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那年四十五岁，躺在六平米的出租屋里，兜里剩三块二。
给我收尸的，是全江城县最有钱的陆建国——那个我二十四岁那年当众啐过一口、死活不肯嫁的死对头。
他在我坟前站了一下午，只说了一句话：“叶红果，你要是当初肯嫁我，我不会让你受这份罪。”
再睁眼，我回到了一九八三年，回到那张相亲的八仙桌前。对面坐着一身旧军装、眉骨带疤的陆建国。
媒人问：“红果，你啥意思？”我张嘴就答：“我嫁。”
这辈子：工作不让，房子不换，赌债一分不替人还。他摆摊我管账，他跑车我管钱，从一毛五一包的瓜子摊起步，两口子把日子过成全江城最红火的一家。
至于那个想拿编制买我的伪君子，和坑我害我的白眼狼堂姐——打脸，一个都不会少。
斗嘴是真斗，撒糖也是真撒。
第1章 我死那天，是他给我收的尸
我这辈子最后一眼，看见的是陆建国。
他蹲在我那间六平米的出租屋门口，手里夹着一根烟，脊背还挺得笔直，头发却已经白了一半。屋里躺着我，四十五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身上盖着一床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被子。
其实我不是没有家。爸妈留给我一间半的平房，早让我叔一家占了去，我只在里屋搭了张行军床。上一世我嫁了周明远，后来被他赶出来，只能租下这间别人隔出来的小屋。
周明远和叶红梅刚走。他们俩拿着一张纸来，让我签“自愿放弃房产”。那间平房去年划进了拆迁红线，能换两万八。
我没签。周明远把纸摔在我脸上，说：“叶红果，你别给脸不要脸。”
叶红梅站在他身后，涂着口红，笑得很体面：“妹，你都这样了，要房子干什么？给明远吧，他生意上正缺钱。”
我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走后不到半小时，我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往后的事，是别人转述给我听的。
陆建国出钱买的骨灰盒，把我葬在城西公墓。墓碑上只刻了“叶红果之墓”五个字，别的什么都没写。他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我坟前站了一下午，谁劝都不走。
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叶红果，你要是当初肯嫁我，我不会让你受这份罪。”
我猛地睁开眼。
一股劣质烟草味直冲鼻子。头顶是掉了一半墙皮的顶棚，八仙桌上摆着一只印着“劳动模范”的搪瓷缸，缸里的茶水早就凉透了，浮着一层茶叶沫子。
墙上的日历，红字写着：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七。
我手一抖，差点把搪瓷缸碰倒。
对面坐着的男人抬眼看我。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袖口挽到手肘，露出一截晒黑的小臂。眉骨上那道疤还在，斜着，从眉尾划到鬓角，是他当兵那几年落下的。
陆建国，二十八岁，红星机械厂运输队的司机，退伍军人。
也是全厂家属院都知道的、我的死对头。
媒人王婶在旁边急得直拍大腿：“红果啊，你倒是说句话呀！建国这条件，正式工，退伍兵，厂里马上要分房，你还挑啥？”
我喉咙发紧，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上一世的这一天，我是怎么做的来着？
我站起来了。我把凳子踢开，当着王婶和陆建国的面说：“我宁可一辈子不嫁，也不嫁陆建国这个粗人。”然后摔门走了。
两个月后，我跟供销社的周明远处上了对象。一年后结的婚。
然后，就是二十年的烂账。我给他洗衣服做饭，替他还了一笔又一笔赌债。后来他发达了，跟叶红梅搞到一块儿，把我赶进了出租屋。我病得下不了床的那天，兜里只剩三块二。
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
陆建国磕了磕烟灰，嗓音又冷又硬：“叶红果，你要是不愿意就直说，别在这儿坐着耗我。我下午还得跑一趟城西拉货。”
王婶在桌子底下直拽我袖子。
我睁开眼，看着他。
这张脸我熟。我看了他一辈子——从二十四岁那年在厂门口啐他一口，到四十五岁那年他蹲在我门口抽烟。他一直没结婚，厂里有人说他眼光高，也有人说他心里有人。我到死才知道，那个人是我。
“我嫁。”我说。
两个字，砸在堂屋里，静得吓人。
陆建国夹烟的手顿住了。他盯着我看了足有五六秒，眉头一点点拧起来，那道疤跟着动了动。
“你刚才说啥？”
“我说，我嫁。”我看着他，一字一句，“王婶，这事儿你先别往外说，我自己去跟厂里讲。”
王婶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陆建国把烟摁进烟灰缸，掐得死死的。他站起身，个子太高，头顶差点蹭到门框。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沉得看不透。
“叶红果，你昨天还在厂门口骂我，说我是‘当兵的脑子不开窍’。”
“是。”我点头，“我骂错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声，那笑里带着点讥诮：“你今天是来气我的吧？”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当场掉下来。
你不知道。二十年后，给我收尸的人，是你。
第2章 一百五十块彩礼
从王婶家出来，我往家属院走。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天很高，风里已经有了凉意。家属院的水泥路两边种着法国梧桐，叶子开始黄了。几个半大孩子光着脚在路中间滚铁环，看见我都停下来喊“红果姐”。
我爸妈走的时候我十八，顶了母亲的班进的红星机械厂，在厂办当打字员，一个月三十二块五。我住的那一间半平房，是我爸妈留下的，现在让我叔叔一家三口占着，我在里屋搭了张行军床，住了六年。
