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饭桌
1998 年的秋天，上海的雨总下得黏腻。静安区南京西路后面的石库门老房子里，客堂间的八仙桌坐了五个人，桌上的糟溜鱼片、油爆虾凉了大半，没人动筷子。
我坐在靠门的小板凳上，手里攥着半杯凉掉的大麦茶，连呼吸都放轻。这是我寄住在舅舅赵德山家的第六年，第一次见全家把 “家产” 两个字摆到台面上说。
舅舅坐在主位，五十七岁的人，背还挺得笔直，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是常年在太阳底下跑生意晒出来的。他指尖夹着一支红双喜，烟圈绕着头顶的日光灯转，半天憋出一句：“我和你刘阿姨的事，定了。下个月领证。”
话音刚落，表哥赵建国 “啪” 地把筷子拍在桌上。他是舅舅的大儿子，今年三十五，跟着舅舅做百货批发生意，嗓门大，性子急，像极了年轻时候的舅舅。“爸！你跟她认识才多久？她是什么人你摸清了吗？”
“我自己的事，轮得到你管？” 舅舅眼皮一抬，烟蒂按在瓷碟里，“叫你们来，是通知，不是商量。”
表嫂王秀琴赶紧拉了赵建国一把，脸上堆着笑，声音却尖细，带着上海女人特有的绵里藏针：“爸，不是我们不让您找老伴。您这年纪，找个伴照顾您是好事。可刘阿姨她还有个儿子吧？听说还没结婚呢，正愁房子。您这一结婚，咱们家这商行、这几套房子，算怎么回事啊？”
我低着头，余光瞟向坐在对面的李雯。她是舅舅第二任妻子张桂芬带过来的女儿，也就是我的继表姐，比我大五岁，在纺织厂做文员。她始终低着头，手指绞着的确良衬衫的衣角，没说话。
旁边的小表弟赵建明不耐烦地敲着桌子，他是舅舅和张桂芬生的小儿子，今年十八岁，刚考上大学，娇生惯养的，说话没遮拦：“有什么好算的？爸的东西本来就是我的。她一个外人，还能分走不成？”
“建明！” 李雯终于抬起头，声音不大，却带着点颤，“我妈当年跟爸一起打拼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你妈是你妈，你是你。” 赵建明翻了个白眼，“你姓李，我们姓赵，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 ——” 李雯脸涨得通红，眼圈一下子红了。
舅舅猛地一拍桌子，碗碟都震了一下。“吵什么！都给我闭嘴！” 他瞪了赵建明一眼，又看向李雯，语气缓和了点，“小雯你放心，你妈那份，我心里有数。”
赵建国冷笑一声：“爸，您心里有数？我看您是老糊涂了。当年我妈在老家累死累活拉扯我和我姑，您出来打拼，我妈走得早，没享到福。后来张阿姨过来，是帮了不少忙，可这家底是谁打下的？是您，是我跟着您没日没夜跑江浙、扛货箱攒出来的！她李雯凭什么分？”
客堂间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雨打在青瓦上的声音。我攥着茶杯的手紧了紧。我妈赵建兰是舅舅的亲妹妹，也就是赵建国的亲姑姑，她今天没来，在盐城老家照顾瘫痪的我爸。但昨天晚上她特意打了传呼到巷口的公用电话亭，让我好好听听今天的会，看看舅舅有没有提给她留点什么。
我知道，我妈心里也有念想。可她是嫁出去的女儿，在舅舅眼里，早就不算赵家人了。而我，一个寄人篱下的外甥，更没资格说话。
这场饭最终不欢而散。赵建国摔门走了，王秀琴跟在后面骂骂咧咧，说他没心眼，不知道争。赵建明嫌烦，揣着索尼随身听出去找同学了，裤腰带上的 BP 机晃来晃去。李雯收拾着碗筷，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舅舅坐在椅子上，又点了一支烟，看着墙上的全家福发呆。照片是十年前拍的，舅舅站在中间，张桂芬站在他旁边，赵建国、我妈、李雯、还有小时候的赵建明站在前面，那时候我还没来上海，照片里没有我。
我看着舅舅的背影，忽然想起我妈跟我说过的，1980 年的夏天，舅舅第一次来上海的样子。
1980 年的十六铺码头，比现在乱多了。赵德山背着一个打了三块补丁的铺盖卷，脚下是一双磨平了底的解放鞋，裤腿卷到膝盖，沾着田埂上的泥点。他从盐城乡下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长江轮船，兜里只有二十块钱，还有半袋家里炒的焦米。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头，上海街头已经有了偷偷摸摸摆小摊的，叫 “投机倒把”，被工商所抓住要没收东西还要罚款。赵德山一开始在码头帮人扛包，干了半个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赚的钱刚够啃馒头。
后来他看人家卖尼龙袜赚钱，就找同乡借了五十块钱，从城隍庙批了一堆五颜六色的袜子，摆在码头边上的马路牙子上卖。尼龙袜结实、不抽丝，那时候刚从南方传过来，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十块钱，比扛包强三倍。
可也提心吊胆。有一次工商所的人骑着自行车过来查，摆摊的人抱着东西四散跑。赵德山抱着一摞袜子慌不择路，撞在一个女人身上，袜子撒了一地。那女人也摆摊，卖针头线脑和顶针，叫张桂芬，刚离婚半年，带着个三岁的女儿李雯，从宁波过来讨生活。
张桂芬没怪他，反而蹲下来帮他捡袜子，拉着他躲进弄堂的夹道里，躲过了检查。那天晚上，两个人在弄堂口的小摊上各吃了一碗阳春面，赵德山才知道，张桂芬男人赌钱输光了家，跟她离了婚，还把房子卖了，她没办法，才抱着女儿来上海投奔亲戚。
那时候赵德山的老婆，也就是赵建国和我妈的亲妈，还在老家。她有慢性气管炎，干不了重活，在家照顾老人和两个孩子。赵德山出来打拼，就是想赚点钱给老婆治病，供孩子读书。他和张桂芬就这么搭了伙，摊位挨在一起，一个卖袜子内衣，一个卖针线纽扣，互相帮着看摊、进货。张桂芬心细，会算账，赵德山胆子大，敢跑远路进货，两个人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1983 年冬天，老家拍来加急电报，说赵德山老婆气管炎转成重症肺炎，没熬过去，走了。赵德山连夜赶回老家，处理完后事，带着十岁的赵建国和八岁的赵建兰，坐轮船回了上海。
那时候他已经在浙江北路租了个小门面，挂了 “德山百货” 的木牌子，不用再躲着工商所了。张桂芬帮着他照顾两个孩子，洗衣做饭，半夜起来给发烧的赵建国物理降温，毫无怨言。赵德山心里过意不去，又觉得一个大男人带两个孩子实在难，就跟张桂芬提了结婚。
张桂芬没要彩礼，没摆酒席，只提了一个要求：“我只有小雯一个女儿，你待她要跟待自己孩子一样，别让她受委屈。”
赵德山当时拍着胸脯答应了。
客堂间的日光灯闪了一下，把我从回忆里拉回来。舅舅还坐在那里，烟蒂堆了小半碟。他回头看见我，愣了一下，说：“小默，还没睡啊？”
“嗯，就睡了。” 我赶紧站起来，准备回自己住的小阁楼。
“你妈那边，没说什么吧？” 舅舅问。
我顿了顿，说：“我妈说，让您注意身体，别抽太多烟。”
舅舅 “嗯” 了一声，挥挥手：“去吧。”
我踩着咯吱响的木楼梯上了阁楼，躺在硬板床上，听着外面的雨声，心里乱糟糟的。我知道，今天这顿饭，只是个开头。这石库门里的账，算不清了。
2 账本
一周后的傍晚，我在商行帮忙理货，赵建国把我叫到了仓库后面的小隔间。王秀琴也在，手里拿着一个翻得卷边的软皮本，是账本。
“小默，你在店里也待了好几年了，进出的货你都有数。” 赵建国递给我一支烟，我摆摆手说不会，他自己点上，“你跟哥说句实话，你觉得爸这时候结婚，合适吗？”
我没说话，低头看着地上的纸箱。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可我不能说。我在这个家，多吃饭，少说话，是活下去的规矩。
王秀琴在旁边搭话：“小默啊，我们也不是不讲理。你舅舅辛苦一辈子，找个伴应该的。可那刘美琴是什么人？以前在地段医院当护士，儿子三十多了没房子，摆明了是冲咱们家房子来的。你表弟还在上大学，以后结婚买房都要钱，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家产被外人卷走。”
