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一点五十八分，海格路十七号那栋玻璃房子里，只剩我一个活人了。
二楼卧室的地毯上躺着司机吴德彪，脖子上勒着一根钢丝。书房里躺着两个人，一个是这栋房子现在的主人周世昌，一个是我师父胡老九。地毯上码着金条，马灯还亮着，灯罩熏黑了半边。
我坐在楼梯拐角，背靠着那幅西洋油画，等一个人。
十二点过五分，后门被推开了。皮鞋踩着楼梯一级一级上来，手电光从我脚面扫到膝盖，又扫到脸上，停住了。
来的人穿着巡捕房的黑制服，肩章是探长的。他瘦了，鬓角也白了，可我认得他那双眼睛。五年前，就是这双眼睛在一个衣橱的夹墙里找到我，那天夜里他的手电筒也是这么晃。
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手电光都开始抖。
“少爷？”他说。
我没有答应，也没有摇头。
五年前那一夜，这栋房子死了三个人，一个衣橱的夹墙里藏着两个孩子，最后从里面出来的只有一个。
今晚又死了三个，出来的还是我。
二
要说今晚，得从三个月前说起。
那时候我叫阿宝，是城隍庙一带开锁的胡老九的徒弟，跟他已经三年。胡老九五十出头，干瘦，一年四季穿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右手大拇指有个毛病，想事情的时候总在食指上捏，捏三下，停一停，再捏三下。茶馆里的人说，上海滩的锁，没有胡老九听不开的。
他规矩重，头一条是进了人家的门，一个字也不许说。
“话多的贼死得快，”他说，“手艺好的贼也死得快。只有嘴紧的，能活到老。”
我们师徒在外头干活，靠手说话。他在我手背上捏三下，是走；捏一下，是停；捏住了不放，是有变。这套暗号是他教我的头一样东西，比开锁还早。
今年四月，有人把一张名片塞到他手里。名片上印着：“周世昌，礼和洋行华经理”，背面用钢笔写了一个地址，海格路十七号。
胡老九看见那个地址，大拇指停了。
我也停了。他没看我，我也没看他。
那天夜里胡老九喝了半斤绍兴酒，喝完了才说：“周老板请我们去找一样东西。墙里头的东西。找着了，三成归我们。”
“什么东西？”
“金子。”他说，“前头那家姓陆的，留下二百根大黄鱼，周老板找了五年没找着。”
他又加了一句：“那栋房子五年前出过事，你要是怕，可以不去。”
我说我不怕。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把酒盅倒扣在桌上，那是他打算睡了的意思。
我躺在阁楼的草席上，一夜没睡。我想起那栋房子一楼整面整面的钢框玻璃，想起二楼主卧那一排嵌在墙里的大衣橱，最右边那扇的铜把手是松的，要往上提一提才拉得开。
那栋房子哪块地板会响，我闭着眼睛都知道。
三
海格路十七号是民国十八年盖的。
原来的主人叫陆秉章，做五金进口发家，从德国请来设计师，盖了一栋上海人没见过的房子：平屋顶，白墙，一楼临着花园的那一面全是玻璃，白天站在马路上，一眼就能望进客厅，看见那架黑漆漆的三角钢琴。陆秉章跟来客说，这叫光明正大。
弄堂里的人管它叫玻璃房子。
光明正大的房子里，有一处不光明的地方，是我爹亲手弄的。
二楼主卧那排大衣橱，最右边那扇的背板是活的，推开以后，是一条半人高的夹墙，顺着墙肚子一直通到楼梯拐角。拐角那面墙上挂一幅西洋油画，画后面另有一扇小门，只能从里面拔插销打开，外面看是一整块墙。夹墙中段有一个暗橱，带一把小铜锁。
背板后头塞了三层毛毡，敲上去是实的。只有靠左上角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敲起来是空的。
那条夹墙里放了什么，我爹没跟我说过。他只告诉我两件事：一，左上角那块地方，敲三下，背板就松了；二，这件事要烂在肚子里，不能说出去，谁问都不能说。
