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睁眼，我回到返城顶职名额下来那天。上辈子二叔一家哭着把名额骗走，答应的钱一分没给，我在屯里多熬了七年，我爹为讨钱摔断了腿。这回二叔又来抹眼泪，我当场点头：名额给你，拿你家窗台那盆破“韭菜”来换。全家笑我傻。他们不知道，再过几年，一盆君子兰能换一套楼。
【1】
我是被冻醒的。
鼻子尖上挂着一层白霜，炕凉得像块铁板，窗户纸被北风拍得“啪啪”响。我盯着房梁上那根熏得乌黑的檩子看了半天，脑子里嗡嗡的。
这是靠山屯知青点。
我不是死了吗？死在一九九八年冬天，死在长春郊区那间漏风的出租屋里，死之前手里还攥着半瓶散白酒。
“周向阳！周向阳你死炕上了？你家来信了！”
门帘子“哗”一下被掀开，孙建国顶着一头雪钻进来，手里晃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脸上那表情跟捡了钱似的。
“顶职名额！你爹厂里的顶职名额批下来了！我说你小子命咋这么好呢，过完年就能回城当工人了！”
我一把夺过信，手指头都在抖。
信纸上是我妈歪歪扭扭的字：向阳，你爹提前病退，厂里给了一个顶职名额，你赶紧回来办手续。你二叔这两天老往家跑，说耀祖的事，你心里有个数。
一九七九年，腊月十八。
我全想起来了。
上辈子就是这封信。我收到信还没来得及高兴，第二天二叔周德发就带着他儿子周耀祖找到了屯里。二叔进门就“扑通”一声跪我面前，说耀祖在家待业三年，再没工作就要说不上媳妇了，周家就这一根独苗，让我这个当哥的发发善心。
我没答应。
结果二叔转头就回城找我爹妈哭。我妈心软，我爹好面子，加上二叔拍着胸脯说给五百块补偿，名额就这么让出去了。
五百块，一分没见着。
我爹去要，二叔家门都不开。第三回去要，二叔在台阶上一推，我爹从六级水泥台阶上滚下去，腿断了，从此落下病根。我妈伺候我爹，自己也熬出了病。
我在屯里一直待到一九八六年才回城，什么风口都赶完了。
最扎心的是另一件事。
二叔家窗台上那盆被二婶叫做“大韭菜”的破花，是二叔早年从一个伪满时期老宅子里捡回来的。一九八四年，二叔把那盆花卖了两万块。两万块啊，那时候一个工人一个月才挣四十来块。
二叔靠那两万块盘了门市，后来成了街坊嘴里的“周老板”。逢年过节他就在饭桌上点着我说：“向阳啊，人这一辈子，命不一样，你得认。”
我认个屁。
“哎，你咋哭了？”孙建国凑过来，一脸稀奇，“乐傻了？”
我抹了把脸：“冻的。”
“德行。”孙建国撇撇嘴，“我跟你说，你可得请客啊，回城了别忘了哥们儿。”
话音刚落，院子里就传来一阵狗叫，接着是二叔那个熟悉的大嗓门：“向阳！向阳在不在？二叔来看你了！”
来得真快。比上辈子还早一天。
门帘一掀，二叔周德发裹着件掉毛的羊皮袄，身后跟着周耀祖。周耀祖手里拎着一网兜冻梨，冻梨黑得跟煤球一样，一共五个。
“大侄儿！”二叔一进门眼圈就红了，那眼泪说来就来，比屯里的井水还方便，“二叔大老远坐了一宿火车来看你，你瘦了，你遭罪了啊！”
我坐在炕沿上没动。
二叔的眼泪在半空中卡了一下。
“那个，向阳，你妈给你写信了吧？”二叔搓着手往我跟前凑，“二叔就跟你直说了。耀祖都二十二了，在家待业三年，街道连个扫大街的活都不给他。你是当哥的，你在屯里多待两年，反正知青早晚都能回去，可耀祖他等不起啊！”
说着，二叔膝盖一弯，就要往下跪。
上辈子我就是被这一跪给跪懵了。
这回我先开口了：“行。”
二叔膝盖弯到一半，停在那儿，像只被冻住的大虾。
“啥？”
“名额给耀祖。”我说。
屋里一下静了。孙建国嘴张得能塞进一个冻梨。周耀祖眼睛“唰”地亮了，脸上那点装出来的可怜相都没绷住。
二叔反应过来，一拍大腿：“哎呀！我就说我大侄儿是明白人！二叔回去给你补偿，五百块，一分不少！”
“不用五百。”我摆摆手，“二百就行，现在给。”
“现在？”二叔脸上的笑僵了，“二叔出门哪带那么多钱……”
“那名额的事就再说。”
“有有有！”周耀祖急了，一把扯开棉袄内兜，掏出一沓用手绢包着的票子，“爸，你出门前我妈塞你包里了，我看见了！”
二叔狠狠瞪了儿子一眼，咬着牙把钱数了二百出来，那表情跟割肉似的。
“还有一样。”我把钱揣好，“你家窗台上那盆二婶天天骂的大韭菜，连盆带底下那几棵小崽子，一起给我送来。”
二叔愣了：“那破玩意儿？要它干啥？”
“我屋里冷，看点绿的心里舒坦。”
二叔和周耀祖对视一眼，父子俩眼里都写着三个字：这傻子。
