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天中午十二点，厂区的大喇叭放的不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是我男人。
“她就是个黄脸婆，除了会省钱，什么都不会。”
那年夏天热得邪乎，筒子楼的走廊一到中午就没人，全躲屋里扇蒲扇。我在公共水房搓他的白衬衫，肥皂水混着汗，顺着胳膊肘往下淌。
水房里就我和隔壁的王大嫂。
她搓衣服的手停了。我的手也停了。
喇叭里有人笑，笑声又轻又脆，是厂广播站的孙丽琴。
“你就不怕她听见？”
“她？她耳根子软，我回去说两句好话，比什么都管用。”
“你这人，坏死了。”
陈国华也笑：“晚上八点，还是老地方。对了，你帮我看看，喇叭是不是忘了关。”
“关着呢。”
“关着就好。”
然后喇叭里咔的一声，静了。
静得能听见水龙头滴水。
王大嫂没抬头，把衣服往盆里按了按：“素云，你先回去吧。”
我把衬衫从水里捞出来，拧干。手很稳，水一股一股落在水泥地上，太阳一晒就没了。
我端着盆往回走。一路上碰见的人，有低头装没看见的，有站住了直勾勾看的，还有几个女工凑在楼道口，我一走近，她们就散了。
散得像被风吹的。
我家住三号楼一层。还没进门，就听见我婆婆在屋里拍桌子。
“反了天了！广播里都播出去了，往后我们老陈家的脸往哪儿搁！”
她见我进来，火气调转了方向，冲我来。
“你还知道回来？你男人在广播里说那种话，你还有脸在厂里晃？”
我把盆放在门边，找了根晾衣绳，把衬衫抖开，搭上去。
“妈，话是他说的，脸是他丢的。您要骂，等他回来骂。”
“我骂他有什么用！”她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开始抹眼泪，“男人在外头有点应酬，算个什么事？你倒好，一声不吭往外头一站，全厂都看你的笑话，看的是谁？是我们老陈家！”
应酬。
大喇叭里那句“晚上八点老地方”，管这叫应酬。
我婆婆哭了一阵，见我不接话，换了副口气，压低声音，像谈一笔买卖。
“素云，听妈一句劝。国华是科长了，往后还要往上升。你闹一场，闹赢了能得什么？离了婚的女人，带着个丫头片子，谁要你？厂里分房、评先进，哪一样轮得到离过婚的？”
她说了很多。我站在晾衣绳底下，看着那件白衬衫滴水。
水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件的确良衬衫，十四块五，是我陪他在百货大楼买的，工业券是我攒了半年攒出来的。
“妈。”我开口了，“那就离吧。”
屋里一下子没了声。
我婆婆抬起头，眼泪还挂在脸上，人已经不哭了。
“你说什么？”
“我说，那就离吧。”
“你疯了！”她从床沿上弹起来，“你一个高中毕业生，除了会挡车还会什么？你离了国华，喝西北风去？”
“喝西北风，也比在这院里当笑话强。”
我说完这句话，心里忽然松了一块。
八年了。从我把那张通知书撕了的那天起，我头一回说话不用先想一想，这句话他听了会不会不高兴。
那天下午，陈国华没有回家吃饭。
晚上八点，他也没回家。
我抱着女儿晓雨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大喇叭放晚间新闻，一夜没怎么睡。
我想的不是他晚上八点在哪儿。
我想的是床底下那口木箱，箱底压着的那个手绢包。
手绢里包着半张纸。半张我亲手撕掉的纸。
八年了，我没敢再看它一眼。
这一夜我想明白了两件事。
第一件，这个婚，离定了。
第二件，等我搬出这个家，我要把它打开，从头到尾，再看一遍。
2.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厂后街找房子。
后街的私房，一间平房带个小院角，房东是个寡老太太，一个月八块。
