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开门，门槛外头搁着一只桶。倒扣着，桶口朝地，桶底朝天。
桶底一圈白，是水锈。我们家出的桶，桶底都有这么一圈，用三年必起。
我认得那圈白。那是我爹的手法，收口比别家紧半寸。我爹叫崔老桶，走了三十年。
我把桶翻过来。桶口糊着一张封纸，纸黄了，纸上一个“崔”字，墨写的，笔脚往下拖。
桶是空的。我提起来，手上一轻。晃一晃，里头有水声。我做桶三十年，铺子开在虫市南头，门脸三尺，招牌四个字：同顺桶铺。
这一行有三条规矩。
头一条，新桶不问装什么，旧桶回来，我得自己开箍看一眼。
第二条，箍只三道。三道箍的桶认水，四道箍的桶认别的。
第三条，倒出来的水不喝，倒出来的东西不留。
这三条是我爹立的。他走那年我十九，铺子交到我手上，就交了这三句。
虫市在北边，一条河从西边绕过来，水浑，带沙。井水得澄，澄水得有好桶。
我做的桶不漏，不串味。挑水的、腌菜的、沤肥的、装虫浆的，都上我这儿来。
一天做两只，一只工钱二十三文。屋里常年堆着板子，桐油味压在梁上，出门一身的木头气。
我婆娘阿英在里屋缝桶耳上的麻绳，一天缝四十根。我蹲在门口看了半晌。
封纸是我爹的习惯。桶交出门，桶口糊一张，写一个姓。桶口封上，路上干净。这话他讲了一辈子。
三十年了，谁家还留着一只我们家出的桶，桶口还封着。我把桶提进里屋，先不开。
不是不敢。是这东西的分量不对。空桶我一只手能提三尺高。这一只提起来，像提一顶草帽。
桶是杉木的，三道铁箍，桶帮厚五分，底板一斤二两。这样的空桶，该有八斤。
这一只，也就四斤出头。可它晃起来，有水。阿英把手里的麻绳放下。
“谁家的。”
“不知道。搁在门口。”
“别开。”
她没说为什么。她跟我过了二十七年，见过两回怪事。一回是我爹的桶从河里自己漂回来。一回是那年虫棚里的虫一夜全不叫。
“旧桶回来得开箍看一眼。这是头一条。”我把扁铲搁到案板上。
她没再拦。我先提这只桶去井边打水。井在南头第二巷，井台青石，绳槽磨得发亮。我把水提满，桶口的水皮鼓起来，一晃就洒。
提回铺子，还是轻。我把手伸进水里。水凉。指头在水里搅一圈，水跟着转，桶底有一点沉东西，被水推着滚了半圈。
我把它捞出来。一枚铜牌。指头宽，边磨圆了，正面一个字：十七。背面一个记号，像三道横。
虫市的旧市牌。三十年前，虫市每个人腰上挂一块，进斗虫场要验。后来换成纸票，铜牌都收了。
收回去的铜牌，全熔了。我把铜牌捏在掌心，屋里静得能听见梁上的灰往下掉。
桶里还有响。
不是水响。水晃是“哗”，这一声是“嗒”。
像有人在里头，用指甲轻轻碰了一下桶壁。阿英把麻绳往笸箩里一丢，站起来走进灶间，点了火。
火折子擦了两下才着。
第二天一早我把桶搬到院子里，日头还没上到墙头。桶箍三道，铁打的。头一道在桶口下两寸，第二道在腰上，第三道离底五寸。
箍面起了一层黑锈，锈里有细麻点。我拿扁铲敲，声音是实的。三道箍都紧。
三十年没松，这不对。铁箍箍木头，木头干、木头缩，箍必松。除非有人年年紧它。
我先开第三道。
铁箍一脱，桶帮“啪”地回了一口气，木缝里冒出一线浑水。
我把桶斜过来。水往地上淌，淌到砖缝里，清得能看见泥底。大半桶。水淌完了，桶还响。
我把桶口朝下，轻轻一磕。掉出来三样：一小把湿沙，两根断麻线，还有一片薄东西，指甲盖大，看着像鱼鳞。
捏一捏，是硬的。太阳底下透出一点青。我拿指甲刮了一下，刮不动。
这不是鱼鳞。虫市的人认得这个，是虫蜕上剥下来的老甲。我们叫甲片。
老辈人说，虫蜕三回，甲就厚三分。蜕下来的甲片，埋进土里沤不烂，扔进灶里烧不化。
倒出来的东西不能留在桶里。我拿纸把甲片包起来，塞进围腰口袋。我用一片纸把它包起来，塞进围腰口袋。
桶帮靠底的位置，两个墨字，被水泡得只剩骨：范记。
范记不在虫市。范记在镇东十里，范家渡那块。做桶的老辈子四家，我们崔家，镇西韩家，镇南宫家，范家渡范家。
四家各有记号。崔家认“水”，韩家认“井”，宫家认“月”，范家认“渡”。