“给给给！”二叔笑得满脸褶子，“那玩意儿你二婶早就想扔了，占地方还不长韭菜！”
“写个字据。”我从炕席底下摸出半截铅笔，“名额自愿让给周耀祖，补偿二百元加花一盆，钱货两清，以后谁也别找后账。”
二叔接过铅笔的时候，手都乐得发颤。
【2】
二叔写字据的时候，孙建国在旁边一直拿胳膊肘捅我。
“你疯了？”他压着嗓子，“顶职名额！那是铁饭碗！你换二百块钱加一盆韭菜？”
“不是韭菜，是君子兰。”
“君子兰能吃啊？”
我没理他。
字据写完，我让二叔按了手印，又让周耀祖也按了一个。周耀祖按完，还专门凑到我耳边，笑得一脸贱：“哥，谢了啊。等我进了厂，你回城了没地方去，我给你在厂门口找个看自行车的活。”
“行，”我拍拍他肩膀，“到时候你别求我就行。”
周耀祖“嗤”地笑出了声。
二叔父子俩当天就坐马车回县城赶火车了，走的时候那步子轻快得能扭秧歌。
半个月后，那盆花送到了。
是二婶马翠花亲自送来的，她顺道来县城走亲戚。花盆是个破搪瓷脸盆，盆沿磕掉一大块瓷，里头的土冻得硬邦邦，一棵老君子兰叶子耷拉着，旁边挤着三棵小苗，叶子都冻黄了边。
二婶把盆往知青点门口雪地上一墩，手往袖子里一揣：“向阳啊，二婶可跟你说清楚，这花要是冻死了，可不赖我。这玩意儿我养了十来年，一朵花都没开过，光长叶子不结果，跟你一样。”
孙建国在旁边“噗”一声笑了。
我蹲下去看那棵老苗。
叶片宽，短，叶脉凸起像一根根细棱，叶尖是圆的，不是尖的。
是“和尚”。
上辈子我回城后在报纸上看过那条新闻，说长春君子兰里最值钱的一个老品系叫“和尚”，是伪满皇宫花窖里流出来的，叶短、脉凸、尖圆。二叔那盆卖两万，报纸上还登过照片，我对着那照片看了半宿。
就是它。
“二婶，”我把盆抱起来，“这花以后是我的了，字据上写着呢。”
“拿走拿走，谁稀罕。”二婶翻了个白眼，“我回去正好腾个地方腌酸菜。”
我把盆抱进屋，在炕头离灶眼不远的地方垫了几块砖，把盆放上去。不能太热，不能太冷，不能直接挨着炕。
我用温水一点一点把冻土化开，把那几棵小苗分出来，找了几个罐头瓶子一棵一棵栽好。
孙建国趴在炕上看了半天，忍不住说：“周向阳，你是不是被冻出毛病了？人家拿名额换前程，你拿名额换媳妇……换花。”
“建国，你信不信，这一盆花，以后能换你家三间房。”
“我信你个鬼，”孙建国翻了个身，“你要能用这花换三间房，我管你叫爹。”
“这话我记住了。”
晚上我拿那二百块给家里写了封信，钱寄回去一百五。
信里我只写了三件事。
一，名额是我自愿让的，爸妈别跟二叔置气，更别去他家要任何东西。
二，我爹腿脚要当心，下雪天别出门，二叔家的台阶一步都不许上。
三，妈的胃病得去医院看，钱我寄回去了，必须花。
写完信，我坐在炕上发了半天呆。
上辈子我一直觉得自己命不好。现在想想，哪是命不好，是我傻，眼睛只盯着脚底下那一亩三分地，别人往前看十步，我只看半步。
这一回，我知道往后十年会发生什么。
我知道明年知青就能大批返城，顶职名额根本没那么金贵。
我知道一九八一年开始，长春人会疯了一样养君子兰，一颗种子能卖几块，一棵苗能卖几百。
我知道一九八四年，一盆好兰能卖到上万，甚至有人拿一盆花换一辆上海牌小轿车。
我更知道，一九八五年夏天，这股疯劲儿会一夜之间全塌了。
一盆花，从天上摔到地下，摔得粉碎。
开春的时候，那盆“和尚”开花了。
橘红色的花，一簇十几朵，挤在知青点漏风的窗台底下，红得扎眼。
沈秋禾路过的时候停了一下。她是上海来的知青，平时话少，在屯小学代课，戴一副断了腿用线绑着的眼镜。
“真好看。”她说。
“你喜欢？等结了籽，我送你几颗。”
她看了我一眼，耳朵有点红：“一盆花的籽，有什么好送的。”
“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拿根鸡毛，小心翼翼地给那盆花一朵一朵点粉。孙建国在旁边看得直咂嘴：“你看看，你看看，大老爷们儿给花接生，你说你这辈子还能有啥出息。”
【3】
一九八零年秋天，知青返城的政策下来了。
整个靠山屯知青点炸了锅，哭的哭笑的笑，有人抱着大队长的老黄狗嚎了半宿。
孙建国收拾行李的时候专门过来看我那堆罐头瓶子，一共二十七个，里头全是绿油油的君子兰小苗。
“你真要把这玩意儿全带回去？”
“嗯。”
“火车上不让带这么多吧？”
“所以你帮我扛一半。”
“凭啥？”
“凭你回城以后要叫我爹。”
孙建国骂骂咧咧，到底还是帮我扛了一箱子。