还没进门，就听见我婶婶李桂芳的大嗓门。
“……一百五十块！少一分都不行！她叶红果结婚，凭什么不要彩礼？这钱留着给红梅办嫁妆，天经地义！”
我推门进去。
堂屋里坐着我叔叔叶长顺，我婶婶李桂芳，还有我堂姐叶红梅。叶红梅坐在八仙桌边上嗑瓜子，穿着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衫，领口翻得整整齐齐。那件衬衫我认得，是我上个月刚买的布做的。
看见我进来，婶婶立刻换了副笑脸：“红果回来啦？王婶家那事儿说成了？”
“成了。”我说，“陆建国那边点头了。”
婶婶一拍手，喜得眼睛都眯起来了。可她那点高兴劲儿还没冒完，就被我下一句话按了回去。
“彩礼一百五，男方出。”我说，“不过婶儿，我妈那三百二的账，咱得算清楚。”
婶婶脸上的笑僵了：“啥从哪儿出？你结你的婚，掏你的彩礼，问这干啥？”
我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
那本子我揣了六年，纸都翻毛了。上面记着我上班第一年到现在的每一笔账：每月工资三十二块五，交给家里二十，留下十二块五；过年发的奖金、厂里分的副食票、我妈留下的那笔抚恤金——三百二十块，一九七七年厂里给的，一次性，一分不少。
“我妈那三百二，婶儿，你还剩多少？”
屋里静了。
叶红梅不嗑瓜子了。
婶婶的脸一下子涨红：“你、你啥意思？那钱早花完了！你小时候吃穿不要钱？你弟弟——”
“我弟弟？”我翻了一页，“我哪来的弟弟？”
叔叔叶长顺在旁边咳嗽了一声，闷头抽烟，不吭气。
我把本子摊在桌上，一栏一栏往下念：“一九七七年九月，抚恤金三百二，交李桂芳代管。一九七八年，我顶班进厂，每月交家二十。到今年八月，五年整，一千二百块。加上抚恤金三百二，一千五百二十。”
我抬起头：“婶儿，你拿我这一千五百二十块，给我买过几回新衣裳？”
叶红梅“腾”地站起来：“叶红果你疯了吧！你吃我们家的住我们家的，交钱不应该？”
“这房子是我爸妈的。”我指着屋顶，“厂里房管科的台账上写的是我爸的名字，你们是借住。你们要是不认，咱们现在就去房管科，找张干事评评理。”
婶婶“哎哟”一声就往地上坐，拍着大腿要撒泼。我没理她。
我转身看叶红梅：“对了，姐。你上个月那件的确良衬衫，布料是我的吧？我买了三尺，放在柜子里，第二天就没了。”
叶红梅的脸“唰”地白了。
屋里死一样安静。叔叔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小：“红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行啊。”我把本子合上，“一家人，那就按一家人的规矩办。彩礼一百五，陆家出，你们写个字据收下，按手印，王婶做中人。往后我的工资我自己拿着，每月给家里十块，算我的饭钱。房子我结婚后搬走，里屋那张行军床我抬走，别的我不动。”
婶婶瞪着我，像是不认识我。
我说完就往里屋走，走到门口，回头补了一句：“哦，还有一样。我结婚以后，谁要是再在外面说我是‘叶家养的’，说我的工作该让给谁——”
我看了一眼叶红梅。
“我就去厂工会，把这六年的账一笔一笔念一遍。”
里屋的门在我身后关上。外头半天没动静。
过了很久，我听见叶红梅咬着牙说了一句：“你以为陆建国真看得上你？他那是没人要。”
我隔着门板笑了一声。
“那也比你看上的周明远强。”
门外“啪”的一声，像是杯子摔在了地上。
我靠在门板上，手心全是汗。
——上一世，叶红梅和周明远搞在一起，是在我结婚第三年。可刚才那一声，摔得太脆了。
第3章 搭伙过日子，账分开算
第二天中午，陆建国在厂门口等我。
他把那辆永久二八大杠支在传达室墙根，车把上挂着两包点心、两瓶汾酒。他靠着车座抽烟，看见我出来，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了。
“跟我走一趟。”
“去哪儿？”
“河边。”
厂后边有条护厂河，河堤上种着柳树。这会儿正是午饭时间，没什么人。他推着车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两个人的影子一前一后落在地上。
他先开的口。
“叶红果，你到底是什么打算？”
“什么什么打算？”
“你昨天答应得那么快。”他停下脚，转过身看我，“六年了，你见我就跟见了仇人。我在厂门口溅了你一身泥，你追着我骂了三条街；我开车带你妈去县医院，你嫌我开得快，告到车队队长那儿；去年厂里评先进，你当着满食堂的人呛我，说‘退伍军人占名额，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他说得慢，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
“我数着呢，”他说，“一共十七回。”
我噎了一下。
原来他记着。
“以前是我眼瞎。”我说。
他愣住了。
河堤上的风吹过来，柳叶子哗啦哗啦响。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低头笑了一声，笑完又抬起头，那眼神里多了点我读不懂的东西。
“行。”他说，“那你说说，你图我什么？”
我想了想，说实话：“我图你是退伍军人，在厂里说话有人听；我图你会开车，能跑长途；我图你名下没拖累，厂里马上分房，结了婚能分到筒子楼。”
他挑了下眉：“就这？”
“就这。”
“那你听着。”他把车撑子踢下来，从兜里掏出烟，又想起什么似的塞了回去，“我图什么，我也跟你说清楚。我妈去年冬天开始催，一天三趟，催得我脑仁疼。我今年二十八，再不结婚，厂里分房就没我的份儿。”
他顿了一下。
“所以咱俩这是搭伙。”
“搭伙。”我点头。
“那得有规矩。”
“你说。”
“第一，”他伸出手指，“账分开算。你的钱是你的，我的钱是我的，家里开销一人一半，各记各的账，谁也别含糊。”
“行。”
“第二，”他看着我，“一年。一年以后要是过不下去，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许闹。厂里那边我自己去说，不让你背名声。”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这一条是给我留的退路。