她说着翻开账本，指着上面的数字给我看：“你看，1985 年开这家商行的时候，启动资金一共八千块，你舅舅出了六千，是他前几年摆摊赚的；剩下两千，说是你张阿姨出的。可你想想，她一个女人家，带个孩子摆摊，能攒下两千块？还不是平时从你舅舅给的生活费里抠出来的？说到底，这商行本来就全是赵家的。”
我看着账本上歪歪扭扭的钢笔字，忽然想起 1985 年的夏天，我妈带我来上海玩，见过刚开张的德山百货。
那时候我才七岁，第一次来大城市，看什么都新鲜。商行不大，二十几个平方，货架上摆着的确良衬衫、凤凰牌缝纫机、永久自行车的零配件，还有雪花膏、蛤蜊油，都是当时紧俏的货。开张那天放了一挂鞭炮，来了不少同乡和摆摊的朋友。
我妈那时候还年轻，扎着麻花辫，帮着招呼客人。张桂芬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戴着套袖，在柜台后面算账，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赵建国那时候十五岁，辍学来店里帮忙，搬货、看店，整天一身灰，却总跟客人吵架，嫌人家还价太狠。
张桂芬那时候管着店里的账，每一笔进出都记得清清楚楚。晚上收摊了，她就坐在煤油灯底下对账，赵德山坐在旁边抽烟，听她报数。有一次赵建国偷偷拿了店里五块钱去打游戏，被张桂芬查账查出来了，当着赵德山的面说了他两句。赵建国当场就炸了，说：“这是我家的店，你一个外人凭什么管我？”
那天晚上吵得很凶。赵德山打了赵建国一巴掌，让他给张桂芬道歉。赵建国梗着脖子不说话，跑出去在码头蹲了一整夜。从那以后，赵建国就恨上了张桂芬，觉得是她挑唆父亲打自己，也觉得这个女人抢了自己母亲的位置。
后来我妈跟我说，张桂芬那两千块钱，是真的。她离婚的时候，把自己陪嫁的银镯子、金戒指都卖了，凑了一千多，又跟宁波的娘家借了几百，才凑够两千。她是真心想跟赵德山好好过日子，才把全部身家都投了进去。可这些话，赵建国从来不听。
“小默，你说话啊。” 王秀琴推了我一下，“你也是赵家的人，你就眼睁睁看着外人欺负我们？”
我抬起头，说：“哥，嫂子，这些事，舅舅心里有数。我一个外甥，不好说什么。”
赵建国脸一沉，把烟蒂扔在地上踩灭：“我就知道，你跟你妈一样，胆小怕事。等着吧，等爸把房子都给了外人，有你后悔的时候。”
正说着，外面传来脚步声，是李雯。她今天下班早，过来帮忙理货。赵建国和王秀琴对视一眼，赶紧把账本收起来，咳嗽两声走出了隔间。
李雯走进来，手里拿着两个肉包子，递给我一个：“还没吃饭吧？巷口买的，菜肉馅的。”
我接过包子，说了声谢谢。她站在我旁边，看着货架上的商品，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久，她才小声说：“陈默，你说…… 我是不是真的不该争？”
我咬了一口包子，没说话。
“我妈去世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让我别跟弟弟妹妹抢，好好过日子就行。” 李雯的声音有点哑，“可我妈这些年，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啊。店里的账是她管，家里的饭是她做，你舅舅当年跑货被工商局扣了，是我妈托关系、送东西，跑了半个月才把人捞出来。现在她走了，就好像她从来没来过一样。”
我想起张桂芬阿姨。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她还在。她是个很温和的女人，说话细声细气的，知道我从乡下来，怕我吃不惯上海菜，特意给我做盐城口味的红烧肉。她对谁都好，唯独对自己女儿严，总说 “咱们是后来的，要懂事，别给你爸添麻烦”。
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家虽然是重组的，但也挺暖和的。直到张桂芬阿姨走了，这股暖意就慢慢散了。
“我也不是要争多少。” 李雯擦了擦眼睛，“我就是想，我妈那份，得有个说法。不能我妈辛苦了一辈子，最后什么都没落下。”
正说着，外面传来赵德山的声音。我们赶紧出去，舅舅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脸色不太好看。他看了看我们，说：“小雯，你跟我来一下。小默，你把门口的货点一下。”
我看着李雯跟着舅舅进了里屋，心里有点不安。过了大概半小时，李雯红着眼睛出来了，没跟我说话，径直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舅舅那天跟李雯说，他打算把普陀区那套一室户的房子给她，算是她母亲的那份。但条件是，他结婚的事，李雯不能反对，以后也不能再提家产的事。
那套一室户，是 1990 年买的，当时才三万块钱。而商行和南京西路的老房子，还有浦东刚买的两套商品房，加起来值一百多万。
我站在商行门口，看着李雯单薄的背影消失在弄堂口，心里有点难受。她从小就懂事，习惯了退让，习惯了拿最少的那份，还得感恩戴德。
晚上回到家，我给我妈打了传呼。她很快回了电话，第一句就问：“怎么样？你舅舅提我了吗？”
我沉默了一下，说：“妈，今天舅舅跟李雯姐谈了，给了她一套小房子。”
我妈在电话那头顿了顿，声音有点失落：“哦…… 那你舅舅，没说给我点什么？”
“没有。” 我说。
我妈叹了口气：“也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就是想着，你爸治病要钱，你以后结婚也要钱…… 算了，你在那边好好干，别惹你舅舅生气，啊？”
“嗯，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靠在公用电话亭的墙上，看着巷子里昏黄的路灯。雨已经停了，地上湿漉漉的，映着灯光。我想起白天赵建国的账本，想起李雯红着的眼睛，想起我妈在电话里的叹气。
原来这家里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这本账，算的不是钱，是委屈，是不甘，是这么多年攒下来的隔阂。
3 旧屋
十月底的时候，舅舅说要把南京西路的老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当他和刘阿姨的婚房。消息一出来，赵建国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那天在商行的办公室里，赵建国拍着桌子说：“爸！这老房子是赵家的根！是我妈当年跟你一起吃苦的时候就盼着的房子！你怎么能让一个外人住进来？”
“什么外人内人的？” 舅舅皱着眉，“以后她就是你妈。”
“我妈早就死了！” 赵建国吼道，“我妈在老家的坟头草都三尺高了！她算什么妈？”
舅舅气得脸发白，抬手就要打，被旁边的伙计拉住了。“反了你了！” 舅舅喘着气，“这房子是我的，我想给谁住就给谁住！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你的？” 赵建国冷笑，“这房子 1987 年买的时候，是谁跟你一起跑的手续？是谁掏了一半的积蓄？是我妈当年留下的抚恤金！你忘了？我妈去世的时候，厂里给的那三千块抚恤金，你全拿来买房子了！这房子有我妈的一半！”
我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进货单，听得心里一惊。这件事，我从来没听人说过。
舅舅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去，半天没说出话来。过了好久，他才闷声说：“那钱，我后来加倍赚回来了。”
“赚回来是你的，可本金是我妈的！” 赵建国不依不饶，“这房子，必须有我一份。你要是敢让那个女人住进来，我就搬过来住，看谁耗得过谁！”
那天不欢而散。赵建国气冲冲地走了，舅舅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我进去给他倒了杯茶，他接过杯子，叹了口气，说：“小默，你说，我是不是真的老了？”
我没说话。
他看着窗外，慢慢说起了买这栋老房子的事。
1987 年，上海的房价还没涨起来，石库门的老房子，一栋也就几万块。那时候赵德山的百货生意已经上了轨道，开始做批发，给江浙一带的小百货店供货，赚了不少钱。他一直想有个自己的家，不用再租房子住。