回长春那天下着小雨。我妈在站台上看见我，一把抱住我就哭，我爹站在后头，拄着根拐棍，其实他腿没事，拐棍是他嫌站台滑临时借的。
我一下就踏实了。
腿好好的。妈也好好的，脸上胖了点，信里说胃病看了，吃了半年药，好多了。
“你这孩子，”我妈抹着眼泪看我身后那两大箱罐头瓶子，“你咋还背回来一堆咸菜？”
“妈，这不是咸菜，是钱。”
我爹在后头“哼”了一声：“屯里待傻了。”
回家第三天，二叔就来了。
他是专门来显摆的。周耀祖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工装，胸口别着长春第二机械厂的厂徽，往我家门口一站，那腰板挺得跟电线杆子似的。
“哥，回来啦？”周耀祖上下打量我，“听说你没分配工作啊？待业青年？”
“嗯。”
“哎呀，”二叔一拍大腿，脸上全是幸灾乐祸，“那可咋整，现在待业的人可多了去了。要不这么着，耀祖，你去跟你们车间主任说说，看看厂门口那个看自行车的活还要不要人。”
“爸，人家看自行车也得要关系，”周耀祖笑嘻嘻的，“不过我哥要是求我，我去说说也行。”
我爹脸都青了。
我把我爹按住，笑着说：“不用了，我有活。”
“啥活？”
我指了指窗台上那一排罐头瓶子。
二叔愣了两秒，然后“哈哈哈”笑得直拍桌子：“我说大侄儿啊，你是真在屯里待傻了！就这破韭菜，你二婶腌酸菜都嫌它占地方！你拿它当营生？”
周耀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哥，你要饿了跟我说，我请你吃顿饺子，别拿这玩意儿糊弄我叔我婶。”
二叔走的时候还回头补了一刀：“向阳啊，人这辈子，命不一样，你得认。”
这句话，跟上辈子一模一样。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背影，心想：这回该认的人，可不是我。
那年冬天，我在南湖公园边上的自由市场摆了个摊。
一块木板，几个罐头瓶子，一张硬纸壳上用毛笔写着：君子兰和尚系，种子一元一粒，苗子面议。
第一天，一粒都没卖出去。
第二天，有个戴毡帽的老头蹲下来看了半天，拿起一棵苗翻来覆去地瞅叶脉，瞅完了抬头问我：“小伙子，这真是和尚？”
“您看叶子。”
老头看了半天，掏出十块钱买了十粒种子。
第三天，老头带了俩人来，一人买了二十粒。
第一个月，我卖了二百多块钱。
我把钱往我妈手里一塞，我妈拿着那沓钱，手抖得跟筛糠似的，半天才憋出一句：“儿啊，你没干啥犯法的事吧？”
我爹在旁边一言不发，拿起一棵苗，凑到台灯底下看了足足十分钟。
最后他说：“这玩意儿，咋浇水？”
【4】
一九八二年开春，君子兰的行情像被人点了一把火。
长春街头巷尾全在说这个。公交车上俩老太太吵架，一个说你家那盆是“染厂”，一个说你那叫“油匠”，吵着吵着动了手。报纸上开始登君子兰的照片，工厂里工人上班不说生产了，凑一块就聊叶脉、聊亮度、聊谁家的苗出了“花脸”。
我那批苗长成了。
一棵三年生的“和尚”苗，从开春的八十块，到秋天涨到了三百。
我手里已经有一百多棵苗了，还有那盆老母本，叶片油亮，一年能结几十粒种子。
我没急着全卖。我只卖种子和小苗，大苗压着，老母本一根叶子都不让人碰。
那年冬天我家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邻居全挤到我家来看《霍元甲》。我妈给大伙倒茶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
二叔是在一个星期天上午闯进来的。
进门他就没废话，直奔窗台，看见那盆老兰，眼睛都直了。
“向阳，”他咽了口唾沫，“这盆花，是咱周家祖上传下来的。”
我差点笑出声：“二叔，这花是你从伪满老宅子垃圾堆里捡的，二婶说要拿盆腌酸菜。”
“那我捡的也是我的！”二叔脸红脖子粗，“我当初是借给你看两年，现在该还了！”
二婶跟在后头，一进门就开始哭：“哎呀我的老天爷啊，大侄子欺负人啊！拿我们家的宝贝不还啊！这日子没法过了啊！”
那嗓门，楼下修自行车的老王都跑上来看热闹。
楼道里一会儿就挤满了人。
“老周家这是咋了？”
“听说是为一盆君子兰。”
“啥品种啊？”
“说是和尚！”
“我的天，那得多少钱！”
二叔一看人多了，更来劲了，往门口一站，冲着楼道里的人喊：“大伙给评评理！这盆花是我家的，我侄子借去看，现在看着值钱了，昧着良心不还了！”