我把这六年的存折翻出来数了数，一百三十七块。
我结婚六年，在细纱车间挡车，月工资三十八块五，每月三十块交到婆婆手里，说是伙食费。剩下的八块五，要买晓雨的水果糖，要买例假用的纸，要应付厂里同事的婚丧嫁娶。
六年，我攒下了一百三十七块。
不是我攒得少。是我根本没得攒。
下午我回家收拾东西，我婆婆堵在门口，身后站着小姑子国芳。
“东西可以拿，孩子留下。”
“晓雨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丫头是我们老陈家的种！”国芳在后面喊，“你想带出去给人当拖油瓶？我告诉你，你今天敢跨出这个门，往后就别想再见着她！”
晓雨吓得往我腿后躲。
我蹲下来，把她的小手攥在手里，一根一根数她的手指头。数完了，我抬头看我婆婆。
“妈，我问您一句实话。”
“你说。”
“晓雨夜里尿床，是谁起来换的褥子？她出麻疹那半个月，是谁整宿整宿抱着？她上个月要交幼儿园的三块钱，是谁掏的？”
我婆婆的嘴动了动。
“是我。”我说，“六年，一天没落下。您要是能把这些也接过去，孩子您带走，我一个字不拦。”
院子里围了几个看热闹的邻居，没人吭声。
我婆婆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把手一甩：“带走带走！丫头片子，谁稀罕！往后别哭着回来求我们！”
我把两床被子、一口木箱、晓雨的衣裳打成三个包袱，雇了辆三轮，搬去了后街。
搬家那天晚上，晓雨睡熟了，我把木箱打开，从最底下翻出一个手绢包。
手绢里包着半张纸。
半张录取通知书。
上半截还在，红字，某某省师范学院。下半截被我撕了，撕的时候是1978年正月，雪还没化，我十九岁，陈国华拿着两瓶西凤酒上门提亲，我婆婆坐在我们家炕沿上说：姑娘家念那么多书做什么，念野了心，往后这个家就散了。
我妈坐在灶膛边上没说话。
我等她说话。她一直没说。
后来我自己把通知书撕了。撕完那半截，我把它包在手绢里，压在箱底八年。
我一直以为，那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把这半张纸在灯底下看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我去厂部办公楼外墙看布告栏。
布告栏上贴着一张红纸：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凡我省公民不限婚否不限年龄均可报考。考过一门发一张单科合格证，攒够十四门，换大专毕业证书。
红纸底下围了一圈年轻人。
我站在人堆外头看了三遍。
不限婚否。不限年龄。
我回家跟晓雨说：妈要念书了。
她仰着头问我：念书要多少钱？
我说：报名费五块，书钱另算。
她跑进屋里，把她攒糖纸的小铁盒抱出来，倒在我手心，一共一块七毛五，全是硬币和毛票。
“妈，给你。”
那一块钱七毛五，我后来一直没花。
报名要填一张表，表上有一栏：单位意见，盖章。
我拿着表去厂工会。
工会马主席接过表，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了我一眼，把表推回来了。
“素云啊，你家里这个情况，现在报名，怕是不合适。”
“我报名考试，犯什么忌？”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他往走廊那头瞥了一眼，“你要是硬要报，我也拦不住。可签完了，上边问下来，我这个章，不好交代。”
我拿着那张表走出厂部大楼，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太阳很毒。我把表折好，放进兜里。
行。这个章，我换条路去盖。
3.
