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重生年
陈建军睁开眼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把螺丝刀。
车间顶棚的吊扇转得吱呀响，窗外的阳光斜切进来，照亮空气里浮着的铁屑灰。他低头看自己的手——两只手，十根指头，一根不少。
左手食指和中指上还缠着胶布，那是前几天给冲床换皮带磨的。不流血，不疼，好端端长在手上。
他记得清清楚楚：上一辈子，1985年4月3号，夜班，三车间的冲床离合器弹簧断了一半，他替感冒的小刘顶班，冲头落下来的时候，他左手还没来得及撤。
两根指头，留在了那台冲床上。
从那天起，他的人生就开始一路下坡。手指残了，对象吹了，厂里把他调去库房看料，一看看到1997年下岗。爹1990年在吊装现场被钢梁砸了腰，姐陈红霞嫁给了供销社会计赵有财，那个表面斯文、背地里嗜赌的货，把她半条命都赌进去了。
而现在，是1985年4月3号，早上七点四十。
他冲到日历前面，红头挂历，四月，3号用铅笔圈着——是小刘昨晚替他圈的，小刘今早来跟他说：建军哥，我烧退了，夜班还是你来吧。
陈建军一把抓住小刘的肩膀：“今晚的班，我顶。但你记住，冲床三号的离合器，开班前必须换弹簧，换下来的旧弹簧给我看。”
“弹簧好好的换什么？”
“你换不换？”陈建军眼睛都红了，“不换我今晚不开机。”
小刘被他的样子吓住了，连连点头。
上班铃响的时候，陈建军站在车间的铸铁平台边上，听着机器嗡嗡地醒来，忽然觉得眼眶发烫。
老天爷把他送回来了。那就把欠的账，一笔一笔，全改过来。
红星机械厂家属区，全村只有一台电视——厂工会那台十四寸的黑白机，摆在工会办公室，每周六晚上放《霍元甲》，半个家属区的人自带板凳去看。
而这年春天，县百货公司进了一批十四寸彩电，四百二十块一台，凭工业券购买。全城抢疯了。更疯的是——那批彩电里，有一台出了毛病。
陈建军是听徒弟小马说的：百货公司那台样机，放两个小时就上下翻滚，人挤成一团麻，请了地区服务站的师傅看过，说显像管老化，修不了，只能退货。
“不是显像管。”陈建军正在给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换电容，头也没抬。
“师傅你怎么知道？”
“翻滚是场不同步。场频偏了，调一调就行。显像管要真老化了，图先花，人后麻，不会翻滚。”陈建军放下烙铁，“下午跟我去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家电组的经理姓万，正对着那台彩电发愁。柜台前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营业员把“样机故障”的纸牌摆出来又收起来，收起来又摆出来，一上午折腾了三回。
听说红星厂来了个钳工，说能修，他上下打量陈建军：“同志，地区服务站的老师傅都摇头，你一个厂里的钳工？”
“修不好不收钱。”陈建军说，“修好了，您把那台机子按九折卖给我。”
“你要电视干什么？”
“给厂里工会。”陈建军面不改色。其实他心里另有一本账——这台修好的彩电，是他要在全城打响的第一炮。修彩电的名声一出去，这个城里所有坏掉的电器，都会自己找上门来。
万经理让人把机子推出来。木壳包装都没拆利索，机身后盖的螺丝上还挂着退货单的红绳。
陈建军接机的时候，围观的人里有个穿中山装的，撇着嘴跟旁边人嘀咕：“现在的年轻人，胆子比手艺大。显像管都老化了，他一个钳工，隔着行呢。”
陈建军就当没听见。他打开后盖，手电往里一照——不用细看，线路板上的灰都替他把答案写好了：场扫描板两个接点氧化发黑，场频电位器松脱。地区服务站的老师傅多半是拿万用表量了高压包，量不出毛病，就往显像管身上推。
几分钟，只动了两处：场频电位器重新调定，再用无水酒精把场扫描板的接点清洗了一遍。