二婶坐在地上拍大腿：“我的花啊！我养了十几年的花啊！我天天给它浇水施肥，我拿它当亲儿子养啊！”
我爹气得浑身发抖。
我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字据。纸已经有点发黄了，上面二叔的字歪歪扭扭，红手印清清楚楚。
“二叔，你自己念，还是我帮你念？”
二叔一看那张纸，脸“唰”地白了。
我当着满楼道的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本人周德发，因儿子周耀祖待业，请求侄子周向阳将顶职名额让予周耀祖。补偿二百元，外加家中君子兰一盆及小苗三棵，钱货两清，日后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找后账。立字为据。”
念完，我把字据举起来，转一圈，让门口的人都看清楚。
“拿顶职名额换的，两个红手印，一个是我二叔，一个是我堂弟。”
楼道里安静了几秒。
修自行车的老王第一个开口：“哎呦，老周，你这可不地道啊。拿人家铁饭碗换了，现在又来要花？”
“就是啊，这叫啥？这叫又当又立！”
“人家向阳那时候在屯里遭罪，你们一家子跑去骗名额，现在又眼红人家花！”
“二婶，”我低头看着坐地上的马翠花，“你刚才说你拿它当亲儿子养？当初你送花的时候怎么说的？你说它光长叶子不结果，跟我一样。”
二婶的哭声戛然而止，像只被掐了脖子的鸭子。
二叔一把扯起二婶，脸涨成了猪肝色，丢下一句“你给我等着”，灰溜溜下楼了。
楼道里有人“嘿嘿”笑出了声。
我爹在我身后，低低说了一句：“痛快。”
【5】
二叔说“你给我等着”，那是真等着。
我太了解他了。上辈子他能把我爹从台阶上推下去，这辈子他就能干出更没底线的事。
所以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件事。
我去菜市场买了一把大葱。
长春冬天的大葱，葱白粗，葱叶宽，冻蔫了以后耷拉下来，在黑灯瞎火的地方乍一看，跟君子兰叶子也差不了多少。
我把那盆老“和尚”搬到我爹妈屋里，锁进大衣柜旁边的角落。然后找了个一模一样的花盆，填上土，把大葱一根根插进去，修剪得整整齐齐，摆在窗台上。
我妈看我忙活半宿，问我：“儿啊，你这是干啥？”
“钓鱼。”
第四天夜里，鱼上钩了。
后半夜两点多，楼下传来“咔嚓”一声，有人拿螺丝刀撬我家一楼的窗户。
我躺在床上没动，听着窗户被推开，一个黑影爬进来，抱起窗台上那盆“花”，又顺着窗户爬出去。
外面有人压着嗓子说：“快快快，爸，拿到没？”
“拿到了！走！”
是周耀祖的声音。
我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南湖自由市场。
周耀祖穿着他那身机械厂工装，抱着一个花盆，盆上面蒙着块红布，往君子兰市场最显眼的地方一站，扯着嗓子喊：“和尚！正宗和尚老母本！伪满皇宫里出来的！五千块！谁要！”
五千块，在一九八三年，够买一套小平房了。
市场里的人“呼啦”一下全围过来了。
我早就站在人群里了，旁边还带着孙建国。孙建国回城后分到了汽水厂，今天专门请了假来看热闹。
“真是和尚？”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挤到前头，“掀开看看。”
“看！随便看！”周耀祖得意洋洋，一把扯掉红布。
红布底下，一盆大葱，冻得蔫头耷脑，葱叶子上还挂着一层白霜。
市场里安静了大概三秒。
然后，炸了。
“我的妈呀！大葱！”
“这叫和尚？这叫葱和尚！”
“五千块一盆大葱，你家葱是皇上种的啊！”
“小伙子，你这品种我知道，叫山东章丘大和尚！”
笑声一浪高过一浪，有人笑得直不起腰，有人笑得把手里的苗都摔了。
周耀祖的脸先是白，然后红，然后紫，跟变色龙似的，抱着那盆大葱站在那儿，手足无措。
“不可能！不可能！”他使劲扒拉那几根葱，“这明明是……这明明是我昨晚上从……”
他说到一半，猛地闭嘴了。
可已经晚了。
“昨晚上从哪儿？”我从人群里走出来，笑眯眯地看着他，“耀祖，我家窗户昨晚被人撬了，窗台上一盆葱丢了。你说巧不巧，你这盆葱，跟我家那盆，长得一模一样。”
周耀祖的嘴唇直哆嗦。
孙建国在旁边补刀：“哎呀，这不是机械厂的工人同志吗？胸口还别着厂徽呢。一个国营厂的工人，大半夜撬人窗户偷大葱，这事要是传到你们厂里，啧啧。”
