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月十二
我掀开那块蓝布，机头上落的灰先起来一层。
灰在窗光里飘，落到我袖子上，落到缝纫机台面上，落到墙根那三只纸箱的箱盖上。
这台机子在窗下摆了三十年，黑漆的机头，金漆描的花磨掉一半，右边钉着一块铝铭牌，蓝底白字，写着“蝴蝶牌”。我妈下葬第二个月，我回来清东西，三只纸箱里都是她的衣裳，箱口没封，最上面那件是蓝的，扣子一直扣到领口。
窗玻璃上从里面糊了一层塑料布，把光滤得发白，屋里的东西看上去都像在水底下。
我拿抹布擦机针那一块，针上有点锈，我用指甲刮了两下，又拿抹布角去蹭针杆上的油泥，蹭到指尖往上一顶，机针扎进指腹。
血挤出来一颗，落在铭牌上，正落在“牌”字上。我把手指含进嘴里，尝到铁锈味，用袖口按着，另一只手去掏机头里面的夹层。夹层里有线轴、有梭芯、还有三根断针，一根弯的，一根断了半截，一根针尖是黑的。
最里头那个梭芯是空的，木头上被线磨出一道亮沟。
手机在台面上响起来，我用没按着的那只手接了。
“妈，你几点回，饭都凉了。”陈诺的声音从听筒里出来，背后有车过去的声音，还有谁在楼下喊人。
“一会儿。”我说，“我把这台机子擦完就回。”
“你上回也说一会儿，回来都十点了。”她把电话挂了。
我把机头掀着，接着擦，擦到第三下，眼前黑了一下。
我睁开眼。
我先去摸口袋。床头搭着一件蓝布褂子，我把它抓过来掏，口袋是空的，只有一个硬纸角，捏出来是半张粮票，边上缺了一块。手机不在了。
屋顶是木梁，梁上糊着报纸，报纸黄了，边角卷下来。八张床，上下铺，铁架子，我一个人睡在下铺，褥子底下垫的草从破口里钻出来一撮。
走廊有人趿着拖鞋走过去，脚步声一远一近，过去了又回来。
“玉兰，早班，快起。”上铺探下头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脸上还有枕头的印子，头发压得一边高一边低，“还有十分钟，别磨蹭。”
“水房开了。”她把脸盆往门口一搁，“我给你搁门口了，别让人端走。”
我说了声谢谢，问她我昨天是不是说过头疼。
“你自己说的。”她一边穿蓝褂子一边看我，“你说脑袋里像有人拿锥子凿，还说下了班要去卫生院看看。今天还行不行。”
“行，就是没睡好，脸色才这样。”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梳子扔给我，说梳梳头，你这样出去吓人。我把梳子接过来，她说：“梳子别放我床上，你那把早丢了，这把是我的。”我应了一声，又问她厂里几点交接。我不知道这儿几点交接，也不知道这个厂的门朝哪边开。
她愣了一下，说：“什么公司。”
“厂。”我说，“你们厂，几点交接。”
“六点。”她系着扣子看我，“我说过两遍了。你昨天晚上算错账了？”
上铺另一个人翻了个身，说几点了还说话，她答五点四十一，起吧，迟了要写条子。她把脸盆从床头端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玉兰，你那个日子定了没有。”
“定了。”我说，“五月十二。”
“那你还上到什么时候。”
“上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下了班再走。”
她摇了摇头，说：“我姐那年也是上到最后一天，进门第三天才下地，第二天就让她去挑水。我娘说，姑娘出门子，就得有个出门子的样子，头天晚上不许哭，哭了不吉利，一辈子都过不好。”
她走了，屋里还有两个人蒙着头没起。我坐在床沿上，把手摊在膝盖上看：这双手比我那双手小一圈，指节上有薄茧，指甲剪得很短，手腕细，血管能看见一条青的。
门后挂着一块方镜，掉了水银，边上一圈发黑。我站起来走过去。
镜子里是一张二十岁的脸，眉毛细，下巴尖，嘴唇上起了一点干皮。
我认得出这张脸。家里相框里有，白边压花，外婆坐在中间，她站在左边，右边是我舅。我一直以为那是我妈年轻时候照的，没想到照得这么近，近到能看清她左边眉毛上有一道短短的疤。
我抬起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镜子里那个人也抬手，也摸脸。
我把右手翻过来看，指腹上一个针眼，细的，血是干的，边缘发黑。右手腕是空的。我腕子上常年套着一根黑皮筋，这会儿摸上去就是一层薄薄的皮。
墙上贴着一张班次表，油印的，一格一格，红蓝铅笔在上面画着勾。四月的格子一直画到月底，最后三个格子空着。
我没往车间那边走。厂门口的值班室开着窗，里头坐着个人在低头抄什么，我从窗子底下过去了。
我不认得路。出了厂门往西，走到第二个路口，脚自己拐了一个弯，我就跟着它走，脚步踩在青石板上，一声一声，走到一半背上出了汗。
街上有人担着水，扁担在肩上压出弯，水桶一晃一晃，水星子打在地上。有人蹲在门槛上刷牙，嘴里全是白沫。一个人拿大扫帚扫街，扫帚过去起一道白灰，风一吹又落回来。
走到一个院门口，门框上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门牌，十七号。院门开着，门槛上扫过一遍，扫帚的印子还在，一道一道压着。
院里一口压水井，井台上摆着两个木盆。外婆蹲在井边压水，袖子挽到胳膊肘，一下一下压，水顺着铁槽流进盆里。舅舅蹲在门槛上，手里一根甘蔗，啃一口，手在后脑勺上摸一下。
我站在院里，外婆抬头看我一眼，说起来了。
她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手，站起来，说：“日子定了，五月十二。”
“日历上那个圈我看见了，描过两遍。”
“她的班怎么办，厂里给不给假，能给几天，扣不扣全勤。”
“请下来。”她说，“姑娘家出门子，厂里给假，三天。我当年出门子也是请三天，一天没多请。”
“三天不够。”外婆又说，“自行车先不买，手表已经有了，收音机再等两个月，等厂里发了季度奖。”
堂屋的八仙桌上摊着两包点心、一包糖，都是用纸包的，纸角上压着一块砖头，桌腿底下垫着一块瓦片，还是那块，缺一个角。墙上挂着日历，翻在四月，五月十二那一格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圈得不圆，描过两遍。
墙根立着一只木箱，新漆的，漆还亮，箱盖上落着一张旧报纸，箱角钉着两个铁包角。木箱旁边是西屋的门，门上挂着一块蓝布帘，帘子下摆磨得起了毛。
帘子后面是那间屋，一张床，一只箱子，一台旧缝纫机，我还没有进去过。
“东西都置了没有，桌上这两包点心是给谁的。”我问。
“置了一半。”她说，“三转一响还差一样。”
“三转一响还差哪一样，是自行车还是收音机。”我问。
“收音机。”她走到墙边，抬手在日历上抹了一下，那个红圈被她抹得更红了一点，“那头要彩礼八百，还要三转一响。人家那头也是有脸面的人家，少一样，嫁过去要被人说。”
“八百给了没有，是给的现钱还是给的东西。”
“上个月就给了。”她说，“你舅这门亲事拖了两年，人家肯等，是看着我们家里还有个人在厂里挣现钱。厂里一个月一百二，人家算得比我清楚。”
她说完就去舀水，一瓢一瓢舀进暖瓶，舀满了，塞上塞子，用手掌按了两下。
“请三天假够不够，回来那天要不要人接，路上要走多久。”我问。
“够。”她背对着我说，“出门子就是一天的事，头一天抬过去，第二天认人，第三天回门。”
“回门是回这儿还是回那头。”
“回这儿。”她转过身来，“你当是回哪儿。”
舅舅在门槛上把甘蔗嚼完，甜水顺着下巴流下来，他用手背抹了一把，抹完在裤子上擦手。
“你舅那边后天来抬箱子。”她说，“箱子抬走了，屋里就空了。”
外婆把手在前襟上抹了一下，走到日历跟前。
“那天你出门。”她说。
2 红布包
饭桌摆在堂屋正中，三碗面，热气往上走，汤面上浮着几朵油花，油花边上有一层薄薄的沫。
那碗面上卧着一个鸡蛋，蛋煎得老，边上一圈焦。外婆把这碗推到舅舅面前，把另外两碗往两边挪了挪，一碗给我，一碗她自己，然后坐下来，拿起筷子在碗沿上敲了两下，把两根齐一齐。筷子是竹的，用了年头，颜色发深，筷头上有几个牙印。
我拿起筷子，没动。她是我外婆，这副身子管她叫妈，我坐在这儿，就得叫。
“这婚不能结。”我说。
外婆把一筷子面挑起来，吹了两下，没抬头。
“这个家要吃饭。”她说，“你舅这门亲事才办得下去。”
“她有工资，一个月一百二。”我说，“她自己的工资。”
“工资是沈家的。”她把面送进嘴里，嚼了两下才说，“钱进了这个门，就是这个门里的。”
“她愿意吗。”我说，“这桩事她自己点过头没有。”
“姑娘家的事，大人替她看。”她说着把碗往舅舅那边又推了推，“你吃，一会儿坨了。”
舅舅低着头吃面，吃得很快，筷子在碗里翻，吸面条的声音很响，吃完把碗一推，抹了一下嘴，手在后脑勺上摸一下，一句话没说。
“那她的嫁妆呢。”我问。
“我给她办。”外婆把筷子放下，两根并齐搁在碗上，“被面两床，脸盆两个，一只木箱。箱子要新的，旧的不给抬出门，抬出去要让人笑话。”
“被面改两床，布票够吗。”
“不够就去换，拿粮票换布票，换不来就买议价的，三毛八就三毛八。”
“三毛八一尺，两床被面要多少尺。”
外婆看了我一眼，“十六尺，我算过三回了。”
“三毛八一尺，十六尺就是六块零八分。”我说。
“你算得快。”她把汤喝了一口，“比你舅快。他连十六乘三毛八都算不明白。”
“她要不肯呢，你们打算怎么办。”
外婆把碗里剩下的面吃完，把汤也喝了，放下碗。
“不肯也得吃饭。”她说，“她是你舅的妹子，她不肯，这门亲事就黄了，黄了那头就不等了。”
“你当年也这么想吗。”
外婆没有马上答。她把三个碗摞到一起，摞得很正，端起来要往灶屋去，走到门口站住。
“我出门子那年，嫁妆就一床被面，还是我娘陪嫁的旧被面，翻过来改的。”她背对着我说，“你舅奶看了一眼，说这东西也拿得出手。这话我记了三十年。”
她说完就端着碗着，没上锁。我把搭扣掰开，箱盖往上一掀，一股樟脑味冲上来，冲得我眼睛发酸。
箱底压着四样东西。一件新褂子，蓝底小碎花，领子还硬着，折过的地方有一道印子没散，这种硬我认得，是把布浆过再缝的，穿两次就软了，她一直没穿。
一双解放鞋，三十七码，鞋底是新的，一点土都没沾。这双脚我穿着走过一段路，鞋跟磨偏了，偏在外侧，跟我自己走路的样子一样。一张三寸的合影，白边压花，边上卷了一点。还有一个红布包。
红布包一尺见方，四角打着结，包得方方正正。布是旧的，洗得发白，一个角上补过一块蓝布，补丁的针脚歪歪扭扭。我把它捧起来，掂了掂，比看着沉。
我把四个结一个一个解开。结打得紧，第一个结拽了一下就开了，第二个紧一点，最后那个结我拽了两下才松开，指腹上留下一道红印。
里面是钱。拾元的，一百二十张，中间拿一根白棉线捆着，捆了两道，线头在底下掖着。我把棉线褪下来，一沓钱散在膝盖上，有一寸多厚，边角压得很平，看得出来是理过的，得一张一张压着理，理一张摸一下边，我理不出来这种齐。
