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那场火，我查了十年
火场是有味道的。这话我跟人说过很多回，没人信。
木头烧过是一种味，塑料烧过是另一种，棉纱烧起来发甜，甜里掺一点糊。我干这行六年，查过三百二十七起火因，闭上眼就能从味道里认出火是从哪儿起的。
我在市里的火因调查中心上班。二十八岁，没结婚，租着一间朝北的房子。同事说我不像女的，因为我在废墟里一蹲能蹲一下午，裙子上全是灰也不拍。
其实我有个毛病：我认火场，像别人认脸。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三号深夜，县纺织厂三号仓库，一场大火。官方定性：配电箱线路老化，意外。死一个人，宋建国，三十二岁，设备科科长，说是火起来之后折返进去救人，没出来。
那个人是我爸。
我没见过他。我妈怀我两个多月的时候，他没了。我一九九八年春天出生，我妈给我起名叫宋昭。她撑了六年，也走了。后来我在叔叔宋建军家吃饭，婶婶孙巧珍的脸色我从小看到大。高中毕业那年我报了消防工程，我叔骂我晦气，我婶说女孩子念这个干什么。我没理他们，念完书就进了火因调查这一行，专挑烧过的屋子钻。
我爸死后，厂里给过四万二的抚恤金。婶婶拿走了大半，说是替我存着，后来我上学，她交学费都记在我叔名下。这些账我记得，跟记火场一样清楚。
所以查到第六年，我开始翻那些被定性成“意外”的旧卷宗。十二起。我把它们抄在本子上，一条一条对。到今年，翻到一九九七年那一份。
卷宗里有张配电箱的照片，糊得很。可我看了一眼就坐直了——配电箱的箱盖内侧，有一圈焦痕，是往外熏的。
这痕迹不对。老化的线是烧在箱子里头，火气往里收。往外熏，说明是外头的火先烧起来，绕着箱子烧了一圈，才把箱里的线烘着的。
也就是说：先有火，才有“老化”。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到后半夜。第二天托人约了个知情人。老周，当年三号仓库的保管员，如今在城郊开个杂货铺，七十多了。他在电话里听完我自报家门，半天没吭声，最后说：“晚上吧，你来。”
那天晚上下雨。我到他铺子门口，卷帘门拉着，里头黑着。我打了三遍电话，没人回。邻居说，他下午被一辆面包车接走了，去哪儿不知道。
我从他楼下那条消防楼梯往下走。雨点砸在铁板上，一格一格地响。
走到第七格的时候，我听见后头有脚步声。
很轻。踩的是我刚刚踩过的地方。
我回头——
一只手按上我的后背。不重，是推。落点很准，正对着我两节脊骨中间那一块。
我往前扑出去。铁栏杆从手边擦过去，凉的，滑的。
雨在我眼睛里。往下掉的时候，眼前腾起一片火光——不是雨夜的灯，是很大的火，把半个天都染成橘红色，火里有仓库的轮廓，有电线杆，有一个人影正朝里面跑。
我认得那片火。
我认得那场火，我查了十年。
第2章 睁眼，他还活着
睁眼的时候，我闻到的是一股霉味。
不是火场里那股焦味，是老棉花和潮墙皮混在一起的味。我躺在一张硬板床上，盖着一条薄被子，被角发黄，印着两个看不出颜色的字。天花板上吊着只光秃秃的灯泡，拉线开关垂下来，一晃一晃。
我撑着床沿坐起来，先摸口袋。夹克还在，里头空的——钱包、手机、钥匙串，一样没有。枕头边放着一只传呼机，屏幕暗红，我按了一下：十月九日，下午三点二十。
窗外有广播喇叭在放歌，飘得很，还有自行车铃铛，一串一串地响。
走廊里有人拖拖鞋走路，脚步很沉。我推开门，看见楼梯口挂着一块木牌：县第二招待所。
前台的玻璃柜台后头坐着个中年女人，正在织毛衣。她抬眼扫我一下：“醒啦？你那间房先到十二号，钱不够就早说。”
我看着她，嗓子干得发不出声。
柜台上摊着一本登记簿，我低头去看。八号那一行写着：宋昭，二十八岁，省城来，先住到十二号。字是我认得的笔迹——我自己的字。
我站在那儿，手指把柜台边沿抠得发白。
二十八岁。我有二十八岁。
外头的太阳很亮，照在水泥地上晃眼。街上跑着自行车，二八大杠，横梁上坐着小孩。一辆军绿色的解放卡车从街口过，车斗里堆着麻袋，扬起的土把两边的人赶得往墙根退。
供销社门口摆着冰柜，冰柜上贴着一张手写的纸，写着汽水三角、冰棍一毛五。电线杆上刷着白灰字，什么内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字掉了一半。
我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不用问路，我知道县纺织厂在哪儿——卷宗里记着地址，我在本子上抄过十几遍。
厂门口是一道铁栅栏，两根水泥柱，柱头顶上蹲着石狮子，一只缺了半只耳朵。大门旁边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三班倒，夜班下午七点半点名。
下班的铃一响，人就涌出来。蓝布工装的、白围裙的、拎着饭盒的，一片脚步踩在水泥地上，哗啦哗啦。
我就那么站着，一个一个地看。
然后我看见了他。
个子高，肩膀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夹克，袖口卷到小臂上。走路的时候左肩比右肩低那么一点——我妈留下的那几张照片上，他就是这样走的。
他一边走一边跟旁边的人说话，说得很用力，手在空中比划，眉毛皱着。皱眉的时候，眉心有一道很深的竖纹。
我记事起，照片上那个人就是那道竖纹。
我的腿突然软了一下。我扶住铁栅栏，铁锈蹭在手心里，粗粗的。
他跟我隔了不到五步。他还有二十九年可活，只要接下来这二十五天不出事，他就能活。
我张了张嘴。我有很多话。我没见过他，可我知道他爱吃面，知道他不爱说谎，知道他会在火里折回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我一句也说不出来。
他大概是觉出有人在看他，脚步慢下来，头扭了过来。
眼睛很亮，比照片上亮。他就那么看着我这个陌生人，看了两秒，把夹克下摆拢了一下，问：
“你找谁？”
第3章 我只有二十五天
卷宗上写着，那场火是十一月三号深夜。
我在招待所那张硬板床上，把日子一格一格地倒着数。今天十月九号，到十一月三号，二十五天。
数了两遍，还是二十五天。
这二十五天里，我不能报警。
不是我胆小，是我算过账。一九九七年的县里，我拿什么去报警？我说，某年某月某日，纺织厂三号仓库要起火，火不是意外。公安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不出。我说我是从二十多年后回来的，下一句就是给我家里打电话。我叔接起来，会说我疯了；我婶会说，早就看这丫头不对劲。
再说，我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女人，什么来路都没有，跑到国营厂里说仓库要烧，头一个被查的是我。
只剩一条路：我自己拿到证据，盯住三号仓库，等那个人自己露手。
我把这句话在心里念了两遍，在手背上掐了一下。疼。这地方是真的，疼也是真疼。
下午我出了门，顺着纺织厂那条路走了一圈。
厂区不小，红砖墙，墙头插着碎玻璃。我从南边一个岔口拐进去，隔着矮墙看见里头一排一排的厂房，锯齿顶，烟囱冒着不太旺的白烟。墙根堆着废了的梭子和纱管，锈得发红。
三号仓库在厂区最西头，挨着一截废弃的铁路支线，旁边立着根老电线杆。仓库门朝南，铁皮门，刷的是深绿色，掉漆掉出底下的白铁。
配电箱就钉在门左边那面墙上，一人多高，灰扑扑的，箱盖开着一条缝。
我盯着那条缝看了很久。卷宗里那张照片，就是从那个角度拍的。
仓库门口坐着个人，五十来岁，戴顶旧帽子，正拿小刀削什么东西。是老周。他还年轻，头发黑，裤腿挽到膝盖，露出一截小腿。我认得他——后来的卷宗里，夹着一份他按了手印的证词。
我没敢过去。
往南走两条街，是一片家属区。红砖筒子楼，一楼人家门口晒着萝卜干，楼上有个女人在窗台上刷锅，油星子往下滴。孩子蹲在楼洞口拍画片，一边拍一边喊：“翻了翻了！”
我站在楼下，抬头看四楼东边那扇窗。窗帘是洗得发白的花布，一半拉着。
我妈住在那儿。她现在怀着两个多月的孩子，那孩子是我。她今年二十九岁。我要是走上去敲那扇门，门开了，我该怎么叫她？
我在楼下站了很久，站到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狐疑地看我两眼。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车从我跟前过，问我要不要一根。我摇头。她走远了，又回头看我一眼。我这才发觉自己站得太久了，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桩子。
