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一九七六年秋天，林晚秋初中毕业。
别人家孩子在等高中录取通知，她不用等。
她爸是历史反革命。
她爸叫林德厚。
这个名字在县城的档案里，跟一个词连在一起。
那个词她十岁就认得了。
说是历史反革命，其实就是解放前在街上开过一间杂货铺。公私合营以后，他成了拿工资的店员，柜台还是那个柜台，人还是那个人。运动来了，他就成了资本家，成了历史反革命，被拉去批斗过三回。
第一回，他被人按着头，从街上走回自家门口。林晚秋躲在门后，从门缝里看。她爸的帽子掉了，没人给他捡。
第二回是在戏台底下。厂里开大会，他被叫上去，脖子上挂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他名字，名字上打了一个红叉。
台下有人喊口号。林晚秋站在人群最后面，也举了手。她不举，别人会看她。
那天回家，她爸坐在门槛上，把牌子摘下来，放在脚边。
她妈给他端了一碗水。
他喝了半碗，说，明天我还得去。
她妈说，去就去吧。
林晚秋站在门后，看着她爸的后背。那件褂子洗得发白，后颈那儿磨破了一个洞。
从那以后，她就知道自己家和别人家不一样。
别人家孩子戴红领巾，她不能。别人家孩子当班干部，她不能。排队的时候她永远站最后一个，老师点名点到她，声音会低半度。
她家的粮本也比别人家的薄。
她妈每次去粮站买粮，都要在窗口站很久。售货员翻本子，翻半天，抬头看她一眼，再低头。
有一回她跟着去，看见前面那户人家买的是白面，她们家只能买玉米面。
她妈说，玉米面香。
林晚秋说，嗯。
那天晚上她妈贴了玉米饼子，贴在锅边上，一面焦，一面软。
她吃了两个。
初中毕业前，班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
“林晚秋，你成绩不错。”班主任推了推眼镜，手指在成绩单上点了点，“可你家这个成分……高中你就别想了。”
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街道工厂那边我问了，被服厂，缺人。你去不去。”
她想说，我想考高中。
她没说。
她点了头。
那天放学，她绕到县中学门口。一群学生从里面出来，蓝裤子白衬衫，胸口别着校徽，边走边笑。
她站在一棵槐树后面，看了一会儿。
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没拨。
## 一
东风街道被服厂在县城东南角，一排旧平房，门口挂一块木牌，字是白漆刷的，掉了半边。
厂里三十来个人，大多是待业青年。有的是成分不好，有的是家里孩子多，有的是没考上高中。
林晚秋的活是锁扣眼。
一台缝纫机，一张板凳，一天坐八个钟头，给军绿色的上衣锁扣眼。
锁一个一分钱。
她手快，一天能锁两百个。两块钱。一个月五十多块。
这个数比她妈挣得还多一点。她妈是小学教师，一个月三十八块五。
但她妈那三十八块五是国家的钱，有公费医疗，有粮本，有退休。她这五十多块是街道的钱，什么也没有。
她妈说过一回：“你这个，是临时的。”
林晚秋说，我知道。
她每天早上六点半起，走二十分钟到厂里。冬天路上结冰，她摔过两回，膝盖上的青一直到开春才消。
车间里二十多台缝纫机一起响，哒哒哒，从早响到晚。人说话得凑到耳朵边上喊。
第一个月，她手指上磨出了茧。第二个月，茧上又磨出了血泡，破了，结了痂，成了更厚的茧。
她的眼睛也开始花。扣眼小，针脚密，一天盯下来，抬头看远处，什么都模糊。
下了班，她的腰是直的，得扶着墙站一会儿才能弯下去。
冬天车间冷，缝纫机是铁的，手放上去像放在冰上。
她戴半截线手套，指头露在外面，指尖冻得通红。
孙姐给她带过一个热水袋，用旧毛巾包着，塞在她腿上。
“别跟人说。”
“说什么。”
“说我给你带的。”孙姐说，“叫主任看见，说我们偷懒。”
但她还是读书。
县城西头有个废品收购站，旧书一分钱一斤。她隔半个月去一趟，蹲在纸堆里翻。
收购站的老头认得她。
“又是你。”
“嗯。”
“称称。”他把她的书往秤上一放，“三斤二两，三分钱。”
她掏钱。
“算了。”老头摆手，“拿走吧。”
“那不行。”
“几本书。”他说，“我这儿当废纸卖的。你拿去看，看完了再送回来，我再卖。”
她抱着书，说了声谢谢。
翻到过一本没有封皮的《红楼梦》，翻到过一本缺了前几页的《三国》，翻到过一本旧的《新华字典》，扉页上有人写了一行字：赠小妹，1965。
她把书藏在缝纫机抽屉最底下，上面压着一块抹布。车间主任过来转，她就踩着踏板，手底下不停。
厂里有个食堂，两间平房，一口大锅。
