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82，槐溪血案
槐溪，深藏在大巴山褶皱之中，一个仅有七十多户人家的自然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里不通柏油公路，连通往公社的土路都坑洼遍布，雨天泥泞打滑，自行车很难骑。村子没有通固定电话，消息传递全靠人跑口信。公社派出所距离槐溪二十多里地，正常情况下，民警骑上二八大杠自行车，单程就要一个半小时；遇上暴雨山洪冲垮路段，进山一趟要耗上大半天。
1982年农历六月十三，山里闷热得反常，空气像被湿布裹住，苞谷叶子晒得卷成筒状，蝉鸣从清晨持续到黄昏。村民王秀莲想起独居在后山的陈桂兰，早上蒸了玉米面馍，打算送两个过去。陈桂兰当年五十四岁，丈夫早年在集体采石场放炮遇难，唯一的儿子参军远在省外，土坯房孤零零扎在竹林边上，离最近一户邻居也隔着半亩竹林。
王秀莲走到院坝外，看见木门虚掩，喊了几声，里面没有半点动静。她伸手轻轻推开木门，搪瓷碗“哐当”砸在黄泥地上。陈桂兰倒在堂屋泥地上，衣衫凌乱，颈部布满清晰的扼压紫痕，人已经没了气息。灶膛里柴火早已冷透，锅里还温着一锅稀饭。巨大的惊吓让王秀莲连话都说不全，连滚带爬冲出院子，一路哭喊着往大队部报信。
大队支书第一时间安排年轻社员抄近路往公社送信。所长周建国带着两名年轻民警，蹬着两辆旧自行车紧急赶往槐溪。山区侦查条件十分简陋，村民闻讯后纷纷赶到现场，慌乱之中踩乱了泥土地面上的痕迹，绝大多数鞋印、拖拽痕迹彻底被破坏。县公安局技术人员接到通报，搭乘拖拉机辗转两个多小时才赶到槐溪，在狭小的土屋内一寸一寸仔细搜寻，掀开草席、挪开木凳，最终在草席缝隙、床沿位置提取到少量男性生物检材。
那个年代，国内还没有普及DNA分型技术，没有办法直接靠生物物证锁定嫌疑人。技术员小心翼翼用干净油纸把检材封装，标注案件编号、案发时间地点，存入县局物证保管室。所有人心里清楚，这份物证，是这起案子唯一的长线指望。
法医尸检结论清晰：死者遭受性侵后，被徒手扼颈窒息死亡。
周建国在山区干刑侦十几年，心里非常清楚，这种封闭山村的恶性性侵杀人案，熟人作案的概率远高于流窜人员。槐溪村子不大，常住人口少，他当即定下侦查方向：摸排全村所有成年男性，逐一核实案发时间段的去向，固定证人证言。
大队部的煤油灯一连亮了三个通宵。民警白天分头上门找人问话，翻山越岭，一户不落；晚上回到大队，趴在掉漆的木桌上整理笔录，烟一根接着一根，屋里烟雾久久散不开。所有成年男性，无论已婚未婚，全部登记造册。
第一轮排查名单一共四十六个人。
有常年在山上采石的石匠，当天下午有人看见他和另外两个工友一起在采石场干活，多人互相印证，不在场证据扎实，率先排除；
有村里的兽医，案发时正在邻村给耕牛看病，有多名村民作证；
还有两个刚成家不久的年轻汉子，案发当天一直在自家自留地里收豆角，妻子和隔壁邻居都能佐证；
还有一个常年在外跑货的货郎，案发前三天就已经离开槐溪，到县城进货，有旅社登记记录。
一圈排查下来，有十一个人没法拿出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周建国没有放过，反复找他们谈话，核对每一个时间段的行踪，走访亲戚、邻居交叉印证。其中一个三十出头的单身汉子，叫赵长根，性格孤僻，平时喜欢独自在山里转悠，曾经偷偷摸过别家妇女的手，在村里名声不好，是当时重点怀疑对象。民警前后找他谈了四次，一次一次核对当天的行踪。赵长根说自己当天下午在后山挖药材，拿不出证人，情绪激动，反复辩解自己没有害人。民警派人连续两天去后山他说的位置勘查，顺着山梁搜寻，没有找到任何和案件相关的痕迹，也没有证据把他和现场物证关联，只能暂时把他列为重点关注人员，无法定罪。