天快黑的时候我才回招待所。路过一个卖文具的小摊，花两毛钱买了个巴掌大的日历，纸薄得透光，一天一页的那种。
回到房里，我拉亮灯，把日历摊在床上。
十月九号，十号，十一号……
一页一页数下去，数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的手指停住了：十一月三日。
我身上那支铅笔是硬的，写不出红。我又出去，找对门屋里那位大姐借了一支红铅笔。
回来时灯还亮着。我把那个数字圈了起来——一个不太圆的红圈，笔芯粗，压了好几道。
圈完我看着它，忽然觉得这二十五天不够。
不够，也得够。
第4章 拦不住的第一晚
拦他这件事，我第一晚就试了。
第二天傍晚，我在厂门口那条路上等他。他照旧是最后一个出来的，手里拎着个帆布包，包口露出半截图纸。
我迎上去：“同志，我跟你说个事。”
他停下，认出我来：“哦，昨天那位。找我？”
我点头。一路上准备的话，开口还是绕了一下：“三号仓库的东西堆得不对。靠墙那排棉纱垛没留空档，化工助剂又挨着配电箱放。真出点事，救都来不及。”
他眉毛一挑，把我从头看到脚：“你哪个单位的？”
我说我不是哪个单位的，我是……懂一点。
他把帆布包往肩上提了提：“你懂一点，那你跟我们安保科长说去。跟我说什么。”
我急了，往前跟了半步：“宋科长，这两天仓库那边，可能有人要动手。你晚上别去。”
这句话一出口，他脸上那点客气全收了起来。
他没有立刻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把什么东西都在心里过了一遍。半晌他说：“你叫什么？”
我说宋昭。
他念了一遍，念得很轻，像在哪儿听过。然后他摇头：“仓库有人动手？谁？你亲眼看见了？”
我说不出。
“说不出。”他把包换了个肩，“小姑娘，我干了十几年设备。这厂里的螺丝钉少一颗我都知道。你要是听谁嚼了两句舌根就跑来吓我，我告诉你，没用。”
他往前走了两步，又退回来，从帆布包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在封底上写了几个字，撕下来塞我手里：“你要是真知道什么，明天上午八点，来设备科找我，说清楚。说不清楚，你就别再来了。”
纸上写着：设备科，宋建国。
我把那张纸捏在手心。我知道他不会信。我早就知道。可我还是想，万一呢。
那天晚上我睡得浅。半夜起来看了一次表：十一点四十。
十一点五十，我从招待所出来，往厂里走。
街上没灯，只有供销社那块招牌上一盏黄灯泡还亮着。风从铁路那边刮过来，带着草屑。
走到厂区西面那段矮墙外，我贴着墙站住。里头有灯，仓库门口那盏黄黄的，照着门口一小块地。我数了数停在那儿的自行车——九辆。三班倒，夜班的人是十个。
也就是说，他去了。
他今天照样按班进了厂。
我贴着冰凉的砖墙蹲下来，胸口那块地方像被什么堵住了。二十五天里，我动了昨天，还没能动掉今天。他该去还是去，该说的话还是那句。
就在这时，仓库门左边那面墙上，那只灰扑扑的配电箱里，“啪”地一声。
很轻。像谁用指甲弹了一下铁皮。
我的心往上一提。我攥住墙头的砖，等着第二声，等着灯灭，等着喊人的动静。
没有。
灯还是那样黄着，里头有人说笑了一句，接着又是一片安静。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有人远远地喊：“多少分了？”另一个声音答：“六分。”是在打牌。
只是配电箱里，有根接触不好的线，打了一个小小的火花。
那一晚，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站在原地，手脚都是凉的。我知道那只是预演。真正的那一下，还在二十多天之外。可它已经在我耳朵里响过一回了，就在刚才，隔着一堵墙。
第5章 三号仓库的味道
昨晚那声“啪”，我贴在墙上听了很久，后头再没动静。
回后街的路我走得很慢。这地方我熟——不是这一世熟，是那一世。现实里我翻过十二起被写成“意外”的旧案，县纺织厂的火情档案，我在档案室翻过不止一遍。可人真站到这儿才明白，卷宗上那句“三号仓库起火，系配电线路短路所致”，是拿多少张嘴糊出来的。
第二天一早，我又摸回厂门口。
招工牌是新刷的：装卸临时工，日结两块五，管一顿午饭。我把头发往后一别，报了名。招工的老同志问多大，我说二十八。他上下看我一眼：“女人家，搬得动？”
我说：“老家扛过麻袋。”
就这么进了门。
车间那头机器声轰隆隆的，纱锭转得飞快，女工戴着白帽子来回换梭子，一班接一班，眼睛都不够使。这样一个地方，谁都顾不上最西头那间仓库。
厂区是早年苏联专家画的样，几排锯齿顶的大车间，红砖墙被雨水浸出黑印子。三号仓库搁在最西头，单门独院，铁皮顶，两扇对开的铁皮门，门上挂一把铜锁，锁鼻子边还缠了圈铁丝。
中午卸完一车棉纱，我绕到西头。管钥匙的吃饭去了，门虚掩着。
推门那一下，我就闻出来了。
味儿不对。
棉纱本该是股干净的、晒过日头的浆味。可三号仓库里闷着另一层东西——酸的，刺的，待久了太阳穴发紧。
我顺着味摸过去。墙根码着几只墨绿色铁桶，桶上贴着“纺织助剂”，字印得毛糙。有一只没盖严，我凑近了闻：像劣质煤油兑了香蕉水，尾巴上还挂一丝焦气。正经助剂没这么呛人。这批货，掺了东西。
我再去看垛子。
棉纱垛是按“回”字形码的。垛与垛之间留着道，道与道又对得齐整。外行看着利索，内行才知道这是在给火让路——棉纱最怕积热自燃，真肯上心的，恨不得连缝都塞死，绝不会这样一垛一垛地筛出空当。
这种码法，我不是头一回见。
现实里那些“意外”的火，请来复核的老师傅总念叨一句：火也得先认着路，才走得快。
我蹲下去，把手探进垛缝。贴着后墙那一面，有被撬过的松土。铜锁挂在外头，可锁扣的合页早松了，一撬就开。
我往里钻。越深味越重，光越暗。最后一垛棉纱贴着后墙，我摸到底下压着样东西——一截线。外皮被人剥了，露着铜芯，一头剪得齐，一头烧得发黑。厂里用的都是整卷漆包线，谁会把皮剥了、剪成这么短一截，塞在棉纱垛的夹缝里。
我把它揣进袖口，退出来。
看门的老同志在门口抽烟，瞅我：“仓库重地，你进去做啥？”
我说：“找茅房，走岔了。”
他“哦”一声，没再问。
出了厂门，我手心里全是汗。那截线不长，一只手攥得住。可它太干净了，干净得不像仓库里该有的东西——剥了皮、剪得齐、塞在垛子最里头，像谁用了一回，又舍不得把剩下的一并扔。
我想起昨夜配电箱上那声“啪”。
那不是预演。是有人先拿了一小段，试了一回手。
第6章 我爸的手账本
揣着那截线，我打听到父亲在设备科的办公室。
一栋两层小红楼，楼道里是煤炉子和机油混的气味。我上了楼梯，脚步放得极轻——不是怕人听见，是怕自己临到门口又缩回去。
门开着，他伏在桌上算东西。他比记忆里年轻，头发还黑，架着一副旧眼镜，右手腕里侧有道陈年疤。
现实里我拼他的样子，只能从一张褪色的黑白照上认。现在他活生生坐在那，我反倒不敢往里迈。
“……找谁？”
“宋科长。”我把声音压平，“听说设备科在招人帮着誊账，我识几个字，也会打算盘。”
他抬眼。那眼神一点不软，像在给一台机器找毛病。
“外头的？”
“老家来的，亲戚在这儿。”
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把桌上一摞单据往边上一推：“会认进货单？”
“会。”
“那坐。”
桌面上一只掉漆的搪瓷缸，印着“先进工作者”，缸底沉着一层茶垢。墙上贴车间值班表，红蓝铅笔划得密密麻麻。
那一晚，我就在那盏白炽灯下，跟他并排坐着。灯罩烤得发烫，飞虫撞上去，噼啪响。
他的账记得规整。进货日期、数量、单价、供货人，一笔一笔，蓝墨水，字瘦而稳，像他这个人。
我一边誊，一边听他念数。他念到第三笔，忽然问我：“老家哪个县的？”
“邻县。”我盯着纸，不抬头。
“邻县哪镇？”
“……河湾。”
他“嗯”了一声，也不知记没记住。
翻到前一个月，我的手指停住了。
一栏写着：纺织助剂，两吨半，供货——守义五金。后头跟着一串手写批号：QG—97—9。
我认得这个批号。
现实里，卷宗夹着的复印件上有过一模一样的数字，旁边用红笔圈了，写着：疑似不合格。
“宋科长，”我尽量问得像闲聊，“这助剂，怎么不是厂里供销科进的？”
他没抬头：“供销科批不下来，钱老板路子活，先赊来应急。”
“这种玩意儿，也能赊？”
“人家肯。”他翻过一页，又停住，拿铅笔在手账本边上轻轻划了一道，短，像在一个人名上点了个记号。我顺着看过去，供货人那两个字后头，他敲了敲笔尖，没点破。
那意思我懂。数目对不上，来路也不干净。
“你，”他终于侧过脸看我，“问这么多干啥？”
