，“红柳哨那个单子，一年三千件被装，金额不大。但十二个哨所的储运，全地区没有一个单位敢接——为什么？因为路远、天冷、责任重，出了事说不清。”
“可正因为没人敢接，接下的就是独家。独家生意，不是靠抢的，是靠别人不敢要的。”
“更重要的是，”她说，“那边冻坏的这批货，责任到现在没查清。咱们接手，头一件事就是帮分区把这车货查清楚。查清了，咱们在全区物资储运的名就立住了。这个名，比三千件被装值钱十倍。”
她带着顾北舟和两个工人，去了一趟红柳哨。
查那车冻坏的棉衣，查了九天。
顾北舟管仓库出身，专管现场：运输日志、交接单、押运员的手印、沿途三个兵站的气温记录，一页页翻。乔穗管料：冻裂的布，她取样十二块，回去做“回软试验”——冻过的布用盐水回软，能回得来的是“冷脆”，回不来的，是布本身浆料就有问题。
九天后，结果出来了：车是好的，路是通的，运费单上“保温篷布租赁费”交了，可兵站的出库记录上，根本没有篷布出库的号——这车货，是一路裸奔的。押运的那个人，把篷布的租赁费揣了自己腰包。
证据链齐了。分区处理了人，补了损失。
回来的路上，顾北舟开着车，忽然说：“穗穗，我发现一件事。”
“什么？”
“你查案的样子，跟守仓库一个样。”他说，“守仓库的人，盯的就是每一笔‘有没有’。你在查的是每一笔‘对不对’。”
“一样。”乔穗看着窗外的戈壁，“物资不管在哪儿，账都得对。账对了，天下太平；账不对——”
她回头看了他一眼：“账不对，我就睡不着。”
顾北舟从后视镜里看她，忽然说：“这回你不怕我分心了？”
“为啥？”
“因为从今天起，”他说，“咱们俩，盯的是同一本账。”
十七
一九九〇年，金川沟服装厂的区域劳保市场，站住了。
站住脚的关键一战，是全地区煤矿的劳保手套。
那年煤矿系统统一采购劳保用品，全地区十四个矿，一年十二万双手套。这个单子，省里的国营厂看不上——量碎、利薄、要送货到矿；南方来的小厂做不了——要接得住十四个矿的连续订单，得有仓库、有车队、有随时补货的本事。
金川沟服装厂两头都占：乔穗有厂，顾北舟有储运。
他们给煤矿立了一个规矩，叫“四十八小时”：
“哪个矿手套告急，打电话，四十八小时之内，货到井下口。迟一小时，罚当批货款的百分之一。”
顾北舟在地区的中转仓里，常年备着八千双手套的库存。矿上的需求是有节奏的——掘进面一进尺，手套就费——他按每个矿的月产量，给每个矿做了一张消耗曲线表，提前半个月备货。
第一年下来，十四个矿，四十八小时履约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二。那没到的百分之零点八，是三月份一场沙暴，路断了两天——顾北舟派人雇了骆驼队，把六百双手套送进了矿。
矿区的人服了。
那一年，厂子的产值破了三十万。工人从二十七人涨到六十人，新招的三十三个，全是附近公社的妇女。
也是那一年，乔穗和顾北舟把婚事办了。
没有仪式。两个人去县里照了一张相，回来在家里摆了两桌，一桌是厂里的骨干，一桌是团里的老战友。马婶带着几个老姐妹，把一床全厂女工凑了工时缝的缎面被，抬进了洞房——被面上绣的是六亩土豆地和一排白杨，是当年家属院的地，一针一线绣了一个月。
晚上，顾北舟看着那床被子，看了很久。
“穗穗，”他忽然说，“我以前觉得，咱们这个是搭伙过日子。”
“现在呢？”
“现在觉得，”他说，“是过日子的人，碰上对的人了。”
乔穗正在核账——她夜里也要对账，这是老习惯了。她闻言，笔停了一下。
然后她把账本合上，难得地，把台灯关了。
“顾北舟，”她说，“对账结束。今天起，随缘的部分，开始。”
十八
一九九二年，南边的事，全中国都知道了。
县里的报纸头版，连着登了一个月的讲话。厂里开会学习，念文件的干部念到“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的时候，底下的工人们面面相觑。
会后，乔穗把全厂中层留下来，开了一个会。会上她只问了一个问题：
“都听懂了什么？”
没人敢先说。马婶——她已经五十多了，是厂里资历最老的——磕了磕烟袋锅，说：“听懂了，让干。”
“对，让干。”乔穗说，“但是往哪儿干，怎么干，没人给咱们划道道了。从今往后，路得自己找。我今晚叫大家来，就说一件事——”
她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变卖了家当。
底下人吓一跳。
“我没写错。”乔穗说，“厂里现在的家当——两台老锁边机、两台八成新的平缝机、还有咱们那台老发电机——全是八六年以前置办的，效率低，耗电高，修了三回。我盘过了，这五样，折价能卖七千块。”