刚好那时候有户人家要移民，急着出手南京西路的这栋石库门房子，开价三万二。赵德山手里只有两万多，还差一万。他翻来覆去想了一晚上，拿出了前妻去世时厂里给的三千块抚恤金，又找同乡借了七千，才凑够了钱。
那三千块钱，是前妻拿命换的。他一直觉得亏欠她，也亏欠两个孩子。所以后来赵建国再怎么闹，他都忍着，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大儿子。
“我也不是没想过。” 舅舅揉了揉太阳穴，“建国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十几岁就出来帮我扛货，没读过多少书。建明还小，以后要花钱的地方多。小雯…… 我答应过她妈，要照顾她。可我也想有个伴啊，你阿姨走了这三年，我一个人住在这大房子里，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看着他鬓角的白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以前我总觉得舅舅很强势，说一不二，现在才发现，他也老了。
没过几天，王秀琴真的搬了点行李过来，住进了老房子的前厢房。她说赵建国最近忙，她过来帮忙盯着装修，顺便照顾爸爸。明眼人都知道，她是来占房子的。
刘阿姨过来了一次，刚进门就看见王秀琴在客厅里擦桌子，穿着睡衣，一副女主人的样子。刘阿姨当时脸色就变了，坐了没十分钟就走了。
舅舅知道后，气得把王秀琴骂了一顿。王秀琴也不哭不闹，就笑着说：“爸，我这不是怕您被骗嘛。您要是真心想结婚，也行，先把家产分清楚，做个婚前财产公证。不然我们做子女的，不放心。”
“婚前财产公证” 这几个字，是王秀琴从报纸上看来的。那时候刚流行这个，普通人很少做，觉得伤感情。可王秀琴觉得，这是最管用的办法。
舅舅不愿意，说：“我跟人家结婚，先去做公证，像什么话？人家会觉得我防着她。”
“您不防着她，她可防着您呢。” 王秀琴说，“她儿子马上要结婚了，正缺房子。您这一结婚，以后百年归老，这房子不得分她儿子一半？”
为了这事，家里又吵了好几次。李雯始终没说话，她拿到了普陀区的房子，好像就打算置身事外了。赵建明倒是无所谓，他觉得不管怎么样，父亲的东西最后都是他的，每天照样出去跟同学玩，买新出的 VCD 碟片。
我夹在中间，每天看着他们吵来吵去，觉得特别累。有时候我会躲在阁楼里，看从老家带来的书，想我爸，想以前在乡下的日子。那时候家里穷，可没这么多烦心事。
有一天晚上，我下楼倒水，听见舅舅在客厅里打电话，是打给我妈的。
“兰子，哥对不住你。” 舅舅的声音很低，带着点沙哑，“当年你哥出来打拼，你在家里照顾爸妈，吃了不少苦。现在家里条件好了，哥也没帮上你什么。”
我不知道我妈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只听见舅舅又说：“你放心，哥心里有数。等这事过去了，哥给你拿五万块，给建军（我爸）治病，也给小默存着娶媳妇。”
我站在楼梯口，心里一动。五万块，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我爸治病、我以后结婚，确实能解决大问题。
可紧接着，我就听见舅舅说：“但你也知道，建国脾气不好，建明还小，家里的事复杂。这事你别跟别人说，尤其是建国媳妇，免得她闹。”
我悄悄退了回去，躺在阁楼上，半天没睡着。我知道舅舅的意思，这五万块，是封口费，是让我妈别掺和家产的事。我妈肯定会答应的，她一辈子都听舅舅的话，也习惯了退让。
可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凭什么呢？我妈也是舅舅的亲妹妹，当年在家里照顾老人孩子，供舅舅出来打拼，难道就因为嫁出去了，就只能拿这点钱，还得偷偷摸摸的？
没过多久，我妈就打了电话过来，跟我说：“小默，你舅舅的事，咱们就别掺和了。他有他的难处。你在那边好好干活，别惹事，啊？”
我 “嗯” 了一声，没说我那天听到的话。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边，看着下面的弄堂。王秀琴正跟邻居阿姨聊天，笑得花枝乱颤，说着家里的事，话里话外都是自己赢了的意思。
我忽然觉得，这个家就像一个泥潭，每个人都在里面挣扎，都觉得自己委屈，都想多抓点东西在手里。而我，站在泥潭边上，看着他们，也差点被卷进去。
4 股票
十一月份的时候，家里闹得最凶的一件事，是赵建国翻出了一张 1992 年的股票认购证存根。
那天王秀琴收拾老房子的柜子，翻出一个铁盒子，里面全是旧单据、存折，还有一张 1992 年的股票认购证，上面写着赵建明的名字。
“好啊！我说当年怎么突然买了那么多股票，原来早就写在小儿子名下了！” 王秀琴拿着认购证，冲到商行去找赵德山理论。
当时我正在旁边对账，听得清清楚楚。
1992 年上海发行股票认购证，三十块钱一张，摇号中签才能买股票。那时候很多人觉得是骗人的，没人买。赵德山胆子大，托人买了一百张，花了三千块。后来中签了不少，卖了股票赚了十几万。
这笔钱，赵德山一直说是商行的公款，用来进货了。可现在看来，他当时就用这笔钱给赵建明买了股票，后来赚的钱，也都落在了赵建明名下。
“爸！您也太偏心了！” 赵建国气得手都抖了，“当年买认购证的时候，我还跟您说别买，怕亏了。结果您倒好，偷偷给小儿子买，赚了钱也不说！这十几万，是不是都给小儿子存着了？”
舅舅脸色有点难看，说：“那时候建明还小，我就是用他的名字买的，钱还是家里的。”
“家里的？” 王秀琴尖着嗓子说，“写的是建明的名字，那就是建明的！爸，您这心也太偏了吧？建国跟着您风里来雨里去，十几年了，您什么都想着小儿子，建国在您心里算什么？长工吗？”
“你闭嘴！” 舅舅吼了一声，“家里的事，轮不到你说话！”
“我怎么不能说了？” 王秀琴也不怕，“我是赵家的儿媳妇，我为我男人、为我孩子争，天经地义！您要是这么偏心，那这商行我们也没法干了，分家！现在就分！”
“分家” 两个字一说出口，整个商行都安静了。伙计们都低着头，假装干活，其实都在听。
舅舅气得胸脯起伏，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他才指着门口说：“你们给我滚！滚出去！”
赵建国拉着王秀琴就走，走到门口，回头说：“爸，您好好想想。您要是非要这么偏心，咱们就法院见。”
他们走了以后，舅舅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我给他倒了杯茶，他接过，手都在抖。
“小默，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很偏心？” 舅舅问我。
我没说话。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舅舅最疼小儿子赵建明。老来得子，又是跟张桂芬生的，自然宝贝得很。赵建国跟着他吃了不少苦，可他总觉得大儿子笨、没出息，不如小儿子聪明、会读书。
舅舅慢慢说起了 1992 年的事。那时候股票认购证刚出来，没人敢买。张桂芬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总是咳嗽。她跟赵德山说，买点吧，万一赚了，给建明存着以后读书用。赵德山听了她的话，买了一百张，都写了赵建明的名字。
后来真的赚了十几万，张桂芬说，这笔钱别动，就给建明存着，以后上大学、出国都能用。赵德山答应了，这笔钱就一直存在赵建明名下，没动过。
“我不是不疼建国。” 舅舅叹了口气，“他是老大，以后商行都是他的。建明还小，又是读书的料，以后要走的路不一样，给他留点钱，也是应该的。”
可他忘了，赵建国不这么想。赵建国觉得，商行是他跟父亲一起打拼出来的，本来就该是他的。而弟弟什么都没干，平白无故拿了十几万，这不公平。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李雯知道了，没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赵建明知道了，回家跟舅舅闹，说那是他的钱，谁也别想动。