“我爹也是干设备的，我跟着认过账。”我把话头圆过去，“这行，账上一乱，机器就得遭罪。”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神里有什么晃了一下，又沉回去。
“招数挺熟。”他嘟囔一句，把账本合上，拿手按住，“这账，到这为止。”
“为啥？”
“没为啥。”
窗外的风把梧桐叶刮得沙沙响。他起身走到门口，探身看了看楼道，又把门虚掩上，那动作快得像在藏什么。
他把手账本塞进抽屉，锁了，钥匙揣进贴身的兜。临了只说一句：
“这事，你别管。”
灯底下，那本子锁进去了，可那串批号 QG—97—9，我一个字没忘。
第7章 婶婶家的那碗冷饭
我这一世认的这门亲，在纺织厂后街叔婶家。
叔婶家是两间半的平房，墙根返潮，堂屋支着一张八仙桌，桌腿用铁皮包着。我白天过来搭把手，夜里还是回招待所那间小屋睡。婶婶嘴上说得软，心里那道防着人白吃白住的线，我一进门就看见了。
我编了个说法：老家逃出来的，辈分上得叫宋建军一声叔。婶婶孙巧珍在厂食堂帮厨，眼皮子活，一进门就把我浑身上下打量了个遍，话倒是软的：“远房亲戚，住就住吧。”
可这两天，她端给我的那碗饭，一天比一天凉。
今晚是半碗剩米饭，一小勺咸菜，油星子都认得清。堂屋那头飘着炒鸡蛋的香，我听见她娘家弟弟来了。婶婶的笑声从门帘后头溢出来，一句接一句，全是好话。
我端着碗坐门槛上吃。隔壁张婶串门，嘴快：“巧珍，你这远房侄女住着挺能干，白天还去厂里帮宋科长哪。”
婶婶嗤一声：“能干顶啥用，帮着干活不要工钱才叫能干。”
我咽下一口凉饭，慢慢说：“张婶，我们老家那边，前些年出过一桩事，为钱闹的。”
她果然竖起耳朵。
我说：“厂里一个老师傅走了，留下一笔抚恤金。管钱的嫂子攥着账不撒手，说先替老人存着。结果老人到死没见着一分，那钱添了辆自行车的脚蹬子。”
这话不是编的。那一世我听得真切——婶婶拿了钱，年年说替我存着，年年给自家添家当；我念书的学费，她一个子儿没掏过。这笔账，我替我爸记了二十九年。
院子里静了一下。张婶端着茶缸的手停在半空，脸慢慢变了。
婶婶的锅铲顿在灶台上。她娘家那点旧事，本没外人知道，可巧了——我这一世没见过她，那一世却从小听街坊嚼过舌根，一个字没差。
“你，”她眼珠子瞪圆，“听谁说的？”
“听老家的。”
“胡扯。”她嗓门拔高，又压下去，“小孩子家家，翻这些陈谷子烂芝麻。”
张婶坐不住了，寻个由头推门走了，临走那一眼，落在婶婶脸上，久久没挪开。
当众是不敢再提了，婶婶转身回灶房，锅盖摔得山响。
我本没想触她。可她要再往我碗里添冷饭，我就还得记着这一出。
夜里我收拾碗，她凑过来，问白天厂里的事。我提了一句三号仓库的助剂，说宋科长好像不太放心。
“宋科长？”她眼神斜过来，“你倒跟他熟。”
“我爸——”我舌头一滑，硬生生刹住，“我是说，我们老家那个大伯，也是干设备的。”
她没接话，看了我两秒，那眼神凉得跟灶台上的油。
“操心大。”她冷笑，声音里的热乎气全没了，“我劝你少打听。你爸那事——哦，你们家那大伯的事，谁知道是不是他自己招来的。”
我端着碗的手僵住。
方才那句“我爸”，她听见了。
可她不深问，只把灶上的火拨小了些，像把这话也一并拨小。越是这样，我越心里发凉。
第8章 一根换过芯的电线
第二天，趁着卸货的空当，我绕到三号仓库外头那面墙。
配电箱钉在离地一米多的墙上，铁皮壳子锁着，锁头是新的。我蹲下来看墙根，雨水把墙皮泡得起碱，一线细细的划痕从箱底引下来，钻进仓库的墙缝里。那道痕不深，可太直了，直得像有人拿尺子比着划的。
我装作歇脚，把袖口那截线掏出来，在掌心里比。
皮剥得利索，铜芯细，看着挺新。厂里配电用的是铝芯线，皮厚芯粗；这一截，是拿细芯套了层粗皮——外头看着壮，里头虚。
这种手脚我见过。
我手上过的第三十七起，就是这种线。主家一家三口睡着，配电箱在夜里糊了，火顺着吊顶往上爬。结案写着“线路老化”，我盯着那段线看了半宿——外皮是旧的，芯是新的。那一回我改不了什么，只在报告末页多写了四个字：非自然损。
现实里那些被称为“线路老化”的意外，拆开来看，十有八九是有人在配电箱上把熔断丝换成了铜丝，或者拿细线冒充粗线。开着的时候没事，一到夜里满负荷，芯子先热，皮先糊，火就顺着这点热，自己找上门来。
仓库那批助剂，是喂火的料。这截换了芯的线，是引火的手。配料、砌路、点火——一整套，缺一样都成不了那场“意外”。
我在厂里待不长久。招的是临时工，干三天就得走。我得趁这三天，把这套手是怎样的、又经谁的手，一样一样摸出来。
“同志。”
背后有人喊我。我一回头，是那个提钥匙的半大老头，脸白，眼下耷拉着两层皮。
“你是新来的装卸工吧。”他盯着我手里的线，“那玩意儿，别乱捡。”
“您是——”
“周志国。”他把钥匙攥紧，“三号仓库，我管。”
周保管。这名号我听着耳熟——现实里的材料上，证人一栏就是这三个字，后来被一道黑笔划掉，旁边批注：已病退，证言存疑。
我心头一跳，面上不露：“老周，这箱线，厂里多久没换过了？”
他嘴唇动了动，眼睛瞟向那扇铁皮门，又瞟回我脸。
“……记不清了。”他退了半步，“厂里事多，我一个看门的，哪懂这些。”
“您不懂？”我把声音放软，“您在这仓库看了这么多年门，哪根线是新换的、哪垛纱是新码的，一眼就分得出。”
他喉头动了一下，没接。
我往前半步：“前些日子夜里，配电箱响过一声。那晚，您在不在？”
他脚下一晃，扶住了门框，脸由白转青。
“……我啥也没看见。”他摆手，像要按住我，“别、别问我了。”
他转身要走，走两步，又停下。
四下的风把他那股怕劲儿全兜起来了。他挪回来一寸，压着嗓子，气都不成句：
“那箱货……”
“换过两回。”
说完，他像咬了舌头，斜着眼往厂门口睃了一圈，拖着步子钻进门房，再没回头。
我想追进去，脚却没动——追也没用，他今晚不会再多说一个字。
我盯着那扇门，手里的线凉得像根冰。换过两回——一回备料，一回补手。这火不是要等十一月的风，是有人早就在这儿，一遍一遍地，把它码好了。
第9章 起火点
江砚来的时候，天刚擦黑。他骑一辆二八大杠，后座上夹着军绿色帆布包，里头塞着手电和一双胶鞋。这人二十三岁，个高，说话前先抿一下嘴，像要先把话头收一收。
我托人给他捎了话，说三号仓库的线有古怪。他起初不信，可见我把那半截引线跟配电箱边上的接线头摆在一处，脸色就沉了。
“你说三号仓库的线有古怪。”他站在厂墙外的枯草里，声音压得很低，“我一个消防兵，管救火，不管查线。”
“可你认得火往哪头走。”我把那半截剥了皮的引线递过去，又把从配电箱边上捡的接线头摊在他手电光里，“你自己看。”
他蹲下去，捏着线头翻来覆去地看。手电光里，铜丝的断口亮得扎眼。他看了足有一分钟，忽然不吭声了，把引线凑到鼻子底下闻。
“有股汽油味。”他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裸铜不会有这个味。有人拿它蘸过东西，等它替自己去点火。
他起身绕到墙角，蹲在三号仓库的后窗底下。那排穿线管贴着墙根走，一直通到配电箱跟前。他伸手按了按管子，又去翻接线盒。盒子上的胶布是新缠的，缠法跟厂里老线上那种一圈压一圈的路数不一样，是随手绕着缠的，绕得还死紧。
“这颗螺丝被人拧过。”他指给我看，“边上的漆崩了一圈，茬口是白的，越不过这个月。”
我蹲下去，跟他一起把那几处痕迹在心里串了一遍。剥了皮、蘸过油的引线；被拧动过的接线头；崭新的一圈胶布。一样一样摆出来，就不是意外了。
“走线我看不懂。”他收了手电，“得找个人问问。”
我们摸到厂门边的更夫房。老电工秦师傅六十出头，耳朵背，说话慢，烟锅不离手。江砚凑到他耳边把话说了三遍，他才听明白。
“十月里，有过那么一回。”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夜里十一点多，有人到我窗底下喊，说三号库的闸老跳，叫我去拉闸检修。我披了衣裳出去，走到半路，那人又说不用了，让我回去睡。”
“喊你的人是谁？”
“黑灯瞎火的，我哪认得。”他顿了顿，“可他开口先喊的是‘秦师傅’。这两年进厂的新人，都喊我老秦，没人这么喊。”
我跟江砚对了一眼。秦师傅又想起什么，慢慢地说：“第二天我上工，瞧见那闸箱上挂了个新铅封。厂里的封条都是红的，那个是白的。我问谁换的，没人应声。过了两天，白的又没了。”
“白铅封。”江砚把这三个字在舌尖上滚了滚，“县里哪个衙门用白封条，你比我清楚。”
从更夫房出来，风把枯草吹得沙沙响。厂区的大喇叭早停了，只剩远处锅炉房一点闷闷的响动。江砚把帆布包的带子往肩上提了提，声音比刚才沉。
“铅封归谁管？”
“归厂里。”我说，“可谁签字调的当班电工，你去看那张表。”
白天我在车间门口的宣传栏上，见过一截撕剩的值班表。十月里那几个夜班，调度一栏签的都是三个字——赵广发。