中午吃饭，大家排队，一人一个搪瓷碗。菜是白菜炖豆腐，或者土豆丝，偶尔有一点肉，肉星子漂在汤上。
林晚秋总是最后一个去。去早了，她不知道跟谁坐一桌。
后来有个女工叫她：“晚秋，这儿。”
那女工姓孙，比她大五岁，男人在外地当兵。
从那以后她们就一起吃饭。孙姐话多，什么都说。说厂里谁跟谁好上了，说供销社来了的确良，说县电影院在放《地道战》。
林晚秋听着，很少插话。
她最大的念头是上大学。
这个念头她谁也没说过。
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高中都上不了，还想上大学。说出去要叫人笑。
那年秋天事情多。
七月，唐山地震，广播里天天播。县里也搭了防震棚，家家户户在街上睡了一个多月。夜里有人打呼噜，有人翻身，有人小声说话。
九月，毛主席逝世。厂里设了灵堂，所有人排队进去鞠躬，出来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林晚秋排在队伍里，听见前面有人哭出了声。
十月，厂里的喇叭忽然响了。
先是《东方红》，然后是播音员的声音，一遍一遍地念。念完了，外面街上有人放鞭炮。
林晚秋站在车间门口，看外面的人往街上跑。
她不知道“四人帮”是什么。她也不知道放鞭炮的人在高兴什么。
她只知道，那天下午，车间主任没有催她们干活。所有人都坐在缝纫机前面，谁也没踩踏板。
那年冬天特别长。
她每天踩着雪去上班，脚印在巷子里排成一串。
走到厂门口，回头看一眼，那串脚印很快就被人踩乱了。
第二年开春，厂里来了几个新人。
从北京来的知青。
## 二
林晚秋第一次见到陈建国，是在车间门口。
那天早上她端着搪瓷缸往车间走，迎面过来一个人。
很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脚卷着，脚上一双解放鞋。肩上挎一个帆布包，包鼓鼓囊囊的。
他的脸白，是那种城里人的白。眉毛浓，眼睛大，看人的时候很直。
林晚秋低下头，从他旁边过去。
走出去几步，她回头看了一眼。
他也在看她。
她赶紧转回来，快步进了车间。
后来她想，那天她为什么要回头。
可能是因为他站得太直了。
厂里的人站没站相，走路都低着头，肩膀往前塌。他站在那儿，肩膀是平的，下巴是抬着的。
像一棵没被风吹歪的树。
心跳得厉害。
陈建国分在裁剪车间，跟锁扣眼车间隔一道墙。
但那道墙不高，上头是通的。中午吃饭，两边的声音能串过去。
林晚秋总能看见他。
陈建国有时候给她带东西。
一回是两个馒头，白面的，用报纸包着。
“哪儿来的。”
“食堂多买的。”
“食堂哪有白面馒头。”
“我托人从北京带的。”
她把馒头拿回家，切成片，放在锅里烤。
她妈问，哪来的。
她说，厂里分的。
她妈哦了一声，没再问。
那两片馒头，她吃了一片，留了一片给她妈。
她妈说，你吃。
她说，我吃过了。
上班在厂门口，中午在食堂，下班在路上。
有一回她下班走得晚，出了厂门，看见他站在路对面的电线杆底下，手里拿着一本书。
她走过去，他抬起头，把书合上。
“林晚秋。”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问的。”
“问谁。”
“问车间主任。”他说，“我说我要找个人，叫林晚秋。”
她没说话。
“你走这边？”他指了指路。
“嗯。”
“顺路。”
他们并排走。路不长，五六百米，走到岔路口就分开。
第二天，他又在电线杆底下。
第三天也是。
第一次说话，是下雨。
那天下午雨下得急，林晚秋没带伞，站在厂门口的雨搭底下。
一把黑布伞伸过来。
“一起走？”
她抬头。
陈建国站在雨里，伞举到她头顶，自己半个肩膀已经湿了。
“不用，我跑回去就行。”
“雨这么大，跑回去也是湿。”
她犹豫了一下，钻进了伞底下。
伞不大。两个人肩膀挨着肩膀，走得很慢。
她闻到他身上的味儿，是肥皂，干干净净的。县城里的人身上是汗味、机油味、煤烟味，很少有人是这个味。
“你喜欢看书？”他先开口。
“嗯。”
“看什么。”
“什么都看。有什么看什么。”
“我带了书来。”他说，“你要不要。”
她抬起头。
“真的？”
“真的。我箱子底下压了半箱。”
“你家里让带？”
“让带。”他笑了一下，“我妈说，书不占地方，占地方的是人。”
她也笑了。
笑起来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很久没笑过。
雨打在伞上，噼噼啪啪的。
“北京好吗。”她问。
“好。”
“有什么。”
“天安门，王府井，北海。”他想了想，“还有书店。王府井那家新华书店，三层，什么书都有。”
林晚秋没说话。