还有一个外来的修鞋匠，案发前几天来村里摆摊，案发之后第二天一早突然消失。这一条线索曾经让专案组兴奋起来，周建国带着人沿着各个乡镇一路追查，跑了好几个公社，逢集市就打听，沿着山路追了近百里，最后在几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找到这个人。核实之后才知道，他只是赶下一个集市，时间线、身体特征和现场情况对不上，最后排除嫌疑。
当时专案组还考虑过流浪乞讨人员的可能性，安排周边各个公社治安员、治保主任留意陌生流浪汉，凡是近期在山区出没的流浪男子，全部登记核查，前后一共登记核查了十七名流浪人员，全部一一排除。
有村民提供线索，说黄昏时分看见一个黑影钻进后山密林，但是林子里光线差，看不清高矮胖瘦，说不清长相，这条线索到最后也成了死胡同。
当时队伍里有两种猜测，一部分民警倾向于是本村人作案，刻意伪造痕迹；另一部分人觉得，有可能是外地流浪人员进山作案，做完案子直接翻过大山逃到外县，再也不会回来。没有新线索支撑，案子暂时卡住。周建国跟村干部反复交代，通知全村，妇女、小孩尽量不要单独留在家，傍晚不要独自进山、走偏僻小路。为了防范凶手再次作案，专案组还安排民兵，连续半个月，在村子通往外界的几个山口、林间小路夜间蹲守，几个人一组，带着手电和木棍，轮流值守，山里夜里湿冷，露水很重，蹲守的人经常熬到后半夜，却始终没有等到可疑人员。
所有人都暗自祈祷，这只是一桩孤立的恶性案件。谁都没想到，仅仅四十天之后，第二起凶案再次发生。
受害者是本村十二岁的女孩秀秀。当天秀秀父亲挑柴去镇上售卖，母亲动身去邻村走亲戚，留秀秀一个人在家看门。母亲傍晚回家，推开家门，惨剧重演。作案手法和陈桂兰一案高度吻合，现场同样提取到凶手遗留的生物检材。两份检材送检比对，特征一致，可以确定是同一个凶手。
恐慌像潮水一样吞没整个槐溪。大队抽调民兵，夜里分组打手电沿着村子周边、山口小路巡逻；妇女上山割猪草、捡柴必须结伴同行；孩子上学放学，各家轮流接送，再也不敢让孩子单独抄近路。
周建国第二次带队进驻槐溪，侦查范围进一步扩大，周边三个邻近山坳的男性，全部纳入摸排。这一轮排查，又新增三十多名排查对象。民警挨家挨户走访，反复询问，记录口供，比对时间线。那段时间，周建国和同事吃住都在大队，自带干粮，偶尔就在村民家里搭伙，一碗咸菜稀饭对付一顿。
就是在这一轮大范围摸排当中，民警注意到了村里一个年轻人：李守义。
李守义当年二十一岁，是槐溪当年为数不多读完高中的年轻人，在当年的山村里算是有文化。高中读书的时候，他和同班女生林晓燕互相爱慕，悄悄谈起恋爱。两个人曾经说好，等读完书，就在山里安稳过日子。1981年夏天，林晓燕考上地区师范专科学校，录取通知书送到槐溪的时候，整个村子都很羡慕。临走之前，林晓燕主动找到李守义，提出分手。她直白地告诉他，自己要去城里读书，毕业之后大概率留在城里当老师，两个人人生道路已经不一样，不能再继续处对象。
这次分手，彻底击垮了李守义。村民回忆，分手之后，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溪边大石头上，从下午坐到天黑，一句话不说。没过多久，他的行为开始变得反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毫无来由地傻笑，走在路上突然摔倒在地上打滚；看见女性靠近，立刻缩到路边，抱着脑袋哼哼唧唧；经常在垃圾堆里翻东西，捡生红薯、野菜啃，身上的衣服永远脏污不堪。
很快，全村形成统一的说法：李守义被女朋友考上大学甩了，受刺激，疯了。
李守义父母很早就过世，无依无靠，孤身一人。大队按当时政策给他申报了五保，定期发放救济粮，村里人心软，时不时给他送旧衣裳、剩饭菜。他每天漫无目的地游荡，溪边、竹林、后山小路，到处都能看见他的身影。有人看见他在陈桂兰屋后的竹林蹲坐，也有人看见他远远站在秀秀家门口，安安静静往里看。