开机。图稳稳地立住了，人的脸红润润的，站得笔直。
围观的营业员“轰”地一声炸了。那个穿中山装的凑近屏幕看了半天，讪讪地走了。万经理抓着陈建军的手直摇：“同志！贵姓！哪个单位的！我们这儿以后机器出毛病，能不能专请你来看？”
“陈建军，红星机械厂，三车间。”他拍拍手上的灰，“修机子的事以后再说。今天这台，九折，开票吧。”
万经理满口应承，当场开了票。四百二十块的机子，三百七十八成交，陈建军付钱的时候手都是稳的——这是他重生之后，凭手艺挣下的第一件家当。
扛着彩电回厂的路上，小马推着自行车，一路都在问：“师傅，你哪学的这手艺？”
“夜校。”陈建军说。总不能说，这手艺是他在三十多年后的家电维修铺里，一天一天练出来的。
彩电抬进工会办公室那天，全厂轰动。周六晚上放《霍元甲》，板凳从办公室门口一直排到了水房，老爷们儿抽着烟，老太太们纳着鞋底，一集唱罢满院子叫好。
陈建军没去看。他站在自家窗户口，听着远远传来的片头曲，心里盘算的是另一件事：全城人都知道红星厂有个会修电视的陈师傅了。
下一步，就该立字号了。
2 铁饭碗说扔就扔
1985年，“停薪留职”这四个字刚从政策文件里钻出来，红星厂的传达室里都贴了文件摘要，可全厂八百多号人，没一个真敢递申请。
陈建军递了。
递到车间主任老罗手上，老罗把纸拍在桌上：“建军，你疯了？铁饭碗不要，出去练摊？”
“罗主任，我出去干修理，跟厂里不冲突。”陈建军把话铺开，“我保职保薪，一年之内，厂里要我在，我随时回来。厂里不要我了，我再回来。可要是我干好了——”
“你干好了怎么样？”
“我给厂里介绍生意。厂里五车间那批冲床，往年大修都送地区，一台大修费三百，来回二十天。我回来干，一百二，三天交机。”
老罗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你小子，出去转一圈，是想给厂里抢买卖。”
“是想让厂里多一口饭吃。”陈建军说，“罗主任，恕我直言，咱们厂的活儿，越来越少了。您比我清楚。”
老罗脸上的笑收了。他是从1962年就进厂的老人，厂里的境况他比谁都清楚——军品任务连年缩，民品打不开销路，三车间去年已经有两个月没活儿干。
“批了。”老罗最后说，“一年。一年之内，你要混不出个人样，滚回来干活。”
走出厂办的时候，陈建军在楼道里碰见了钱有德。钱有德是三车间副主任，管考勤，眼皮子活，见人下菜碟。上一世，陈建军手残之后被调去库房，就是他在会上提的名。
“哟，陈师傅。”钱有德皮笑肉不笑，“听说停薪留职了？出去摆摊，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国营厂的职工，出去丢的是厂里的人。”
“谢谢钱主任惦记。”陈建军站住，回身看他，“对了，五车间的冲床，离合器弹簧早该全换了，您管考勤，管不了安全。哪天出了事，责任可不在罗主任头上。”
钱有德的笑僵在脸上。
陈建军没再多说。这一世，他不想跟这种人斗，他没那个闲工夫。他有更要紧的事——
用这一年，把摊子支起来。
3 立规矩抢生意
临街租的门面，是供销社隔壁一间十二平米的旧铺面，月租十五块。陈建军用第一个月攒下的钱买了块木板，刷了漆，亲手写了七个字：
建军电器维修部。
开张头三天，冷清。城里人修收音机，都认地区服务站，谁信一个私营铺子。
第四天，转机来了。
纺织厂女工刘婶抱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进来：“同志，这机子我们家属院三家都坏了，服务站的师傅说配件断货，要等三个月。你这儿能修不？”
陈建军接过来，拧开，看了一眼：“能修。不是配件的事，是振荡线圈受潮了，我给你绕一个。”
“多少钱？”
“一块五。修不好，分文不取。”
当天下午，刘婶的收音机响了。她临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半天，忽然回头问：“同志，我们家的缝纫机……也是电器，你会修不？”
