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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0-31 11:00:40

全家属院都知道,周家出了个高考状元。

没人知道,状元桌上那四本错题本,是一个不识字的姑娘一笔一划描出来的。

那个姑娘是我。

他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往我手里塞了五十块钱。

“小麦,我们不合适。”

我把钱拍回他脸上,当着全院人的面,把错题本塞进了煤炉。

第二天天没亮,他红着眼砸我的门。

“何小麦,你烧的是我的三千块!”

我靠着门框,看他急得满头汗。

他不知道,那六百四十道题,每一笔怎么拐弯,我闭着眼都能画出来。

【第一章】

一九九六年七月,周家门口的鞭炮响了半个钟头。

红纸屑落了一地。

我拿着扫帚,一点点往簸箕里扫。

“哟,小麦,扫干净点啊,待会儿厂里领导要来。”

说话的是周景川他妈,刘桂芬。

她今天穿了件新的的确良衬衫,头发烫得一卷一卷的,嗓门比平时高了一倍。

我点点头,没吭声。

院里的人围了一圈,七嘴八舌。

“老周家祖坟冒青烟了,全市第一!”

“景川这孩子打小就聪明,跟咱们这些粗人不一样。”

“清华还是北大?”

“北大!”刘桂芬一拍大腿,“通知书今早到的,邮递员亲手送上门!”

人群里爆出一阵叫好。

我攥着扫帚把,手心里全是汗。

我在这个家属院待了三年。

十五岁从何家沟出来,给院里各家缝补衣裳、带孩子、帮食堂洗菜,一个月挣三十来块。

周景川是我在这儿认识的第一个人。

那年冬天我冻得手上全是口子,是他从屋里拿了一盒蛤蜊油给我。

他说:“小麦,以后我考上大学,带你去北京。”

我信了。

我不识字,他每天晚上做题,我就坐在旁边纳鞋底。

他做错的题,老师让抄到本子上,叫错题本。

他嫌浪费时间。

我说:“我帮你抄。”

他笑了:“你又不认字,怎么抄?”

我说:“你画圈的地方,我照着描。”

那三年,我描了四本。

一共六百四十道题。

每道题我都按他卷子上的样子,一笔一划描下来,哪个字往哪边拐,哪个符号长什么样,我一个都没描错过。

有时候煤油灯熬干了,我就借着路灯描。

手指头上磨出了茧子。

“小麦!”

周景川从屋里出来了。

他穿着白衬衫,手里攥着那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

院里的人一下子安静了,全看着他。

他走到我面前,没看我的眼睛。

“我们出去说。”

我跟着他走到院子后面的煤棚边上。

他从兜里掏出五张十块的票子,塞进我手里。

“小麦,我们不合适。”

我愣住了。

手里的钱烫得我手指发麻。

“你说什么?”

“我要去北京了。”他终于抬起头,“你一个字都不认识,以后我带你出去,同学问起来,我怎么介绍你?”

“你说过要带我去北京。”

“那是小时候说着玩的。”

“那你的错题本呢?”我声音开始发抖,“那也是说着玩的?”

他皱起眉头:“字是你描的,脑子是我的。你描的那些东西,你自己看得懂一个吗?”

我嗓子眼一下子堵住了。

身后传来脚步声。

刘桂芬领着一个穿连衣裙的姑娘过来了。

那姑娘我认识,孙曼丽,厂里孙副厂长的闺女。

刘桂芬一把挽住孙曼丽的胳膊,斜着眼看我。

“小麦,阿姨跟你说句实在话。景川以后是要当干部的人,曼丽她爸能帮他。你能帮他什么?帮他纳鞋底?”

孙曼丽捂着嘴笑。

“景川哥,那几本错题本,我看了,写得可整齐了。以后我帮你整理大学的笔记。”

周景川点点头:“曼丽字写得好。”

我心里那叫一个恶心。

三年。

一千多个晚上。

我的手指头磨烂了又长好,长好了又磨烂。

到头来,五十块钱,一句不合适。

我把钱攥成一团,抬手拍在周景川脸上。

票子散了一地。

“何小麦你疯了!”刘桂芬尖叫。

我没理她,转身冲进周家的屋子。

那四本错题本就摆在周景川桌上,最显眼的位置,等着厂领导来参观。

我一把抱起来,走到院子中间的煤炉边上。

全院的人都看着我。

“小麦,你干啥!”王婶喊了一声。

周景川追出来:“你放下!”