“行。”我说，“那第三条呢？”
“第三……”他顿了顿，目光从我脸上挪开，看向河面，“在外人面前，你得护着我。我妈要是给你气受，你别当面顶，回来跟我说。”
我看着他，心里忽然软了一块。
“成交。”
他“嗯”了一声，从兜里把烟掏出来，点上一根，狠狠吸了一口。烟雾里，他的侧脸线条绷得很紧，那道疤跟着动了动。
“聘礼我准备好了。”他说，“上海牌手表一块，一百二十块。永久自行车一辆，旧的，我骑了三年，你将就。现金一百五十，让你叔叔婶婶写收据。四色礼：两瓶汾酒、两条大前门、二斤槽子糕、二斤桃酥。”
“这么多钱？”我算了一下，倒吸一口气，“你哪儿来的？”
“当兵攒的，加上退伍费。”他吐出一口烟，“一年攒四十，攒了七年。”
我没说话。
一百二十块的手表，一百五十块的现金。他一个司机，一个月四十二块。这些钱是他七年不抽烟不喝酒、一件新衣服都没买攒下来的。
“陆建国。”我忍不住叫了他一声。
“嗯？”
“你为什么肯？”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河对岸有人在洗衣服，棒槌敲在石板上，一声一声，很响。
“因为你说你嫁的时候，”他说，“眼睛里有光。”
我心跳漏了一拍。
他像是意识到自己说多了，抬手把烟掐了，跨上车座：“后天上午，我上你家下聘。你把你叔叔婶婶叫齐了，当着王婶的面写清楚。别让他们回头再来找你。”
他蹬上车要走，又停住，一条腿撑着地，回头看我。
“对了。”
“嗯？”
“你跟周明远，怎么回事？”
我整个人僵住了。
周明远是县供销社的干事，二十六岁，白净，戴眼镜，写得一手好字。上一世，我是两个月后跟他处的对象。现在——现在八字还没一撇。
陆建国看着我的脸色，眼神沉了下去。
“厂里传，”他说，“说你跟供销社那个周干事，处上了。”
我心一沉，几乎是立刻就反应过来：这谣言传得太早了。
上一次也传过。我当时以为是谁嘴碎，没当回事。现在想起来，那源头就在我家里。
“没有的事。”我说，“谁传的？”
陆建国没回答。他盯着我看了两秒，忽然笑了一下，那笑有点冷。
“没有就好。”他踩下脚蹬子，“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我的东西，别人碰一下我都记着。”
自行车“吱呀吱呀”地走了。
我站在河堤上，半天没动。
上一世也是这样。谣言传开，陆建国来问我，我说“没有”，然后转头就嫁给了周明远。
可这一世，我看着他骑车的背影，第一次想明白了另一件事——
他都记着。十七回，他记着。谣言，他也记着。
这个“东西”两个字，他说的是我。
第4章 这五十块，是买你以后别上门
下聘那天是九月二十。
我叔叔婶婶把堂屋打扫了一遍，还特意把那台“红星”牌收音机摆到了桌上。王婶坐在中间当中人，陆建国把东西一样一样往桌上放：上海表、汾酒、大前门、槽子糕、桃酥，最后是一沓用红纸包着的钱。
婶婶的眼睛都直了，伸手就去抓那包钱。
“慢着。”陆建国按住，“先写字据。”
王婶念，叔叔签字。字据上写着：彩礼一百五十元整，由叶长顺代收，其中一百二十元用于叶红果婚嫁置办，余三十元归叶家；叶红果婚后工资自行支配，每月自愿给付叶家生活费十元；房屋、家具归属按房管科台账执行。
婶婶一边按手印一边嘟囔：“三十块太少了……”
字据按完，她忽然抬头：“建国啊，婶儿再问你要一样东西。”
陆建国看着她。
“回头红果出嫁，娘家人得有‘喜钱’。”婶婶搓着手，笑得有点心虚，“五十块。不多吧？”
堂屋里静了一下。
我刚要开口，陆建国已经把兜里的钱包掏出来了。他抽出五张十块的，“啪”一声拍在桌上。
“够了？”
婶婶眼睛都亮了，伸手就要拿。
陆建国的手掌先一步盖了上去。
“这五十块，是买你以后别上门。”他一字一句地说，“往后叶红果的日子，你们家不掺和。她给你们每月十块，是情分；她要是哪天不给了，你们也别张嘴。字据上写得清清楚楚，我要是听说你们去厂里闹，或者去筒子楼找她——”
他顿了顿。
“我就拿着这张字据，去厂工会，去房管科，去派出所户籍科。一趟一趟走。”
婶婶的手僵在半空。
叔叔头更低了。
我站在旁边，手心里全是汗，可嘴角差点压不住。
陆建国松开手，把钱推过去：“拿走。”
婶婶抓起钱，扭头就进了里屋，门摔得山响。
* * *
结婚是十月一号，星期六，正赶上国庆节。
厂里给分了筒子楼二楼的一间，十二平米，一扇南窗，能看见厂区的水塔。陆建国刷了墙，打了张新床，买了两床新被子，红底子，上面印着大朵的牡丹。
酒席摆在家属院门口的空地上，六桌，请的是车队和厂办的同事。车队的老周喝多了，扯着嗓子喊“建国媳妇儿长得俊”，被陆建国一巴掌拍在后脑勺上。
酒过三巡，叶红梅来了。
她穿了件新做的格子衬衫，站在桌子那头，笑盈盈地端着杯汽水。
“姐，我敬你一杯。”她说，“嫁得好，以后可别忘了娘家人。”
我端起杯子，还没喝，她忽然抬高嗓门。
“不过有句话，我当着大伙儿的面得说清楚——我姐这人，婚前跟供销社那个周干事走得很近，去年冬天，有人亲眼看见他俩在电影院门口说话，说了半个多钟头。”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满院子的人眼睛全看过来。我婶婶在角落里低着头，嘴角却翘着。
我把杯子放下了。
“姐，”我说，“你说的是哪天？”
“就、就年前那阵儿。”
“年前那阵儿，十二月还是一月？”
“十二月！”她硬着头皮说，“十二月中旬！”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抖开，举起来。
“这是厂办去年十二月的加班签到簿，复印件，厂办张主任盖的章。去年十二月十号到二十五号，厂里赶年报，我连着加了十六天班，每天签到、签退，晚上十点以后出厂门。”
我的声音不大，可院子里没人说话。
“十二月十五号晚上，我在厂办油印年报，油印机坏了，车队派人来修的——”我看向老周，“周师傅，是你吧？”
老周一拍大腿：“是我！那天我修到十一点半，她给我端点心来着！”
“十二月十九号，我在县印刷厂校对，有印刷厂的收据。”我继续念，“十二月二十二号，厂里开年终会，我在会上做记录，三十多个人在场。”
我把纸折起来，看着叶红梅。
“姐，你说的那半个钟头，是哪天的半个钟头？”
叶红梅的脸白得像纸。
