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那天，大伯拍着桌子：老屋归他，招工名额给他儿子。我爹娘，我们自己养。
老屋是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三间大瓦房，有我家一半。
名额是落我名下的。供销社正式工，吃商品粮。
大伯一张分家单，两样全划归他家。
我家分到的，是两间漏雨的偏屋，和“自己养爹娘”五个字。
上一世就是这张分家单。
一家三口挤进偏屋，娘病了，抓一副药的钱都凑不出。
再睁眼，回到一九八三年分家当天。
我把分家单撕了。
“老屋归我们。名额，给堂哥。”
大伯以为我疯了：“铁饭碗你不要？”
我没疯。
我只是比全公社的人早知道一个月——
下个月起，咱县能办个体执照了。
1 分家
我们家的家产，是大伯坐在炕头上分的。
炕桌摆在他家正屋，一壶薯干酒，一盘花生米。
他喝一口，分一件。
我和爹娘坐在下首，像三个来对账的外人。
“老屋，归我。”大伯说。
“唤子他爷留下的正经三间大瓦房，我住着，年节好祭祖。”
婶子坐在旁边剥花生，剥一颗，点一下头。
“招工名额，给建国。”大伯又喝一口。
“供销社的正式工，吃商品粮。建国是长子长孙，这个名额给他，合理。”
合理。
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跟拨算盘珠一样，一个一个，脆生。
我爹坐在炕沿上，手在膝盖上搓。
搓一下，应一声。
“嗯。”
娘捏着我的袖子，捏得死紧。
我掌心里全是汗。
按老规矩，这个家分到这儿就完了。
我们一家三口，分两间漏雨的偏屋，一口掉漆的柜，往后自己过活。
上一世，也是这么分的。
我娘就是在那间偏屋里咳出了病根。
抓一副药，家里翻遍了，凑出四毛钱。
她躺在炕上跟我说，唤，娘没事，就是想睡。
她睡了六天，再没醒。
那时候我蹲在供销社门口给人搬货，一天挣两毛。
我恨过很多人，最恨的是我自己——恨自己没本事，拦不住那张分家单。
再睁眼，我又坐回了这张饭桌。
屋里一股薯干酒的辣气，混着炕席的霉味，呛得我嗓子发紧。
一九八三年，十月，分家当天。
我看着大伯的手伸向酒壶，心里那本账自己翻开了。
重生回来这一趟，我脑子里的东西不多，拢共三样。
往后两年，哪条政策什么时候落地；什么东西搁两年要涨价；哪年不许摆摊，哪年要收。
就这三样。
可这三样，搁一九八三年，比三根金条还沉。
只是我也摸清了这桩买卖的代价——我每改一件事，脑子里的日子就糊一层。
改得越多，忘得越快。
这笔账，往后越滚越吓人，现在还顾不上。
大伯的筷子点了点桌面：“唤子，你爹娘往后跟你过。你没考上，别怨你大伯。这个家，总得有个轻重。”
轻重。
他家吃肉，我们喝汤，这就是他拨出来的轻重。
我伸手，把炕桌上的分家单抽了过来。
纸角被我攥得发烫。
一张纸，毛笔字，大伯亲手写的。
他写得工整，连自愿两个字都描了两遍。
我当着全家的面，把它撕了。
纸很薄，撕开的声音倒是很脆。
撕完，我的指尖还在抖。
满桌子人都停了。
婶子的花生掉在炕席上，滚出去老远。
“唤子！”大伯把酒盅一放。
“你干什么！”
“撕了，重分。”我说。
“老屋，归我们。招工名额，给建国哥。”
名额让出去，不是我大方。
是我知道一件全公社没人知道的事——
中央开春那道文件就下来了，县里拖到如今，下个月终于开始办个体执照。
政策一落地，这只铁饭碗，未必硬得过一张执照。
这话我说不出口。
能摆上桌的，只有账：房，是爷爷的账；名额，是我递出去的台阶。
他最想要的就是名额。名额捧给他，老屋才换得回来。
屋里静了能有十口气。
大伯先笑了，笑得眼角堆起褶子：“唤子，你是不是烧糊涂了？铁饭碗说让就让？多少人挤破头都求不来的正式工——”
“铁饭碗给建国哥。”我说。
“他端着正好。”
婶子反应最快，嗓门先起来：“哟，这是谁给你撑腰啊？分家是老人定的，你说重分就重分？”
“没谁撑腰。”我说。
“就是账不对。”
“什么账不对？”
“老屋是我爷爷起早贪黑攒的，临走说留给守田这一支。”
“名额是我爹让出去的。你拍着我爹肩膀说，兄弟，家里亏不了你。”我看着大伯。
“这两笔账，今天得对齐了再散。”
大伯的脸沉下来。
他当了大半辈子大队会计，最不怕的就是对账——只要账本是他记的。
“唤子，”他把声音压下来，慢悠悠的。
“我这个当大伯的，把话给你说明白。这个家里，是我当家，还是你当家？”
搁四十年后，这一手有个学名，叫空头支票兑现大会。
搁一九八三年，它就叫欺负老实人。
我爹一把拽住我袖子，声音压得很低：“唤，别闹。”
我拍了拍他的手背。
“爹，不闹。”我说。
“这回，账我记。”
娘在后头，眼泪在眼眶里转。
她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硬气，她也怕，可她一声没吭，就是把我往她那边又拉了半寸。
就这半寸，上一世我没护住。
这一世，谁也别想再从我手里把这张分家单写回去。
“分家单我重写。”我站起来。
“老屋归我们，名额归建国哥。爹娘我养，不劳大伯费心。”
“你要是敢——”婶子刚起头。
“婶子。”我打断她。
“粮本在谁手里，明年开春的返销粮，您还得去大队部领吧？”
婶子的声音，就停在那儿了。
大伯盯着我看了半天，把酒盅里的酒一口干了。
“行。”他说。
“唤子出息了。这个家，你分。”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眼睛里没有笑。
我不怕。
他笑也好，冷也好，都不影响我明天要干的事。
散了席，一家三口往回走。
偏屋漏雨，可从今晚起，它是我们的。
月亮很好，照着老屋的屋脊，三间大瓦房，黑沉沉地立在那儿。
娘一路走一路小声问我：“唤，名额都让出去了，咱要那老屋干啥？”
我扶着她。
“娘，”我说。
“下个月起，这屋里能长出钱来。”
2 三十六块五
掀桌子这一手，赢了场面，赢不来本钱。
当晚回到偏屋，我蹲在炕沿上盘家底。
全部家当摊在炕席上：三十六块五。
一张十块的压在最底下，是我攒的。
剩下的零票是娘的鸡蛋钱，一张一块的边角磨得起了毛，娘攥了八年。
搁四十年后，三十六块五付不起一顿火锅。
搁一九八三年，它是我全部的本金，也是我们全家三个人的身家性命。
“唤，你白天跟大队部说的那些，是真的？”娘坐在我旁边，声音压在嗓子眼里。
“大伯能认？”
“认了。粮本他不敢动，公章在他手里，他不敢乱盖。”我说。
“娘，账清了才好做买卖。”
“啥买卖？”
“倒腾布。”
娘的脸一下子白了：“唤，投机倒把是要抓的！前年西头老赵倒腾粮票，可是游了街的！”
“游街的是倒粮票。”我说。
“倒布不犯法，交流会一开，连摊子都不用偷偷摆。”
“你咋知道？”
这话没法答。
总不能说，娘，你儿子死过一回，把往后两年的日子背下来了。
我说：“供销社的刘会计上个月喝多了说的。政策松了，收音机里讲了三回。”
娘半信半疑。
她不懂政策，但她懂我。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从炕席底下摸出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五块钱。
“拿着。你爹那儿我去说。”
我没接。
“娘，这是留着急用的。”
“急用？”娘把钱塞进我手里，攥紧了不撒。
“啥急用能有儿子的急用急？”
我没再推。
推来推去，伤她的心。
灯下，她把我手里的零票归拢到一起，一张一张捋直了角。
“到了县上，先吃饭，再谈价。”她说，“饿着肚子谈买卖，人家一听你声音软，就压你。”
我说记下了。
她不识几个字，可这些话，比供销社墙上贴的章程都实。
后来我常想，要不是那两个饼子垫了底，我在老孙仓库里那场价钱，未必磨得下来。
钱到手，本钱变成了四十一块五。
第二天我没去供销社上工。
我跟组长请了假，理由是家里分家，一堆烂事。
组长挥挥手就准了，临时工的假，从来不值钱。
我直奔邻县。
为什么是邻县，因为我记得一件事：县百货公司的仓库里，压着一批窄幅的确良。
颜色不正，幅宽不够，城里的柜台不肯收，在仓库里躺了快一年。
这批货，本来是要拉去造纸厂打浆的。
打浆。
好好的的确良，拿去打浆。
搁四十年后，这叫库存核销，得开三次会。
搁一九八三年，它就叫作风。
路上倒了三趟车，到县里已是晌午。百货公司管仓库的姓孙，五十来岁，见了我就摆手：“布？没有。走走走。”
“孙师傅。”我不走。
“窄幅的，颜色不正那批。”
老孙的眼睛眯起来了：“你咋知道有这批货？”
“上个月来买的确良，听见你们柜台的小同志念叨。”我把话圆得滴水不漏。
“说仓库压了一批，城里卖不上价。”
“我寻思，城里不要，乡下兴许要。乡下人娶媳妇，图个鲜亮，不挑幅宽。”
老孙盯着我看了半天。
“多少钱收？”他问。
“四毛。”我说。