我开始数。
数到一百的时候，我把数出来的推到一边，接着数后面的。数完，一百二十张。我又数第二遍，数到八十多，手上的顺序乱了，我把钱重新摞齐，从头数第三遍。
第三遍数到一百一十六，我停住了。
手里还剩几张，我没数。我把那一百一十六张摞好，棉线重新缠上去，缠了两道，把剩下的压在底下，一起捆上。
包里还有一张纸。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边上撕得不齐。一面画着一个乘号，两边各一个数，一边三十三，一边三十六；另一面写着一个四位的数，头一个是一。铅笔写的，写得很轻，笔尖走过的地方纸都起来了。
“三十三乘三十六。”我念出来，声音很小，屋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没有算。
我把纸摊在膝盖上看，看到灯芯爆了一下，火苗跳一跳，影子在墙上晃了一下，又落回去。
院里有人说话。两个人的声音，一个是外婆，另一个是个男的，站在院门口，肩上搭着一卷布。
“这布多少钱一尺。”
“三毛八。”
“太贵了。前街布店才三毛五。”
“前街那是窄的，我这是宽的，做被面得用宽的。”
“你家这回舍得。”
“一辈子就这一回，被面是给闺女的，三转一响是给人家那头的，两笔账，各算各的。”
“那不是还有她那点工钱。”
“工钱是工钱，工钱进的是这个门，出门子办的是这个脸。”
“你家闺女知道了，不闹。”
“闹什么，她从小到大没跟我红过脸，我说东她不往西。”
那个人笑了一声，脚步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回来，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听不清。院门关上，插销响了一下。
我把那张纸折了两折，塞进褂子口袋，再包红包。
我把红布包重新包起来。四个角一个一个打结，打的时候手是抖的，第三个结打了两次才打成。
我抱着包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住。
东屋的灯还亮着，从门缝底下漏出一条黄光，落在地上是一道窄的。我走过去，门是虚掩的，我用手指头推了一下，门轴响了一声。
外婆坐在灯下补袜子，袜底摊在膝盖上，右手戴着一只顶针，一针一针往里扎，扎进去再把针从底下一顶，顶出来，线拉过去，拉得匀。袜底磨穿了，她剪了一块旧布垫在里头，布比袜底深一层，针脚走成一小圈一小圈，从外往里绕。她听见门响，抬起眼看我。
“还没睡。”她把手里的袜子放到一边，“这么晚了，明天还早班。”
我把包抱在胸前，走过去，一直走到她跟前。
她看着我手里的东西，把顶针往下按了按。
我把包递过去。
两只手都伸出去，捧着的。
外婆伸手接了。她的手抓住包的一边，往自己那边拉了一下。我没有立刻松开，我的手还按在包上，按着，按了一下。
她抬眼看我。
我又按了一下，才把手收回来。
外婆把包放到膝盖上，掂了掂，跟我在西屋掂的一样沉。
“搁我这儿。”外婆把包按了按，“等你出门那天给你。”
“这是她自己的。”我说。
“我知道是她自己的。”她把包往身边挪了挪，“我替她收着，一分不动。”
“你收着，就是你的了。”
外婆把针从袜底抽出来，“我收着，还是她的，等我走了，也是她的。”
我张了张嘴。
那个字到了嘴边，我把牙合上，咬住了。
外婆看了我一会儿，把包拿起来，放进身后的柜子，关上柜门，回过身来。
“你这两天说话不像你。”她说。
“哪儿不像，我说话一直是这样。”
“不这么问。”她把袜子重新摊到膝盖上，把针插进袜底，“你以前不问这么多。”
“以后都这么问。”
外婆没有接这句。她把针从袜子底下顶出来，线拉过去，一下，又一下。她的手很稳，针走一圈线就短一截，短到不够了她也不剪，在指头上绕两圈，接着扎下一针。
“睡吧。”她说，“明天早班，别迟到，迟了要扣全勤，扣了全勤一个月少三块。”
我回到西屋。
我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掏出来，重新展开。上面那两行数是铅笔写的，写得很轻，最后一笔拖出去，像没写完。
3 记账本
外婆把红布包拎在手上，从裁衣板那头走过来。
包的四角还打着结，她拎着一只角，包在底下晃，晃到柜子跟前。缝纫组在居委会隔壁，两间门面打通了，地上是水泥地，靠西头墙上钉着一张营业执照，纸发黄。四台机子贴着墙摆，一台在响，另外三台空着，机头上盖着布。
墙上挂着一串画粉和一把裁衣尺，尺子有一头磨圆了。裁衣板上摊着一条裤子，裤脚还差一截没锁。
她蹲下去，把包放进最下面那格抽屉。抽屉推进去，她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挂锁扣上，咔一声锁了，钥匙在手指上转了一圈才塞回口袋，口袋上方那块蓝洗得淡。她站起身，走回裁衣板，把那条裤子拎起来抖了抖，线头落在地上。
“那钱我要。”我说。
外婆站起来，先把围裙下摆抻了抻，才转头看我。
“你舅二十四了。”外婆把手在膝盖上按住，“再拖，就没人给。”
“那是她自己的工资，一个月一百二，交了三年的。”
“钱进了这个门，就是这个门里的。”她说完，回头看裁衣板上那条裤子，“你站着也没用，回去把早饭吃了。”
这话她昨天也说过。她大概就这么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说，说完了，气也出完了。
“我吃什么，那钱是我的。”
“包在我箱子里。”我说。
外婆的手停在围裙上。
“箱子是我陪的。”她说。
“箱子是你的，包里的钱是我的。”
“你的钱哪来的。”
“我挣的。”
外婆把脚从踏板上拿下来，手按在机子轮子上，看了我一会儿。
“厂里招工那年，是我托了人。”她说，“人家一开始不要，我在人家门口站了一个下午，说了一箩筐好话。”
“那我这三年白干了。”
“谁说你白干。”她把手里那条裤子翻个面，接着踩，“我给你攒着。攒着不是不给你，是等你要用的时候给你。你现在要它干什么，你能拿它干什么。”
我没有答。
机子走着，走到裤脚拐弯的地方，她脚一抬，针停住，把布转个方向，又落下去。门口有人探进半个身子，是舅舅，鞋上带泥，手在门框上撑了一下。
“妈，人家那边问，三转一响什么时候置。”
“这两天。”
舅舅应了一声，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走的时候手在后脑勺上摸了一下。
我回西屋。
门帘掀开，屋里比外头暗。我把木箱里的东西全倒出来。新褂子、解放鞋、合影、红布包挪走以后留下的一个方印子，还有一本蓝皮的练习本，封面印着“作业本”三个字，边上卷了一个角。
我坐在床沿上翻。本子是学生用的练习本，横格，一页六行，她一个月只占一行，一本用了三年还有富余。纸发黄，翻的时候有细声，有几页沾着灰指印。
正面是账。第一笔，一九八五年四月，写着交三十三。第二笔，五月，也是交三十三。一笔一笔往下排，一个月一笔，字迹从生到熟，头几个月写得一笔一画，末几个月写得又快又小，连笔连得厉害。中间夹着三笔奖四块，写在那三笔旁边的空处，没占一行。
有几个月的数写得特别轻，像是写完又擦过一遍，纸上留着一层毛。
我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一九八八年三月，最后一笔交三十三，后面跟着一个数：一千二。
她自己算好了，写在那儿了。每一行末尾都有一个数，是剩下的。剩下的数一路往上走，从几块走到几十，走到一百多，走到三百多，最后走到一千二。这条数往上走得很慢，慢到一个月看不出变化，可它一直在往上走。
我又从头数了一遍笔数。一页六行，一页六行，中间有几页只写了三行四行。数到第三页我乱了，回头重数，拿铅笔在页角上点小点，一页一个点。点到第七页，点完了。一共三十六笔。三十三乘三十六，我算到第二遍才敢定，一千一百八十八。加上那三个四，十二，一千二。
纸上是她的字，数字是她写的。她算得比我快。
账本第一笔是一九八五年四月。她那年十七。
我把手指按在这一行上，按了一会儿。
十七岁进厂。二十岁出门。中间三年，三十六笔，一千一百八十八。
院里有劈柴的声音，斧头落下去，木头裂开的那种响。劈柴的是我舅。他二十四。
我把本子翻到背面。
背面是另一本账。一包针两毛，一卷线一毛五，一副扣子八分，一条松紧带一毛二。底下还有几行，写得更细：替人改裤脚五毛，锁一条裤边一毛五，盘一副扣子一毛。最底下写着“兜肚裁剩两寸布”，没写钱，只写了布。
正面记的是交出去多少，背面记的是挣回来多少。两面的字一样，笔画一样收得紧，连“两毛”里那个“毛”字的最后一笔，都是往上一挑。三年，一本书，一个人，交出去的比挣回来的还多。
我把本子合上，抱在怀里，坐了一会儿。
中午外婆回来。她进院先去井台上洗手。井台上摆着一个木盆，盆里沉着两片办嫁妆。被面、脸盆、箱子，一样不少。”
“那一千二呢。”
“办完了嫁妆，剩下的给她压箱底。”
“剩下多少。”
外婆没有立刻答。她把本子又挪回来一点，翻到最后那一页，看了一眼那个一千二。
“十六尺布，六块零八分。”她说，“布我摸过了，比前街那家的厚，做出来压得住，能盖二十年。被面两床改四床，脸盆两个，箱子是门口那只旧的，重新上一遍漆。这些从家里的钱里出，不从她那一千二里出。”
她报得很快，一样一样往下报。我在心里跟着排，排到第三样就跟不上了。
“那她的一千二就一分不少。”
“一分不少。”
“钱给我，我自己办嫁妆。”
外婆抬眼看我。
“你会办？”
“我照着单子办。”
“单子在我脑子里。”外婆把手上的水甩了甩。
井台上有水往下滴，滴进盆里，一声一声。
“你当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外婆把手上的水甩了甩，“你想我把这一千二原封不动交到你手上，你拿着它过门，到了那边你自己做主。”
“不行吗，那也是她挣的。”
“行。”外婆把盆沿按了按，“可你拿什么给你婆婆看。人家掀开箱子，看的是被面几床、脸盆几个，不看你的钱。你把钱揣在身上，箱子是空的，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记一辈子。”
“那钱还是我的，一分都不少。”
“钱是你的，脸是我的。”外婆把盆端起来，“我这辈子就办这一回嫁妆，办完这一回，我手上就空了。”
我伸手去拿本子。外婆的手比我快，先按在了封面上。
她的手很粗，指节上有裂口，指甲剪得短，指甲缝里嵌着一层白，是画粉。
“你自己记的。”她说，“你收着。”
她把本子推回来。推的时候手一直按在封面上，推到我跟前，才把手收回去。
我抱着本子站在井台边上。本子的硬皮硌着胳膊，硌出一道印子。院墙根下那堆柴码得整齐，一截一截锯得一样长，锯口白生生的，看得出是新锯的。柴是新劈的，人是闲着的。