她长这么大，连县城都没出去过。最远是跟着她妈去过一趟地区，坐了三个小时的长途车，吐了一路。
“你想去北京吗。”他问。
“想。”
她说完就低下头，好像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那就去。”他说。
她笑了一下，没接话。
去北京。
说得跟去趟供销社一样。
## 三
陈建国真的给她送书来。
第一回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磨掉了，书脊用线缝过。
第二回是《青年近卫军》，两本，上册缺了后三页。
第三回是一本《唐诗三百首》，线装的，纸发黄，边上卷起来。
“这本你留着。”他说，“我背下来了。”
“你背下来了？”
“大半。”
“背一首。”
他想了想。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林晚秋接下去：“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他看着她，眼睛亮了一下。
“你也背过。”
“看过，记不全。”
“以后我教你。”
从那以后，他们下班常去城外河堤。
河堤上没什么人，秋天长满野草，草籽粘在裤脚上。河水不宽，对面是一片庄稼地。
他教她背诗，一句一句地教。
“白日依山尽。”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黄河入海流。”
她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咬。
“你不用咬那么死。”他说，“诗是活的。”
“怎么活。”
“你想着那个景。”他说，“你站在楼上，太阳往山那边落，河往海里流。你看见什么，就念什么。”
她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
“我没见过海。”
“那就想河。”
“河我见过。”
“那就想河。”
她又念了一遍，这次念得顺了一些。
他笑了。
有一回他褂子的胳膊肘磨破了。
她看见了，说，脱下来。
“干什么。”
“补一下。”
“不用。”
“脱下来。”
他把褂子脱了，里面是一件旧汗衫，领口松了。
她坐在河堤上，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卷线，一根针。
针脚很密，补完了，那块地方摸上去是平的。
“你这手艺。”他说。
“吃饭的本事。”
陈建国跟她讲北京。
讲他家在西单，出门就是大马路，有电车，车顶上拖着两条辫子。讲他爸在大学教书，他妈在医院。讲他有个姐姐，嫁到了上海。
他说北京的路是直的，从东到西，一条一条，像用尺子量过。
他说冬天屋里有暖气，不用烧炉子。
他说他们学校门口有个卖糖葫芦的，一分钱一串。
林晚秋听着，像在听另一个世界。
“你爸是老师。”林晚秋说。
“嗯。”
“我妈也是老师。”她说，“小学的。”
“那挺好。”
“不一样。”她说，“我爸……”
她没说下去。
“我知道。”他说。
“你知道什么。”
“都知道。”他说，“厂里那些人，嘴不严。”
她不说话了。
“晚秋。”
“嗯。”
“这跟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她抬起头，“我爸是谁，我就是谁。人家看我，不看我，看我爸。”
他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那我看你。”
她愣了一下。
“我看你的时候，看的是你。”
河堤上的草被风吹得贴在地上。
她低下头，把一根草茎折成两段，又折成四段。
“你以后要回北京的。”她说。
“我知道。”
“那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想说。”
她不说话了。
夏天的晚上，月亮升得晚。有一回他们坐到很晚，河面上有一层薄雾。
陈建国忽然叫她：“晚秋。”
“嗯。”
“我喜欢你。”
她没动。
“从厂门口第一回看见你，我就喜欢你。”他说，“你老低着头走路，可是你抬头的时候，眼睛里有东西。”
她还是没动。
“你要是不愿意，就当我说错了。”他说，“我以后不提。”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
“我不是不愿意。”
“那是什么。”
“我怕。”
“怕什么。”
“怕你以后走。”
陈建国伸出手，把她的手握住。
她的手因为做针线活，硬，有茧。
他的手很大，很热。
“我走的时候，带你走。”他说。
她笑了，眼泪掉下来。
“你带不走。”
“我带得走。”