江砚盯着那三个字，一字一顿：“这条线，指着赵广发。”
第10章 账本上少的那一页
窗外落着雨，雨点敲在铁皮雨搭上，一下一下。
母亲何秀云端了碗热水进来，搁在父亲手边，又替我挪了挪凳子，说：“你俩慢慢看，我去把晾台上的衣裳收了。”她肚子还没显，走路还是轻的。
我应了一声。她出去的时候，顺手把门带上了。
父亲那本手账，牛皮纸的皮，边角磨得起了毛。他坐在灯下，拿铅笔头一行行地核，铅笔削得跟一把小菜刀似的。
我凑过去，说帮他衬着看，一页一页替他翻。
账记到九月那批化工助剂。进厂的来源、批号、车皮号，一笔带过，落款是一个“钱”字。再往下翻，纸就断了——第十三页和第十四页之间，缺了一张。纸根还翘着，茬口不齐，是从中间硬扯下来的，不是裁的。
“这页呢？”我问。
父亲拿铅笔的手停住了。他盯着那两道翘起的纸根看了半晌，把账本从我手里抽回去，合上。
“厂里的事，有人管。”
“爸，这不是厂里的事。”我把这几天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到他面前——剥了皮、蘸过油的引线；被人拧动过的接线头；秦师傅说有人半夜支开他，还换过一个白铅封。“有人在给这场火铺路。铺到了三号仓库。”
父亲的脸色一寸寸沉下去。他没驳我，也没信我，就那么坐着，烟点上了摁灭，摁灭了又点上。屋子小，烟一会儿就满了，灯泡照着雾气。
“那一页上记的，是那批助剂的去向。”我把话放轻，“账本锁在你抽屉里，谁能动？”
“这屋就我和你妈。”他抬头看我，“你妈怀着身子，不下这屋。账本这半年没离……”
他话没说完。
我心里却清楚：他后半句该是——没离过抽屉。可抽屉不是只有他能开。钱守义来家里吃过饭，赵广发也来过，说是谈改制。两个人都在那屋里坐过。谁坐着，谁的手就能伸到抽屉上。
钱守义上回来家里，是八月的事。他拎了两斤白糖，挨着父亲坐，一口一个“把兄弟”，说设备科那本账，他连边都没沾过。话说得越圆，越像背熟了的。
“你核那批助剂，核出什么了？”我问他。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像在跟自己较劲。最后他说：“那批货，进厂的价，比市面高了三成。多出来的三成，我一笔一笔算，算到最后，账上没人接。”
“这货谁供的？”我明知故问。
“钱叔供的。”父亲说。落款上那个“钱”字，就是钱守义。
“账上没人接的钱，就一定有人揣兜里了。”我说，“那页纸是谁扯的，能进这屋、能开你抽屉的，一只手数得过来。”
父亲没应。他把铅笔横在账本上，压住那两道翘起的纸根。
屋里静下来，只剩雨点敲铁皮。他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火星子“滋”地灭掉。
“明天我把钳子带来，把那道锁换了。”父亲把账本塞回怀里，站起身，“你一个外地来的姑娘，这些事，别掺和。”
我没应声。他看我的眼神，一点一点变了。不是看晚辈的那种看，是审，是掂量，是从头到脚把我这个人过了一遍。
灯芯挑了一下，火苗蹿高又落回去。他忽然开口，声音很平。
“你到底是谁？”
第11章 赵广发的酒局
酒局设在县城东头的迎宾楼，二楼雅间，桌上先摆开两瓶本地的烧酒和一盘油炸花生。赵广发做东，请的是改制里几个要紧人——供销科的、财务科的，还有三号仓库的老周。父亲本来不许我跟，我自己先到了，坐在末席。
赵广发比我记的要胖。四十八岁，小分头梳得油亮，说话先笑，笑够了才说正事。他一进门就看见我，眼睛眯了眯。
“宋科长还带了个参谋？”他说。
“我侄女。”我抢在父亲前头开口，“来县城办事，顺路。”
“顺路。”赵广发把这俩字在嘴里过了一遍，又笑了，“顺路好，顺路见识见识。”
酒过三巡，赵广发端起杯子，冲我父亲那头让了让。满桌人都静下来，听他说话。
“建国，改制这摊事，上头催得紧。”他把酒抿了一口，“设备科那几本账，你核得也差不多了。该翻篇的，就翻篇。”
父亲没端杯。他说：“账没核完。”
“核不完的。”赵广发笑，“厂子都要换招牌了，你核给谁看？新东家进门，头一件事就是点货。货点清了，账也就清了。你非要在人家进门前翻旧账，图个啥？”
“图个明白。”
赵广发用筷子点了点父亲：“你这性子，厂里谁不知道。可这会儿是改制的节骨眼，不是讲性子的时候。”
“明白人过不明白的日子，多了去了。”他把杯子搁下，声音软下来，眼睛却硬，“我劝你一句，别在这节骨眼上跟人过不去。你媳妇还怀着身子呢。”
他说到这里，眼睛往桌角那头一扫，落在缩着脖子的老周身上。老周是三号仓库的保管员，五十岁的人，坐在角落里，筷子夹着一颗花生米，半天送不进嘴里。
“老周啊。”赵广发替他斟了半杯，“你那个库，眼睛睁大点。该记的记，不该记的，别往本子上摞。摞多了，伤身子。”
老周的脸白了白，喉咙里“呃”了一声，没敢接话。
我把手里那只空杯往前推了半寸。
“赵厂长。”我说，“三号仓库的线，这个月被人动过。有人夜里支开电工，还换过一个白铅封。值班表上签字的，是您。”
雅间里一下静得能听见炉子上的水响。
赵广发脸上的笑没塌。他慢慢放下杯子，用指头敲了敲桌沿，像在算什么。
“小姑娘，你懂电？”
“懂一点。”
“小姑娘家家的，懂这个做什么。”财务科那位帮着腔，“厂里的线，有正经电工管着呢。”
“还懂铅封。”他笑得更开了，“我们县纺织厂，建厂二十八年。这楼里坐的这些人，谁不是把半辈子摞在纱线上。下岗名单一下，多少人等着吃饭。你跟我说一根线、一个封条？建国的账、我的单子，哪一笔不是为了这口饭。”
他没看我，冲满桌人抬了抬下巴。一桌子人都跟着笑起来，那笑拱得房顶都发颤。
我把话顶了回去：“改制是改制，放火是放火。”
赵广发这才正眼看我。他看了我很长一会儿，慢慢倒了半杯酒，推到我面前。
“小姑娘。”他笑着说，“一九九七年的事，你比我们知道得还多。”
第12章 有人先动手了
回招待所是第二天一早。我先去前台把房钱续上，续到了十一月初。楼道里有人生炉子，蜂窝煤的烟钻进门缝。门锁好好的，没撬过的印子。可屋里有股生人的味道——窗台上搁着一个捏灭的烟头，是红塔山。我不抽烟，招待所也不许在屋里抽。
我掀开褥子，摸进床板缝里。昨晚我拿油纸包了那几张照片，塞在那儿的。油纸包还在，捏起来却是空的，轻飘飘的，像一张干了的糖纸。
我把油纸一点点摊开，摊平了，对着窗光看，盼着里头还沾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纸面干净得像刚包过糖。
我一屁股坐在床沿，手心全是汗。昨夜我进屋，门是从里头插上的；夜里起过一回身，也没听见别的响动。可这包东西，就是没了。
我下楼问服务员，昨晚谁进过我屋。她说后半夜来换过一回开水壶的煤球，进来个男的，说是修窗户的，穿灰工装，拎着个铁皮工具箱。我问她长什么样，她想了半天，说没看清，只记得那人手背上有一道疤。
跑到消防队，江砚不在。中午他才回来，脸色也不好看。他说昨夜后半夜，有人堵在老周家门口。三个生脸，其中一个操外地口音，一边敲窗子一边说，让他把嘴管严实点，别见了谁都乱说。老周没敢开门。天一亮，老周就去厂里办了病退，理由是“老毛病犯了”，办得比谁都利索。保卫科再问他十月那晚的事，他改了口，说天太黑，他什么也没看见。
“你上门问问他。”我说。
“问过了。”江砚摇头，“他门槛都没让我迈，隔着门缝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说这话的时候，他声音是抖的。”
“他怕什么？”
“他孙子在县中学念书。”江砚说，“人家一句话，比棍子好使。”
我没说话。胆小的人也有胆小的软处，人家掐的就是这个软处。
“你那截引线呢？”江砚问。
“贴身收着。”我说，“走到哪带到哪。”
他看了我一眼，像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在台阶上站了很久。日头晒着，后背却是凉的。我以为改历史，是先找证据，再找人。原来人家比我先动手——先把东西拿走，再把人的嘴堵上，堵不上就许个前程，许不动就给个怕。
下午我去供销社买胶卷，想重拍那几处痕迹。柜台前人挤，我一手交钱一手接货。有个穿夹克的男人蹭了我一下，我当是人多，往旁边让了让，没往心里去。买完出来，我伸手去掏衣兜，想摸摸那几张照片还在不在。
内袋，空的。
另一边，也是空的。
我又把里外的口袋一层层摸过，捏过随身的挎包。
我把外套里外翻了两遍，又去摸贴身的那一层。照片是折了两折揣着的，平时凸出来一小块。现在连那点凸都没有了。
我站在街口，把身上几处口袋翻了个遍，又捏过一遍。风把布片吹得啪啪响。路过的有人回头看我，我顾不上了。末了，我把手探进贴身那只暗兜——那半截剥了皮的引线还在。我没把它和照片搁一处，自打捡回来就贴身别着，凉硬的一小截，硌着掌心。