民警按流程传唤李守义问话。问话全程，李守义眼神涣散飘忽，答非所问，嘴里反复断断续续念叨“晓燕”“山要塌了”“水要涨了”，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沟通，问和案件相关的问题，他要么傻笑，要么发抖蜷缩。侦查员走访大量村民，所有人都证实，他在分手之后就已经精神失常。受限于八十年代的条件，没有规范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渠道，侦查组综合所有证言和他的现场表现，判断他精神状态异常，把他放到低优先级嫌疑名单里。周建国看着笔录，心里隐隐有一丝说不清的疑虑，但是没有任何实质证据支撑猜想，只能暂时放下。
案子没有停下，凶手还在暗处。1983年、1984年、1985年，槐溪以及附近相邻的山坳，又接连发生三起同类型恶性案件。受害者全部是独自留守在家、缺乏自保能力的中老年妇女，还有一名放学独自抄林间近路回家的小女孩。每一次作案，凶手都会尽量清理现场指纹、足迹，掩盖痕迹，但是每一次，都会留下微量生物检材，被技术人员仔细提取、封存归档。
每一次发案，周建国都会带着队伍第一时间进山。他们一遍遍重走山间小路，一次次重新摸排周边人员，嫌疑人名单换了一茬又一茬。之前被重点怀疑的赵长根，在后续几起案件发案时，都找到了可靠的不在场证明，嫌疑彻底排除；当年那个外来修鞋匠，之后也多次被核实行踪，排除作案可能。还有几个先后进入视野的重点对象，有的有亲属担保、多人佐证，有的经过反复勘查，找不到任何关联证据，一个接一个被排除。
侦查组试过很多办法：在偏僻路口蹲守、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在周边乡镇张贴协查通告。山区信息闭塞，线索寥寥无几。厚厚的卷宗一本本增加，牛皮纸封面被反复翻看，边角磨得起毛、发白。
周建国没有放弃，只要有一点新线索，他就带着民警出发。有一次群众传话说，邻县深山里抓到一个形迹可疑、沉默寡言的男人，长得和描述的黑影相近，周建国连夜骑车，翻两座大山赶过去辨认，折腾整整一天一夜，最后确认不是目标。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山风刺骨，自行车胎还扎破了，几个人推着车摸黑走了十几里山路回到派出所。
时间不停往前走。八十年代缓缓落幕，九十年代到来，再之后跨入新世纪。槐溪村里的青壮年，一批批外出打工，村子慢慢空心化。不少老土坯房年久失修，墙体垮塌，荒草长上屋顶。当年的目击者、受害者家属，很多人慢慢老去、离世。
周建国年纪到点，办理退休手续。离开岗位之前，他把槐溪系列性侵杀人案的全部卷宗单独整理出来，用绳子捆好，郑重交到继任刑侦负责人手上，反复叮嘱：物证一定要妥善保管，不要丢、不要损坏。以后刑侦技术肯定会发展，这个案子，说不定以后有机会破。退休之后，他也没有放下这件事，偶尔回老派出所串门，总要问一句，槐溪那个案子，有没有新消息。
一代代民警接过这桩悬案。每隔两三年，县局都会重启一次旧案复盘会，专门把这起案子拿出来讨论，重新梳理线索，重新排查当年名单里还在世的人员，核对新线索，可每一次，最后都是失望收尾。有的年轻民警刚接手的时候，熬几个通宵梳理材料，四处走访，最后线索断掉，心里又挫败又不甘。这桩案子，成了县公安局几代刑侦人心里放不下的一块石头。
而李守义，一直留在槐溪。
他就维持着疯疯癫癫的模样，在村子里游荡了一年又一年。头发慢慢变白，脊背一点点驼下去，脸上沟壑纵横。村里人早就习惯了他的存在，在路上遇见，最多轻轻绕开，心里只当他是一个命运可怜、被感情刺激坏了脑子的五保疯子，再也没有人把他和多年前那几起轰动全乡的凶案联系在一起。
他一辈子没有成家，没有娶妻，自然也没有子女。无亲无故，孤零零一个人。等到年纪接近六十，腿脚越来越不利索，没法自己上山捡柴、打理生活，村里按照五保供养政策，把他送入乡敬老院集中供养。
