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考上了省里的大学。
录取通知书被继母截下，继妹顶着我的名字去了省城。
我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年，四十岁那年咳着血死在宿舍。临死前，我在报纸上看见了她的照片，照片底下写着：周小满同志。
再睁眼，是1978年的春天。离她拿着我的通知书上火车，还有三天。
1
我是被一阵煎鸡蛋的香味弄醒的。
窗户纸上糊着一层霜，灶房里传来继母王翠兰的声音：“红梅，多吃两个，路上要坐一天一夜的车呢。”
我盯着房梁上那道裂缝，很久都没动。
这道裂缝，我记得。一九七八年秋天下大雨，它漏了一夜，第二天我爸爬上去用泥堵了。可现在它还没堵。
我慢慢坐起来，看见墙上挂着一本日历。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我叫周小满，今年十九岁。三个月前，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
上一世，我一直以为自己落榜了。公社的王文书——我继母的亲弟弟王德贵——亲口告诉我的：“小满啊，没你的通知书。没考上，明年再试试吧。”
我信了。
那年春天，继妹刘红梅说要去省城走亲戚，一走就是四年。我在县里的纺织厂当了挡车工，一干就是二十年。车间里的棉絮像雪一样飘，我的肺一点一点堵死了。
四十岁那年，我咳着血躺在宿舍里，工友给我带来一份省报。报纸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着西装，在一个什么大会上发言。
是刘红梅。
照片底下写着：省纺织工业厅副处长，周小满同志。
我是在那一刻才明白的。我没有落榜。我的名字、我的分数、我的大学、我的一辈子，都被她顶着走了。
而我，用我的肺，替她还了二十年的债。
“小满，醒了就起来烧火！”王翠兰在灶房里喊，“红梅后天就要走了，你去供销社给她称二斤红糖。”
后天。
我控制住发抖的手，穿上那件打了三块补丁的棉袄，应了一声：“哎。”
2
我没有去供销社。我去了公社。
王德贵在公社大院里的办公室烤火，脚上蹬着一双新棉鞋。看见我，他的眼神闪了一下。
“小满啊，有事？”
“舅舅，”我跟着继母叫他，“我想问问，大学的通知书，有我的吗？”
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和上一世一模一样：“没有。我们公社一共就来了两份，一份是张家庄的知青，一份……是我们家红梅的。你考得不好，明年再试试吧。”
“红梅也考上了？”我问。
“考上了，省城的工学院。”他脸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你妹妹争气。”
我点点头，说了声谢谢舅舅，转身走了。
走出公社大门，我的脚都是软的。
刘红梅初中都没读完，她连高考的考场都没进过。那份通知书上，写的只能是我的名字。
我没有当场闹。上一世的二十年教会了我一件事：在王德贵的地盘上，跟王德贵闹，只会让他把证据藏得更深。
我要去一个他管不到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去了公社中学，找到了我的语文老师，陈老师。
陈老师听完我的话，手里的粉笔头“吧嗒”一声掉在地上。
“不可能。”他说，“你的作文，我一个字一个字看过你的草稿。你就是全公社考得最好的那一个。”
“陈老师，我的作文本，还在您这儿吗？”
他跑回办公室，翻了半天，翻出了一个卷了角的作文本。封面上，是我写的三个字：周小满。
我的字，竖钩喜欢往左歪一点。陈老师骂了我三年，我一直没改过来。
这个毛病，刘红梅学不来。
3
从公社到县城，三十里山路。
第二天天不亮，我揣着作文本和两个冷红薯就出了门。前一夜下了雪，山路上的雪没到脚脖子，我的布鞋走到一半就湿透了，脚冻得没了知觉。
我不敢停。
到县教育局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招生办的董主任正在吃饭，看见我站在门口，浑身是雪，嘴唇冻得发紫，吓了一跳。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董主任听完，眉头皱得很紧：“小同志，你说有人顶替你，这是很严重的指控。你有什么证据？你的准考证呢？”
“准考证考完就被我继母收走了，说是替我保管。”我说，“可我有别的。”
“什么？”
“我的作文。”我说，“考场上写的那篇，我现在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试卷应该还在地区的招生办存着吧？您可以打电话问。我背一句，您对一句。”
董主任愣住了。
