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我重生回搪瓷厂流水线，兜里还揣着上辈子下岗那天发的两块肥皂。全家说搪瓷缸摔不烂，饭碗也砸不碎，我当场交了辞职信，蹬三轮卖呼啦圈。大姨笑我“小渔下海喂王八”，表哥赌我仨月回厂要饭。后来呼啦圈转疯全城，腰间BP机哔哔作响，他们排队来求我赏口饭。
【1】
“于小渔，发什么愣！这批缸子底下全是砂眼，你眼睛长后脑勺上了？”
一只油乎乎的大手拍在我面前的铁台子上，震得一摞白底红花的搪瓷缸子叮当乱响。
我猛地抬头。
车间主任赵德柱那张脸近在眼前，肚子把蓝工装撑成了一个圆滚滚的西瓜，第三颗扣子摇摇欲坠，随时准备弹出去伤人。
我愣了足足三秒，低头看自己的手。
手指头白白净净，没有冻疮，没有上辈子在厂门口卖茶叶蛋烫出来的那片疤。
墙上挂着红纸日历，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八日，宜出行，宜动土，忌优柔寡断。
最后那句是我自己加的。
我重生了。
上辈子我在这个红星搪瓷厂干了七年质检，兢兢业业，年年被评先进，奖品是个印着“先进生产者”的搪瓷缸子。一九九八年厂子改制，全车间一百多号人下岗，每人领了两块肥皂一条毛巾，外加一张买断工龄的白条。白条上的钱，后来一大半让赵德柱以“统筹安排”的名义揣进了自己腰包。
我在厂门口摆了十年茶叶蛋摊，看着当年那些下海的个体户开着小轿车从我面前过，尾气喷了我一锅蛋。
那十年，我的人生就跟那锅茶叶蛋一样，泡在苦水里，越泡越入味，越入味越没人要。
“我跟你说话呢，聋了？”赵德柱又拍了一下台子，“这个月奖金扣五块，再有下次，你就去扫厕所！”
隔壁工位的孙丽丽捂着嘴笑，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全车间听见：“哎呀，小渔姐昨晚是不是跟卫东哥看电影看太晚了？”
王卫东。我上辈子的对象，厂里技术员。我下岗第二年他就跟孙丽丽好上了，理由是“你现在一个卖茶叶蛋的，配不上我”。
后来他也下岗了，两口子在我对面支摊卖煎饼，天天抢我生意。
我深吸一口气，拿起桌上的质检单，翻到背面，掏出别在胸口的钢笔，唰唰写了几行字。
赵德柱伸着脖子看：“写检讨呢？算你识相。”
我把纸往他胸口一拍，刚好拍在那颗摇摇欲坠的扣子上。
“辞职信，赵主任，签个字吧。”
整个车间的机器好像都停了。
赵德柱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我，脸上的肉抖了三抖，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辞职？你辞职？于小渔，你脑子让烤炉熏坏了吧？出了这个厂门，你连西北风都喝不上热乎的！”
孙丽丽也笑出了猪叫：“小渔姐，你可想好了，这可是铁饭碗，多少人托关系都进不来呢。”
“铁饭碗？”我把手里那只有砂眼的缸子举起来，对着窗户的光晃了晃，“赵主任，你看，咱厂的搪瓷缸子都能出砂眼，铁饭碗它就不会生锈？”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赵德柱一把抓过辞职信，“行，我签！我倒要看看你能蹦跶几天。我把话放这儿，三个月，你保准哭着回来求我，到时候扫厕所的岗位我都不一定给你留！”
他签了字，龙飞凤舞，“赵德柱”三个字写得跟三条蚯蚓打架似的。
我收好那张纸，脱下工装叠整齐放在台子上，顺手把那个“先进生产者”的缸子揣进了包里。
这是我上辈子的勋章，也是我上辈子的墓碑。这辈子，我拿它当警钟。
刚走到车间门口，王卫东从技术科那边跑过来，一把拽住我胳膊：“小渔，我听说你要辞职？你疯了？”
“没疯，清醒得很。”
他压低声音，一脸痛心疾首：“你要是真辞了，咱俩这事儿就算了。我爸妈不可能让我娶一个没单位的待业青年。”
我看着他那张上辈子让我哭了半宿的脸，突然觉得特别好笑。
“吹就吹呗。”我把他的手从胳膊上拿下来，“你又不是唢呐，吹了我也不心疼。”
身后传来孙丽丽憋不住的笑声，还有王卫东气急败坏的跺脚声。
我头也没回，迈出了红星搪瓷厂那扇刷着绿漆的大铁门。
十月的风有点凉，可我觉得浑身热乎。
回到家，我刚推开院门，就看见一屋子人。
我妈王桂芬手里攥着鸡毛掸子，我爸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雾缭绕得跟太上老君炼丹似的。沙发上坐着我大姨刘金凤，旁边是她儿子，我表哥周建国，在县供销社当采购员，胸口别着一支英雄钢笔，那是他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也是他全身上下最有文化的东西。
消息传得比我腿还快。
“于小渔！”我妈的鸡毛掸子指着我鼻子，“你给我说清楚，厂里的工作是不是你自己不要的？”
“是。”
“啪！”鸡毛掸子抽在饭桌上，掸下来三根鸡毛。
大姨嗑着瓜子，慢悠悠开口：“桂芬啊，不是我说，你家这丫头就是让你惯坏了。好好的铁饭碗不端，非要去要饭碗。我们建国在供销社，那叫一个稳当，过年发的带鱼都比别人宽两指。”
周建国推了推根本不存在的眼镜：“小渔，你说你一个女同志，没文化没门路，辞职能干啥？下海？我跟你讲，海里是有鲨鱼的。”
“小渔下海，喂王八喽。”大姨笑得瓜子皮直往下掉。
我把包往桌上一放，那个搪瓷缸子磕出“当”的一声。
“我要去卖呼啦圈。”
一屋子人愣住了。
“呼……呼啥？”我爸烟袋锅子都掉了。
“呼啦圈，套在腰上转的那个圈。”
大姨的瓜子“噗”一下全喷了出来，笑得差点从沙发上滑下去：“哎哟我的妈呀，卖圈？一个塑料圈子能卖几个钱？你还不如去套圈摊上给人家当靶子呢！”
周建国也乐了：“小渔，你要是能靠卖圈挣到一千块钱，我周建国三个字倒过来写。”
“一千块？”大姨一拍大腿，“她要是能挣一千块，我把你家这个洗脸盆顶脑袋上，绕咱胡同走三圈！”
她指着墙角那个印着鸳鸯戏水的搪瓷洗脸盆，笑得满脸褶子。