“缝纫机不是电器。但我能修。”
刘婶回家属院一说，第二天，建军电器维修部门口排了七个人。
半个月后，铺子里的桌子换成了三张。陈建军收了两个学徒——一个是厂里下岗待业的半大小子小马，一个是纺织厂职工子弟赵铁柱。他把规矩立在墙上，一共三条：
修不好不收钱；配件当面拆封；修完保用半年。
第三条是他硬加的。1985年的修理行当，修完出门概不负责是惯例，他把“保用半年”往墙上一挂，全城的同行都骂他坏了规矩。
骂得最凶的是地区服务站的老潘头。老潘在服务站干了二十年，半天不到就摸到铺子里来，进门就把烟头往地上一摁：“小陈，我修了一辈子机器，没见过你这么干的。保用半年？机器是人造的，你保得起？”
“潘师傅，坐。”陈建军给他倒了缸子凉白开，“我修的机子，出保前坏一台，我赔一台。头三个月要是赔穿了底，我把墙上那三个字刮了，给您赔不是。”
“你这是要跟全城同行过不去。”
“不是。”陈建军说，“我是要跟‘修不好’这三个字过不去。”
老潘头瞪了他半天，一甩袖子走了。
骂完了，客户全跑他这儿来了。
旺季的一天，服务站送来一台修了三回都没修好的飞跃牌收音机——是老潘头亲手写的送修单，单子备注栏里就一行字：请陈师傅过目。
陈建军拆开一看，是中频变压器磁芯碎了一角，前头三回都没查出来。他重绕了线圈，半小时，机器响了。
小马去还机子的时候，老潘头亲手接的，接过去拧开听了听，半晌，说了一句：“回去告诉你师傅，墙上的规矩，立得住。”
打那以后，服务站修不了的活儿，都往建军这边送。两条路子的人，反倒处成了同行。
小马想不通：“师傅，保用半年，返工的活儿都是白干，咱们不亏吗？”
“亏眼前，赚的是往后。”陈建军给他手里的万用表，“铁柱，小马，你们记住，咱们挣的不是修理费，是全城人心里那句话——机器坏了，找建军。”
4 改命护全家
四月过完，陈建军开始办这辈子最要紧的一件事——盯他爹。
他爹陈守业，厂运输班的吊车司机，干了二十年，厂里公认的技术最好、胆子也最大。上一世，1990年6月，一批大件外运，吊装超载，钢梁脱钩，砸在他爹腰上。人没死，下半辈子躺在床上。
而这一世，陈建军不打算等到1990年。
他先下了夜工夫。连续一周，他傍晚提前收工，赶到运输班，蹲在吊车旁边看吊装。
运输班的活儿他看着心惊。八吨的老吊车，钢丝绳用了几年都没换全，班组的图省事是出了名的：大件不试吊、底角不清理、指挥用手比划不用哨。老师傅们凭经验干活，经验救了他们二十年，也迟早会坑他们一回。
上一世，他爹就是被那“一回”坑的。
第五天，他逮着一个机会——
一辆八吨吊，司机图省事，吊臂斜拉，拽一张趴在料堆上的钢板。钢板吸在料堆上没起来，吊臂却已经吃上了劲。
“停！”陈建军冲过去，冲着驾驶室喊，“斜拉歪拽，钢丝绳出槽了！”
吊车熄了火。他爹从驾驶室里探出头，眉毛拧着：“谁家孩子在这儿咋呼？”
“爹，是我。”陈建军仰着头，“斜拉不行。钢板底下垫木头撬起来，直上直下再吊。”
“用你教？”他爹嘴上硬，手却停了。
“爹，十不吊里头第五条，斜拉歪拽不吊。”陈建军走近两步，声音不高，“您吊了二十年，不是我信不过您。是钢板底下坐着小王，您看不见他。”
料堆背阴的那面，装卸工小王正蹲那儿绑草绳呢，闻言探出半个脑袋，一脸茫然。
吊车边上一下子安静了。他爹从驾驶室下来，绕着料堆走了一圈，蹲下身看了看钢板和料堆咬合的缝，起身，一脚把垫木踢到钢板边上。
陈建军二话不说，扛起枕木垫在钢板底下，撬杠一别，钢板松了，吊钩垂直起升，稳稳当当。
他爹在驾驶室里看得清清楚楚。落地之后，老爷子跳下车，没说话，就冲小王喊了一句：“以后垫料，人站到明面上来！”
晚上回家，老爷子蹲在门槛上抽烟，忽然说：“今天那个斜拉，是我不对。”
陈建军在屋里听见了，手里的搪瓷缸差点没端住。上一世，他爹到死都没跟人低过头。
“爹，”他走过去，“我给你带了本书。”
“啥书？”
“《起重作业十不吊》，地区劳动局编的。”陈建军把书递过去，“厂里运输班的老师傅，人人都该有一本。”