家里的矛盾一下子升级了。赵建国真的不去商行了，在家歇着，说要等父亲给个说法。商行里的事，都压在了舅舅一个人身上，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人一下子瘦了一圈。
我看着心疼，主动帮着跑进货、对账。舅舅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还是小默懂事。”
可我知道，我再懂事，也只是个外甥。家产的事，轮不到我。
有一天，我去火车站接货，碰到了赵建国。他在路边的小摊上喝啤酒，一个人，看起来很落寞。
我走过去，叫了声 “哥”。
他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说：“坐，陪哥喝两杯。”
我坐下，给他倒了杯啤酒。他喝了一口，说：“小默，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哥，你别这么说。”
“我爸心里，从来就没我这个儿子。” 他苦笑，“小时候在老家，我妈疼我。后来我妈走了，我跟着我爸来上海，他眼里就只有张阿姨和小儿子。我每天累死累活干活，他还觉得我没出息。”
他说着，眼圈红了：“我不是贪那点钱。我就是想让他说一句，建国这些年辛苦了。可他从来没说过。他只知道小儿子读书好，给长脸。”
我看着他，心里有点难受。其实赵建国也不容易，十几岁就出来打拼，没读过多少书，一辈子都围着父亲的商行转。他争的不只是钱，还有父亲的认可。
可这些，舅舅不懂。或者说，他懂，但他更偏心小儿子。
那天我们喝了不少啤酒。赵建国说了很多以前的事，说小时候妈妈怎么疼他，说刚来上海的时候怎么被人欺负，说张桂芬怎么对他好，可他那时候不懂事，总是针对她。
“其实张阿姨人挺好的。” 赵建国喝多了，含糊地说，“就是…… 我就是觉得，她抢了我妈的位置。我要是对她好，就对不起我妈。”
我没说话。我知道，这是他心里的结，解不开的。
喝完酒，我扶着他回家。王秀琴开门看见他喝成这样，骂了两句，看见我在旁边，又把话咽了回去。
回到老房子，舅舅还没睡，坐在客厅等我们。看见赵建国喝成这样，他皱了皱眉，没说什么，只是让我把他扶到房间里。
我出来的时候，舅舅说：“小默，谢谢你。”
“没事，舅舅。”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我也知道建国委屈。可建明还小，我不能不管他。等以后建明工作了，我会多补偿建国的。”
我心想，以后是多久？人的心，凉了就捂不热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阁楼上，想起 1992 年的夏天。那时候我爸还在工厂上班，我妈在家种地，我在学校读书，日子虽然穷，但很安稳。那时候舅舅家已经很有钱了，我妈总说，你舅舅出息了，以后咱们家也能沾光。
可现在看来，沾光哪有那么容易。人家的钱，是人家的。就算是亲兄妹，亲父子，在钱面前，也得算得清清楚楚。
股票认购证的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舅舅松了口，说商行以后交给赵建国，再给他一套浦东的房子。赵建国虽然还是觉得亏，但也知道不能真的闹到法院去，就坡下驴，回去上班了。
可我知道，父子俩心里的疙瘩，是结下了。表面上和和气气，心里都记着账呢。
5 遗物
十二月份的时候，李雯的舅舅从宁波过来，也就是张桂芬的弟弟。他是来帮李雯争家产的。
那天在老房子的客堂间，李雯的舅舅张建国，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中山装，说话很客气，但句句都在理。
“赵大哥，我姐跟着你十几年，没享过什么福，一心一意为这个家。现在她走了，留下小雯一个女孩子，在上海无依无靠。你说给她一套普陀的小房子，我们感激。可我姐当年跟你一起打拼，商行有她的股份，家里的房子也有她的一半，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舅舅坐在主位，抽着烟，说：“老张，话不能这么说。桂芬是跟我吃过苦，可我也没亏待她。这些年家里吃的用的，还有小雯读书、工作，哪一样不是我出钱？那套房子，按市价也值十几万，不少了。”
“话是这么说。” 张建国不紧不慢地说，“可我姐当年嫁过来的时候，带了两千块钱股本，商行是你们俩一起开起来的。按道理，商行有一半是我姐的。现在我姐走了，她那份，小雯有权继承。”
“放屁！” 赵建国一下子跳起来，“商行是我爸打下的江山，跟你姐有什么关系？她就是个管账的，拿工资的！还股份，亏你说得出口！”
“建国！” 舅舅喝住他，“让你张叔叔说完。”
张建国也不生气，从包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本旧存折，还有几张泛黄的单据。“赵大哥，你看，这是 1985 年开商行的时候，我姐取存款的单据，两千块，日期跟商行注册日期对得上。还有这本存折，是我姐跟你一起摆摊的时候攒的，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都是证据，证明我姐是出了本钱的。”
舅舅看着那些单据，脸色有点难看。他大概没想到，张桂芬还留着这些东西。
站在旁边的李雯，眼圈红红的，说：“爸，我不是要跟您争。我就是…… 我妈一辈子好强，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让着。可她不能白来这一趟啊。”
我看着那个布包，想起张桂芬阿姨。她是个多么细心的人啊，十几年前的单据都好好收着。她大概早就想到了，自己走了以后，女儿会受委屈，所以提前留了证据。
那天谈了一下午，没谈拢。舅舅坚持说只能给一套房子，张建国觉得太少，至少要分商行的两成股份。赵建国在旁边吵吵嚷嚷，说一分都不能多给。
最后张建国说：“赵大哥，咱们都是讲道理的人。要是谈不拢，那就只能让法院判了。到时候难看的，还是你们赵家。”
说完，他带着李雯走了。
他们走了以后，家里又炸开了锅。王秀琴说李雯白眼狼，养了十几年养不熟，还敢找娘家人来闹。赵建明说李雯想钱想疯了，敢跟他抢家产。
舅舅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过了好久，他才说：“行了，都别吵了。让我想想。”
晚上，舅舅叫我陪他去张桂芬的房间看看。张桂芬去世以后，她的房间一直锁着，没人动过。
打开门，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扑面而来。房间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柜里挂着她的衣服，梳妆台上放着她的雪花膏和木梳子。
舅舅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里面有一个旧皮箱。他打开皮箱，里面全是李雯小时候的衣服、玩具，还有张桂芬的一些首饰。
“你阿姨啊，一辈子节俭。” 舅舅拿起一件小毛衣，是李雯小时候穿的，“这件毛衣，是她刚到上海的时候，熬夜给小雯织的。那时候冬天冷，小雯没厚衣服穿，她织了三个晚上，手都冻肿了。”
他放下毛衣，又拿起一个银镯子，说：“这是她陪嫁的镯子，当年为了开商行，她本来要卖的，我没让。我说，以后有钱了，给她买金的。可后来忙起来，就忘了。”
我站在旁边，没说话。我能看出来，舅舅对张桂芬是有感情的。可这份感情，在子女的纷争面前，好像变得很轻。
“其实，她说得对。” 舅舅叹了口气，“商行确实有她的功劳。当年要是没有她帮我管账、看店，我也走不到今天。是我对不起她。”
那天晚上，舅舅想了很久。第二天，他让人叫李雯过来，说愿意再给她十万块钱，加上那套房子，算是她母亲的那份。条件是，以后不能再提股份的事，也不能再闹。
张建国跟李雯商量了一下，答应了。他知道，真闹到法院，费时费力，也不一定能拿到更多。见好就收，对李雯也好。
签协议那天，我也在场。李雯签字的时候，手一直在抖。签完以后，她看着舅舅，叫了声 “爸”，眼泪就掉下来了。
舅舅别过脸，说：“以后好好过日子。有什么事，还是可以来找我。”
