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送葬队伍最后面的小孩
我四岁那年的秋天，我爸的棺材进了山。
那天的天色我记到现在。不是阴天，也不是晴天，是一种说不上来的灰白，像一块用了太久的抹布，拧干了水，却总还带着一股潮气。贵州的山里常有这种天色，太阳明明挂在天上，光落下来却是散的，照不透路边那些芭茅草和蕨箕丛。露水从后半夜就起了，到晌午还没干透，土路上的泥巴被送葬的队伍踩得翻浆，脚踩上去“咕叽”一声，拔出来的时候鞋底上粘着一层厚厚的黄泥，越走越沉。
我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后面。
按道理，四岁的娃儿不该跟到坟山上去。但我们家的情况有些不同——爷爷婆婆都老了，婆婆的膝盖在那年春天肿得像葫芦，走平路都费劲，更不要说爬半座山。母亲自然是去不了的，她那天早上被人从灶房里拉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把没洗的青菜，嘴里翻来覆去地骂着一句谁也听不懂的话。她认不得钱，也认不得人，唯独对我爸的那件旧蓝布褂子有反应。出殡前一夜，那件褂子从柜子里翻出来放在堂屋的竹椅上，她走过去，坐在地上，把褂子抱在怀里，安安静静地坐了一整夜。天一亮，褂子被装进棺材里，她就又把青菜攥上了，开始骂人。
所以送我爸上山这件事，家里能出面的，只剩我一个。哪怕只有四岁。
婆婆在我腰上系了一根麻绳，绳结打在背后，说跟着走，别往前挤，别回头。我问她为啥不能回头，她没答，只是把绳结又紧了一扣，勒得我肚子上的皮都皱了起来。后来我才晓得，送葬的路上回头，是怕死人的魂以为你舍不得他，跟着你转回去。活人不能跟死人抢路。
抬棺的是寨子里十几个男人。贵州山里的棺材重，湿木头做的，加上我爸在外头走得急，棺材是在新疆那边就地买的薄板棺，运回来的时候已经有些走样，但抬起来照样沉。从我家那个半山腰的寨子到坟地，要先下完那段之字形的土路，再横切过一片荒了多年的梯田，最后爬半座长满杉木的坡。路窄的地方，抬棺的人要侧着身子换肩，前面的人喊一声“起”，后面的人接一声“落”，棺材在龙杆上晃一下，绑棺材的粗麻绳“嘎吱”一响，路边看热闹的老人们就齐声念一句“稳到”。
棺材不能落地。这是老规矩。
我后来听寨子里的老辈子摆龙门阵，说棺材如果在半路上沾了地气，死人的三魂七魄就会被锁在落地那个地方，三年不得入轮回，日日在那块泥巴里打转，活人也跟着不得安生。所以哪怕抬棺的人脚下滑了，膝盖磕出血来，也得拿肩膀硬顶住。我亲眼看到一个叫老满公的汉子，在下那段之字路拐弯的地方踩到一坨稀牛粪，整个人往后一仰，旁边三个人同时扑过去拿肩膀架住龙杆，棺材斜了一下，又正回去了。老满公爬起来的时候，裤腿上全是黄泥，脸上却笑，说“没落地，没落地”。
队伍走得慢。我跟在后面，隔着十几步远。中间隔着一层扬起来的灰和纸钱。撒纸钱的是我堂伯，他挎着一个竹篓，走几步抓一把黄纸往天上甩。纸钱落下来的时候轻飘飘的，有的挂在路边的刺蓬上，有的贴在抬棺人的后背上，被汗浸透了，软塌塌地粘着。吹唢呐的是两个外村请来的匠人，一个吹唢呐，一个敲一面巴掌大的铜锣，调子翻来覆去就那几句，尖的时候像有人在捏着喉咙哭，低的时候又像风吹过空坛子的口。我听着听着，就觉得那声音不是从前面来的，是从路下面的什么地方浮上来的。
路下面是一片荒田。
那片田荒了好几年了。我们寨子的田大多挂在半山腰上，一层一层的梯田，靠天水吃饭。我爸出去打工之前，那片荒田还是我们家在种，栽的是旱稻，收成不好，但够吃。后来我爸去了新疆，爷爷腿脚不行了，那片田就撂了荒，长满了蒿子、野荞和一种叶子背面发红的酸杆草。田坎垮了一截，露出黄泥里盘着的草根，像死人的血管。