“一尺四毛，有多少收多少。现钱。”
这批货当年调拨价五毛五，压了一年，账上天天折损。
四毛收，他回去好交差。
“最少四毛二。”老孙说。
“仓库搬运，你得自己雇。”
“成。”我说。
“四毛二，搬我自个儿来。”
这一来一回，就是真金白银的账：四毛二收，供销社缝纫组的门市价七毛八。
一尺差价三毛六。
我兜里的四十一块五，能收九十多尺。
我雇了辆板车，老孙在后头点数，一百二十七尺，五十三块三分四。
我兜里不够。
“孙师傅，零头抹了，五十三块。”我说。
“下回还找你。”
“下回？”老孙把钱捏在手里，掂了掂。
“你小子还要来？”
“要来。”我说。
“您的仓库要是还压着别的货，先给我留着。我人笨，就认准您这儿。”
老孙笑了。
这一行的门道他比我懂：肯回头的小贩，比肯抬价的主顾金贵。
板车拉回公社，天都黑了。
我没回家，直接去了缝纫组。
缝纫组在公社大院西边，灯还亮着。
门轴咯吱一声，开门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媳妇，围裙上别着划粉，手快，眼神比手还快。
“哪来的货？”她指尖上来就捏布角，对着灯捻了捻。
“的确良？窄幅？”
“县百货的处理货。”我说。
“婶子，整匹拿，六毛五。”
“六毛五？”她把布往案上一摔。
“五毛五。爱卖不卖。”
两毛钱的差价，她跟我扛了三轮。
一九八三年的开价，不是谈出来的，是扛出来的。
“五毛八。”我说。
“整匹一百二十七尺，现钱。您缝纫组接的活，做一件衬衫省一尺布钱，这批货您转手就是白捡。”
她盯着我，乐了：“你这小同志，多大？”
“二十二。”
“二十二，嘴皮子跟使了十年似的。”她把钱匣子拉开。
“五毛八。下回有货，先送我这儿。我叫桂芝。”
第一笔，成了。
一百二十七尺，收价五十三块，出手七十三块六。
刨去车钱五毛，净赚二十块零一毛。
二十块钱搁现在不算啥。
搁一九八三年，一个正式工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十来块。
我一趟，干了小半个月。
回家路上我给自己立了规矩：赚的每一笔，记本上。
本金多少，赚多少，欠谁的情，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生意能糊弄人，账糊弄不得人。
账糊弄了人，早晚连本带利吐出来。
进了门，娘和爹都没睡。
桌上点着煤油灯，娘在灯下纳鞋底，一针一针，扎得特别响。
“娘，咋不睡？”
“等你。”娘抬头，看我两手空空。
“钱呢？叫人骗了？”
“没骗。”我把二十块拍在炕桌上。
“赚的。”
煤油灯的光有点晃。爹凑过来看了半天那几张票子，冒出一句：
“多少？”
“二十。”
爹不说话了。
他站起来，背着手在屋里转了半圈，转到门口，又转回来。
“中。”他说。
就一个字。
可这个字，上一世我等了半辈子没等着。
第三天晌午，大队部的喇叭响了。
公社广播，念文件。
我端着碗蹲在门口，一个字一个字地听——鼓励社员从事个体经营，可以登记发照，摆摊设点。
娘的鞋底扎停在半空。
“唤……”娘的声音发飘。
“广播里说的，是不是你说的那个？”
是。
句句都是。
可我心里咯噔一下，比手里这碗还沉。
按我记的账，这份文件，应该是半个月后才广播的。
早了十二天。
改了一件事，往后的日子，就跟我脑子里的账本对不上了。
我把碗放下，回屋翻出本子，在第一页写下三行字：
本钱，四十一块五。
现钱，二十块零一毛。
日子，不作数了。
3 举报信
执照这事，我本来不急。
按我记的账，文件是月中广播，月底县里才开始登记。
我想着先跑两趟货，攒点家底，赶在登记头一天去排队，图个好彩头。
账是这么记的。
可日子不作数了，这事我签过字的。
第二趟货，胆子放大了些。
老孙的仓库里还真又翻出一批压仓的灯芯绒，深蓝色的，城里嫌老气。
我收了整整一板车。头一趟滚出来的本利六十一块五全押上，又找供销社组长借了六十。
拢共一百二十一块五，九十八块压在货上，剩下的留着周转。
借钱的规矩我先讲死：一个月为期，利息按信用社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组长姓周，捏着钱看了我半天：“唤子，你这是要干啥？”
“做点小买卖。”我说。
“周哥，借据我写了，按了手印的。”
“手印就免了。”周组长把钱拍给我。
“你还不上，往后再给我搬三个月货，两清。”
这世上肯这么借钱的人，四十年后叫天使投资人。
一九八三年，他叫好人。
货拉回公社，没走大路，绕了二里地从小桥那边进的村。
不是我心虚，是谨慎。
谨慎不是怕，是不给别人递刀子。
可我还是低估了一件事——两千人的公社，一个外来户拉着一板车布进村，比大队部的喇叭传得还快。
第三天一早，娘把我的本子拍在炕上，手都在抖。
“唤，大伯往公社递了信！”
“啥信？”
“说你投机倒把！”娘的眼圈红着。
“检举信！写你有组织有据点，倒卖国家工业品！”
有组织。
有据点。
我气笑了。
四十年后这叫商业计划书，写得好的还能融资。
一九八三年，它叫罪状。
“信谁递的？”我问。
“你婶子亲眼看见的，大伯昨儿黑了往公社去，揣着他那杆钢笔。”娘攥紧我袖子。
“唤，咱把货退了行不行？本钱赔了就赔了，咱不干了，啊？”
我蹲在门槛上，抽了半根烟。
烟头燎到指尖才回过神。
退？
退给谁？
布已经出了一半给桂芝的缝纫组，剩下的一多半还在偏屋的炕洞里塞着。
退了，借周组长的六十块拿什么还？
全家回到三十六块五？
再说了。
躲，这个字我上一世躲了一辈子，躲到死那天，一分钱存款没有。
“娘。”我把烟掐了。
“不退。”
“你——”
“娘，我问你，规矩里头，倒布犯不犯法？”
娘愣住：“广播不是说，能登记了……”
“登记了就合法。没登记的，叫无照经营，顶多是罚。”我说。
“可我要是不管，货没了，名声臭了，往后在公社抬不起头的，是咱全家。”
娘不吭声了。
她不懂法条，但她听得懂利害。
该来的第三天就来了。
那天晌午我正往桂芝那儿送布，板车刚拐进公社大院后街，前面横着两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白布面的包。
两个人，一胖一瘦，瘦的那位把本子一掏：“市管会的。车上的货，谁的？”
街上霎时静了。
旁边小卖部的窗口，探出好几个脑袋。
“我的。”我把车支住。
“有证明吗？有执照吗？”
“没有。”
“没有就对了。”瘦子朝胖子一摆头。
“扣。回所里登记。”
胖子上来就搬布。
我一动没动，后颈全让汗浸透了。
拦吗？
拦不住的。
他们是公家，我是私贩，当街抢夺公家货物，理再正，也是我的不是。
布被搬得一块不剩。临走瘦子撂下一句：“本人后天到所里来，写材料。跑，就升格了。”
板车空了。
我拉着空车往回走，后晌的日头明晃晃的，照得车板发白。
九十八块本钱，连车带布，都在人家所里了。
还没走到家门口，就看见大伯站在我家偏屋门口，背着手，那杆钢笔别在上衣兜里，擦得锃亮。
“唤子。”他先开口，声音不高。
“货，叫人扣了？”
原来他在这儿等着我。
“扣了。”我说。
“扣了好。”大伯点点头，一脸的痛心疾首。
“我是你大伯，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
年轻轻的学人家做买卖，走的是邪路！
我这个当大伯的，也是为你好。”
为你好。
这三个字上一世我听了很多回。
娘分不到药钱，是为你好；名额让给建国，是为你好；老屋归他，也是为你好。
四十年后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为你好的手，往往是掐得最紧的那只。
“大伯。”我抬起头。
“举报信您写的？”
“是我写的。”他答得干脆，眼睛直视着我，一点不带躲的。
“我还去所里作了证。陈唤，我跟你讲，做人要本分。”
“本分。”我点点头。
“那我问您一句，您举报我投机倒把，倒的布，有三尺是从您小舅子厂里出的处理纱，这账，您怎么不本分？”
大伯的脸上，笑容凝了一下。
就一下。
跟算盘珠卡住了一样。
“小孩子家家的，少打听大人的事。”他拂了拂袖子，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把这笔账记下了。
他小舅子，纺织厂的库管。
这条路，早晚用得上。
当天夜里，我在本子上把这两笔账并排写清楚：
一笔，货被扣，九十八块，折损待算。
一笔，大伯的钢笔，插在哪儿，沾了什么墨，我记下了。
写完，我把本子合上，跟娘说了一句话。
“娘，明天一早，我去县里。”
“去干啥？”
“登记。”我说。
“全公社第一个。”
兜里就剩二十三块五，硌得慌。
九十八块还在市管所躺着——执照这一趟，办不成，这盘账就死在半道上。
4 壹号执照
去县里的头班车，五点半从公社发。
我四点起的床。