离婚的事，我走的正规手续：先厂调解，后法院。
厂调解那天，工会会议室里挤满了人。门是关着的，可窗户底下全是耳朵。
陈国华坐在对面，的确良衬衫换成了的确良短袖，头发抹得油亮。
马主席居中，先念了一通“家庭内部矛盾、批评教育为主”的话，然后问陈国华有什么说的。
陈国华叹了口气，摆出一副被逼无奈的脸。
“素云，广播那事，是我嘴上没个把门的，我给你赔不是。可你为这么点事就要离婚，传出去，人家怎么说你？”
“广播那事。”我说，“哪件？”
他愣了一下。
“晚上八点，老地方，这件。还是'黄脸婆，除了会省钱什么都不会'这件？”
会议室里有人低头憋笑。
陈国华的脸挂不住了：“许素云！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你要点脸！”
“我今天来，就是要当着领导的面，把话说清楚。”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蓝塑料皮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
“我记账。从结婚第一个月起，每月三十八块五的工资，三十块交到陈家，六年整，两千一百六十块。”
“我的陪嫁，蜜蜂牌缝纫机一台、上海牌手表一块、飞鸽自行车一辆，现在缝纫机和手表在国芳屋里，自行车是国华骑的。”
“去年腊月，国华在百货大楼买的确良衬衫两件、女式皮鞋一双，共六十四块，发票在这儿。衬衫他自己穿了，皮鞋送了人。”
我把三张发票摆在桌上。
“上个月，国华从科里支了三百块，说是给乡下老家买化肥。化肥多少钱一袋，马主席比我清楚。”
会议室里静了。
陈国华盯着那几张发票，喉结动了动：“你翻我东西？”
“发票是你让我收的。你说科里报销要贴好，让我替你贴。我贴了三年，张张都留着底。”
我合上本子。
“我不是来告状的。我是来离婚的。账，是给法院看的。”
马主席咳嗽了两声，把话题往回拉：“素云，国华已经认错了，年轻人一时糊涂。你要是肯回去，厂里可以做主，让国华写个保证书。”
“保证书他写过。”我说，“晓雨出生那年，他跟车间一个女工的事，写了一张。字还在我家抽屉里。”
陈国华猛地站起来：“那是造谣！”
“造谣不造谣，字迹可以验。要不要现在验？”
他站了半天，坐下了。
调解没调成。马主席在记录上写“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让我们走法院。
散场的时候，陈国华在走廊里追上我，压着嗓子。
“素云，最后跟你说一回。你要是现在回头，过去的事一笔勾销，房子你照住，工资我照交。你要是不回头。”
他停了停。
“法院见。你一个高中毕业生，字都荒了八年，你拿什么跟我耗？”
我看着他。
这个人，八年前提亲的时候，站在我家院子里说：等我，我先立业，往后你的日子错不了。
现在他说：你拿什么跟我耗。
“陈国华。”我说，“你提醒我了。”
“我提醒你什么了？”
“我确实荒了八年。”
我从他身边走过去，没再回头。
当天晚上，我去了后街房东老太太家，借她孙子的高中课本，从初一数学开始翻。
房东老太太问我：都孩子妈了，还念这个？
我说：嗯，念。
她说：灯油别熬太晚，伤眼睛。
我说：好。
那天夜里，晓雨睡在我旁边，我在灯底下做一元一次方程。
做到第三道，我停了笔。
不是不会。是手生了，字写得歪歪扭扭，不像我十九岁那年的字了。
我盯着那个歪字看了半天，心里发酸，又发狠。
荒了八年，我捡回来，也就是再花八年的事。
可我今年二十六。再一个八年，我三十四。
三十四岁，也总好过六十四岁的时候，还坐在这个大院里，听下一回广播。
4.