周耀祖“嗷”一嗓子，抱着那盆葱挤出人群，跑得比兔子还快，跑到一半，盆掉地上摔碎了，葱撒了一地，他也顾不上捡。
后来那一整年，南湖市场都流传着一个外号：“葱和尚”。
周耀祖去厂里上班，车间里有人看见他就喊：“和尚来了！”
他们车间主任在全厂大会上点名批评，说个别青年工人思想作风有问题，夜里不睡觉，跑去研究园艺。
全场哄堂大笑。
那天晚上，孙建国跑我家来，进门就冲我抱拳：“向阳，你牛。”
“叫爹。”
“滚。”
【6】
一九八四年，长春彻底疯了。
君子兰从一盆几百，涨到一盆几千，再涨到一盆上万。街上开始出现“君子兰交易所”，有人拿一盆花换了一套楼房，有人拿两盆花换了一辆进口小轿车，报纸上登着某某工人卖花成了万元户，戴着大红花上台讲话。
厂里的工人请病假回家伺候花，单位开会都凑不齐人。有人家里把暖气片拆了改成花架，有人抱着花盆睡觉，怕半夜冻着。
我家已经换了房子，是我用卖苗的钱买的一套带院子的平房，院子里搭了个暖棚。
我手里有将近三百盆大小君子兰，那盆老“和尚”放在最里头，我爹天天拿小手电照着它看，比看我还亲。
那年夏天，晚报记者来采访我，我坐在暖棚里，旁边站着我爹妈。照片登出来，标题叫：《下乡知青返城创业，三年成为君子兰大户》。
我妈把那张报纸剪下来，用玻璃框裱上，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报纸登出来第二天，家里来了一屋子亲戚。
三姨、四舅、大姑家的表哥，还有好些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远房。上辈子我回城那年，这些人见了我就跟见了瘟神一样，生怕我开口借钱。
这回，三姨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哎呦我们向阳出息了！三姨从小就说你有出息！”
我笑笑：“三姨，我记得我八岁那年去你家，你给耀祖吃鸡蛋，让我在门口站着。”
三姨的笑脸当场僵住。
四舅比较直接，进门就说：“向阳，四舅想买两盆，你给四舅打个折。”
“四舅，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给他倒了杯茶，“现在别买了。”
“为啥？”
“太高了。这东西就是一盆花，它不能吃不能穿，现在大伙抢着买，是因为都觉得还能涨。哪天大伙不觉得了，它就啥也不是。”
四舅愣了半天，然后拍着大腿笑：“你这孩子，你自己赚够了，就不让别人赚了？”
我没再说话。
该说的我说了，听不听是他的事。
那年秋天，沈秋禾从上海来长春了。
她返城后在上海一所小学教书，这两年一直跟我通信。她信里说她们学校有个老师也在养君子兰，把家里攒了十年的钱全拿出来买了两盆。
我回信只写了一句话：让他卖了，越快越好。
她来长春那天，我去火车站接她。她还是戴着那副眼镜，只不过换了副新的，腿没断了。
“你那盆花，”她站在暖棚里，看着那盆老“和尚”，“现在值多少钱？”
“有人出过八万。”
她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差点撞翻一排花。
“那你还不卖？”
“卖，”我说，“过完年就卖。全卖。”
“为什么是过完年？”
“因为明年夏天，它们就不值钱了。”
她看了我很久，说：“周向阳，你这个人，说话总像是知道以后的事。”
“我要是说我真知道呢？”
“那我就信。”她推了推眼镜，“反正你当年说送我种子，后来那几颗种子我卖了，买了一台缝纫机。”
我笑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上辈子我错过的，不只是一个风口。
【7】
一九八五年春节一过，我开始出货。
不急不慢，每天卖几盆，先卖中等的，再卖大的。买家排着队来，有人从沈阳来，有人从哈尔滨来，还有人从北京坐了一宿火车，揣着一兜子钱，见了我就喊“周老板”。
到四月底，我手里只剩下那盆老“和尚”，还有十几盆品相一般的。
存折上的数字，后面跟了五个零。
我爹拿着存折，手抖得跟当年我妈拿那二百块钱时一模一样。他看了半天，抬头问我：“儿啊，这是多少个零？”
“爸，你别数了，你数不过来。”
就在这时候，二叔又来了。
这回他没带二婶，也没哭。他是带着周耀祖，揣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布包，进门就把布包往桌子上一放。
“向阳，你那盆老和尚，我要了。”