李雯点点头，拿着协议走了。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这栋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眼神很复杂。
我知道，从签字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再是这个家的人了。她拿到了钱和房子，也彻底跟这个家划清了界限。
王秀琴虽然还是不满意，觉得给多了，但也没再说什么。毕竟李雯拿了钱就走，以后不掺和家里的事，对她来说也是好事。
可我心里，总觉得有点空落落的。张桂芬阿姨一辈子的付出，最后折算成了一套房子和十万块钱。不知道她要是泉下有知，会怎么想。
没过几天，李雯就从老房子搬走了，搬到了普陀的那套房子里。她走的时候，只带了自己的东西，还有那个装着她母亲遗物的布包。
我帮她搬东西，送到楼下。她跟我说：“陈默，谢谢你这些年。”
我说：“雯姐，以后常联系。”
她笑了笑，没说话。我知道，以后不会常联系了。这个家散了，大家也就散了。
回到楼上，我看着空了一半的房间，心里有点难受。以前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现在走的走，散的散，剩下的人，也各怀鬼胎。
舅舅站在窗边，看着李雯走远，叹了口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镯子，放在手里摩挲着。那是他后来给张桂芬买的，张桂芬一直舍不得戴，收在箱子里。
“我答应过她，要照顾好小雯。” 舅舅轻声说，“希望她不会怪我。”
我没说话。怪不怪的，又有什么用呢？人都走了。
那段时间，上海特别冷，下了好几场雨。老房子里空荡荡的，连说话都有回音。我常常坐在客堂间，看着墙上的全家福，觉得一切都像做梦一样。
曾经那么好的一家人，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6 病发
1999 年的春节，是我在上海过的最冷清的一个年。
李雯没回来，说要值班。赵建国一家三口去了王秀琴的娘家过年。赵建明跟同学去外地玩了。家里就剩下舅舅和我两个人。
年三十晚上，我们俩包了饺子，坐在八仙桌旁吃。舅舅喝了点黄酒，话多了起来。
“小默，你说，人这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 舅舅夹了个饺子，放在碗里，“年轻的时候，觉得有钱就有一切。现在有钱了，家却散了。”
我低着头吃饺子，没说话。
“我年轻的时候，从乡下出来，就想赚点钱，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他笑了笑，有点苦涩，“结果老婆没享到福，走了。第二个老婆，也没享几年福，也走了。孩子们呢，一个个跟我算账，觉得我偏心，觉得我对不起他们。”
“舅舅，您别多想。” 我说，“他们就是一时想不开，以后会明白的。”
“明白？” 舅舅摇摇头，“等他们明白的时候，我可能都不在了。”
那天晚上，舅舅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以前的事。说他刚来上海的时候，睡过马路，吃过馊饭，被人欺负过，也被人帮过。说张桂芬是个好女人，跟着他没享过福。说对不起大儿子，也对不起女儿。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很可怜。他一辈子要强，打拼出这么大家业，到老了，却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
大年初三，赵建国他们回来了。王秀琴一进门就说东说西，嫌家里没收拾，嫌年货买得不好。舅舅没跟她计较，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没过几天，舅舅就病倒了。
那天早上，他刚起床，突然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我听见声音跑过去，看见他脸色苍白，满头大汗，说不出话来。
我吓坏了，赶紧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是急性心梗，要马上做手术，让家属签字。
我赶紧给赵建国打传呼，又给赵建明打，还给李雯也打了一个。
赵建国第一个赶到的，跑得满头大汗。听见医生说要做手术，要交两万块押金，他愣了一下，说：“怎么这么贵？”
王秀琴跟在后面，拉了拉他的衣角，小声说：“爸不是有存款吗？用他的钱啊。”
“现在人在抢救，上哪拿存折？” 赵建国说。
“那也不能咱们先垫啊。” 王秀琴说，“万一以后报销了，钱给谁啊？再说了，又不是只有建国一个儿子，建明呢？李雯呢？他们不用出钱啊？”
我站在旁边，听得心里发凉。人都在抢救室里，他们想的却是钱谁出。
过了一会儿，赵建明也来了，听说要交押金，说：“我身上没多少钱，我还是学生呢。哥，你先垫上吧，回头让爸还你。”
赵建国脸一沉：“我是你哥，就该我出啊？爸平时最疼的是你，钱都给你存着，你怎么不出？”
“我哪有钱？” 赵建明也急了，“我的钱都是生活费！”
“行了！别吵了！” 我忍不住开口，“舅舅还在里面抢救呢！你们吵什么？钱我先垫上！”
说完，我就去收费处交钱了。我身上有几千块积蓄，是这几年舅舅给的零花钱攒的，不够的，我找同乡借了点，总算凑够了押金。
交完钱回来，我看见李雯也来了，站在走廊里，眼圈红红的。她听说我垫了钱，赶紧从包里拿出一叠钱，递给我：“陈默，我这里有五千，你先拿着。”
我摇摇头：“不用，我有。”
“拿着吧。” 李雯说，“这是我应该出的。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爸。”
正说着，医生从抢救室出来了，说手术很成功，人没事了，但是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以后不能再劳累，也不能生气。
大家都松了口气。
可紧接着，王秀琴就说：“爸住院，得有人照顾。我们家孩子小，建国还要看店，没时间。小雯，你反正下班早，你过来照顾吧。”
李雯皱了皱眉：“我厂里最近忙，经常加班。再说了，照顾爸爸，不是应该儿子儿媳为主吗？”
“什么儿子儿媳的。” 王秀琴说，“你也是爸的女儿，照顾他不是应该的？再说了，你拿了那么多钱和房子，照顾几天怎么了？”
“你 ——” 李雯气得脸发白。
“行了！都别吵了！” 赵建国吼了一声，“轮流照顾！一人一天！”
最后商量好，赵建国、李雯、赵建明，三个人轮流照顾。赵建明还在上学，就周末去。
舅舅住院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送饭，帮着照顾。我看见舅舅躺在病床上，人瘦了一大圈，精神也差了很多。以前那个雷厉风行的男人，一下子就老了。
有一次，我给他擦脸，他拉着我的手，说：“小默，还是你好。他们一个个的，都惦记着我的钱。”
我安慰他说：“您别多想，他们就是忙。”
“忙？” 舅舅苦笑，“他们是忙着算我死了以后，能分多少钱。”
我心里一酸，没说话。
那天我走出病房，听见走廊里王秀琴跟赵建国说：“你爸这次生病，怕是以后管不了商行的事了。你可得抓紧点，把商行的权攥在手里，别让建明抢了去。还有那几套房子，得赶紧让你爸立遗嘱，免得以后夜长梦多。”
赵建国说：“我知道，可现在爸刚做完手术，不好说这个。”
“有什么不好说的？” 王秀琴说，“趁他现在脑子清楚，赶紧立遗嘱。不然等以后糊涂了，或者被刘阿姨挑唆，那可就晚了。”
我站在拐角处，听得浑身发冷。他们怎么能这么想？舅舅还躺在病床上，他们就想着立遗嘱、抢家产了。
我悄悄走开了，没让他们看见。我不想掺和这些事，也掺和不起。
那天晚上，我回到老房子，躺在阁楼上，想了很多。我想起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好好跟着舅舅干，以后舅舅不会亏待你的。可现在看来，这个家，就是个烂摊子。
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寄人篱下，看别人脸色，还要看着这些糟心事？我年轻力壮的，在哪不能混口饭吃？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7 遗嘱