“你带不走。”她说，“我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我去了北京吃什么。”
他握着她的手，没说话。
“你别说这种话了。”她把眼泪擦了，“说了我也记不住。”
那天晚上他们坐到十点。
回家路上，她一直没松手。
## 四
一九七七年秋天，广播里说要恢复高考。
消息传了三天，整个县城都动了。
厂里好几个年轻人开始请假，回家翻书。有人把初中的课本从箱子底下刨出来，纸都霉了，摊在院子里晒。
其实从十月起，她就开始看书了。
白天在厂里不能看。晚上回家，她把书摊在桌上，就着一盏十五瓦的灯泡看。
语文她不怕。数学她怕。初中的几何她学过，可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她拿一个旧本子，把公式抄下来，抄了满满三页。
抄到半夜，她妈起来上厕所，看见灯还亮着。
“还不睡。”
“就睡。”
“看什么呢。”
“随便看看。”
她妈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把门带上了。
第二天，她妈给她买了两根蜡烛。
“灯泡费电。”她妈说。
林晚秋也想去。
她想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她去问车间主任。
“叔，高考报名，怎么报。”
车间主任正在点货，头都没抬：“你要报？”
“嗯。”
“你报不了。”
“为什么。”
“要单位盖章。”他说，“你爸那个问题没解决，章盖不下来。”
她站在那儿，手插在袖子里。
“是不是我考上了，也上不了。”
“考都考不了。”主任把账本合上，“回去吧，别想了。”
她回了车间。
缝纫机还在响。她坐下来，踩踏板，手底下那只袖子往上走，针脚一针一针地落。
那天下午她锁了两百二十个扣眼。
那天晚上，她把那三页公式从本子上撕下来。
撕了一半，又停住，抚平，夹回书里。
第二天中午吃饭，孙姐问她：“你报了？”
“没报。”
“为什么。”
“报不上。”
孙姐没再问，把自己碗里的肉夹了一块给她。
晚上，陈建国来找她。
“报名的事，我问了。”
“我知道。”
“街道那边说，要先解决你爸的问题。你爸的问题解决不了，章就盖不下来。”
“我知道。”
“晚秋……”
“你别说了。”她抬起头，笑了一下，“我早就知道。”
陈建国站在那儿，脸涨得通红。
“我去找他们。”
“找谁。”
“街道，教育局，招办，我都去。”
“你去有什么用。”
“我去试试。”
他真的去了。
请了两天假，跑街道，跑教育局，跑招生办。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脸上都是灰。
“怎么样。”她问。
他没说话。
“怎么样。”
“招办的人说，政策是政策，章是章。”他低着头，“章盖不下来，名都报不上。”
她点点头。
“我知道了。”
“晚秋。”
“没事。”她说，“考不上就考不上。我本来也没抱希望。”
那天晚上他们在河堤上坐了很久。
她没哭。
她坐着，看着河水，一句话也不说。
陈建国在旁边，也不知道说什么。
他伸手，想抱她。
她躲了一下，又靠过去。
“建国。”
“嗯。”
“你好好考。”
“我……”
“你好好考。”她说，“考上了，就走。”
“我走了，你怎么办。”
“我在这儿。”她说，“我还能怎么办。”
十二月，陈建国进了考场。
考完那天，他来找她，脸冻得通红。
“考得怎么样。”
“还行。”他说，“应该能上。”
“那就好。”
“晚秋。”他看着她，“我上了大学，就回来。”
“嗯。”
“你等我。”
她看着他，看了很久。
“好。”
她说了好。
心里知道，这个好，是说不长的。
## 五
一九七八年三月，录取通知书来了。
北京一所大学，物理系。
县委书记都来了厂里，跟陈建国握手，说这是咱们县的光荣。
厂里给他开了欢送会，煮了两大锅面条，一人一碗，上面卧一个荷包蛋。
林晚秋没去。
她坐在车间里，锁扣眼。
缝纫机的声音盖住了外面的锣鼓。
快下班的时候，陈建国来了。
他站在车间门口，穿一件新蓝布褂子，头发剪短了。
“晚秋。”
她抬起头。
“明天走？”
“明天。”
他走过来，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本书。
《唐诗三百首》。
“这个给你。”
“你不是背下来了。”
“背下来也是我的。”他说，“书给你。”
她接过来，书皮上有一层汗。
“到了北京，写信。”
“写。”
“别忘了。”
“不忘。”
他站了一会儿，忽然伸手，把她抱了一下。
车间里还有人。有人咳嗽了一声。