这地方我人生地不熟，能信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照片没了，证人哑了，我再往前一步，说不定连我自己都要被写进那桩“意外”里去。
好在这半截引线还在。我攥着它，像攥着一根还没断的绳。
第13章 指错的路
县纺织厂办公楼底下那天围了不下百十号人。发下岗名单的日子，谁都想挤在前头听个准信。秋风把墙上的标语吹起一角，“抓改革、促生产”几个字啪啪地响。
我不是厂里的人。这半个月，我拿“帮着核对旧账”作幌子，才在财务那间小屋里占了半张桌子、一只搪瓷缸。桌子是借的，缸子是我从招待所自己拎来的，缸沿上磕掉一块瓷。
可有些话，我实在憋不住了。
“赵副厂长。”我站在台阶底下，仰着头，“三号仓库那批助剂，是你批的。”
人群“嗡”的一声。
我把手里的东西一样样摊在水泥地上：半截剥了皮的引线，是我从棉纱垛的缝里一点点抠出来的；配电箱那根换过芯的线，线号我记得死死的，二点五方，铜芯发暗。
“进货是你批的，仓库里堆货的空当是你留的，引线是你的人塞进去的。”我盯着他，“火没点起来，是时候没到。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赵广发站在台阶上，五十来岁，肚子挺着，中山装第二颗扣子绷得紧。他脸上一点没慌。他先笑，笑够了，才从腋下那只黑色人造革包里抽出薄薄一张纸。
“小姑娘。”他把纸抖开，举给众人看，“这是十月十七的调度单。上边写得明白——那批助剂，谁批的，谁签收的。”
纸页边角卷着，油墨味还没散。签字那一栏，是我爸的名字。宋建国。三个字，笔画很硬，一竖一竖像钉进纸里的。
“你爸签的字。”赵广发慢悠悠地，“货是你爸收的，你倒来问我？我一个管改制的，天天在外头开会，仓库的门朝哪开，都得问你爸。”
底下有人“嘁”了一声，像笑，又像吐痰。
“诬赖人。”有人喊，“外头来的，八成是想讹钱。”
“保卫科呢？这人连暂住证都没有。”
一只手搭上我的胳膊。我看见我爸的工友老陈头，平常在食堂见了面还点头的，这会儿把脸别过去，眼睛盯着地上的煤渣。
我脑子里“轰”地一下。不对。这张单子不对。
赵广发管改制、管外联，他压根不必自己签调度单——他是特意留这么一张纸在手里。谁指他，他就甩出来，甩得越快越干净。这不是他的聪明。是有人早替他备好的。
“我说的是你。”我又往前走一步，鞋底碾过那张摊开的线路图，“你敢不敢把你十月十七、十八，人在哪儿，一样样说出来？”
赵广发的笑没变。“我可没那闲工夫跟你对。你这几句，拿去跟公安说，看人家信不信。”
散场的时候，江砚把我从人堆里拽出来，一直拽到厂门外。他的手心很热。
“你怎么看出来的？”他问我，“那张单子，别人都当是你爸的问题。”
我没答。风从厂门口灌进来，卷着煤灰，扑在脸上生疼。
江砚回头望了望办公楼。那一排窗户里，有一扇的玻璃反了一下光，赵广发的影子晃了晃，缩回去了。
“单子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江砚忽然说，声音压得很低，“有人在借他的手。”
第14章 糖纸上的名字
赵广发的办公室在二楼东头。那间屋子我进去过一回，是替他搬台账。他那人有个毛病，爱把办公桌收拾得溜光，废纸却从不倒进楼道的大桶，全攒在自己桌角那只铁皮篓里，满了才让人端走——大约是不放心，怕别人从纸堆里看出他什么。
我是趁着给他送台账的空当进去的。江砚在楼下拖住了通信员小王，问他借打气筒，一袋烟的工夫，够我进出了。
门虚掩着。我一推，屋里的烟味就扑出来，苦的，混着隔夜茶水的馊气。桌上摆着半包“红塔山”、一只玻璃烟灰缸、一本翻旧的《企业管理》。桌上的东西我不敢碰，把手伸进了那只铁皮篓。
凉冰冰的。里面是撕碎的信封、打了叉的报表、几截卷烟纸、一张揉成团又展平的旧报纸。我指尖往里扒拉，忽然碰到一小片滑的、硬的。
是一张糖纸。
捋得方方正正，四角压得平平的，像是有人特意展过，又舍不得扔。糖纸是去年县糖酒公司出的那种，橘子味，透明的塑料壳上印着一瓣剥开的橘子，糖早没了，纸还留着，边上沾着一点黏。
我把糖纸翻过来。背面，一行铅笔字。
字写得很急，笔画连着，像按在膝盖上边走边写的：QG—97—9，前头还有两个字，被折痕压得模糊了。我凑到窗光底下，眯起眼，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认出了“助剂”两个字。
是批号。我爸手账本上那批助剂的批号。也是我从棉纱垛的缝里抠出来那截引线包皮上印的号。
一样。一个字都不差。
我的手指开始发凉，凉得发僵。
脑子里飞快地过：这号，钱守义的车队才运得进来。我爸的账本上我见过一回，那截引线皮上我见过一回。三样东西，像三根线，朝一处收。
我蹲在原地，半天没动。楼道上有人上下楼，鞋跟敲着水磨石，咚咚地过去，一下一下敲在我心口。赵广发的屋子我不能再待，再待，小王就该上楼来催了。我把那张糖纸捏在手心里，塑料壳硌着掌纹。
糖纸——不是单据，不是信纸，是糖纸。写这几个字的人，手边刚好只有这么一片，就在上头写了，写完揣进兜里，又舍不得丢，一带带进了赵广发的屋。赵广发这种人在酒桌上烟不离手，糖碰都不碰，我见过他把喜糖皱眉推给小孩。这种水果糖，是给小孩吃的。
我把糖纸凑到鼻子底下闻。塑料壳上早没了橘子味，可我记得这个味道——县糖酒公司出的橘子瓣糖，两分钱一颗，小学门口小卖部就摆在玻璃罐里，抓一把，手心黏半天。
我给过。小时候，钱叔来家里，兜里总揣着一把，进屋先摸摸我的头，剥一颗塞我嘴里，说：“甜的，补气。”
我把糖纸卷成一小卷，塞进贴身的口袋，手掌按了按，扶着桌子站起身。
出门时，小王正从江砚手里接回打气筒，还冲我笑。我笑着点点头，从他身边走过去，脚步很稳。一直到转过楼梯拐角，我的腿才软下来。
手在抖。这些年，火场里再毒的味、再焦的一具身，我的手都没抖过。
这回抖了。
第15章 钱叔的糖
我把那摞汇款单从饼干盒底下翻出来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
那是县邮电局出的绿色汇款单，一张一张，用牛皮筋捆着。我妈收着这些，压在厨房柜子最底下，上头摞着两袋没吃完的富强粉，底下还垫了张旧报纸防潮。
最早一张，开春三月。汇款人一栏，写着三个字：钱守义。附言是钢笔字：“给嫂子和孩子，别推。”
一张一张往下翻，七月、九月……数目不一样，有时候五十，有时候八十，有一张一百。纺织厂的工资，一个月也就三百来块，一百块顶小半个月的开销。
这些单子，我妈一张没兑。
我不记得一九九七年的钱叔给我妈寄过钱。可我认得这个字。字写得扁扁的，横拉得很长，跟墙上我奶奶挂的那幅“钱”字一个笔性——我记忆里，那个每年开学前骑着摩托车来我家、在门口把学费和一个牛皮纸信封一并塞给我婶婶的男人，写的就是这个字。
那时候我十岁。后来十六岁，成年礼那天下了雨，他给我一个红包，红纸包得很厚，拍在我肩上说：“好好念书。你爸要活着，该多高兴。”
我一直以为，那是疼我。
那阵子厂里正闹改制。我把三样摆在一处：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三日那场火；三号仓库一百八十万的货；骗保二百万元。钱守义的车队、那批助剂、引线包皮上的批号，还有手里这张汇款单。
一百八十万里头，有一笔，是我十年的学费。
那晚我坐在招待所的硬板床上，一夜没合眼。窗外路灯忽明忽暗，“建国旅社”四个字的霓虹坏了一半，只剩“国旅”。我数着灯，想起钱叔每次提起我爸，都要叹口气，说“你爸是我最好的兄弟”，说完就把话岔开，去给我买糖。
第二天，我去了厂里的运输科。老保管员认得钱老板的车。“钱老板的车好，一车顶别人两趟，运费也贵些，可人家车干净、不误事。”我问他，助剂的运费记在哪本账上。他翻了半天，指给我看——《外协运输流水》。
十月里，钱守义的车，夜里进厂三回。三回都是空车进、重车出，都在半夜，签收那一栏，全是“宋建国”。
我把那三页账翻来覆去看了半个钟头。空车进，重车出，半夜；批号 QG—97—9；一百八十万。数字一个接一个落下来，砸得我耳朵嗡嗡响。
从运输科出来，日头晃眼。我一路走一路算，走到职工家属院的巷口，正撞上我妈何秀云。她刚从化验室下班，手里捏一只铝饭盒，脸色发白，扶着墙慢慢挪。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目光落在我手里那张汇款单上。
“你翻我柜子了。”她声音有点抖，却不是气的，“这张，是你钱叔送来的。他说，是给你将来上学用的。”