我就是在走到那片荒田旁边的时候，往下看了一眼。
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往下看。四岁的小孩走路，东张西望是常事。但后来我反复想过很多遍，觉得那一脚踩下去的时候，脚底板是麻的，像踩在一层棉花上，又像是有人在路下面拽了一下我的脚脖子。我低头去找是什么绊了我，没找到。然后我的眼睛就越过了路坎，落到了荒田中间那一小块还没被蒿子完全吃掉的地方。
那里坐着两个小孩。
一男一女。都是白白胖胖的，脸盘子圆得像刚出锅的米粑。男娃儿穿一件红肚兜，女娃儿也穿一件红肚兜，一模一样的红，不是染坊里那种暗红，是那种刚摘下来的朝天椒放在太阳底下的红，红得像是从布里头往外渗。两个娃儿的脚腕上各箍着一只金镯子，黄澄澄的，在灰白的天光下面亮得有些不讲道理。荒田里到处都是泥和枯草，他们的肚兜上却一点泥星子都没有，金镯子上也没有。
他们坐在那里，没有玩泥巴，没有扯草，没有做任何小孩子在田里会做的事。就是坐着，面朝着土路这边，看着送葬的队伍。
然后那个男娃儿笑了一下。
女娃儿也跟着笑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笑的样子。小娃儿笑，本来是没得什么章法的，嘴巴咧开，眼睛眯起，口水淌出来，乱七八糟的。但这两个娃儿的笑，是整整齐齐的。嘴角往上弯的弧度一样，眼睛眯起来的缝一样宽，连头微微歪向一边的角度都一模一样。像是有人拿了一把尺子，比着量出来的。
我停下了脚步。
前面送葬的队伍还在走，唢呐还在吹，纸钱还在飞。但我的脚钉在了土路上。我看着那两个红肚兜，脑子里冒出来一个四岁小孩能想到的最直接的问题：他们不冷吗？十月的山里，早上要穿夹袄，荒田里又潮，我穿了两件单衣加一件婆婆改过的旧棉背心，手还是冰的。他们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肚兜，坐在湿泥巴上，脸上却红扑扑的，像烤过火。
男娃儿抬了一下手。那只戴金镯子的手腕朝我招了招。
女娃儿也抬手，招了招。
我后来无数次在梦里回到这个动作。两个白白胖胖的小娃儿，坐在荒田里，朝路上一个四岁的小孩招手，像在喊他下去一起耍。他们的嘴巴没有动，没有出声，但那个招手的节奏，一上一下，不紧不慢的，比唢呐的调子还准。
我往后退了一步。腰上的麻绳被前面拽了一下，婆婆不知什么时候回过了头，站在十几步外看着我。她的脸本来就黑，那天更是灰得厉害，嘴唇抿成一条线。她没喊我，只是用力扯了一下绳子，把我扯得往前踉跄了两步。我再低头往荒田里看的时候，那两个小孩还在。
但他们不笑了。
男娃儿的头歪得更厉害了，几乎歪到了肩膀上。女娃儿也是。两个人都拿眼睛盯着我，那眼睛黑得很，像两颗放在白瓷盘里的野栗子，黑得发亮，亮得不像小娃儿的眼睛。
婆婆又拽了一下绳子。
我转过身，跟上了队伍。走出十几步，我又偷偷回了一次头。荒田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蒿子还是蒿子，枯草还是枯草，那块空出来的泥地上，连个坐过的印子都没有。
我爸的棺材是在太阳落山前入的土。坟地选在杉木坡的半腰上，是爷爷三年前就请人看好的位置，头枕山梁，脚蹬对门那个圆包，说是能旺后人。挖好的坟坑里垫了一层石灰，棺材放下去的时候，老满公站在坑边上喊了一声“孝子看土”，但孝子不在——我爸的孝子就是我，四岁，被婆婆按在十几步外的杉树下坐着，腰上的麻绳还没解。
棺材落井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石灰粉从坑底扑上来，呛得几个抬棺的人直咳嗽。然后就是填土。锄头刮着碎石的声音，一下一下，从坑底往上垒。我坐在杉树下，看着那个土包一点点鼓起来，忽然觉得后脖颈子上一阵发痒，像是有人拿一根头发梢在脖子上来回扫。