外婆转身去灶屋，走了两步，回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接着走。
她洗完手，把水泼在墙根，泼出一道深色的印子。盆是铝的，边上磕出一个坑，坑里存着一点水，她把水倒掉，又冲了一遍，才把盆扣在井台上，盆底朝天。
斧头又落下去一下。
4 十个月
车间墙上的工资表贴出来了，一张大白纸，油印，一栏一栏排下来，名字用小字，数用大字。
交接班刚过，人还没散干净，有几个人挤在表前找自己的名字，找到就顺着往下看，看完就走开，脸上没什么表情。
表上四十二个名字，从一号车排到四十二号车，我排在第三个。前头两个都是老师傅，工龄比我岁数还大，工资比我多八块和十二块。车间里飘着棉絮，落到人肩上不化，落到汗上就化了。我从上往下找，第三行是我的，沈玉兰，出勤三十天，工资一百二，扣互助储金四块，扣水电两块，实发一百一十四。
实发那一栏比工资那一栏少六块。六块在别处就是一双解放鞋，就是她箱底那双新的价；六块也是厂里食堂二十天的菜钱。我算过这两样。算完就把这六块从脑子里挪开了，因为它不归我管，归互助储金和水电管。
张姐拿着一沓条子从办公室那头过来，抽出一张递给我。
“这个月全勤。”她说，“一百二。”
我把条子接过来，跟她手里那沓对了一下，又从暗袋里掏出前两个月的，三张一起捏在手里。条子两指宽，油印，纸发脆，捏的时候有响声。
“三个月都是全勤。”她说完要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后街王家的闺女，上个月出门子。”
“嫁过去怎么样，日子过得下去吗。”
“嫁妆抬了六抬。”张姐把手里的条子往下一压，“被面八床，箱子两口，脸盆四个，暖瓶两个，还有一抬杂的，挂的镜子和一只座钟。抬的时候从后街走到东头，走了一路，看的人跟了一路。”
“六抬是多少。”
“两抬被面，两抬箱子，一抬盆和暖瓶，一抬杂的。”
“她家陪了多少，陪了几床被面。”
“陪了什么我不知道，抬了多少我知道，六抬。”她掰着手指头数完，把手指头收回去，“人家爹在供销社，弄得到宽布，一尺顶别人一尺二。”
她走了。我把三张条子对齐，对齐了还是有点歪，把最上面那张抽出来重新压了一下，压了两回才齐。车间那头有人在喊料，声音从机台缝里钻过来，一时有一时没有。
中午我回堂屋。外婆在门口择韭菜，一张旧报纸铺在地上，韭菜摊在报纸上，黄叶掐下来，扔在另一头。她掐得很准，左手捏住根，右手两根指头一拧，黄叶就下来了，连一点青的都不带。这张报纸是去年的，字都黄了，她拿它垫菜垫了半年，边角卷了，拿一块砖压着。
我把三张工资条摊在八仙桌上，从左到右排开，一月、二月、三月，工资栏都是一百二。外婆抬眼看了一下，手上没停。
“你摆这个干什么。”
“一百二一个月。”我说。
“我知道一百二。”她把一根黄叶掐掉，“上个月你舅去看自行车，飞鸽的一百三，永久的一百四，我让他看飞鸽，差十块也是十块。”
“一千二是十个月。”
“被面我看了三家，前街那家最厚，贵两分。”她把韭菜翻了个面，“盐我买的是散的，一斤能省四分；灯泡全换成十五瓦的，厨房那只干脆不点；肥皂用到剩一片，跟新的压在一起，压成一坨还能用半个月。”她把掐下来的黄叶拢成一堆，“你舅那件褂子是拿你爹的旧褂子改的，领子翻过来缝的，穿上看不出来。”
“这些我都算不出来，我算的是那三年。”
“三年就是三十六个月。”她说得很快，“一个月三十三，三十六个月，一千一百八十八，加三个季度奖，一千二。这个数我比你熟。”
“你算过。”
“我算了三年。”她把最后一根黄叶掐下来，“我不比你少算一回。”
“十个月。”
外婆的手停在韭菜上。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不吃不喝。”
院子里有水滴下来，滴在井台边的石头上，一声一声，隔一会儿一下。外婆低着头看那三张条子，看了很久，手里的韭菜还捏着，黄叶掐了一半，没掐断。太阳从门口照进来，照到桌腿那块垫着的瓦片上，瓦片缺的那个角就亮着一块。
屋里没有别的声音。远处厂里的广播响了一下，报了个时间，就停了。鸡在院里叫了两声，外婆没动，我也没动。
那三张条子摊在桌上，纸是脆的，边上卷了一点。风从门口过来，最上面那张的一角抬了一下，又落回去。
“王家抬了六抬。”她说，“被面八床。我们家能有两抬就不错，一抬被面，一抬箱子，盆和暖瓶搁在箱子里，箱子盖压得上。”
她说完这句，把韭菜根上的泥在报纸上蹭了蹭，蹭干净了才放进好的一堆。两堆韭菜，一堆黄的，一堆青的，青的那堆比黄的高出两指。
“我算的是这钱是怎么来的。”
“钱怎么来的我知道。”她把手里的韭菜放下，一根一根码齐，“钱是一分一分攒的，一分一分攒的我知道。攒下来是干什么用的，这个你算不出来。”
“一百二一个月，一千二是十个月。”我又说了一遍，“十个月，不吃不喝。”
她拿手背在裙面上蹭了蹭，站起来。
“饭在锅里。”她往灶屋去了，走了几步，脚下的旧鞋在砖地上擦出一点声。
我跟过去。灶屋里有一股柴火味，混着昨天的油烟。灶膛里的火压得低，只剩一层红。锅盖边上冒白汽，滋出来一条细缝。外婆蹲在灶门口，往里添了一根柴，柴断了一下，火星子跳出来两个，落到灶口的灰上就没了。灶台边搁着一块抹布，抹布是蓝的，边上烧出一个洞。
她站起来揭锅盖，白汽一下子腾起来，把她的脸挡了一半，腾到房梁上又散，散得很慢。
“十个月。”我站在门口说。
“水开了。”她拿瓢从锅里舀水，一股一股灌进暖瓶，灌到瓶口才停。塞子塞上，掌心往下一按，按到一半，停了。
“这钱是她的。”
“锅里有饭。”她把暖瓶挪到灶台边上，转过身来，“你吃不吃，不吃我收了。”
我站在灶屋门口，没有动。她从我身边过去，围裙擦到我的袖子，擦过去的时候带了一点柴灰。
夜里我回西屋。西屋的灯还是那一盏十五瓦的，灯罩上黑了一圈，是烟熏的，擦不掉。我把箱底的记账本翻出来，坐在床沿上，想再对一遍数。外面街上没人走了，偶尔有一辆自行车过去，铃响一下，就远了。墙那边是东屋，东屋的灯还亮着，光从墙缝里漏过来一线，落在床脚上不动。
翻的时候摸到那张纸。纸在夹层里，折过四折，折痕都软了。我把纸摊开，压在膝盖上，膝盖底下是硬板床，一压就硌，我把纸挪到被子上。
我想看看那张合影背面那两行字到底写的是什么，就把照片从箱底拿出来。
照片正面朝上。三个人还是那三个人，位置也没变。她那时候瘦，颧骨上有一点红，像刚跑过。
脸那一块淡了，淡得不均匀。我把照片拿到灯下，又拿远一点，还是一样：眉毛在，眼睛在，鼻子和嘴化在纸的白里，像被人用湿布顺着一个方向轻轻擦过一遍，擦完没干透。
我把照片翻过去，背面朝上。背面有两行铅笔字，笔画能摸出来，摸不出写的是什么。我把照片放回箱底，压在记账本下面，又把它抽出来，改成压在记账本上面。放在上面，明早一开箱子就能看见。
门响了，是木头门轴响的那种短声。
外婆推门进来，手里拿着那三张工资条，摞得整整齐齐，边对着边。她走到床边，把条子放在床板上，两根手指按着，推到我手边。
“你算这个。”她说，“能算出什么来。”
她说完就转身出去了，门在她背后合上，没有关严，留着一指宽的缝，缝里透着东屋的灯。床板上那三张条子摞得整整齐齐，边对着边，比我自己摞的齐。
5 四月三十
院里摆了两只板凳，井台边一只，门槛上一只，坐着一个中年女人，蓝褂子，脚边搁一个布兜，兜口露着两包点心的纸角。
她坐的是门槛那只，坐得很正，两脚并着，手里的搪瓷杯一直端着，没往地上放。院墙根那堆柴码得整齐，她看了一眼，又看回来。外婆屋里屋，一个月也照样全勤。”
那女人点头，把杯子往嘴边送了送，没喝。
“手快。”外婆又说，“她接头快，一台车别人接四十个，她能接五十多个。去年车间评先进，红榜上贴了她的名字，贴了七天。”
那女人又点头，喝了口水。
我端着盆站在西屋门口，盆里是刚压上来的水，凉。我本来是要进屋擦箱子的，箱盖上落了一层灰，上回擦是三天前。井台那边有人在说话，说话的时候中间还夹着笑声，很轻的一下。
“她一个月一百二。”外婆把暖瓶挪了挪，“全勤还有三块。”
那女人说了进门以后的第一句话，声音低：“她这么能干，你们舍得。”
“舍不得也得舍。”外婆说，“姑娘总要出门子。”她把手往围裙后头一背，接下去说：“她这么能干，早点过门，多干半年活。”
我端着盆站在那里，没动。
来的人是他家的嫂子。她进院的时候我在门里，听见外婆叫她“他嫂子”，她应了一声，声音很轻。她坐下的姿势，是那种到别人家说亲事的时候坐的姿势：腰直，手放在膝盖上，眼睛不乱看。
盆里的水面上浮着一层灰，是我从井里压上来的时候带进来的。我端着，让那层灰慢慢沉下去，沉到盆底，水就清了。
清了以后能看见盆底的两个砂眼，一个在中间，一个靠边。我把盆端平，水面就不晃了，能映出屋檐那一角，还有一根电线，电线上一只麻雀，站了一会儿飞了。我站着不动，胳膊开始酸，酸到后来就不酸了，像不是自己的。
那女人坐了一会儿，把杯子里的水喝了半杯，站起来说要走。“这样的姑娘，到谁家都是福气，谁能娶着谁烧高香。”
外婆送到院门口，两个人又站着说了几句，声音低，听不清，只听见外婆最后说了一个“行”字。
回来的时候外婆把那只板凳收起来，靠在墙上，板凳腿在砖地上拖了一下，刮出一道白印。
“水怎么还不泼。”她说。
我把水泼在墙根，泼得很慢，让水细细地流，流到最后一点，才一下倒空。泼过的地方土色深了一块，很快就干了。
回西屋，我一掀门帘就看见地上有脚印。
四个，泥的，鞋底花纹不清楚，从门口一直到床脚。床脚那块地上，原来放缝纫机的地方，有一块方形的印子，边上落着灰，中间没有。灰这东西很实在，机子在那里站了几年，它就绕着那四条腿落，机子一走，那块地方就白出来。
我蹲下去，两只手摊开，量了量那块地方有多宽。
一臂多一点，那台机子的台面正好一臂宽。
地上那四个脚印，有两个是踩实的，后跟的印子深，另外两个只留了前半截，像人抬着东西走的时候，脚尖先落地。印子边缘的泥已经干了，干成灰白的颜色，指甲一刮就掉。
我站起来，把手上沾的灰在裤子上擦掉，去缝纫组。
缝纫组里只有一台机子在响。另外三台上盖着布，布上落了灰。墙上那串画粉剩下三支，两支是白的，一支是蓝的，蓝的那支断了一半。裁衣板上摊着三四条裤子，都锁好了边，叠在一起，边对着边。
外婆坐在靠窗那台前面锁边，脚踩踏板，手送布，一条裤腿从针下过去，过去以后她脚一抬，把布退出来，翻个面，再送进去。她右手上戴着顶针。
那顶针是浅的那只。铜的，凹坑磨得比另一只浅，戴在她指头上转了一圈，她拿拇指往下按了按。她这只手比我妈的手粗。
“西屋那台机子呢。”我问。
“处理了，抬到旧货店去了。”
“处理给谁了。”
“旧货店，过两条街那家。”她脚没停，“搁在那儿占地方，抬出去腾出一块地。”
“多少钱，总有个数。”
外婆剪断线，把剪子放回布上。
“你管这个干什么。”
“那是她的东西，我有权问。”