上一世的二十年，我什么都忘了，只有这篇作文，我一个字都没忘。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背。那是我这辈子，离另一种人生最近的一次。
我开始背。
从题目开始，到第一段的开头，到中间引的那句诗，到最后一段的最后一个句号。
董主任没有打断我。他只是放下饭盒，站起来，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然后拿起了电话。
电话打了很久。地区招生办的人把试卷调了出来，在电话那头一句一句地念。
念一句，董主任就看我一眼。
念到最后，他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一字不差。”他放下电话，声音有点哑，“地区那边说，这份试卷的考生叫周小满，语文考了全地区第三。省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一个月前就寄到你们公社了。”
他又翻开了我的作文本，跟电话里描述的试卷笔迹一一对。竖钩往左歪的那个毛病，地区那边说，试卷上也有。
“小同志，”他看着我，“通知书上写的报到日期，是什么时候？”
“后天。”我说，“她后天早上，从县火车站上车。”
4
我是天黑以后才走回家的。
进门的时候，王翠兰和王德贵坐在灶坑边上，两个人的脸都拉得很长。我爸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头也不抬。
“一整天去哪儿了？”王翠兰问。
“去县里了。”我说。
王德贵的脚从炭盆边上缩了回去。
王翠兰突然站起来，一巴掌抽在我脸上：“你个死丫头，去县里干什么？你夸什么东西？”
我没有躲。上一世，她打了我十年，我从来没躲过。
这一世，我也不用躲了。
“我去县教育局，问了问我的录取通知书。”我看着王德贵，“舅舅，红梅的通知书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王德贵的脸一下子白了。
王翠兰尖叫起来：“疯了！这丫头疯了！她自己考不上，眼红她妹妹，跑去县里胡说八道！”
她和王德贵一人一边，把我拖进了后院的柴房，哐的一声锁上了门。
“你就在这儿待着！”王翠兰在门外骂，“等红梅走了，再放你出来！”
柴房里没有灯，只有一堆玉米秆子。我缩在秆子堆里，听着外面的动静。
我听见王德贵压低声音说：“赶紧的，明天一早就让红梅走，别等后天了。到了学校，生米煲成熟饭，谁还能把她怎么样？”
我心里一紧。
董主任说，他后天一早带人去火车站。如果刘红梅明天就走……
那一夜，我没合眼。
后半夜，柴房的窗户外面传来一点动静。一只冻得通红的小手从窗缝里伸进来，手心里放着一把钥匙。
“姐。”是一个压得很低的小孩声音，“我从我娘枕头底下偷的。你快走。”
是小军。王翠兰和我爸生的儿子，我同父异母的弟弟，今年才十岁。
上一世，我躺在纺织厂宿舍里等死的时候，全家只有他来看过我。他那时候已经三十多了，坐在我床边，哭得像个孩子：“姐，我小时候就知道是我娘对不起你……我不敢说……”
我接过钥匙，握住了那只冻得像冰块一样的小手。
“小军，”我说，“姐记你一辈子。”
5
天还没亮，我就到了县火车站。
我先去了县教育局。传达室的老大爷认得我，给董主任家里打了电话。半个钟头后，董主任披着大衣跑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两个穿制服的公安。
“她提前走？”他一边系扣子一边问。
“七点半那趟。”我说，“去省城的只有这一趟。”
七点二十分，站台上挤满了人。我一眼就看见了刘红梅。
她穿着一件崭新的蓝色棉大衣，那是用我妈留下的一块布做的。她胸前别着一朵红纸花，手里提着一个帆布包，王翠兰和王德贵一左一右地站在她旁边，笑得见牙不见眼。
周围还有不少公社的人，都是来看热闹的。这是公社里这些年第一个大学生，王德贵前一天就在大喇叭里宣传了。
“红梅！”我喊了一声。
她回过头，看见我，脚下一个踉跄。
王翠兰的脸一下子变了：“你……你怎么出来的？”
董主任走上前，亮出了工作证：“我是县教育局招生办的。这位同学，请把你的录取通知书拿出来看一下。”
刘红梅的手按在帆布包上，不动。
王德贵一步跨到前面：“同志，这是我们公社的大学生，手续都是齐全的，我是公社文书，我可以作证……”
“王文书。”一个公安打断了他，“你一会儿也跟我们走一趟。”
通知书被从帆布包里拿了出来。董主任展开，念出了上面的字：
“周小满同学：你已被我院机械系录取……”
站台上一下子安静了。看热闹的人面面相觑。
“周小满？”有人小声说，“不是刘红梅吗？”
“我……我改了名字！”刘红梅脸涨得通红，声音发抖，“我跟我娘改嫁进周家，就改姓周了！我就是周小满！”
董主任没有跟她争。他从包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张纸，递给她：
“那好。请你把你高考作文的第一段，写下来。”