我爹在时说过，范家的桶做得最厚，箍得最死，死得不服水。我这一行，做的是杉木桶。
杉木轻，耐水，不吸味。一只桶要四块帮板、一块底板、九根竹钉、三道铁箍。
帮板得按年轮对着扣，扣反了，桶就扭。底板要取靠心的那一块，靠心不裂。
上箍先湿木，箍上去等它干，干一缩，箍就咬死了。我爹教我这个，先让我练了两年箍：只上箍，不拼板。
他的原话：桶是个箍住的东西，箍对了，板自个儿往里靠。虫市的水一年比一年薄，这个我知道。
十年前的井绳放六尺见水，五年前七尺，今年八尺。井台的老周说，不是井浅了，是水轻了。那时候我笑他，水怎么会轻。
现在我不笑了。阿英把水缸里的水舀出来，一瓢一瓢倒进锅里，倒到最后一瓢，她停了一下。
“这水，好像比前年薄。”
“尝出来的？”
“不是尝出来的。是手上的分量。”她把瓢放下，“舀满一瓢，从前压手。”
街口算卦的老曾在那儿晒暖。我提着桶过去，把桶帮上的字送到他手底下。
他摸了很久，指头停在那个“范”字上。
“范家渡的活。这桶比你岁数大。”
“范记还开着？”
“早断了。”他把手往袖子里一收，“三十年前那场大水，范家渡沉了半个村子。范家的桶行烧了一把火，人也没剩几个。如今那渡口就剩两根木桩，水落的时候露出来，水涨就没了。”
“范家的手艺呢？”
“手艺又不是物件，说断就断？”他把脸偏过来，眼窝是两个塌下去的坑，“范家有个小徒弟，当年十四五，水来那天抱着桶在岸上跑，跑出来了。后来听说不在渡口了。”
那人上哪儿去了，老曾摇头。回来的路上，我把桶停在墙根，蹲下去看桶底内侧。
底板和桶帮的接缝里有一道刻痕，被水锈盖了。我用指甲抠开一点。
刻的是个“水”字。
我们崔家只在一个地方刻这个字：桶底内侧，收口那一圈。我爹刻这个字，刻了一辈子。他刻的“水”，中间那一勾往上挑。
这一勾也往上挑。字旁边还有一处，浅得几乎看不见。我拿一根草棍刮了刮，刮出两个印子。
两个名字，刻得很小。
一个是“崔老桶”。
一个只有两个字：十七。我蹲在那儿，听见自己的呼吸在桶里回了一下。
阿英站在门口，围腰还没解。
“你爹的名字，怎么在这个桶里。”
“我不知道。”
“这桶哪儿来的。”
“门口搁的。”
她把围腰解下来，叠了两折，又打开。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把桶提起来，放进院里，搬出三样家伙：扁铲、木锤、一罐桐油。
“开箍。”我把扁铲卡进桶缝，“按头一条。”
第三天我锁了铺子，走了一趟范家渡。出镇往东十里，土路中间是两道车辙，两旁种柳。走到第七里，路就断了，剩一片滩。
滩上白沙，草长得齐膝。渡口在滩尾，两根木桩立在水里，桩头黑，桩身一圈水痕。
渡船没有。码头是一块斜下去的石头，石头上一道槽，是几十年拉缆绳磨出来的。
村子的地基还在。半截砖墙、一方门框、三个没塌的灶台，灶膛里还塞着黑灰。
桶行在最北头，靠水。屋顶没了，四面墙剩三面，地上铺着碎瓦。我站在门口那块地上，把桶放下来。
“这块地现在归谁。”我朝滩上那个刨木头的人喊。
他从木头后面站起来。灰布衫，裤腿卷到膝上，脚上一双麻鞋。五十来岁，脸晒得黑，眉毛很淡。
“归水。”他往滩上看了一眼。
我走近了两步。他跟前搁着一条船板，板上一排排刨花，刨得齐。
“范家的桶行，还会做桶？”
“不会了。”他拿刨子在袖子上蹭了一下，“就我一个人捡旧板。”
我把桶转过来，把“范记”那两个字对着他。
他看了一眼，手上的刨子停了。
“哪儿来的。”
“我家门口捡的。”
他把刨子放下，抹了一把脸，绕着我走了半圈，伸手在桶帮上摸。摸到第三道箍，他停住了。
“这一道箍，是我打的。”
我没说话。
“你爹手上的活，箍距比人宽半指。第二道到第三道，他给五寸。我照他的数打，打出来总差一分，敲三遍才合。”他用揩布按了按箍面，“那天他站的这个位置，我蹲着。他手上有桐油。”
“你叫什么。”
“范四。”
“范家行里的那个小徒弟？”
他笑了一下，笑的时候眼角的褶子挤在一起。
“小徒弟。那年我十四。”
我把桶放下，蹲下去，跟他齐平。
“桶里有一枚市牌，十七号。桶底刻着我爹的名字，还有一个十七。”
