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先生把那张纸推到我面前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画个押。”
纸上四行字，都是印好的套话。只有一句我看得清：生死各安，与医馆无涉。
“画了就救？”
“画了我才敢救。”
我画了。
床上那个人，我连他姓什么，都是那天下午才知道的。
那一夜我在存济堂门外的石阶上坐了十个钟头。门开过五趟，每趟缝里的光漏出来一点，落在我的鞋尖上。
天亮的时候，他活了。
也是天亮的时候，他女人来了。
她看了我一眼，先问的是：“你是谁？”
1、
一声响。
像有人把一口缸砸在青石板上。
我刚从米行后门出来，手里还捏着半本流水账，纸角被汗浸软了。申时末，日头压在屋脊上，街上正是收摊的时候。
我转过头，后门那边已经围上了人。
我挤进去。地上的人还在抽，一条腿折在身子底下，膝盖朝反的一边歪。两袋米摔开了，白的撒在青石板上，混着血，被来来去去的脚踩成一片脏红。
跳板断成两截。一截还搭在车板上，一截掉在地上，断口朝上。
我先看的不是他的脸。
我看的是他的左耳。
耳后一道疤，从耳根斜下去，一寸半长，颜色比脸上的皮浅。
三年了。
民国十四年四月，双林河埠头。我从姨母家出来，走错了路，一脚踩在长满青苔的石阶上。水不深，可我那天在河边洗过一上午的衣裳，腿抽了筋，人往下沉。有人从背后下来，一只手顶住我的腰，把我往石阶上推。我抓住了石阶的边。
他上来的时候，左耳在流血，血顺着脖子流进领口，把那件灰布褂子染了一小片。
我吐了水，站起来，跑了。
跑到巷口我才想起来，没问他姓什么。后来我回去找过两回，河埠头的人都说不上来，只说每年都有外乡人从这里过。
我认不出他的脸。三年前我只看了他一眼，看的是他耳朵上的血。
“别动别动，动了更糟。”身后有人说。
我回头，是个挎菜篮的老太太。
“不动他就死在这儿。”我说。
老太太往后退了半步，退到人圈外头去了。
米行后门开了。掌柜陈德山出来，手里还拿着账本。他看了一眼地上，先看的是米。
“两袋都撒了？”
“跳板断了。”旁边有人说。
“这跳板用了五年，谁让他两袋一起上。”陈德山把账本合上，“一个人挑一百六十斤，跳板不断才怪。”
我蹲下去看断口。
断口里面是黑的。外面一层还好好的，里头朽成了絮，一捻就掉，指头上留一层黑末。
我站起来。
“掌柜的，这跳板里面朽了。”
陈德山看了我一眼。
“邵棠，你是米行的人。”
就这一句。
我爹三年前死的，他那个位子陈德山给了我，工钱减了一半，一个月四块五。这句话的意思我听得懂：我的饭碗在他手里，我爹的棺材也是他赊的。
我张了张嘴，没再说。
他转头叫伙计：“把跳板抬进去。”
两个伙计过来，一人一头，把两截跳板抬起来。我想说别抬，那两个字卡在喉咙里，没出来。
“抬进去，别挡着街。”陈德山说。
我跟了两步。
“你今天的账记完了？”
我停住。
地上的人忽然喘了一口气，很响，像风从破风箱里过。
“他还活着。”我说。
没人动。
我看了一圈。人不少，站得都不近。卖梨的把担子搁在肩上没卸，眼睛看着别处。两个在码头等活的挑夫站在人圈外头，其中一个我认得，姓吴，人都叫他吴老四。
“吴老四。”我说，“帮我抬个人，到存济堂，半里路。”
吴老四看了看地上的人，又看了看我。
“两角。”
“四角，你们两个人。”
吴老四把扁担从肩上卸下来，朝另一个挑夫抬了抬下巴。
没有门板。他们从墙根下抽了一张破席子，两根扁担穿过席边，把人抬上去。人一上去，席子就往下坠，中间凹成一个月牙。
“慢点。”我说。
“慢不了。”吴老四说，“血这么流，慢走也是死，快走也是死。”
“那就快走。”
过石桥的时候，他吐了一口，吐在我袖子上。热的。我没停。
血从席子缝里滴下来，一滴一滴，滴到石桥那头。
吴老四在后面说：“姑娘，这人怕是不行了。”
“走快点。”
存济堂的门脸不大，两扇黑漆木门，门楣上一块匾，字被烟熏得发黑。柜台后头点着一盏美孚灯，灯罩上有一圈焦黄。