我点点头，把那个盆拎起来，擦干净，端端正正放在大姨脚边。
“大姨，这话我记下了。盆我先给您留着，您可千万别忘了。”
【2】
我妈到底没让我从家里拿走一分钱。
她把存折锁进樟木箱子，钥匙挂在裤腰带上，睡觉都不摘，那架势跟看守国库差不多。
“你要是敢去折腾，就别认我这个妈！”
我也没指望家里。我翻出自己攒了三年的私房钱，一共二百八十六块四毛，卷成一卷，揣在贴身口袋里，第二天一早就出了门。
我第一站去的是城东的国营塑料制品厂。
上辈子我在广场舞队混了十年，队里有个阿姨原来就是这个厂的保管员。她跟我念叨过无数遍，说一九九一年底厂里积压了一大批出口退回来的聚乙烯水管，颜色不合格，又粉又绿的，堆在仓库里没人要，最后当废品五分钱一斤卖了。
我找到仓库，看门的是个瘸腿老头，正在晒太阳。
“大爷，你们这儿那批粉的绿的水管，卖不卖？”
老头眯着眼打量我：“你要那玩意干啥？那颜色接水管，人家以为你家流的是汽水。”
“我按一毛钱一斤收，您看行不行？”
老头眼睛一下就亮了。
废品站给五分，我给一毛，这叫什么？这叫降维打击。
最后我花了一百二十块钱，拉走了将近一千二百斤水管，雇了辆驴车，晃晃悠悠拉回了胡同。
赶车的大爷一路上回头看了我八回，最后实在没忍住：“姑娘，你家这是要给全县的耗子修地下管道啊？”
管子卸在院子里，堆得跟小山似的，红的粉的绿的，五颜六色。
我妈下班回来，站在院门口，看着那堆管子，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扶着门框，捂着胸口，慢慢地蹲了下去。
“老于，”她声音都在抖，“咱闺女是不是让人下了降头？”
我爸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烟：“我看像。”
我没工夫跟他们解释，扭头就去找马大炮。
马大炮是我发小，人如其名，身高一米七，体重一百八，嗓门比厂里下班的汽笛还响。高中毕业就待业，在胡同口摆了个修车摊，一天挣不到两块钱，还天天被他妈追着骂“吃干饭的”。
上辈子他后来去南方跑运输，混得很不错。可那是九五年以后的事了，现在的他，还是个被亲妈拿擀面杖撵着满胡同跑的胖子。
“大炮，跟我干，一个月我给你开一百。”
马大炮正在给自行车补胎，手一抖，胶水糊了一脸：“多少？一百？我们车间主任一个月才挣九十八！你这是要我干啥？杀人放火我可不干啊。”
“做呼啦圈。”
“那……那我更不干了，这个比杀人放火还离谱。”
“一百二。”
“老板你说，从哪儿开始弯？”
我们在院子里支起了一口大铁锅，烧开水，把水管泡软，量好长度，弯成圆圈。接口的地方，我让马大炮用他修车的手艺，削了木塞子塞进去，再用铁丝箍紧，外面缠上一圈彩色胶布。
第一个呼啦圈做出来，粉嫩嫩的，套在马大炮腰上，刚好卡住。
“这……这玩意儿真有人买？”马大炮扭了两下，圈子“啪嗒”掉在地上。
“你那不叫转，叫抽筋。”我把圈子捡起来，往自己腰上一套，胯一摆。
上辈子广场舞队C位十年，转呼啦圈那是我的看家本事，左转右转倒着转，一边转一边还能嗑瓜子。
圈子在我腰上呼呼地转起来，越转越快，转出了一圈粉色的残影。
马大炮张着嘴，看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小渔，你……你这腰是装了马达吗？”
隔壁院的王婶端着饭碗出来看热闹，看着看着，碗里的面条都坨了。
我们熬了三个通宵，做出来五十个圈。
礼拜天一大早，我和马大炮蹬着三轮车，拉着五颜六色的呼啦圈，去了人民公园。
公园门口全是晨练的老头老太太，有打太极的，有舞剑的，有甩鞭子的，还有个大爷对着树喊嗓子，喊得树上的麻雀都搬家了。
我找了块空地，把收音机往地上一放，按下按钮，邓丽君的《甜蜜蜜》飘了出来。
我往腰上套了两个圈，又往两只胳膊上各套一个，开始转。
四个圈同时转起来，粉的绿的在我身上飞，跟个人形风车似的。
十分钟后，空地被围了三层。
半小时后，第四层的人开始往树上爬。
“姑娘，这圈子咋卖？”一个穿红毛衣的大妈挤到最前面。
“五块钱一个，转一转，腰不酸腿不疼，一口气上五楼。”
“五块？抢钱呢！”
“大妈，你算算，去医院看一回腰，挂号费就一块，拍个片子五块，膏药一贴又两块。我这一个圈，能转好几年，你说哪个划算？”
大妈愣了一下，掰着指头算了算，一跺脚：“给我来一个，要粉的！”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不到两个钟头，五十个呼啦圈卖得精光，最后一个让两个大妈抢得差点打起来，我只好当场加价，卖了七块。
我数着手里那一沓毛票，二百五十二块。
成本不到二十块。
马大炮蹲在三轮车边上，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小渔，我以后能叫你妈吗？”
“滚，你比我还大俩月。”
回家路上，路过电器商店，橱窗里的电视正在放晚间新闻。
播音员字正腔圆：“近期，一种名为呼啦圈的健身器材在上海、广州等地风靡一时，据悉，上海某百货商店日销量已突破千个，不少市民排队抢购……”
马大炮一个急刹车，三轮车差点翻进沟里。
我看着电视屏幕，嘴角压都压不住。
风来了。
【3】
那之后的三个月，我们家院子变成了一个小作坊。
我把胡同里几个待业在家的姑娘小伙都招了来，一人一天两块钱，管一顿中午饭。马大炮当了车间主任，每天背着手在院子里转悠，学着赵德柱的样子喊：“手脚麻利点，这个接口缠歪了，扣奖金！”
我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你再学他，我先扣你的。”
人民公园的摊子我交给了隔壁王婶的闺女，我自己去跑百货大楼和各个单位的工会。
那时候呼啦圈热正从南方往北方卷，我们县城的百货大楼还没进货，经理一听说我手里有现货，眼睛都直了，当场订了五百个。
紧接着是纺织厂工会、机械厂工会、县一中体育组，订单雪片一样飞过来。