她顿了顿，往下说。
“你爸出事前一天晚上，他亲自送上门的。你爸不要，我也没敢兑。”
我捏着那张单子，忽然明白过来——现实里养我长大的那些钱，一笔一笔，都从那团火里生出来。两个时空，在这一行字上，对上了。
第16章 妈，别怕
厂里的澡堂子，下午四点到六点烧水。赶上停水，女人们提着洋铁皮桶在门口排一溜，嘴也跟着排一溜，专挑刚走的、不在场的说。
那天我去得晚，排在后头，隔着水汽，听见前头两句闲话。
“宋建国那媳妇，脸上不见二两血，走路还扶着墙，这月的药都没歇。”
“听说她男人手不干净，把厂里的货往自家屋里倒。查他的人排成队啦。”
“倒什么倒。人家查的是账。查账要命的，哪有今儿查明儿就查出人命来的。”
我掀开帘子进去。说话的是化验室两个女的，都认得我妈。我笑着叫了声“婶子”，把手里的桶往地上一墩，“咣”一声，水花溅了半人高，几个人齐齐回头。
“我妈怀着身子，顾不上来。”我一边搓毛巾，一边说，声音不高，字字清楚，“话我替她捎到——谁再往她耳朵里塞这种，我就在厂门口大喇叭底下，天天把谁家的事挨个儿念一遍，念到谁家没脸。”
澡堂里静了。一个年长的讪讪笑着岔开话，另一个缩着脖子钻进里间。热气底下，没人再接腔。
那阵子纺织厂的活儿重，化验室三班倒，我妈白班连着上，中午就着白开水啃半个馒头。我天天给她送饭，饭盒里压一个荷包蛋，她总说“吃不下”，末了又都吃了。
第二天，婶婶又寻上门，坐在我叔家堂屋里剥花生，话里带刺，说宋家这阵子“犯冲”，说我妈肚子那一个“保不齐”。我当着我叔的面，把话一句一句顶了回去，顶得她一把花生壳捏碎，也没说出下文。叔在一旁抽闷烟，头都没抬。
回家路上，我妈挽着我的胳膊，走得很慢。
“你不用替我出头。”她说。
“我替你出头，怎么了？”
“我是说，你太会替我出头了。”她看着我，“你说话那口气，像你爸。可你爸没你这样直。”
夜里，她给我烧了一碗红糖水，坐在炕沿上，娘俩第一次说了长话。她讲刚进厂那年的事，讲我爸怎么教她认滴定管，讲他们攒了多久才添了一台收音机，晚上两个人抬着天线，调到半夜。说到半截，她从枕底下摸出一副毛线手套，说是给我勾的，天要冷了。针脚不太匀，小指那段还漏了一针。我套上去，正合适。
她忽然问我：“你来了这半个月，天天往外跑，脸也瘦了。你是干啥的？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张了张嘴。有些话就要出来了——我想说我也是你生的，我二十八了，我从很远的年头回来，回来拦一场火。可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堵在喉咙里，热得发烫。
“我不能在这儿长待。”我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妈，你信我。”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没追问，忽然笑了，伸手把我额前的头发捋到耳后。
“信。”她说，“你说啥我信。我看着你，就跟看着……”
后半句她没说出来，咽回去了。
然后她低下头，两只手轻轻搭在自己的小腹上。那底下的东西，这会儿还不到三个月，隔着棉袄，什么都看不出来。
“不管是男是女，”她慢慢地说，“我都想让他活得像样点。”
第17章 谁在说谎
十月末的县城，天黑得早。老黄饭馆在纺织厂东门斜对过，门楣上挂一溜红灯，坏了两只，亮得参差。屋里一股大锅菜的油腥气，混着煤炉没烧透的烟。靠里的方桌上摆着四只白瓷杯，杯口都缺着角。
这顿饭，我攒了三天。
我先跟我爸说，改制的事，你得当面问赵广发一句准话。他要是含糊其辞，就说明心里有鬼。我爸把搪瓷缸在桌上磕了磕，说行。我又说，叫上钱叔，你俩几十年的把兄弟，你请他喝顿酒，把我欠他那点人情也带过去。我爸看了我一眼，说，你倒替我想得周全。
钱叔那头，是我背着我爸去请的。我寻了个由头：厂里有人说他供的那批助剂不干净，赵厂长要当面问问他。他在电话那头停了两秒，说，行，我去。
赵广发也是这么请来的。我只说，钱老板有话要摊开讲。他就来了。
三个人一坐齐，我就知道这桌酒有戏。
酒是本地的老白干，一瓶四块二。钱叔先给我爸满上，又给自己满上，举起杯：“建国，这些年……我知道你心里憋屈。改制的事，你技术上是行家，可有些弯弯绕，不是你该管的。”
我爸没接这话，只说：“你那笔钱，我记着。”
“记啥。”钱叔笑，眼睛却往我这边扫了一下，“昭姑娘跟你一块来的？”
“我碰上的。”我说。
“你会看账，会认线。”钱叔把筷子撂下，“你这些，在哪儿学的？”
“在外面跑得多。”
“跑得多。”他把这三个字含在嘴里，“一个姑娘家，跑这么多地方，不容易。”
我不接他的茬，把杯子往桌上一放：“钱叔，九月厂里进的那批助剂，批号 QG—97—9 的，是谁经的手？”
钱叔倒酒的手，停了一下。
停得很短，短到像什么都没发生。可我看得清清楚楚。
“助剂？”赵广发先开的口，脸上一层油汗，“助剂归供销科管，我不管这个。”
“你没管。”我看着他，“可你签过一张调度单，把三号仓库的钥匙，借给钱老板两天。”
赵广发的汗，顺着鬓角下来了。
钱叔把酒瓶搁在桌上，声音还稳：“昭啊，你一个外来的姑娘，咋比我们厂里人还清楚厂里的事？”
“因为我在查。”
我爸一直没作声。他端着杯子，看看钱叔，又看看赵广发，指头在桌沿上一下一下地敲。
我又问：“十月十二号到十四号，钱叔，你在哪？”
“南边进货。”
“单子呢？”
“丢了。”
“丢了。”我把这两个字嚼得很慢，“一批助剂丢了单子，一张借钥匙的条子也没留底，偏偏三号仓库的配电箱，换过两回线。”
钱叔端起杯子，一仰头喝了。他抹抹嘴，笑了：“小姑娘，你这些话拿到公安局去，得有人信。”
“会有的。”
赵广发忽然把碗一推，站起来：“我上趟茅房。”
他走得急，凳子腿在地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
桌边只剩我们仨。煤炉上的水壶噗噗地响。
钱叔拿起酒瓶，弯过身子，替我爸把杯子又斟满。他手背冲着灯，我看见虎口那儿有一道月牙形的旧疤，白得发亮。
那只手。
二〇二六年被推下消防楼梯那晚，我最后看见的就是一只手——虎口，月牙形的疤，按在我肩上，一推。
屋里的红灯晃了一下。我盯着那只手，后背一寸一寸地凉下去。
第18章 真凶
饭馆散了，我爸一路没说话。回到他那间平房，他拧开灯，把门插上，说：“摆出来。”
我把东西一样一样摊在八仙桌上。缺了一页的手账本，那张水果糖纸，还有一截剥了皮的引线，系着的绳头还打着结。
我爸先看手账本。那上面是他自己的字，一批助剂的来路、批号、吨数，到 QG—97—9 那一行，纸没了。
“这一页，谁撕的？”
“不是我。”我说。
“那还有谁？”
“看过这本子的，就三个人。你，我，还有钱叔。他来咱家喝过两回酒，你当着他的面翻过账。”
我爸的脸沉了下去。
我把那张糖纸推过去：“这是我在赵广发废纸篓里捡的。背面这串号，跟 QG—97—9 是一批。”
我又把引线摆上：“这是三号仓库墙角捡的，剥了皮。引线这东西，谁最不缺？拉五金、跑运输的人最不缺。”
我爸捏起那截引线，在灯下转了转。他的手很稳，是摆弄机器的手。看着看着，忽然抖了一下。
“十月十四那天，我问他去南边进的啥货。”我爸的嗓子发哑，“他说从南边回来，路上堵车，晚了两天。”
“他没去南边。”我把这几天跑来的东西一条条摆开，“火车站旁开面馆的认得他——十四号晌午，他在站前吃了一碗阳春面，加了个蛋。那家旅馆的登记本上，也有他的名。”
我爸把脸埋进手里，好一会儿没抬头。
“那批助剂，是我验的。”他的声音从指缝里出来，闷闷的，“我抽过样，里头掺了东西，闪点低得吓人。我把结果写在账上，想等开完会往上递。”
“你还没递，他就知道了。”
“他知道。”
屋里静得能听见挂钟走针。
“这些，你咋查的？”我爸抬头看我。
“靠两条腿。”我说，“火车站、旅馆、废品站，谁记账我去问谁。钱叔那辆三轮，车斗里垫的是他运输队的旧麻袋，麻袋边上漏下来的助剂渣，跟三号仓库墙角那点，一个色。”
我爸盯着账本上那道口子，半晌，问了一句：“你为啥管这闲事？”
“因为我见过烧起来的样子。”我说，“我不想再看第二回。”
他把这句话掂了掂，没接。
我把三件事串给他听：他供的料掺假，赚的是掺进去那一点的差价；他等着这批货回款，才在乡下起了那院砖房；等厂里一改制、一审计，QG—97—9 这行字翻出来，砖房、货、脸面，全得折进去。他借那把钥匙两天，是要在开会前，把账和货一块儿烧干净。那个白铅封，也是赵广发的手笔——借县里的封条把电工支开，好让钱守义夜里来动手脚。
“烧了账，查不出他供过啥；烧了货，两百万的赔偿落下来，他跟赵广发一人一半。”我说。