他伸手把桶口上那张封纸掀开一角，又按回去。
“封纸还在，说明这桶交出去以后，没人开过。”他站起来，往水边走，“三十年前的东西，自己回来了。崔家的手艺，就这点怪。”
“我要开箍。”我把桶往他那边推了推。
他停下脚。水面上有一阵风过来，桩子上那圈水痕往下退了一指。
“箍别开。”
“旧桶回来，得开箍看一眼。三条规矩，头一条。”
“规矩救不了人。”他转过身，声音不高，“你爹的规矩，你爹自己没守住。他到最后也没开。”
“那你告诉我，桶里是什么。”
他没接。滩上有一只水鸟落下来，走了两步，又飞起来。
“我给你十两银子。”他从袖子里摸出一个钱袋。
“做什么。”
“你把这只桶，扔到河心去。扔下去，回来就当没这回事。”
我看着他。他的灰布衫前襟有一块补丁，针脚很粗，是男人才缝得出的那种。
“银子我不要。”我把钱袋推回去，“你只要回我一句：我爹是怎么没的。”
他把刨子捡起来，抱在怀里，往那三面墙的桶行里走。走了四五步，他停住了。
“水来那天，我在岸上。”他把刨子抱得更紧，“你爹在船上。船上装的是桶，一共十七只。”
“后来呢。”
“后来船不往岸上来。”他侧过半个脸，“他自己不想上来。”
我站在原地，日头正顶。滩上的白沙晃眼，我看见自己的影子跟桶的影子叠在一起。
我提起桶往回走，走出十几步，范四在后头叫我。
“崔匠。”
我停下。
“这桶是谁搁在你门口的，你查过没有。”
“没有。”
“查一查。”他背对着我，“三十年了，能把它送回虫市的，不是水。”
滩上有一只翻过来的小船，船底朝天，船身被沙埋了一半。船板缝里长着草，草根扎进木头，一根一根往下垂。
我蹲在船边，看了一会儿。这条船有三丈长，装得下十七只桶。船舷上有一道旧刻痕，像记号，也像被什么刮过。
我伸手摸了摸，木头已经朽了，一按一个坑。我走回虫市，天已经擦黑。
铺子门口点着灯，阿英站在灯下，脚边搁着一只桶。倒扣着，桶口压在地上，桶底朝天。
第二只。
第二只桶比头一只还轻。我提起来，跟提一只空筐似的。桶口没糊封纸，桶底也没有水锈，反倒是桶帮外侧有一圈白，白得发亮。
桶帮上还是“范记”。
第二天早上，门口又搁了一只。第三天两只。到第五天，院里排了七只桶。
七只桶，高矮不齐，箍距不一，全是范家渡的手艺。七只桶，一只比一只轻。
阿英把它们挨个提了一遍，提完不说话了。她把灶膛的火压小，坐在门槛上，一坐坐到晌午。
虫市这几天也不对。井台上挑水的人少了。来我铺子修桶的，倒多了。都是同一句话：桶漏。
我看了两只，桶没漏，箍也紧。可那两个人提着水回去，半路桶里就少了一半。
人到井台，桶是满的。走到家门口，桶只有半桶，路上没洒，地上一滴湿的都没有。
水在桶里，自己没的。第五天下午，斗虫场的曹管事来了。他穿一件半旧的绸褂，手上戴一枚玉扳指，站在我铺子门口，先看院里那七只桶。
“崔匠，接活。”
“接。”
“四十只浆桶。装虫浆的，桶口要宽，桶帮不要上桐油，箍要四道。”
我把手里的刨子放下。
“三道。”
“什么。”
“我家的桶，三道箍。”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客气。
“崔匠，虫市这三十年，谁家的桶都是四道箍。你那三道箍的说法，是你爹的老规矩。老规矩值几个钱。”
“三道箍的桶认水，四道箍的桶认别的。”我把刨子横在案板上，“你要四道，找镇南宫家。”
“宫家三个月前就不做了。”他把玉扳指转了半圈，“斗虫场的虫，一天要吃四十担浆。你十天交货，一只给你六十文。”
六十文一只。我平时做一只二十三文。阿英在里屋，把麻绳往笸箩里一丢。这个声音我听得出来，是让我别接。
“十天。”我把手上的木屑拍掉。
他走的时候在案板上搁了一锭银子，十两，说这是定钱。
“十天。”
他走的时候，在院门口回过头。
“你这七只空桶，卖不卖。”
“不卖。”
“放着占地方。”他看了那七只桶一眼，“崔匠，虫市这两个月，水都要紧着用。你这七只桶天天搁在院里晒，人家看着眼热。”
他走了以后，我蹲在院里，把这七只桶的箍一只一只敲了一遍。七只桶，箍都是三道。