舅舅出院以后，身体大不如前，走路都有点喘，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天天泡在商行了。商行的事，基本都交给了赵建国打理。
王秀琴很高兴，觉得大权在握了。可她还是不放心，天天撺掇赵建国，让舅舅立遗嘱。
赵建国被她说得烦了，就找了个机会，跟舅舅提了立遗嘱的事。
那天在客厅里，赵建国说：“爸，您身体现在这样，不如早点立个遗嘱，把家产分清楚。也省得以后我们兄弟姐妹闹矛盾。”
舅舅正在喝茶，听见这话，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怎么？我还没死呢，你就盼着我立遗嘱了？”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 赵建国赶紧说，“我就是觉得，早点说清楚，对大家都好。免得以后您百年归老，我们为了家产打官司，丢赵家的脸。”
“我的家产，我想怎么分就怎么分，还轮不到你教我。” 舅舅把茶杯往桌上一放，“你要是觉得商行交给你不放心，你就别管了，我自己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赵建国还想解释，舅舅挥挥手，让他出去了。
王秀琴知道后，气得直骂赵建国没用，说他连句话都不会说。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李雯知道了，没表态，说一切听爸爸的。赵建明倒是急了，特意从学校回来，找舅舅谈话。
“爸，我哥是不是想独吞家产啊？” 赵建明说，“您可不能偏心他。您说了，以后商行和房子都是我的。”
舅舅皱着眉说：“谁说的？我什么时候说过都是你的？”
“我妈说的啊。” 赵建明说，“我妈当年跟您说好了，以后家产都给我。您也答应了。”
“你妈是你妈，我是我。” 舅舅有点不耐烦，“你们一个个的，能不能别整天想着家产？我还没死呢！”
赵建明碰了一鼻子灰，不高兴地走了。
舅舅因为这事，气得住了好几天。我看着他，觉得他真的很可怜。辛辛苦苦一辈子，养了几个孩子，到老了，没人真心关心他的身体，都只关心他的钱。
有一天，舅舅把我叫到跟前，说：“小默，你帮我写份遗嘱。”
我愣了一下：“舅舅，您……”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舅舅叹了口气，“早点写好，省得以后他们闹。”
我看着他，心里有点难受。我说：“舅舅，您还是找个律师吧，我写的不算数。”
“不用那么麻烦。” 舅舅说，“你帮我写，我签字，再找两个同乡见证，就行。”
我没办法，只好找了纸笔，坐在他旁边，听他说。
舅舅的分配方案是：德山商行，还有浦东的两套商品房，归大儿子赵建国；南京西路的老房子，还有银行里的五十万存款，归小儿子赵建明；普陀的那套房子，还有十万块钱，已经给了李雯，就不算了；女儿赵建兰，也就是我妈，给五万块钱，算是补偿。
“就这些？” 我停下笔，问。
“嗯。” 舅舅点点头，“你妈嫁出去了，不好分太多，免得建国他们有意见。五万块，够她用一阵子了。”
我没说话。五万块，听起来不少，可跟赵建国和赵建明拿到的比起来，连零头都算不上。我妈也是他的亲妹妹，当年在家里照顾老人，供他出来读书、打拼，最后就值五万块。
“还有你。” 舅舅看着我，“小默，你在我这里待了六年，懂事，能干。我给你两万块钱，你自己存着，以后做点小生意，或者娶媳妇用。”
我抬起头，看着舅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两万块，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可我总觉得，这钱拿着不舒服。
“舅舅，不用了。” 我说，“您给我吃住，教我做生意，我已经很感激了。钱我不能要。”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舅舅说，“这是你应得的。这些年，店里的事你没少帮忙。”
我没再推辞，低下头，继续写遗嘱。
写完以后，舅舅签了字，按了手印。他把遗嘱折好，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锁在了衣柜的抽屉里。
“这件事，别跟任何人说。” 舅舅说，“等我走了以后，再拿出来。”
“嗯。” 我点点头。
可我没想到，这件事还是被王秀琴知道了。
那天我正在店里理货，王秀琴把我叫到一边，笑眯眯地说：“小默，听说你帮爸写遗嘱了？”
我心里一惊，说：“没有啊，谁说的？”
“你就别瞒我了。” 王秀琴说，“我都知道了。你跟嫂子说说，遗嘱里怎么写的？你哥能分多少？”
我看着她，觉得特别恶心。我说：“嫂子，我不知道。舅舅没跟我说。”
“怎么可能？” 王秀琴脸一沉，“不是你帮着写的吗？”
“我就是帮着抄了一下，具体内容我没看。” 我说。
王秀琴盯着我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只好悻悻地走了。
可我知道，她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果然，没过几天，舅舅就发现，他放遗嘱的抽屉被人撬过了。铁盒子还在，可遗嘱不见了。
舅舅气得浑身发抖，把全家人都叫了回来，问是谁拿的。
没人承认。赵建国说不是他，王秀琴也说不是，赵建明说他根本不知道有遗嘱这回事，李雯说她都没回来过。
舅舅看着他们一个个的样子，气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身子一晃，差点倒下去。我赶紧扶住他。
“好…… 好得很。” 舅舅喘着气，“一个个的，都学会偷东西了。我告诉你们，遗嘱我写了好几份，你们偷走这一份没用！”
其实我知道，舅舅只写了一份。他是故意这么说的。
那天，全家人不欢而散。舅舅坐在客厅里，咳了半天。他跟我说：“小默，你看，这就是我的好儿女。”
我看着他，心里特别难受。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憔悴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这个家我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我也要被卷进这个泥潭里，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我想走了。
8 家书
五月初的时候，我妈从老家寄了一封信来。
信里说，我爸的病情加重了，需要做手术，要几万块钱。她问我，舅舅之前说的五万块钱，什么时候能给。她还说，让我在舅舅面前多说说好话，看看能不能多给点。
我拿着信，看了很久。
我能理解我妈。家里困难，我爸治病要钱，她没办法，只能指望舅舅。可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我拿着信去找舅舅。舅舅看完信，沉默了一会儿，说：“是我考虑不周。这样吧，我明天让会计取五万块钱，你给你妈寄回去。”
“谢谢舅舅。” 我说。
“跟我客气什么。” 舅舅叹了口气，“你爸治病要紧。要是不够，再跟我说。”
我点点头，心里却沉甸甸的。
从舅舅房间出来，我碰到了王秀琴。她看见我手里的汇款单，眼睛一亮，说：“小默，给谁寄钱呢？”
“给我妈寄点钱，我爸治病要用。” 我说。
“哦？多少啊？” 王秀琴凑过来看。
我把汇款单收起来，说：“没多少。”
“切，稀罕。” 王秀琴撇撇嘴，“肯定是你舅舅给的吧？我说呢，嫁出去的女儿还总想着娘家的钱。”
我没理她，转身走了。
可我心里，却像堵了一块石头。我知道王秀琴说的是实话，在别人眼里，我妈就是在惦记舅舅的钱。可我妈有什么办法呢？她一个女人，丈夫瘫痪，家里穷，不靠弟弟靠谁？
那天晚上，我给我妈写了回信。我在信里说，钱已经寄回去了，让她别担心。我还说，我想辞掉店里的工作，自己出去找工作。
我妈很快就回了信，把我骂了一顿。她说我不懂事，放着好好的亲戚不靠，出去瞎闯什么。她说舅舅家大业大，以后我好好干，舅舅肯定会给我安排好的。她说我要是走了，以后家里有事，就没人能靠舅舅了。