柜台后头坐着的人抬起头。
严松亭，五十七岁，在这条街上坐了三十年的堂。
他先看席子，再看人，最后看我。
“抬后院。”
2、
后院厢房比前堂暗。童小满端着一盆水进来，水晃出来一半，泼在门槛上。他十六岁，在存济堂第二年，见人先低头。
严松亭把人的衣裳剪开。
从左肋往下按。按到第三处，床上的人身子一弹，喉咙里滚出一声。
“这儿疼？”
人没答。
他又按了一处，手指停住，往旁边挪了半寸，再按。
“肋断了两根。”他直起腰，“里头出了血。腿是折的，折在小腿，不在膝上。”
“能治吗？”
“药能吊住气。”他把手上的血在布巾上擦了两下，“吊不吊得过今夜，看他自己。”
“他家里人呢？”
“不知道。”
“不知道就去问。”
童小满放下盆就出去了。
严松亭把袖子挽到肘上，捏住那条断腿的两头。
“按住他的肩。”
童小满还没回来。我过去按住。
“按这儿。”他抬了抬下巴，指的是膝盖上头一点的地方，“按死了，别松。”
我按下去。
他把骨头往回送。有一声，不响，闷在肉里，从我两只手上传过来。床上的人没醒，喉咙里滚出一声，很长。
我按了很久，手心里全是汗，汗混着他腿上的血，滑。严松亭拿两块薄板夹住，用布条一道道缠，缠到第六道才停。
“好了。”
我松开手，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一刻钟后童小满回来，站在门边，不敢往里走。
“街上只晓得他姓韩，在码头挑脚，人都叫他韩师傅，双林过来的，后来在这边娶了亲。”他咽了口唾沫，“住西栅韩家弄。我去看了，门锁着。隔壁老婆婆说，他女人带着孩子回双林娘家了，走了三天，说今天回来。”
“今天什么时候？”严松亭问。
“老婆婆说不上来。上半天还是下半天，她也不晓得。”
严松亭没说话。他把剪下来的破衣裳团起来，扔进墙角的筐里。
“那就等不得。”
门房那边有人咳了一声。吴老四和另一个挑夫蹲在门房的长凳上等脚钱。
严松亭走出去，站在他们面前。
“你们谁认得他家里人？”
“不认得。”吴老四说，“码头上的，一天见三回，谁问他家里。”
“那你们谁肯给他画个押？”
吴老四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
“先生，我们只是抬脚的。”
另一个挑夫已经往门外退了半步，手扶在门框上。
“画了押，人死了，家里人不找你们。”严松亭说，“这话我写在纸上。”
“不找也不画。”吴老四说，“先生，我家里也有老婆孩子。”
严松亭没再问。我把四个角子放在长凳上。吴老四拿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门，脚步很快。
我站在厢房门口，把那四个角子的事看清楚了：抬人的钱是我出的，可他们连一张纸都不肯按。
严松亭回到柜台后头，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印好的纸，铺平。
“救是要救。”他在灯下洗手，水很快变成淡红，“危重的人，要家属画押，我才下重药。”
“为什么？”
“人死了，家里人来闹，说我用错了药。”他把手从水里提出来，水珠掉回盆里，“我赔不起。这条街上，我坐了三十年，抬出去十七个，来闹过的我数得清。”
“不画呢？”
“灌一碗独参汤，抬到门房，听天由命。”
我看了一眼床上的人。他的胸口在动，很浅，一起一伏之间隔得太久。
“我画。”
严松亭转过头来。
“你是他什么人？”
我张了张嘴。
“我是……”
“他爹？他娘？他女人？他兄弟？”
“都不是。”
“那画了也不算。”
他把笔搁回笔架上。笔搁上去的时候磕了一声，很轻。
“那谁能画？”
“他的亲人。”
“他的亲人明天才来。”
“那就明天再说。”
“他活不到明天。”
严松亭看着我。灯芯爆了一下，火苗歪了歪，又直起来。
“你要画，就写清楚你是他什么人。”他说，“写不清，我不收。”
我在米行记账，会写字。笔拿在手里是熟的。