知道这条夹墙的人，一共四个。
五年后，活着的只剩我一个。
四
民国二十年七月十四，夜里一点多，我被狗叫吵醒了。
那年夏天，二楼东头那间房里每夜睡两个孩子，一个睡西洋铜床，一个在床脚打地铺。陆家太太去得早，家里的孩子怕黑，夜里离不得人陪。
院子里那条大狼狗只叫了两声，就没声了。
窗外几道手电光在草坪上晃，有人从侧门进来。侧门的钥匙一共两把，一把挂在主人腰上，一把在司机吴德彪那儿。
吴德彪那年三十出头，个子高，是周世昌荐来的人。他的皮鞋后跟钉了铁掌，走一步，嗒一声，整栋房子的人都听得出是他来了。
房门被推开，一个人摸黑进来，一手一个，把我们两个从被窝里拽起来，拖过走廊，拖进主卧。他的手心全是汗，一路上一个字也没说。
主卧里没开灯。他把我们推到最右边那扇衣橱前面，往上提了提铜把手。
橱门开了，背板推开，一股樟脑味。
我们两个被塞进夹墙。那只手又伸进来，把一样又凉又沉的东西塞过来，压着嗓子说：
“拿好。他们要是找到你，你就说你是花匠的儿子。”
背板合上了。
橱门有一道缝，透进来一线月光，照在那样东西上。那是一把勃朗宁，小号的，枪柄上嵌着一块铜牌，刻了一个“陆”字。平时它锁在主卧床头柜里。
外头那双脚步声出了卧室，往走廊去，没走几步，响了一枪。
很近，震得夹墙里的灰往下掉。
五
五年里我想过很多遍那一夜，想到每个声音都能排出先后。
枪响以后，卧室里进来三个人。
头一个脚步很轻，穿软底鞋，走到哪儿都没声，只有地板缝里一丝丝地响。第二个是铁掌皮鞋，嗒，嗒。第三个进门先咳嗽，咳得很急，像嗓子里卡了一团棉花。我认得这个咳嗽。陆家的表亲周世昌有痰喘病，一着急就咳，逢年过节来吃饭，一顿饭要咳半顿。
周世昌说：“保险箱。”
软底鞋走到墙边。我从橱门缝里看过去，看见一双手贴在保险箱的转盘上。那人左手拨盘，右手大拇指在食指上一下一下地捏，捏三下，停一停，再捏三下。
不到一支烟的工夫，箱门开了。
周世昌在里头翻了一阵，纸哗哗地响，接着他骂了一句：“全是纸。金子呢？”
没人答得上来。
吴德彪说：“二爷，小的还没找着。”
“找。”周世昌又咳起来，“两个都找。花匠家那个也不能留。”
夹墙里那个孩子抖得厉害，牙齿磕得咯咯响。我去捂他的嘴，他一把把我的手打开了。
这一夜后面的事，我先不说。
我只说结果：天亮以前，那个孩子死在楼梯口，胸口两个洞，是吴德彪打的。我缩在夹墙里，一直缩到一个年轻巡捕拉开衣橱，推开背板，用手电照见了我身上那件白绸睡衣。
六
那个巡捕叫金振声，那年二十出头，在海格路口站岗。
他母亲生肠痈，开刀要两百块，是陆秉章出的钱。他每回在路口看见陆家的汽车，都要立正敬礼。那天夜里他听见枪声，一个人吹着哨子跑过来，周世昌他们从后门走了。
他把我从夹墙里抱出来，借着手电光看看我身上的白绸，又回头看看楼梯口地上那个穿粗布褂子的孩子，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少爷，”他说，“别出声。”
他没有把我交给巡捕房。他说陆家是被自己人卖的，侧门没撬过，司机有钥匙，他一个站岗的，护不住陆家的独苗，交上去就是送死。他用自己的雨衣裹着我，从后门抱出去，连夜送到徐家汇的孤儿院，跟嬷嬷说，这孩子是陆家花匠的儿子，爹死了，没人要。
走之前，他蹲下来，两只手按着我的肩膀。
“从今往后，你就是花匠的儿子，姓秦，叫小满。谁问都这么说，一辈子都这么说。记住了？”
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海格路陆宅遭劫匪洗劫，陆秉章、其子陆念祖、花匠秦某遇害，花匠之子下落不明。
现场报告是金振声写的。他把楼梯口那个穿粗布褂子的孩子，报成了陆念祖。陆家的少爷死了，那些人就不会再找。陆秉章没有别的近亲，房子和洋行的股份，按律归了表弟周世昌。