娘比我起得还早，灶上给我贴了两块饼子，饼子上还卧着一个鸡蛋。
“鸡蛋吃了吧。”她把干粮塞进我怀里。
“娘，鸡蛋留着换盐。”
“让你吃你就吃！”她眼睛一瞪，眼眶倒是红的。
“我儿子头一天当正经生意人，得吃个鸡蛋，图个吉利。”
饼子是热的，隔着布我都能闻到糊香。
攥在怀里，一路都是暖的。
县工商所八点上班。
我七点四十就到了门口，坐在台阶上把文件要点又过了一遍——昨天广播里念的每一个字，我都在本子上默了一遍。
八点整，门开。
我头一个进去。
窗口里坐着个戴眼镜的年轻同志，正擦桌子。他抬头看我：
“同志，办啥？”
“登记。”我说。
“个体户。”
他的眼镜差点掉在桌上。
“个体户？”
“对。百货零售，兼收购。”我把填好的表推过去。
“广播昨儿念的文件，鼓励社员从事个体经营。我全公社头一个来。”
年轻同志捏着表看了半天，起身进里屋了。
出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所长，手里端着搪瓷缸子，上下打量我。
“小伙子，多大？”
“二十二。”
“知道个体户是干啥的吗？”
“知道。”我说。
“自谋职业，自负盈亏，照章纳税。文件第四条写的是，个体经营户凭执照可到国营单位按批发价进货，纳税后利润归己。”
所长喝了口水，没接话，拿起我的表一栏一栏看。
看得很慢。
我不催。
我站在桌前，掌心的汗把衣角洇湿了一块。
这个环节快不得——他今天给我盖了这个章，往上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比我还紧张。
“经营地址。”
“红旗公社偏屋两间。”我说。
“回头我打算在老屋临街那面开个窗口。”
“资金。”
“一百二十块。”我说。
“账目我可以随时给你查。”
所长抬起头，看了我足有十秒钟。
“你倒是懂行。”他说。
“吃过没照的亏。”我说。
“货让市管所扣了一车。”
“哦？”所长的眉毛动了一下。
“红旗公社的？前天所里正说这个事。”
“就是我。”
屋里静了一会儿。所长把搪瓷缸子放下，从抽屉里翻出一份红头文件，摊开，指着其中一行问我：“这条你咋理解？”
我凑过去看。
登记在册的个体经营户，其正当购销活动受保护。
“我的理解是，这行字落地，公家就得按章程来。”我说。
“购销有单据、往来有账目的，是正当购销。没单据没账目的，才叫投机倒把。”
所长盯着我看了半天，笑了。
“后生，”他说。
“你比我们所里一半的人还懂文件。”
他拿起笔，在表上签了字，又盖了章。
个体工商户执照，姓名陈唤，编号〇〇一。
接执照的时候，我的指尖有点不听使唤。
一张纸，巴掌大，薄得能透光。
可这一张纸，四十年后叫牌照，叫准入，叫合法身份。
一九八三年，它叫护身符。
出门的时候，何所长在背后叫住我。
“小陈。”他端着搪瓷缸子，“执照拿了，章程也得记牢。三个月核一回账，账目不清，照吊销。”
“记下了。”我说，“单据、台账、税票，一样不会少。”
他嗯了一声，又补了半句：“市管所那边要是再为难你，拿着执照来找我。”
“何所长，”我把执照小心折好，“这章程，我贴墙上。”
“贴墙上没用。”他说，“记心里。”
从工商所出来，我拐进了市管所。
还是前天那两个。瘦子一见我就把本子拿出来了：“你还有脸来——”
“同志。”我把执照放在他桌上，摆正。
“编号，〇〇一。”
瘦子凑近了看，看了两遍，把所长签的字条也对了一遍。
他的脸色变了两变，最后把本子合上了。
“扣的货呢？”我问。
“按规定，”他有点干巴巴的。
“已登记个体户，购销凭据齐全的，查明后可发还。”
“单据在这。”我把老孙仓库的出库单、缝纫组的收货条、账本，一样一样摆在桌上。
“三单齐的，麻烦您核对。”
瘦子一张一张核。
核了能有半个钟头，胖同事在旁边打着哈欠看。
最后瘦子在单子上签了字：“货，发还一半。另一半记警告，下不为例。”
“成。”我把单子收好。
“谢谢同志。”
不是我要谢他。
是他按章办事，没多扣一尺，也没刁难一句——公家人里的明白人。
明白人，得让人家得着体面。
拉货出门前，瘦子忽然叫住我：“下回进货，单据备齐了再来。”
“忘不了。”我说，“这一车布，就是我的章程。”
拉货出门，半车灯芯绒，板车压得咯吱响。
回到公社，晌午的日头正好。
我没绕小路，就拉着车从大队部门口的大道过。
大伯正站在大队部门口跟人说话。
看见我的执照——我特意把它别在胸口，白底红章，明晃晃的——他的话停在半截。
“大伯。”我把车停住，掀开苫布，让他看看那半车布。
“货，公家还了一半。有照了，往后光明正大。”
他盯着那块执照，盯了半天。
“陈唤。”他声音沉下来。
“你别高兴得太早。做买卖的人，我见得多了。”
“您见得多。”我说。
“所以您那杆钢笔，往后写检举信之前，劳驾先想想，这回写下去，落谁身上。”
我推着车走了。
身后没人说话。
当天夜里，所长托广播站捎来一句话：下个月县里有物资交流会，持照个体户可以申请摊位，全县统共就批四十个。
娘听完，手里的鞋底好一阵没扎下去。
“交流会……就是赶大集？”
“比大集大。”我说。
“全县的买卖人都在。”
我翻开本子，在新的一页写下：
摊位，要争。
货，得比这半车多十倍。
本钱不够，得找个有手艺的搭伙。
写完最后一行，我想起桂芝掰着布角那个利索劲儿。
嗯。
就是她了。
5 入伙
找桂芝谈入伙，我没绕弯子。
做买卖的头一条规矩：跟聪明人讲话，直接给数。
“芝婶，我想请您入伙。”我把账本摊开在案子上。
货我找路子，账我来记，她的缝纫组出铺面、出客路、出手艺——分成的规矩我拟好了，请她过目。
桂芝低着头，指尖捏着线头，正给一件褂子锁边。
“分几成？”
“您三我七。”我说。
“货是我的，本是我的，赔了算我的。您出手艺和地方，稳赚。”
她手上的线停了一下。
“我要是也要出货呢？”
“那您五我五，本钱双方摊，账两本对照记。”
桂芝把针在头发上别了一下，这才转过身来，胳膊往案子上一支。
她把话挑明了，问我到底图啥——一个寡妇开着缝纫组，就带着个闺女过活，一个二十二的大小伙子上赶着来搭伙，传出去能好听吗。
我把想好的话递过去：公社缝纫组扩大经营，吸收个体户联营，这是政策鼓励的，广播里管这叫新事物。
她眯着眼：“就为个新事物？你那笔账，我还没算明白。”
“我给你算。”我说。
“您现在一个月接活，刨去线钱和公家的管理费，落手十一二块。”
“入了伙，货我供，客我拉，您只管做——保守说，一个月三十往上。您的手艺值这个价，是以前没人给您拉那么多活。”
屋里静了一炷香的工夫。
她掰着指头，把我说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
“三十往上，你说的？”
“保守说。”
“那要是三十往下呢？”
“差多少，我垫多少。”我说，“您只管看一样东西——每月十五，工钱和分成，一分不少地到案上。”
“分成写纸上吗？”她问。
我答得干脆：一式两份，按手印。
丑话在前头——谁往账本外头支一笔钱，伙当场散，账当场清，我查账六亲不认。
桂芝乐了，伸手就在纸上按了个红手印。
“成。”她说。
“就冲你这句六亲不认。”
说起她家过世的老头——县服装厂的老师傅，手艺没得挑，就栽在不会记账上——她眼圈有点酸。
手印还没干，外头就有人拍门，门轴咯吱一声。
我开门一看，婶子站在门口，挎着个篮子，脸上的笑挂得很足。
婶子挎着篮子进来，往里一探身，看见我，笑容僵了半寸。
鸡蛋塞给桂芝，话是递给我的——陈唤那孩子心野，做的事没个准头，跟他搅和在一块儿，仔细别连累了缝纫组。
明着是提携，暗着是拆台。
大伯的检举信要是不管用，下一步就是拿名声泼脏水。
我还没开口，桂芝把篮子往回一递。
“嫂子，鸡蛋你拎回去。”她说。
“我这人笨，认账不认话。”
“陈唤跟我搭伙，分成写在纸上，手印按着，两本账对着记。他要敢坑我一分钱，我拿账本砸他，用不着嫂子替我操心。”
“你——这年头做买卖，小心国家政策变了……”
“政策变不变，得听广播的，不听墙根的。”桂芝把门框一扶，嗓门亮堂堂的。
“广播说鼓励，我就信广播。嫂子要是没别的事，我得赶活了，回头客催着呢。”
婶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把话头咽了，转身走了。
走前瞪了我一眼。
我把门关上。
“谢了，芝婶。”
“谢啥。”桂芝抄起针线。
“她越拦，我越觉得你这买卖有干头。要没干头，犯得上她跑这一趟吗？”
这话在理。
婶子的消息比广播快，她越急，说明这买卖越金贵。
第二天，我去县工商所递了交流会摊位的申请。
所长接了表，翻到附页，用钢笔敲了敲。
今年不一样了——四十个摊位，二十三个申请的都填了计划。
卖什么、货从哪来、价怎么定、打算成交多少，都得写。
评上了是本事，评不上，别怪章程。
“章程是死的，货是活的。”我说。
“我明天来交计划。”
从所里出来，我在门口的公告栏前站住了。