我拿着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知道我妈的想法。她一辈子都活在 “靠亲戚” 的观念里，觉得有个有钱的舅舅，就是靠山。可她不知道，这靠山不是那么好靠的。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
而且，我不想一辈子都活在舅舅的阴影里，不想一辈子都当赵家的外人，看着他们争来争去。我想靠自己的双手吃饭，走自己的路。
那段时间，我开始偷偷找工作。我去人才市场，看报纸上的招聘信息。我没什么学历，只有高中文凭，又没什么技术，好工作找不到。但我能吃苦，脑子也灵活，找个业务员的工作还是可以的。
有一家做电器批发的公司，招业务员，工资不高，但有提成。我去面试了，老板觉得我有百货批发的经验，人也踏实，就让我去上班。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去。
我跟舅舅提辞职的时候，舅舅很意外。
“好好的，怎么突然要走？” 舅舅皱着眉，“是不是建国媳妇给你气受了？我骂她去！”
“不是的，舅舅。” 我说，“跟嫂子没关系。就是我想出去闯闯，学点东西。总在您这里待着，我也长不大。”
舅舅看着我，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久，他才说：“你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也好，年轻人就该出去闯闯。”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存折，递给我：“这里面有两万块钱，是我之前答应你的。你拿着，出去闯，要是遇到困难了，就回来。这里永远是你家。”
我接过存折，手有点抖。我说：“舅舅，钱我不能要。这几年您照顾我，我已经很感激了。”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舅舅把存折塞到我手里，“就当是我给你的启动资金。以后混好了，别忘了舅舅就行。”
我看着舅舅，眼圈有点红。我说：“舅舅，谢谢您。”
“傻孩子。” 舅舅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跟你妈年轻的时候一样，都倔。但记住，出门在外，注意安全，别太拼了。”
“嗯。” 我点点头，忍住了眼泪。
辞职的事，我没跟我妈说。我打算等稳定了再告诉她。
赵建国知道我要走，挺舍不得的，说：“好好的，走什么啊？在哥这里干，还能亏了你？”
我说：“哥，我想出去试试。”
他叹了口气，说：“行吧，人各有志。要是在外面受了委屈，就回来。”
王秀琴倒是挺高兴的，觉得我走了，就没人跟他们争了。她假惺惺地说：“小默啊，出去好好干，常回来看看。”
我笑了笑，没说话。
李雯知道我要走，特意过来送我。她给我买了一个新的公文包，说：“出去跑业务，用得上。”
“谢谢雯姐。” 我说。
“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李雯说，“能离开这个家，走自己的路。不像我，走了，也还是跟这个家扯不清。”
我看着她，说：“雯姐，你也可以的。以后好好过日子，别想那么多。”
她笑了笑，没说话。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收拾东西。我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就装下了。我站在阁楼上，看着这个住了六年的小房间，心里有点不舍。
六年了，我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长成了二十二岁的青年。在这里，我吃过苦，受过委屈，也学会了很多东西。这个家虽然有很多糟心事，但也有过温暖的时候。
可我知道，我不能再待下去了。这里不是我的家，只是我暂时落脚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拖着行李箱，走出了石库门的弄堂。舅舅站在门口送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身，没再回头。
阳光照在我身上，暖洋洋的。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浑身都轻松了。就像挣脱了一个无形的枷锁，终于自由了。
9 浦东
我找的那家电器批发公司，在浦东。
1999 年的浦东，到处都是工地，尘土飞扬。东方明珠已经建好了，金茂大厦还在施工。马路很宽，人却不多，跟浦西的拥挤完全不一样。
很多人都说浦东是乡下，不愿意来。可我觉得，这里有生机，有希望。到处都是新的，一切都刚刚开始。
我租了一间民房，很小，只有十几个平方，没有卫生间，要去公共厕所。但房租便宜，一个月才两百块钱。
刚开始跑业务的时候，特别难。我人生地不熟，每天骑着自行车，跑遍了浦东的各个电器店、百货商店，挨家挨户推销。经常被人赶出来，有时候一天下来，连一口水都喝不上。
可我不怕苦。比起在舅舅家看别人脸色，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第一个月，我只做成了两笔小单子，拿了基本工资，除去房租和吃饭，几乎没剩下钱。但我不气馁，我相信只要好好干，总会好起来的。
那段时间，我很少回浦西，也很少跟舅舅家联系。我不想再掺和他们家的事，想彻底跟过去划清界限。
可有时候，还是会从同乡那里听到赵家的消息。
听说舅舅最终还是跟刘阿姨领证了，搬到了浦东的房子里住。老房子留给了赵建明。 听说赵建国接管了商行以后，改了规矩，裁了几个老伙计，把自己的亲戚都安排了进去。 听说赵建明把老房子租了出去，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天天跟朋友吃喝玩乐，不务正业。 听说李雯结婚了，嫁了个老师，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很少跟赵家来往。
每次听到这些消息，我都没什么感觉。就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
七月的时候，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跟她说了我换工作的事，她果然很生气，骂了我一顿，说我不懂事，放着好好的亲戚不靠，出去遭罪。
我没跟她争辩，只是听着。等她骂完了，我说：“妈，我现在挺好的。虽然累点，但心里踏实。”
我妈叹了口气，说：“你啊，跟你舅舅年轻的时候一样，倔。算了，你自己选的路，自己走。要是实在不行，就回老家来。”
“嗯，我知道。” 我说。
挂了电话，我站在出租屋的窗边，看着远处的工地。塔吊在夕阳下转着，轰隆隆的声音传来。我心里很平静。
我知道，我妈永远不会理解我的选择。她觉得靠亲戚是天经地义的，觉得安稳比什么都重要。可我不想再过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了。我要靠自己，活出个人样来。
八月底的时候，我做成了一笔大单子，给一家新开的商场供货，赚了不少提成。发工资那天，我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又去饭馆吃了一顿好的。
坐在饭馆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我忽然觉得，这才是生活。靠自己的双手赚钱，花得踏实，睡得安稳。
九月的时候，舅舅突然给我打了个传呼。我回了电话，他说想让我回去一趟，有话跟我说。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回去了。
再见舅舅，我吓了一跳。才几个月不见，他又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走路都有点蹒跚。刘阿姨在旁边照顾他，看起来挺温和的一个人。
“小默，你来了。” 舅舅看见我，很高兴。
“舅舅，您身体怎么样？” 我问。