吴德彪接着给周世昌开车，铁掌皮鞋照旧嗒嗒地响。
那双捏着手指开保险箱的手，我又过了两年才找到。
七
我十四岁从孤儿院跑出来，在城隍庙一带混了半年，偷过包子，也挨过打。有一天在茶馆后门讨剩茶，看见一个干瘦老头坐在角落里听书，听到要紧处，右手大拇指在食指上捏，捏三下，停一停，再捏三下。
我在茶馆门口站到书场散了，跟着他走了三条街，跟到他住的那间老虎灶楼上，在门口跪下了。
跪了三天。第三天夜里落雨，他开门出来，看了我半天，问：“叫什么？”
我说没有名字。
“那就叫阿宝。”他说，“进来，把湿衣裳脱了。”
胡老九待我不算坏。他教我听锁，教我划玻璃，教我在黑地里分辨哪块地板会响。冬天他把棉袍分我一半，夏天他咳嗽，我给他捶背。有时候他喝多了，会盯着我的脸看，看着看着就把头转开。
我知道他手上有血。我也知道我该恨他。
可他每回捏手指头，我心里都是一样的感觉，像有人拿着一根针，在一个早就结了痂的地方慢慢地挑。
八
周世昌请胡老九，是因为他走投无路了。
五年里，他把那栋房子翻了个底朝天，地板撬过，墙皮铲过，花园挖过三回，连泳池都放干了水。可那两百根金条一根都没见着。他从陆秉章的旧账本里翻出四个字：“壁中二百”，认定金子在墙里。可墙那么多，他总不能把一栋洋房拆了，拆了也要惊动人。礼和洋行这两年亏得厉害，他的股份押给了汇丰，年底还不上，房子也保不住。
于是他想起了五年前那双会听墙的手。
胡老九接了活，让我扮成送冰的伙计，天天往周家送冰，把房子摸熟。
我推着冰车进了那扇侧门，五年了，门轴还是那个声音。客厅的玻璃墙擦得锃亮，钢琴还在，只是琴盖上落了灰；花房拆了，改成了车库，吴德彪在里头擦那辆黑色别克，铁掌皮鞋嗒嗒地响。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叫我把冰放到厨房去，别踩他的地。
他没认出我。五年前我还没到他腰那么高，一个孩子的脸，五年里会变成另一张脸。
那一个月，我只多记了三件事。
周世昌书房写字台左边第二个抽屉里有一把左轮，他每晚睡前都要拉开抽屉看一眼，看完了才咳着去睡觉。
吴德彪每回干完一件活，右手都要伸进裤兜里摸烟，摸出来先在手背上磕三下。
主卧最右边那扇衣橱，铜把手还是松的。
动手前三天，我从冰车上下来，在老虎灶楼上跟胡老九说了一句话：
“师父，我在厨房听见吴德彪跟厨子讲，等墙里的东西出来，周老板一分也不想给。”
这句话是我编的。
可胡老九信了。他大拇指捏了一会儿，说：“他五年前就赖过我一回。”
那天夜里，我又往静安寺巡捕房寄了一封信，没有署名，收信人写金振声探长。信里只有一行字：
“七月十四夜十二点，海格路十七号，五年前的事。”
九
七月十四，正好五年。
周世昌把娘姨和相帮都打发回了乡下，说是去杭州避暑。夜里十点，屋里一共四个人：周世昌、吴德彪、胡老九和我。
周世昌坐在客厅长沙发上，只开一盏壁灯，咳嗽一声接一声，手边一杯白兰地，一直没喝。吴德彪站在他身后，西装左腋下鼓出一块。
胡老九先去书房开那只旧保险箱。里面是空的，他早知道，但他还是开了，这叫给主家面子。开完了，他一面墙一面墙地敲，耳朵贴上去听。客厅，餐厅，书房，走廊，敲了一个多钟头，什么也没有。
周世昌的咳嗽越来越急，吴德彪的眼睛越来越冷。
我提着马灯跟在胡老九后面。走到二楼，我说马灯的灯芯要换，退到书房，用一根铜丝挑开写字台左边第二个抽屉。那把左轮躺在一块绒布上，我打开转轮，倒出五颗子弹，只留一颗，转到第二膛，再按原样放好，连绒布的褶子都照原样理平。
留一颗，是因为周世昌每晚都看，他掂得出轻重。空一把枪，他会察觉；少五颗，他掂不出来。
这一颗留给谁，我早想好了。
回到主卧，胡老九正在敲衣橱旁边那面墙。他敲得很耐心，可他敲错了地方。周世昌和吴德彪站在卧室门口，一个咳嗽，一个抽烟。