公告栏上贴着一张纸，是物资交流会的参展单位名单，国营那部分先公布了。
一行一行扫下去，我的脚步钉在了那儿。
县红旗纺织厂。
厂办库管负责人那一栏，写着三个字。
跟我本子上记的那笔账，一个字都不差——大伯的小舅子，姓马。
搁四十年后，这叫利益输送，纪委进门都得拍照留证。
搁一九八三年，它叫举贤不避亲。
我把名单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把那三个字记熟了，才转身回家。
走在这条来时的土路上，我越走越觉得，这个交流会，越早到越好。
大伯的检举信走的是公社的路。
这条厂子的线，通的是县里。
两条路，早晚得在会上碰头。
6 井台边的话
谣言这个东西，比货跑得快。
交流会的申请刚递上去第三天，公社里就传开了新说法。
陈唤的执照是托人办的，货是骗来的，缝纫组那个寡妇叫人耍了，早晚血本无归。
话是从井台边起来的。
清早打水，婶子挑着桶，跟三四个媳妇说闲话，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让半个院的人听见。
井台边的水渍结了层薄冰，她踩上去，鞋底咯吱一声。
“我可没说啥。”她把水桶放下。
“我就是提醒桂芝妹子，自家闺女要紧。跟不三不四的人搭伙，回头孩子上学，同学都戳脊梁骨。”
传到桂芝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她那儿对账。
窗缝里灌进来的风带着井台边的潮气，吹得账本页角一掀一掀。
她把算盘珠拨得啪啪响：“扯我闺女？”
“坐着。”我把账本按住。
“这架不能在她挑的场子打。”
“咋，还怕她？”
“不怕。”我说。
“她放的是空炮，空炮就怕实账。你越急，她越有话说。走，井台去，晌午人多。”
晌午的井台，正是挑水的时候。
我拎着账本过去，桂芝抱着丫头跟在后头。
婶子果然在，正跟人比划呢，一看见我，声音立时矮了半截，跟收音机让人拧了开关似的。
“哟，唤子来了。”
“婶子。”我把账本翻开，举到人堆跟前，一页一页过。
纸页在日头底下白得晃眼，出库章的红印一枚一枚排过去。
“都来看看。
进货，单据在这儿，县百货的出库章。
出手，收条在这儿，缝纫组的台账。
赚多少，一笔一笔在账上，税怎么交，我照章程算的。”
我又从怀里摸出执照，别在胸口的，白底红章。
指尖捏着那张薄纸，捏得发烫。
“这是工商所发的，编号〇〇一，全公社头一份。”我说。
“婶子说托人办的——她昨天在井台，今天当着大伙，劳驾她指指，托的哪位？”
人堆里静了一下。
“谁托人了？”婶子的嗓门又支棱起来。
“我是听人说的！”
“听谁说的？”我问。
“听……反正有人这么说！”
“那这样。”我合上账本。
“往后您再听人说我一句坏话，就去工商所问一句。
所长姓何，就在窗口坐着。
公家发执照、核账目、退扣货，都走明账。
婶子传的话，哪一句走的是明账？”
挑水的社员里有人笑出了声。
有个抱孩子的媳妇接了句：“账本摆在那儿，比啥话都硬气。”
“就是。”另一个说，“自家心里有没有鬼，自个儿清楚。”
人堆里的风向，就是这么变的。
井绳吱扭吱扭地响，谁也没停下手里的话。
“唤子说得在理。”打水的老汉插了句嘴。
“人家小伙子单据摆着，你光一张嘴。”
婶子的脸涨成猪肝色，挑起空桶就走，扁担晃得直磕井沿。
我本来到这就打算收了。
可她走出两步，又回头啐了一句，话没经过脑子：
“神气啥！政策说变就变，有你们哭的时候！”
我心里咯噔一下，攥着账本的手紧了紧。
耳边还留着扁担磕井沿的动静。
不是气她这句话。
是她这话的口气——不是街面上瞎猜的口气，是有人给她递了词的口气。
当天后晌，我去了趟县工商所。
何所长听完，把搪瓷缸子搁下，缸底磕在桌面上，一声闷响。
“小陈，我给你交个底。
文件是省里下的，广播里念了三遍，白纸黑字。
政策变不变，不看谁放风，看文件作不作废。”
“文件没作废之前，谁传‘要变’，要么是耳根子软，要么是心里盼着变。”
“啥样人盼着变？”
所长看了我一眼，没直接答，端起缸子喝了口水。
“你自己掰扯。”他说。
“交流会评审下礼拜开始。
你要真怕风，就别管风——把经营计划写扎实，货备足。
摊子上见真章，比啥话都硬。”
回来的路上，日头偏西，土路晒了一整天，踩上去一股子燥热。
我把这笔账也记下了，笔尖划得纸面沙沙响。
婶子是嘴，大伯是手。
嘴上跑的火车，是手上递的煤。
他头一回使检举信，走的是公社的路，被我的执照顶回来了。
这一回换了个打法。
不告我，告政策——让全公社的人都不敢跟我做买卖，我自己就干不下去了。
不流一滴血，不落一个字据。
好狠的算盘。
可他也有一处算漏了。
政策这东西，我比全公社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它不但不会变，下个月还要再往前迈一大步。
风越大，我这盏灯，越得挑亮。
7 角落里的摊位
经营计划这个玩意儿，搁四十年后就是三十页PPT，一半图表，一半套话。
一九八三年没有PPT，全凭一笔一笔写。
我在偏屋里熬了两个晚上。
写到第三页，笔停了。
布价明年开春是涨是稳，我记得准准的；再往后那笔大行情在哪个月，脑子里只剩一团雾。
改一件事，糊一层。分家这一桩改得最大，那片日子，是真回不来了。
我把记得住的誊上去，记不住的画上问号——往后靠账，不靠先知。
煤油灯把鼻孔熏得发黑，写废的纸攒了一沓。
熬到后半夜，后颈僵得发麻，站起来捶两下接着写。
娘起夜，到我屋里看了一回。
没说话，把灯芯挑亮了半分，碗搁在炕沿上，热气一直冒着。
上一世我熬的那些夜，没人挑灯。
写的啥？
进货渠道、供货单位、零售价目、预计成交额，末了一页，是税。
何所长敲打过：评审的同志里，有税务的。你把税那一页写明白，比写十页“为人民服务”都管用。
计划写完，新麻烦来了——货。
交流会是五天的大集，全县的人往县城涌。
我那点路子，一趟倒两板车，撑不起场面。
得有大批的的确良，还得有花样。
本钱呢？
你算算——拢共一百六十来块，摊开垫桌角都嫌薄。
我先找的老孙。
县百货仓库里，老孙听完我的来意，眼皮都没抬。
钥匙串在他手里转得哗啦响，凉铁皮碰凉铁皮的声音。
“赊账？”
“赊账。”我说。
“三百块的货，月底结清，立字据，按手印。何所长给我的执照，编号〇〇一，您可以打电话到所里问。”
“电话倒是不用打。”老孙慢悠悠地摆弄他那串钥匙。
“我做仓库这些年，赊出去的账，十笔里三笔要不回来。你猜是哪三笔要不回来？”
“嘴上抹蜜的？”
“是货出手最快的。”老孙把钥匙串往桌上一撂。
“跑得快的小贩，捞一票就换地方。你呢？”
“我跑不了。”我说。
“我执照上写着经营地址，红旗公社偏屋两间。
我娘、我爹、我们家粮本，全在那两间屋里。
孙师傅，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就是那庙。”
老孙盯着我看了半天，咧开嘴笑了，一口黄牙。
“中。”他说。
“三百块，月底清。晚一天，往后我这仓库的门，你就别想进了。”
“成。”
从仓库出来，我又去了桂芝那儿。
她的份子，我本不想收——她一个寡妇拉扯孩子，那点钱是棺材本。
话刚起头就被她怼回来了。
“陈唤，你把合伙的字据念一遍。”她把剪刀往案上一拍。
“白纸黑字，本钱双方摊。你现在跟我说，我不出？那你这是拿我当外人！”
“芝婶，我是怕——”
“怕啥？”她眼一瞪。
“怕赔了还不上我？
我告诉你，我这钱搁缝纫组里趴着，一年也是那十几块的活钱。
搁你手里，是能下崽的。”
“要真是赔了——”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
“那就当我看走了眼，不冤。”
我没再推。
这钱不是施舍，是她把身家押给我的信。
信这个东西，推来推去就轻了。
本钱凑齐四百六。
除开老孙赊的三百，是我们两家的血本。
交流会前两天，摊位公示贴出来了。
我挤在人堆里，从头看到尾，最后在那面墙的犄角旮旯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陈唤——西场，丁字十七号。
丁字十七号是个啥位置？
西场最里头，挨着厕所，背对着人流。
好摊位是顺着人走的方向，人一进门，摊子迎面就来。
丁字十七号，人走到那儿，尿都上完了。
再往前扫一行，我的眼皮跳了一下，攥紧了手里的本子。
县红旗纺织厂供销科——正场，甲字一号。
甲字一号，正对大门，进门头一眼。
我把这两行字抄在本子上，合上，往回走。
桂芝看了名单，气得直拍案子：“凭啥？他一个国营大厂，摆哪儿不都是摆？好位置全占，把你挤茅房边上？”
“芝婶，人家没违规。”我说。
“国营优先，正场甲级，是章程里写着的。”
“章程？我看是人情！”
“人情也好章程也好。”我说。