敬老院就在乡政府旁边，一排平房，住着十几个和他一样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在这里，李守义依旧牢牢守住自己疯癫的人设。很少主动和别的老人搭话，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坐在院坝墙角，靠着墙晒太阳，眼睛望向远处连绵的大山。护工给他打饭、添热水，他只会傻傻地点头，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嘟囔声；别的老人凑在一起下棋、聊早年村里旧事，他远远躲开，独自待在角落。敬老院的护工、同住的老人，对他的印象高度统一：这是槐溪来的疯老头，脑子不清醒，很可怜。
当年槐溪连环凶案，慢慢变成当地老一辈口口相传的一桩陈年悬案。年轻一代民警大多只在档案室泛黄的卷宗里听说这件案子。很多村民默认，凶手当年作案之后，早就翻山逃到外地，说不定早就死在外头，永远抓不到了。
李守义就在敬老院里安静住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不用再翻山游荡，有人按时给他饭菜，有遮风挡雨的住处。他继续扮演那个神志不清的疯五保，把藏在心底几十年的血腥秘密，死死捂住。
一晃，三十六年过去了。
二、一次常规体检，引爆尘封多年的警报
2018年秋天，李守义身体开始出问题，频繁咳嗽，胸口闷痛，吃饭没有胃口，人消瘦得很快。敬老院的工作人员担心他的身体，联系乡卫生院，安排车辆送他到县人民医院做系统检查。入院基础检查项目里，包含抽血化验。
抽血的时候，李守义和往常没有两样，神情木讷呆滞，任由护士扎针、采血，嘴里低声哼着没人听得懂的调子，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谁都想不到，这一管用于看病的普通血样，会撕开压在大山底下三十多年的秘密。
血样送到医院检验科完成基础化验之后，相关生物信息同步录入公安DNA比对系统。这些年，县公安局持续推进积案攻坚，早年妥善保存、还具备检验条件的旧案物证，陆续完成检验、录入数据库，系统设置为24小时自动滚动比对。槐溪1982到1985年系列性侵杀人案的物证，早就录入后台，日复一日，等待匹配的那一天。
红色预警毫无征兆地跳了出来。
送检人员李守义的DNA分型，和槐溪系列杀人案现场提取的凶手生物检材，完全吻合。
实验室技术员看到比对结果的时候，后背一阵发凉。他反复调取数据，核对编号，排除样本混淆、污染、仪器故障的可能性，确认比对结果真实有效，第一时间上报刑侦大队。消息一层一层向上报送，沉寂三十六年的悬案，突然迎来重大突破。
县局连夜成立专案组。第一件事，外围走访核实身份信息。侦查员分成几组，分别去敬老院、槐溪村，找护工、同院老人、还在世的槐溪老村民了解李守义的情况。
所有被走访的人，说法几乎一模一样：李守义，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女朋友考上大学跟他分手，受刺激之后就疯了，疯了三十多年，无妻无子，五保户，一直在外面游荡，老了才送到敬老院。
“嫌疑人是一个疯了几十年的五保老人？”这个消息传到专案组，所有人都十分震惊。
卷宗里记录的多起案件，作案目标选择精准，懂得提前踩点，作案之后有意识清理现场痕迹，反侦察意识很强，每一次都刻意规避被当场发现的风险。这样缜密冷静的作案方式，很难和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画上等号。
专案组迅速分成两条战线同步推进。
第一组民警，调取出全套原始卷宗，一页一页重读当年所有询问笔录、现场勘查记录、尸检报告、协查材料，单独抽出1982年对李守义的询问记录，反复研读，寻找当年被忽略的细节；同时重新梳理当年全部排查名单，把赵长根、修鞋匠、流浪人员、以及其他曾经被怀疑、之后排除的对象的材料全部调出，再次复核，确认当年排除理由扎实、没有遗漏。
