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病危时，把全部资产留给了另一个女人的儿子。
我没有哭，也没有阻拦他签字。
只是在他问我想要什么时，我把一只旧铁盒放到床头。
“这些年你给他的，我一分不碰。你欠我的，按账本一页页还。”
他翻开第一页，脸色就变了。
因为那里面记着的，不只是钱，还有我替他守住的每一次机会。
……
周砚衡住院的第三天，律师带着遗嘱来到病房。
他躺在窗边，脸色因为化疗变得灰白，右手还攥着那枚祖传的印章。律师宣读得很慢，像是怕我听不清：名下的两套房、公司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以及账户里的现金，全部交给一个叫周念安的男孩。
男孩的母亲，是他在外面养了十二年的女人。
病房里只有我们三个人。那个女人站在窗边，抱着孩子，眼睛红得恰到好处。她说自己不要名分，只希望孩子以后能有一个安稳的家。
我把水杯推到她面前：“你们先喝水。”
周砚衡看了我一眼，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平静。
我们结婚十八年。最初几年，他的公司只是一个租来的小仓库，我辞掉工作替他跑客户、管账、给员工发工资。后来公司做大，他常说我是最懂他的合伙人。
我也曾相信这句话。
直到十二年前，他以出差为名在南城买下一套小房子。房产证没有我的名字，首付款却来自公司账户。那天我在账上看见一笔异常支出，没有追问，只把凭证复印后锁进铁盒。
从那以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笔“家庭备用金”转去同一个账户。我知道那里住着谁，也知道孩子是谁的。
我没有拆穿，是因为公司正在扩张，父亲的手术也等不起。周砚衡把所有精力放在外面，我就把所有风险留在公司里。
律师问我是否接受遗嘱。
我点头：“接受。”
周砚衡松了一口气，伸手想握我的手。我避开了。
“你不闹，最好。”他说，“念安是无辜的。”
“孩子当然无辜。”我合上文件，“但无辜不代表可以拿走别人的东西。”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先去了地下室。铁盒里有十二年的银行回单、股东会议纪要、供应商对账单，还有一张被他撕掉半边的借款协议。
我把它们按年份排好，给律师发去照片。
律师只回了一句：“这些足以证明，遗嘱里的大部分资产并非他个人财产。”
第二天，周砚衡的弟弟来找我，说我应该顾全大局。
“嫂子，孩子都叫了他这么多年爸爸，你何必跟一个小孩计较？”
我把公司章程推到他面前：“你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名下的仓库租金也是公司出的。”
他脸上的笑僵住了。
我继续翻账：“还有这辆车，保险受益人写的是你妻子。你们一家人拿公司的钱做了十二年私人开销，却要我把剩下的股份送给陌生人？”
他拿起文件就走，临出门时丢下一句：“砚衡不会放过你。”
我看着他背影：“他最好能活着把账看完。”
周砚衡的病情在一周后恶化。医院通知家属签署新的治疗方案，他却把电话打给了那对母子。我坐在走廊里，听见他温柔地哄孩子，说等自己好了，就带他去海边。
我没有进去打扰，只把手里的授权书交给律师。
公司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时，周砚衡仍在病房。我作为持股人出席，拿出过去十年的审计记录，要求暂停所有未经董事会批准的资产转移。
几个曾经站在他那边的股东看完账目，沉默了很久。
“这些钱如果算作公司分红，为什么没有纳税记录？”有人问。
我说：“因为它们从来没有被当成分红，而是被写成了我的家庭支出。”
会议结束时，律师把一份冻结申请放到我面前。
我签下名字，手机却在这时响了。
是周砚衡的主治医生：“林女士，周先生醒了。他说要见你。”
我拿起铁盒，走回病房。
周砚衡看见它，眼里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慌乱。
“你一直都知道？”
“知道。”
“为什么不说？”
我把铁盒放在他枕边：“我在等你有一天愿意自己承认。”
他盯着我：“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翻开账本，把第一页推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