他爹接过去，翻了两页，没吭声。半夜陈建军起夜，看见堂屋的灯还亮着，老爷子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啃。
那个瞬间，陈建军在门框边上站了很久。
有些东西不用大张旗鼓。一本一块二的册子，就能把1990年6月那个下午，从这条命里抠掉。
五月底，姐陈红霞喜滋滋地跑回家，往桌上放了一包桃酥：“建军，赵会计托人给咱家带的东西。他这人，斯文，会疼人，跟那些粗人不一样。”
上一世就是这包桃酥开的头。
“姐，”陈建军放下手里的活儿，“赵有财打牌，你知道吗？”
陈红霞脸上的笑没变，可声音低了：“厂里那些男同志，下了班谁不摸两把？他打得小，就是解个闷。”
“他上个月在城南刘家茶馆，一晚上输了三十七块。”陈建军说，“我把话放这儿，姐，你要跟他处，我拦不住你。可我今儿说的每一句话，往后都会应验。”
“你怎么知道的？”陈红霞愣住了。
“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的。”陈建军盯着他姐的眼睛，“你就记着，哪天他管你借钱，数目超过五十，你就回头。”
七月中，陈红霞又跑回家来，这一回，脸上的喜气没了。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手都在抖：“建军，他管我借六十，说是他妈看病。可我听纺织厂的人说，他是在茶馆让人扣下了……”
“姐，账我早算过了。”陈建军把凉白开推过去，“这个人，赌债窟窿在八百往上，家里那点底子填不满，他现在是在拆东墙补西墙。你嫁过去，陪嫁填进去，工资填进去，填到哪年是个头？”
陈红霞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可我跟他都……都到这份上了。”
“到这份上了，才更要赶紧出来。”陈建军声音放缓，“姐，我托人给你留意了一个名额，纺织厂的挡车工，正式工。你要是不想回县城，就靠手艺吃饭。弟弟这条街上，往后有你一间铺面。”
他姐哭着走了。半个月后，陈红霞托人把定亲的东西原样退了回去。赵有财到厂门口堵过她一回，被运输班五六个老师傅围着“劝”走了。
腊月里，陈红霞在纺织厂评上了生产标兵。她领了奖状回家，往墙上一贴，贴在他爹那本《十不吊》的旁边。
那天晚上一家人吃饭，他爹喝了半盅酒，忽然说：“建军，你打从今年开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爹不问你为什么。爹就问一句——你往后，是不是有更大的事要干？”
“嗯。”陈建军给他爹满上，“1988年，我想承包咱们县五金厂的车间。再往后——”
他顿了顿。再往后的每一步，他都在心里排好了队。
“再往后的，到时候再说。反正这一条街上的铺面，我都会一间一间盘下来。”
5 囤货等风口
十月底，陈建军干了第三件大事：囤货。
他把铺子里攒下的两千一百块钱，一分不剩，全押进了电子元件上。二极管、三极管、电容、显像管座，托广州的关系一箱一箱往北发。
小马急了：“师傅！账上就剩四百了！囤这么多，压到手里怎么办？”
“压不住。”陈建军清点着到货的木箱，“小马，我给你上一课。明年开春，全国的电视机、收音机，产量还要翻着番地往上走。配件只会越来越贵，越来越缺。咱们手里压的不是货，是明年的价钱。”
赵铁柱挠头：“师傅，你咋连明年啥行情都知道？”
“看报纸。”陈建军面不改色，“《参考消息》上写的，日本那边，半导体件明年涨价两成。你们俩谁订报纸了？没有吧。所以这行情，只有我看得见。”
两个学徒膜拜得不行。陈建军转过身去清点箱子，没让他们看见自己脸上的表情。
这些货，不止明年涨价。他记得清楚：1988年，物价闯关，抢购潮一起来，什么东西都会翻着跟头涨。到那个时候，他这条街上的铺面、仓库里的元件、连着他名下的维修部，全都得换一个价钱。