纸摊在柜台上，最下面一栏四个字：与病人何亲。
我想了很久。
恩人？不是。他救过我，我不是他的恩人。
债户？也不是。我欠他的不是钱。
邻居？我住东栅，他住西街，中间隔着一条河一道桥。
我写下了一个字。
邻。
严松亭低头看了一眼。
“你住哪一条？”
“东栅。”
“东栅不算西街的邻。”
“远邻也是邻。”
他看了我一会儿，久到我以为他要把纸推回来。
“纸上有个字，我就能下药。”他把纸对折，收进柜台底下，“字是谁写的，我不管。”
“按手印。”
我按了。印泥是湿的，按下去，指尖凉。
“诊金一元二，药三剂一元二，接骨六角，夜里看护两角。”严松亭报得很平，“三块二。”
我把布袋摸出来，倒在柜台上。
一块八。布袋里本来有两块二，四角给了抬脚的。这一块八，我攒了半年。
“差一块四。”
我把左手的镯子摘下来。银的，我娘留下的，戴了七年，内圈磨得发亮。
“这镯子值两块。”
严松亭没接。
“押一块四。一个月内来赎，过了月，归柜上。”
“一个月。”我重复了一遍。
“一个月。”
童小满去写押条。他写字的时候舌头抵着下唇，写得很慢。写完吹了吹，递给我。
银镯一只，押洋一块四角。底下是日子。
“收好。”他小声说。
我把押条折起来，塞进怀里。
药是童小满熬的。我跟着进了后院，站在灶房门口看。药味冲上来，苦得人舌根发紧。
“你在外头等。”严松亭说。
门从里面关上一半。
我退出来，坐在门外的石阶上。
石阶是凉的。
3、
二更的梆子过去没多久，门开了一条缝。
严松亭端着一只碗出来，碗里是黑的。他没看我，把碗递给身后的童小满。
“灌。一点一点灌，别呛着。”
“先生。”我说。
“吐了血再来叫我。”
他进去了。
过了半炷香的工夫，里头一阵乱，童小满端着一只铜盆跑出来，盆里的水是红的，跑得太急，泼在门槛上。
严松亭跟着出来，站在门口看了一眼盆。
“吐出来好。”
“吐血还好？”我站起来。
“吐出来的是胃里的。憋在里头，才是坏。”他把袖子往上撸了撸，又进去了。
门没关严，留着一条两指宽的缝。
子时前后，里头开始说话。
先是含含糊糊的，像跟谁争。后来清楚起来。
“跳板断了。”
停一会儿。
“跳板断了。”
又停一会儿。
“跳板断了。”
三遍。一遍比一遍轻。
我把耳朵贴在门缝上。
童小满端着一盆水出来，看见我这样，脚步停了。
“他说的什么，你听见了？”我问他。
“听见了。”
“你记着。”
“记这个做什么？”
“记着。”
童小满看着我，点了一下头。他没拿笔。他端着盆从我身边过去，水晃出来，泼在我鞋面上。
丑时，药碗空了。童小满说第二剂该下了，可这一剂下不下，得先生点头。
我去敲前堂的门。
敲了三下，里头才有动静。
严松亭开门的时候披着一件夹袄，头发散着，眼睛却是醒的。
“药尽了。”
“我知道。”他让开半步，让我进门，“你坐了一夜了。”
“嗯。”
他在柜台后头抓药，一味一味地称，戥子的小盘子在他手里很稳。
“他到底是你什么人？”
“他救过我。”
戥子停了一下。
“他认得你吗？”
我看着柜台上的灯。
“不认得。”
“他连你姓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严松亭把药倒进纸包里，包好，用麻绳捆上。
“他不记得，就不算救过。”
他把药包推过来。
“拿去，三碗水煎一碗。火别大。”
门在我身后关上。
我拿着药包站了一会儿。这句话我想了一路，想到灶房门口也没想通。想不通，也不想再敲那扇门。
四更天，桥头馄饨摊的烟先起来了。
老板娘姓周，我在她摊上吃过三年早饭。她蹲在炉子前头吹火，火苗起来，照亮她半张脸。她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
“邵姑娘？你在这儿坐了一夜？”
“嗯。”
她看了看存济堂的门，又看了看我，没多问。过了一会儿，她端了一碗汤过来。
“没钱。”我说。
“汤不要钱。”她把碗塞到我手里，“趁热。”
汤是煮馄饨的水，上面浮着一点葱花。我两只手捧着，捧了很久才喝第一口。喝下去，胃里那块冷的地方化开一点。