我掀开炉盖。

把四本本子,一本一本塞了进去。

火苗蹿起来,舔着纸边。

那些我描了三年的字,一个个卷起来,变黑,变成灰。

热气扑在我脸上,烫得眼睛疼。

“字是我描的,”我盯着周景川,“我想烧就烧。”

周景川脸都白了,伸手要去抢,被火燎了一下,缩回手直甩。

刘桂芬冲过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乡下来的野丫头!没教养的东西!你等着,我让你在这个院里待不下去!”

我扔下扫帚,回了我那间租来的小屋。

关上门,我才腿一软坐到地上。

一晚上没合眼。

第二天天还没亮,门被砸得哐哐响。

【第二章】

“何小麦!你开门!”

是周景川。

他嗓子都劈了。

我拉开门。

他站在门口,眼睛通红,头发乱成一团,衬衫扣子都扣错了一颗。

昨天那个拿着通知书的状元郎,一晚上就没了人样。

“你知不知道你烧了什么?”他一把攥住我手腕。

我甩开他:“烧了你的本子。你不是说脑子是你的吗?你脑子还在。”

“你!”

他憋了半天,憋出一句:“那四本本子,我卖了。”

我愣了。

“卖了?”

“城东新华书店旁边的钱老板,要出一本状元错题集,给了我三千块定金。”他喘着粗气,“合同签了,说好今天交本子。”

三千块。

我在这个院里干一年,也挣不到四百。

“钱呢?”

他眼神躲了一下。

我一下子明白了。

“给孙曼丽买东西了?”

他不说话。

“买了什么?”

“一块手表。”他声音低下去,“还有……我妈拿了一千去还我爸的药钱。”

我笑出了声。

笑得肚子疼。

原来他早就打算好了。

拿我描的本子换钱,拿换来的钱给新相好买表,再拿五十块打发我走。

“何小麦,你别笑了!”他急得直跺脚,“钱老板说了,今天交不出本子,退双倍,六千!不退就去厂里闹,去学校闹!”

“那是你的事。”

“你帮我重新描一遍!”他突然拔高嗓门,“你不是描过吗?你肯定记得一些!你能描多少描多少,剩下的我自己补!”

我看着他。

看了很久。

“周景川,你昨天说,字是我描的,脑子是你的。”

“我说错了行不行!”

“你那么聪明,自己写啊。”

“我哪还记得住六百多道题!高考都考完了!”

他说完这句,自己先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他记不住。

他做错的题,他自己记不住。

可是我记得。

我闭上眼睛,第一本第一页,第一道题,一个歪歪扭扭的符号,后面跟着一串我不认识的字,右下角有他用红笔画的叉。

第二道。

第三道。

一直到第四本最后一页,他那天写着写着睡着了,我描完最后一道题,在本子背面画了一朵小麦穗。

六百四十道。

我一道都没忘。

我睁开眼,周景川还在等我回答。

“我不记得。”我说。

他眼里那点光一下子灭了。

“何小麦,你够狠。”

他转身走了。

我关上门,心口咚咚直跳。

我确实记得。

一笔都没忘。

可是凭什么给他?

中午,刘桂芬带着孙副厂长家的人找到了我干活的食堂。

她当着几十号人的面,指着我骂。

“就是这个乡下丫头!偷了我儿子的东西还烧了!手脚不干净的人,你们食堂也敢用?”

食堂的胖主任为难地看看我,又看看孙副厂长的秘书。

我知道结果了。

下午,我被辞了。

晚上回去,房东站在门口,把我的铺盖卷扔到了地上。

“小麦,不是婶子不帮你,刘桂芬说了,你再住这儿,她就去街道举报我私自出租。”

我蹲下去捡我的东西。

一个搪瓷缸子摔掉了漆,那是周景川前年送我的。

我把它扔进了垃圾堆。

全身上下,我只剩八十三块钱。

王婶偷偷塞给我两个馒头:“丫头,城南有个批发市场,我外甥在那儿看摊子,你去那儿碰碰运气。”

我背着铺盖卷,走了两个钟头,走到城南。

天已经黑透了。

市场门口,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我面前。

车窗摇下来,一个胖子探出头。

“你就是何小麦?”

我往后退了一步:“你是谁?”

“我姓钱,开书店的。”他眯着眼打量我,“周景川说,那四本错题本,是你描的?”