我走过去，把最右边那扇橱门的铜把手往上提了提，拉开，在背板左上角敲了三下。
咚，咚，咚。
是空的。
胡老九转过头看着我。马灯在我手里，光从下面照上去，我看不清他的眼神。我冲他点了点头。
周世昌一下子站直了，连咳嗽都停了。
十
背板推开的时候，一股五年没透过气的霉味扑出来，樟脑的味道早散了，只剩灰和木头的潮气。
“你们进去。”周世昌说，“阿彪，你守在橱门口。”
胡老九举着马灯先钻进去，我跟在他后面。夹墙比我记得的矮，我要弯着腰，膝盖顶在地板上。五年前我在这里可以站直。
往里爬了七八尺，夹墙变窄了，要侧过身子才挤得过去。胡老九挤过去了，马灯的光跟着他往前走，我身边一下子暗了。
我停在那道窄口上。
左手边，靠近地板的地方，墙板和地板之间有一道缝，两指宽。
五年前，那把勃朗宁就是从这里滑下去的。
我把手伸进去。缝比我记得的窄，也许是木头受了潮，胀了。我的手背卡在缝口，指尖往里探，碰到的是灰，又厚又软，像一层棉絮；再往里，是一只死老鼠的骨头，脆的，一碰就散了。
没有枪。
我的后背一下子凉了。五年，周世昌翻了五年。他要是摸到过这道缝……
前头传来铜丝拨锁的声音。胡老九在开暗橱，一下，一下，很稳。
我把手又往里送了一寸，指甲刮着木头，手背上的皮蹭破了，火辣辣的。指尖碰到了一个凉的东西，硬的，有棱。
是枪管。
可它卡住了。五年里木头胀了，正好把枪身夹在里头。我用两根手指夹住枪管往外拔，拔不动；往上提，枪柄撞在上面的木板上，咯的一声。
前头的铜丝停了。
“阿宝？”
胡老九的声音从夹墙那头传过来，闷闷的。他破了自己的规矩，在人家屋里开了口。
马灯的光晃过来了。他在转身。
“鞋带。”我说，“鞋带挂住了。”
光停在半路上，照在窄口那面墙上，离我的手还差一尺。我的手还卡在缝里，一动不敢动。
橱门口那边，吴德彪的皮鞋响了一下。嗒。
“怎么了？”是周世昌，在外头咳。
“没事，二爷。”胡老九答，“孩子手笨。”
铜丝又响起来了。
我出了一身汗，汗流进眼睛里，辣得睁不开。我闭着眼，把手腕一转，不往外拔，往里推，推到缝里稍宽的地方，再顺着枪身的弧度斜着往外带。木头刮着枪身，发出一点极细的沙沙声，跟胡老九的铜丝声混在一起。
一寸，又一寸。
枪柄出来了，枪身出来了，最后是扳机护圈，在缝口卡了一下，啪地弹出来，落进我手心里。
那一下，暗橱的锁也开了。
“出来了！”胡老九在前头低低地喊了一声。马灯的光一下子大起来，照在暗橱里，照出一排排油纸包。他撕开一包，里面黄澄澄的，是十根一叠的大黄鱼。
橱门口那边，周世昌的咳嗽变成了笑。
我把勃朗宁揣进怀里，贴着肋骨。枪身上裹着一层灰，摸上去还有点滑腻，是枪油，五年了还没干透。它的主人生前保养得勤。
我不知道它还打不打得响。
我挤过窄口去帮胡老九搬金子。他接过我递过去的手，马灯照在我手背上，蹭破的那块皮还在往外渗血，指甲缝里全是黑灰。
他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把一包金条放到我手里。
十一
金子一包一包从夹墙里传出来，摆在卧室的地毯上。周世昌蹲在地上数，数一根咳一声，咳得脸都紫了，可他在笑。吴德彪靠在门框上，眼睛一直盯着胡老九的手。
二百根，一根不少。
周世昌数完最后一根，站起来，对吴德彪点了点头。
吴德彪的右手伸进了裤兜。
我知道他是去摸烟，他干完活都这样。可胡老九不知道。三天前我那句话还在他耳朵里。
我在他手背上捏了一下，捏住了，不放。
有变。
胡老九的动作快得我都没看清。他袖子里那根勒锁用的钢丝一甩，就套上了吴德彪的脖子，人往后一坐，把吴德彪整个拖倒在地毯上。吴德彪两只手去抠脖子，抠不进去，皮鞋在地板上乱蹬，铁掌在打蜡的柚木地板上刮出一道一道白印子，嗒嗒嗒，越来越乱，越来越轻。
他裤兜里掉出来的，是半包老刀牌香烟。
他蹬了一阵，不动了。