他松开手，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她又去了河堤。
一个人。
河堤上很冷，风从河面上过来，吹得脸疼。
她在他们常坐的那个地方站了一会儿。
月亮很亮，河面上有一层白。
她站到十点，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厂门口聚了很多人。锣鼓，红花，一辆解放牌卡车。
厂里停工半天。
主任说，这是政治任务。
大家站在门口，拿着小红旗。
卡车开动的时候，有人喊口号。
林晚秋没去。
她坐在缝纫机前面，一针一针地锁扣眼。
针断了三根。
第三根断的时候，她站起来，去工具箱那边换针。
换完了，回来坐下，接着锁。
中午，她妈来送饭，站在车间门口看了她一会儿。
“人走了。”
“嗯。”
“你不去送送。”
“不去。”
她妈把饭盒放在机台上，走了两步，又回来。
“晚秋。”
“嗯。”
“别想了。”
她没抬头。
厂里有人背地里说闲话。
“人家考上大学了，还能要她？”
“就是玩玩。”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成分。”
林晚秋听见了，没回头。
她把那只袖子翻过来，接着锁扣眼。
后来陈建国写信来。
第一封写了四页，说学校大，说食堂的馒头管够，说北京的风比县城硬。
信纸是学校的稿纸，格子很小，字写得很满。
他说北京的冬天干，嘴唇裂，他买了一支蛤蜊油。
他说他们宿舍六个人，有一个是上海来的，晚上拉小提琴，拉得很难听，但大家都爱听。
最后他写：晚秋，我到北京了。北京很大。
她把信折好，放进抽屉。
那天晚上她回了四页。
第二封说他的同学，有一个是上海来的，会拉小提琴。
第三封说，他很想她。
她每封都回。
写厂里的事，写河堤的水涨了还是落了，写她妈腌的咸菜，写她攒钱买了一个半导体。
她不写她想他。
信写了一年多。
从一个月一封，到两个月一封，到半年一封。
一九八〇年夏天，她收到最后一封。
信很短，说学校功课忙，说他可能要出国。
最后一句是：你要好好的。
她回了。
回了一封，没有回音。
她又写了一封。
还是没有。
她把那两封信的底稿夹在书里，后来也找不到了。
她没有再写。
那年她二十岁。
那几年她变得很安静。
下了班就回家，回家就做饭，做饭完了就坐在灯底下。
她妈让她出去走走，她说累。
其实不累。
她就是不想看见街上那些背着书包的学生。
厂里的阿姨开始给她说亲。
说了三个。一个是供销社的，一个是中学的老师，一个是拖拉机站的司机。
她见了两个，都说不上话。
她妈急了：“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
她说，不知道。
她妈说，你别挑了，再挑就挑不着了。
她说，我知道。
她知道。
可她心里有一个人。
那个人在北京，穿着新蓝布褂子，坐在有暖气的教室里，能吃到管够的馒头。
她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笑话。
所以她谁也不怨。
她只是把那个铁盒子从床底下拿出来，把信放进去，再推回去。
推得很轻。
## 六
一九七八年夏天，厂里的老会计跟她说，今年政策松了。
“怎么松了。”
“说是主要看本人表现。”老会计压低声音，“你这样的，街道可以给盖章。”
林晚秋正在锁扣眼，手停了一下。
“真的？”
“我还能骗你。”他说，“你去问问。”
那天晚上她回家，把箱子底下的课本翻出来。
语文、数学、政治，三本，纸都黄了，边角让耗子啃过。
她把书摊在桌上，坐了一会儿。
她妈进来，看见那些书，愣了一下。
“你要考？”
“我看看。”
“你不是说……”
“我就看看。”
她妈没再说话，把灯往她那边挪了挪，出去了。
她把语文翻开，第一课是《海燕》。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
她读了两行，把书合上了。
第二天，她去街道。
办事的是个年轻姑娘，翻了翻本子。
“你爸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没解决，还是不好办。”
“厂里说可以盖。”
“厂里是厂里。”姑娘把本子合上，“我们这边要研究。”
“研究多久。”
“不知道。”
她站在窗口前面，站了一会儿。
“那我下回再来。”
“来吧。”
她去了三回。
第一回说在研究，第二回说领导不在，第三回说，今年名额少，先紧着表现好的。
她没再去第四回。
那年冬天，厂里有两个年轻人考上了。一个去了省城，一个去了地区。
走的那天，车间里的人都去送。林晚秋也去了，站在人堆后面。
她看着那个男生胸前戴着大红花，爬上卡车。