【第三章】

我攥紧了铺盖卷的绳子。

“他跟你说的?”

“他今天跪在我店里求我宽限几天。”钱老板笑了一声,“我问他本子谁写的,他支支吾吾半天,最后说是家里一个保姆帮着抄的。我一打听,就打听到你了。”

保姆。

我在他嘴里,连个名字都没有。

“你找我干什么?”

“我做生意,只认货。”钱老板敲了敲车门,“状元的名头我已经印在广告上了,开学季就要上市。周景川交不出货,我得找能交货的人。”

“我不认字。”

“我知道。”他盯着我,“可周景川说你描得一模一样。你要是能凭记性描出来,我请市一中的老师来对。对上了,我给你两千。”

两千。

我心跳得厉害。

“为什么不给周景川?”

“他已经拿了我三千,拿钱不办事的人,我不跟他打交道了。”钱老板说,“他欠我的,我自己去要。”

我脑子转得飞快。

如果我给钱老板描,周景川就交不出货,就得退钱。

他家拿不出六千。

刘桂芬会去求孙副厂长。

孙副厂长会不会管,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我有条件。”我说。

钱老板挑起眉毛:“说。”

“书上不准印周景川的名字。”

他愣了一下,接着哈哈大笑。

“丫头,你挺记仇。”

“行不行?”

“行。”他一拍车门,“状元的名字印不印,书照样卖。我印个全市状元同款错题集,谁也挑不出毛病。”

“还有,钱先给一半。”

钱老板收了笑,认真看了我一眼。

“上车,我给你找个地方住。”

那一个礼拜,我住在书店后面的仓库里。

钱老板买了二十本空白本子,十支钢笔。

我从早描到晚。

第一天,我的手抖得厉害,描坏了好几页。

我盯着那些坏了的纸,想起周景川那句“你自己看得懂一个吗”。

我咬着牙,把手往凉水里泡了泡,接着描。

第三天,钱老板请来的老师到了。

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姓郑,市一中教了三十年数学。

他拿着我描的第一本,一页页翻。

翻着翻着,他手停住了。

“这道题,题目抄错了一个数。”

我心里一紧。

钱老板脸色也变了。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

“没抄错。周景川卷子上就是这么写的,他自己看错了,所以做错了。”

郑老师愣住,翻出一沓当年的模拟考卷子,找到那一张。

对上了。

周景川自己把七抄成了一,后面的题当然做不对。

郑老师抬起头,看我的眼神变了。

“姑娘,你真不识字?”

“不识。”

“那你怎么记住的?”

“我就记它长什么样。”我说,“哪一笔长,哪一笔短,往哪边拐。”

郑老师沉默了很久,摘下眼镜擦了擦。

“可惜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可惜是什么意思。

第七天,四本描完。

郑老师对完最后一页,冲钱老板点了点头。

钱老板当场数了两千块给我,一张一张数,数了两遍。

我把钱揣进怀里,手按着胸口,怕它飞了。

从书店出来的时候,我在门口撞上了周景川。

他瘦了一圈,眼窝都陷下去了。

他看见我,又看见店里桌上那摞新描的本子,脸一下子扭曲了。

“何小麦!你说你不记得!”

【第四章】

“我是不记得。”我看着他,“不记得给你。”

周景川冲上来要抢我的包。

钱老板的伙计一把把他推开。

他踉跄几步,撞在门框上。

“你这是偷!那是我的题!我的错题!”

“你做错的题,你自己都记不住。”我说,“你还好意思说是你的?”

周围买书的人停下来看热闹。

周景川脸涨得通红,指着我的手直哆嗦。

“你一个文盲,你懂什么!那些题,你连题目都念不出来!”

“我是念不出来。”我往前走了一步,“可我知道你把七看成了一。你呢?你知道吗?”

他嘴张了张,说不出话。

钱老板慢悠悠走出来,手里拿着那份合同。

“周同学,三千块定金,退双倍,合同上写着呢。我宽限你一个月,一个月以后,我去你们厂里,也去北大招生办问问,状元拿钱不办事算不算诚信问题。”

周景川腿一软,靠着墙滑下去。

我没再看他,转身走了。

身后传来他的吼声:“何小麦!你会后悔的!”