“位置是死的，买卖是活的。人从我摊位前过一趟，哪怕脚上不停，耳朵里能落进去一句吆喝，就不算白来。”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那本账翻开了另一页。
马库管把纺织厂的摊位经营到甲字一号，用的是谁的路子，不用问。
大伯的手，已经伸到县里来了。
这不怪他。
换我在他那位置，也会这么干。
可我把本子翻开，在丁字十七号那行字底下，添了一句：
摊位是别人分的，客是自己拉的。
一九八三年的人都还没弄明白一件事：集上的钱，不在摊位上，在人腿上。
8 丁字十七号
交流会开幕那天，天没亮透，县城到公社的土路上全是自行车。
我把摊子支起来的时候，右边的摊主还在打哈欠。
他瞥了一眼我的位置，又瞥了一眼厕所的方向，啥也没说。
那眼神我懂——这摊位交到你手上，算白瞎了。
位置是死的，我头一天就领教了。
一上午，人从摊前过，脚不停，眼不抬。
吆喝？
我嗓子喊劈了，也就招来几个白眼。
这儿是人流的最末端，人家逛到这儿，兜里的钢镚早花完了，剩下的力气全用来找厕所。
头一天，成交三块七毛。
桂芝当场就想去找评审的理论，被我按住了。
“芝婶，明天你把丫头的裙子给她穿上。”
“啥裙子？”
“你那件压箱底的枣红的确良，裁了给丫头做条裙子。今晚赶工，做一件，摆一件。”
“那是我给丫头留的年衣料！”
“芝婶。”我说。
“摆一百件布，不如穿一件上身。布是死的，人是活的——人穿上多俊，买的人心里就有多俊。”
桂芝盯着我看了半天，把牙一咬，回去赶工了。
第二天晌午，丫头穿着枣红裙子往摊前一站，后果立刻就来了。
先是两个小媳妇围着裙子捏，问在哪买的。
丫头嘴甜，小手往我摊上一指。
再后来，是人流改道了。
来上厕所的，路过西场最里头，看见一个穿的确良裙子的小闺女杵在那儿，跟年画上剪下来似的，就得停下来看两眼。
看两眼，就得问一句。
问一句，桂芝的手艺就接上话了。
“裙子三块二，布自家裁两块一，手艺钱一块一。”桂芝量着尺寸。
“要不您扯布回去，我给您裁？”
第二天，成交五十七块。
第三天一早，我盘了盘存货，的确良只剩两匹，灯芯绒见了底。
照这个卖法，撑不到大会闭幕。
我踩着自行车直奔县百货仓库。
老孙的门，关了一半。
“孙师傅，提货。”我把赊账的字据从门缝递进去。
老孙接了，看了半天，又从门缝里递回来。
“没了。”
“没了？三百块的货，我才提了一半。”
“库里的确良，昨天调拨走了。”老孙的声音隔着门板，闷闷的。
“调哪儿了我不方便说。
小陈，提走的照结，没提的，字据我给你划了。可货，没了。”
我站在门外，日头明晃晃的，晒得后颈发烫。
调拨。
仓库调拨要走主管科室的条子。
百货公司主管科室的科长是谁？
大伯的连襟。
好家伙。
检举信走公社的路，被执照顶回来。
这一回，人家直接掀我桌子底下的板凳。
我把字据收回怀里，刚要说话，老孙又把门拉开了一条缝，声音压得低低的。
“小子，我只提醒你一句。”他说。
“昨天纺织厂供销科来人，在各仓库转了一圈，放了一句话——谁给个体户陈唤长期供货，谁就是跟国营抢原料。”
“这话传到我们科长耳朵里，你想想是个啥分量。”
门关上了。
我骑着车往回走，路过正场，甲字一号的摊位前人来人往。
马库管站在摊子后头，抱着胳膊，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没笑，没得意，就是看了一眼。
这一眼比检举信毒。
检举信是明枪，这一眼是告诉你：我不用出手，动动嘴，你的路就断了。
回到西场，桂芝还在摊子上忙。
我把货底子的账一报，她的手停了。
“断了？”
“断了。不光百货，我怕是全县的国营仓库，往后都拿不出货。”我说。
“人家把‘跟国营抢原料’这顶帽子捏在手里，谁给我供货，就是自己往帽子上撞。”
摊子前刚围上来两个买主，一听这话，讪讪地走了。
谣言不用人传，买卖人看脸色就会自己品。
那天收摊，我们俩谁都没说话。
一路推着车回公社，晚霞把土路照得通红。
到了缝纫组门口，桂芝站住了，一句话没说，回头进了里屋。
再出来的时候，她怀里抱着一口樟木箱子，箱子角磨得发亮。
箱子盖上落着薄薄一层灰，她一把抹开，指尖沾的灰在霞光里打着旋。
“陈唤。”她把箱子放在案子上，掀开盖。里头是一套老式的裁缝家伙——皮尺、划粉、几把老剪刀，还有一本卷了边的册子。
“我家那口子活着的时候，是县服装厂的老师傅。”她说。
“厂里退休那几年，街上有人拿布来，他给人量体裁衣，收手工钱，布是人家自己的。”
我看着那本册子，脑子里的算盘珠，一颗一颗地拨开了。
不进货。
客户自己扯布——或者拿家里的布票换布。
我只出手艺，收加工费。
布是客户自己的，跟国营仓库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他卡我的货源，卡的是一个倒卖布匹的贩子。
卡不住一个裁缝。
“芝婶。”我说。
“您的手艺，四马难追。我这回，给您当伙计。”
9 人腿上的买卖
第四天起，丁字十七号换了活法。
来料加工，说穿了就一句话：布是客人的，手艺是我们的，钱走的是加工费。
听着亏——一尺布才赚一毛手艺钱，哪有倒布一尺三毛六来得痛快？
可这一毛钱，是个谁也掐不住的钱。
头一拨客，是拿布票来的。
家里攒着布票的，供销社的布看不上，就拿到我这儿来——票换布，布做衣，工钱另算。
头一个拿票来的是东头的小媳妇，捏着一把票子，在摊前转了两圈。
“同志，三尺白的确良，做个衬衣领子，工钱几毛？”
“布您出，工钱三毛。”我说。
“袖口要收边加五分。”
“咋比供销社成衣还便宜？”
“您那布票搁家里睡着，白睡着。”我说。
“到我这儿，票变成领子，领子戴在脖子上——票活了，钱省了。”
她当场就拍了三张票在案上。
布票这个事，我比谁都灵：明年起，的确良就不收票了。
这话我不能说，可我收票的手，比谁都快。
第二拨客，是看丫头裙子来的。
枣红裙子在摊前站了三天，比十个吆喝的都管用。
第三拨客，最妙——是正场退下来的。
甲字一号的纺织厂摊位，卖的是整匹的布。
整匹的布卖给谁？
卖给小贩，给缝纫社。
寻常人谁家买一匹布？
寻常人要的是一条裤子，一件褂子，一个合身。
马库管卖他的整匹，我量我的尺寸。
他的客人买完布，一扭脸，正好走到丁字十七号——布是真的，裁缝也是真的，一趟路办两件事。
正场那边真有人这么找过来了。一个老汉捏着一匹灰布，站在摊前问：
“同志，这布，你们给裁不？”
“裁。”桂芝接得飞快。
“工钱一毛五一尺，量体免费。”
“甲字一号买的，他们咋不给裁？”
“人家卖布，我们卖手艺。”桂芝笑得敞亮。
“布是你掏钱买的，人咋能不管你叫不叫得动剪子？”
老汉把布往案上一放：“裁。做两件褂子，一件给老伴，一件给我。”
“好嘞。”桂芝扯着皮尺就上。
“大爷，肩膀多宽？”
“你量呗，我胳膊不敢动。”
“不敢动才准。”桂芝一乐。
“动来动去的，衣裳就做大喽。”
老汉掏布的手顿了顿，又问：“同志，甲字一号那匹灰的，跟你们的价钱一样不？”
“一样的布，一个价。”桂芝量着肩宽，头也不抬，“人家卖的是布，我们赚的是手艺。他的布再宽，也得有人给他裁。”
“那买布做衣裳，我不是掏两回钱？”
“对喽。”我说，“可衣裳是穿在您身上的，不是码在摊位上的。掏两回钱，得着一身合身的——这账您回去算。”
老汉哈哈一乐：“小同志，你这张嘴，不去说书可惜了。”
“我做的就是买卖。”
布裁开的时候，老汉又折回来，指着案上的划粉问：“这个，往后还出摊不？”
“天天出。”桂芝接得快，“出了这个会，公社缝纫组，认准我的招牌。”
老汉抱着布走的时候，回头喊了一嗓子：“回头给我老伴也裁一件！”
第一天我愁人流。
第二天我愁货。
第三天往后，我只愁桂芝的两只手。
“陈唤，裤脚这个活儿，你接头。”
“芝婶，我划粉都拿不稳。”
“拿不稳也得接！”她头也不抬，飞针走线。
“量体裁衣我有数，锁边你有手。夜里教，白天用——别浪费工期！”
就这么着，我这条胳膊也算半只缝纫手了。
四十年后这叫复合型人才，一九八三年这叫搭伙过日子。
大会最后一天，闭市早。
评审组三个同志，挨着摊位登记成交额。
走到西场最里头，日头正毒，登记的同志抹了把汗，翻开我的台账，核完，抬起头来又核了一遍。
“陈唤？丁字十七号？”他抹着汗问。
“是。”
“来料加工，五天，加工费加零售，合计一百八十六块四。”他把数字念了一遍，笔尖悬着。
“含税了吗？”
“含了。税票在这儿。”
他又核了一遍税票，在本子上落了笔，走了。
当天傍晚，闭幕式上念了各场的成绩。
念到个体户那一段，扩音喇叭里蹦出来一行字：
西场，丁字十七号，来料加工陈记，个体户成交额第一。
广播底下，正场散场的人流里，我看见甲字一号的摊位在收拾家伙。
收得急，整匹的布码得歪歪扭扭，两个伙计抬着就往车棚走。
马库管走在最后头。
他往西场这边看了一眼，这一眼里有了别的东西。
不是那一眼的从容了。