塑料厂那堆积压的水管不够用了，我又跑了两趟，把人家仓库里能弯的东西都拉了回来，连那个瘸腿大爷都开始叫我“于老板”。
到了一九九二年一月底，我算了一笔账。
扣掉所有成本、工钱，三个月净挣四千三百多块。
那时候搪瓷厂一个八级工，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出头。
腊月二十三，小年。
大姨一家照例来我家吃饭，这是我们家的传统，也是大姨每年来我家炫耀的固定节目。
饭桌上，大姨夹了一筷子红烧肉，慢悠悠开口：“建国今年又评上先进了，供销社发了二十斤带鱼，一桶豆油，还有一张自行车票。哎，小渔啊，你那个圈子卖得咋样了？要是不行，跟大姨说一声，我托人看看能不能给你在街道糊纸盒的地方找个活。”
周建国一边剔牙一边笑：“妈，你就别为难人家了，小渔现在可是个体户，个体户懂吗？就是没人管的野孩子。”
我放下筷子，从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饭桌正中间。
“妈，这是给你的，过年钱。”
我妈愣了一下，拿起来捏了捏，脸色就变了。
她把信封拆开，一沓“大团结”露出来，崭新的，还带着银行的墨香。
“一……一千块？”
我妈的手开始抖，抖得跟筛糠似的。她数了三遍，数到最后一张的时候，眼圈红了。
我爸手里的酒盅“当啷”掉在桌上，酒洒了一桌子。
大姨嘴里那块红烧肉，掉了。
周建国剔牙的牙签，卡在牙缝里了。
“这……这钱不会是偷的吧？”大姨反应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大姨，百货大楼的订货单、工会的结算单，都在我屋里抽屉锁着呢，你要不要去看看？”我笑眯眯地站起来，走到墙角，把那个鸳鸯戏水的搪瓷洗脸盆端了过来，“大姨，三个月前你说的话，还算数吧？”
大姨脸色一下子就绿了，绿得跟我那批水管一个色。
“我……我那是开玩笑，你一个小辈，还当真了？”
“我当真了。”我把盆往她手里一塞，“院里王婶、李叔、马大炮他妈，那天可都在院子里听见了，大家伙可都记着呢。”
话音刚落，院门口就探进来好几个脑袋。
王婶嗓门最大：“金凤啊，我们可都等着呢，说话得算数啊！”
马大炮他妈抱着孙子，笑得前仰后合：“快点的，我孙子还没见过人顶盆呢！”
大姨的脸从绿变红，从红变紫，跟个调色盘似的。
周建国想打圆场：“小渔，都是一家人，至于吗？”
“表哥，你那天说的话我也记着呢，你说我要是挣到一千块，你名字倒过来写。”我递给他一支粉笔，“国建周，写吧，就写院门上，让大伙都看看。”
那天晚上，我们胡同上演了一出大戏。
大姨顶着鸳鸯戏水的搪瓷盆，绕着胡同走了三圈，盆底下还垂着一条她自己的花头巾，远看跟个移动的蒸笼似的。半个胡同的人都出来看，小孩跟在后面拍手唱：“顶盆盆，转圈圈，说话不算变王八。”
周建国在院门上歪歪扭扭写了“国建周”三个字，写完扭头就跑，连带鱼都没拿。
我妈站在院门口，看着大姨的背影，憋了半天，“噗嗤”一声笑出来，然后赶紧捂住嘴，假装咳嗽。
我凑过去：“妈，存折钥匙，现在能给我了吧？”
我妈瞪了我一眼，把裤腰带上那串钥匙解下来，拍在我手心里。
“你个死丫头，挣钱了也不早说，害我白担心三个月，头发都愁白了好几根。”
那天夜里，我睡得特别香。
可我知道，这才哪儿到哪儿。
真正的风口，还在后面。真正的坑，也在后面。
【4】
一九九二年春天，南边传来一位老人的讲话，报纸头版连着登了好几天。
满大街的人都在议论“下海”两个字。
而呼啦圈，在这一年夏天，彻底疯了。
全国上下，从幼儿园小孩到七十岁老太太，人手一个圈。马路上转，公园里转，单位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也转。县城百货大楼门口天天排长队，我们一个圈的出厂价从五块涨到了十二块，还是供不应求。
街上冒出来十几家做呼啦圈的作坊，水管从五分钱一斤涨到了八毛。
马大炮天天乐得合不拢嘴：“小渔，照这个架势，咱们年底就能盖楼了！”
我没说话，拿着一张报纸，看了很久。
报纸角落里有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某地一名儿童在长时间转动呼啦圈后出现腹痛，送医治疗。
上辈子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九九二年秋天，一则“呼啦圈导致肠扭转”的传言像野火一样烧遍全国。学校禁止、医院辟谣辟不过来，再加上满大街都是货，呼啦圈价格一夜之间崩盘，从十几块跌到几毛钱，最后成了垃圾堆里的常客，被人拿去围鸡圈、晾袜子。
那一年，多少跟风的人赔得裤衩都不剩。
“大炮，停工。”
“啥？”马大炮手里的胶布卷掉在地上，骨碌碌滚了老远，“现在停工？小渔，你是不是热糊涂了？外面订单还排着队呢！”
“把手上的单子做完，不接新单，仓库的货全部出掉。”我把报纸折起来，“呼啦圈这阵风，快刮完了。”
马大炮急得直挠头，可他到底听我的。
消息传出去，我那个表哥周建国比谁都高兴。
他在供销社憋屈了大半年，眼看着我数钱数到手抽筋，早就红了眼。那段时间他偷偷联系了几个外地货源，听说我要停工清仓，连夜就找上门来了。
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大姨，还有我那位老熟人，搪瓷厂车间主任赵德柱。
原来赵德柱是周建国的远房表舅。这个世界真小，小到坏人都能凑一桌麻将。
“小渔，听说你要出货？”周建国这回态度好得出奇，进门还给我递了根烟，“你仓库那两千多个圈，我全要了，按十块一个，怎么样？”
赵德柱挺着肚子坐在我家沙发上，把沙发压得吱呀乱叫：“于小渔，我跟你说实话，这个生意我们也算过了，现在呼啦圈正火，你把货卖给我们，是给你面子。”
大姨在旁边帮腔：“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卖给别人也是卖，卖给你表哥，那是亲上加亲。”