寅时，里头忽然响动起来。
门被童小满从里面拉开，他的脸是白的。
“姐姐，你进来，先生叫你进来按住他。”
我进去的时候，床上的人在抽。牙关咬得很紧，脸烧得发红，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鼓着。
“按住肩，按死。”严松亭说。
我按下去。他的身子硬得像一块木头，从我手底下一下一下地弹。
“烧酒。”严松亭说，“擦胸口，擦手心脚心。”
童小满把酒坛抱过来。严松亭把酒倒在手心里，往他胸口上搓，搓得那一片皮都红了。
忽然，床上的人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抓得很紧。五个指头，一个不缺。
他睁开了眼。
眼睛是干的，眼白里全是红丝。他看着我，看了有一会儿。
“水。”
童小满舀了一勺，我送到他嘴边。他喝了两口，呛了一下，又喝了一口。
然后他的手松开了，眼睛也闭上了。
我手腕上留下五个印子。
“别松。”严松亭说，“还按着。”
我按到天快亮，两条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
卯时，他身上出了一层汗，先是额头，再是脖子，最后整个后背都湿了，衣裳贴在身上。那股烫人的热气一点点退下去。
严松亭把三根手指搭在他腕上，闭着眼，数了很久。
“过了。”
他把手收回来，看了我一眼。
“人过了今夜，就算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看这三天。”
我站起来，腿一软，扶住了床沿。
天亮了。
更夫老姚敲着梆子从街上过，看见我坐在门槛上，站住了。
“邵姑娘，你怎么在这儿？”
“老姚。”我说，“西栅韩家弄，姓韩的挑夫家，你去拍门，他女人要是回来了，叫她来。”
“他女人？”
“他摔了，在里头躺着。”
老姚看了看门里的灯，梆子往肩上一扛，走了。
周老板娘在收摊，把板凳一张张往车上摞。她走过来，把那只空碗收走。
“你这一夜，”她说，“明天怎么说清。”
4、
板车轱辘压在石板上，从西栅那头一路响过来。
我站在最下一级台阶上，看见车上坐着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只包袱，身边挤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车后头跟着一个年轻男人，短褂敞着，走路的时候肩膀一晃一晃。再后头是一个老太太，小脚，走得慢，一只手扶着墙。
板车停在存济堂门口。
女人从车上下来，先把孩子往身后一拨，然后抬头看我。
她的脸晒得很黑，眼角有几道细纹，头发抿得很紧。
“你是谁？”
“我姓邵。”我说，“邵棠。米行的。”
她没接这个话。她从车上拎下包袱，从我身边过去，进了门。
我跟进去一步，站在门里。
她走到床边，先看他的脸，再拿起他的手，翻过来看手心里那道旧茧。然后她抬起头，看屋里的人。
看严松亭，看童小满，最后看我。
“我是他女人。”她说，“我姓蔡。我在巷口碰见敲梆子的老姚，他说我男人躺在存济堂。”
年轻男人跟进来，站在她身后。
“姐，板车钱还没给。”
“阿宝，先把车掉个头。”她说，“一会儿要抬人。”
蔡阿宝出去了。
老太太挪到床边，坐下，把儿子的手从被子底下摸出来，两只手包住。
“手怎么这么凉。”她说，“银娣，你来摸摸。”
蔡银娣过去摸了一下，把手收回来，没说话。
孩子从蔡银娣腿后头探出半个脑袋看我，我朝他点了一下头，他缩回去了。
蔡银娣转过身来，面对我。
“我问你一句话。”她说，“他倒在米行门口，你是路过的？”
“是。”
“路过的，守一夜？”
“他伤得重。”
“重。”她把这两个字在嘴里过了一遍，“重你就守？”
蔡阿宝从门外进来，站在她旁边，眼睛在我身上转了一圈。
“姐，她是米行的。”他说，“跳板是米行的，她也是米行的。这里头有没有她的事，谁说得清。”