离婚的传票下来之前，先来的是谣言。
厂里传开了，说许素云在外头有人了，说后街那间平房夜里进过男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连那男人穿什么鞋都有人“看见”了。
传话传到细纱车间，我师傅气得直拍机器：“放他们娘的屁！素云下了班就回家，我天天跟她一路走到岔口！”
谣言我不管。可它管我。
法院开庭前十天，厂人事科找我谈话，说有人反映我“作风存在问题”，按规矩，离婚诉讼期间，当事人要回原单位核实情况。
谈话出来，我在楼道里碰见孙丽琴。
她抱着一摞广播稿，看见我，脚步顿了顿，居然主动开口。
“嫂子。”
她管我叫嫂子。
“我和国华哥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是工作上的来往，让他媳妇误会了，我心里也难受。”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人，手指在广播稿边上捻来捻去。
我看着她。
“孙丽琴，我问你一句话。”
“嫂子你说。”
“那天广播，喇叭是你关的，还是他关的？”
她的手指停了。
“我关的。”她说得很轻，“我以为是关着的。”
“你以为是关着的。”我重复了一遍，“那你按开关的时候，手底下没数吗？”
她脸白了，抱着广播稿走了。
走到楼道拐角，她回了一下头。
就那一下，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那天的广播，未必是忘了关。
这个念头我没证据，我只是记下了。我这个人，记性好，什么都记着。
真正的麻烦在报名表上。
自考报名的截止日是月底。单位不盖章，我就得去街道办事处碰运气。街道管章的是个中年妇女，翻了翻我的表，又翻了翻我的介绍信。
“你是国棉一厂的？单位章呢？”
“单位说，让我来问问街道。”
“单位让你来问街道？”她把表推回来，“姑娘，这里头的意思，你听不明白？”
我听明白。
可我不打算就这么回去。
那天下午我没回车间，坐公共汽车去了市一中。
我高中念的就是一中。我的班主任姓郝，教语文，那年五十出头，头发白了一半。
传达室的老头认不出我了，我报了名字，他进去通报，出来的时候说：郝老师让你直接去办公室。
郝老师看见我，头一句问的是：“通知书，你还留着吗？”
我愣住了。
八年没见，我以为他要问我日子过得怎么样。
“留着半张。”我说，“下半截撕了。”
他沉默了很久，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都磨毛了。
“这个信封，我揣了八年，一直没敢给你。”
“什么信封？”
“1978年开春的。”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省师范的商调函。学校中文系要补录一批上一年分数够线、没报到的新生，你的名字在头一个。”
我的手放在膝盖上，没动。
“学校来了三个人，去你家，两回。你婆婆说，你自己不愿意念了，让家里把通知书撕了，人已经定了亲。第三回，学校发了这封函，让本人签个字，限期一个月。”
“我没见过这个函。”
“我知道。”郝老师说，“函寄到你们大队，大队转给你婆家了。我后来去问过一回，你婆婆说，字不用你签了，她替你回的。”
办公室里很静。窗外操场上有人在上体育课，哨子一声一声。
“郝老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我考的，不是专科吗？”
“谁跟你说是专科？”
“我婆婆说，省师范，专科，念出来也就回县里教书，不如早点过门。”
郝老师闭了闭眼。
“许素云。你那年是全公社第三名。中文系本科，全省就招四十个。”
我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在公共汽车站坐了很久，一班一班车过去，我都没上。
八年。
我以为是我自己撕了那张通知书。我恨了自己八年。逢年过节，全家围着桌子吃饭，我笑着给所有人夹菜，心里一遍一遍地骂自己：许素云，是你自己选的。
原来不是我选的。
原来那道题，我根本没答过，是别人替我交了卷。
末班车来了，我站起来，把眼泪擦干净，上了车。
车过国棉一厂大门，大喇叭正在放晚间新闻。
我坐在窗边看着那个喇叭，心里很平静。
陈国华，你们家拿走我的东西，我记了六年。
现在又添了一笔。
这一笔，八年的，我连本带利，一起算。
5.