“卖了买什么？”
“买新的。”乔穗说，“南边的设备现在便宜——广东那边有一批台资厂撤走的二手机，八成新，价是国产新机的一半。我跟顾北舟算过，七千块卖了旧机，再添一万八的公积，能换回来六台高速平缝机、两台新锁边机、一台自动裁床。产能翻一倍不止。”
“可是……卖了旧的，万一新的买不来呢？”
“买不来，我把我的分红赔给厂里。”乔穗说，“但这一步必须走。为什么？我给大家念一个数——”
她翻开自己的账本：“今年前半年，咱们厂的人均日产，是四点二件。国营大厂，人均八件。南方新开的私营厂，人均十二件。咱们六十个工人，靠四点二件的日产，明年就要被淘汰。不是淘汰给别人看，是淘汰给自己看——订单会跑到人家手里去。”
会场静了很久。
最后是顾北舟站起来，说了话。他话少，但今天他站在黑板旁边，说了三句：
“我是管储运的。我只说物资的事——南边那批二手机，我已经托人看了货，六台，实价一万六，比乔厂长估的还低两千。”
“第二句，运输的事，我来。”
“第三句，”他看了一眼乔穗，“她说赔，赔不着。因为账我看过，这一步，走得起。”
那一年年底，六台新机器进了厂。
一九九三年，金川沟服装厂的人均日产，从四点二件，涨到了九件半。
十九
一九九六年，厂子经历了一场真正的生死关。
那年国家的政策下来了：军办企业一律脱钩，部队、武警系统的经营性企业，限期移交或撤销。文件里的名单上，赫然有“金川沟服装厂”的名字——因为厂子的前身，是部队的家属加工点，档案上一直挂着“军办”。
消息传来，厂里人心惶惶。有人打听了：“军办企业脱钩，工人身份要重算，公积金要清查，厂子要么移交地方，要么关停。咱们这种靠军品单子吃了一半饭的，一脱钩，军品的活就断了，一半的产值没了。”
那半个月，厂里走了七个工人。
乔穗没拦。她只对走的人说了一句话：“走了的，工龄一分不少，介绍信我亲自写。想回来的，厂门开着。”
夜里，她和顾北舟在灯下，把厂里十六年的账，从头翻了一遍。
翻到后半夜，乔穗忽然停住，指着账本上的一页。
“北舟，你看。”
顾北舟凑过去。那是一九九四年的一页账，记的是一笔不起眼的收入：“县职业中学，代培缝纫工，四十人，收入三千二百块。”
从九四年起，厂子每年都办两期培训班，教附近公社的妇女缝纫，收一点象征性的学费。四年下来，代培了一百一十人。这一项，在账上从来都是“零头”，没人当回事。
“你发现了什么？”顾北舟问。
“我发现咱们有一条腿，早就长出来了。”乔穗说，“军品的单子，是咱们的一条腿。可这四年，培训、代工、劳保、校服——地方的业务，已经占了咱们产值的六成。军办脱钩，断了的是那条腿上的绳，不是腿。”
她合上账，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
“明天的全厂会，我说三句话。”她说，“第一句：脱钩不是死，是户口落定——从今天起，咱们不是‘部队的’，是‘地方的’，是‘自己的’，这四个字，比什么身份都硬。”
“第二句：军品的活，照接。脱钩了，就跟分区签民品协作合同，明码标价，凭手艺吃饭。部队的东西，咱做了十六年，谁做得过咱们？”
“第三句——”
她想了想，说：“第三句，把培训班扩办。一年四期，一期五十人。学费照旧，象征性收。咱们厂这十六年，从二十六个人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当年那批‘没人要的家属’，人人有一门手艺。往后，这份手艺，接着往外传。”
脱钩的事，年底顺利办结。厂子改了名，叫“金川服装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清清楚楚：公积股、工龄股、集资股，每一股都在墙上贴着，谁名下多少，一笔一笔。
那天散会后，马婶——她已经正式退休了，返聘在质检股——拉着乔穗在院子里晒太阳，忽然说：
“小乔，你还记不记得，八四年你刚来，说的一句话？”
“哪句？”
“你说，‘咱们不是绣得慢，是绣得笨’。”马婶眯着眼笑，“那时候我就想，这新媳妇，口气真大。现在我一想——十二年了，你说的话，一句一句，全做到了。”
二十
一九九八年，厂子过了最大的一个坎，也遇上了最大的一次机会。
那一年夏天，南方发大水。全国的抗洪救灾，西北的部队抽调了一批官兵南下。金川分区在名单上。
分区后勤来找乔穗的时候，是七月底，天热得像下火。
“乔总，”来的人满头汗，“分区要出一支抢险队，四百人，三天后开拔。被装那一块，师里的被服厂说至少要二十天。分区问……你们能不能十天？”
乔穗放下电话，立刻召开全厂会。
她只讲了五分钟：“四百人的抢险被装，是救命的活。十天，能干。但是丑话说前头——这是义务工，只保本钱，不挣一分利。”