我伸手去挠，摸到了一只金镯子。
很小的一只，冰凉的，圈口细得只能套进一根手指。我低头看的时候，手心里却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后脖颈子也不痒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婆婆给我洗脚的时候，我把荒田里看到的事说了。我说有两个小娃儿，穿红肚兜，戴金镯子，在田里朝我招手。我说那个男娃儿笑得乖，女娃儿也乖，就是后来不笑了，歪起头看我。
婆婆的手停在我脚背上。她的手指节很粗，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是种了一辈子地的手。那只手停在那里，不动了，掌心贴着我脚背上的皮，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灶房那头，爷爷在往灶孔里塞柴，火苗“噗”地舔了一下锅底，把爷爷的半边脸照得红一阵暗一阵。他也在听，但没回头。
婆婆过了很久才说话。她拿帕子把我的脚擦干，一只一只塞进布鞋里，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灶孔的火光映在她眼睛里，两个小小的火点在跳。
“你看到的那两个，”她说，“是你哥哥和你姐姐。”
我没有哥哥姐姐。我长到四岁，家里就我一个娃儿。
“在你前头，”婆婆把洗脚水端起来，走到门口泼进阴沟里，“你妈还生过两胎。一胎是个男娃，一胎是个女娃。都没养大。男娃活到一岁半，发高烧，抽过去了。女娃更小，生下来就弱，还没满月就没了气。”
她走回来，把空木盆靠墙立好，重新坐到我对面的小板凳上。灶孔里的火暗下去了，爷爷也不再添柴，灶房里只剩下锅底余烬的一点红。
“按我们这里的老规矩，”婆婆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像是怕被屋顶上的什么东西听见，“没满十八岁的娃儿死了，叫少亡。少亡的人不能进祖坟，不能立碑，不能办丧事。他们没成家，没后，没在阳间走完该走的路，埋进祖坟里，会把祖宗的脉气搅乱，后头的人家要败。”
她顿了一下。
“你哥哥和你姐姐，就是拿草席子裹了，趁天没亮的时候，丢在屋后头那片竹林里的。你爸当时还年轻，是你爷爷去丢的。丢的时候连头都没回。”
灶房里彻底黑了。爷爷站起来，踢了一脚灶孔口的柴灰，一句话没说，走进了里屋。他的背驼得很厉害，走路的时候上半身几乎和地面平行，像一棵被雪压弯了的老杉树。
“你爸后来去新疆，”婆婆在黑暗里说，“就是为了躲这片竹林。”
从那天晚上起，我就开始听见竹林里的声音。
我们家屋后那片竹林不大，大概半亩地的样子，长的是那种细竿的水竹，密得很，人走进去要侧着身子。竹林后面是一道土坎，坎下面就是那条沟。沟不深，但常年阴着，太阳照不进去，沟底的落叶踩上去是滑的，底下永远有一股黑水在渗。寨子里的人管这种地方叫“娃儿沟”，早夭的娃儿，多数都丢在这里面。丢的时候大人不能回头，不能哭，不能喊娃儿的名，不然娃儿的魂会记住路，跟着大人回家。
我爸葬下去之后的头七，我每天夜里都听见竹林里有小娃儿说话的声音。
说是说话，其实更像两个小娃儿在学嘴。一个说一句短的，另一个跟着说一句更短的，来来回回，像在拌嘴，又像在笑。声音不大，隔着一层竹叶和一道土墙传过来，模模糊糊的，听不清说的是哪样。但只要我一翻身，那声音就会停一下，等我安静下来，又接着来。
我跟婆婆说。婆婆拿了一把米，撒在竹林边，嘴里念了几句我听不清的话，回来跟我说，睡你的，莫管。