“他要是真把火点了，”我爸低声说，“夜里人一慌，冲进去救火的，是要出人命的。”
“所以他不能点成。”我说。
我爸放下手。他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却红着。
“他是我兄弟。”他说。
“他供你……”我猛地刹住嘴。那句“供你女儿念书”差点脱口。我改口：“他这些年，帮过咱家不少。”
“帮过。”我爸盯着账本，盯了很久，像在盯一个陌生人的脸。
“这火，”他终于开口，一字一顿，“我要自己拦。”
第19章 那一夜，我锁死了门
十一月三号，天阴，风从河面上过来，带股腥气。
白天，我们做了三件事。
头一件，挪货。我爸打着“盘库”的名头，把三号仓库里靠里的棉纱，一垛一垛挪去了二号仓库；化工助剂那几十桶，锁进化验室的铁柜。仓里只剩些空木架，地上扫得干干净净。
第二件，锁配电箱。我爸把总闸拆下来，接线端子拿铁皮包死，外头加了把大铜锁。钥匙他自己一把，给我一把。他锁的时候手很稳，跟摆弄机器一个样。
第三件，报备。江砚去做的。他没说有人要放火，只说三号仓库夜里可能有情况，请队里备勤，别声张。话说得游移，可他是队上的人，又参着白天的协查，队里信了几分。
江砚还多办了一手：他让中队的车挪到厂区后门那条路上，说是例行巡线。车停在那儿，离仓库不到百米，车上的水带接好了口。
做完了，天也黑透了。
我们三个守在仓库斜对过一间空值班室里，屋里不开灯。我爸蹲在窗根，江砚靠墙，我攥着那把铜锁钥匙，手心全是汗。炉子是冷的，谁也不敢生，怕烟。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我裹紧了外套，脚趾头还是冻得发木。
“万一他不来呢？”江砚压着嗓子。
“他得来。”我说，“离开会就剩三天。他不来，那批助剂明天就得摆到桌面上。”
“赵广发呢？”
“他那份，跑不了。有人会替我们把话问出来。”
“上两回，”江砚凑到我耳边，“他是夜里来的？”
“在踩点，没动手。”我说，“这回，是他最后一趟。”
江砚把手电搁在膝盖上，铁壳的，能当棍子使。他一回一回摩挲那铁壳，指节发白。
我爸忽然从窗根那边开口，声音低低的：“你图啥？”
“图今晚没人死在这仓里。”我说。
他半天没作声，最后“唔”了一声，把身子蹲得更低。
风一停，铁皮就不响，四周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想起第一回来的那个夜里，也是这样的黑。那回我没拦住，我爸照旧进了厂，配电箱“啪”响了一声，什么也没发生。历史有惯性，可惯性也是一根绳，只要有一个结，就能把它拴住。
十点，十一点，十二点。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走得人心口发紧。江砚换了两回坐姿，我爸连一根烟都没点。
我爸腰上的BP机震了一下，他没看。夜里一点多，外头路灯“啪”地灭了一盏——纺织厂到了熄灯的点。厂区黑透了，只剩仓库墙根那盏门灯，昏昏地亮着。那盏灯是我白天拧上去的，换了只新灯泡，就为了让那个人看清门在哪里。
就在这时，后墙那边传来一声轻响。
我按住我爸的胳膊，不许他动。黑暗里，一个人影贴着墙根摸过来，猫着腰，径直朝三号仓库去。他手里拎着个东西，一晃一晃，撞在腿上。
他到门口，停了一下，像在听。然后伸手一推——那扇门，我白天故意没插死。
门轴吱呀一声。人影进去了。
我站起身，腿有点麻。我贴着墙绕过去，绕到仓库外门后头，手摸到门上的铁插销。铁插销的棱角硌进掌心，划开一道浅口子，血珠子渗出来，我没觉出疼。
我把插销推上。
“咔”的一声轻响。
我把门，锁死了。
里面的人回过头来。
第20章 火灭了
钱守义进了仓，先掏出个军用水壶似的东西，拧开盖，一股汽油味立刻漫开。他把汽油往木架上泼，泼一道，退一步，脚边拖着那截引线，往配电箱那头牵。
“钱老板。”
我从暗处走出来，堵在他身后。
他猛地回头。屋里没灯，只有窗缝漏进来一点厂灯的光，照出他半张脸。
“昭？”
“你拎着这壶东西进来，就什么都完了。”
“赵广发。”他咬牙笑了一声，“他倒把话说得干净。”
我爸从另一头迈出来。他没喊，也没骂，就那么站着看他。
“建国。”钱守义往后退了半步，“你咋在这？”
“我在这，等你。”
“建国，你听我说，”他的声音急起来，“厂子要改，改制就有肥的瘦的，我是替咱俩抢一条路——”
“你替你自己。”我爸往前逼了一步，“那批料，你成本压了三成，把掺假的货当人情，一桶一桶往我厂里塞。我拿你当兄弟。”
“我上有老下有小！”他嗓子劈了，“我就是想把窟窿拖两年，填上——”
“你拖两年，”我爸说，“别人就少两年。”
钱守义手一抖，火柴“嚓”地划亮了，那点黄光在他脸上一跳。
“你把货挪了？”他看清空荡荡的仓，声调变了，“你早就知道？”
他举着火柴往配电箱那边冲，扑了个空——总闸拆了，线用铁皮包着，他点不着那儿。火柴梗掉在地上，滚了半圈。
江砚从他身后一扑，把他摁住。我爸上去压他的胳膊。
“建国，我们是兄弟！”他在地上挣，“你放我这一回——”
“放不过你自己。”我爸的声音很平，“QG—97—9 那批料是你供的，闪点低得能自己着。你怕账上那行字，就先来烧账。”
火没起来。地上那点汽油烧了两小簇，江砚一脚一脚踩灭。仓里只剩股焦味。
火灭了。
有人把仓库的大灯拉开，白晃晃的光落下来。仓里空空的，地上那两簇焦痕显出来，像谁拿炭笔画了两道。
警车和消防车的光从窗缝里进来，红一阵蓝一阵。江砚先前报备的人到了。手电光扫过那些空木架，扫过地上那两块焦痕。
赵广发第二天被工作组叫去问话。他屋里桌上还摊着一张往南的车票，日期是四号——他是打算等火一烧，第二天就走。他身上翻出那张借钥匙的调度单，单子上的签名，他自己认得。
老周也开了口。他被叫去派出所，缩着脖子坐了半天，才抖着把那两回换箱子、一回改接线的事，一句一句说了出来。说到一半，他抬袖子擦眼镜，说他家里还欠着账，钱老板答应替他还。说完就捂着脸，不出声了。我隔着门缝看他，把那把年纪，缩成一小团。
那天夜里录完口供，值班的民警给钱守义递了杯热水，他没接，只盯着桌上那盏台灯出神。
我爸在笔录上按了手印。走出来时天蒙蒙亮，院里一层霜，落在他头发上。
押人的车开走的时候，江砚站在我旁边，低声说：“你说得对。那把刀，是被人借去使的。”
“借刀的人，也跑不了。”我说。
走到厂门口，我爸停下，回头看那片仓库，又看我。
“姑娘，”他嗓子哑，“你的名字……我好像在哪听过。”
第21章 世上有一种账
火是凌晨两点多灭的。
天蒙蒙亮，厂子里陆陆续续来了人，站在警戒线外头小声议论。有人说是线路短路，有人说是有人下黑手，也有人什么都不说，只盯着三号仓库那扇熏黑的铁皮门看。
江砚在墙根那边写笔录，抬头看了我一眼。
钱守义是被人押着从库房那边出来的，两只手反剪在身后。他从我跟前过时顿了顿，看了我一眼。
我没躲。我管他叫：“钱叔。”
他嘴角动了动，像要笑，最终没笑出来。
县里的工作组是晌午到的。三辆吉普停在办公楼底下，带头的姓吴，进门头一件事，就是把三号仓库的账目调出来。改制那套总账、我爸那本手账、赵广发签过字的调度单，一样一样摊在长桌上。
后半晌，赵广发被带了进来。皮鞋擦得锃亮，进门先递烟。烟递了两回，第二回人家没接。
“赵副厂长。”吴组长把一张调度单推过去，“这批助剂，走的哪家的账？”
赵广发脸上那点笑，就悬在了半空。
第三天下午，我回了一趟叔婶家。不为别的，就为一笔账。
孙巧珍坐在门口的矮凳上择韭菜，看见我，脸先垮下来：“哟，你还知道回来？”
我没接她的话，把一张抄好的纸拍在她脚边的菜篮子上：“婶，这笔钱，该吐出来了。四万二。”
“我爸拦火受了伤，厂里跟县里给的补助加奖金，一共四万二。头一笔一万五是你代领的，第二笔两万，第三笔七千。你当时说替他存着。人呢，钱呢？”
孙巧珍手里的韭菜撒了一地，先想撒泼：“你个小——”
“张罗的事，厂工会都办了，没花你一分钱。”我打断她，“这钱前儿已经过到我爸户头上了。今天来，就是跟你说一声。”
“啪”的一声，搪瓷盆被她掼在地上，盆底磕掉一块瓷。我站着没动。院里几个邻居的门帘，都掀开一条缝。
我本以为，事情到这儿就算完了。真正让我后脊梁发凉的，是那天夜里。
我梦见自己在翻档案。铁皮柜，一摞一摞蓝皮的盒子。我数着数——三百二十七起。翻到最底下那一盒，盒子不见了，我伸手去够，够不着。
醒来，窗外天还黑。我借着路灯的光看自己的手，手掌上那道浅疤，比昨天淡，淡得几乎找不着。
我这才明白：这地方，开始不要我了。
火拦下了，人救活了，凶手伏了法，账一笔一笔算清了。这桩心事了了，时空就把我往外推——像借来的衣裳，穿完了，得还。