“老样子，不好不坏。” 舅舅笑了笑，“听说你现在干得不错，自己跑业务，挺有出息的。”
“还行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的孩子。” 舅舅拍了拍我的手，“比建明强多了。那小子，现在整天不务正业，跟一群狐朋狗友瞎混，说了也不听。”
我没接话。赵建明变成什么样，是他自己的选择，我管不着。
舅舅跟我聊了很多，聊以前的事，聊现在的生意。最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什么？” 我问。
“你打开看看。”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房产证，还有一封信。房产证上，是一套浦东的小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愣住了：“舅舅，这……”
“这房子，是我去年买的，本来想留着出租的。” 舅舅说，“现在给你了。你在浦东跑业务，也需要个落脚的地方。租房子不如自己有个房子。”
“不行，舅舅，这太贵重了。” 我赶紧把房产证推回去，“我不能要。”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舅舅说，“这些年，你在我身边，我没少骂你，也没好好照顾你。这房子，就当是舅舅补偿你的。”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舅舅打断我，“你是我外甥，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知道你心气高，不想靠别人。但这是舅舅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就是不认我这个舅舅了。”
我看着他，眼圈有点红。我说：“舅舅，谢谢您。”
“傻孩子。” 舅舅笑了笑，“以后好好干，混出个人样来，给你妈争光，也给舅舅争光。”
那天，我拿着房产证，走出舅舅家，心里沉甸甸的。我知道，这套房子，分量很重。它不只是一套房子，更是舅舅的认可和期望。
可我也知道，我不能因为这套房子，就再被绑在赵家。房子我收下，恩情我记着，但路，还是要自己走。
回去的路上，我路过南京西路的老石库门。我站在弄堂口，看了很久。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出租的告示。曾经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现在已经散了。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来上海，站在这个弄堂口，怯生生的，觉得这里就是天堂。那时候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我会以这样的心情站在这里。
物是人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0 跨年
1999 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浦东的新房子里度过。
房子不大，一室一厅，四十几个平方，但采光很好，站在窗边能看见远处的黄浦江。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买了点家具，就算安家了。
晚上，我做了几个菜，开了一瓶啤酒，一个人跨年。
电视里在放跨年晚会，主持人在说，马上就要进入新世纪了，新的千年，新的开始。
我端着酒杯，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景。浦东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像星星一样。远处的工地上，还亮着灯，工人还在加班。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我想起了很多人，很多事。
想起 1980 年，舅舅背着铺盖卷，从乡下闯上海，一无所有。 想起 1985 年，德山百货开张，鞭炮声噼里啪啦，一家人充满干劲。 想起 1992 年，我背着书包，从老家来到上海，寄人篱下，小心翼翼。 想起 1995 年，张桂芬阿姨去世，家里第一次蒙上阴影。 想起 1998 年，家庭会议上的争吵，一家人因为家产反目。 想起今年春天，舅舅病倒，大家在医院外的算计。 想起我拖着行李箱，走出石库门的那个早上。
这二十年，就像一场梦。一个家庭，从无到有，从聚到散，跟着这个时代起起伏伏。
改革开放的浪潮，把舅舅推上了风口，让他从一个乡下农民，变成了有钱的老板。可也正是因为钱，让这个家四分五裂。
有人说，都是钱惹的祸。可我觉得，不是钱的错，是人的错。钱是死的，人是活的。是人心底的欲望和不甘，把亲情一点点磨没了。
赵建国想争的，不只是钱，还有父亲的认可和长子的尊严。 赵建明想争的，是理所当然的继承权和娇生惯养的底气。 李雯想争的，是母亲的付出和自己的身份。 我妈想争的，是作为女儿的公平和家庭的保障。 而舅舅，他想做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哥哥，可最后，谁都觉得他偏心，谁都不满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委屈。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大家都是普通人，在利益面前，露出了最真实的样子。
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边缘人，看清楚了这一切。
我曾经也动摇过，也想过靠舅舅，分一杯羹。可最后我发现，靠别人，永远不如靠自己。别人给的，随时都能收回去。只有自己挣来的，才是自己的。
而且，比起钱，我更想活得有尊严。不用看别人脸色，不用寄人篱下，不用在争吵中小心翼翼。
手机响了，是李雯打来的。
“陈默，新年快乐。” 她的声音很温柔。
“新年快乐，雯姐。” 我说，“你怎么样？”
“挺好的，我怀孕了，明年春天生。” 她笑着说。
“恭喜你啊。” 我真心为她高兴。
“你呢？听说你买房子了？”
“嗯，舅舅给的。” 我说。
“挺好的。” 李雯说，“终于有自己的家了。以后好好过日子。”
“嗯，你也是。”
挂了电话，我又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她在老家，跟我爸一起看晚会。她说家里都挺好的，让我别担心。她说让我过年回家看看。
我答应了。
挂了电话，电视里开始倒计时了。
“十、九、八、七……”
我端起酒杯，看着窗外。
“三、二、一！新年快乐！”
外面响起了鞭炮声，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照亮了整个天空。
新世纪来了。
我喝了一口啤酒，笑了笑。
过去的都过去了。石库门里的那些恩怨纠葛，那些争吵算计，都留在了九十年代。
新的千年，新的开始。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工作，以后的路，要靠自己一步步走下去。
或许以后还会遇到很多困难，或许我不会大富大贵，但我知道，我活得踏实，活得有尊严。
这就够了。
窗外的烟花还在绽放，绚烂夺目。我看着远处的陆家嘴，看着那些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心里充满了希望。
这个时代很好，只要肯努力，就能有饭吃，就能活出个人样。
我举起酒杯，对着窗外，轻声说： “新年快乐，陈默。” “以后，好好为自己活。”
风从窗户吹进来，带着新年的气息。我深吸一口气，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石库门的故事结束了，而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