蔡银娣没接这句。
她只是看着我，把话头拐了个弯。
“你守一夜，是怕他死了，米行赔钱。”
“不是。”
“那是什么？”
“他救过我。”
这句话说出来，屋里静了一下。
蔡银娣的眼睛动了一动。
“救过你？”
“三年前，双林河埠头。我落水，他跳下来把我推上去的。”
“双林。”她重复了一遍，“双林那么多河。一年淹死几个，你知道吗？”
我看着她。
“他耳朵后面有一道疤。”我说，“那天磕在石阶角上，血顺着脖子流进领口。”
蔡银娣转头看了一眼床上的人，又转回来。
“那道疤，他说是早年挑石头砸的。”她把手里那只碗放稳，“他耳朵怎么聋的，你知道？”
“不知道。”
“我跟他过了四年，他就说过一句，耳朵是挑石头挑坏的。”她说，“他在外头的事，从来不往家里说。”
我张了张嘴。
“纸上有字。”我说，“昨夜的生死状，是我签的。”
“你签的？”她的声音高了一点，“你凭什么签？”
童小满在门边站着，手里还捏着一块抹布。
“纸上……”他开口，声音很小，“纸上写的是'邻'。”
蔡银娣转过头去看他。童小满低下头。
“邻。”她把这个字说了一遍，回过头来，“你住哪儿的邻？”
“东栅。”
“东栅的邻居，管到西街来了。”
我退了一步。
台阶在我脚后跟那儿。我已经退到门槛外头了。
周老板娘在对面收摊，把最后一摞碗往车上放。她看了这边一眼，小声说了一句：
“这位姑娘昨夜一直坐在门口，我四更起火的时辰她就在，天亮还在。”
蔡银娣看了她一眼。
就一眼。
周老板娘把话咽回去，低下头去摆她的碗，摆得很仔细。
蔡阿宝往前跨了一步。
“姐，报官。”他说，“人倒在米行门口，跳板是米行的，她又是米行的。让官来问，一问就清楚。”
“报什么官。”蔡银娣说，“人活了就行。”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我。
“报了官，他在床上躺着，官来问话，问他跳板是怎么断的，问他两袋米为什么要一起上。”她顿了一下，“问完了，人还是躺着。米行的东家还是东家。”
蔡阿宝不说话了。
蔡银娣把包袱从地上拎起来，抱在怀里。
她走到我面前，站住。
她比我矮半个头，可她站在门槛里头，我站在门槛外头。
“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三天。”她说，声音低下去，“三天。回来的时候，我男人躺在别人家的床上，床边坐着一个我不认得的姑娘，坐了一夜。”
“你让我怎么想。”
我没说话。
我要是她，我也想不出别的话来。
她抱着包袱进去了，门帘落下来，扫过我的鞋面。
我站在最下一级台阶上。上不去，也走不开。
手里还攥着那张押条，纸被汗浸得发软。
5、
门帘又掀开了，童小满出来，站在我面前。
“先生叫你进去。”他小声说，“账要对。”
蔡阿宝在里头听见了。
“对什么账？”
“她付过钱。”童小满的声音更小了。
我进去了。
屋里点着灯，天已经大亮，灯还点着。严松亭站在床边，正在收他的针包。
床上的人睁着眼。
“米呢。”他说。
声音是哑的，可是清楚。
“长顺。”蔡银娣叫了他一声，把碗放下，“人在这儿躺着，你先问米。”
“两袋。”
“两袋都在。”她说，“撒了一地，扫起来还剩一袋半。”
他不说话了，眼睛看着房梁。
蔡阿宝凑到他左边，弯下腰。
“姐夫，我问你，昨天是不是有人推你？”
床上的人没应。
“姐夫？”
“他那只耳朵听不见。”蔡银娣说，“你到那边说。”
蔡阿宝愣了一下，绕到床的另一边，弯下腰，把嘴凑到他右耳边。
“姐夫，昨天是不是有人推你？”
床上的人看着他。
“跳板断了。”
“断了就断了。”蔡银娣说，“人在就行。”
老太太把儿子的手放回被子底下，掖了掖被角，然后抬起头看我。
“姑娘，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
“二十二。”她把这个数说了一遍，低下头去，再没说话。
蔡银娣看了她婆婆一眼，没接。
严松亭走到柜台后头，把账本翻开。