“有权。”外婆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说得不急，“你在这个门上吃饭，就有权问。你要是不在这个门上吃饭了，你还有什么权。”
“那是她的陪嫁。”
“陪嫁我给她办。”外婆把剪子推到布的另一头，“箱子、被面、脸盆，一样不少，比一台旧机子体面。”
“那台机子，卖了多少。”
“值不了多少，也不值当你问。你要是问得着，你就去问旧货店。”
“值多少，你说个数。”
外婆用剪子的尖在布上点了一下，没点下去。“说了你也要说我贱卖。东西抬出去是死的，换成钱揣在口袋里才是活的。”她把裤腿折起来，对齐了再折一道，“留着也是留着，占地方。”
她把话说完了，就把裤腿压到针底下，脚踩下去，机子响起来，响得比刚才急。
“那沓钱够买什么。”我说，“够买三袋白面吗。”
“够买三袋白面，也够买一床被面。”
“她把一台机子换成了钱。”我说，“我把那台机子算成了一千二。”
“这两笔不是一笔。”外婆把剪子搁下，“你那笔是她交的，这钱是这个门里的。你要是把它们并成一笔，我就没法跟你说话了。”
机子响了一阵，她开口：“你舅那边还差一样。收音机，等发了季度奖就去买。买回来先搁你舅屋里，出门子那天一块儿抬过去。”
我站在裁衣板这头，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我算什么，你知道。”我说。
“我知道你会算。”外婆把剪刀的把手朝里推了推，“你算得清。”
“那你还处理，为什么不等她出门。”
“处理的是机子，不是钱。”她把线剪了，“机子是这个门里的东西，钱是我给她的。”
夜里我把灯拉到床边。灯绳短，我得站起来才能够着，拉一下，灯就往床这头挪了一截，光落下来，落在被子上，被子上的补丁看得清。我从箱底把那张照片拿出来。
正月里拍的，照相馆的布景是一片假山，后头挂一块幕。照相馆在东街，门口挂一块木牌，写着“光明”，字是描金的，掉了一半。照片上三个人，坐的站的位置一直没变过。我把照片举到灯下，举得很近，纸被灯烤得有点卷。
脸那一块还是上回那个样子。鼻子和嘴化了，化在纸的白里，眉毛一根一根都在，眼睛也还在，就是淡。
我把它拿远，又拿近。灯芯有点长，火苗一跳一跳，纸上的白跟着跳。我把灯挪开一点，那一片还是白的，跟上回一样。它没有接着往下走。
上回我以为是自己眼花。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两行铅笔字，字很小，写得很轻，笔压下去的地方纸微微鼓起来。凑近了看，看了很久，认不出写的是什么。
照片压回记账本上面。这一趟我一样也没弄成。钱没要回来，机子找不回，只有那顶针，我看清了。
箱底还有那件新褂子，我摸了摸领子，还是硬的。
我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根一根往下掰。
拦婚，一次。追包，一次。摊工资条，一次。
数到第三根，我攥住了。
院里有人在说话，一个外婆，一个舅舅，声音从窗纸外面透进来，隔着一层纸，字是整的。屋里的灯暗了一下，是电压低，黄了一黄，又亮回来。
“三十那天，玉兰出门。”外婆说，“你前一天把屋子腾出来，床挪到东墙根，腾出走路的地方。”
“那天几点。”
“早上，人家来接，来两辆车，一辆坐人，一辆拉东西。”
“那箱子谁抬。”
“你抬。箱子沉，抬的时候两只手托底，别抠着锁扣走。”
我抬起头，把照片放下。
窗纸上有一团影子，是外婆站在院里，背对着窗。她的影子在窗纸上动了一下，右手抬起来，拇指跟食指捏在一起，往下一顶。
那只顶针从她手指上褪下来了。
6 我要那笔钱
我在心里数了一遍，从今天到三十号，中间隔九天。数完我又数了一遍，还是九天。
中午，我把三张工资条从暗袋里掏出来，排在八仙桌上，一张一张摆平，边对着边，排成一条直线。工资条压着记账本，记账本压着那张纸，纸上是铅笔写的一个乘号，两边的数我看了好几遍，一个三十三，一个三十六。
桌面是榆木的，中间有一道缝，缝里塞着陈年的灰，指甲抠出来一点，黑色的，放在指头上一捻就碎。桌腿底下垫着一块瓦片，缺了一个角，那个角朝着门口。
外婆从灶屋出来，端着一盆水。她走到门槛那里把盆放下，直起腰，走过来，站在桌那边，没有坐下。她的手在围裙上放着，一个手指顶着围裙边。
我把两只手撑在桌沿上，撑着，撑得很平，平到自己都觉得用了多余的力气。
“婚照结。”
她低头看我摆的那三张条子。
“那钱给我。”
“这钱是我沈家的。”她说，“不是你拿来的，也不是你能带走的。”
“钱是她交的，一个月三十三，交了三年。”
“她交给我，就是我沈家的。”
“一千二。”
“我知道一千二。”
她一句都没有躲。她不问什么钱，不说你说什么，也不装作听不懂。她把每一句都听进去了，然后一句一句地还回来，还得很稳。
“她一个月交三十三，交的时候手不抖。”外婆说，“钱她自己数好，数两遍，数完把钱压平，用纸包了，放在我枕头底下。她要是舍不得，她可以少交两块，我看不出来，我也从来不数。她一分没少交。”
“那是她的钱。”
“她要是想留两块呢。”我说，“一个月留两块，三年也能留七十块。”
“她不留。”外婆说，“她要是留了，她自己夜里睡不着。”
“她人是我接进这个门的，她的钱也是我接的。”
“她人三十号就出这个门了。”我说，“出了这个门，她还算不算这个门里的。”
外婆的手指在围裙边上顶着，往下按了一下，围裙上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
“出门也是从这个门里出的。”
“我只要她交的那一千二。”我说，“别的我一样不要，箱子、被面、脸盆，都归你办，我不问。”
“那笔钱现在在哪儿。”我又说，“你柜子里？枕头底下？还是已经动了。”
“在它该在的地方。”外婆说。
“什么地方。”
“你三十号就知道了。”
“你拿什么要。”
“我拿这三张条子。”
外婆看了一眼那三张纸，看了一眼，又看回来。“条子上写的是钱，不是人。”
她说完，弯腰端起门槛上那盆水，走到院里泼了，泼得很远，水在土上洒成一片，很快渗，那一栏的字印得比别人的淡，淡得几乎看不出笔画。厂里油印的东西就是这样，印到后面墨不够了，就一张比一张淡。
窗台上那块小方镜照着我，我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压那张纸。院里没有声音，灶屋那边也没有，只有鸡在墙根扒土。压到后来我不压了，把三张摞齐，边对着边，放回暗袋。放进去之前我又把折痕对了一遍，三张的折痕对得上，因为折的是同一个人。
天快黑的时候，院门口有人叫“沈家”。
外婆从屋里出去，我跟着走到院里。
来的人站在院门外，没有进来。解放鞋，鞋面上一层灰，裤腿卷了一道，卷得一边高一边低。他手里一个纸包，包得很方，四个角压得平，压在掌心下面。
外婆接了，拆开。是一只手表。
全钢，圆盘，表带是后配的，比原装的窄一点，扣子上有一道划痕，划得很浅。外婆把表翻过来看背面，背面是光的，什么字也没有。
“太破费。”外婆说，“你妈身体还好。”
“还行。”他说，“开春咳了半个月，现在不咳了。”
“一百二。”他说。
说完他搓手指上的机油，指甲缝是黑的，搓了两下没搓掉，又搓了一下。
“厂里一天四十个件。”他又说，说完自己也觉得不对，补了一句，“这个月三十九个。”
补完他就不说了，手插进裤兜，又拿出来，垂在身侧。
我站在离他三四步的地方，两只手垂着。天还没有黑透，他的脸看得清，眉毛很浓，左边眉尾断了一点，断得不多，要仔细看才看得出。这道眉毛我认得，因为我照镜子的时候在自己脸上见过，断在同一个地方。
“陈师傅。”我叫了一声。
他愣了一下，笑了一下。“别这么叫。”
说完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擦完又不知道往哪儿放。
“表挺好的。”我说。
“两丝。”他说。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大概也知道我听不懂，就没有再解释，只是把手在裤子上又擦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他自己补了一句：“一天快两秒，我调过，调不下来。”
外婆说进来坐。他说不了，厂里还有事，晚上还要回去交班。他转身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一下，看的是西屋那扇窗。窗上糊着纸，纸里没有点灯，什么也看不见。他看了一眼，转回去，走了。
他走了以后外婆把表拿进屋，放在八仙桌上，表盘朝上，摆在不当路的地方。
夜里舅舅回来，鞋上带泥，泥是湿的，在门槛上蹭了两下没蹭干净。
他一进门就说：“玉兰，你嫁过去就是城里人了。”说完摸后脑勺，摸了两下，摸完又摸了一下。
我没有接。
他转向外婆：“妈，人家那边问，三转一响还差一样。”
“手表今天送来了。”外婆说。
“那就差被面。”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像在念一张别人给他的单子，念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外婆没有应这句。她坐在桌边，把桌上那只表往里头挪了挪，挪到不当路的地方，挪完把手收回来，放在膝盖上。
舅舅又转过头来看我，笑了一下，笑得有点谄。“玉兰，你那个包里还剩多少。”
他的手伸出来，伸向桌角那个红布包。
外婆比他快。她先把包拿起来，抱在怀里，挪到身后，一只手压在上面。
“我就是问问。”舅舅把手收回去，“我又不是要。”
“你问什么。”外婆说。
“我问问里头还有多少。”
屋里静下来。灯泡是十五瓦的，光不够，桌子底下黑着，人脸也只剩一半。
“沈玉兰，你听着。”
我站着，没有动。
“你出门那天，我给你办得干干净净。”
“八百。”我说。
舅舅接了：“八百给了人家。”
“还有呢。”
“还有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加一台缝纫机。”他说，“四样。”
“多少钱。”
“五百三。”
他说完自己也愣了，手摸到后脑勺上，摸着不动了。他想了一会儿，大概在想这个数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想不出来。屋里没有别的声音，院里也没有。
外婆那只手一直压在包上，压了很久，压到舅舅把话咽回去，压到灯里的钨丝一闪。
“今天的话，出了这个门就不要再提。”她说，“家里的事，在家里说完。”
没有人接这句。舅舅站起来，把凳子推回桌底下，推得很轻。
7 算了
早上我把那面小方镜支在窗棂上，镜背的木框缺了一小块，支起来要垫半块砖。
我先梳头。头发昨天洗过，还没干透，梳齿进去的时候有点涩，梳到耳朵那里卡了一下，我用手把那一绺理开，再梳。镜子上有一层薄灰，我用袖子擦了一块，擦出一块亮的，脸就在那块亮里。