我慌。慌的不是回去，是怕我这一走，我妈肚子里那个还没成形的东西，就不肯来了。
第二天我进厂，爸在配电房那边交代事。看见我，他招手：“你脸色不好。”
“没睡好。”
他从兜里摸出两张粮票，又摸出几张皱票子，塞进我手里：“忙完这两天，爸请你吃碗面。巷口老李家的阳春面，给你加个荷包蛋。”
我捏着那几张票子，鼻子发酸：“行。”
那碗面，到底没吃成。
当夜我坐在招待所的床沿翻日历。十一月三号那页上的红圈还画着。我伸手想再摸一摸，指尖却穿了过去——纸页在我手下，像水面上浮着的一层薄油，晃了晃。
屋里的一切先发白，再变淡。厂里的汽笛、墙上的月份牌、对面楼里的收音机声，一层一层退远。
我闭上眼，只来得及在心里跟一个人说：爸，先委屈你，多活些年。
再睁眼，是二〇二六年的白天花板。
第22章 爸，我叫宋昭
医院的白天花板，跟招待所那面发黄的天花板，中间隔着二十九年。
我住的是靠窗那张床，手背上贴着针，正输一瓶葡萄糖。护士来换瓶，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本不该醒过来的人。
“消防楼梯那事，你从三楼滚到二楼拐角。”她说，“同事把你送来的。命大。”
我盯着天花板，没吭声。那双手推在我背上的力道，我还记得。
队里是三天后来的。老方，我的队长，五十出头，头发白了一半。他拉把椅子坐下，先叹了口气。
“宋昭，你查的那个案子，翻了。”
我撑着坐起来。
他说，那批旧档案送上去比对以后，上面很重视。钱守义——做五金和运输的那个钱老板，迁了户口，今年在海南被找到。二十多年前那批助剂的进货单、他的出差记录，全对上了。
“老周呢？”我问。
“前年走了。”老方说，“走之前留了份字据，压箱底压了一辈子，是他老伴翻出来交的。”
我没说话。我只是想起小时候，钱守义提着两斤桃酥站在我家门口，笑着叫我“小昭”，说学费他出。那只手，指甲剪得很齐。
原来就是这只手。
老方走后，我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后来才知道，变的还不止这一桩。
家属院那栋老楼五单元二楼，我爸当年那间两居室，房本压了二十几年的官司，今年开了庭。叔婶早年拿它抵过债，这回判了回来。钥匙是妈——是何秀云，自己送来的。她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一网兜橘子，说了句“屋里我擦过两遍了”，没说别的，眼圈先红了。
老厂后街那间修机电的小铺子，也是爸的，租出去多年，如今收了回来。听说卷帘门一拉开，那台落了灰的台钻还在。
“你爸呢？”我问。
“在楼下。腿脚不方便，上不来。”
“我去接他。”
我从床上下来，脚一沾地就软。走廊尽头，楼梯口，一个老头拄着根磨得发亮的木拐，正一级一级往上挪。护士在旁边虚扶着他的胳膊。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眉眼、那下颌，跟他三十二岁那年站在纺织厂门口，回头问我“你找谁”时一模一样，只是全白了，背也弯了。
他站到床边，看了我很久。然后开口，声音有点哑：
“宋昭。”
我鼻子一酸。我说：“爸。”
他点点头，像是早就知道我会这么答。
“这名儿，我给你起的。”他说，“你妈想给你取个小名儿，我没让。你出生前，我就想好了——不管男的女的，就叫宋昭。”
我盯着他，眼泪盛在眼睛里，掉不下来。二十九年，我一个人把这句话吞了二十九年。
他没再多说，从怀里摸出个揉皱的塑料袋，里头是两张粮票，边角磨得圆圆的。
“巷口老李家的面馆，拆了十几年了。”他慢慢说，“我托人找了几年，找着一个还会做阳春面的老师傅。你出得了院，我带你去。”
我愣住了。那两张粮票，是他当年塞给我的那两张。
“你怎么……”
“我记性不好。”他摆摆手，“可这两张票子，我留了二十九年。”
我把脸埋进枕头，没让他看见我哭。窗外头不知道谁家的收音机，正放着一支老歌，唱得很慢。
这世上有一种账，欠了二十九年，还能当面还清。
番外一 那碗没吃成的阳春面
那年秋天，爸说要请我吃一碗面。那碗面，到底没吃成。
后来我常在心里补那一碗。补出来的样子，是那场火灭了以后的第三天——天刚擦黑，爸下班回来，先去供销社门口的柜台把钱换开，又从抽屉里数出两张粮票，还有几张揉得发软的毛票，一起揣进上衣兜。
“走。”他说，“带你吃面去。”
巷口那家面馆没有招牌，门口支着三张矮桌，一口大锅蹲在灶上，白汽腾腾往上冒。老板姓李，四十来岁，围裙上落了一层干面粉，看见我爸就招呼：“老宋，还是老样子？”
“两碗，加个荷包蛋。”
面端上来，我盯着那碗看了半天。八毛一碗的阳春面，面切得匀，汤是清的，浮着两片葱花，油星子薄薄铺了一层，亮。
爸把荷包蛋从自己碗里夹出来，搁到我碗里，又挑了半筷子面过来。
“面也拨你点，爸不饿。”
“你吃。”
“爸，你吃。”
“我吃过了。”他嘴硬，“欠你的这碗面，今天给你补上。”
我低头扒面。面很筋，汤有点咸，可我一口一口吃得很慢，舍不得咽。
吃到一半，妈来了。她手里拎着个布兜子，站在桌边笑，说路过。那时候她肚子还没显，谁也看不出里头揣着个我。爸起身给她挪凳子，她没坐，只把我的碗往我面前推了推：
“慢点吃，别烫着。”
李老板在灶后头喊了一嗓子：“老宋，你这闺女，眉眼随你。”
爸没接话。他把自己碗里剩的半勺汤也倒给我：“喝干净，别剩。”
我呼噜呼噜喝完，碗见了底。老板又端来一小碟腌萝卜，说是送的，我夹了两筷子。爸掏出块手绢给我擦嘴角，动作笨手笨脚的。
风从巷口吹进来，把锅边的白汽吹散一片。爸少见地话多，跟李老板聊了几句厂里的事，又问我功课，问我往后想干点啥。我说没想好。他说没想好不碍事，人这一辈子，先把眼前的火看住就行。
这句话，我听不懂。很多年以后才懂。
我该说的那些话，一句也没敢说。碗里的面吃到底，汤也喝了，剩一点碎葱。
走出面馆的时候，天全黑了，巷子里飘着别家做饭的味儿，混着点煤烟。爸在前头走，妈跟在后头，两个人的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爸回头看了我一眼：
“下回还来。”
“嗯。”我答，“下回还来。”
那家面馆，九几年就拆了。李老板后来我在别处见过一回。这碗面我一口没真吃过，可它的味道，我在心里配了不知多少遍——面筋，汤清，油星薄，荷包蛋的蛋黄是沙的，一抿就化。
记了二十九年，一点儿没忘。
番外二 后来，他教我认火
我出院那阵，是个暖冬。家属院那间老屋收拾出来，窗台上摆了盆水仙。爸住朝南那间，我住原来放缝纫机的小间。
他那条腿，是早年在厂里落下的，走平路还行，上下楼得扶栏杆。他闲不住。头一个月，他把厂里发的、讲火灾现场勘验的那类书翻出来，一页一页看，看不明白的，就拿红铅笔在页边上画个圈，等我下班问他。
“这个‘V’字形的烟熏痕，是啥意思？”
“火往上蹿，烟灰就在墙上熏成这形状。”我给他比划，“尖儿冲下，底下那一点，就是它开始烧的地方。”
他“哦”一声，拿笔在本子上记。那个本子，是当年那本手账剩的，前面几页还是助剂的批号，后头全成了他记的火痕、火向、玻璃裂纹。
那本子他随身带，揣在棉袄内兜里，走哪儿搁哪儿。有回我半夜起来倒水，见他屋里还亮着灯，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正照着书，一笔一笔描那道烟痕的形状。
有回他指着书上一条玻璃裂开的纹路问我：“这怎么分？”
“看纹路密的那面。”我说，“火从哪边来，玻璃先从哪面裂。”
“跟机器上的裂纹一样。”他点头，“毛病都从受力最狠的地方起。”
“一样。”我说。
腊月里，队上有个活儿，城南一家小饭馆夜里着了。我开车带他去了。
后厨那面墙熏得漆黑。我蹲下来，顺着一道烟痕往上看，又低头去摸墙根那点炭化最深的木头。他站在我旁边，起初只是看，后来也学着我的样子蹲下去，两条腿撑着，有点费劲。
“你摸这儿。”我拉过他的手，按在那块炭上，“最深的，一定是起头的地方。”
他摸了摸，慢慢点头。
回去是夜里了。车开到家属院门口，他忽然开口：
“我这一辈子，只认机器，不认火。这课，我落下了。”
“落下的课，补就是了。”我说。
他没吭声。过了会儿，把那个本子从怀里掏出来，翻到最新一页给我看，上头歪歪扭扭写着两行：火往上走。看最深的。看裂纹。
“你教的，我都记上了。”他说。
我把车停稳，替他把车门推开。路灯底下，他拄着拐，一级一级往楼上走。我扶着他胳膊，陪他一格一格挪。
我想起那年秋天，他说过的那句话——人这一辈子，先把眼前的火看住就行。
那时候我不懂。如今我教他认火，他教我，把亏欠的时光，一格一格，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