我说：“还有，你说‘有人亲眼看见’。那个人是谁？”
她不吭声。
“王婶，”我转头，“麻烦您跑一趟，把住在西头那排的刘丫头叫来。”
王婶应了一声就走。
叶红梅“腾”地站起来：“你叫她干什么！”
“你说的‘有人’，是不是她？”
刘丫头来了，十八岁，梳着两条辫子，一脸茫然。她刚站定，叶红梅就冲她使眼色，使得太急，急得脸都扭曲了。
王婶笑眯眯地问：“丫头，你去年冬天，看见红果跟供销社的周干事在电影院门口说话了？”
刘丫头看看叶红梅，又看看我，“哇”一声就哭了。
“是红梅姐让我说的！她说、她说让我这么说，她就给我一条纱巾……”
院子里炸了。
我婶婶“哎呀”一声往人群后头缩。我叔叔已经不见了。
我端起桌上的汽水，走到叶红梅面前，把杯子放在她手边。
“姐，这杯你喝。喝完，从今往后，叶家的事跟我没关系，我的事也跟叶家没关系。”
她的手抖得端不住杯子。
这时候，一只手从我背后伸过来，把那杯汽水端走了。
陆建国站在我旁边，一身崭新的蓝色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他仰头把那杯汽水灌下去，然后把空杯往桌上一顿。
“我媳妇的名声，从今天起归我管。”他环视一圈，“谁再往她身上泼脏水——”
他指了指自己胸口别着的那枚小小的复员军人纪念章。
“——先问问我胸口这枚纪念章答不答应。”
老周第一个站起来叫好，接着整个院子都拍起了巴掌。
那天晚上，宾客散尽，我坐在新房的床沿上，脚边摆着陆建国刷得雪白的搪瓷洗脸盆。
他推门进来，满身酒气，反手把门插上。
屋里只剩我们两个人。他站在门口，院子里的灯光透过窗纸照进来，把他那道眉骨的疤照得发亮。
他看了我很久，忽然开口：
“叶红果，你今天那几招，不像你。”
第5章 一毛五一包，一天赚十六块
新婚夜没什么稀奇的。
他把那床新被子抱给我，自己从床底下抽出一张草席，往地上一铺。
“你睡床，我打地铺。”
“你是新郎。”
“新郎也得讲规矩。”他躺下去，胳膊枕在脑后，“不是说好了吗，一年。一年以后你要走，我抬腿就让你走，谁也说不出闲话。”
我躺在陌生的新被子里，闻见太阳晒过的味道，一夜没怎么睡踏实。
半夜，我听见他在地上翻了个身，接着压抑地咳了两声，很轻，像是怕吵着我。
第二天我才知道，筒子楼朝北的那半间漏风，他睡的位置正对着窗缝。
……
天一亮我就起来了。
我把他的搪瓷缸灌满开水，摆在桌上，然后摊开一张纸，开始算账。
算到一半，他起来了，光着膀子，看见我趴在桌上写写画画，愣了一下。
“你干什么？”
“算账。”
“算什么账？”
我说：“我要摆摊卖瓜子。”
他挑起眉毛。
我把纸推过去给他看：
生瓜子，七毛一斤。炒熟了掉秤，一斤出九两。九两分装十小包，每包将近一两，卖一毛五。一斤本钱七毛，卖出去一块五，毛利八毛。
“一天卖二十斤，”我说，“赚十六块。”
陆建国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你一个月工资三十二块五。”他说。
“对。一天十六，两天就顶我一个月。”
“你炒瓜子的手艺跟谁学的？”
我笔尖一顿。
这个手艺，是我上一世一九九九年在夜市上跟一个安徽老太太学的。那时候我四十一岁，被周明远赶出来租房子住，晚上摆摊挣饭钱。
“……自己琢磨的。”我说。
他“哦”了一声，没再追问。但我知道他没信。
……
本钱是个问题。
我把结婚收的礼金数了一遍：六十七块四毛。厂办和车队的同事凑的，多数是五毛一块，有几张五块的。
还差。
我咬咬牙，转向陆建国：“借我三十。一个月还，利息一分。”
他正在系皮带，闻言手停住了。
“你跟自己男人借钱，还打利息？”
“规矩。”我说，“账分开算，是你定的。”
他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他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数出四十块，拍在桌上。
“四十。利息不要，但你得给我写欠条。”
“为什么？”
“以后你要是发达了，”他一边穿外套一边说，“我拿着这张欠条，就能跟人说，你叶红果第一桶金是我给的。”
我差点笑出声。
……
第一批货是三十斤生瓜子。
我在家属院的公用厨房里炒，八角、桂皮、小茴香、几片甘草，再加一把粗盐。火候是关键——小火慢炒，炒到瓜子壳发黄、听见“噼啪”响就得起锅，晚一分钟就糊。
第一锅糊了。第二锅咸了。第三锅，我自己尝了一颗，香得直咂嘴。
星期六晚上，县电影院放《少林寺》。
我把瓜子装在一个柳条筐里，筐上盖一块白布，摆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陆建国不许我摆太远，他把自行车停在电线杆底下，靠着车座抽烟，眼睛一直往我这边瞟。
电影散场是九点半。
人潮“哗”地涌出来，大半是半大小子和年轻工人。
“瓜子！五香瓜子哎——一毛五一包！”
我用旧报纸卷成三角包，一包一包递出去。手忙脚乱，找钱找得手心全是汗。
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买了两包，当场拆开嗑了一颗，扭头喊：“哎，这瓜子香啊！给我再来五包！”
一传十，十传百。柳条筐前头排起了队。
九点半到十点四十，一个多钟头。
三十斤，卖光了。
最后一个人走的时候，我坐在台阶上，腿都是软的。我把钱从兜里全掏出来，摊在膝盖上数——毛票、分票、还有几张一毛的皱巴巴的纸。
我数了两遍。
第一遍数乱了——毛票里掺着分票，手指还抖，数到一半就忘了数。第二遍我把钱按面额分开，一摞一摞码在膝盖上：一块的码一摞，五毛的码一摞，一毛和分票码一摞。
四十五块。
本钱二十一，净赚二十四。
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捧着那一堆毛票，手抖得厉害。
——二十四块。我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三十二块五。摆一天摊，挣了大半个月的钱。
“挣多少？”
陆建国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面前，影子把我整个罩住。
我把钱举起来给他看。
他盯着那一捧毛票，看了很久很久，然后蹲下来，声音有点哑：