“算了。”
我的手停在头发上，梳子悬着。
那不是我在说话。声音从嗓子底下出来，很轻，轻到我差点以为是窗外的鸡。
“什么算了。”我说。
等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久到梳子上那根缠住的头发我都摘下来了。
“你说了也没用。”
我把梳子放在膝盖上。镜子里是二十岁的脸，脸上没有表情，眼睛看着镜子里那双眼睛。
“我说了才知道有没有用。”我说，“我还没说完。”
“不用试。”
“那是你的钱。”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算了。”
这一句她没有接。镜子里那张脸低了一下，又抬起来。
“你别去了。”
“去哪儿。”
她不答。我在心里替她答了：去东屋，去问她，去把那本子摊在她面前，再摊一次。这些我都干过，一次比一次没用。
“你怕什么。”我说。
“她说话。”她说，“她说的那些话，我听过。”
她还是不答。她的回答在别的地方：她的嘴抿起来，抿成一条线；她的手从膝盖上抬起来，去捻蓝褂子的下摆，捻了一下，又捻一下，把下摆捻出一道褶，褶压不平。
然后她做了一件事。
她把手伸到床底下，摸到那只木箱的铜搭扣，把搭扣按下去，按住了，往怀里推了推。
箱子是空的。记账本在我暗袋里，那张纸在我暗袋里，照片也在我暗袋里。箱子里只有一件压箱底的旧棉袄，还是她十六岁那年做的。
她扣上的是一只空箱子。
“箱子里是空的。”我说。
“我知道。”
“空的你也扣。”
“扣上就干净了。”
“干净给谁看。”
“给我自己看。”
“箱子里连一床新被面都没有。”我说，“就一件旧棉袄，明天抬走的时候，抬的是一口空箱子。”
“被面在你外婆屋里。”
“空的也是嫁妆。”她又说。
扣完她把手收回来，放回膝盖上，两只手叠在一起。
“你就这么出门。”我说。
“就这么出。”
“一分钱不带。”
“带了也没用。”
镜子里那张脸不看我，看的是窗纸。窗纸破了一个洞，用一小块报纸糊着，报纸上的字是倒的。
我坐在那里，梳子还在手上，头发梳了一半。后来我把梳子放下，把剩下的头发用手拢到耳后，拢完站起来，把镜子扶正了一点。
早上的事就这样过去了。她再没有说话，一整天都没有。
中午我把记账本摊在膝盖上，翻到最后一页。
本子是蓝皮的，横格，一页六行。前面每一页都写得满，一个月占一行，写了三年，写了三十六行，行行都落着那个数，中间夹着三笔奖四块。
最后一页上只有两行。
上一行是一九八八年三月，交三十三，末尾落着一千二。
下面那一行空着。空得干干净净，连一个铅笔点都没有。
我把这一页跟前面每一页比。每一页都是三行打底，有的四行，有的五行，只有这一页两行，底下那么宽的一片白，像谁在这儿停了一下，没有再往下走。
“四月那行空着。”我说。
“四月我出门了。”
“出门就不用交。”
“出门就不用交。”她说了一遍。
“你松了一口气没有。”
她没有答。她把围裙抚平了，从上往下，抚了两下。
那行是给四月的。四月她就不用再交了，她四月出门，出了门就不是这个门里的人了，就不用一个月三十三了。可那一行还是空在那儿，空得那么整齐，像一个位子，还给她留着。
我把手指压在那片空白上，压了很久，抬起来看，纸上没有印子。
“那一千二去哪了，你想知道吗。”我说。
“知道。”
“去哪了。”
“变成东西了。”
“你不心疼。”
“心疼。”
“心疼你还算了。”
“心疼也没用。”
我从暗袋里把照片拿出来。正面朝下，扣在膝盖上，只用手指摸背面。
背面有两行铅笔字，字很小，压得很轻。我摸得出笔画，一横，一竖，一个折，摸得出哪儿起了笔、哪儿收了笔，摸不出那是什么字。两行，上面那行三个字，下面那行也是三个字。
我摸了一遍，又摸了一遍。摸到最后，我把照片翻过来看了一眼。
眼睛已经没了。上回还剩两个浅浅的窝，这回连窝也只剩一点影子，得把照片斜过来才看得出。眉毛还在，一根一根都在，眉毛是最经得住磨的。
我把它翻回去，正面朝下，放回暗袋。
晚上八点进车间，夜班，到早上六点。
一车间里二十四台细纱机，一排开过去，声音是连着的，不是一台一台响，是一片响，人站在里面说话要凑到耳朵边上。地上有一层油，踩上去发滑；空气里混着机油味和棉花味，闻久了就闻不出来，回到宿舍才觉得衣服上有。灯泡在头顶上，隔一根柱子挂一盏，光落在机台上，落在棉絮上，棉絮在半空里慢慢飘，飘到人脸上就粘住。
我看三台车。巡回一趟，走过去，接头，走回来，再走过去。纱断了就接，接头的时候两根手指把纱头捻细，捻到够细，跟另一根对上，一搓，接上了。
前半夜还好。到了后半夜，人有点飘，脚下是自己的，又不像自己的。
接到第七八个头的时候，我忽然想不起来一件事。
我有个女儿。
十岁，扎两个辫子，鞋总脱在门口，冬天穿一双红的棉鞋，鞋帮上有一圈毛。这些我都记得，记得清清楚楚，连那双棉鞋的毛磨秃了半圈我都记得。
名字在嘴边上。
两个字还是三，去了。
三号车那边断得确实多，一连接了五个。往回走的时候张姐从后面跟上来，走了一段，她说：“后半夜最难，撑住。”
我说“撑得住”。
她就没有再说。
我摸了一下右腕。袖口里那块布的边还在，软的，摸得到。右腕是空的，一直是空的。
接班的那个女人来的时候看了一眼三号车，说：“这车今天你别管了，我找人来看看。”
下夜班，天刚亮。
厂门口的台阶上还有夜里的凉气，我坐下来，把暗袋里的本子掏出来，翻到最后一页。
铅笔是短的，一头削过两次，剩下不到两寸。
我在那行空着的地方，写下两个字：四月。
写完我把本子合上，放在膝盖上。台阶下面的路上，早班的人正往里走，蓝褂子一片一片，从我面前过去，没有人看我。
8 全车间
早班接中班，交接班室里挤了二十来个人。
屋子不大，两扇窗，窗玻璃上糊着半层灰，靠西那扇有一道裂纹，用透明胶粘着，胶黄了。有人端着搪瓷缸喝水，缸子上印着红字，字掉了一半；有人靠在门框上，一只手插在袖筒里；有两个年纪大的蹲在墙根，膝盖顶着膝盖，说昨天夜班的事。屋里有汗味，有棉花的味道，还有一点机油味，混在一起，闻不出是哪一个。
黑板挂在东墙，一米宽，绿漆，边上起了皮。
上半块写着产量：一班多少，二班多少，三班多少。下半块是个通知，说厂里要发劳保手套，让各班组长去领。字是别人写的，写得潦草，“套”字写成了“夺”。
我把袖子往上撸了一截，走到黑板跟前，用袖子把下半块擦干净。
板擦用一根绳子拴在黑板框上，绳子打了死结，够不着。
粉笔在黑板底下的粉笔盒里，长短不齐，最长的也就两寸，盒盖上有一块锈。我挑了一根长的，往板上一按，“咔”，断了半截，另一头滚到地上去了，滚到一个人的脚边，他没有捡。
我换了半截短的，接着写。
第一行，我写：一个月一百二。
后面有人笑了一声，不是恶意的，是没看懂，笑完就没有了。
“你写什么呢。”一个女工问。
我没有回头。我把“一百二”这三个字又描了一遍，描得比原来粗。
张姐从人堆里过来，站在我侧后方，看板上的字。
她没有问我在干什么，也没有劝我。她看了一会儿，开口说话，声音不高，一句一个数。
“她三个月都是全勤。”
我在第一行下面写：一年，一千四百四。
“一个月一百二。”她说。
第三行：三年，四千三百二。
“这个月也是。”
她说完这三个数就不说了，退到一边，两只手交叉在身前。
“你这数哪来的。”她问。
“记账本上。”我说，“她自己记的，正面记交出去的，背面记挣回来的。三年三十六笔，一笔不落。”
“本子呢。”
“在我身上。”我说，“本子上记的都是‘交’，不是‘攒’。她自己写的，三年没换过这个字。”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我写第四行：她交了一千二。
我把粉笔从右手换到左手，又换回来。右手上那半截粉笔还在，指腹上沾的白把针眼盖住了。
屋里安静下来。
刚才喝水的那个人把搪瓷缸放下了，缸底磕在桌面上，响了一下，响完之后屋里更静。
我转过身，背靠着黑板，对着这些人。
“她三年交了一千二。”我说。
没有人说话。有人低头看自己的鞋，有人往门口看了一眼，像在算自己该什么时候走。
“她一个月一百二，一年一千四百四。”我说，“三年是四千三百二。”
我停了一下。
“她交了一千二。一千二是十个月。”
屋里还是没有人说话。
“十个月。”我说，“一年十二个月，她交出去十个月的。十个月，不吃不喝。”
我停了一下，接着说。
“这三年她没添过一件新衣裳。她身上那件蓝褂子，袖口补过两回，补的那块布是从我舅的旧褂子上剪下来的。她一个月剩九块，九块钱要吃饭，要买肥皂，要买灯油。她买盐买散的，一斤能省四分。灯泡十五瓦，厨房那只干脆不点。”
我说这些的时候，屋里没有一个人动。
这句话我说过一次。在堂屋里，在我外婆面前，只有她一个人听见。那天我说完，她低头去看桌上那三张纸，看得很久。
这一次是二十几个人。
我说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屋里散开，散到墙上，散到窗玻璃上，没有人接。
张姐没有接。她站在人堆边上，低着头。
我转回去，接着写。
我写：八百。
“八百给人家。”我说，“给的是现钱，一手交，一手接。”
有人动了一下，是那个靠门框的，他换了个脚站着。
我在八百下面写：五百三。
“五百三置三转一响。”我说，“自行车是飞鸽的，一百三。手表是上海牌，全钢圆盘，一百二，今天早上刚送到家。收音机六十，等季度奖下来就去买。缝纫机二百二，二手的，人家用过两年，抬回来重新上了一道漆。四样，一样不少。”
我把粉笔在手上转了半圈。
“这些东西现在都在屋里摆着。”我说，“我看得见，一样也搬不动。”
底下有人吸了一口气，吸得很轻。
我把两个数摞起来，在下面写：一千三百三。
“她那一千二，加上一台机子。”我说，“她那台机子没了，卖了。卖了一百三。”
我把粉笔放下，转过身。
“一百三这个数，我是问出来的。”我说，“过两条街有个旧货店，姓王的老头开的，柜台后面有个铁皮柜。我前天去问过，他说上个月收了一台飞人牌，二手的，台面掉漆，梭芯少一个，他给了一百三，转手卖一百八。”
屋里没有人说话。
“我外婆不肯说这个数。”我说，“她说，你要是问得着，你就去问旧货店。”
人群里有一个人“哦”了一声。
就一声，很短，像是把一口气放出来了一半，剩下的又收回去了。
我转回去，在最后一行写：一千二，加一百三十，正好一千三百三。
写完在下面划了一道横线。横线画得有点斜，起笔的时候手抬得高了，落下去偏了一点，划到一半才拉平。
我把粉笔放回粉笔盒，放得很正，跟别人的粉笔头排在一起，长的朝一头，短的朝一头。
然后我回过头。
外婆站在门口。
她手里拎着一个铝饭盒，盖子上有一个凹，那个凹我认得，是去年冬天磕在井台上磕出来的。
她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进来。
她站在门槛外面，两只脚并着，一只手里拎着饭盒，另一只手垂着。她的影子被门框切成两半，一半在门里，一半在门外。她就在那儿站着，站了大概有半分钟。