七只桶，一只比一只轻，最后那只空桶提起来，几乎没分量，像提着一张纸。
我把它放下，蹲在旁边，看了很久。纸是有分量的。纸搁在手里，压手。这只桶不压手。
我做了三十年桶，知道木头有多少分量。这只桶上的木头，分量是空的。
那几天虫市的水更紧。斗虫场把西头两口井圈了起来，说供浆用。挑水的人得绕到南头来。
南头的井台天天排队。有人排到半夜，桶里提上来的水只有小半桶。
我一边做桶，一边听人说话。说的都是钱：谁家拿了斗虫场的二十两，谁家又反悔。
有个姓何的，签了字，拿了钱，第二天在水缸边上坐了一宿。他婆娘问他坐什么，他说腿麻，站不起来。
四十只桶我编了号，用炭条在桶底写，从一到四十。写到十七，我把炭条放下，喝了一口凉水，接着写。
十七这个号，是我爹的。第六只桶里是干的，桶底积着一层白霜似的东西，一摸就化在手上。
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把，白东西擦不掉，看着像水，摸着像粉。
虫市有人管这个叫“水皮”。水皮是水最薄的那一层，水一薄，剩下的就只剩皮。
薄到最后，桶里就只剩一个形状，提起来比纸还轻。那天夜里，我把七只桶挨个开了箍。
前六只，桶里都是半桶水，水清，水里泡着东西：一把沙、两根麻线、一片甲片、一枚市牌。
市牌上的号是：十七、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单号，一路往上跳。
第七只桶，我把箍全开了，桶帮散成七块板，地上什么也没有。没有水，没有沙，没有牌。
只有桶底内侧那一圈刻痕，刮开锈，刻着一个名字。名字我不认得，三个字，刻得很浅，最后一笔拖出去，像没写完。
我把七块板抱起来，抱到灶间，一块一块塞进灶膛。
火起来的时候，木板里“啪”地响了一声，像有人在外头拍了一下门。
阿英在里屋没出声。火灭了以后，我从灰里扒出一样东西。一枚市牌，烧得发黑，号是十七。
十七这个号，我已经有一枚了。我摸口袋，口袋里的那枚还在。两枚十七。
第六天我开始下料。四十只浆桶，一只桶用四块板拼帮，一块底板，三道箍。曹管事要四道，我照三道做。
接活的时候我没应他那句“四道”。他也没再提。
院里搭起架子，板子一排排竖着晾。阿英烧了一大锅糯米浆，我拿它抹缝，抹一道，压一夜。
虫市的人从门口过，都要往院里看一眼。有人问做多少只，我伸出四个指头。
“斗虫场的？”
“嗯。”
那人就不问了，走的时候脚步快一点。虫市靠斗虫场吃饭的人，占一多半。养虫的、喂虫的、给虫看病的、卖虫食的、收虫粪的。虫要是不吃，这些人一天就断三顿。
我做到第八只的时候，把两枚市牌摊在案板上。两枚都是十七。一枚从水里捞的，一枚从火里扒的。边一样宽，字一样深，背面那三道横也一样。
我拿着牌子去了虫市西头，找管旧档的老陈。老陈在斗虫场做过二十六年账房，退了以后替人写信。他的屋里堆着二十几口木箱，箱里全是虫市的旧账。
“市牌号是人号。”老陈把账本往灯下推了推，“三十年前，虫市在册的，一千二百四十七号，一人一号，死了的号不销，转给下一个人。”
“十七号呢。”
他翻了半炷香的账。
“十七号，三十年前在册，姓崔。”
我手心一下子就出汗了。
“崔老桶？”
“崔老桶。”他把账页转过来，指头压在一行小字上，“十七号这一栏画了两个圈。头一个圈，是三十年前那场水。后一个圈，是九年前。九年前这个号又动过一次。”
“号都收了，怎么还动。”
“账房不知道。”他把账页合上，“号收了，账不动。动了，就是有人在使这个号。”
老陈那间屋子，进门得侧着身子。二十几口木箱靠墙码到顶，箱上贴着纸条，条上的字被虫蛀了边。
账本用麻绳捆着，一捆一捆挂在梁上，他不用梯子，拿一根竹竿挑。
他把账本摊开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指甲剪得很短，指头上全是墨。
“账房的规矩，一个号只记一件事。”他把竹竿靠在墙上，“一个号上出两件事，就是有人在改账。”