我把这一眼也记进本子：整匹的布，五天卖不动，是要压本钱的。
他要是着急，账上就有窟窿。
有窟窿的人，做事就不干净。
当天夜里回公社，大队部的喇叭还没歇。
念的是新文件。
我蹲在碾盘边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听：进一步放宽个体经营，允许雇工两名以内，允许跨县贩运……
娘从屋里出来，站在我背后听完了，轻轻拽了拽我的袖子。
她的掌心贴在我胳膊上，冰凉。
“唤，这条……跟你有啥关系？”
“关系大了。”我说。
“打明儿起，我能雇人了，能出县了。”
“雇人？咱家雇得起人？”
“雇得起。给别人开工钱，挣回来的是三份。”
娘没吭声，半天，又问了一句：“那你大伯那边……”
“娘。”我说。
“他告他的，我干我的。公家的文件管不着他眼红，也拦不住我走路。”
娘把手从袖子上收回去，在围裙上擦了擦。
“中。”她说。
“夜里熬粥，喝了睡。别熬过鸡叫。”
就这一个字。跟我爹一个腔调。这家人的“中”，都省着说，可字字有分量。
我摊开本子，笔尖顿了顿，写下三行。
碾盘凉得像块冰，字却一个比一个烫。
雇人，先雇裁缝徒弟。
出县，下一站的货路，走起来。
老孙的账，月底一分不少地还——这叫信誉，信誉是下一回赊账的本钱。
写完我抬头看天。
夜风一过，胳膊上的汗一收，指尖都跟着一激灵。
星星出来了，跟撒了一天的碎票子似的。
按我原来记的账，这份文件该是月底才下。
如今又早了好些天。
日子不作数了，可日子越过越快，也挺好。
快，就说明这条路走对了。
第二天一早，我托人给县里裁缝铺带了话，定下两个学徒名额，定金两块。
晌午桂芝听说了，手上活儿都没停：“会刚散，你定俩人干啥？”
我张了张嘴，没答上来。
搁上一世，这一步我走得又快又稳。可如今脑子里那本账糊了一层，散会后的客流、集上的人手，我记不准了。
“退了吧？”我试探。
“你自己去退。”
定金到底没要回来。
晚上我在本子上添了一笔：学费，两块。
又添一行小字：先知不牢靠了，人得一个一个自己看。
10 记性这东西
裁缝徒弟叫小满，十六岁，是桂芝在集上捡回来的——孩子爹病走了，跟着姨过，姨家六张嘴，一碗粥分成八份。
桂芝看她拿针的手稳，问都没多问，领回来了。
“工钱一个月六块，管一顿晌午饭。”桂芝把人领到我面前，三句话把契定了。
“学徒两年，头一年手艺归她练，活儿归摊上。”
我补了一条：“字我写，红手印你按。工钱月月清，一天不欠。”
小满低头搓着衣角，半天憋出一句：“掌柜的，我笨，可我不偷懒。”
“笨不怕。”我说。
“账上干净，比啥都快。”
做买卖这行干久了就知道，手艺可以慢慢磨，手脚不干净，一天都留不得。
出县倒货，是新文件给的胆子。
第一站，我盯上了邻县的粮站。
记得清清楚楚：这个月粮站处理一批麸皮，八厘一斤，拉回来喂猪、顶饲料，转手就是翻倍的利。
我揣着钱，天不亮就上了长途车。
到了粮站，墙上的告示糊着，一问，傻了。
“同志，咱站那批麸皮，八厘收不收？”
看门的汉子眼皮一撩：“麸皮？没有的事。”
“没有？墙上的处理告示……”
“那是上个月贴的，处理的是陈粮。”汉子往墙上一指。
“一分二，你爱要不要。就剩两囤了，还都是本地的猪场订下的。”
“一分二……那利润可就薄了。”
“薄？”汉子乐了。
“你当粮站开善堂？爱要不要，后头排队的多着呢。”
处理的是陈粮——不是麸皮，是三年的旧苞米。
价格也不是八厘，人家上礼拜刚抬到一分二，本地两个猪场把货分了大半。
我脑子里的账，错完了。
错在哪儿？
我现在也说不清。
是我记岔了，还是我改过的事太多，把后面的日子全改乱了。
就像一把算盘，前头拨错一档，后头每一档都差一位。
站门口蹲了半晌，我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数了数。
买，还是不买？
一分二收陈粮，拉回本县，顶多卖一分五。
刨去车脚和耗损，八块钱的本，赚头不到两块，还得押半个月。
这买卖要是搁三个月前，我扭头就走。
可今天我蹲在这儿，心里头居然冒出一个声音：万一呢？
万一跟我记的别的事对上了呢？
就这个“万一”，四十年后叫赌徒心理，一九八三年叫鬼迷心窍。
我把钱塞回兜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
不赌。我的本钱是小本钱，小本钱赌不起“万一”。
回程的车上，我把本子摊在膝盖上，一页一页往前翻。
翻着翻着，后颈一层一层地发麻，指尖在纸页上都僵了。
三月初七，我记的是“县里放电影”。电影是放了，可日子对不上，人家是三月十四放的。
四月里我记的“供销社到货一批搪瓷盆”，到是到了，来的却是暖水瓶。
一笔一笔，我跟眼前的日子对账。
十笔里，错了三笔。
晚上我把桂芝叫到缝纫组，把这事跟她和盘托出——没提重生的半个字，只说自个儿记性出了毛病。
“你啥意思？”桂芝捏着针，眼睛眯起来。
“你要往后光凭账本做主，不凭脑子？”
“对。脑子里的数，往后只当参考。”
“那还叫啥先知先觉？”
“芝婶。”我说。
“先知先觉救急不救穷。买卖要做长久，靠的是账、是人、是手脚干净。脑子会糊，账不会。”
桂芝盯着我看了半天，一拍大腿乐了。她也说了句到底的话：
“你早这样，我更踏实。脑子转得再快的掌柜，也没有拿账本说话的掌柜可靠。”
以前错的那几天，我没在意。
日子本来就是活的，差个三天五天，我拿脑子圆得过去。
可今天这一趟，我差点把老孙的信誉搭进去。
赊账的账期、收货的日子，全在我脑子里记着。
哪一笔糊了，砸的就是实打实的交情。
死过一回的人，最知道命金贵。可我现在才明白，比命更金贵的，是我这条命换回来的那点“先知”。
它在漏。
我改一件事，它漏一分。
我改得越多，它漏得越快。
那天夜里，我在偏屋里坐到后半夜，把本子从头到尾理了一遍，立了三条新规矩，一条一条写死：
一，往后大小买卖，先看现价，再翻记忆。记忆只当个“大概齐”，不当账本使。
二，账本上的字，一个不许错。
日子记不准，就让日子活在账本上。
三，记性靠不住了，就靠人。
桂芝的手艺，老孙的仓库，小满的针脚——这些是账本之外的实货，糊不了。
第二天一早，我把三条规矩念给桂芝和小满听。
桂芝听完，把针别回头发里：“就一条我听明白了——往后进价你自己看，别再跟我说‘我记得是多少多少’。”
“对。”
“那我也立一条。”她指指案上的两本账，“两本账哪天对不上了，当天说，不许压过夜。”
小满举了举手，声音不大：“我记工钱的日子。芝婶说过，日子糊涂了，工钱就发得糊涂。”
我看着一老一小，忽然就踏实了。
脑子里的日子在漏，可案上的日子一笔一笔全在纸上。
纸上的东西，漏不了。
桂芝临了又补一刀：“还有，往后你半夜翻本子，翻出什么‘明天要下雨’之类的怪话，憋回去。摊上只认现价。”
“记下了。”
小满把这句也记在她的小本上，一笔一划，比谁都工整。
桂芝把小本要过去看了一眼，还给小满：“字比你掌柜的有筋骨。”
爹进屋的时候，我正写完这条。
他看了一眼炕上的本子，又看了看我。
“亏了？”
“没亏。差点亏。”
“差点，也算本事。”爹在炕沿上坐下。
“我跟你娘这辈子，就怕的不是亏钱。是你嘴上没个把门的，亏得不明不白。”
“爹，我立了规矩了。往后再远的路，先看价，再动身。”
爹没再说话，起身出去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
“唤。”他说。
“粮站那趟，空手回来的？”
“空手。”
“好。”他说。
“空手回来，比拉一车亏本货回来，强。”
“爹，还有一句。”我把他叫住。
“下个月，我想给家里扯二尺布，做床新被面。”
“钱谁出？”
“我出。挣的。”
爹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摆摆手：“被子先不换。钱留着，滚你的本。”
门帘落下了。
这是爹这辈子说过最长的一次夸人。
写完，我把本子翻到最后一页。
那一页，我誊了一笔旧账。
字写得比哪一页都工整。
县红旗纺织厂，库房走漏。
三十七次，处理纱的名义，走的马姓库管的手。
这笔货没进厂的账，也没进国家的账。
上头查过一回，账平了，事压了。
这是全本子里，我记得最死、最清楚的一件事。
糊不了的那种清楚——因为上一世，大伯家就是从这件事上塌的，塌得整条街都知道。
我围着这笔账画了一个圈。
马库管。
处理纱。
风声我还没放。
我先让它在那个圈里，好好的。
11 评理会
举报信又来了。
这回不走公社，直接递到了大队部。
信上的词，比上回毒。
头一条，说陈唤雇工，一个大小伙子给人当掌柜，这是剥削。
第二条最毒，说陈唤跟桂芝一个寡妇成天关着门对账，作风上有问题，丫头都跟着学坏了。
两条摞一块儿，是要把人的名声连根拔。
大队通知开会评理。娘听完就哭了，眼泪在眼眶里转：“唤，这是要往死里作践人啊……桂芝她一个寡妇，往后咋抬头？”