我差点把茶喷出来。
“二叔，你知道现在多少钱吗？”
“知道，八万。”二叔咬着牙，“我凑了。”
我看了一眼那个布包。
“二叔，这钱哪来的？”
周耀祖在旁边抢着说：“我把厂里的工作卖了！卖了八千！我爸把房子抵押出去了，又跟亲戚借了一圈，凑齐了！”
我愣住了。
周耀祖把他的顶职名额卖了。
那是我当年拿二百块钱和一盆花换给他的铁饭碗，他自己亲手卖了，就为了买回这盆花。
“二叔，”我深吸一口气，“我最后说一次，别买。君子兰马上要跌。”
“跌？”二叔冷笑一声，“你骗鬼呢？现在满大街都说要涨到二十万！你自己全卖了，就剩这一盆，你就是想留着自己发财！”
“对！”周耀祖眼珠子都红了，“哥，你当年骗我家这盆花，现在你还想独吞？你凭什么！这花本来就是我家的！”
“这花，”我一字一顿，“是你们拿去换名额的。”
“我不管！”二叔一拍桌子，“今天这盆花，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不然我就去你家门口天天闹，让全长春的人都知道你周向阳六亲不认！”
我爹在旁边气得直哆嗦，想说话，被我按住了。
我盯着二叔看了很久。
上辈子，这个人把我爹推下台阶的时候，也是这副嘴脸。
“行。”我说。
二叔一愣。
“八万，我卖给你。”我从抽屉里拿出纸笔，“不过二叔，还是老规矩，写字据。”
“写！写啥都行！”
“本人周德发，自愿以八万元购买周向阳君子兰一盆。周向阳已三次告知行情有风险，本人坚持购买，盈亏自负，日后无论价格涨跌，绝不找后账，绝不上门纠缠。”
我写完，把纸推过去。
二叔看都没看，拿起笔就签，周耀祖抢着按了手印。
我让我爹和孙建国在旁边当见证人，也签了名。
二叔抱着那盆老“和尚”出门的时候，回头冲我笑了一下。
那笑容我太熟悉了。上辈子他在饭桌上说“人这辈子命不一样，你得认”的时候，就是这个笑。
“向阳，”他说，“二叔这回，要比你发得大。”
“二叔，”我也笑了，“那盆花，你可得抱紧了。”
【8】
六月初，长春下了一场大雨。
雨停之后，君子兰的价格开始往下走。
一开始没人当回事，有人说是雨季，有人说是有人在故意压价。可一个星期之后，价格腰斩。又过了一个星期，报纸上开始登文章，说要整顿君子兰市场，说不能让一盆花扰乱经济秩序。
那篇文章一出来，整个市场像被人抽了一鞭子。
所有人都在卖，没有人在买。
一盆上个月还卖两万的“染厂”，现在两千都没人要。一盆“油匠”，从一万五直接跌到八百。南湖市场上，到处是蹲在地上抱着花盆发呆的人，有人哭，有人骂，有个中年男人把一盆花狠狠摔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后坐在那堆碎土里号啕大哭。
到七月底，一盆普通君子兰，三块钱。
真成了白菜价。
二叔那盆老“和尚”，有人出过价，八百。
二叔没卖，他觉得还能涨回来。
到八月，八百变成了三百。
到九月，三百都没人要了。
那天下午，我家院门被人“砰砰砰”砸得山响。
我开门，二叔站在门口，头发全白了一半，眼窝深陷，手里抱着那盆花。二婶跟在后头，眼睛肿得跟桃子一样。周耀祖站在最后，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背心，胸口那枚机械厂的厂徽早就没了。
“向阳，”二叔声音沙哑，“这盆花，你退给我。八万，你还我。”
“二叔，你签过字据。”
“我不管什么字据！”二叔突然吼起来，“你知道它会跌！你明明知道！你故意坑我！我是你亲二叔啊！”
二婶“扑通”一声坐在我家门口，开始拍大腿：“杀人了啊！亲侄子坑亲叔叔啊！我们家房子没了啊！耀祖工作没了啊！我们一家子要上街要饭了啊！”
街坊又围上来了。
这回我没急着掏字据，而是先回屋端了一个板凳出来，往门口一坐。
“二叔，咱就当着街坊的面，把账算清楚。”
我竖起一根手指：“第一回，我跟四舅说别买，你在场，你说我自己赚够了不让别人赚。”
又竖起一根：“第二回，你上门来买花，我说别买，君子兰要跌。”
第三根：“第三回，我写进字据里了，白纸黑字，三次告知风险，盈亏自负。我爹签了名，孙建国签了名，你签了名，耀祖按了手印。”
我站起来，看着二叔：“二叔，我拦了你三回。你一回都没听，你说我想独吞。现在跌了，你说我坑你？”
人群里有人开口了。
“就是啊，这事我知道，向阳那时候到处跟人说别买，我还以为他傻呢。”
“我家老二就是听向阳的，过年就把花卖了，要不然现在也得哭。”