舅舅站在她后头，两只手插在裤兜里，没有摸后脑勺。他往黑板这边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就把头低下去，看自己的鞋。
换班的人开始往外走。
脚步声一阵一阵，从我身边过去，从黑板跟前过去，没有人停。有人走过的时候肩膀擦到我的袖子，擦过去就过去了。
有个女工走到门口，把手里那个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喝完走了。
值班长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黑板明天还要用。”
我没有接这句。
张姐最后走。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黑板，看完走了。她走过去的时候外婆往边上让了让，让得很小，只让开半步。
让完她把饭盒换到另一只手上。换的时候盖子磕了一下盒身，响了一声，不重，隔着几步远刚好听得见。然后她转身走了，舅舅跟在后头。
人都走完了，屋里剩我一个。
我伸手去摸暗袋，摸到那张照片的边。手指头在边上停了一下，没有拿出来。
黑板上的字还在。
四行数，一道横线。最上面那一行写得最高，写到“二”的时候粉笔断过一次，那个“二”上面一横略粗，下面一横细。
粉笔灰顺着板槽往下落了一点，落在槽底那一小堆白里，落得很慢。
9 我养大的
第二天早班，黑板上的字没了。
擦得很干净，不光是字，连板槽里的粉笔灰都倒了，槽底露出铁皮，铁皮上有一层薄锈。班前会上没有人提这件事，值班长念完产量就走了，念得比平常快。
下班的时候，人从车间门口往外走，蓝褂子一片，出了门就散开，往食堂去，往宿舍去。有人在门口的水龙头底下洗手，水是凉的，搓两下就甩干，甩在墙根。手洗不干净，指甲缝里那一道黑是洗不掉的，得等它自己长出去。
有人把工作服的扣子解开，一边走一边扇，扇出来的风带着汗味。有人骑自行车从人堆里穿过去，铃铛按了两下，人往两边让。
外婆站在门口那根电线杆底下。
她今天没有带饭盒。往常她来送饭，手里总拎着那个铝的，盖子上的凹一晃一晃。今天两只手都空着，一只手在身前，一只手垂着。她的鞋尖对着厂门，摆得很正，看样子站了不止一会儿。
我走到她跟前，站住。
她开口，声音不大，但够周围那几个人听见。
“她是我养大的。”
有人慢下来，慢了一下，又往前走，走得不快不慢。
“二十年，一年六十，正好一千二。”
她把手在围裙上抹了一下，从腰那儿往上抹，抹完接着说。
“她吃我的，穿我的，上到初中，初中三年书本费也是我出的。她十六岁进厂，进厂那年我还给她缝了一身新衣裳，蓝的，就是她现在身上这件。这件穿了四年，袖口补过两回。”
旁边的人越走越快。
“我养她二十年，一年六十。”她说，“六十块钱一年，一个月五块。五块钱够干什么，你们自己算。”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像在等谁接一句。
没有人接。
“我拿的这点，还没跟她算过。”
她说完这句停了一下，又说：“我不怕人听。我怕的是没人听。今天你们都听见了，她是我养大的，不是我欠她的。”
她顿了顿，又说：“我不是不给她。我是没有。她舅那头一张口，我这里就得应。应不下来，人家把话传出去，说沈家嫁了闺女，连个媳妇都娶不起。”
她说完这句就不说了，把手放回身侧。
“你不用当着人说。”我说。
“我不当人说，你就一直算下去。”她把话接得很顺天。”她说，“下午还得回组里，活儿压着呢。”
外婆把手垂在身侧，说了一句：“回去吃饭。”
她转身先走了，走得比平常慢，走到巷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接着走。
我站在原地，等她的背影没了才动。
堂屋的八仙桌上什么也没有。
昨天这张桌子上还摆着三张条子、一本本子、一张纸，今天什么都没有。桌面擦过了，中间那道缝里的灰也抠干净了，抠得露出一道浅白的木茬。
凳子都推在桌子底下，推进去得很齐。墙上的日历还翻在四月，二十二号那一页折了一个角。屋角那口水缸盖着木板，板上压着一只葫芦瓢。灶屋那边没有动静，灶是凉的。
外婆从东屋出来，手里拿着红布包。
她把包放在桌上，四个角一个一个解开。结打得有点死，解到第三个角的时候她用手指甲去挑，挑了两下才挑开。
里面不是一沓。钱分成了两摞，一摞厚，一摞薄，分别捆着。厚的那摞上还缠着那根白棉线，缠了两道；薄的那摞上套着一根橡皮筋，黄的，松了，套了两圈，有一圈滑到了边上。
“七百。”她说，把厚的那一摞推到我这边。
“一千二。”
“就七百。”
“差的五百呢。”
“算我借的。”
“借多久。”
“我要是有，我就给你。”
“什么时候有。”
“不知道。”
“不行。”
外婆把手按在薄的那一摞上，五个手指头张着，压得很平，指节泛白。
“这钱是不是她的。”我问。
“是。”
“是她的，为什么只给七百。”
“剩下五百算我借的。”
“你借了打算还吗。”
“打算。”
“什么时候还。”
“等我有。”
“你要就要，不要就一分没有。”
“你这叫借。”
“我这叫借。”她说了一遍。
“借的债总得有个日子。”我说，“日子定不下来，就是没有。”
“日子定不下来。”她说，“你去问你舅，他手里还剩几个钱。”
“我给她办嫁妆。”她又说，“箱子、被面、脸盆、暖瓶，一样不少，办下来也是一笔钱。这笔钱我不跟她算。”
“那也是她自己的钱。”
“她的钱。”外婆说，“我的手。”
“这笔账你算得比谁都清楚。”我说。
“我过了二十年糊涂日子。”她说，“就这一笔算得清。”
我没有马上伸手。我看着那两摞钱。厚的那摞边角整齐，一张一张压得实，压过的痕迹还在，是白棉线勒的；薄的那摞边角是毛的，有几张卷了，橡皮筋勒进去一道，勒得纸都凹了。
我伸出手，把厚的那一摞拿过来。
两只手拿的，捧起来，捧得比需要的更平。
外婆把手收回去，按在那五百上面，按了一会儿，按完把手抬起来，看了看自己的手心。
“你出门那天，我给你办得干干净净。”她说，跟上回在堂屋里那句话一个字都不差。
“我信你能办得干净。”我说，“我不信你肯把她的钱办进去。”
“你不信，我也还是这句话。”她说，“这话我说了二十年，不差这一回。”
“这不是你办的。”
她没有接这句。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今天在那儿站着，一句话没说。你心里怎么想，我知道。”
我把钱抱在怀里，没有答。她把薄的那一摞收起来，塞进围裙口袋里，塞的时候口袋鼓出一块，她用手在口袋外面按了按，按平。
按完她转身回东屋去了，门在她身后合上，合得很轻。
回西屋，我把七十张摊在床板上，一张一张数。
票子是十块的，大团结，正面的人像都朝一边，我把它们一张一张并齐，边对着边。有几张是新的，硬，掀起来“啪”一声；有几张软了，边上起了毛，摸上去像布。新的和软的掺在一起，一看就知道不是一次取出来的。
第一遍数完，七十。
第二遍数完，七十。
第三遍数到三十几张，手不听话了。
指尖发抖，抖得不厉害，就是数不清。数到三十七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数错了，因为那一张我数了两遍，数完还想再数一遍。我把手从钱上拿开，按在膝盖上，按着，等它不抖。
等的时候屋里很静，能听见院里鸡在扒土，扒一下，停一下。
手不抖了，我再数。
这一遍我用牙咬着那根橡皮筋，咬着，一只手压着钱，另一只手的食指一张一张往下点，点一张，心里记一个数。
数完，七十。
我把橡皮筋从嘴里拿下来，上面有牙印。我把它重新捆上，捆了两道。白棉线捆两道是她的做法，捆得紧，勒出印子；橡皮筋捆两道是我的，捆完还松着，钱能抽得动。
我把七十张塞进暗袋，跟记账本、那张纸、照片放在一起。
暗袋鼓起来了。我按了按，按了三下，把它按平。
东屋的门关上了，插销插着。
我从窗纸上看见她的后背。她背对着窗站着，蓝布褂子的背缝上有一道补丁，补丁的线是白的，白得很显。针脚一排一排，排得不齐，中间有一处跳了一针，空出一小块，露出底下那块旧布的颜色。
10 你不是我
婚礼前一夜，我把西屋的灯关了。
灯绳在门边，一根白线，尾上打了个结，我伸手拉了一下，“嗒”，屋里就黑下来。黑下来以后，窗纸反倒亮了。院门口那盏路灯照着，光从窗纸外面透进来，一条一条，是窗棂的影子，落在被子上，落在墙上，落在床脚那只空箱子上。
我躺在床板上，暗袋压在枕头底下，枕头硬了一块，硌着后脑。
被子里有太阳晒过的味道，还有一点樟脑味，是箱子里带上来的。床板是旧的，我翻一下身，它就吱一声，翻一下，吱一声。
“你不是我。”
我听见自己的嗓子在说话，说得比我想的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走，走得很稳，不像我。
我躺着没有动，连呼吸都放轻了。
炕席上有一根草，扎着我的胳膊，我把它拨开，拨完把手放回原处。院墙外面有风，风把窗纸吹得响了一下，响完就没有了。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又睡了，我说：“妈，你睡糊涂了。”
我翻了个身，把脸对着墙。
翻身的时候我把两只手都塞到枕头下面，压在暗袋上，压着那七十张纸和一本本子。
墙是土坯的，抹了一层白灰，白灰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黄泥。有一块掉的形状像一只鞋。
“你老在心里叫一个名字。”
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说别人的事，说完就停在那儿，不催我。
我把手从枕头底下抽出来，攥住了褥子边。
“陈诺。”
这三个字出来的时候，我攥着褥子的手紧了一下，紧到指头发麻，麻到手腕那儿去了，我把手松开，又攥住。
我躺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说。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院墙外面有人推自行车过去，车链子响，响一段就没有了。静得能听见她的呼吸，一起一落，不快不慢，跟机器不一样，机器是连的，人是一段一段的。
“你怎么知道。”我说。
“我睡着的时候，你在叫。”
“你什么时候醒的。”
“不知道。”
她说完就不说了。我等了很久，等到褥子边被我攥出一道褶。
“你是哪年生的。”她问。
“八九年。”
“八九年，我还没生。”
说完她就不说了。
院门口那盏路灯闪了一下，屋里跟着暗了一暗，又亮回来。那年头的电就是这样，一到晚上就不稳，灯泡黄一黄，黄完再亮，亮的时候钨丝里有声音，细得像蚊子。
东屋那边有响动，是外婆翻了个身，床板吱了一下。她大概也没有睡实。这几天她睡得晚，屋里的灯总亮到我这边黑透了才灭。