米撒出去的第二天，声音更近了。之前像是在竹林那头靠沟的位置，那天夜里，已经到了竹林这头，离后墙只有几步远。我听见有东西在拨竹叶子，“沙沙”的，不紧不慢，从外头往里头拨，一路拨到了后墙根底下。后墙是土墙，墙上有个猫洞，以前家里养过一只狸花猫，后来猫跑了，洞就拿一块半截砖堵着。
那天夜里，堵洞的半截砖被从外面推开了。
我听见砖头在泥地上磕了一下，“咕噜”一声滚到了墙脚。然后猫洞里传来呼吸声。很轻，很短，一下一下的，像两个小娃儿趴在洞口往里吸气。
爷爷第二天早上发现了那块砖。他没有把砖塞回去，而是去竹林里砍了一根新竹子，削成一根竹签，从猫洞里穿过去，把砖头从外面别死了。别的时候他的手在抖，竹签扎进泥墙里，试了三次才扎稳。
“莫往外头看。”他跟我说。这是他这辈子跟我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但我还是看了。
猫洞被别死的第三天，我半夜被尿胀醒了。四岁的小孩憋不住尿，我爬起来，光着脚往尿桶那边摸。路过猫洞的时候，我的脚又麻了一下。和那天在荒田边上一模一样的麻，从脚底板往上蹿，蹿到膝盖就停了。
我蹲下去，把眼睛凑到了猫洞边上。
竹签别着砖，砖和洞沿之间有一道指头宽的缝。我从那道缝里往外看，看见了竹林边上站着两个小娃儿。红肚兜，金镯子，和那天荒田里一模一样。男娃儿站在左边，女娃儿站在右边，两个人手拉着手，面朝着后墙。
月亮从竹叶缝里漏下来，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脚是光着的，踩在竹林边的湿泥地上，但泥地上没有脚印。两只金镯子被月光照得发白，白得不像金子，像骨头。
男娃儿的嘴巴动了。这一次我看清了他在说什么。
他说的是我们这里的话，小娃儿学嘴的那种调子，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弟——弟——出——来——耍——”
女娃儿跟着说：
“出——来——耍——”
我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尿顺着腿根淌了下来，热乎乎的，淌到地上就凉了。我连滚带爬钻进婆婆的被窝里，浑身抖得像筛糠。婆婆醒了，没点灯，只是把我搂住，拿她那条干瘦的胳膊箍着我的背，嘴里哼着一支我听不出调子的歌。哼到天快亮的时候，她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他们不害你，”她说，“他们就是想认你。”
“认我做什么？”
婆婆沉默了很久。鸡叫了第一遍，天边露出一条灰白。
“认你，好有人给他们烧纸。”
头七过后，爷爷去了一趟镇上，请了一个人回来。
那人姓罗，六十来岁，是个端公。我们这里不叫道士，也不叫和尚，叫端公，平时种地，有人请的时候才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拿一面小鼓，帮人看阴宅、送撞客、破关煞。罗端公的左脚是跛的，走路的时候身子往左边一歪一歪，但爬坡比好多后生还快。
他到我们家那天是后晌午，太阳偏西，竹林里的影子拉得老长。他站在屋后看了一眼竹林，没进去，只是拿脚在地上跺了三下，然后蹲下去，从竹根底下抠了一把土，放在鼻子跟前闻。
“两个，”他说，“一男一女。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隔了大概三四尺远。都是草席子裹的，席子烂得只剩几根筋了，骨头是散的。”
他又闻了一下土。
“男娃的骨头是黑的。女娃的骨头是白的。不是一样的死法。”
爷爷站在旁边，脸绷得像一块晒干的牛皮。
罗端公进了堂屋，坐在八仙桌旁边，喝了一口婆婆泡的苦丁茶。
“这桩事，本来不该出。”他把茶碗往桌上一搁，“少亡的娃儿，丢出去的时候要断干净。丢的人不能回头，不能哭，不能喊名，席子要反着裹，脚朝前头朝后。你们家当时是哪样丢的？”