卡车开走的时候，扬起一路土。
她站在土里，一直没有动。
一九七九年，又一年。
她二十一岁。
厂里有人问她：“你今年报不报。”
她说，不报了。
“为什么不报。”
“报不上。”
“你试试嘛。”
她笑了一下，没说话。
她试过了。
试一次，被人推回来一次。
试到第三回，她就不想再伸手了。
不是不想上大学。
是怕。
她怕的不是考不上。
她怕的是，她把书翻烂了，把题做尽了，最后走到窗口，人家抬头看她一眼，说，你爸那个问题，还是不行。
她受不了那个“还是”。
所以她不考了。
把书收起来，塞回箱子底下，上面压了一件旧棉袄。
那天晚上她把《唐诗三百首》拿出来，翻到“国破山河在”。
看了一会儿，又合上。
她妈开始给她说亲。
说的是县供销社的一个会计，姓周，比她大六岁，人老实，家里有一个老娘。
见了一面，在供销社后面的院子里。
周会计话不多，问她冷不冷，问她要不要喝水。
她说不用。
“我这个情况，你知道吧。”她说。
“知道。”
“你不怕？”
“怕什么。”他说，“现在不兴说这个了。”
她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挺好的。
可她没答应。
她妈问她为什么。
她说，没感觉。
她妈说，感觉能当饭吃？
她说，不能。
“那你要什么。”
她坐在炕沿上，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手上有茧，有针眼，有冻疮留下的疤。
“我不知道。”她说。
后来周会计娶了别人。
再后来，她妈也不怎么催了。
## 七
一九八三年春天，被服厂散了。
厂门口的牌子摘下来那天，没有人哭。
大家都领了钱。林晚秋领了三百二十块。
她在厂里干了七年。从十六岁到二十三岁。
散伙那天，主任把欠的两个月工资发了。
一人一个信封，里面是皱巴巴的票子。
主任说，对不住大家。
没人说话。
有人当场就哭了。
林晚秋把钱数了一遍，装进贴身的口袋，走出厂门。
走出去一百米，她回头看了一眼。
厂门口的牌子已经摘了，墙上留着一块白印子。
散伙那天下午，她一个人坐在车间里。缝纫机还在，踏板还在，抽屉里的抹布还是那块。
她打开抽屉，把最后几本书拿出来，装进包里。
锁扣眼的活，她闭着眼睛都会。
可这活，没了。
她妈说，你摆个摊吧。现在街上做买卖的多了。
她犹豫了一个礼拜。
她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从小低着头走路。现在要站到街上去，喊人买袜子。
第一天上街，她把摊子摆在十字路口，坐在一张小马扎上，头不敢抬。
有人过来问价，她声音小得像蚊子。
“多少钱一双。”
“五……五毛。”
“三毛卖不卖。”
“卖。”
那人拿了袜子走了。她坐在那儿，手心全是汗。
第二天，她学会了吆喝。
“袜子，尼龙袜，棉袜，五毛一双。”
喊第一声的时候，嗓子是抖的。
喊了三天，就不抖了。
摆摊的日子不都是顺的。
有一回市管所的人来，说占道经营，把她的摊子掀了。
袜子撒了一地，有人踩过去。
她蹲在地上捡，捡了半天，捡回来大半。
有两只找不着了。
她坐在马扎上，把捡回来的袜子一双一双配对，配到最后，剩下一只蓝的，一只灰的。
她把那两只卷起来，放回箱子里。
第二天她照样出摊，只是位置往后退了两米，退到墙根底下。
第一个月，她挣了两百八十块。
她拿着那沓钱回家，放在桌上，一张一张抹平。
她妈看了半天，说，这么多。
她说，嗯。
她妈说，这买卖能长久吗。
她说，不知道。
第二年，她租了一间门脸。
县医院对面，五平米，原来是一个修鞋的。她把墙刷白，做了两个货架，进了货。
卖袜子，卖毛巾，卖肥皂，卖火柴，卖小孩吃的糖。
店名叫“晚秋商店”。
招牌是找街口的老赵写的，五块钱，写了三遍。
第一遍“晚”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太长，第二遍“秋”字歪了。
第三遍她才点头。
老赵说，你这人真难伺候。
她说，挂上去要看十年的。
字是她自己写的，用毛笔，写得不好看。
开门第一天，来了七个人，卖了四块二。
她坐在柜台后面，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她把门板一块一块上好。
## 八
一九八五年秋天，林晚秋二十五岁。
那天下午她在店里理货，听见门口有人叫。
“晚秋？”
她抬头。
门口站着一个人，穿一件灰色风衣，手里拎着公文包。
她手里的一摞毛巾掉在地上。
是陈建国。
他比以前壮了一点，脸也圆了一点。眉毛还是浓的。
“真的是你。”他笑了一下，“我刚才在外面看了半天，不敢进来。”