我脚步没停。

后来王婶跟我说,那一个月,周家闹翻了天。

刘桂芬去求孙副厂长借钱。

孙副厂长说厂里效益不好,自己家也紧巴。

孙曼丽把那块手表偷偷卖了,钱自己留着,跟周景川说表丢了。

最后刘桂芬把周景川他爸那辆骑了十年的二八自行车卖了,又把家里的缝纫机卖了,东拼西凑还了钱。

还完钱那天,刘桂芬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逢人就骂我是白眼狼。

我听了,只说了一句:“她骂她的。”

那时候我已经在城南批发市场租了半个摊位。

一个月六十块。

两千块,我一分没敢乱花。

批发市场的老陈是王婶的外甥,五十来岁,在市场里卖了十年布料,人称陈老板。

他看我一个姑娘家扛着货跑来跑去,提点了我几句。

“丫头,卖衣服不能光看便宜,要看料子,看版型,看哪个款南方好卖,哪个款北方好卖。”

我点头,记在心里。

我不识字,进货单看不懂。

可是我记得数。

每件衣服多少钱进的,卖了多少件,哪个款哪天卖得最好,我全装在脑子里。

老陈有一回考我。

“上个月十五号,你进了几包货?”

“三包。一包的确良衬衫,四十件,三块八一件。一包裤子,二十条,六块五一条。一包童装,五十件,一块九一件。”

老陈手里的烟掉了。

“你账本呢?”

“没账本。”

他瞪了我半天,骂了句脏话,又笑了。

“丫头,你这脑子,干这行是老天赏饭吃。”

那年冬天,我摊上的生意做起来了。

我看准了一个款式,一种收腰的呢子大衣,从广州进了两百件,一个礼拜卖光。

再进五百件,十天卖光。

市场里的人开始叫我何老板。

我招了一个帮手,叫阿芳,十七岁,跟我一样从村里出来,念过初中。

我让她每天晚上教我认十个字。

第一天,她教我写我的名字。

何小麦。

三个字,我描了一晚上。

描完的时候,我盯着那三个字,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阿芳吓坏了:“姐,你咋了?”

“没事。”我抹了把脸,“明天教我写钱字。”

开春的时候,有个人找到了我的摊子。

一个瘦瘦小小的姑娘,穿着打补丁的棉袄,进门就跪下了。

“何姐,求你收下我,我啥活都能干。”

我认出她了。

周小翠,周景川的堂妹。

【第五章】

我没让她起来。

“你哥让你来的?”

周小翠拼命摇头,眼泪一串串往下掉。

“我哥去北京了,他根本不管我。我爸瘸了腿,我妈改嫁了,大伯家嫌我是累赘,大伯娘天天骂我吃白饭。”

她撩起袖子。

胳膊上全是青紫的印子。

“大伯娘拿火钳打的。”

阿芳倒吸一口凉气。

我盯着那些伤看了很久。

刘桂芬确实干得出来。

“你会干什么?”

“我会算账,我念过初二。”她抬起头,眼巴巴看着我,“何姐,我知道我哥对不起你。我不是他。”

阿芳在旁边扯我衣角,小声说:“姐,她是周家人。”

我想起三年前那个冬天,我冻得满手是口子,站在家属院门口不知道往哪儿去。

“起来吧。”我说,“一个月四十,管吃住。做得好再加。”

周小翠千恩万谢地爬起来。

阿芳急得直跺脚,等她走开了,压着嗓子说:“姐,你心太软了!”

“我盯着她。”

周小翠很能干。

来了三个月,摊子上的账被她理得清清楚楚,进货单分门别类,一张都不乱。

她嘴甜,见了客人就喊叔叔阿姨,回头客多了一半。

我给她涨到了六十。

那年夏天,我盘下了旁边两个摊位,三个摊子打通,挂了个牌子。

小麦服装批发。

牌子上的字,是我自己写的。

写得歪歪扭扭,老陈看了笑我,说这字还不如他孙子写的。

我说:“歪也是我写的。”

生意越做越大,我开始自己找南方的厂子直接进货,绕开中间商。

广州、石狮、虎门,我一个人坐火车跑,一路上抱着装钱的包不敢睡觉。

我和三个厂子谈下了独家供货,价格比市场上低两成。

这三个厂子的地址、联系人、进货价,是我的命根子。

我让周小翠把这些抄在一个本子上,锁在柜子里,钥匙只有我和她有。

阿芳那时候已经能帮我写信了,她提醒过我一次。

“姐,供货的本子,要不要我也管一把钥匙?”