我看着他们三个，心里明镜似的。
周建国的钱，是从供销社的采购款里挪的。大姨把她压箱底的金镯子都当了。赵德柱掏的是他这些年从厂里“统筹”出来的小金库。
他们打的算盘是：低价从我手里接货，再高价卖到乡下去，赚一笔就跑。
“表哥，我当着大家伙的面说一句。”我把窗户推开，院子里王婶、马大炮几个人都在，“呼啦圈这个行情，撑不过两个月，我建议你别囤，钱留着干点别的。”
周建国脸色一沉：“于小渔，你什么意思？你自己赚够了，就不让别人赚？”
赵德柱冷笑：“小丫头片子，心眼倒不少，你是想自己留着货慢慢卖吧？”
大姨拍桌子：“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见不得你表哥好！”
我点点头。
该劝的我劝了，当着证人的面劝的。他们不听，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行，十块一个，两千三百个，两万三千块，现钱，概不赊账。”
周建国咬咬牙，从一个黑色人造革皮包里掏出一沓一沓的钱。赵德柱和大姨也各自掏出一卷，凑了半天才凑齐。
马大炮数钱数到一半，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分明在说：“老板，你真狠。”
我冲他眨了眨眼。
我狠吗？我已经提醒过三遍了。
一个多月后，十月初。
县广播站在早间新闻里念了一篇从省报转载的文章，标题叫《警惕！呼啦圈或致肠扭转》。
当天下午，县一中宣布全校禁止转呼啦圈。第二天，县幼儿园跟进。第三天，百货大楼门口那块“呼啦圈到货”的小黑板，被人擦掉了。
一个礼拜，满大街的呼啦圈从十二块跌到三块。
两个礼拜，跌到一块。
一个月后，五毛钱都没人要。
周建国手里那两千三百个圈，加上他从外地另外进的一千多个，三千多个呼啦圈堆在大姨家院子里，堆得比房顶还高，红的粉的绿的，远看跟个彩虹色的蜂窝似的。
大姨天天坐在院子里哭，哭完了骂，骂完了接着哭。
后来实在没办法，她把那些圈子拆开，围了个鸡圈，剩下的拿来晾衣服、搭豆角架子。
胡同里的小孩路过她家，都要扒着墙头往里看，一边看一边喊：“快看快看，周家开呼啦圈博物馆啦！”
最惨的是周建国。
供销社查账，发现他挪用了八千块采购款，当场停职，责令三个月内补齐，不然就移交处理。
赵德柱也没好到哪儿去，他的小金库填进去了五千多，回家被他老婆拿擀面杖追着打了两条街，第二天上班脸上贴着三块胶布。
我听说的时候，正在火车站排队买票。
马大炮捧着一个军用水壶，跟在我身后：“小渔，你说你当时为啥要卖给他们？”
“我劝了，他们不听。”我接过车票，“人家要往坑里跳，我总不能抱着人家大腿不让跳吧？那人家还以为我要抢他的坑呢。”
车票上写着：广州。
【5】
一九九二年冬天的广州，跟我们县城完全是两个世界。
满街都是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腰上挂着一个黑色的小方盒子，时不时“哔哔哔”地响两声，然后那人就急匆匆地找公用电话去了。
马大炮看得眼睛都直了：“小渔，他们腰上挂的那是啥？电子表？”
“BP机，寻呼机。”
“干啥用的？”
“有人找你，它就叫，你看上面的号码，回个电话就行。”
马大炮一脸茫然：“那……那它咋不直接让人说话呢？”
“它要是能说话，那就叫大哥大了，一个两万多，你买得起？”
上辈子，我们县城的寻呼机是一九九三年开始火起来的，一直火到两千年前后。最火的那几年，腰上挂个BP机，跟今天脖子上挂个金链子一样有面儿。
而现在，我们县城邮电局刚刚开通寻呼台，全城不到两百台机子。
我揣着做呼啦圈攒下的三万多块钱，在广州一家国营电子公司的批发部，一口气订了三百台数字寻呼机。
批发部的经理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看我一个外地小姑娘一下子订这么多，推了推眼镜：“小妹，你要这么多，卖得完吗？你们北方人，有几个用这个的？”
“卖得完。”我把钱码在柜台上，“顺便问一句，你们这儿有没有汉显机的样品？”
“汉显？那个刚出来，贵得很，一台三千多。”
“我先要两台样品，摆柜台撑场面。”
回到县城，我在县委招待所对面租了一间十二平米的门面，挂上了一块红底黄字的招牌：小渔通讯。
我又跑到县邮电局，跟寻呼台的负责人谈了三天，签了一份代理入网的合同。
凡是在我这儿买机子的，我负责办理入网手续，邮电局给我返点。
开张那天，我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
鞭炮声还没散，王卫东和孙丽丽就从门口经过了。
两个人手挽着手，孙丽丽穿着一件新买的红呢子大衣，下巴扬得老高。听说他俩上个月刚订婚，厂里还分了一间筒子楼的房子。
“哟，这不是于小渔吗？”孙丽丽夸张地捂着嘴，“卖完圈又卖啥了？我看看……BP机？这玩意儿谁买啊？腰上挂个火柴盒，哔哔哔的，跟小鸡叫似的。”
王卫东背着手，看了看我的柜台，摇摇头：“小渔，你这就是瞎折腾。厂里下个月又要涨工资了，你要是当初不辞职，现在也能分房子。”
“卫东哥，你这话就不对了，”孙丽丽娇滴滴地笑，“人家现在是老板，怎么会稀罕厂里那点工资呢？就是不知道这个老板，能当几天。”
我没理他们，低头擦柜台。
两个人觉得没趣，嘀嘀咕咕地走了。
马大炮在后面骂了一句：“这俩人，一个是哔哔机，一个是哔哔赖赖机。”
开张第一个礼拜，一台都没卖出去。
我也不急。
第二个礼拜，我拎着两台机子，去了县城最大的个体户聚集地，城南的服装批发市场。
那里的老板们天天在外面跑货，家里来了急事找不到人，进货的厂家联系不上，急得跳脚。
我挨家挨户地敲门，给他们演示：“张老板，你想想，你去市里进货，你媳妇在家看店，突然来了个大客户要订一百条裤子，她怎么找你？打电话到你住的招待所？你住哪儿她都不知道。有了这个，她往寻呼台打个电话，你腰上一响，你就知道了。”