“你怎么……”
“出差。”他说，“县里有我们一个项目点。我顺路来看看。”
她蹲下去捡毛巾。
他也蹲下来帮她捡。
两个人的手碰到一起。
她把手缩回来。
他手上没有茧。
她的手上有。
“你坐。”她说。
店里只有一张板凳。她给他倒了杯水，用的是她自己喝的那个搪瓷缸。
“你还在县里。”他说。
“嗯。”
“一直没走？”
“没走。”
“家里都好？”
“我爸前年走了。”她说，“我妈身体还行。”
“哦。”
他喝了一口水。
“你结婚了吗。”他问。
“没有。”
他愣了一下。
“怎么……”
“没遇上合适的。”
她说完，低头把货架上的肥皂摆正。
“你呢。”她问。
“结了。”他说，“大学同学。”
“哦。”
“有一个女儿，一岁多。”
“好。”
她笑了一下。
“真好。”
两个人坐着，说了一会儿话。
说他现在在研究所，说他刚评上工程师，说他爱人也在北京工作。
说厂里那些老人，谁走了，谁还在。
说河堤，说那些书。
说到后来，都不说话了。
外面有自行车铃响。有人推着车从门口过。
“我该走了。”他看了看表，“火车五点四十。”
她站起来。
“吃了饭再走。”
“不了，单位的人还在等我。”
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柜台上。
“以后到北京，找我。”
她看了一眼。
纸是白的，字是印的。
“好。”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
“晚秋。”
“嗯。”
“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好。”她说，“挺好的。”
他点点头，走了。
门口停着一辆北京吉普，司机在抽烟。他上了车，车开走了，扬起一路土。
隔壁卖烟的老太太探出头来：“那是谁啊。”
“一个亲戚。”
“北京的？”
“嗯。”
“看着挺有出息。”
她笑了一下，回店里去了。
她站在门口，看着那辆车拐过街角。
站了很久。
那天晚上关了店，她回家，从床底下把那个铁盒子拿出来。
打开，里面是一叠信，还有那本《唐诗三百首》。
她把名片放在最上面。
盖上，推回去。
那张名片她一直留着。
不是放在铁盒子里，是夹在《唐诗三百首》里。
夹在“国破山河在”那一页。
她没有哭。
她坐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去厨房烧水。
水开了，她灌进暖瓶。
第二天照常开门。
## 九
一九九五年，林晚秋三十五岁。
她二十七岁那年结的婚。
男人叫林志远，县一中的语文老师，比她大两岁。别人介绍认识的，见了三次，就把事定了。
没有多少话说。人老实，下班就回家，不喝酒，不打牌。
介绍人是她妈的老同事。
见第一面，在学校旁边的一家小饭馆。他点了三个菜，一个红烧鱼，一个炒青菜，一个蛋汤。
吃饭的时候，他把鱼肚子上那块肉夹给她。
她愣了一下。
她妈说过，看人要看小处。
她想，这个人可以。
第二年，生了个儿子。
店早就不开了。她把店盘给别人，用那笔钱，加上这些年攒的，在县城中心买了两间门面，租出去收租金。
她自己在家带孩子，做饭，洗衣服。
林志远话不多，但心细。
她胃不好，他每天早上给她熬小米粥。
冬天她手凉，他睡觉前给她灌一个热水袋，用毛巾包好，塞到被子里。
日子过得慢。
她三十五岁，脸上有了斑，头发也剪短了。
她已经不怎么想以前的事了。
不是忘了，是那些事放得越来越深，深到平时翻不出来。
那天晚上，她在客厅里看电视。
儿子七岁，在地上拼积木。林志远在厨房洗碗。
电视里在播一个访谈节目，讲科技。
主持人说：“今天我们请到了中科院××研究所的陈建国研究员……”
她抬起头。
屏幕上出现一个人。
四十来岁，头发少了一些，肚子也有了一些。穿一件深色夹克，坐在沙发上，说话很慢。
是他。
她看着他。
他比她记忆里老。
可他一开口，还是那个声音，不快不慢。
他讲他的研究，讲他带的学生，讲他上个月回了一趟母校。
主持人问，这么多年，最难忘的是什么。
他想了想。
“刚上大学那年。”他说，“从县城坐了两天火车到北京，下车的时候，鞋上全是土。”
“那时候觉得，北京真大。”
她坐在沙发上，手放在膝盖上。
儿子跑过来，趴在她腿上。
“妈妈，你看什么呢。”
她把电视关了。
“没什么。”
“那个人是谁。”
“一个老朋友。”
“什么样的老朋友。”
“很久以前的了。”
儿子哦了一声，跑回去拼积木。
过了一会儿，他又跑过来。
“妈妈。”
“嗯。”
“你小时候成绩好吗。”
“好。”
“那你怎么没上大学。”
她正在收碗，手停了一下。
“家里没钱。”
“哦。”
儿子想了想，说：“那我以后上大学，带你去。”
她说，好。