“叶红果。”
“嗯？”
“你炒瓜子的时候，手上有茧子吗？”
我愣住了。
“我见过炒货师傅，”他说，“炒了十几年的老师傅，虎口一层厚茧。你才炒了三锅，虎口干干净净。”
他把烟摁灭在地上，站起来。
“你到底是谁？”
第6章 我男人一个月挣四十二
我知道瞒不住。
但我没想到，戳破这层纸的不是陆建国，是周明远。
卖瓜子的第二个星期，我在厂门口碰见了他。
一九八三年的周明远二十六岁，县供销社的干事，白衬衫，裤线笔挺，腕子上戴着一块“钟山”表。他骑一辆崭新的飞鸽，车圈锃亮。
“红果。”他支住车，笑得温和，“听说你结婚了？”
“嗯。”
“嫁了个开车的。”他摇摇头，语气里全是惋惜，“你这个脾气，该找个文化人。”
我拎着装瓜子的布袋，没接话。
“我跟你说个事儿。”他压低声音，“县供销社明年要招两个人，正式编制。我跟我爸说了，能给你留一个。”
“我不要。”
“你先别急着回。”他往前凑了半步，“这年头，一个编制值多少钱你清楚。你一个厂办打字员，一个月三十来块，能熬出什么？你要是……”
他顿了顿，眼睛在我身上溜了一圈。
“你要是懂事儿，往后供销社分福利，我也能替你争取一份。”
厂门口进出的人多起来。有几个厂办的同事放慢了脚步往这边看。
我把布袋往地上一放。
“周干事。”
“哎。”
“我男人一个月四十二，我一个月三十二块五。”我说，“加起来七十四块五。我上个月吃了一回肉，一斤二两，炖的白菜。”
他的笑僵住了。
“你呢？”我看着他，“供销社干事，铁饭碗，一个月三十八块。你一个月三十八，你拿什么养我？”
周围有人“噗”地笑出了声。
周明远的脸涨成猪肝色。
“叶红果！我好心——”
“你上个月十五号，”我打断他，“在供销社领了三斤白糖票。你没拿回家，第二天拿到自由市场换了两条‘大前门’，还倒找了人家六毛钱。这事儿，你们赵主任知道吗？”
周明远的脸色“唰”地变了。
那件事他做得极隐蔽。上一世是一九九八年，他自己喝多了吹牛，说漏了嘴。
“你、你怎么知道？”他声音都变了调。
我笑了一下，没回答。
他往后退了一步，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忽然一扭头，瞪着我：“你跟陆建国——你俩是不是在搞投机倒把？我听说你天天晚上出去摆摊！这年头，个体户是要被——”
“是要被什么？”
一个声音从他背后响起来。
周明远猛地回头。
陆建国从厂门里走出来，手里还拎着一桶机油。他把机油桶往传达室门口一放，走过来，把自行车往我跟周明远中间一横。
车把“咣”地撞在周明远腿上。
“周干事。”陆建国说，“我媳妇的事，往后跟我说。”
周明远咽了口唾沫：“陆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我都听见了。”陆建国个子高，往前半步，影子就把周明远整个罩住了，“三斤白糖票，你换烟抽了。”
周明远“腾”地红了脸。
“这事儿，”陆建国慢悠悠地说，“供销社赵主任是我二叔的老战友。要不要我哪天陪你去坐坐？”
周明远的脸彻底白了。
他一句话都没敢再说，推着车，几乎是逃也似地走了。飞鸽的车圈在太阳底下晃了一下，晃得人眼花。
厂门口看热闹的人散了。
陆建国转过身，看着我。
“白糖票的事，”他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又用了那句话：“听人说的。”
他没说话。
他弯腰拎起机油桶，又弯腰拎起我的瓜子布袋——两样东西一起拎在手里，转身往厂里走。
走出七八步，他停住，没回头。
“晚上别摆太晚。九点半回家。”
“哦。”
“还有，”他说，“明天我出趟长途，去广州，来回五六天。”
我愣住了：“广州？”
“嗯。车队接了个活儿，拉一车农机配件下去，回来捎货。”他把东西换了一只手，“你要不要……捎点什么？”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一九八三年的广州高第街，全国第一批个体服装市场。电子表八块到十二块，内地卖三十；的确良衬衫六块，内地卖十三；折叠伞、尼龙袜、太阳镜——那是八十年代第一批“紧俏货”的天堂。
我张了张嘴，心快跳出嗓子眼。
“要。”我说，“我要的东西多。你先别走，晚上我跟你好好算一笔账。”
那天晚上，筒子楼的灯一直亮到十二点。
我在纸上写：电子表、的确良、尼龙袜、太阳镜、折叠伞。
写到最后，我停住笔。
“陆建国。”
“嗯。”
“你怕不怕？”
他正在擦那辆永久车，头也没抬。
“怕什么？”
“怕投机倒把。”我说，“一九八三年，这顶帽子能压死人。”
他手里的棉纱停了。
过了很久，他把棉纱扔进水盆里，抬起头看我。灯光下，他眉骨上那道疤显得格外深。
“叶红果。”
“嗯。”
“我当兵那三年，”他说，“在边境。有一次我们班七个人，被围在山头上，断了三天水。”
我屏住呼吸。
“第三天夜里，我带两个人摸下去取水。回来的时候，就剩我一个。”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从那以后我就想明白一件事——人这辈子，怕是没用的。你要的东西，你得自己伸手去够。”
他转过身。
“你说去够，我就跟你去够。你只管告诉我，咱怎么够，才不被抓。”
第7章 一千一变三千二
陆建国去了广州，来回六天。
他走的那天，我把一张纸塞进他手里，上面写着要进的货、每种货的进价上限、数量。最后一行我写：“超过这个价，一律不进。”
他看了看，没问为什么。
“你信我？”
“我不信你，我信那张纸。”他把纸叠好，塞进贴胸的口袋，“你说八块五，我就照八块五还价。多一分我不要。”
第六天凌晨三点，我被楼下“轰隆轰隆”的引擎声震醒。
我披上外套就往楼下跑。厂门口停着一辆解放牌卡车，车斗上盖着帆布，陆建国从驾驶室跳下来，满眼血丝，身上那股汗味隔着两米都能闻见。
他掀开帆布。
两个木箱。
我拿手电筒照着，一件一件清点：电子表五十只，的确良衬衫一百件，尼龙袜二百双，太阳镜三十副，折叠伞二十把。
“多少钱？”
“电子表八块三，五十只四百一十五，表带十条一块。”他嗓子哑得厉害，“衬衫五块八，五百八；袜子三毛五，七十；眼镜一块二，三十六；伞三块二，六十四。一共一千一百七十五。”
“票呢？”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抽出厚厚一沓。