张老板摸着下巴琢磨了半天：“那上回我进货，我媳妇在家生孩子，我愣是三天以后才知道，回来我丈母娘差点把我腿打断……”
“那你说，要是那会儿有这个……”
“给我来两台！一台我的，一台我媳妇的！”
城南批发市场有三十多个老板，那个月，我卖出去四十一台。
第二个月，消息传开了，县城开饭馆的、跑运输的、包工程的，都来了。
我还专门印了一本小册子，叫《数字密码手册》，跟着机子一起送。
“1314，一生一世。”
“520，我爱你。”
“7456，气死我了。”
“9958，救救我吧。”
“38，三八，自己体会。”
小册子一出来，年轻人疯了。谈对象的小伙子买一对机子，一个挂自己腰上，一个送给对象，没事就往寻呼台打电话，让人家呼“520”。
寻呼台的接线员后来专门跑到我店里来抗议：“于老板，你那个小册子印得太好了，我们接线员现在一天要念三百遍‘我爱你’，念得我们都快不想谈恋爱了！”
到了一九九三年开春，三百台机子卖完了。
我又去了一趟广州，这回订了一千台。
【6】
生意越做越好，眼红的人就越来越多。
一九九三年四月的一天，我正在店里给客户办入网，门口来了三个穿制服的人。
领头的是个国字脸，胸口别着工商局的牌子，身后跟着两个年轻干部，手里拿着本子。
再后面，是周建国和赵德柱。
周建国补齐了供销社的窟窿，可工作是彻底丢了，现在在县城里打零工，一张脸瘦了一圈，眼神比以前还阴。赵德柱倒还是那个西瓜肚子，只是脸上多了几道被他老婆挠出来的印子。
“于小渔是吧？”国字脸干部掏出一张纸，“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你这里非法销售来路不明的电子产品，涉嫌走私、投机倒把，我们来检查一下。”
周建国站在后面，嘴角挂着冷笑：“检查仔细点啊，这玩意儿全是从南方倒腾过来的，指不定是从香港那边偷运进来的。”
赵德柱挺着肚子帮腔：“我是红星搪瓷厂的车间主任，我可以作证，这个于小渔以前就不安分，在厂里就偷懒耍滑，辞职以后，一会儿卖圈，一会儿卖这个，钱来得不明不白！”
店里几个正在挑机子的客户都看过来了。
马大炮气得脸都红了，撸起袖子就要往前冲，我一把拉住他。
“同志，您请坐。”我给国字脸搬了把椅子，又倒了杯茶，然后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铁皮文件盒。
“这是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县工商局去年十一月发的，上面有您单位的公章。”
国字脸接过去看了看，点点头。
“这是我从广州进货的发票，开票单位是广州市国营电子器材公司，每一批货都有，编号连着的，您可以随便核对。”
我把一沓发票摊在柜台上。
“这是我跟县邮电局寻呼台签的代理入网合同，邮电局刘局长签的字，盖的是邮电局的章。每一台机子的串号，邮电局都有登记，您要是不放心，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去问。”
国字脸翻了翻合同，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明显变了。
“另外，”我又抽出一张纸，“这是我上个季度的完税证明。我这个小店，上个季度给县里交了一千二百块的税。”
店里安静了。
国字脸身后那个年轻干部小声嘀咕了一句：“一千二？咱们局里有的国营单位一年都交不了这么多……”
国字脸干咳一声，把材料还给我，转身看着周建国和赵德柱，脸色沉了下来。
“你们俩举报说人家走私，证据呢？”
周建国脸色发白：“我……我就是觉得，她一个小姑娘，哪儿来的本事……”
“觉得？”国字脸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你知道诬告是什么性质吗？现在国家鼓励发展个体经济，人家手续齐全、照章纳税，你们拿着一个‘觉得’就跑来举报，耽误我们半天工夫，还影响人家做生意！”
赵德柱的肚子缩了缩：“同志，我们也是出于责任心……”
“你是搪瓷厂的车间主任？”国字脸盯着他，“上班时间不在厂里，跑这儿来举报个体户？你们厂长知道吗？要不要我打个电话问问？”
赵德柱的脸一下就白了，白得跟搪瓷缸子一个色。
店里几个客户憋不住笑出声来。张老板正好来买第三台机子，看见这一幕，扯着嗓子喊：“哎哟，这不是那个囤了三千个呼啦圈的周家老大吗？咋的，你家鸡圈围好了，现在想来拆别人家的店？”
一屋子人哄堂大笑。
周建国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扭头就往外走，走得太急，在门槛上绊了一跤，摔了个狗啃泥。
赵德柱想拉他，自己肚子一挺，也没站稳，两个人滚成一团。
国字脸摇摇头，叹了口气，转过身来，看着我柜台上那台汉显样机，犹豫了一下。
“那个……小于同志，这个能显示汉字的，多少钱？”
“三千二，您要的话，我给您算成本价，两千九。”
国字脸咬咬牙，掏出钱包：“给我拿一台。我们局里下乡检查，一出去好几天，局长老找不到人，回来就骂。”
那天，工商局的人来检查，最后买走了三台机子。
周建国和赵德柱灰头土脸地走了，听说回去以后，赵德柱被厂长叫到办公室，骂了整整一个钟头，年底的先进也泡汤了。
马大炮笑得在柜台后面打滚：“小渔，你说他们这算不算，偷鸡不成蚀把米？”
“不算，”我把那沓发票收好，“他们这叫，举报不成，反给我带货。”
【7】
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五年，是寻呼机最疯狂的三年。
我的“小渔通讯”从一个十二平米的小门面，开成了三家连锁店。马大炮当了总店经理，西装一穿，领带一系，往门口一站，活像个刚从电视剧里走出来的港商，就是那一百八的体格，把西装撑得扣子都快崩了。
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腰上都挂着我们店卖的机子。