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潮水来之前，把堤坝垒好。
十一月，他用囤货吃到的第一波价差，盘下了供销社隔壁第二个门面——十五平米，月租二十。这个门面他没有开维修部，他挂了块新牌子：
建军建材五金。
腊月二十三，小年。街上家家户户剁饺子馅，陈建军站在自己两个门面前头，看着对面国营饭店门口排的长队，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
是老罗。罗主任穿着呢子大衣，手里拎着两瓶酒。
“建军，回家过年来厂里坐坐，老哥给你备了点年货。”老罗把酒塞给他，压低声音，“还有个事跟你透个底——明年开春，厂里可能要真刀真枪搞承包了。五车间整机招标，你小子当初在楼道里放的话，我可都记着呢。”
陈建军笑了：“罗主任，你放心。厂里的事，我惦记着呢。”
送走老罗，雪下起来了。小马和赵铁柱在铺子里贴春联，红纸黑字，上联“修得好千家电器”，下联“守得住一方信誉”。
陈建军站在雪里看了半天，忽然回头喊：“小马！”
“师傅？”
“开春第一件事，把咱们门市后头那个院子租下来，搭货架。”他呵出一口白气，“明年，咱们的货，比今天多十倍。”
6 拿下半条街
1986年开春，县五金厂招标车间承包，陈建军递了标书。
竞标会上，县经委的人、五金厂的厂长、还有三个本地的包工头，都到了。轮到陈建军陈述，他没念标书，直接在黑板上写了三个数：
大修费，一百二。工期，三天。质保，一年。
“同样的冲床，地区服务站大修，三百块，二十天，出保三个月。”他放下粉笔，“我便宜一半还多，快七倍，质保长九个月。诸位要问我凭什么——”
他指了指坐在后排的老罗：“罗主任可以作证，去年红星厂五车间十六台冲床，我大修的十四台，返修率，零。”
会场安静了几秒。五金厂的老厂长扶了扶眼镜：“小陈同志，你一个搞家电的，凭什么修机床？”
“机床和收音机，到底上是一个理。”陈建军说，“都是电、机、油、磨损四本账。家电我修的是电，机床我修的是另外三本。账我会算，手艺我带得出来。厂里要是不放心，头一台我免费修，修好了再签后面的。”
散会后，包工头里那个姓阎的过来递烟，皮里阳秋：“陈老板，年轻有为啊。就是这行水深，小本买卖，可别撑着。”
“谢谢阎老板关心。”陈建军把烟接了，别在耳朵上，“撑不撑得住，年底看账。”
姓阎的笑着走了，笑意没到眼睛里。
麻烦五天后就来了。五金厂急用的四十套轴承，供货方忽然发来电报：发错了货，要补差价，交货期顺延半个月。陈建军一查，供货方上一笔生意，是阎老板介绍的。
同一周，铺子里两个学徒外出修机，被税务局的同志请去“了解情况”——有人举报建军电器“账目不清”。会计把两本账往桌上一摆，一笔一笔对得干干净净，查账的同志翻了一个钟头，走的时候说了句：“做账做到你们这个份上，举报的人自己该来对对账。”
陈建军听完全程，只问了一句：“轴承的事，谁牵的头？”
小马犹豫了一下：“阎老板手底下的人，前天在红星厂门口，碰见过。”
“知道了。”陈建军拿起外套，“走，会会他。”
茶馆里，阎老板摆着瓜子等着，一见他就笑：“陈老板，听说货让你给断了？做生意嘛，讲究个人抬人高，你何必呢。”
“阎老板，我就问你一句。”陈建军坐下，“轴承你能不能给我按原价补上？”
“能啊。”阎老板嗑着瓜子，“只要你把五金厂明年的合同，让给我一半。”
“合同不让。”陈建军说，“但我可以告诉你，明年开春，你手里那批胶管，会涨价。你现在出手，还能赚最后一笔；你压着不放，夏天就是砸手里。”
“你唬谁呢。”
“爱信不信。”陈建军起身，“轴承的事，我自己有路子。胶管的事，我提醒到了。往后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四天后，轴承从省城直调到厂，一分差价没多花。而阎老板压着的胶管，五月里价钱翻着跟头往上涨——他捂到七月，捏在手里出不了货，赔了个底儿掉。
这事传开，县城里的买卖人再没人在陈建军面前说“小本买卖”四个字。