“国营信托公司的发货票，每张都盖着税章。”他说，“我多花了十四块钱，让他们把票开齐了。”
我捏着那一沓发票，手指有点抖。
一个跑运输的司机，能在广州把发票开得这么齐，他得跑多少趟腿、说多少好话？
“车上有水吗？”
“有。”他递给我一个军用水壶。
我喝了一口，把水壶还给他，然后说了一句：“陆建国，你立大功了。”
……
销货用了十天。
电子表三十二块一只，五十只全出；的确良十三块一件；袜子六毛；太阳镜四块五；伞六块五。
渠道是陆建国跑出来的。他沿着跑长途的线，在三个县城的农机站门口停过车，货一批一批地走。县里这一头，是我在厂里和家属院里慢慢铺开的——女工们互相传，“叶红果那儿有广州的电子表，比百货公司便宜十来块”。
第十天晚上，我把钱摊在床上数。
三千二百八十五块。
本钱一千一百七十五，扣掉路费、油钱、饭钱一百九十，净赚一千九百二十。
一千九百二十块。红星厂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挣不到四百块。这差不多是我一个人的五年工资。
我数到一半，手停住了。
陆建国坐在床沿上擦手，看见我停了，问：“数完了？”
我把那一堆钱往他跟前一推。
“账你管。”
他愣住了：“不是说好了账分开算吗？”
“那是你定的规矩。”我说，“现在你挣的钱比我多，我不改规矩，我吃亏。”
他笑了一声，笑完，把钱又推了回来。
“规矩改了。”他说，“从今天起，钱归你管，账归你记。我一个月交你三十块饭钱，剩下的你看着办。”
“那你图什么？”
“我图你数钱的时候，”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眼睛里有光。”
——第二次听见这句话。
我低下头，把脸埋进那一堆钞票里，闻着那股油墨味，眼泪掉下来，砸在十块钱的票面上，砸出一个小小的圆点。
……
钱的事没瞒住。
第三天傍晚，我婶婶来了。
她拎着一篮子鸡蛋，一进门就抹眼泪：“红果啊，你可不能忘了娘家。你弟弟要娶亲，女方要‘三转一响’，家里实在凑不出……”
“婶儿，”我打断她，“字据上写着呢，每月十块。”
“十块！十块够干什么！”
“十块是我给的情分。”我把鸡蛋篮子推回去，“字据上说得很清楚，我结婚以后，你们不掺和我的事。”
她的脸“唰”地沉下来：“叶红果，你别以为挣了俩钱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
“婶儿。”陆建国从里屋走出来。
他刚洗完澡，光着膀子，肩上搭着毛巾，个子往门口一站，把光都挡住了。
“字据上写着呢，每月十块。”他说，“多一分没有。你要是嫌少，咱们就去房管科，把房子的事也一并说说。”
婶婶的嘴唇哆嗦了两下，抓起篮子就走。
走到院门口，她回过头，咬着牙撂下一句：
“你等着。有人要收拾你们。”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院门口的电线杆底下，站着叶红梅。她盯着我们家的窗户，一动不动，像是在数什么。
第8章 谁举报的，谁自己进来
第四天上午，来了三个人。
两个穿工商制服的，一个穿民警制服的。领头的是工商管理所的孙所长，四十来岁，一脸严肃。
“叶红果同志？”
“是我。”
“有人举报你们无照经营、倒卖走私电子表、投机倒把。”他掏出一个本子，“请你配合调查。”
筒子楼里的人全探出头来。
我心里一沉——不是慌，是被戳中了。上一世我吃过这个亏，一九八三年严打，“投机倒把”这四个字能让人蹲号子。
但我昨天晚上已经把东西准备好了。
“孙所长，”我说，“请您一件一件问。”
“第一，营业执照。”
我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纸，展开，压平。
“江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发照日期：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经营范围：副食品加工、日用小百货零售。业主：叶红果。”
孙所长接过来看了看，眉头动了动。
“第二，”我说，“税务。这是十月份的完税证，工商管理费收据，街道开的摊位证，还有卫生防疫站的健康证。”
我一沓一沓往桌上放。
“第三，电子表。”
我拿出那一沓盖着税章的发货票。
“广州国营信托公司开具，五十只，进价八块三，税额一分不少。不是走私，是合法购进的国营商口。孙所长，您可以发电报去核实。”
孙所长翻发票的手停住了。
“第四，瓜子摊。”我说，“街道摊位证在这儿，每月管理费三块，交到上个月，收据齐全。”
屋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嗒嗒”声。
孙所长合上本子，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变了。
“叶红果同志，你这些东西……办得很齐。”
“因为我早知道有人要告我。”我说。
他一愣：“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我笑了笑，“孙所长，我能不能问一句，举报信是谁写的？”
“这个我们不能——”
“我不问名字。”我说，“我只想请您看一样东西。”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是去年叔叔写的那张字据，上头有叶红梅的签名——当时王婶让她也按了个手印，做见中人。
我把字据和孙所长手里的举报信并排放在桌上。
“您看这个‘梅’字。”我指着两个字，“木字旁这一竖，她习惯往左带一个小钩。两处一样。您再看这个‘的’字，白字旁她写得比右边高半格。”
孙所长俯下身，看了很久。
他抬起头，脸色已经沉了下来。
“你还有话要说吗？”
“有。”我说，“今年三月，我家里丢了三尺的确良布，是我自己攒布票买的。三天后，我堂姐叶红梅穿了一件新衬衫，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布料。”
我把那件衬衫的布头从口袋里掏出来——那是我从她扔掉的碎布里捡的。