“娘，哭啥。”我说。
“他递的是信，我手里是一摞纸——纸对纸，他得输。”
开会那天，大队部院子里坐了半院子人。
深秋的风从门洞里灌进来，吹得人后颈发麻。
大伯坐在前排，那杆钢笔别在上衣兜里，腰板挺得笔直。
婶子坐在他旁边，手里纳着鞋底，针扎得啪啪响。
大队赵书记坐在正中，五十来岁，黑瘦，听完两边名字，先说规矩。
“今天不评谁有钱谁没钱，就评一件事——陈唤的买卖，违没违规。一个一个说，拿凭据。”
大伯先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胸脯挺得像面鼓。
“书记，同志们。
我说的话，句句为公。
第一，他雇工，让一个十六的丫头给他干活，这是剥削！
政策是啥？”
“政策说个体户是补充，补充就是小打小闹，雇长工那还叫社会主义吗？”
院子里炸了锅，议论声压都压不住。
赵书记摆摆手：“陈唤，你说。”
我没站起来，先把执照举起来了，白底红章，走到人堆中间。
“书记，头一条，雇工。文件我带来了。”我把那份红头文件翻开，指着那一行。
“念给大家听——进一步放宽个体经营，允许雇工两名以内。两名以内。我雇了几个？”
“一个。”我说。
“裁缝学徒小满，十六岁，契是书面的，红手印按了，工钱一月六块，月月清。工钱账在这儿，翻开哪天发的哪天领的，一分不差。”
我把账本和契举过头顶，转了一圈。
纸页边缘被风掀得哗啦啦抖。
“剥削不剥削，大伙评。
按契上的规矩，学徒管教手艺，一天三顿管一顿晌午饭。
她姨家六张嘴分八份粥，在我这儿，顿顿是干的。”
人群里有人小声嘀咕：“六块一个月，比供销社临时工都高……”
大伯的嗓子顶上来了：“那第二条呢？作风！一个没出门的姑娘家跟一个寡妇，成天跟你们……”
“书记。”我没等他说完，把契和两本账放在桌上。
“第二，作风。我跟我搭伙人的关系，全在这几张纸上。
合伙契，一式两份，按了手印；账，两本对照，一笔一笔能对上；她挣多少，我分多少，白纸黑字。”
我把纸推到书记面前。
“他举报我作风有问题。麻烦书记问他一句：他手里有啥凭据？”
“一张纸都没有，就凭一张嘴，往一个带闺女的寡妇身上泼脏水——书记，这算作风有问题的是谁？”
院子里静了两秒，随后哄的一声。
我攥着契的手心出了汗，脊背倒是直的。
“话糙理正！”打水的老汉又开口了。
“人家账都在明面上，你光个嘴！”
婶子的鞋底扎到一半，扎不下去了，脸一阵红一阵白。
赵书记翻着契和账，翻了足足五分钟，抬头时脸沉下来了。
“陈守业。”他点了大伯的名。
“我就问你一句——上头文件白纸黑字写着放宽，允许雇工，你这举报信，是替公家把关，还是跟文件拧着干？”
大伯的嘴张了张：“书记，我是怕年轻人走偏……”他的嗓音比刚才矮了半截，尾音发涩。
“文件就是路牙子。”赵书记把契还给我。
“走偏没走偏，牙子比谁都清楚。”
“以后再拿这种没凭没据的信来占大队的会，我可就要问问写信的人，到底安的啥心思了。”
散会。
人群散得慢，一个个从我跟前过，有人拍拍我肩膀，有人冲大伯那边努嘴。
娘在院门口等我，眼眶红着，手却把我的袖子攥得死紧。
大伯是最后走的。
他走到我旁边的时候，脚步顿了半拍，那杆钢笔在兜里，被他攥得发白。
“陈唤。”他声音压得极低。
“执照保得了一阵，保不了一辈子。买卖这碗饭，烫嘴。”
“大伯。”我说。
“您这话，一个月里跟我说第三回了。可眼下这风，是往我这边刮的。”
他袖子一甩，走了。
散会的人从两边往外走。
有人冲我点头，笑得比往常热络；也有人低着头，绕着我走。
散场的时候，有人擦着我肩膀过去，嗓门压着：“陈唤，往后你家的理，没人敢掰扯喽。”
我愣了一下。
理，是赢回来了。可这话听着，不像恭喜。
这张评理桌，我没掀。
我只是把账摊在桌面上，一页一页翻过去——看完了，各人心里那杆秤，自己调。
散会后，公社文书叫住我，让我补一份交流会的成交备案。
补完，他一边盖章一边闲聊似的说了句：
“年底要清产核资了，全县国营厂子挨个过筛子。纺织厂去年账上就说不清，今年排在头一拨。”
我接章的时候，手很稳。
“是吗。”我说。
“那得好好查查，国营的家底，经不起糊弄。”
“可不。”文书把章倒过来在印泥里按了按。
“上一回厂里能查清楚，也就怪了。”
我拿着备案回供销社，一路上把这个消息在本子里过了三遍。
清产核资。
四个字，是公家发的筛子。
筛子一响，账上不干净的东西，自己会掉下来。
我那个圈，不用我去捅。
风自己会把它刮到明处。
12 爹的条子
评理会过去三天，家里平静得出奇。
那天夜里，我正在灯下对账，爹进来了，把门闩插上。
这个动作我头一回见。
爹在家从不开门闩，哪怕吵架那几年。
“唤，坐下。”他在炕沿上坐下，手在膝盖上搓了两把。
“有个事，憋了我十年，今儿得跟你说。”
我放下笔。
“招工名额的事。”爹的声音很低。
“你一直当我怂，当你没本事，连自己兄弟都护不住。是，也不全是。”
他伸手进怀里，贴身那层衣裳的夹层里，摸出一个油纸包。
油纸磨得起了毛，一层一层打开，里头是两张东西。
一张条子，纸都脆了。
“你爷爷走的那年，欠着队里六十四块的粮款。”爹盯着那张纸。
这六十四块是怎么欠下的，爹掰着指头，给我算了一遍。
七三年秋天雨大，队里分粮分得薄。爷爷先病了一场，药钱是赊的；入了冬人走了，寿材、白布、待客的口粮，又是一笔一笔赊的。
桩桩件件，都记在队账上。
爹说，爷爷走前一个月，还拄着棍子去队部对过一回账，一笔一笔听人念，末了说，六十四块，一分不差，我记下了。
回来路上跟爹说了一句话：账欠着，人不能欠。
“你爷爷这个人，”爹说，“欠账不赖账，就是到死没还上。”
爹说到这儿，手里的油纸包捏了捏。
“那会儿我刚说上你娘的亲。家里就剩两间破房，六十四块，砸锅卖铁也凑不出。你大伯就是看准了这个。”
“你大伯管着队里的账。
他说，这钱要么还清，要么——他拿去公社说，说咱家是欠款户。
那几年欠款户的孩子，上学、当兵、进厂，全都拦。”
我看着那张条子，喉结上下动了动，没出声。
“招工名额下来的时候，你大伯找的我。”爹说。
“他说，名额给建国，粮款的条子他帮我平了，再当众说一句，咱家跟队里两清。”
“我要是不换，你就是个欠款户的儿子，往后啥路都堵着。”
“所以你换了。”
“所以我换了。”爹的手在膝盖上攥紧。
“爹不是不心疼你。爹是算了一宿——一个名额，换你一辈子的路。爹觉得，值。”
灯花爆了一下。
我坐在那儿，后背抵着墙，冰凉。
上一世，爹到死都没说这些。
他到死都是闷的，让我、让娘、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这辈子就这样了，窝囊，没脾气。
我到死都没问过他一句为什么。
“爹。”我嗓子哑得厉害。
“条子呢？粮款的条子。”
“在这儿。”
爹把第二张纸推过来。
就是那张粮款条——底下有一行小字，墨色淡得快没了。
“你大伯平账那天，当着保管员的面销的账。”爹说。
“保管员姓吴，早搬去县里了。当日还有谁在场，我记在条子边角上，一共仨人。”
我凑到灯下看。
边角上三个名字，一个日期，是爹的字。
歪，但一笔一笔，都在。
“你留着这个干啥？”我问。
“留着，不为翻案。”爹把条子往我那边推了推。
“爹这人笨，不会吵不会闹。爹就想着，哪天你出息了，用得上——用不上，就当爹欠你一个说法，留个凭据。”
我捏着那张脆纸，捏得很紧。
十年，他贴身揣了十年。
“爹。”我说。
“评理会那天，你没去。”
“去了。院墙外头。”爹说。
“你拿账本跟他对的时候，爹在墙外头听着。听着听着，爹就在墙根底下蹲下了。”
“蹲着干啥？”
“蹲着哭。”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
“不丢人。十年了，头一回有人替这个家出头。爹高兴。”
我扭过头去，在灯影里坐了好一会儿。
那一世的事，像一口压了十年的锅，这一晚全掀开了。
掀开才看见，锅底下烧火的，一直是这个人。
“爹。”我把条子推回他面前。
“这东西搁您那儿，还是我拿走？”
“你拿走。”爹说。
“往后的世道是你的，纸也归你。”
我又从油纸包里摸出一小卷钱，用皮筋勒着，勒出了印。
“这是啥？”
“十年的。”爹说。
“一年攒三块，你娘不知道。
爹寻思着，你做买卖，早晚有周转不开的时候。
爹帮不上大忙，这是爹的全部。”
一百来块。
一个在队里扛了十年活的人，省出来的全部。
我没推。
推了，就对不起他这十年。
“爹。”我把钱收好，说。
“我现在做的这些，账在纸上，人在眼前。稳的。”
爹看了我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把门闩拉开，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
“那你往前走。”他说。
“家里有我。”
门帘落下来，灯还亮着。