爷爷开口了。他的声音像砂纸磨石头。
“我丢的。男娃是我丢的，没回头。女娃是我家老婆子丢的，她回头了。”
罗端公看了婆婆一眼。婆婆坐在灶房门坎上，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
“女娃丢的时候，你回头看了？”罗端公问。
婆婆没抬头。“她那么小，”她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生下来才四斤多。我拿席子裹她的时候，她的脚还在蹬。我走到竹林里头，把她放在地上，转身要走，她的脚又蹬了一下。我就……回头看了一眼。”
“你看到哪样了？”
“看到她的脚从席子里头露出来了。一只小脚，比我的拇指大不了多少。”
罗端公把茶碗里最后一口苦丁茶喝干，茶叶沫子沾在嘴角，他拿手背一抹。
“回头看了，她的魂就记住你的脸了。记住你的脸，就记住这家了。男娃没回头，本来不晓得路，但女娃认得路，女娃把男娃带回来了。两个一起坐在荒田里头等，等到你家又生了一个男娃，穿送葬的麻绳，从他们跟前走过去。男娃看见男娃，就招手了。”
“那为哪样早不招，晚不招，偏偏我爸葬的时候招？”爷爷问。
罗端公把茶碗放下，碗底在桌面上磕出一声脆响。
“因为那天埋的是他们老汉。少亡的娃儿，没得后人烧纸，在底下是孤魂。孤魂看见自己的老汉埋进来了，就晓得这家还有活人，还有香火。他们招手，招的不是你孙子，”他指了指我，“他们招的是活人给他们递一句话。递哪样话？递一句‘你们也是这家的娃儿，有人记到你们’。他们等这句话，等了好几年了。”
婆婆的肩膀抖了一下。
“那现在咋个办？”爷爷问。
罗端公从怀里摸出三枚铜钱，在桌面上排了一排，又收了，又排，反复三次。
“办两件事。头一件，去竹林里，把他们两个的骨头捡出来。男的用红布包，女的用白布包，分开包，不能混。捡的时候不能见铁器，只能用手，也不能见太阳，天不亮的时候去。捡出来以后，在后山找一棵杉树，树下挖两个坑，男的埋左边，女的埋右边，坑底铺一层黄纸。埋好以后，立两块小石板，不用刻字，拿朱砂点两个点就行。这叫‘寄葬’，不算进祖坟，但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不再是孤魂了。”
“第二件呢？”
罗端公看着我。他的眼睛不大，眼皮耷拉着，但看人的时候像两颗钉子钉在你脸上。
“第二件，你家这个娃儿，从今天起，不能穿红。肚兜、红衣、红裤、红鞋，一样都不能沾。他那两个哥哥姐姐穿的是红肚兜，红对红，魂认衣服不认人，他穿了红，那两个就以为他是同路的，要带他走。”
他停了一下，补了一句：“还有，他晚上睡觉，脚头要放一把剪刀，刃朝外，不朝里。剪刀合上的时候是‘剪’，打开的时候是‘夹’，夹住魂的路，不让往床上爬。”
爷爷当天夜里就去了竹林。
我后来听他自己说起那天夜里的情形，每次说的都一样，没添过一样东西，也没少过一样东西。他说他拿了一盏马灯，灯芯捻得极短，只留一颗黄豆大的火。他蹲在竹林里，拿手扒开落叶和烂泥，扒了大概一尺深，先摸到了男娃的骨头。骨头散在席子筋里头，细得像筷子，颅骨只有拳头大。他一块一块捡，不敢数，怕数着数着就想起这是我爸的儿。捡完了男娃，往右边挪了三尺，摸到了女娃。女娃的骨头更小，有些已经被竹根穿过了，他得拿指甲一点一点把根须掐断才能把骨头取出来。掐的时候竹根里渗出白浆，沾在手上洗不掉，后来脱了一层皮。
天亮之前，他把两个布包埋在了后山的杉树下。红布包埋左边，白布包埋右边，两块小石板压在上面，朱砂点的两个点，在灰蒙蒙的晨光里红得像两滴刚滴下去的血。
那天晚上，竹林里没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