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属院都知道,周家出了个高考状元。
没人知道,状元桌上那四本错题本,是一个不识字的姑娘一笔一划描出来的。
那个姑娘是我。
他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往我手里塞了五十块钱。
“小麦,我们不合适。”
我把钱拍回他脸上,当着全院人的面,把错题本塞进了煤炉。
第二天天没亮,他红着眼砸我的门。
“何小麦,你烧的是我的三千块!”
我靠着门框,看他急得满头汗。
他不知道,那六百四十道题,每一笔怎么拐弯,我闭着眼都能画出来。
【第一章】
一九九六年七月,周家门口的鞭炮响了半个钟头。
红纸屑落了一地。
我拿着扫帚,一点点往簸箕里扫。
“哟,小麦,扫干净点啊,待会儿厂里领导要来。”
说话的是周景川他妈,刘桂芬。
她今天穿了件新的的确良衬衫,头发烫得一卷一卷的,嗓门比平时高了一倍。
我点点头,没吭声。
院里的人围了一圈,七嘴八舌。
“老周家祖坟冒青烟了,全市第一!”
“景川这孩子打小就聪明,跟咱们这些粗人不一样。”
“清华还是北大?”
“北大!”刘桂芬一拍大腿,“通知书今早到的,邮递员亲手送上门!”
人群里爆出一阵叫好。
我攥着扫帚把,手心里全是汗。
我在这个家属院待了三年。
十五岁从何家沟出来,给院里各家缝补衣裳、带孩子、帮食堂洗菜,一个月挣三十来块。
周景川是我在这儿认识的第一个人。
那年冬天我冻得手上全是口子,是他从屋里拿了一盒蛤蜊油给我。
他说:“小麦,以后我考上大学,带你去北京。”
我信了。
我不识字,他每天晚上做题,我就坐在旁边纳鞋底。
他做错的题,老师让抄到本子上,叫错题本。
他嫌浪费时间。
我说:“我帮你抄。”
他笑了:“你又不认字,怎么抄?”
我说:“你画圈的地方,我照着描。”
那三年,我描了四本。
一共六百四十道题。
每道题我都按他卷子上的样子,一笔一划描下来,哪个字往哪边拐,哪个符号长什么样,我一个都没描错过。
有时候煤油灯熬干了,我就借着路灯描。
手指头上磨出了茧子。
“小麦!”
周景川从屋里出来了。
他穿着白衬衫,手里攥着那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
院里的人一下子安静了,全看着他。
他走到我面前,没看我的眼睛。
“我们出去说。”
我跟着他走到院子后面的煤棚边上。
他从兜里掏出五张十块的票子,塞进我手里。
“小麦,我们不合适。”
我愣住了。
手里的钱烫得我手指发麻。
“你说什么?”
“我要去北京了。”他终于抬起头,“你一个字都不认识,以后我带你出去,同学问起来,我怎么介绍你?”
“你说过要带我去北京。”
“那是小时候说着玩的。”
“那你的错题本呢?”我声音开始发抖,“那也是说着玩的?”
他皱起眉头:“字是你描的,脑子是我的。你描的那些东西,你自己看得懂一个吗?”
我嗓子眼一下子堵住了。
身后传来脚步声。
刘桂芬领着一个穿连衣裙的姑娘过来了。
那姑娘我认识,孙曼丽,厂里孙副厂长的闺女。
刘桂芬一把挽住孙曼丽的胳膊,斜着眼看我。
“小麦,阿姨跟你说句实在话。景川以后是要当干部的人,曼丽她爸能帮他。你能帮他什么?帮他纳鞋底?”
孙曼丽捂着嘴笑。
“景川哥,那几本错题本,我看了,写得可整齐了。以后我帮你整理大学的笔记。”
周景川点点头:“曼丽字写得好。”
我心里那叫一个恶心。
三年。
一千多个晚上。
我的手指头磨烂了又长好,长好了又磨烂。
到头来,五十块钱,一句不合适。
我把钱攥成一团,抬手拍在周景川脸上。
票子散了一地。
“何小麦你疯了!”刘桂芬尖叫。
我没理她,转身冲进周家的屋子。
那四本错题本就摆在周景川桌上,最显眼的位置,等着厂领导来参观。
我一把抱起来,走到院子中间的煤炉边上。
全院的人都看着我。
“小麦,你干啥!”王婶喊了一声。
周景川追出来:“你放下!”
我掀开炉盖。
把四本本子,一本一本塞了进去。
火苗蹿起来,舔着纸边。
那些我描了三年的字,一个个卷起来,变黑,变成灰。
热气扑在我脸上,烫得眼睛疼。
“字是我描的,”我盯着周景川,“我想烧就烧。”
周景川脸都白了,伸手要去抢,被火燎了一下,缩回手直甩。
刘桂芬冲过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乡下来的野丫头!没教养的东西!你等着,我让你在这个院里待不下去!”