周世昌退到走廊上，转身往书房跑。胡老九松开钢丝站起来，喘着气追过去。
书房里响了一枪。
我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胡老九已经靠着写字台坐在地上，右胸一个洞，血从竹布长衫里往外洇，嘴角也在往外冒。周世昌两只手举着那把左轮，手在抖，枪口转过来对着我。
他扣了一下。
咔。
又扣。咔。
他一连扣了四下，四下都是空的。他低头去看转轮，看见五个空膛，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退下去。
我从怀里掏出那把勃朗宁。
周世昌认得这把枪。马灯照在枪柄的铜牌上，那个“陆”字亮了一下。他的嘴张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来。
“这是……秉章的枪。”
“五年前就在墙里了，”我说，“一直等着。”
他盯着我的脸，喘得像个破风箱，一面喘一面往后退，退到书架上。
“你是……念祖？不可能，念祖是阿彪亲手……”
“阿彪打死的，是穿粗布褂子的那个。”
我扣下了扳机。
枪响了。五年了，它还打得响。
周世昌顺着书架滑下去，一本洋装书砸在他肩膀上。他的眼睛一直睁着，到死都在看我的脸，想从里头看出一个人来。
胡老九还剩一口气。
他靠着写字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出声。今晚他已经破过一回规矩了，这一回他守住了。
我蹲下去，握住他的手。他的大拇指在我手背上捏了三下。
走。
然后就不动了。
十二
离十二点还有一刻钟。
我把勃朗宁擦干净，塞进胡老九的右手，把他的食指扣在扳机上，胳膊摆成往前伸的样子。周世昌的左轮还在他自己手里，转轮里五个空膛，一颗弹壳。吴德彪的脖子上缠着胡老九的钢丝。
这样看，事情就很清楚了：老贼钻进墙里，找到了金子，也找到了陆家旧主人的枪；司机想灭口，被老贼勒死；屋主开枪打中老贼，老贼临死还了一枪。三个人为了二百根金条，死在了同一个晚上。
我从地毯上拿了二十根，装进胡老九的工具布袋，剩下一百八十根原样码着。
然后我没有走。我坐到楼梯拐角，背靠着那幅油画。油画后面就是那扇只能从里面打开的小门。
五年前，一个孩子就是从这扇门钻出去，跑下楼梯的。
十二点五分，金振声来了。
他叫了我一声少爷，我没答。他没再问，跨过我身边，走进卧室，看见吴德彪；走进书房，看见周世昌，看见胡老九手里那把勃朗宁。他蹲下去，没有碰那把枪，只用手电照着枪柄上那块铜牌。
五年前他给陆秉章站岗的时候，见过这把枪。
他在书房里站了足足一支烟的工夫，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那封信是你寄的。”
我点了点头。
“周世昌，吴德彪，还有这个老贼，”他看着我，“五年前都在？”
“都在。”
他没有再往下问。他是个聪明人，后面的事他自己拼得出来：陆家的少爷大难不死，隐姓埋名五年，拜到当年开锁的贼门下，把仇人一个一个引回这栋房子，用他父亲留在墙里的枪，替陆家报了仇。
他拼得很完整，连我手背上蹭破的那块皮都拼了进去。
他看见我脚边那只布袋，提起来掂了掂，又放回我手里。
“这是陆家的东西，本来就是你的。”他说，“报告我来写。老贼的同伙一名，在逃，相貌没看清。”
他替我把布袋口扎紧，扎了两道。
“走后门，别回头。”
跟五年前一样，他护着我从后门出去。走到花园里，他停下来，看了一眼原先花房的那个地方，现在是车库，那辆黑色别克停在里面。
“你小时候，”他说，“跟花匠家那个孩子很要好吧？我记得他，常在这儿搬花盆。”
“嗯。”我说，“很要好。”
十三
三天以后，我上了太古公司开往香港的船。