开庭那天，来了不少人。厂里的、后街的、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都是听说了“广播离婚案”，来看热闹的。
陈国华穿了件新衬衫，头发还是抹得油亮，跟调解那天一样，摆出一副被泼妇缠上的体面。
他先发言。他说夫妻感情没有破裂，是女方多疑善妒，听信谣言；说女方长期不履行家庭义务，导致夫妻失和；说女方在外租房、行踪不明、有作风问题的反映，单位可以佐证。
他说得很慢，很有条理，像在做一份季度报表。
轮到我。
我没先说话。我把蓝皮笔记本、三张发票、一张保证书、一个牛皮纸信封，一样一样摆在桌上。
“先说钱。”
“结婚六年，我的工资两千一百六十块，全部交入陈家。我的陪嫁三件，现存于陈家。这是账本，这是发票。”
“再说人。”
“1979年至今，陈国华与厂内女工孙丽琴关系不清，有他亲笔保证书为证。1985年6月14日中午十二点，两人在厂广播室的不当言论经厂区大喇叭播出，全厂收听。此事厂保卫科有记录，可以调。”
“最后说这封信。”
我把牛皮纸信封举起来。
“这是1978年省师范中文系的补录商调函。收函人是我，许素云。函件由大队转至我婆家，被陈家扣押，本人从未见到。”
我转向被告席。
“陈国华，我问你。1978年春天，你去我家提亲，说等我先立业。那时候，你知不知道学校来过人？”
陈国华的脸色变了。
“你知不知道，我婆婆替我回绝了学校？”
“你提亲的日子，是学校来人的第三天。”
我一句一句说。法庭里越来越静。
“我不知道。”陈国华的声音低了，“函的事，我真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点头，“你只知道，娶一个考过全省前几名的媳妇，说出去体面。你不知道她本来能去念大学，你只是把她当成一件体面的东西，拿回家里，用旧了，扔在院子里。”
“许素云！”他拍了下桌子，“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
“我脸上不需要贴金。”我说，“我需要的是，把被你们拿走的，一样一样拿回来。”
法官敲了槌。
这时候，旁听席上站起来一个人。
“法官同志，我申请作证。”
是郝老师。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叠材料。
“我叫郝志诚，市一中退休教师，1977年担任原告班主任。我证明三件事。”
“第一，原告许素云1977年高考成绩为全公社第三名，录取省师范中文系本科。”
“第二，1978年3月，省师范曾三次派人及一次发函，联系原告补录入学，均被原告婆家阻挠。”
“第三，阻挠一事，原告本人始终不知情。这一点，有当年大队干部的书面证言，我带来了。”
他把材料交给书记员。
“我教了三十年书。”郝老师站在那儿，声音不高，“我教过的学生里，分数比她高的有，家境比她好的更多。可把通知书攥在手里八年、被撕了半张还留着另外半张的，只有她一个。”
“这样的学生，当年没能进大学的门。”
“今天，我总得替她把这句话说完整。”
法庭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
陈国华的律师低头翻材料，翻了两页，不翻了。
判决是半个月后下来的：准予离婚；晓雨由我抚养，陈国华每月付抚养费十二块；婚后共同存款的一半、我的陪嫁三件，判归我。
判决下来那天，我去幼儿园接晓雨。
她趴在我背上问：“妈，官司打赢了吗？”
“打赢了。”
她想了半天，又问：“那咱们往后能天天吃鸡蛋吗？”
“能。”
那天晚上，我给她蒸了一碗鸡蛋羹。
她吃得很慢，一勺一勺，吃得很干净。
至于那三百块化肥钱，法院没管，因为厂里先管了。
开庭后第九天，厂纪委找我核实陈国华的批条问题。我把贴了三年的发票底联全给了他们。
又过了一个月，厂里出了通报：供销科科长陈国华，利用职务之便，违规为社队企业出具供货批条，收取好处费，给予开除厂籍、留用察看处分，问题线索移交有关部门继续核查。
通报贴在厂部布告栏那天，我正好去交自考报名表。
这一回，马主席的章盖得很痛快。他盖完章，把表递给我，多说了半句。
“素云，那事，当初不是我。”
“我知道。”我说，“章是您盖的，话是别人递的。您今天盖了，我记您的好。”
递话的是谁，我没问。
有些账，记下了就行，不急着讨。
我拿着盖了章的表走出厂部大楼。
布告栏前围着人，都在看那张通报。
人群里有人回头看见我，捅了捅旁边的人。
我径直走过去，谁也没看。
走到大门口，广播响了，孙丽琴的声音，报晚间新闻，字正腔圆。
后来厂里有人跟我说，那天中午的喇叭，她压根就没关。她想让全厂都知道，好逼陈国华给她一个名分。
这话真假，我没去问。
我只知道，打那天起，陈国华想装糊涂，也装不成了。
听说她后来递了调离申请，去了南方，走之前在广播里最后播了一回节目，播完忘了关麦，说了句“总算解脱了”。
全厂又听了一回。
这一回，没人笑。
6.