底下没人有异议。散会后，全厂七十二个工人，一个都没走。
那十天，厂里三班倒。乔穗守在生产线上，顾北舟守在储运上——八千件被装，分四批，一批一批跟着军列南下。
第十一天凌晨，最后一批货发出。乔穗站在库房门口，天边刚刚发白，顾北舟从铁路上赶回来，两个人在门口坐下来，一人一瓶汽水，谁都没说话。
汽水喝完，乔穗说了这一天里的第一句话：“北舟，你记不记得八四年，咱们刚到金川沟，你问我图什么？”
“记得。你说你图名分。”
“现在呢？”
顾北舟想了想：“现在我知道了。你不是图名分。你是图——这世上的账，得有人认认真真地算。”
那年九月，抗洪结束。分区给厂里送来一面锦旗，还有一封信。信是参加抢险的一个班长写的，他叫什么没人知道，信里就一段话：
“我们连在江堤上守了四十天，睡的是你们厂做的被子。被子不潮、不板、不钻絮。堤上换了三回班，人人都说，这被子盖着，像家里的。”
乔穗把这封信裱起来，挂在厂史室——厂史室是那一年建的，就一间屋，墙上挂着：八四年的借调函、八五年的团批复、八八年的集体工工作证（复印件）、九二年的设备清单、还有那面师里发的奖旗。
厂史室最显眼的位置，挂的是一本翻旧了的账本。
账本扉页上，是乔穗自己写的一行字：
“做活的人，先要知道料是什么。”
二十一
二〇〇〇年，乔穗四十岁。她做了一个决定：退居二线，把厂长的位子交出来。
接班的人，不是顾北舟，是两个人：一个叫沈青，三十四岁，是厂里从挡车工干上来的生产副厂长；另一个叫马小娟，二十八岁，是马婶的孙女，学纺织专业毕业，管财务。
交班那天，她只交代了三件事。
“第一件，”她说，“咱们的厂，是工人的厂。股份在墙上贴着，一年一亮，谁也别想改成自己的。这一条，写进了章程，谁改章程，谁滚蛋。”
“第二件，双轨账的传统不能丢——平价料走军品，议价料走市场，明码标价。哪一天有人想掺，就是砸全厂的锅。”
“第三件——”她想了想，“培训班，接着办。一年四期。这是咱们厂的根。”
沈青问：“乔厂长，您退下来，做什么去？”
乔穗想了想，笑了：“我还有一件事，欠了很多年了。”
二十二
欠了很多年的事，是二〇〇三年办成的。
那一年，省妇联批了一个项目：全省随军家属就业帮扶工程。牵头人，省里点名要一个人——金川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老厂长，乔穗。
项目办起来以后，乔穗跑遍了全省的军营家属院。她带去的东西，是她攒了二十年的三本册子：
一本《家属生产工作手册》：从蓄水池怎么修，到被服合作社怎么记账，到“家属工厂转地方”的政策怎么跑，一步一步，一条一条。
一本《随军家属就业案例集》：一百零四个案例，是她两年里一个一个家属院走访记下来的——有成功开缝纫社的，有搞养殖赔了本又爬起来的，有学裁剪进了县厂当了班组长的，也有四十几岁从头学认字的。
第三本最薄，只有十二页，是她自己写的，题目叫《给随军姐妹的十二句话》。
十二句话，第一句是：“别等。等，是随军家属最容易得的一种病。”
最后一句是：“搞钱要紧——因为手里有钱，心里有底；恋爱随缘——因为对的人，不催也会来。这两句是我这一辈子的话，送给大家。”
这个项目办了五年。五年里，全省办起了三十七个“军嫂生产合作社”，两千多个随军家属，第一次在自己名下，有了“收入”两个字。
二〇〇八年，乔穗六十二岁，正式退休。
退休那天，顾北舟——他也退休五年了，在县里关工委发挥余热——开着那辆跟了他们十年的旧吉普，来接她回家。
车上，乔穗抱着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是三十六封写了二十多年的信，和一张夹在账本扉页里的纸条。纸条上，是当年那个面无表情的仓库干部写的三个字：
“对完账。”
车开在戈壁公路上，路两边是白杨——八四年栽下的那两排，如今已经一抱粗，哗哗地响。
“北舟，”乔穗忽然说，“你说，咱们这辈子，算不算把日子过明白了？”
顾北舟开着车，想了想，说：“不算。”
“怎么不算？”
“没算明白的账还有一笔。”他说，面无表情地看着路，“咱们的婚龄，账上是二十年。可我等你，从八四年算起，等了四年。这四年，要不要补个说法？”
乔穗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
“要补。怎么补，随缘。”
她看着窗外的白杨，忽然笑了。
“不过北舟，我提前透个底——”她说，“这个缘，我随定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