“老周啊，你当年骗人家名额，后来偷人家花，现在又来讹钱，你这一家子是吃人不吐骨头啊。”
“葱和尚他爸！”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人群里“轰”地笑了。
周耀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冲上来就想揪我领子。
孙建国从人群里挤出来，一把把他推开：“干啥？还想动手？你忘了你爸当年怎么推人下台阶的？今天你敢动一下，我立马去派出所报案，入室盗窃的事儿一起算！”
周耀祖僵住了。
二叔抱着那盆花，站在我家门口，浑身发抖。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向阳……二叔求你了……”
上辈子我爹也这样求过他。
那天我爹站在二叔家门口的六级台阶上，说“德发，那五百块钱，我们家真等着用”。
二叔推他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
“二叔，”我说，“人这辈子，命不一样，你得认。”
二叔愣在那儿，像是被雷劈了。
我转身进屋，“砰”地关上了门。
【9】
君子兰塌了之后，长春很多人这辈子都没缓过来。
但我早就不在这个坑里了。
那年秋天，我用手里的钱，在重庆路上买下了两间门市房。那时候重庆路还不算多热闹，可我知道，再过几年，这里会是全长春最贵的一条街。
我又干了一件更大的事。
长春第二机械厂，也就是周耀祖当年顶职进去的那个厂，那年效益不行了。厂里有个下属的配件分厂，常年亏损，工人发不出工资，厂领导急得天天开会，最后决定对外承包。
我去了。
承包会那天，会议室里坐了一屋子人，大部分是厂里的老干部和几个想来捞好处的关系户。我穿着一件普通的蓝夹克走进去，有人认出了我：“那不是报纸上那个养君子兰的吗？”
“养花的懂啥机械啊？”
“就是，来凑热闹的吧。”
我没说话，把承包方案往桌上一放，又把银行存款证明往桌上一放。
会议室里安静了。
厂长拿起那张存款证明，看了三遍，又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再看了一遍。
“周……周同志，你这个，真的？”
“真的。”
我承包了配件分厂。
第一件事，我把车间里那些占着位置不干活的关系户清走了一半。第二件事，我把剩下的工人工资先补齐了，一分不欠。第三件事，我拉着厂里的技术员跑了一趟南方，看人家怎么做摩托车配件。
那年代，摩托车刚开始在南方流行，配件奇缺。我们厂有机床有技术，就缺一个人带路。
半年之后，配件分厂扭亏为盈。
一年之后，月产值翻了五倍。
工人们开始叫我“周厂长”。
孙建国从汽水厂辞职，跑来给我当副手。他进门第一句话就是：“爹，我来了。”
我差点被茶呛死：“你还真叫啊？”
“我说话算话，”孙建国理直气壮，“再说了，叫你爹，你得管我饭。”
一九八七年开春，厂门口来了个人。
是周耀祖。
他瘦了一大圈，穿着一件旧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他在厂门口来来回回走了三趟，才敢进门卫室。
门卫打电话上来：“周厂长，有个人说是你堂弟，想找份活。”
我下楼的时候，周耀祖正蹲在门卫室墙根底下，看见我，“噌”地站起来，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哥……”
“什么事？”
“我……我想来厂里干活，啥都行。”他低着头，“我家房子被银行收了，我爸我妈现在住在我姥姥家的偏房里，我爸天天喝酒，我妈天天哭……哥，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哥，”周耀祖眼圈红了，“当年是我混蛋，我不该跟你抢名额，不该偷你的花，不该……”
“行了。”我打断他，“厂门口有个活，你干不干？”
“干！啥活我都干！”
“看自行车。”
周耀祖愣住了。
我想起七年前，他站在我家门口，穿着那身崭新的机械厂工装，笑嘻嘻地说：“哥，你要是求我，我给你在厂门口找个看自行车的活。”
现在，这个活，是我给他的。
周耀祖嘴唇抖了好几下，最后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干。”
“一个月三十块，干得好，年底有奖金。干不好，滚蛋。”