第二组民警赶往县医院，依法依规，再次采集李守义的生物样本，密封之后直接送往市级司法鉴定中心复核，杜绝第一次比对出现失误。
几天之后，复核鉴定文书传回市局，结论十分明确：两份样本为同一个人所留，同一认定无误。铁证，已经牢牢锁定李守义。
专案组谨慎制定抓捕方案。为了避免刺激他、防止出现意外，侦查员换上便装，以需要回卫生院复查身体为由前往敬老院。李守义正坐在院墙根晒秋日的太阳，看见几个陌生男人朝他走过来，条件反射一样缩起肩膀，喉咙里发出呜呜呀呀的含糊声响，又是那一套持续了几十年的疯癫表演。
“李守义，我们带你去再复查一下身体。”民警语气平缓。
他慢慢撑着地面站起身，动作僵硬迟缓，顺从跟着民警上了车。
审讯室顶灯光线稳定，厚重的铁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安静。
审讯刚开始，李守义一如既往继续演戏。问话的时候，时而傻笑，身体不停发抖；一会儿说山上有大蛇，一会儿念叨溪水要漫上来，问到和案件有关的问题，全部回避，语言破碎混乱，刻意表现出完全丧失正常交流能力的样子。
办案民警没有呵斥，也没有急于施压，把盖着鉴定专用章的DNA鉴定意见书轻轻推到他面前，一字一句，语速平稳地告诉他：“八十年代槐溪那几起案子，当年在现场留下的物证，和这次你的血样比对成功了。现在的刑侦技术，和八十年代不一样，证据已经锁定是你。”
审讯室里陷入长久的寂静。
李守义低着头，肩膀轻轻抖动。起初民警还以为他是继续装害怕。几秒之后，他所有疯癫的动作、表情全部停下来。傻笑消失，发抖的肩膀稳住，涣散浑浊的眼神一点点收拢，慢慢变得沉静、清醒，条理分明。
几十年精心伪装的疯癫外壳，在证据面前，彻底碎裂。
他抬眼看向办案民警，声音不高，语速平稳：“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他卸下伪装之后，说出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审讯持续两天一夜。李守义没有激烈对抗，没有抵赖，按照时间顺序，一桩一桩交代清楚全部五起案件。每一起案子，他交代的潜入路线、怎么观察屋内情况、怎么控制被害人、作案之后怎么清理痕迹、从哪个方向离开、躲到哪里隐藏，大量细节，和三十多年前技术员写下的现场勘查记录高度契合。很多当年没有对外公布、只有凶手才清楚的隐蔽细节，他都说得丝毫不差。
说起源头，就是当年林晓燕的分手。
“我那时候是真心实意想和她过日子，我们说好的。她考上大学，眼界高了，看不起我这个山里人，不要我了。”李守义语气平淡，听不出激烈的情绪，“那天在溪边她跟我说分开，我站在那里，心里那股火气压不住。我不敢去找她，她去城里读书了，我碰不到她。我恨女人，恨她们说变心就变心。我就找那些独自在家、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下手。”
他供述，第一起案子做完之后，巨大的恐惧裹挟住他，他知道一旦被抓住就是死罪。他想起村里人早就认定自己失恋之后疯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顺着大家的看法，装疯。
他一点点打磨自己疯癫的样子，反复练习神态、动作、说话的节奏。分寸拿捏得极其小心：不能疯得太过火，被村里强制看管起来，失去自由；也不能表现得太正常，引来持续怀疑。恰到好处的呆滞、傻笑、语无伦次，就是他最好的保护壳。民警上门找他问话的时候，他提前想好应对方式，刻意把话说得颠三倒四，利用当年侦查手段的局限，成功从重点嫌疑人的视线里滑出去。
“你们一次次进村，挨家挨户找人问话，民兵夜里巡逻蹲守，我都看见过。有时候我就在不远的竹林或者石头后面蹲着看着你们。你们排查赵长根，追查那个修鞋匠，翻山去邻县找可疑人员，一趟一趟跑外乡找线索，所有人都在找外来的凶手，没人愿意怀疑一个疯子。”李守义说起当年侦查的细节，冷静得可怕，“我看着你们一次次失望离开，我知道，我安全了。”