我把脸从墙上转回来，看着房梁。房梁上挂着两串干辣椒，黑着看不清，只知道在那儿。
“你早就知道。”我说。
“知道。”
“知道多久了。”
“第三天。”
“第三天你就知道。”
“你梳头的样子不对。”她说，“你梳头从下往上梳，我从上往下。”
我躺在那里，把这句话在心里放了一遍。三年，她梳了三年的头，从上往下，梳到耳朵那里要停一下，因为那里有个旋。我梳了三十七年，从下往上。三十七年没人跟我说过这个。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问。
“说什么。”
“说你知道。”
“说了你就要走。”
我张了张嘴，没有出声。房梁上的干辣椒在风里晃了一下，晃得很轻，影子也跟着晃。
“走不了。”我说。
“走不了也得走。”她说，“三十号。”
窗纸上的影子动了一下，是院门口有人过去，影子从窗上横着扫过去，扫得很快，扫完屋里又黑了。
我听见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布拉过床板，沙沙一阵，拉完就不动了。
“你想过要回来那笔钱吗。”我问。
“想过。”
“想过为什么不去。”
“想了二十年。”
“三十号那天，你怕不怕。”我问。
“怕。”
“怕什么。”
“怕是白怕。”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没有变，还是那么轻。二十年这三个字从她嘴里出来，跟我心里的二十年不是一个东西。我的是三十七年，她的是二十年，中间差的那些年，是她还没生我的那些年。那些年她一个人在这个院里，在这个屋里，在这张床板上，从这个门进来，从这个门出去，一天一天过。
“我问你一句话，你别答得太快。”我说，“从八五年进厂，到今年三月，三十六个月，你一个月交一次，三十六次。每一次都是你自己数的，你自己包的，你自己放到她枕头底下的。这三十六次里头，你有没有一次想过不交。”
屋里静了很久。
“想过。”
“哪一次。”
“每一次。”
我把这三个字翻来覆去地在心里过。
“每一次都想过，每一次都交了。”
“交了就不用想第二遍。”她说。
“你数得比我清。”
“我只会数。”她说，“不会过。”
“你算的两个数，差着二十倍。”我说，“你算得清清楚楚，可你不去要。”
“我替你要过一次。”我说，“要回来七百。”
“你恨她吗。”我问。
她没有马上答。
院里那盏路灯闪了一下，这一回闪得久，屋里到腰上，凉气从肩头下来。
我坐在床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窗纸外面那盏路灯把窗棂的影子照在墙上，四条竖的，两条横的，格子中间是空的，空的地方比别处更黑。
“把手举起来。”她说。
我把手举起来，举到眼前，离眼睛很近，近到看不清。窗外的光从侧面过来，落在手背上，落在指头上，指头一根一根亮起来。
两只手翻过来。
指腹上一个一个针眼，细的，浅的，横七竖八。有的已经结了痂，痂是黑褐色的一小点；有的还是红的，鼓着一点，边上有一圈白；有的只剩下一个印子，摸上去是平的。
我数到第十三个就数不下去了，因为有两个挨得太近，分不清是一个还是两个。
这些口子是怎么来的，我一个都不知道。有的是接头的时候纱线勒的，有的是换梭子的时候被机件刮的，有的是搬纱管的时候划的。哪一种我都说不出，因为我没有一次是自己在场的。
这双手不是我的。这双手三年接头接了三十三万八千个，一个头勒一下，勒破了结痂，痂没长好又勒破。我知道这个数，是因为我算过，可是我没受过。
“这些口子，有你的，有我的。”她说。
“分不出来。”
“分不出来就分不出来。”
我把手放下，手背先落在床板上，掌心朝上。
“一年六十。”她说，“她算少了。”
停了一下。
“我一个月一百二。”
我没有接这句。
一个月一百二，一年一千四百四。一年六十，二十年一千二。这两个数我都在黑板上写过，一个写在上面，一个没写。她算过，她算得比谁都清楚，她只是不去要。
“你这一辈子，有没有哪一天是为自己的。”我问。
“有一天。”
“哪一天。”
“三十号。”
“你以后怎么办。”我问。
“过日子。”
“跟他过。”
“跟谁过都是过。”
“我脸上没东西了。”她说。
“什么。”
“照片。”
我把头转过去。屋里黑着，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见床那头一点灰白，是窗纸的亮。
“什么时候没的。”
“不知道。”她说，“有一天拿出来看，就没有了。”
“你怎么不早说。”
“说了你也没有办法。”
我把手从床板上拿起来，又放回去。手掌贴住床板那一会儿，木头是凉的，凉气从掌心往上走，走到手腕就没有了。
“三十号以后，我就从这个门里出去了。”我说。
“走吧。”
“你别记住我。”她说。
“记不住。”
“记不住好。”
“睡吧。”她说。
说完这两个字，她就没有声音了。
我坐在床板上，坐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院门口那盏路灯灭了，窗纸彻底黑下来，久到院里那只鸡扑了一下翅膀。
后来我躺回去，把两只手放在身侧，掌心朝上。
手上面有十几个小口子，黑着看不见，可我知道它们在那儿，一个挨着一个，横七竖八，像谁在一张纸上随手点了十几个点。
11 你替我要一次
天刚亮，院里就有搬东西的声音。
板车停在院门外，有人把绳子往车帮上绕，绕一圈，拽一下，绳子和木头摩擦，发出一种干涩的响。院墙根的柴堆挪了地方，腾出一条能走人的道，道上落了一层柴屑。
屋里屋外都有人在动。舅舅在院里搬箱子，搬的时候不说话，抬起来，走三步，放下。外婆从灶屋出来，手里端着一碗汤，汤上浮着两个荷包蛋，蛋煎得老，边上一圈焦。她把碗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吃了再走”，说完就进屋去了。
她进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朵红绸花。
绸的，边上脱了丝，红色的绸子有点旧了，不是正红，偏一点暗。她走到我跟前，没有让我低头，自己抬起手来，把花别在我胸前偏左的位置。别的时候手很稳，别针穿过布，两下就扣住了，扣完她用掌心按了一下。
按完她往后退了半步，看了看。
“这花是我那年戴的。”她说，“戴完压在箱底，压了二十多年。”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看的是那朵花。
“今天出门，别哭。”
“我不哭。”
她转身出去了。
“我出门那天，她没有花给我。”我的嗓子说。
“你戴过没有。”
“没有。”
我把手按在花上，按了一会儿。绸子是凉的，按久了才有一点温度。
我站在西屋当中，两只手垂着，抬手碰了一下那朵花，碰掉了一点丝。丝很细，落在指头上，看不见，摸得着。
窗台上那面小方镜还支着，我把它扶正，看里面那张脸。
二十岁的脸。脸上擦了粉，粉糙，浮在脸上，没有吃进去，靠耳朵那里有一道没抹开。眉毛是画的，画得比原来长，长出来一点，超出了本来的眉尾。
那不是我的脸。
“八五年进厂。”我的嗓子说话了，很轻，“第一个月的钱我就交给她了。三十三块，我拿回家，她数了一遍，说了一个字，乖。就一个字。”
“我知道。”我说，“本子上记着。”
“我在厂里站了三年。”她说，“一天站八个钟头。站到第三年，脚后跟裂口子，冬天裂，夏天长好，年年裂。我没跟她说过。”
“她一个月给我留九块。”她说，“九块钱，我买过一双袜子，两毛八。剩下的买碱，买针，买线，买过一瓶雪花膏，没用完就干了。”
我把手从镜子上拿下来。
“八七年冬天我要过一次。”
“要来了吗。”
“她说，嫁妆我给你攒着。”
镜子里那张脸没有动。
“她给我攒着。”她说，“我就再没要过。”
“为什么不再要。”
“我张不开嘴。”
“张不开嘴，还是不敢张开。”
“我张不开嘴。”她又说了一遍，说得很轻，说得很稳。这是她这辈子唯一一次纠正我。
我把镜子扶正了一点，扶完又扶了一下。
“你替我要一次。”她说。
停了一下。
“我这回张不开嘴。”
我站在镜子前面，看着那张画了眉的脸。三十七年，我在她身边长大。她给我做饭，给我交学费，给我买过一双球鞋，白的，穿了两年，鞋头开了口拿线缝上。这三十七年里她跟我要过一次东西，是我十六岁那年，她说，把你的旧课本留着，别卖。
“你自己说。”我说。
镜子里那张脸抬起来了。
“你自己说。”我又说了一遍，“我不替你说。你今天要是说不出这四个字，这一千二就永远在她的柜子里，等她死了，归我舅。”
东屋的柜子前，外婆在叠抹布。
一块蓝的，洗得发白，铺在柜面上，叠一次，再叠一次，叠成巴掌大，放在柜子上那一格木格里。
我站在柜子前面。
我一个字也没有说。
我的嗓子自己开口了，说得很稳，比平常稳：
“这一千二，是我的。”
外婆的手停在抹布上。
她没有马上抬头。她把抹布叠完，压平，放进木格，把格子上的小门推上，才转过身来。
她看了我很久。
她看的不是我，是这张脸。她看的时候，围裙的系带在腰后松了，她伸手到背后摸了一下，摸到，打了一个结。
“这话谁教你的。”她说。
我没有答。
“你从小到大没跟我要过一次。”她说，“一次都没有。你要过什么？你什么都不要。人家闺女出门子前头，跟娘要块布，要双鞋，你什么也没要。”
“要过一次。”
外婆的手停在围裙上。
“哪一次。”
“八七年冬天。”
她想了很久。屋里有钟，钟摆的声音一下一下，走得很准。
“我不欠你。”她说，“我养你二十年，你交我三年。这三年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住。你算算，谁欠谁。”
“我不算。”
“你不算，我算。”
“那次你没说要。”
“我说了。”
“你说的是，妈，我那钱。然后你就没往下说。”
“我没说完。”她说，“你没让我说完。”
外婆没有再说话。
她转过身，弯下腰，打开柜子最下面那一格。那一格很深，得蹲下去才够得着。她从里头拿出一个布包，解开，里面是一沓钱，用一根麻绳捆着。
她数出五十张，数得很慢，一张一张放在柜面上，放齐了，用手掌压了压。
“你拿去。”她说。
我没有动。
“你拿去。”她又说了一遍。
我伸出手，用两只手，托着。
“你带走可以。”她说，“你带走，以后别提这个门。”
“今天出门。”她说。
“知道。”
她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你舅要问，我就说办嫁妆了。”
她说完就出去了。
回西屋，我从暗袋里把七百拿出来，跟刚拿的五百并在一处。
两摞钱放在床板上，我数了一遍。一百二十张。数完我把它们摞齐，边对着边，摞成一摞，用手掌压住。
压了很久。
红布包在箱底。我把箱子打开，从最底下把包拿出来。
包是空的，四个角还打着结，只是塌下去了。空包拿在手上是软的，没有东西坠着，布贴着手指，凉。