刘红梅接过笔，手抖得连笔帽都拔不下来。
“写不出来也没关系。”董主任又说，“那你告诉我，你语文考了多少分？数学呢？你考试那天，坐的是哪个考场？监考老师姓什么？”
刘红梅张了张嘴，一个字都答不上来。
董主任转向我：“周小满同学，你呢？”
“第二考场，公社中学三年级一班的教室。”我说，“我坐靠窗第三排。监考是县一中的两位老师，一位姓孟，戴眼镜；一位姓张，左手少了一截小指。考语文的时候，窗户漏风，孟老师拿了一张报纸堵上了。”
我顿了顿，开始背那篇作文。
一字一句，当着满站台的人。
背到一半的时候，刘红梅“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蛹在了地上。
王翠兰想冲上来抓我，被公安拦住了。王德贵拔腿就想跑，没跑出三步，就被按在了站台的柱子上。
火车进站了，汽笛声响彻了整个站台。
我把最后一句背完，转过身，发现站台上好多人都在看我。有一个穿着工装的老大娘，偷偷抹了抹眼睛。
6
王德贵被带走了。
后来查清楚，是他利用公社文书的便利，截下了我的通知书，又在我的档案里换上了刘红梅的照片，开了一张假的身份证明。他为此收了王翠兰一百块钱，那是我爸一年的工分钱。
他被撤了职，后来被判了刑。
王翠兰在公社里闹了三天，哭着喊着说是我害了她弟弟，要和我拼命。
第四天晚上，她又一次抄起了灶台上的擀面杖，冲我走过来。
擀面杖没有落下来。
我爸站在我前面，一只手抓住了那根擀面杖。
他这辈子，是个闷葫芦。我妈走的那年，他三天没说一句话。王翠兰进门以后，她打我骂我，他也只是蹲在门槛上抽旱烟。
上一世，他一直到死，都没替我说过一句话。
“翠兰，”他说，声音不大，却很稳，“够了。”
王翠兰愣住了。
“小满她娘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让我一定让小满读书。”我爸说，“我对不起她娘，也对不起小满。从今天起，谁要再动小满一根手指头，先从我身上踩过去。”
王翠兰手里的擀面杖掉在了地上。
那天夜里，我爸给我缝了一个新的帆布包。他的针线活很差，针脚歪歪扭扭的，但缝得很密。
“爸对不起你。”他说，头也没抬，“爸就是个没用的人。”
我看着他的白头发，想起上一世，他五十三岁就病死了，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把小满叫回来。”
我那时候在厂里赶一批急货，没赶上。
“爸，”我说，“等我毕业了，接你去城里。”
7
我是三月十二号到省工学院报到的。
比通知书上写的日子，迟了整整十二天。县里、地区、省里的手续一层一层地改，档案上的照片换回了我自己的。
我背着我爸缝的帆布包，在学校门口站了很久。
门口的牌子上，是五个黑色的大字。上一世，我只在梦里见过它。
报到处的老师接过我的材料，看了一眼，突然站了起来：“你就是周小满？你等一下。”
她跑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跟着她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
是校长。
“你的事，省里都传开了。”校长握着我的手，握得很紧，“周小满同志，你迟到了十二天。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我在纺织厂的棉絮里站了二十年，在宿舍的硬板床上咳了三年的血。这四个字，我等了整整一辈子。
我哭了。当着校长和报到处所有人的面，哭得像个孩子。
我们班一共三十二个人，女生只有四个。最大的同学三十一岁，是一个在农场干了十年的老知青，孩子都五岁了；最小的十七岁，是应届生。大家一起住十二个人一间的宿舍，一起在路灯下面看书，一起为了一道题吵到半夜。
开学第一周的高等数学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问谁能上来做。
教室里没人动。我举了手。
前排一个穿蓝色卡叽服的男生回过头，看了看我袖口上的补丁，又听见我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说“老师，我试试”，“嗤”地笑了一声。
他叫郑卫东，省城人，父亲是厂里的总工。开学第一天就在宿舍里说，农村来的同学基础差，早晚要跟不上。
我没理他，走上讲台，拿起粉笔。
那道题，上一世我在纺织厂的夜校里做过。厂里办过两年夜校，我一节课都没落下，可厂里只给男工发了结业证。
我写了两种解法。写完回头，老师推了推眼镜，对着全班说：“第二种，是我备课时都没想到的。”
郑卫东的脸红了。
期中考试前一周，他拿着一个新笔记本，站在我们宿舍楼下，站了半个钟头，才红着脸问我，能不能借我的笔记抄一抄。
我借给了他。他还回来的时候，笔记本里夹了两张粮票，还有一张小纸条：“对不起。你的竖钩是歪的，但字很好看。”
我对着那张纸条笑了半天。