“知道了，哥。”
“在厂里叫我周厂长。”
周耀祖的头埋得更低了：“知道了，周厂长。”
孙建国站在我身后，憋笑憋得浑身发抖，等周耀祖走远了，他终于没忍住：“向阳，你这招太损了。”
“这叫物归原主。”我说，“当年他许给我的活，我原样还给他。”
【10】
一九八八年秋天，我和沈秋禾结婚了。
婚礼办在重庆路上一家新开的饭店，就在我那两间门市房旁边。那两间房，现在租给了一家卖电器的，一年的租金，比当年一个工人十年的工资还多。
婚礼那天，来了很多人。
厂里的工人，街坊邻居，知青点的老伙计，还有那些前几年见了我就躲的亲戚。
三姨来了，送了一对枕巾，进门就拉着秋禾的手说：“哎呀我们向阳从小就有出息，我早就看出来了。”
秋禾笑着说：“三姨，我听向阳说，他八岁那年在您家门口站了一下午。”
三姨的脸又僵了。
我在旁边差点笑出声。
四舅也来了，喝了两杯酒，拉着我的手说：“向阳啊，当年要是听你的就好了，四舅那两盆花，赔进去三千多。”
“四舅，没事，”我给他倒酒，“吃一堑长一智。”
我爹穿着一身新中山装，坐在主桌上，腰板挺得笔直。他的腿好好的，走路一点都不瘸。我妈坐在他旁边，脸色红润，一个劲儿给秋禾夹菜。
婚礼进行到一半，饭店门口突然一阵骚动。
我出去一看，是二叔。
他站在饭店门口的台阶底下，手里抱着一盆花，穿着一件旧军大衣，胡子拉碴，整个人老了十岁不止。
门口的服务员拦着他不让进。
“我找我侄子，”二叔声音沙哑，“今天他结婚，我来送礼。”
我走过去，看见他怀里那盆花。
是那盆老“和尚”。
三年了，它还活着，叶子没有当年那么油亮了，有几片叶尖发黄，可叶脉还是凸的，叶尖还是圆的。
“向阳，”二叔看着我，眼神浑浊，“这盆花，我一直没舍得扔。你二婶好几次要拿盆去腌酸菜，我都没让。今天你结婚，二叔……二叔把它送给你。”
周围的宾客都围过来看热闹。
我低头看着那盆花，又抬头看着二叔。
他是在等我心软。
等我说“二叔，进来喝杯酒”，等我说“二叔，过去的事就算了”，等我说“二叔，你缺钱就跟我说”。
上辈子我可能会。
上辈子我爹被他推下台阶以后，逢年过节还是带着我去他家拜年，坐在他家饭桌上，听他说“人这辈子命不一样”。
我从兜里掏出一块钱，塞进他手里。
“二叔，现在君子兰市价三块一盆，你这盆品相差点，我给你一块，不用找了。”
二叔愣住了。
我伸手把那盆花从他怀里接过来，转身递给身后的孙建国：“建国，拿回去，放暖棚最里头，跟我爹说一声，老伙计回来了。”
“得嘞！”孙建国抱着花，乐呵呵地走了。
二叔站在台阶底下，手里攥着那一块钱，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二叔，”我说，“这花，当年你拿它换走了我的名额。后来你拿八万块钱把它买回去。今天你又把它送回来，我给你一块钱。”
“咱俩这笔账，到今天，算清了。”
“往后你家的事，跟我没关系。我家的事，也跟你没关系。”
我转身往饭店里走，走到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
“对了二叔，饭店门口这台阶，一共六级，你下的时候慢点，别摔着。”
二叔的脸，“唰”一下白得像纸。
我没再看他，走进饭店，大厅里灯火通明，秋禾穿着红色的嫁衣站在主桌边上，笑着朝我招手。
我爹举着酒杯，站起来，冲全场的人说：“今天我儿子结婚，我周德厚这辈子，没啥遗憾了！”
全场鼓掌。
孙建国从后门跑回来，凑到我耳边：“爹，那盆花我放好了。”
“大喜的日子，别叫爹。”
“那叫啥？”
“叫周厂长。”
“得嘞，周厂长。”孙建国端起酒杯，“敬你一杯，敬那盆葱和尚。”
我笑着跟他碰杯。
窗外，一九八八年的长春，霓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重庆路上的电器行门口挤满了人，在看一台新到的二十一寸彩电。远处工地上的塔吊转着，一栋栋新楼正在往上长。
上辈子，这些热闹都跟我没关系。
这辈子，每一盏灯，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盆老“和尚”在我家暖棚里又活了很多年。第二年开春，它开了一簇橘红色的花，十几朵挤在一块，红得扎眼。
我爹蹲在暖棚里，拿着小手电，看了一下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