民警问他，为什么后来不再继续作案。
“年纪越来越大，体力跟不上，跑山路费劲。出去打工的人多了，村子里经常有人来回走动，偏僻地方也容易撞见人，风险太高。”他说得直白，“我不想被抓住，我想安安稳稳活下去，把这件事带到土里去。”
同步启动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清晰：李守义不存在重性精神疾病，智力正常，辨认、控制能力完整，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几十年的疯疯癫癫，全部是主动、刻意的伪装，目的就是博取同情、降低所有人警惕，躲避公安机关侦查。
三、真相传开，整个村子一片哗然
所有证据固定，完整供述核实完毕之后，专案组按程序，向槐溪幸存的村民、还在世的受害者家属通报案件结果。
消息像惊雷一样砸在槐溪。
三十多年来，村里所有人的共识都是：当年那个凶手，是外来的陌生人，作案之后翻山逃跑，早就远走高飞，大概率早就死在外边，案子永远破不了。一代又一代人，都是这么想的。谁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凶手根本没有离开这片大山。
就是那个常年在村子周边游荡，捡破烂、啃生红薯，人人见了都同情、避让，无儿无女、孤苦伶仃，最后被送到敬老院养老的疯五保——李守义。
巨大的反转，让所有知情的村民久久缓不过神。
当年和李守义同龄、一起长大的老人，听到消息之后坐在门槛上半天说不出话。有人慢慢回想从前的细碎细节：偶尔看见他独自待着的时候，眼神特别稳，一点都不像疯子；有时候别人跟他搭话，他会在一瞬间快速观察四周，再开始装疯。只是当年，大家心里已经有了“他是受刺激疯了”的固有印象，这些不对劲的小细节，全都一闪而过，没有人深究。
敬老院里面，和他朝夕相处好几年的老人、护工，更是难以置信。每天一起吃饭、在同一个院子晒太阳，看着沉默呆滞、可怜兮兮的老头，身上竟然背着五条人命。
当年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反复被民警问话的赵长根，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住在邻村。民警专门上门，把案子告知道他。听到凶手是李守义的时候，赵长根愣住了，长长叹了一口气。这么多年，他一直因为当年被警方重点怀疑，在村里背着闲话，抬不起头，如今真相大白，压在他身上几十年的嫌疑，终于彻底卸掉。
很多受害者的家属，早就不在人世。还活着的亲属接到通知，心情复杂。几十年悬在心头的石头落地，可逝去的亲人，再也回不来。
已经退休多年的周建国接到专案组打来的电话，听到凶手就是当年那个被认定疯掉的李守义，握着听筒沉默很久。他跟年轻民警说：“当年我们把能查的人全都查了一遍，采石的、跑货的、外来手艺人、村里单身汉、流浪人员，一轮一轮核对，赵长根他们反复核查，排除了一个又一个。我当时对李守义确实有一点点怀疑，但是没有证据，所有人都说他疯了，那个年代，很难突破这个印象。这么多年，我总想着，要是哪天能破了这个案子，对受害人家属才算有个交代。”
几代刑警，几十年没有放弃。一次次复盘卷宗，一次次重启摸排，一次次跨区域协查、深夜蹲守，一次次跟进新技术，坚持把旧物证录入系统比对，等到了这一场迟到三十六年的真相。
四、庭审、判决与尾声
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全案证据链扎实闭环：妥善保存三十多年的现场生物检材、两次独立DNA同一认定鉴定文书、李守义稳定完整的供述、当年多份现场勘查笔录、大量村民证人证言、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书。