那一年，整个国家都像刚刚睡醒。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很长的一场梦里醒过来的。
只是我的那场梦，比别人长了二十年。
8
我选的专业，是纺织机械。
同学们都不理解。那个年代，大家都想学电子、学物理、学飞机和火箭。纺织机械，听起来就是个和纺纱女工打交道的活。
只有我知道为什么。
上一世，我们车间有一百二十个挡车工，全是女的。车间里的棉絮从来没有停过，大家的头发上、眉毛上、嘴唇上，永远都是白的。我们互相叫“白毛女”，笑着叫。
后来，很多人笑不出来了。她们和我一样，咳嗽，胸闷，喊不动一句整话。
那时候，没有人把这当成一件事。
我花了四年时间，把学校图书馆里关于通风和除尘的书全部看完了，又托老师写信，去省里三家纺织厂的车间里蹲了两个暑假。
我的毕业设计，是一套装在细纱机上的吸尘装置。结构不复杂，造价很低，小厂也装得起。
答辩那天，一位评委问我：“周小满同学，你一个女同志，为什么对纺织厂的粉尘问题这么执着？”
我想了想，说：“因为我见过在里面干了二十年的女工。”
评委没再问。
一九八二年，我毕业了，分配到省纺织机械研究所。两年后，我设计的吸尘装置在全省推广。第一批装上的，就有我们县里的那家纺织厂。
装机器那天，我亲自去了。
我站在那个车间里，看着空中的棉絮一点一点少下去。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站在纱机前，摘下口罩，大口大口地吸了一口气，笑了。
我不认识她。
可我觉得，我认识她。
她是上一世的我。
9
我在研究所工作的第三年，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的，落款是刘红梅。
信不长。她说，那天在火车站，她躲在人群里听我背作文，听到一半就哭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她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个人能写出那样的东西。
她说，她若当时真去了省城，坐在课堂上，一个字也听不懂，大概也是一辈子提心吊胆。
她说，那件事以后，她回了公社中学，从初二开始重新读。陈老师教她语文，骂了她两年。
她说，她今年考上了。地区师范专科，学中文。
信的最后一行，写的是：
“姐，这一次，通知书上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
我把那封信看了很多遍。
那年秋天，我把我爸接到了省城。小军也跟着来了，在城里读高中。他很聪明，数学特别好，老师说他将来能考上北京的大学。
王翠兰留在了公社。我每个月给她寄五块钱，她每次都收，一次信也没回过。
那年冬天，我回了一趟公社。
我先去了山坡上，给我亲娘上了坟。坟上的荒草有一人高，我拔了一下午，把我的毕业证书拿出来，在墓碑前面摆了很久。
“娘，”我说，“我读完书了。”
然后我去了公社中学。陈老师还在那间办公室里，头发白了一半，正在给学生改作文。
我用攒了两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支金星钢笔。他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又小心翼翼地放回盒子里，说太贵了，舶不得用。
“陈老师，”我说，“那天要不是您把我的作文本保存了三年，我什么都证明不了。”
他摆摆手：“我这人就是懒，什么都不舍得扔。”
我临走的时候，他叫住我，从抽屉里翻出一叠作文本：“这是今年初三的孩子们写的。题目叫《我的理想》。有三个女娃写的是要当工程师。你看看。”
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一本一本地看完了。其中一篇里写：“听说我们公社有个姐姐，考上了省里的大学，还把自己的名字抢回来了。我也想跟她一样。”
我把那本作文本握了很久，在末尾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你会的。”
我不恨她了。不是原谅，只是我的日子过得太满，已经没有地方放恨了。
有一天夜里，我在研究所的宿舍里画图，画着画着，突然想起那张省报。
报纸上的女人穿着西装，在台上发言。照片底下写着：周小满同志。
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了。在那个世界里，我的名字被人拿走，用了二十年。
而在这个世界里，我把它拿了回来。
我在图纸的右下角，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竖钩，还是往左歪了一点。
这一次，我没有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