三年后，1988年的秋天，我拿到了中文专业自考大专的毕业证。
十四门课，我考了两年半。最难的一门古代汉语，考了两回，第二回考了七十一分。
领证那天，我把晓雨带在身边。她八岁了，站在人群里踮着脚看。
“妈，这个红本本，比我的三好学生奖状大。”
“嗯。”我说，“都是一样的。都是熬出来的。”
那年冬天，市报副刊登了我写的一篇稿子，写的是国棉一厂后街一个寡老太太和她的糖纸铁盒。编辑找到厂里，问我愿不愿意给副刊做通讯员，一篇稿子八毛到一块二。
我说愿意。
又过了一年，报社扩版招人，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我在报名表学历那一栏，第一次理直气壮地写下了“大专”两个字。
考进去那天，人事科的人翻我的档案，翻到1977年那张泛黄的高考成绩单，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这分数，当年能上本科。”
“嗯。”我说，“后来补上了。”
至于陈家的消息，都是听说的。
听说陈国华留用察看期满后调去了厂劳动服务公司。九二年，厂子效益一年不如一年，第一批下岗名单里就有他。后来在火车站前蹬三轮，再后来听人说，他托人带话，想见见晓雨。
晓雨没去。
不是我不让。是她自己不去。
她跟我说：妈，他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
陈国华后来还是找来过一回，在报社传达室堵住我。
他老了很多，头发花白，那件的确良衬衫洗得透亮，领口磨破了边。
“素云，”他搓着手，“当年那些事，是我不对。你看在晓雨的面子上。”
我看了他一会儿。
“陈国华，我不是看在她的面上不恨你。”
“我是看在我自己的面上。”
“我这几年，一门一门课考过来，一篇一篇稿子写过来，我的日子刚起了个头，腾不出地方装你。”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我从传达室门口走出去，没回头。
回头这个动作，我八年里做得太多了。往后，省着用。
我婆婆后来病了一场，瘫了半边。国芳嫁去了外地，伺候不了，托人来问我，愿不愿意出钱请个保姆。
我出了钱。每月十五块，直接付给保姆，不过任何人的手。
钱是钱，情是情。钱我出得起，情我给不了。
晓雨上初中那年，我在她的入学表家长一栏，写了我自己的名字。
老师问：父亲这栏呢？
我说：空着。
老师也没再问。
去年清明，我回了一趟乡下，去看了我妈，也去看了郝老师。
郝老师退休后一个人住在学校后头的平房里，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
他给我倒了杯茶，问我：报社的活，干得顺不顺？
我说顺。
他说：那就好。
坐了一会儿，他忽然说：“其实那年，还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什么事？”
“学校第三次来人的时候，我在场。”他望着院子里的石榴树，“你婆婆跟学校的人说，是你自己不念了。我在窗外头，听得清清楚楚。”
“我当场就想进去戳穿她。”
“可我没敢。”
他转过头看我：“素云，你恨我吗？”
我想了想。
“郝老师，您把信封揣了八年，又替我出庭作证。”
“该恨的人，我恨不动那么多。”
“剩下的力气，我要留着念书。”
从郝老师家出来，天擦黑了。
我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
村子后头是公社中学的旧校舍，我高中三年，就是从那儿走出来的。每天早上五点半，打着手电，走七里地。
那时候我十六岁，不知道后来的路会被别人改道。
现在我知道了。
路被改了道，人还在。
人还在，路就还能接着走。
我转过身，往车站走。
天边最后一道光落在麦地上，风一吹，一浪一浪的，一直推到很远的地方去。
我加快了脚步。
夜里还有一班车，回去正好赶上给晓雨做晚饭。
明天稿子要交，后天，我报的函授本科要开课。
日子排得满满的。
一笔一笔，都是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