报上说，海格路十七号又出了命案，屋主周世昌、司机吴德彪与惯窃胡某，为争夺陆宅旧藏黄金火并身亡，金条一百八十根已由巡捕房起获，另有一名窃贼在逃。报纸最后写了一句：玻璃房子前后两场血案，陆家一门已绝。
这句话，报纸说对了。
船开出吴淞口，我站在甲板上，风很大。我终于可以把五年前那一夜后面的事，从头想一遍了。
那一夜，周世昌在卧室里说“两个都找”，夹墙里那个孩子抖得牙齿咯咯响。我去捂他的嘴，他把我的手打开，把枪口顶在我肚子上，贴着我耳朵说：
“你出去。”
我没动。
“你穿着我的衣裳，你出去，他们就不找了。”他带着哭腔，枪却一直顶着，“我爹说的。”
他说的是实话。
那天晚上睡铜床的是念祖，在床脚打地铺的是我。我是陪少爷睡觉的那个。
把我们拽进主卧的，是陆秉章。黑地里他没点灯，三两下剥下我的粗布褂子，扯下他儿子身上的白绸睡衣，互相换了，扣子都来不及扣。来的人要的是陆家的少爷，穿白绸的那个先死，穿粗布的那个，说不定能活。
他那把枪是塞进他儿子手里的。那句“你就说你是花匠的儿子”，也是对他儿子说的。
他是在教念祖怎么活。
至于我，我是那件白绸睡衣里头的一块挡子弹的布。
那一夜我爹也死了。他睡在花房边上那间小屋，听见狗叫，披上褂子出去看，走到草坪上，就再没回来。那几道在草坪上晃的手电光，有一道是他的。他到死都不知道，他亲手做的那条夹墙，主人家是拿他儿子去填的。
我叫秦小满，是陆家花匠的儿子。
那一夜在夹墙里，念祖用枪顶着我往外爬。爬到那道窄口，他侧着身子挤，枪磕在墙板上，从他手里滑出去，掉进了那道缝。咔嗒一声，很轻。
他没察觉，还在往前挤。
我的手指碰到了枪柄。我没有捡，用脚尖把它往缝里又推了一寸。
我们爬到楼梯拐角的小门后面。外头楼梯上很静，可我听见楼下客厅里，铁掌皮鞋嗒嗒走了两步，停在楼梯口，不动了。
吴德彪在那儿等着。
我把手按在插销上，回过头说：“我先出去。我出去要是没声音，你再出来。”
我是故意这么说的。
念祖这个人，从小什么好东西都要先拿。花园里结了第一颗枇杷，他要先摘；新买的脚踏车，他要先骑。我说我先走，他就一定觉得外头是生路，是我想抢。
他一把把我扯回来，自己拔开插销，钻了出去。
他穿着我的粗布褂子，光着脚，跑下楼梯。
我在门里，把插销重新插上。
楼梯口响了两枪。吴德彪骂了一句：“花匠的崽子。”又朝楼上喊：“二爷，花匠家那个解决了，小的还没见着！”
他打死的是陆念祖，以为打死的是我。
后来金振声找到我，看见白绸，叫我少爷，教我一辈子都说自己是花匠的儿子。他教我说的这句谎话，一个字都没错。
十四
有一件事，我上了船才想明白。
今晚在夹墙里，我的手卡在缝里，胡老九破了一辈子的规矩，开口叫了一声“阿宝”。他转过马灯，光停在离我的手一尺的地方，就不再往前了。
他在夹墙里听了一辈子的墙，那点沙沙声，他不可能听不见。
后来他把金条放进我手里，看见了我手背上的伤，也看见了我怀里鼓出来的那一块。他什么都没说。
五年前，他在那间卧室的保险箱前面捏手指的时候，橱门缝里有一只眼睛在看他。他也许那时候就知道。也许是我在他门口跪那三天，他认出了这张脸；也许是今晚我一伸手，就敲中了背板左上角那块巴掌大的地方。
他认出来了，还是带我去了。他知道我要做什么，还是在书房门口追着周世昌跑了过去。
他临死在我手背上捏的那三下，我一直以为是“走”。
现在我想，那也可能是他教我的头一条规矩：进了人家的门，一个字也不许说。
那栋玻璃房子我进过两回，前后六个人死在里面。五年前那一夜，我没有出声；今晚，我也只说了该说的话。
金振声说陆家一门已绝，他说对了。他说我是陆家的少爷，他说错了。他让我一辈子说自己是花匠的儿子，这句我会听。
因为它是真的。
船上的风很大。二十根金条压在箱子底下，很沉。我把箱子往脚边拉了拉，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