我又问，那年水，船上有几只桶。他翻到另一本，翻了很久。
“十七条人命，十七只桶。”老陈的指头压在那一行上，“登记上写的是：桶十七，人十七，水退后，人无，桶无。”
“一只也没找回来？”
“一只也没找回来。”他抬头看我，“你今天来问这个，是找回来了？”
我把两枚市牌收回口袋，出了门。那天夜里，我翻进了斗虫场的后仓。
后仓在斗虫场最北，一排青砖房，门上一把铁锁。锁不难开，我做了三十年桶，开锁的手艺比不上锁匠，可这把锁老，锁舌松。
仓里没点灯。虫浆的酸味压在地上，一层，齐脚踝。我摸着墙走。走过两排空桶，走到第三排，我停住了。
第三排的桶，箍是四道。一只一只码得整齐，桶口朝上，桶里都盛着水。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光。
每一只桶的桶耳上，系着一根麻绳，绳上挂一片木牌。木牌上写名字。
我从头看到尾：张阿六、何有田、李三顺、周小狗、吴匠人、王老四……四十只桶，四十块牌。
我摸到最后一只，手在木牌上停住。牌上写着三个字。崔老桶。桶里那口水，很静。我的手贴在桶帮上，木头是温的。
我把手往水里伸。水不凉。水是温的，像刚出锅晾了一会儿的汤。我的指头从水里出来，一滴也没沾。
我又伸一次，手在水里转了一圈。干的。水在这儿，却不湿手。
“手别动。”
背后有人按住我的肩。手很硬，五个指头扣进肉里。我没回头。
“范四。”
“你开了几只。”
“七只。”
他手上加了一分力，又松开。仓里亮起一盏灯。灯是从门那边点的，光斜着过来，把桶排的影子拉长在墙上。
范四站在我侧后，灰布衫的袖子卷到肘上。
“七只桶，虫市回了七份水。”他手上的力加了一分，“明天早上你去井台看看，井绳能少放两尺。”
“桶里的水是人的分量。”
“桶里的水就是水。”他把灯放在地上，“分量在底下那一层，看不见。你开了箍，分量就回各家去了。回各家是好事。可虫市上头那个东西，明天就要吃。”
“什么东西。”
他蹲下来，把手伸进那只写着我爹名字的桶，抽出来，手是干的。
“虫塚。”这两个字他咬得很低，“虫市底下有一窝老虫，比虫市还老。三十年醒一回。醒一回，要吃四十份。”
“吃人？”
“吃分量。”他把手上的水珠往裤腿上抹，抹了两下，手还是干的，“人身上有一份分量。没了分量的人不会死，就是一天比一天轻。头一年觉不出来，第二年挑不动担，第三年风大一点，人就被吹得贴在墙上。第四年，人就没了。”
“这四十个人，知道吗。”
“知道。”他把灯往桶排上照，“斗虫场给他们钱。一人二十两，签了字。四十个人，多是欠了债的，或者家里有病人。”
灯照过去，木牌一块一块亮起来。我在那些名字里看见一个熟的：周小狗，虫市挑水的，三十来岁，去年冬天他娘病了一场。
“他自己报的名。”范四低下头，“他跟我讲，二十两够他娘吃药吃到开春。”
我把手从桶帮上收回来。
“我爹呢。”
范四沉默了一会儿。
“三十年前那次，虫塚醒得凶。那时候没规矩，没桶，没箍，虫塚一醒就是三年虫荒。虫不吃，人吃不上饭，虫市死了二百多口。”
“水来那年。”
“水来那年。”他把手掌在裤腿上按了一下，“你爹想的法子：桶认水。让虫塚吃水里的分量，不直接吃人。把分量先收进桶，桶箍住，一份一份喂。喂得慢，虫塚就睡得着。”
“十七只桶。”
“十七只桶。船上十七条人命，是自愿的。你爹排头一个。他把自己的桶箍上，坐在船头。船到河心，他跟我留了一句话。”
“什么话。”
“原话是，三道箍镇得住，第四道箍不要加。”
范四把灯提起来，照着我的脸。
“我加了。”
我没说话。
“我那年十四。我以为多加一道更牢。”他把灯芯捻短一点，“桶上了四道箍，分量就出不来。你爹那份出不来，虫塚吃不饱，就一年一年往虫市上头拱。这三十年，虫市的水一年比一年薄，你没觉出来？”
“觉出来了。”我往仓门口看了一眼，“井绳一年比一年放得长。”
“今年是第三十年。它要四十份。”他把灯挂在墙钩上，“四十只浆桶，我十天里送来。你把箍打上，我来喂。喂完这三十年就过去了。”
“你送来的那七只桶呢。”