我把四个角的结一个一个解开，把包摊平。布是旧的，洗得发白，角上那块蓝布补丁的针脚露在外面，一针一针，走得不齐。
我的手自己动了一下。它从暗袋里把那张工资条抽出来，塞到我手里。
两指宽，油印，窄长条。上面印着我的名字，底下一格一格排着数，最后一个数是一百一十四。
我把它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我看了一会儿，把它放回红布包里。
床板上那一摞钱还在。我把它拿过来，一张一张放进包里，放到一半停了一下，把剩下的推齐，再接着放。
一百二十张。
四个角，一个一个打上结。打得很慢，结打得比以前紧，紧到布都皱起来。
包撑住了。拿在手上是沉的，坠手。
包按到箱底，压了压。压的时候手掌能感觉到箱底的木板，板缝里有一根刺，扎了一下，不深。
我把箱盖放下去，扣上铜搭扣。
搭扣扣上，“嗒”一声，很轻。
院里有人喊：“车来了。”
喊声从院门外传进来，穿过堂屋，穿过西屋的门帘，落到这间屋里，就不响了。上，手里一张纸。
“木箱一口。”
她把纸往上提了提，纸在手里抖了一下。
“被面两床。”
“两床。”有人在墙根那儿重复了一句，“两床。”
“脸盆两个。”
“暖瓶一个。”
“新褂子一件。”
“解放鞋一双。”
念完，她把纸对折，再对折，塞进围裙口袋里。
围着的人没有动。
有人往箱子那边又探了探身子，有人把脖子缩回去又伸出来，有人把手在围裙上抹了一把。她们等的不是这几样，这几样她们早看见了，她们等的是后面的话。
“这箱子是新的。”有人说。
“漆得真亮。”另一个说，“哪儿做的。”
“南街木器社。”
“她家姑爷来了没有。”
“在院外头。”
“怎么不进来。”
“人家有规矩。”
“被面几床。”
“两床。”
“两床少了。”那人说，“去年王家四床。”
“少不少，看谁家。”外婆说。
外婆没有接这句。
“她家闺女在厂里三年了。”站在后头的一个说。
“三年。”
“一个月一百二。”
“一百二。”那人咂了一下嘴，“三年也不少。”
“不少。”
说完没有人再往下算。有人把头低下去，有人还盯着箱子。
“箱子里头还有东西没有。”又有人问。
“有。”外婆说，“新褂子。”
“这箱子能装多少。”
“装两床被面还有富余。”
“富余的地方放什么。”
没有人答这句。
“这暖瓶是新的。”
“竹壳的，不经摔。”
“压箱钱多少。”
外婆没有答。
“问你呢。”那人又说了一句。
“箱子里有褂子。”外婆说。
她把箱盖掀开一条缝，往里看了一眼，又合上，手按在箱盖上，按了按。
“就这些。”她说。
“就这些？”墙根那儿有人问。
“就这些。”她说。
墙根那边有人小声说了一句什么，说完就散了，散得很快，往板车那边去，往巷口去。走出去几步还有人回头看，看了一眼箱子，又看了一眼外婆。
舅舅把木箱抬上板车。抬的时候没有说话，抬起来，走三步，放下，再抬。他抬的时候腰弯得很低，两条腿岔开，绳子勒在肩膀上，肩上垫了一块布。抬完他摸了一下后脑勺。
车在院外等着。
我最后一个出门。
站在门槛上，我回头看了一眼堂屋。八仙桌在当中，桌面擦得发亮，四条腿落地，有一条腿底下垫着那块瓦片，瓦片缺的角朝着门口。墙上的日历还翻在四月，最上面那一页卷了边。灶屋的门开着，门里黑，看不进去。
门框上钉着一块门牌，蓝底白字，后街十七号。“七”字掉了一个角，缺的那一块露出底下的铁皮，锈成了褐色。
我伸手在门牌上摸了一下，摸到那个缺角，缺角是尖的，有点扎手。
“十七号。”我说。
然后我跨出门槛。
跨出去那一步，脚落下去是空的。不是踩空的那种空，是脚底下没有东西，可人没有往下掉，就那么空着，空了一下。
睁眼。
还是那台缝纫机。
蓝布搭在机头上，灰落了薄薄一层，薄到能看见底下的黑漆和那半截描金的花。窗玻璃上糊着塑料布，光从外面透进来，白得发闷，屋里什么都像隔着一层水。
屋角那三只纸箱还开着口，衣裳还是那几件，没有人动过。
我的手按在机针那一块。
指腹上一个针眼，血已经干了，边缘发黑，中间那一点是硬的，按一下有点疼，疼得不厉害。
手机在台面上震，震得往边上挪了一点。
我接了。
“妈，你几点回，饭都凉了。”
“诺诺，我一会儿就回。”
“那我把菜热上。”她说，“你走的时候把灯关了没有。”
“关了。”
“姥姥屋里那个柜子你要不要。”
“先放着。”
“那我不动。”
“妈，你晚上想吃什么。”
“随便。”
“那我做西红柿。”
挂了电话，我把机头掀起来。
掀的时候要用两只手，一手托着机头，一手扶着底座，往上抬，抬到一定的高度它自己会停住。这台机子的机头沉，比一九八八年西屋那台沉。
夹层里：线轴、梭芯、三根断针。断针摆得横七竖八，针尖朝哪边的都有。
还有一个红布包。
包是旧的，四个角都系着，一角上缝过一块蓝布。
我把包拿出来，放在台面上。
包是空的，塌下去，布贴在台面上，软的，没有东西坠着。
四个角的结还在。我解了一个，又解了一个，把包摊平。布是旧的，颜色退成一种说不清的白，那块蓝布还在，线已经白了。
包里有东西。
一张纸，两指宽，窄长条，油印。
姓名栏印着三个字，那三个字我认得。工资那一栏是一百二，底下扣了两笔，扣完剩一百一十四。
纸的边上卷了一点，卷的方向是从外向里，跟她记账本上那些纸卷的方向一样。
我把它翻过来。
背面用铅笔写了三个字，笔画细，写到哪儿纸就跟着起一点。
我自己的。
我把这张纸压在膝盖上。
压住，手掌摊平在纸上面，压着不动。膝盖上那一片，压得平平的。
抬头，五斗橱上那个相框。
相框是木头的，玻璃上落着灰。里面那张三寸合影，我抽出来。
正面是一片白。
不是整张白，是中间那一块白，人脸那一块，什么都没有了，白得跟纸一个颜色。边上还留着一点灰的影，是照相馆的布景，一片假山，后头挂一块幕。
背面有两行铅笔字。
第一行：这是我。
第二行：八八年冬。
我一九八九年生。往前数十个月，就是那年冬天。
我不是在要出生的那一年回来的。我回来的时候，她还没有我。
门口有脚步声，很轻，是光着脚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走到门边停住了。
“妈。”
我没有应。
“我把菜热好了。”她在门外说。
我把工资条放回红布包。
我把四个角重新系上，一个一个系，系完把包按平。
塞回夹层，把线轴和梭芯推到它前头，挡着。
我把机头放下去。
那一声“咯”，跟一九八八年西屋那台一样。
12 工资条
院里摆着嫁妆。
一只木箱，新漆的，漆还亮，箱角钉着两个铁包角，包角上的钉子一明一暗，看得出是新打的；两床被面叠成方，用一根纸绳十字捆着，捆得很紧，被面的角被绳勒出四个凹陷。
两个搪瓷脸盆，盆底印着牡丹，一朵红的，一朵粉的，粉的那朵印偏了，花心跑到盆边上去；一个暖瓶，竹壳的，壳上有一道裂，用铜丝缠了两圈；一个包袱，包着新褂子和一双解放鞋，鞋是新的时候是白的，现在有点发黄。
这些东西摆在院子当中，摆成一条线，摆得整整齐齐，摆的时候外婆亲自看着，谁挪一下她都要说一句。
围过来看的人站了半圈，站在院墙根和板车之间，都伸着脖子。
外婆站在箱子边黑了一阵，才慢慢亮回来。
“她也是这么过来的。”她说。
“她拿你的钱给她儿子娶亲，你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进这个门的时候。”她说，“她也是这么站着的。她站得比我早。”
这句我没有再问下去。
“我生过一个。”她说。
“我知道。”
“生了一天一夜。天亮的时候生下来的，六斤二两。”
“我知道。”
“那个名字，是你女儿的。”她说。
“是。”
“几岁。”
“十岁。”
“十岁好。”她说，“十岁还记得住人。”
我坐起来了。
不是我要坐的。是我的腰先起来，背跟着起来，头最后起来，像有人在背后把我扶了一把。坐起来的时候被子滑，显然是准备好的，“你算到什么时候，我就说到什么时候。”
我站在她对面，两只手插在袖子里，右手在袖子里捏着袖口里那块布的边，捏得很紧，捏到那块布发热。
没有一个人笑。
也没有一个人接话。有一个女工走过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看了一眼就低下头去，脚步没停。走到前头那个又回过头来，冲我喊了一句“玉兰，走了”，我说“你们先走”。还有一个端着饭盒的，走到我们旁边的时候绕了个弯，绕出去两步，又绕回来。
人走完了，门口就剩我们两个。
“你今天不上班。”我说。
“我请了半个字，我拿不住。是两个字。可那两个字是什么，我在机器声里站着，手还在动，心里在往回找，找不着。就像一个东西放在手边，你知道它在那儿，你伸手去摸，摸到的是桌面。
我又接了一个头。捻纱头的时候手指捻得比平常久，捻到纱头细得快断了才接上。
李师傅蹲在机台边上换纱管，一边换一边嘟囔：“这批纱不行，捻度不够，一拉就断，一晚上断了我半盒纱管。”
没人接他这句。
值班长在机台那头喊：“四号车换纱。”
“换哪个班。”有人问。
“现在就换。”
张姐从机台那头过来，隔着声音喊：“三号车断得多，你去看一下。”
我点头下去。她把盆扣在墙根，没有再说话，回灶屋去了。灶屋的门在她身后合上，合得不严，留着一道缝。
我把三张条子收起来，收进暗袋。收到第三张的时候手停了一下，因为第三张不是她的，是张姐的。
下午我在西屋坐了很久，把三张条子拿出来，一张一张抚平。
条子被折过，折痕横在“实发”那一栏上，压出来的印子很深，纸都起了毛。我用指甲顺着折痕刮，刮不平；拿膝盖压，压了一会儿，纸热了，还是不平。第三张上的名字我不认得，是张姐的外走了两趟，一趟拿杯子，一趟拿暖瓶。
外婆在倒水。搪瓷杯用开水烫过，倒之前拿开水把杯口转着圈涮了一遍，涮完把那点水泼在墙根。倒的时候手腕抬得很高，水柱细，怕洒。她把杯子递过去，说话的时候身子偏一点，脸朝着那女人，眼睛一直看着对方的眼睛，这是她说事情时候的样子。
“三班倒，她在细纱。”外婆把搪瓷杯往那女人手边挪了挪，“早班中班夜班轮着来，轮到她夜班菜叶。她手上有一点浆糊，白的，搓了两下没搓掉，又用指甲刮，刮下来一小片，落在水里散开。
我把本子拿过去，摊在她面前，翻到那三笔奖四块那一页。
“这是她自己挣的。”我说。
外婆低头看了一眼，把手上剩下的水在围裙上擦干。
“我知道是她的。”外婆的手在本子边上按了一下，“我替她存着，一分没动。”
“那你为什么拿走。”
“我没拿走。”她把本子往自己那边挪了半寸，“我给她收着。你出门那天，我给她出去了，碗和碗碰了一下，响了一声。
桌上没人再说话。院里有人在劈柴，斧头落下去的声音一下一下，隔着窗纸闷闷地传进来。我听见自己嚼面的声音，面有点硬，我嚼了很久才咽下去。我这一天没吃什么东西，可从坐下到现在，嚼在嘴里的这口面像一块布，嚼到后来只剩下一点面的味，咽不下去。
夜里我回西屋。
西屋一盏十五瓦的灯，吊在梁上，灯绳垂下来一尺长，末头打着一个结。木箱在床脚，铜搭扣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