“小翠管账,账和货要对得上,她得用。”

阿芳没再说什么,可是我看见她眼神里有担心。

我没在意。

那年秋天,市场里突然开了一家新店。

就在我对面。

店名叫曼丽时装。

开张那天放了一挂鞭炮,比我那年在周家门口扫的还长。

我站在门口看。

孙曼丽穿着一身红色的套裙,烫着大波浪,冲我挥手。

“哟,这不是何小麦吗?”

她身后的货架上,挂着的全是我的款。

收腰呢子大衣,荷叶边衬衫,喇叭裤。

一件不差。

价格标签上,每一件都比我低五块钱。

我心里一沉。

这些款,是我上个礼拜刚从虎门订的新货,还没到。

她怎么会有?

【第六章】

我转身回了店里。

打开柜子。

那个供货本子还在。

可是我翻开第一页,就发现不对。

本子边上有一道很浅的折痕,那是我从来不会弄出来的。

我把本子拍在桌上。

“小翠呢?”

阿芳脸色发白:“她说她妈病了,今早请假回去了。”

我抓起外套就往外走。

还没出门,三个穿制服的人进来了。

“谁是何小麦?”

“我是。”

“工商局的。有人举报你卖假冒伪劣产品,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领头的人亮出一封信,“我们要查封你的货。”

我脑子嗡的一声。

“谁举报的?”

“实名举报,举报人叫周景川,北京大学的学生。”

那人把信展开给我看。

我现在能认几百个字了。

信写得很长,字写得很漂亮。

开头一句我认出来了:本人是北京大学在读学生,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

后面说我是文盲,不懂质量,进的货全是次品,用劣质布料冒充好料子,坑害消费者。

最后一句,他写的是:此人品行恶劣,曾有盗窃前科。

盗窃。

他说我偷了他的错题本。

我拿着那封信,手抖得停不下来。

对面的孙曼丽靠在门口,嗑着瓜子,冲我笑。

“何老板,要不要我借你几个麻袋装货啊?”

工商局的人开始往外搬我的衣服。

一箱一箱,几百件。

市场里的人都围过来看。

有人说:“我就说嘛,她那么便宜,肯定有问题。”

有人说:“还偷过东西?看着老老实实的。”

我站在那儿,听着那些话一句一句扎进耳朵里。

三年前,刘桂芬在食堂指着我骂手脚不干净。

现在,周景川在信里写我盗窃。

他们一家人,换了个地方,换了个法子,又来一遍。

阿芳抱着一箱衣服不撒手,哭着喊:“你们不能拿!我们的货都是正经厂子出来的!”

工商的人推开她。

她摔在地上,膝盖磕破了,血渗出来。

我蹲下去扶她。

她抓着我的手,哭得喘不上气:“姐,我早该看紧那个本子的……”

那天晚上,店里空了一大半。

三个厂子打来电话,说有人以更高的价拿走了他们下一批的货,问我还要不要。

周小翠没回来。

我坐在空荡荡的店里,从天黑坐到半夜。

桌上那碗面条,阿芳给我煮的,早就坨了,一筷子都没动。

我想起那个煤炉。

想起那些纸在火里卷起来的样子。

那时候我觉得,烧了就完了。

原来没完。

他们拿我的东西,用我的心血,转过头来要我的命。

凌晨三点,我站起来,把那碗坨掉的面倒了。

“阿芳,把这一年的进货单全拿出来。”

阿芳揉着红肿的眼睛:“姐,单子都是小翠管的,她肯定动过手脚了。”

“单子她能动。”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这里她动不了。”

【第七章】

我在店里关了三天。

三天里,我把这一年进过的每一批货,从脑子里一笔一笔倒出来。

哪天,哪个厂,什么料子,多少件,多少钱,厂子发货单上盖的章长什么样。

阿芳在旁边记,记了满满两大本。

记完最后一笔,我让她去对周小翠留下的那些单子。

阿芳对了一天一夜,脸色越对越难看。

“姐,有十七张单子被改了。”

“改了什么?”

“数量和价格。”阿芳指着单子,“她把一些货改成了本地小作坊的名字,把价格改低了。这样看起来,你进的就是便宜的次货。”

我点点头。

“工商要是拿这些单子查,我就说不清了。”

“那怎么办?”