“那七只是空的，是我从河底捞上来的。捞上来的时候一只比一只轻。”他看着我，“我搁在你门口，是想看看崔家的规矩还在不在。”
“在。”
“在就得开箍。”他把手上的灰拍了拍，“崔家的桶，三道箍，桶回来要开箍看一眼。你开了七只，虫市少了七份。这七份回到各家，你的活儿就做到这儿了。”
“那四十只呢。”
“四十只是新桶。”他看着院里那堆板子，“新桶不问装什么。这是头一条。”
我把手在围腰上擦了擦。我把那只桶提起来，翻过来看桶底。
桶底的“水”字还在，那一勾仍然往上挑。
桶底木板靠边的地方，有一圈很细的线，是箍压出来的。四道箍的影子都在，最外那道最深。
三十年，木头把箍记下来了。我把手按在桶底，木头是温的，跟后仓里其他桶一样温。
仓外头起了风，青砖房上的瓦响了一下。
“三道箍。”我站起来。
范四的手停住。
“什么。”
“四十只桶，我照三道箍做。”我把那只写着我爹名字的桶提起来，“四道箍的桶认名，三道箍的桶认水。三道箍的桶装不住名，装上就漏。你要喂的东西，一滴也进不去。”
他站在那儿，脸上的褶子在灯下动了一下。
“你这样做，虫市要闹。”
“闹就闹。”我把那只桶的封纸抹平，“我爹的规矩是三道，我做到三道。”
我从后仓翻出来的时候，天快亮了。
走到井台，井台上已经有人。
绳子放下去，比昨天少放了两尺。
绳子提上来，桶是满的。挑水的人站在井台上，把桶提到眼前看了看，又看了看井口。
“崔匠，我桶不漏了。”
“嗯。”
“前五天我挑回去都是半桶。今天满了。”
我没接话，往回走。走到巷口，我在墙根站了一会儿。七只桶开箍，七份分量回到各家，井水就涨了两尺。这份账，我算得清。
虫市有一千二百多户，四十一口水井。四十只浆桶收四十份分量，收上三年，井绳要往下放几丈。
到那时候，虫市的人不是被虫吃死的，是自己一年一年轻下去的。
回到铺子，阿英在灶间烙饼。
“你一宿没回来。”
“去斗虫场了。”
她把饼翻了个面。
“你爹那个名字，你是在哪儿看见的。”
“后仓。四十只桶，四十块牌。”
她把饼铲起来，搁在盘子里，推到我面前。
“四十块牌里，有没有活人的名字。”
“有。”
“那你还做不做。”
“做。”
她把围腰解下来，搭在椅背上。
“做三道？”
“做三道。”
她没再问，转身去院里，把那四十块板子按长短分了三摞。剩下六天，我们两个人没歇。
我下料、扣帮、上箍；阿英抹缝、搓绳、扎桶耳。院里一天到晚是木锤的声音，从早敲到晚。
虫市的人从门口过，还是问：做多少只。我报了数，四十只。问的人点点头，走了。
我把六天里做出来的桶，一只一只试水。试水的法子简单：桶里灌满，摆在院子里，等一炷香，看桶底。
第四天下午，曹管事来验货。他带了两个人，站在院里，手背在身后，从第一只看到第二十只。
看到第二十只，他伸手把桶提起来，翻过来，看桶底内侧。
“三道。”
“三道。”
他把桶放下。
“四道我交代过。”
“说过。”我把手里的刨子放下，“我家只做三道。”
他的脸慢慢沉下去。
“崔匠，你接了活。你收了定钱。”
“定钱我退你。”
“你以为退定钱就完了。”他转过头，朝那两个人抬了抬下巴。
那两个人过来，一人抓一只桶，往地上一摔。桶在砖地上炸开，板子散了一地，桶耳上的麻绳弹起来，抽在墙上。
阿英从灶间出来，站在门口，手里还捏着半根麻绳。
“摔。”曹管事把手背到身后，“摔完再跟你讲。”
他们摔了十一只。我把手里的木锤放到案板上。
“曹管事，这十一只，算我送你的。”
“你送不起。”他走近一步，声音压低，“崔匠，这活背后是什么，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爹当年怎么放的船？是你爹一个人想放就放的？虫市一多半人那年在船上磕过头。”
“我知道。”
“知道你还做三道箍。”
“我做三道箍，虫市能多活三十户人家。”我抬起眼，“四十份分量喂进去，明年虫市井绳还得往下放。放三年，虫市就没有挑得动水的人了。”
曹管事的脸抽了一下。他身后那两个人又抬起一只桶。
“放下。”
范四站在院门口。他什么时候来的没人听见。灰布衫，麻鞋，手里捏着一根木尺。