“今年四月到八月，叶红梅在县自由市场倒卖布票，一共卖了三尺六寸，换了八块四。刘丫头可以作证，市场管理员老马也记得她。”
孙所长“唰”地站起来。
……
那天下午，叶红梅被叫去了工商管理所。
处理结果第二天就下来了：倒卖票证，罚款五十，没收非法所得；无照经营、诬告他人，在所里写检查，贴在大门口。
更狠的是第三天——红星厂把她辞退了。她是临时工，厂里一句话的事。
消息传开的那天，家属院门口围了一圈人。我站在二楼的窗口往下看，看见叶红梅低着头从人堆里挤出去，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心里没有半点快意。
我只是想起上一世，她站在我那间六平米的出租屋里，涂着口红，笑得很体面。
……
人群散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拎着水壶下楼去打水，走到院门口，忽然停住脚步。
电线杆底下站着一个人。
周明远。
他还是那身白衬衫，腕子上的“钟山”表在路灯下泛着光。他冲我笑了一下，那笑温和得很，可我后脖颈的汗毛“唰”地全立了起来。
“叶红果，”他说，“你本事真不小。”
我没说话。
“我今天来，是给你提个醒。”他把自行车往我跟前推了半步，“一九八三年，风声紧。你们两口子攒的那几个钱，搁得住查几回？”
“查得着就查。”我说，“查不着，就别在这儿站着吹冷风。”
他笑意更深了。
“来日方长。”他说。
蹬上自行车，走了。
我拎着水壶站在原地，手心里全是冷汗。
上一世，周明远从来不是个会认输的人。他要是认了输，那一定是他手里还有一张没翻出来的牌。
第9章 我做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那天夜里，陆建国从车队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在桌边等了他两个钟头。
他一进门就看见了我的脸色。
“出事了？”
“没有。”我说，“事办完了。”
我把白天的事说了一遍，说完，屋里安静下来。
他站在门口，手还搭在门把手上，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叶红果。”
“嗯。”
“你十月初就去办了营业执照。”他说，“那时候我还没去广州。”
我心跳漏了一拍。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查？”
“我说了，我猜的。”
“猜的能猜到去办税务登记、办摊位证、办健康证？”他往前走了两步，“猜的能让广州那边的发票一张不少？你连进货单上都写着‘发票要开齐’——我到了广州才想起来这一茬。”
我张了张嘴。
“你说你炒瓜子的手艺是自己琢磨的，可你虎口没茧子。”他一条一条往下数，“你说白糖票的事是听人说的，可周明远当时那个脸色，是被人当场抓了赃的脸色。你说你猜的——叶红果，你猜得太准了。”
他停在我面前。
“你到底是谁？”
屋里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光黄黄的。我看着他眉骨上那道疤，看着他眼睛里的红血丝，忽然觉得，这一个多月撑下来的那口气，全散了。
“我做了一个梦。”我说。
“什么梦？”
“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我说，“梦里，我从今天一直活到二〇〇三年。”
他没动。
“梦里我没嫁你。”我说，“两个月后我跟周明远处了对象，第二年结了婚。我把工作让给了叶红梅，那间半平房也让她一家占着。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我给他洗衣服做饭，替他还赌债，把他供成了个体户。他发达以后，跟叶红梅搞在一起。”
我的声音开始抖。
“我四十五岁那年，躺在六平米的出租屋里，屋里就一张床，一个煤球炉。那天他们又来，让我签放弃房产的字据。我没签。他们走了以后，我就……”
我说不下去了。
陆建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被钉住了。
“后来呢？”他哑着嗓子问。
“后来是你来的。”我抬起头看着他，“你给我买的骨灰盒，把我葬在城西公墓。墓碑上就刻了五个字，别的什么都没写。”
“我在你坟前站了一下午。”
“……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了。”我说，“你说，叶红果，你要是当初肯嫁我，我不会让你受这份罪。”
屋里静了很久。
他忽然坐了下来，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撑着膝盖，低着头，肩膀绷得死紧。
“梦里我娶你了吗？”他问。
“没有。”
“那我……”
“你一直没结婚。”我说，“厂里人说是你眼光高。也有人说你心里有人。我到死才知道，那个人是我。”
他猛地抬起头。
灯光下，我看见他眼睛红了。
“那你为什么嫁我？”
“因为我死的那天才想明白，”我说，“这辈子，只有你肯替我收尸。”
他站起来，走过来，一把把我从凳子上拽进怀里。
力气大得我肋骨都疼。他抱得很紧，像是怕我一松手就没了。
过了很久，他哑着嗓子说了一句：
“叶红果，那不算。”
“什么不算？”
“梦里那些不算。”他把脸埋在我肩膀上，“这辈子我得让你亲口说一句值。”
我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砸在他肩上那块洗得发白的补丁上。
“还有一件事。”他松开我，后退半步，眼睛还红着，语气却硬邦邦的。
“什么？”
“账不分开了。”他说，“以后我的就是你的。你要是再跟我提‘分开’俩字——”
“你就怎样？”
“我就一辈子不撒手。”他说，“你试试。”
……
那天夜里，他在地铺上躺了很久，忽然开口。
“梦里，后来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八四年以后。”他说，“政策怎么样？”
我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