我把那张条子夹进本子的最后一页，跟处理纱那笔账，放在了一起。
纸上三个名字，本子上一个圈。
爹给了刀，我等着风。
13 筛子响了
清产核资的工作组，是腊月初八进的纺织厂。
消息传到公社，比广播快。
传到我家炕头，比公社还快——腊月十五，婶子就出现在我家院门口，进门就喊我娘，嗓门比往日软了八度。
进屋，坐下，递烟——她男人抽的烟，递到我爹面前。
我爹没接，就说了一个字：“说。”
婶子的眼圈先红了：“他大伯……叫厂里停了职了。
工作组进厂一个礼拜，账对不上，库房的处理纱，说走了三十多回，账上一笔没有……”
我娘手里的活停了。
我起身给婶子倒了碗热水，碗沿烫，我指尖换了两回才递稳，没说话。
她扭扭捏捏半天，末了说出真话：“他大伯让我来问问……陈唤在县里认识的同志多，
能不能……能不能帮着递个话，说家里困难，从轻……”
我爹把烟笸箩往桌上一推，看着她。
“他举报唤子那会儿，想来过这一层吗？”
婶子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水没喝，走了。
工作组的人是第三天来找我的。
两个人，进了门，先出示证件，再说明来意——纺织厂库房走漏一案，需要我提供情况。
“我知道的，三句话。”我说。
“第一，交流会期间，纺织厂供销科放话，不许国营仓库向个体户陈唤供货，在场好些商户都听见了。”
“第二，我进货受卡，有市管所和仓库的单据为证。第三——”
我把爹那张脆纸拿出来，连同边角的三个名字。
“我爷爷一九七三年欠下队粮款六十四块，条子一直压在队账房手里。今年招工名额下来，大伯拿这张条子逼我爹，把名额换给了他家。
销账当日，保管员吴姓在场，这是名单和日期。”
工作组的人把条子看了两遍，问：“这跟你举报的事有什么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我说。
“但它给的是动机。厂里的处理纱走了三十多回，账上一笔没有——胆子不是一天长出来的，这张条子就是他胆子的根。”
“你们查账，顺路可以找这位吴保管核实——他如今住县里。”
他们记录，核对我本子上的台账，连我那几笔被扣被卡的账期都对了一遍。
年长的那位翻回前一页，抬眼问：“交流会纺织厂放话那桩，能有几个人作证？”
“正场的商户、西场的摊贩，当场都听见了。登记成交额的评审同志也在场。”
“市管所扣货那回呢？”
“三单齐的，一张不少。”我说，“连当天的登记条都在本子里夹着。”
他点点头，把这两问记下了。
旁边的小同志问了句题外的：“你一个二十二的小伙子，账记得比厂里的统计还细，跟谁学的？”
“跟我大伯。”我说，“他当了半辈子队会计。”
屋里静了一瞬。
那位年长的抬眼看了看我，没接话，低头把这一条也写上了。
走的时候，小同志回头又看了一眼墙上的执照。
年长的那位在门口站了站。
“小陈，你这账记得好。”他说。
“我们查账的，就喜欢会记账的人。”
年后正月，处理纱的案子落了地。
马库管被带走的当天，全公社都知道了。
三十七次走漏，处理纱的名义，账上没进厂也没进国库，前后牵连五个人。
大伯的问题轻些——账目不清、利用职务影响干预供销，停职检查，写出深刻检查，调离队账房的位子。
消息传到我爹这儿，我爹正在院里劈柴。
斧子起，斧子落，柴劈得整整齐齐。
他劈完最后一根，直起腰，跟我说了一句话：“饭好了，叫你娘盛饭。”
就这一句。
可我看见他劈柴的时候，肩膀比哪天都松。
建国是腊月二十三上门的。
我这位堂哥在门口站了半天，眉毛胡子上挂着霜，进了屋就给我娘鞠了一躬，眼圈通红。
“婶，唤子，我爸对不住你们。那年的名额……我如今都知道了。”他说。
“我爸停职在家，天天喝闷酒，就念叨一句话——说这一家子，欠你们的。”
我娘眼圈红了，看看我。
我爹先开的口，声音不高，一句是一句。
“账，清了。”他说。
“人还是亲兄弟，爹娘在，走动走动。”
建国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我娘追出去，往他兜里塞了一把花生。
年三十，一家人围着炕桌包饺子。
娘剁馅，爹擀皮，我记账——不是买卖账，是我那个本子，最后一页。
上面写着这一年的三笔大账：
执照，〇〇一，全公社头一个。
交流会，丁字十七号，个体户第一。
纺织厂的筛子，响了。
写完，我合上本子，抬头看这一家人。
窗户上的冰花结了半层，屋里热气腾腾。
娘的饺子包得歪歪扭扭，爹的皮擀得厚薄不匀，可热气一上来，比啥都香。
我攥紧了那支笔，笔杆让手心捂得发烫。
“唤。”娘放下擀面杖说。
“老屋临街那面，你不是说开个窗口吗？”
“开。”我说。
“过了十五就动工。窗台外头，给娘摆两盆花。”
“花有啥用？”
“没用。”我说。
“没用的事，咱家往后多做。”
14 陈记的幌子
正月十六，老屋临街的窗口开了。
土坯墙上凿出一个二尺宽的窗，窗框刷了新漆，窗台外头摆了两盆花——娘从集上端回来的，一盆月季，一盆仙人掌。
我踩着凳子，把幌子挂上房檐。
“陈记裁缝铺”五个字，桂芝写的，笔锋又稳又亮。
底下围了一圈人。打水的老汉仰着头看：“陈唤，你这买卖，往后算是扎下根了？”
“扎下了。”我说。
“窗在这儿，铺面在这儿，人在铺子里，跑不了。”
“照这么干，”老汉咂咂嘴，“明年集上就得喊你万元户喽。”
“万元户不敢当。”我说。
“我先把娘那两盆花，浇活。”
按我原本记的账，这一年不过是起个头。
真正的大买卖，得等政策再开几年，等我把县里的路子铺开，等收购站的风声再紧一紧。
可如今我不这么算了。
日子跟脑子里的账对不上，这一年前就领教够了。
好在人跟人对得上——这一条，比啥账都牢靠。
开春，铺子里的变化一样一样来。
桂芝转了正，管手艺，带两个徒弟。她把小满叫到跟前，当着我说的：
“小满，锁边这道工序，往后归你。我眼睛花的时候，这铺子就是你们的。”
小满红着脸点头，攥紧了剪刀：“芝婶，我给您把这道工序守到底。”
老孙的赊账清了，一分没差。
清账那天，他非要搭上两包大前门，算给调货那桩事赔的不是。
烟我收了，账我照结，回头跟他签了长年的供货合同——白纸黑字，货款两讫。
他攥着合同看了半天：“跟国营厂做买卖，也就这样了。”
“孙师傅，咱这不叫跟国营做买卖。”我说。
“这叫规矩。”
何所长来过一回，站在窗口外头看了看，说了句“字比去年写得周正”，端着他那搪瓷缸子走了。
临走撂下个信儿：秋天县里办个体户表彰会，全公社一个名额。
名额落在我头上，我没去出这个风头。
奖状是桂芝替我领回来的。
她捧着奖状回来那天，进门就问：“陈唤，挂在哪儿？”
“樟木箱子上头。”我说。
“你家的手艺，挣来的荣誉，挂你家上头。”
婶子后来也来过，挎着篮子，话里头一回没带刺。
她站了半天，买了两尺的确良，掏钱的时候指尖有点抖。 “唤子，那年……”她开了个头。
“婶子。”我把布包好，递过去。
“账清了，就翻篇。往后买布，照给记账。”
她走了以后，我在本子上把这一笔记了：确良两尺，收讫。
大伯现在在队里看库房，不跟人来往，见了我们家的人，远远地让路。
娘说他头发白得快。
有一回在集上碰见，他隔着几步站住了，嘴张了张，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等了三秒，先开的口：“大伯，家里还好？”
他攥着车把的手紧了紧，隔了一会儿才答：“好。”
“那就中。”
我走我的，他站他的。
夜风从集口灌过来，钻进领口，冰凉。
有些账，清了就是清了，不用再念。
夜里关门盘账，我把本子翻到最前头。
那些凭着记忆写下的日期、价钱、还没发生的事，我一页一页，拿笔划掉了。
划得干干净净。
记忆这个东西，划掉这一页，它就真的没了。
笔尖划过纸面，沙沙的，像雪落在窗台上。
往后的日子，全得靠眼前这本账，靠桂芝的手艺，靠爹娘的热炕，靠小满他们一针一线地缝出来。
先知归零了。
我不慌。
本子后头，还留着那几页问号。
记不清的地方，我不再硬想了——往后一步一步，用脚补。
因为这个家如今不靠谁未卜先知地活着——它靠的是灶上有饭，账上有数，人跟人之间，白纸黑字。
娘端着热水进来，看我对着一页划满杠的纸发呆。
“唤，你掉冰窟窿那会儿，”她说到一半，停住了。
我愣了一下：“娘，你说啥？”
“我说的不对？”娘眨眨眼。
“你那年捞上来就说日子要变样。一冬天的怪话，如今不都应了？”
我笑了。
她不知道。
她只当儿子掉进过冰窟窿，醒来开了窍。
对。
这就是全部的真相——我掉下去一回，爬上来，把从前不敢掀的桌子掀了。
桌子掀了，不是为了赢一桌人。
是为了腾出地方，摆一张新的。
灯下，我在本子新的一页写下铺子的第一笔正经流水，末尾添了一行：
陈唤，个体户，陈记裁缝铺掌柜。
我就是个记账的。
把谁欠谁、谁还谁，一笔一笔，记到清清楚楚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