“我记得原来的。”我说,“厂子那边也有底单。”

第四天,我坐火车去了虎门。

那家厂子的老板娘姓黄,跟我打了一年交道。

我进门就把阿芳记的本子拍在她桌上。

“黄姐,我要你们厂这一年给我发货的底单,每一张都要,盖章的。”

黄姐翻了两页,抬头看我。

“小麦,有人上个礼拜拿着你的名头来订货,说是你店里的人,我还以为你派来的。”

“是不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姑娘?”

“对。”

“她不是我的人了。”我说,“她拿了我的东西,去给别人做事。”

黄姐沉下脸,叫会计把底单全翻了出来。

一共四十三张,每张都盖着厂里的红章。

我把底单装进包里,又跑了另外两个厂子。

回去以后,我带着阿芳,抱着三摞底单,直接去了工商局。

接待我的还是那天领头的人,姓吴。

我把底单一张张摊在他桌上。

“吴科长,这是我这一年所有的进货底单,三个厂子的红章,你可以打电话去一个个核实。”

吴科长皱着眉翻看。

“你店里的单子跟这个对不上。”

“店里的单子被人改过。”我说,“改单子的人叫周小翠,是举报人周景川的堂妹。”

吴科长手停住了。

“你还有什么?”

“你们封我那天,对面开了一家曼丽时装,老板叫孙曼丽,是周景川的对象。”我盯着他,“她挂的款跟我一模一样,比我便宜五块。吴科长,你们可以去查查她的货。”

吴科长看了我很久,拿起了电话。

三天以后,工商局的人进了曼丽时装。

我站在自己店门口看着。

孙曼丽一开始还挺着腰杆,叉着手站在门口骂。

“凭什么查我?我爸是孙建国!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吴科长没理她,让人把货架上的衣服一件件取下来剪开标签看。

那些衣服,款式是我的。

料子不是。

她从我的厂子拿了几批真货摆样子,大头全是从本地小作坊找人照着仿的,用的是最便宜的化纤布,洗一次就起球掉色。

真正的以次充好,在她店里。

吴科长当场开了单子,查封。

孙曼丽脸一下子白了,冲过来扯吴科长的袖子。

“不是我!是周小翠给我的!是她说何小麦的进货渠道可以用!”

后面一个人缩着脖子往外溜。

是周小翠。

阿芳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她堵在了门口。

周小翠看见我,扑通一声又跪下了。

还是那个样子,眼泪一串串往下掉。

“何姐,是我大伯娘逼我的!她说我不帮景川哥,就让我爸那条腿也别要了!”

我低头看着她。

“你胳膊上那些伤,也是她逼你弄的?”

周小翠哭声一下子卡住了。

我早就让阿芳去问过家属院的王婶。

刘桂芬确实骂过周小翠,可从来没打过她。

那些青紫印子,是她来找我之前,自己拿锅底灰和紫药水抹的。

“你跟我说你不是你哥。”我说,“你们周家的人,一个比一个会演。”

她脸色惨白,嘴唇哆嗦,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转身对吴科长说:“她偷了我的供货资料,改了我的账,我要报警。”

警察来带走周小翠的时候,孙曼丽在旁边歇斯底里地尖叫。

“何小麦!你个乡下来的文盲!你等着!我爸不会放过你!”

我没回头。

那天晚上,阿芳在店里给我煮了一碗面。

我吃得一根不剩。

一个月以后,孙建国因为在厂里挪用公款被纪委带走。

工商局的人去曼丽时装查账的时候,顺藤摸瓜查出来,她开店的本钱,有一半是孙建国从厂里挪的。

孙曼丽的店关了。

她去北京找周景川,周景川没见她。

【第八章】

日子一年一年过。

一九九八年,我在城南盘下了一栋楼,开了全市第一家服装批发商城。

一九九九年,我在城郊建了自己的服装厂,三百多个工人。

我认的字越来越多。

阿芳教完了,我就请了个家教,每个礼拜三个晚上。

教我的家教是郑老师介绍的,一个师范学院的学生。

有一回她教我认数学符号,我盯着那些符号看了半天,突然笑出了声。

她问我笑什么。

我说:“我以前描过这些,描了六百多遍,今天才知道它们叫什么。”

二〇〇〇年夏天,我买了一辆奔驰。

黑色的,从省城开回来,停在商城门口,半条街的人都出来看。

老陈拍着车门直咂嘴:“丫头,你这是要把咱们市所有老板的脸都踩地上啊。”

那年七月,阿芳拿着一沓简历进了我办公室。

她现在是商城的总经理助理,穿着西装套裙,说话办事利利索索,跟当年那个在地上哭的小姑娘判若两人。

“何总,人事部招管理培训生,收了一百多份简历,初筛了二十份给您过目。”

我一份份翻。

翻到第七份,我停住了。

照片上的人瘦了,戴了副眼镜,嘴角往下耷拉着。

姓名:周景川。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数学系。

求职意向:管理岗。期望月薪:三千。

阿芳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一下子变了。

“姐,他怎么还有脸来?”