三月，合同签了。四月底，五金厂十六台机床，陈建军的班组——他、小马、赵铁柱，加两个从红星厂停薪留职跟出来的老师傅——修完了十五台，最后一台是台老掉牙的六二零车床，主轴抱死，三家单位都判了死刑。
陈建军带着老师傅拆了一整夜，主轴瓦研刮、导轨磨、齿轮换，三天两夜，车床在黎明时分重新转了起来。
五金厂的老厂长围着那台车床转了三圈，一锤定音：“明年的承包，还给他。”
那天早上，陈建军蹲在车间门口啃馒头，小马凑过来：“师傅，咱现在手底下五个人，两个门面，一个车间。你上回在饭桌上说的那个‘半条街’，是不是不远了？”
“不远了。”陈建军望着街对面。供销社再过去，还有三个门面挂着“转让”，招牌旧得发白。
他心里的账本翻得飞快：1988年之前的每一步，他都排好了。涨价潮之前，把铺面和库存做实；涨价潮那年，别人抛货他进货；1992年南边风声一起，他手里要有厂，要有牌，要有自己的人。
“小马，”他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去把阎老板上回递我的烟，买两条一样的。他不是嫌咱是小本买卖吗？”
“买烟干什么？”
“送过去。附一句话——五金厂明年的承包合同，我签五年。”
1987年，建军电器维修部改成了建军电器公司，三个门面连成排，后院改成库房，账上雇了专职会计——还是陈红霞撺掇着从纺织厂挖来的精明嫂子。
这一年，陈建军还做了两件旁人看不懂的事。
第一件，他拿出一笔钱，给红星厂子弟小学翻修了屋顶，条件只有一个：给职工子女开夜校识字班，他出老师工资。老罗代表厂里来道谢，他摆摆手：“罗主任，我吃的就是这碗手艺饭，手艺得有人接。夜校里教出来的孩子，将来愿意跟我学的，我收。”
第二件，他让会计把公司每一笔账，都做成了两份：一份给税务，一份给自己，自己那份按月存档，一个字都不许含糊。会计不解：“私营的账，做到这个地步，图什么？”
“图晚上睡得着。”陈建军说，“也图往后随便谁来查，咱们账上干净。”
1988年夏天，涨价潮真的来了。
粮价放开的传闻一起，全城抢购，供销社的货架三天搬空。街上的商铺一半关门惜售，一半坐地起价。而建军的三个门面，一箱都没抬价——电器照修，五金照卖，价签还是去年那张。
有人骂他傻，有人等着看他的笑话。
潮水过去，城里的小商贩倒了一半，投机囤货砸手里的更多。而建军公司的账上，因为库房里压着提前囤足的平价元件和五金件，一年之间，净利翻了四倍。那三家挂着“转让”的门面，年底，他全盘了下来。
新招牌挂上去那天，全街的铺面，从供销社数到十字路口，整整七间，六间姓陈。
小马已经是维修部的头儿了，站在街口，看着那排崭新的招牌，半天说了一句：“师傅，真让你说中了。半条街。”
“不是我说中了。”陈建军望着街道尽头，“是这条街，本来就该是干活人的。”
腊月，陈家在新铺面二楼吃年饭。老爷子陈守业退休了，身体硬朗，酒量涨到了三盅；陈红霞当了纺织厂的车间组长，正张罗着跟他师父家的老三处对象——小伙子是火车司机，不摸牌。小马、赵铁柱带着各自的手下，一屋子闹哄哄的年轻人。
席间老爷子站起来，端着酒，忽然说：“大伙儿都听听。五年前的今天，这小子攥着一把螺丝刀跟我犟，说冲床得换弹簧。当时我以为他魔怔了。”
满屋子笑。
“现在我知道了。”老爷子把酒举起来，“他没魔怔，他是记性比我们所有人——都好。”
陈建军举杯的手停了半拍。他跟他爹对望了一眼，谁也没再多说。窗外，新挂的招牌在风里轻轻响，雪片落在“建军”两个字上。
桌上那台十四寸彩电开着，春晚正唱到最高音。屏幕忽然闪了一下，画面抖了抖，随即又稳稳立住了。
小马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师傅，我去搬工具！”
“坐下。”陈建军笑着把他按回去，“过年。机子的事，明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