林志远从厨房出来，擦了擦手。
“看什么呢。”
“没什么，一个节目。”
“吃饭了。”
“来了。”
她站起来，去厨房端菜。
那天晚上她做了四个菜，一个汤。
吃完饭，她洗碗，林志远辅导儿子写作业。
水龙头开着，热水冲在手上。
她站在水池前面，忽然想起一九七七年的那个冬天，河堤上的风。
风很大，她把手插在棉袄袖子里。
他说，等我。
她没等。
她只是一天一天地，过下来了。
## 十
二〇〇八年秋天，儿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林志远拿着信封，手都在抖。
“北京的。”他说，“重点。”
儿子在屋里跳。
林晚秋站在旁边，看着那张纸。
“妈，你不是一直想去北京吗。”儿子说，“你送我去。”
她说，好。
九月初，他们坐火车去北京。
十七个小时的硬卧。她带了两个煮鸡蛋，一包咸菜，一袋馒头。儿子说车上什么都有，她说，带着，省得花钱。
她买的是下铺。
夜里车厢里有人打呼噜，有人吃东西，有人在过道里走。
她睡不着，躺着看窗外的黑。
火车过黄河的时候，儿子叫醒她。
“妈，黄河。”
她爬起来，趴在窗户上看。
黄的，很宽，一闪就过去了。
“就这个？”
“就这个。”
她看了一会儿，又躺下了。
到北京是第二天早上。
西站很大，人很多。她拉着一个箱子，跟在儿子后面，怕走丢。
儿子带她坐地铁。
她不会刷卡，儿子帮她刷。
地铁里人挤人，她抓着扶手，抓得很紧。
把儿子安顿好，她多留了一天。
宿舍六个人，上下铺。
她给儿子铺床，把褥子抻平，把被子叠成方块。
儿子说，妈，我自己来。
她说，我给你弄。
弄完了，她坐在床边，看着那个小小的房间。
“钱不够就打电话。”
“够。”
“别舍不得吃。”
“知道。”
“衣服脏了拿去洗，别攒着。”
“知道了。”
她还想说，儿子打断她：“妈，你都说八遍了。”
儿子说，妈，我带你去天安门。
出了地铁站，人很多，都是从各地来的，举着小旗子，说着各种口音。
她跟着人群走。
走到广场上，她抬头，看见了城楼。
红色的，很大。比她想的要高。
她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有人在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线在风里嗡嗡响。
她想，这个广场比她想的要大。
她想起她十六岁那年，站在县中学门口，看那些学生出来。
那时候她觉得，县城就是天。
现在她站在北京，才知道县城有多小。
可她已经四十多了。
儿子在旁边拍照。
“妈，你站过去，我给你拍一张。”
“不拍。”
“拍一张嘛。”
“不拍。”她说，“我不上相。”
儿子还是偷偷拍了一张。她在人群里，穿那件深蓝色外套，头发挽着，眼睛看着城楼。
“妈。”
“嗯。”
“你以前来过北京吗。”
她站在广场上，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
“没有。”她说。
“那你怎么一直想来。”
她想了想。
“年轻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北京有天安门，有王府井，有书店，有三层楼那么高的书店。”
“谁说的。”
“一个知青。”
“后来呢。”
“后来他回北京了。”
儿子没再问。
那天下午，儿子带她去王府井。
街上有卖糖葫芦的，五块钱一串。
她买了一串，咬了一口，太甜。
她想起有人跟她说过，他们学校门口一分钱一串。
她把手里的糖葫芦吃完了。
新华书店还在，比原来更高了。
她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妈，进去看看？”
“不了。”
“为什么。”
“人太多了。”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玻璃门开开合合，里面的人进进出出，手里抱着书。
有个小孩从里面跑出来，撞在她腿上。
她说，慢点。
小孩跑远了。
她想起很多年前，有个人跟她说，那家书店三层，什么书都有。
她没有进去。
那天晚上她坐火车回了县城。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靠着窗户，看着北京一点一点往后退。
她从包里拿出一本书。
《唐诗三百首》，线装的，纸黄了，边角卷起来。
她翻到“国破山河在”。
看了很久。
然后把书合上，放回包里。
车窗外面黑着，玻璃上映出她的脸。
她把额头靠在玻璃上，闭上了眼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