“他不知道是我。”我说。

商城的名字叫丰收商贸,法人登记的是我的大名何小麦,可外面的人都叫我何总,很少有人知道我原来是家属院那个描错题本的乡下丫头。

阿芳咬着牙:“我这就把他刷了。”

“别。”我把那份简历抽出来,放在桌上,“让他来面试。”

后来我才从王婶那里听说了周景川这四年的事。

他去了北京,头两年还好,第三年开始,国家不包分配了。

他瞧不上小单位,削尖了脑袋想进部委,考了两年没考上。

想去外企,人家嫌他英语口语不行,又没实习经历。

想留校,导师说他做题快,可是没什么自己的东西。

毕业半年,他在北京租了个地下室,天天往人才市场跑,一份工作都没找着。

刘桂芬在家属院里逢人就说,我儿子是北大的,是那些单位不识货。

院里的人当面应着,背后笑。

周家欠了一屁股债,周景川他爸前年走了,刘桂芬一个人靠着厂里那点退休金过日子。

周景川回来了。

回来那天,他在家属院门口站了很久。

那块挂过状元喜报的墙,现在贴满了小广告。

【第九章】

面试那天,我没让人告诉他面试官是谁。

我坐在会议室最里面,背对着门,看窗外。

门开了。

“您好,我是周景川,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

声音还是那个声音,只是没了当年那股劲儿,听着有点虚。

阿芳坐在桌边,翻着他的简历,语气客客气气。

“周先生,您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

“贵公司是本市最大的服装企业,我相信以我的学历和能力,能为贵公司的管理带来提升。”

“您对服装行业了解多少?”

“行业不同,管理是相通的。”他顿了顿,“说实话,服装批发说到底就是买进卖出,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东西。我在北大学的是最严谨的数学思维,管一个批发商城,绰绰有余。”

阿芳的笔停了一下。

我转过椅子。

“那你算算,”我说,“上个月十五号,我们商城进了几包货?”

他看见我的脸,整个人僵住了。

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下去。

“何……何小麦?”

“何总。”阿芳纠正他。

他死死盯着我,嘴唇抖了半天。

“不可能,你一个字都不认识,你怎么可能……”

我拿起桌上的钢笔,在他的简历背面写了几个字。

周景川,不录用。

字写得端端正正,一个笔画都没歪。

我把简历推到他面前。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开始发抖。

“这是你写的?”

“我描了你六百四十道题,描着描着,就学会了。”我说,“你那时候说,字是我描的,脑子是你的。现在我问你,你那些题,还记得几道?”

他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你说服装批发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东西。”我站起来,“我不识字的时候,记得我进的每一包货。你念了四年北大,连自己做错的题都记不住。”

周景川的脸从白变红,又从红变青。

突然,他一把抓起那份简历撕成了两半。

“何小麦!你得意什么!你一个乡下丫头,不就是运气好吗!要不是我当年让你描本子,你连字都不认识!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阿芳气得站起来:“你还要不要脸!”

我抬手拦住她。

周景川喘着粗气,眼睛通红,越说越激动。

“你当年要是不烧那四本本子,钱老板的三千块就是我的!我家不会卖自行车,不会卖缝纫机!我爸就不会没钱看病!我爸是你害死的!”

会议室外面,几个员工听见动静,探头往里看。

我看着他。

他头发乱了,眼镜歪在鼻梁上,衬衫领子发黄。

当年那个站在家属院里,攥着红色录取通知书的状元郎,就剩这么一个人了。

“周景川,钱老板的三千块,你拿去给孙曼丽买了表。”我一字一顿地说,“你家卖自行车,是因为你还钱。你还钱,是因为你拿了钱不办事。你爸的病,是你妈拿着那一千块还的药钱。从头到尾,没一件事是我害的。”

他浑身发抖,突然冲过来要掀桌子。

保安一左一右把他架住了。

他挣扎着,冲我嘶吼。

“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何小麦,你这辈子都只是个描字的!”