一九九四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店门口停了一辆半旧的上海牌轿车。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后面跟着一个挺着肚子拎包的中年人。
老头是红星搪瓷厂的厂长，钱有福。
拎包的，是赵德柱。
“于老板，久仰久仰。”钱厂长一进门就伸出手，“我们厂今年要搞改革，成立销售科，往外跑市场，需要配一批寻呼机，听说你这儿是全县最大的，我就亲自来了。”
我跟他握了握手：“钱厂长客气，需要多少？”
“三十台。”钱厂长回头看了一眼赵德柱，“老赵，把钱拿出来。”
赵德柱打开包，一沓一沓往外掏钱，手都在抖。
他不敢抬头看我。
我也不说话，就那么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他数钱。
数到一半，他数错了，又从头数，数到一半，又错了。
钱厂长皱眉：“老赵，你今天咋回事？手抽筋了？”
“没……没事，厂长。”
马大炮站在我身后，憋笑憋得浑身发抖，最后实在忍不住，转身躲进了仓库，仓库里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笑声，跟杀猪似的。
钱厂长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于老板，我记得你以前是我们厂的职工吧？质检组的？”
“是，钱厂长记性真好。”
钱厂长叹了口气，拍了拍赵德柱的肩膀：“可惜了，这么好的人才，当初怎么就让她走了呢？”
赵德柱的脸皱成了一团抹布。
那天晚上，王卫东来了。
他一个人来的，手里捧着一束塑料玫瑰花，头发抹得锃亮，苍蝇落上去都得劈叉。
“小渔，我……我跟孙丽丽分了。”
我正在对账，头也没抬：“哦。”
“她……她太物质了，天天让我给她买这买那，我一个月工资才一百三，哪儿够她花……”王卫东把花放在柜台上，“小渔，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心里一直有你。当初是我不对，我不该说那些话……”
“王卫东。”我放下笔，抬起头看着他，“你跟孙丽丽分了，是因为她物质，还是因为她发现你一个月只挣一百三？”
王卫东愣了一下。
“你现在跑来找我，是因为心里有我，还是因为我这儿一个月流水好几万？”
“我……”
“你那束花是塑料的吧？挺好，跟你的心一样，永远不会谢，也永远不会是真的。”
我把花塞回他手里。
“慢走，不送。对了，出门左拐有个公用电话，你要是想找孙丽丽复合，可以呼她，号码我送你，7456。”
王卫东攥着那束塑料花，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憋出一句：“于小渔，你别得意，个体户都是一阵风，我看你能风光几天！”
“我能风光几天不知道，”我低头继续对账，“但我知道你下岗那天，风刮得可大了。”
他听不懂，摔门走了。
马大炮从仓库探出脑袋：“7456是啥意思来着？”
“气死我了。”
“高，实在是高。”
那年年底，大姨来了。
她没进门，就站在店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看。
周建国在县城里打了两年零工，扛过大包，蹬过三轮，去年又跟人合伙倒腾服装，被人骗了一千多块，现在三十多了，对象都没找着。
“小渔啊，”大姨的声音比以前小了八度，“你看，你表哥也不容易，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能不能……能不能给他安排个活儿？当个经理啥的？”
“经理没有，”我说，“仓库缺个搬货的，一个月一百五，包午饭，干得好有奖金。他要愿意，明天就来。”
大姨的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搬货？让你表哥给你搬货？于小渔，你也太不讲情面了！他好歹是你表哥！”
“大姨，马大炮当初也是从弯管子开始干的，”我平静地看着她，“表哥要是嫌搬货丢人，那就算了，我不勉强。”
周建国到底没来。
听说他在家里摔了一个暖壶，说“我周建国就是饿死，也不给她于小渔扛大包”。
我听了也没往心里去。
饿不饿死，那是他的事。
【8】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在县城最热闹的解放路买下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把总店搬了进去。
很多人不理解。
那时候寻呼机生意正是最红火的时候，汉显机一台卖两千多还要排队，我却把一大半的钱拿去买房子，还在二楼柜台摆上了几台又黑又笨的手机。
“小渔，”马大炮抱着一台摩托罗拉，愁眉苦脸，“这玩意儿一台八千多，话费一分钟好几毛，谁买啊？咱县城有钱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现在不买，过两年就买了。”
上辈子我记得，一九九五年以后，GSM网络开始在全国铺开，手机价格一年比一年便宜。到了两千年前后，寻呼机被手机彻底干掉，那些守着寻呼机不撒手的店，一家接一家地倒闭。
我不打算等到那一天才转身。
除了手机，我还在悄悄打听另一件事。
红星搪瓷厂。
一九九六年底，厂里已经开始发不出全额工资了。我们县城那几家国营厂，纺织厂、机械厂、搪瓷厂，一个接一个地亏损。产品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南方乡镇企业做的搪瓷制品又便宜又好看，把我们厂的市场抢了个精光。
我妈每天从街坊那里听来各种消息，回家跟我念叨：“你听说没，搪瓷厂这个月工资只发了一半，说是要改制，要把一部分人分流……”