“开春以后，还要松。”我说，“今年年底有个会，明年会出一个文件。往后个体户不是‘投机倒把’，是‘劳动致富’。”
他沉默了一会儿。
“那咱们干点大的。”
“多大？”
“门面。”他说，“光摆摊不行，得有个铺子。车队的解放车明年要搞承包，我想包一辆。你要是敢，咱们就干。”
我躺在被窝里，听着外头北风刮窗户的声音，忽然笑了。
“我敢。”我说。
“那你说，我该包几辆？”
我想了想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八年江城县的货运量，慢慢吐出一句话：
“先包一辆。过两年，包三辆。”
他“嘶”了一声：“三辆？你当我是印钞票的？”
“你就是印钞票的。”我说，“从今天起，你是了。”
第10章 来日方长
一九八四年三月，南街的两间门面挂上了招牌。
黑漆木板上四个字：建国副食。
陆建国刷的漆，我写的字。开张那天放了挂五百响的鞭炮，老周带着车队一帮人来捧场，把门槛都踩塌了半寸。
四月，他包下了车队那辆解放牌。交管理费，自负盈亏，一个月跑八趟长途。我在铺子里守着，前店后仓，早上六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
到那年秋天，我们有六千八百块。
……
周明远那张牌，翻在十月十九号夜里。
那天下午车队调度说，后半夜要卸一批货，让我家把西边那间仓库腾出来。我看着那批货，心里一直不踏实——上一世周明远害人，从来不自己动手。
我把值钱的东西全搬回了铺子：电子表剩的十二只、发票本、账本、现金。仓库里只留下瓜子、白糖、几捆粉条。
晚上，陆建国说要去守夜。
“你守什么？”我问。
“说不上来。”他把那件旧军装穿上，“你收拾东西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他守了三天。
第三天后半夜，西仓库的后窗底下，有人往里头泼了半桶煤油。
陆建国是从窗户跳进去的。他一脚踹翻了那个人，反手拧住胳膊，膝盖压在后背上——部队里学的擒拿，干净利落。
那人是个二十来岁的混混，外号小癞子，县城有名的二流子。
火没点着。煤油桶还搁在窗台上，火柴撒了一地。
派出所来人把小癞子带走的时候，他腿一软，一五一十全招了：
有人给了他五块钱、一条“大前门”，让他“把西头那间屋子点着，烧干净点”。给钱的人穿白衬衫，戴眼镜，骑一辆飞鸽。
……
周明远是第二天上午被带走的。
派出所顺藤摸瓜，查出了另外两件事：他倒卖白糖票不是头一回；去年年底，他经手的供销社货款里，有三百二十块对不上账。
三百二十块。
跟我妈那笔抚恤金，一分不差。
我在派出所门口站着，听见这个数的时候，整个人愣在原地。
我妈那三百二，是让婶婶吞了；他这三百二，是贪的货款，还想顺手把纵火的脏水泼给我们。有些人，这辈子，上辈子，债总要还的。
周明远判了四年。后来查出来，给他递话、告诉他西仓库哪几夜没人守的，是叶红梅——她在电线杆底下，一天天数的就是我们家的进出。她判了一年，缓一年执行。
* * *
判决下来那天下着小雨。
我婶婶撑着一把破油伞，站在我们铺子门口，头发全湿了，贴在脸上。她一见我就跪下了，抱着我的腿哭。
“红果，婶儿错了，你姐档案里落了这一笔，往后可怎么嫁人……你想想办法，去跟政府求求情……”
我没扶她。
我弯腰把她的手掰开，从兜里掏出十块钱，放在她手心里。
“每月十块。”我说，“字据上写的，我给得起。”
“红果！”
“房子我不卖了。”我说，“厂里那间半平房，我留着，你们住到什么时候都行。往后，两清。”
她坐在雨地里哭得直不起腰。
我转身进了铺子，把门关上。
雨水顺着玻璃一道一道往下淌，把外头那个人的影子泡得模模糊糊。
陆建国在柜台后面擦算盘，头也没抬：“十块？”
“十块。”
“你心软。”
“不是心软。”我说，“是我算明白了。为这种人动气，一天得少卖三十斤瓜子。不划算。”
他“噗”地笑出声，把算盘往桌上一放，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
“叶红果。”
“嗯。”
“你真是个算账的料。”
尾声 下辈子我还找你掐
一九八五年秋。
我们的账上有了一万七千二百块。
南街的铺子扩成了三间，后头加了个小加工坊，炒瓜子、腌咸菜、做酱菜。车队那边，陆建国包了三辆解放车，雇了两个司机，跑江城到广州的线，一个月十二趟。
县里广播站来人采访过一回，问我们怎么发的家。
我说：“起早贪黑。”
陆建国在旁边补了一句：“还有一个肯跟我算账的媳妇。”
广播员笑了，说你们这叫“劳动致富”。
* * *
九月底的一天傍晚，我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着太阳。
怀孕五个月，肚子已经显了形。
陆建国蹲在我脚边，把耳朵贴在我肚子上，一动不动地听。
“动了吗？”
“动了一下。”
他“嘿”地笑了一声，笑得像个傻子。
“叶红果。”
“嗯。”
“咱俩还没掐完呢。”
我踢了他一脚：“掐什么？”
“下辈子。”他抬起头，眼睛亮得吓人，“上辈子你没嫁我，我白等了二十年。这辈子我一天都不多等。下辈子，你早早就得让我找着。”
我笑起来，笑着笑着，眼睛就热了。
我想起很多年前那间六平米的出租屋，想起门口蹲着抽烟的那个背影，想起城西公墓那块只刻了五个字的碑。
那天他站在坟前说：叶红果，你要是当初肯嫁我，我不会让你受这份罪。
——这一世，我没有受那份罪。
我活得好好的。院子里晒着新收的瓜子，屋里摆着他刚打的新柜子，肚子里揣着我们的孩子。
而他就蹲在我脚边，笨手笨脚地，把我的脚往他怀里揣，怕我着凉。
“陆建国。”
“嗯？”
“下辈子我还是不嫁你。”
他“腾”地站起来，瞪着我。
我笑着拍拍肚子：“——除非你早点来。”
他愣了两秒，“咚”地一声又蹲了回去，把脸埋在我膝盖上，肩膀一抖一抖的。
夕阳落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叠在一块儿，谁也分不清哪块是谁的。
家属院那棵老梧桐又黄了叶子。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跟一九八三年那个秋天，一模一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