保安把他拖了出去。

他的吼声在走廊里回了很久。

阿芳关上门,转过头看我。

“姐,你没事吧?”

我坐回椅子上,端起那杯茶。

茶水早凉了,喝进嘴里一股涩味。

“没事。”我说。

下午,前台打来电话。

“何总,楼下有个老太太,说是周景川他妈,在大厅里撒泼,说您欠她们家的钱,要您赔。”

【第十章】

我下楼的时候,刘桂芬正坐在大厅中间的地上,拍着大腿嚎。

“没天理啊!一个乡下来的白眼狼,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现在发达了,翻脸不认人啊!”

她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那件的确良衬衫洗得发白,领口磨破了。

商城里来来往往的客户都停下来看。

我走到她面前。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接着扑过来抱住我的腿。

“小麦!小麦你可算来了!你看在当年的情分上,你给景川安排个工作吧!他是北大的,他有本事的,就是运气不好!”

我低头看她。

“刘阿姨,当年我在家属院干活,您给过我一口饭吗?”

她噎住了。

“我给你家缝了三年衣服,您给过一分钱吗?”

她脸色开始变。

“我被辞那天,是您去食堂闹的。我被赶出来那天,是您让房东把我铺盖扔出来的。”我把腿从她手里抽出来,“刘阿姨,我欠你们家什么?”

刘桂芬的脸一下子扭曲了。

她从地上爬起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个小贱人!你当年就是故意的!你烧本子就是要毁了我儿子!我儿子是状元!是北大的!你算什么东西!一个文盲!一个摆摊的!”

她越骂越疯,冲上来要抓我的脸。

保安冲过来把她拉开。

她被拉着往外拖,还在回头骂。

“你不得好死!你那车,那楼,都是从我儿子身上吸的血!”

大厅里鸦雀无声。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被拖出门。

周景川站在门口的台阶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妈被保安推出来。

他没上前扶。

刘桂芬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嚎得更大声了。

周景川转身走了。

他没回头看他妈一眼。

阿芳站在我身后,小声说:“姐,他连他妈都不管。”

“他谁都不管。”我说,“他这辈子只管他自己。”

那天下班,我开着车回家。

路过城南那个老批发市场,门口的公交站台下面,站着一个人。

周景川。

他手里攥着一沓简历,被雨淋得湿透了,正在等公交车。

我放慢了车速。

车窗摇下来。

他看见是我,脸色变了好几变,最后挤出一个笑。

“小麦,我刚才是一时冲动,你别往心里去。我们以前……那么多年的感情,你给我一个机会,从最底下做起都行。”

我看着他。

雨水顺着他的眼镜往下流。

三年前,他攥着录取通知书,往我手里塞了五十块钱,说我们不合适。

四年前,我在路灯下面描他的错题,冻得手指头都弯不过来。

“周景川。”我说。

他眼睛亮了一下。

“你当年说得对。”

他一愣。

“我们确实不合适。”我踩下油门,“我这庙小,容不下状元郎。”

车开出去很远。

后视镜里,他一直站在站台下面,一动不动。

后来听王婶说,他在家属院待了半年,没找着工作,又回了北京,去一家补习班教初中数学。

教的都是最基础的题。

有学生问他一道题,他算错了,被家长投诉,干了三个月就被辞了。

刘桂芬一个人住在家属院那间老房子里,见人就骂,后来院里没人理她了。

周小翠出来以后,去了南方,再没回来过。

孙曼丽嫁了个外地做生意的,没两年离了婚,听说在省城一家商场当售货员。

二〇〇一年春天,郑老师走了。

他走之前,托人给我送来一个牛皮纸袋。

里面是当年我在钱老板仓库里描的那四本错题本。

钱老板的书出完以后,郑老师把原稿要了过去,一直留着。

我翻开最后一本,最后一页。

背面画着一朵小麦穗。

那是当年我给周景川描的本子上画的。

在钱老板仓库里,我凭着记性又描了一遍,连这朵小麦穗都没落下。

小麦穗下面多了一行字,是郑老师的笔迹。

这孩子不识字,可她记得每一笔。

我把本子合上,放进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和我的营业执照放在一起。

营业执照上,法人那一栏,写着三个字。

何小麦。

我自己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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