我爸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烟，抽了半天，冒出一句：“当初闺女要是没辞职，现在咋办？”
我妈愣住了，半天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她走到我身边，从樟木箱子里拿出那本存折，塞到我手里：“这些年你给家里的钱，我一分没动，都在这儿，你要用就拿去。”
我把存折推回去：“妈，你留着，我不缺钱。”
我妈眼圈红了，转身进了厨房，锅铲敲得叮叮当当响，敲得比平时用力好几倍。
那年冬天，马大炮带回来一个消息。
“小渔，我听我二姨说，搪瓷厂那个赵德柱，最近天天往财务科跑，跟会计关着门不知道嘀咕啥，有时候一嘀咕就到半夜。”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上辈子，一九九八年改制的时候，厂里给下岗职工的买断工龄补偿款，有将近三十万被赵德柱伙同财务科的会计做了假账，以“安置费”“统筹费”的名义截留了。工人们拿到手的钱，连说好的一半都不到。
那时候我也是其中一个，拿着那张白条，在厂门口哭了一个下午。
后来有人去告，可账做得太干净，没告倒。赵德柱拿着那笔钱，在市里买了两套房，日子过得比谁都滋润。
这辈子，我不能让他再得逞。
“大炮，你二姨在厂里还有熟人吗？”
“有啊，质检组的李大姐，跟我二姨是老姐妹。”
李大姐。
我记得她。上辈子我刚进厂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是她手把手教我看砂眼、查釉面。我下岗那年，她自己也下岗了，还偷偷塞给我二十块钱，让我拿去做本钱。
“你帮我约她，就说我请她吃饭。”
【9】
一九九八年三月，红星搪瓷厂正式宣布改制。
全厂四百多名职工，一次性分流三百二十人，买断工龄。
公告贴在厂门口那面掉了皮的墙上，红纸黑字，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有人哭，有人骂，有人蹲在地上抽烟，一根接一根。
赵德柱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个铁皮喇叭，挺着肚子喊：“大家不要激动，厂里会按照政策给大家发补偿款，每人按工龄算，一年工龄补三百……”
“三百？”人群里炸了锅，“上头文件说的是一年五百！你们把那两百弄哪儿去了？”
“那是统筹费，安置费，要统一管理……”赵德柱的声音越来越小。
就在这时候，人群外面开进来两辆车。
一辆是县纪委的，一辆是县审计局的。
车门打开，下来几个穿中山装的干部，直接朝厂办公楼走去。
赵德柱的铁皮喇叭“哐当”一声掉在了台阶上。
我站在人群后面，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看着这一幕。
半年前，我通过李大姐，联系上了财务科一个刚分来的年轻会计。那个小姑娘胆子小，被赵德柱逼着做假账，吓得天天失眠，又不敢说。李大姐找到她，我请她吃了一顿饭，跟她讲了一晚上的道理，最后她把一本偷偷誊抄的真账本交给了我。
我把账本复印了三份，一份寄到县纪委，一份寄到审计局，一份寄到市里的报社。
那天下午，赵德柱和财务科的老会计被纪委的人带走了。
据说从赵德柱家里搜出来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八万多块现金，还有两本存折。他老婆当场瘫在地上，嚎得半条街都听见了。
后来，被截留的三十多万补偿款全部追回，按照文件规定，一分不少地发到了工人手里。
厂门口那天放了好几挂鞭炮。
一个月后，“小渔通讯”在县城劳动局门口贴出了一张招聘启事。
招营业员二十名、仓库管理员五名、维修技术员三名，优先录用搪瓷厂下岗职工。
招聘那天，来了两百多人。
我坐在招聘桌后面，一个一个地看。
李大姐来了，我直接让她当了仓库总管，月薪五百。她拉着我的手哭了半天：“小渔，大姐当初就是随手帮了你一下……”
“大姐，你随手给的那二十块钱，比别人给我两千都值钱。”
她愣了一下，没听懂，可还是哭得更厉害了。
当年给我递过一杯热水的车间王师傅，当了维修部的技术员。帮我顶过一次夜班的小刘，当了营业员。
队伍排到一半，我看见了几张熟脸。
王卫东和孙丽丽。
他们俩兜兜转转，最后还是结了婚，现在两口子一起下岗，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挤在筒子楼里，每个月就靠那点补偿款撑着。
王卫东站在我面前，低着头，攥着一份简历，手指头都在发白。
“于……于总，我是学技术的，修机器我在行，我……”
“王卫东，”我看着他的简历，“你在厂里干了九年技术员，修过多少台机器？”
“我……”
“我听王师傅说，你在技术科九年，就修过一台电扇，还是你自己家的。”
后面排队的人哄笑起来。
孙丽丽在旁边急了，扯着嗓子：“于小渔，你别公报私仇！”
“公报私仇？”我笑了，“孙丽丽，我这儿招的是干活的人。你们俩要是真想干，仓库还缺两个搬货的，一个月三百，干不干？”
孙丽丽脸涨得通红：“你让我们去搬货？”
“嫌丢人，可以不来，”我拿起下一份简历，“下一位。”
王卫东拉着孙丽丽走了，走到门口，孙丽丽回头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没看她。
队伍最后，站着周建国。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头发乱糟糟的，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老了十岁。
当年他看不上搬货的活儿，在外面瞎折腾了这么多年，做什么赔什么，现在已经三十五了，一事无成。