我扔下扫帚,回了我那间租来的小屋。
关上门,我才腿一软坐到地上。
一晚上没合眼。
第二天天还没亮,门被砸得哐哐响。
【第二章】
“何小麦!你开门!”
是周景川。
他嗓子都劈了。
我拉开门。
他站在门口,眼睛通红,头发乱成一团,衬衫扣子都扣错了一颗。
昨天那个拿着通知书的状元郎,一晚上就没了人样。
“你知不知道你烧了什么?”他一把攥住我手腕。
我甩开他:“烧了你的本子。你不是说脑子是你的吗?你脑子还在。”
“你!”
他憋了半天,憋出一句:“那四本本子,我卖了。”
我愣了。
“卖了?”
“城东新华书店旁边的钱老板,要出一本状元错题集,给了我三千块定金。”他喘着粗气,“合同签了,说好今天交本子。”
三千块。
我在这个院里干一年,也挣不到四百。
“钱呢?”
他眼神躲了一下。
我一下子明白了。
“给孙曼丽买东西了?”
他不说话。
“买了什么?”
“一块手表。”他声音低下去,“还有……我妈拿了一千去还我爸的药钱。”
我笑出了声。
笑得肚子疼。
原来他早就打算好了。
拿我描的本子换钱,拿换来的钱给新相好买表,再拿五十块打发我走。
“何小麦,你别笑了!”他急得直跺脚,“钱老板说了,今天交不出本子,退双倍,六千!不退就去厂里闹,去学校闹!”
“那是你的事。”
“你帮我重新描一遍!”他突然拔高嗓门,“你不是描过吗?你肯定记得一些!你能描多少描多少,剩下的我自己补!”
我看着他。
看了很久。
“周景川,你昨天说,字是我描的,脑子是你的。”
“我说错了行不行!”
“你那么聪明,自己写啊。”
“我哪还记得住六百多道题!高考都考完了!”
他说完这句,自己先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他记不住。
他做错的题,他自己记不住。
可是我记得。
我闭上眼睛,第一本第一页,第一道题,一个歪歪扭扭的符号,后面跟着一串我不认识的字,右下角有他用红笔画的叉。
第二道。
第三道。
一直到第四本最后一页,他那天写着写着睡着了,我描完最后一道题,在本子背面画了一朵小麦穗。
六百四十道。
我一道都没忘。
我睁开眼,周景川还在等我回答。
“我不记得。”我说。
他眼里那点光一下子灭了。
“何小麦,你够狠。”
他转身走了。
我关上门,心口咚咚直跳。
我确实记得。
一笔都没忘。
可是凭什么给他?
中午,刘桂芬带着孙副厂长家的人找到了我干活的食堂。
她当着几十号人的面,指着我骂。
“就是这个乡下丫头!偷了我儿子的东西还烧了!手脚不干净的人,你们食堂也敢用?”
食堂的胖主任为难地看看我,又看看孙副厂长的秘书。
我知道结果了。
下午,我被辞了。
晚上回去,房东站在门口,把我的铺盖卷扔到了地上。
“小麦,不是婶子不帮你,刘桂芬说了,你再住这儿,她就去街道举报我私自出租。”
我蹲下去捡我的东西。
一个搪瓷缸子摔掉了漆,那是周景川前年送我的。
我把它扔进了垃圾堆。
全身上下,我只剩八十三块钱。
王婶偷偷塞给我两个馒头:“丫头,城南有个批发市场,我外甥在那儿看摊子,你去那儿碰碰运气。”
我背着铺盖卷,走了两个钟头,走到城南。
天已经黑透了。
市场门口,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我面前。
车窗摇下来,一个胖子探出头。
“你就是何小麦?”
我往后退了一步:“你是谁?”
“我姓钱,开书店的。”他眯着眼打量我,“周景川说,那四本错题本,是你描的?”
【第三章】
我攥紧了铺盖卷的绳子。
“他跟你说的?”
“他今天跪在我店里求我宽限几天。”钱老板笑了一声,“我问他本子谁写的,他支支吾吾半天,最后说是家里一个保姆帮着抄的。我一打听,就打听到你了。”
保姆。
我在他嘴里,连个名字都没有。
“你找我干什么?”
“我做生意,只认货。”钱老板敲了敲车门,“状元的名头我已经印在广告上了,开学季就要上市。周景川交不出货,我得找能交货的人。”
“我不认字。”
“我知道。”他盯着我,“可周景川说你描得一模一样。你要是能凭记性描出来,我请市一中的老师来对。对上了,我给你两千。”
两千。
我心跳得厉害。
“为什么不给周景川?”
“他已经拿了我三千,拿钱不办事的人,我不跟他打交道了。”钱老板说,“他欠我的,我自己去要。”
我脑子转得飞快。
如果我给钱老板描,周景川就交不出货,就得退钱。
他家拿不出六千。
刘桂芬会去求孙副厂长。
孙副厂长会不会管,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我有条件。”我说。
钱老板挑起眉毛:“说。”
“书上不准印周景川的名字。”
他愣了一下,接着哈哈大笑。
“丫头,你挺记仇。”
“行不行?”