“曹管事的，桶摔了，账不认。”他走进院里，“你摔的是我的桶行出的料。”
“范四。”曹管事的声音低下去，低了半寸，“你也来。”
“我来替他做完这四十只。”
曹管事看着他，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一声。
“三十年前你也在船上。”
“在。”
“那你还帮他。”
“我帮的是虫市。”范四把木尺在门槛上磕了一下，“四十份分量，是三十年的账。账这么还，还不上。今天收了四十，三年后要八十。八十收不上，就要人。”
曹管事不说话了。院里静下来，只有风把地上的木片吹得响。
“三天。”曹管事最后说，“三天以后，斗虫场开浆。桶不齐，我按活没做完告你。虫市的活，以后一只也不给你。”
他走了。那两个人跟在后头，走到巷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堆散板。
范四蹲下去，捡起一块板，看了看断口。
“这三天，我替你做。”他把断板码好。
“你有你的账。”
“我的账，我自己还。”他把板子码起来，“你爹把他们家的门槛都记着。三十年了，我一个一个都记得。”
院里挂了两盏灯，灯芯剪短，省油。范四做帮板的手艺比我快。他扣板不看线，拿手一按，按到年轮对上了就下竹钉。
我做箍。四十条铁箍，一天打十三条，手上起了两个泡。阿英煮糯米浆，一锅一锅地端出来，浆面上浮一层沫，她拿勺子撇掉。
第二天夜里，范四忽然开口。
“那年船到河心，我在岸上追了一里路。”他把手里的钉锤放下，“我喊他，他不回头。”
“他为什么不回头。”
“回头就下不了船。”范四把钉锤捡起来，“他那个人，认了的事，不回头。”
第三天中午，四十只桶全上完了第二道箍。第三道箍留到夜里上，箍一咬死就得试水。
三天，我们两个人在院里赶工。到第三天夜里，四十一只桶码在院里（我多做了那只备的），一只一只按三道箍扣好，桶口糊上封纸。
封纸上写一个姓。
四十只写“虫”，一只写“崔”。
开浆那天是九月十七，夜里有雾。斗虫场后仓外头摆了两条长凳，凳上搁着灯。虫浆已经在锅里熬上了，酸味顺着雾往巷子里灌。
四十只桶抬进去，一只一只摆在后仓那排四道箍的桶前面。曹管事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本册子。
“验桶。”
他们一只一只验。验到第十只，验桶的人抬起头。
“曹管事的，三道。”
“一只一只验。”
验到第四十只，验桶的人把册子合上，摇了摇头。曹管事没说话。雾里有人开始小声说话。四十个签了字的人，站在长凳后头，一排，有老有小。
周小狗在最边上站着，手里捏着一个布包。
“三道箍的桶，装不住。”曹管事终于开口，声音很平，“崔匠，你自己说的。”
“我自己说的。”
“那你今天来做什么。”
我把手里那只桶提起来。桶口糊着封纸，封纸上一个“崔”字。
“我来还账。”
后仓里安静下来。我把那只桶摆在长凳上，抽出扁铲，对着第三道箍。
“这道箍，三十年前有人多加了一道。今天我先把它解了，再说四十只新桶。”
范四从我背后走过来，站在我左边。
“崔匠。”他的声音很低，“你想清楚。”
“我想了六天。”我把扁铲卡进箍口，“我爹的规矩，桶回来得开箍看一眼。这只桶回来了三十年，没人看过。”
“箍一开，你爹就散了。”
“他散了三十年。”我把手上的力加上去，“散在桶里，也算散。”
铁箍“咔”地一声，从桶帮上脱下来。
桶帮回了一口气。那口气很长，像有人在水底下憋了三十年，终于把气吐出来。
后仓里的灯全都往一边斜。桶里的水先退。退得很快，水面从桶口往下掉，掉了半尺，露出桶壁上的一圈水痕。
水退完了，桶底响起来。
先是“嗒”一声，很轻，像指甲碰桶壁。接着是一串，很长，一直响到桶底。
我低头看桶里。桶底上有一层薄薄的水皮，水皮底下浮着东西。不是甲片，不是沙。
是一片一片的名字。
字是浮在水上的，浮一会儿，往下沉。我认得出那个“崔”字，跟着是“老桶”，两个字连着沉下去。
沉到桶底，桶底就亮了一下。那点亮顺着桶帮往上走，走到第三道箍的箍口，出去了。