“小渔……”他声音沙哑，“我……我能来搬货吗？”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能，”我说，“一个月三百，跟别人一样，迟到一次扣十块，偷懒一次扣二十，干满一年考核合格，涨一百。干不了随时走人，我不留。”
周建国的脸抽了一下，最后点点头：“行。”
他转身的时候，我叫住他。
“表哥，”我说，“当初你在院门上写的那三个字，我妈到现在都没擦。”
周建国的背僵了一下。
他没回头，快步走了。
【10】
一九九九年秋天，红星搪瓷厂破产清算，厂区地皮公开拍卖。
拍卖会在县政府礼堂举行，来了七八家竞买人，有市里的房地产公司，有外地来的老板，还有县里几个做建材的个体户。
我坐在第三排，旁边是马大炮，他今天特意换了一套新西装，扣子总算扣上了。
起拍价六十万。
“六十五万。”
“七十万。”
“七十五万。”
价格一路往上走，走到一百二十万的时候，只剩下我和市里那家房地产公司。
对方是个戴金表的中年人，回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带着轻蔑：“小姑娘，这块地你拿了干什么？盖个小卖部？”
“一百三十万。”我举牌。
“一百四十万。”
“一百五十万。”
金表男愣了一下，跟旁边的人低声商量了半天，最后摇摇头，放下了牌子。
“一百五十万一次，一百五十万两次，一百五十万三次……成交！”
槌子落下的那一刻，马大炮“嗷”一嗓子跳起来，把前排一个老干部吓得眼镜都掉了。
我买下红星搪瓷厂的地皮，要做的是全县第一家通讯电器城。
手机、电脑、家电、通讯配件，全部集中在一起，一层零售，二层批发，三层维修，后院的老车间改成仓库和物流中心。
动工那天，我站在厂门口那扇刷着绿漆的大铁门前，看着工人们拆掉旧招牌。
“红星搪瓷厂”五个大字被吊车吊了下来，锈迹斑斑，掉了好几块漆。
我让人把那块招牌留下来，擦干净，挂在了新楼的大厅里。
马大炮问我：“留着它干啥？”
“提醒自己，”我说，“再硬的饭碗，也有生锈的一天。”
两千年五月，“小渔通讯电器城”开业。
开业那天，县里来了好几个领导剪彩，鞭炮放了整整十分钟，红纸屑铺了半条街。
我爸我妈穿着新衣服，站在门口，笑得合不拢嘴。我妈逢人就说：“这是我闺女，以前在这个厂里当质检员的，后来自己出去闯，现在把整个厂子都买下来了。”
街坊们围着她，一口一个“桂芬姐有福气”，她嘴上说着“哪里哪里”，脸上的褶子笑得能夹死苍蝇。
剪彩结束，我回到三楼办公室，大姨已经在里面等着了。
她手里拎着两盒点心，一兜苹果，看见我进来，站起来，脸上堆着笑。
“小渔啊，恭喜恭喜，大姨就知道你有出息，从小就看你不一般……”
“大姨，有事说事。”
大姨搓着手，脸上的笑僵了一下：“那个……建国在你这儿也干了两年了，一直搬货，你看现在你这么大的楼，能不能……给他提个主管？好歹也是你表哥，说出去，在你手下搬货，多不好听。”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考核表，放在她面前。
“大姨，表哥这两年，迟到二十三次，请假四十一天，上个月搬货的时候摔坏了三台彩电，我没让他赔，只扣了当月奖金。”
大姨的脸刷地白了。
“仓库主管是李大姐，她五十多岁了，两年里没迟到过一次，账目一分钱不差。”我把考核表收回来，“表哥要是能做到她的一半，我自然给他升。做不到，就继续搬货。”
“于小渔！”大姨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别忘了，我是你大姨！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
“我没忘，”我平静地看着她，“我也没忘，一九九一年小年，你在我家饭桌上说我是下海喂王八，说我还不如去套圈摊当靶子。我更没忘，我辞职那天，你说要托人给我找个糊纸盒的活儿。”
大姨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大姨，我不是记仇，我是记性好。”我站起来，把那两盒点心和苹果放回她手里，“东西您拿回去，表哥要是想好好干，就踏实干，干得好我自然不亏待他。要是想靠亲戚关系往上爬，那我这儿，没这个规矩。”
大姨拎着点心，站在原地，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最后一跺脚，走了。
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大厅里挂着的那块“红星搪瓷厂”的旧招牌，又看了一眼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什么都没说，背影佝偻着，比九年前顶着搪瓷盆绕胡同的时候，还要狼狈。
我关上门，回到办公桌前。
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白底红花，上面印着五个字：先进生产者。
缸子底部有一个砂眼，小小的，是我九年前从车间里揣出来的那个。
我拿起来，倒了一杯热茶，茶水顺着砂眼一点一点往外渗，在桌上洇开一小片水渍。
上辈子，我守着这个缸子，守了七年，守到它跟我一起被扔进了垃圾堆。
这辈子，它摆在我的办公桌上，看着我把它的老家，一砖一瓦地买了下来。
窗外，夕阳照在新楼的玻璃墙上，金灿灿的。
楼下传来马大炮的大嗓门：“老板，晚上庆功宴，我订了县城最好的馆子，八个硬菜，你可不许不去！”
楼下又传来另一个声音，是周建国，扛着一箱货，气喘吁吁地往仓库走，路过马大炮身边的时候，被他拍了一下后脑勺：“周建国，走快点，今天要是再摔一台，奖金扣光！”
我笑着推开窗户，朝楼下喊了一声：
“来了！”
风灌进来，带着鞭炮的火药味和五月的槐花香。
那一年，我三十一岁。
那一年，我腰上的BP机，响了最后一次。
我低头看了一眼，是我妈呼的，号码后面跟着三个数字：
“520。”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