“诊金、药、接骨、看护，三块二。”
“他这腿，多久能下地。”蔡银娣问。
“三个月。”严松亭说，“骨头长住要三个月。这三个月别叫他挑，也别叫他下田。”
蔡银娣站在柜台前，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从怀里摸出一只蓝布手巾包，一层一层打开。
里头是角子，用一根棉线串着。
她把线抽了，一个角子，一个角子，摆在柜台上，摆成一排。数到三十二个，手巾包瘪下去了。
“三块二。”她把最后一枚推过去，“我们自家付。”
她抬起头。
“她的钱，退她。”
严松亭看了我一眼。
我没动。
他把角子往抽屉里扫，扫得很干净，一枚不剩。
“先生。”蔡银娣说，“他这伤，是怎么来的？”
严松亭把手停在抽屉上。
“人是她送来的。”他说，“字也是她签的。”
他停了一下。
像还有一句。
那一句没出来。
他从柜台底下抽出那张纸，抖开，看了一眼，折成四折，又塞回去。
“人活了，那张字就不算数了。”
他转身进了里间。
童小满从柜台后头绕出来，手里托着两样东西：我的镯子，和一小卷角子。
“一块八。”他说，“先生叫我退的。”
我伸手去接。
蔡阿宝从旁边伸过手来，挡了一下。
“她一个外人。”
“给她。”蔡银娣说，“我们不欠人的。”
童小满把镯子放进我手心里，又把那一小卷角子塞进我的布袋。
镯子是凉的，可是上头有一股味。药味，混着一点别的什么，说不清。
我把它套回左手。
蔡阿宝出去叫车。板车掉了个头，车尾对着门口。
严松亭从里间出来，和蔡阿宝一人一头，把床上的人抬起来。抬的时候，那人皱了一下眉，没出声。
过门槛的时候，他的头偏了一下。
他睁着眼，看我。
那一眼跟看门框、看门帘、看街上的板车一样，没有停。
我站在门边，手垂着。
板车抬上去了。蔡银娣把孩子抱上车，自己跟在车边。老太太扶着车帮，一步一步跟着走。
车轮压在石板上，走了三步。
他没有再回头。
蔡银娣走在最后。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以后别管别人家的事。”
她说完就走了，没有再看我。
我站在存济堂的门里，看着那辆板车拐过石桥。
“先生。”我朝里间喊了一声。
里头静了一会儿。
“回去吧。”严松亭说。
尾声
东栅的租屋，一进门就是灶。灶上还有半锅隔夜的水。
我把手泡进去，搓了两把，水就浑了。
皂角是去年秋天存的，放得久了，搓不出沫。我掰了一小块，在手心里搓，搓到指头发涩，才往手腕上抹。
洗第一遍，水是褐的。
倒了，换一盆。洗第二遍，还是褐的。
第三遍，水清了一点。我把手举起来，凑到鼻子底下。
还有味。
那股苦味钻进指甲缝里，洗不掉。指甲缝里还留着一线黑，是跳板断口上的木末，捻不掉。
左手腕上一圈印子，五个指头，一个不缺，紫的。
我把镯子从桌上拿起来，套回去。
镯子正好压在那圈印子上。
午后我去米行。
陈德山在柜台后头打算盘，算盘珠子打得很快。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
“昨夜的事，你别往外说。”
“嗯。”
“米行没亏。”他把算盘一推，“两袋米，扫起来一袋半，剩下半袋记在姓韩的账上。”
我没说话。
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工钱单，推过来。
“画个押。”
我看着那张纸。
上头写着四块五。
我的手动了一下，停在那儿。
陈德山没催，就那么看着我。
我按了手印。
印泥也是湿的，按下去，指尖也是凉的。
他把单子收回去，数出四块五，角子推到我面前。
我把钱收进布袋，从怀里摸出那张押条。
银镯一只，押洋一块四角。底下的日子是昨天。
我翻开账本，一页一页往后翻，翻到第三十七页。
那一页空着半张。
我把押条夹进去，合上账本。
手按在账本上，指尖上一点红。
底下还是那股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