出去的时候，后仓里所有的水一起动了一下。四十只新桶，桶里的水同时往上鼓了一寸。锅里的虫浆翻了一个泡。
有人在外头喊。
“井满了！”
“井水漫出来了！”
曹管事的脸在灯下白了一层。他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住。
“崔匠。”
“曹管事的，四十只桶你做你的活。”我把桶放下，“三道箍的桶，装得住水，装不住名字。你今天灌进去，明天早上就漏干净。”
他看了我很久。雾从门口涌进来，把长凳上的灯拢住了。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桶。”我把扁铲插回腰间，“三十年，我一直做桶。”
那天夜里，后仓底下的地动了。先是脚底板发麻，接着是墙上的砖往下掉灰。锅里的虫浆整锅往外翻，泼在地上，酸味一下子冲得人眼睛发涩。
四十个签了字的人往后退。地底下有东西翻了个身。那个身子很大，翻一下，虫市的井台就裂了一道缝。
范四把木尺往地上一戳。
“都往后退！退到长凳外头去！”
我站着没动。地底下那东西又翻了一下，这次往上拱。后仓的地砖一块一块翘起来，缝里冒白气。
白气冒了一会儿，忽然停了。停得很干脆，像有人把锅盖按下去。我蹲下去，把耳朵贴在地上。
底下什么也没有。没有翻身，没有气，连虫浆流进地缝的声音都没有。
空了。范四也蹲下来，把手掌按在地上。按了很久，他抬起头。
“它睡了。”
“睡了？”
“饿了三十年，去吃，一口没吃着。”他把手收回来，掌心上全是灰，“桶是抵押。三十年，它吃的都是桶里存的抵押。抵押散回各家，它手上空了，就睡回去了。”
天快亮的时候，雾散了。斗虫场后仓的墙塌了半边，四十只新桶歪在地上，一只也没碎。
四十个签了字的人，站在塌了的墙外头，谁也不说话。周小狗把布包打开，里头是二十两银子，用绳子捆着。
他把银子搁在长凳上。
“崔匠，我娘那个药，我另想法子。”
那天以后，斗虫场断了我家的活。虫市的人一半骂我，一半不敢跟我说话。曹管事当着街面上的人说，崔家的桶装不住东西。
铺子关了半个月。
半个月以后，南头第二巷的挑水人凑了钱，把我的门板重新装上。周小狗在最前头，他挑一担水，站在门口，把水倒进我做的桶里，一桶没漏。
那年冬天虫市闹了虫荒。虫不吃浆，一棚一棚地饿。虫市的人下水捞虫，捞上来的虫又瘦又硬，卖不上价。
死了三个人，都是老得走不动的。没有一户人家断门。
那年冬天，虫棚里夜里没有声音。
从前虫棚到了半夜最吵，虫啃食、虫爬壁，一片响。
那年冬天静得像空的。
有人拿死虫来，问能不能做个桶装。我做了七只小桶，一口钱也没收。
周小狗每天挑两担水从我家门口过，担子压在肩上，桶里的水不晃。
他走到门口停一下，也不进来。
开春以后，虫市的水一直很好。井绳不用往下放了，有几口井甚至要收一寸。
范四回范家渡去了。他走那天，把渡口那两根桩拔了，扛回桶行那三面墙里。
走之前他到我铺子里来，把一根木尺搁在案板上。
“尺是我师父的。”他把尺往我这边推了推，“三十年前我该听他的。”
他没再说别的，走了。我把那根木尺挂在梁上。做桶的时候量箍距，用的还是我爹的宽指。
三月里，虫市来了一个人。十八九岁，穿一身粗布，裤脚上全是泥。他蹲在我铺子门口，手里捏着一只甲虫，捏了很久。
我把刨花扫到墙角，直起腰。
“买桶？”
“买。”他站起来，把甲虫揣进怀里，“装虫的。”
“装虫的桶，三道箍。”
他看了我一眼。
“我只要一道。”
我手里的刨子停了一下。
“一道箍的桶，装不住水。”
“我知道。”他把手伸进怀里，把那只甲虫又摸出来，放在掌心上，“我要装的，就是这个。”
甲虫在他掌心上爬了半圈，停下来，两只触角往我这边转了转。
那天下午，我在院里下了料。
一块板，一道箍。
箍是用旧的，从那只“崔”字的桶上拆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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