开庭审理那天，李守义没有再做任何疯癫的表演。他安安静静坐在被告席上，衣着整齐，神情平静，认真听完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对全部指控没有异议，自愿认罪认罚。
法庭审理查明：被告人李守义，因情感纠纷心生怨恨，为宣泄个人扭曲的恶意，先后多次针对独居中老年妇女、未成年女童实施性侵、故意杀人，被害人包含未成年人；作案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作案之后长期伪装精神失常，利用群众同情、固有认知掩盖罪行，逃避侦查长达三十余年，主观恶性极深。虽然归案后认罪认罚，但是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
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李守义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
拿到判决书之后，李守义没有提出上诉。
判决结果传回槐溪。山村里没有喧闹，没有欢呼，只有长久的沉默，夹杂着一声声沉重的叹息。
当年的林晓燕，早已在城里教书到退休，家庭安稳，日子平淡。出于保护当事人的考虑，警方没有把李守义全部的作案动机告知她。她一辈子只听说槐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过一桩抓不到凶手的悬案，她不会知道，当年一场简单的分手，滋生出大山里一连串血腥的悲剧。她没有任何过错，只是选择了读书、选择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可那些无辜的老人、孩子，却为李守义心里扭曲的恨意付出生命代价。
李守义在看守所最后的日子，不用再演戏。不用刻意傻笑，不用装作神志不清，不用刻意蜷缩身体伪装恐惧。他变回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常常望着监室狭小铁窗外面的天空长久发呆，没有人清楚，他在回想什么，是高中溪边的相遇，还是那些被他夺走生命的陌生人。
执行的清晨，大巴山山间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晨雾。
槐溪系列性侵杀人案的全部卷宗，重新整理、装订归档。厚厚一摞，从八十年代褪色的手写笔录、铅笔手绘现场草图、当年的协查通告、蹲守记录，到后来的DNA鉴定报告、同步录音录像、庭审材料，一层一层叠好，封存进县公安局档案室。卷宗封面上，工整写着：槐溪系列性侵杀人案。
后来，县局组织青年民警学习积案攻坚案例的时候，总会拿出这一份卷宗。所有人看完，印象最深的，永远是这个反转：三十六年，警方排查了一批又一批嫌疑人，追查过外来流窜人员、流浪人员，反复核实村里有疑点的村民，几代人翻山越岭、蹲守摸排，苦苦追凶，所有人都以为凶手早就逃远了。谁也想不到，那个全村人都同情、人人都觉得可怜，疯疯癫癫、无儿无女的五保老人，就是藏在眼皮底下的真凶。
大山可以藏住脚印，密林可以掩盖痕迹，一张疯癫的面具，可以骗过一村人，骗过一代又一代侦查员。但是物证不会说谎，刑侦技术在向前走，公安追凶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
槐溪的溪水，依旧顺着山谷缓缓往下流。当年出事的土屋，早就坍塌，长满荒草。村里通了水泥路，网络也进了大山。老一辈人偶尔说起这桩旧事，还是会感慨万千。
那些永远停留在八十年代闷热夏天的受害者，迟到三十六年，终于等到凶手落网。山野无言，记住所有逝去的生命，也记住几代刑警，跨越几十年，不曾放弃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