“行。”他一拍车门,“状元的名字印不印,书照样卖。我印个全市状元同款错题集,谁也挑不出毛病。”
“还有,钱先给一半。”
钱老板收了笑,认真看了我一眼。
“上车,我给你找个地方住。”
那一个礼拜,我住在书店后面的仓库里。
钱老板买了二十本空白本子,十支钢笔。
我从早描到晚。
第一天,我的手抖得厉害,描坏了好几页。
我盯着那些坏了的纸,想起周景川那句“你自己看得懂一个吗”。
我咬着牙,把手往凉水里泡了泡,接着描。
第三天,钱老板请来的老师到了。
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姓郑,市一中教了三十年数学。
他拿着我描的第一本,一页页翻。
翻着翻着,他手停住了。
“这道题,题目抄错了一个数。”
我心里一紧。
钱老板脸色也变了。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
“没抄错。周景川卷子上就是这么写的,他自己看错了,所以做错了。”
郑老师愣住,翻出一沓当年的模拟考卷子,找到那一张。
对上了。
周景川自己把七抄成了一,后面的题当然做不对。
郑老师抬起头,看我的眼神变了。
“姑娘,你真不识字?”
“不识。”
“那你怎么记住的?”
“我就记它长什么样。”我说,“哪一笔长,哪一笔短,往哪边拐。”
郑老师沉默了很久,摘下眼镜擦了擦。
“可惜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可惜是什么意思。
第七天,四本描完。
郑老师对完最后一页,冲钱老板点了点头。
钱老板当场数了两千块给我,一张一张数,数了两遍。
我把钱揣进怀里,手按着胸口,怕它飞了。
从书店出来的时候,我在门口撞上了周景川。
他瘦了一圈,眼窝都陷下去了。
他看见我,又看见店里桌上那摞新描的本子,脸一下子扭曲了。
“何小麦!你说你不记得!”
【第四章】
“我是不记得。”我看着他,“不记得给你。”
周景川冲上来要抢我的包。
钱老板的伙计一把把他推开。
他踉跄几步,撞在门框上。
“你这是偷!那是我的题!我的错题!”
“你做错的题,你自己都记不住。”我说,“你还好意思说是你的?”
周围买书的人停下来看热闹。
周景川脸涨得通红,指着我的手直哆嗦。
“你一个文盲,你懂什么!那些题,你连题目都念不出来!”
“我是念不出来。”我往前走了一步,“可我知道你把七看成了一。你呢?你知道吗?”
他嘴张了张,说不出话。
钱老板慢悠悠走出来,手里拿着那份合同。
“周同学,三千块定金,退双倍,合同上写着呢。我宽限你一个月,一个月以后,我去你们厂里,也去北大招生办问问,状元拿钱不办事算不算诚信问题。”
周景川腿一软,靠着墙滑下去。
我没再看他,转身走了。
身后传来他的吼声:“何小麦!你会后悔的!”
我脚步没停。
后来王婶跟我说,那一个月,周家闹翻了天。
刘桂芬去求孙副厂长借钱。
孙副厂长说厂里效益不好,自己家也紧巴。
孙曼丽把那块手表偷偷卖了,钱自己留着,跟周景川说表丢了。
最后刘桂芬把周景川他爸那辆骑了十年的二八自行车卖了,又把家里的缝纫机卖了,东拼西凑还了钱。
还完钱那天,刘桂芬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逢人就骂我是白眼狼。
我听了,只说了一句:“她骂她的。”
那时候我已经在城南批发市场租了半个摊位。
一个月六十块。
两千块,我一分没敢乱花。
批发市场的老陈是王婶的外甥,五十来岁,在市场里卖了十年布料,人称陈老板。
他看我一个姑娘家扛着货跑来跑去,提点了我几句。
“丫头,卖衣服不能光看便宜,要看料子,看版型,看哪个款南方好卖,哪个款北方好卖。”
我点头,记在心里。
我不识字,进货单看不懂。
可是我记得数。
每件衣服多少钱进的,卖了多少件,哪个款哪天卖得最好,我全装在脑子里。
老陈有一回考我。
“上个月十五号,你进了几包货?”
“三包。一包的确良衬衫,四十件,三块八一件。一包裤子,二十条,六块五一条。一包童装,五十件,一块九一件。”
老陈手里的烟掉了。
“你账本呢?”
“没账本。”
他瞪了我半天,骂了句脏话,又笑了。
“丫头,你这脑子,干这行是老天赏饭吃。”
那年冬天,我摊上的生意做起来了。
我看准了一个款式,一种收腰的呢子大衣,从广州进了两百件,一个礼拜卖光。
再进五百件,十天卖光。
市场里的人开始叫我何老板。
我招了一个帮手,叫阿芳,十七岁,跟我一样从村里出来,念过初中。
我让她每天晚上教我认十个字。
第一天,她教我写我的名字。
何小麦。
三个字,我描了一晚上。
描完的时候,我盯着那三个字,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阿芳吓坏了:“姐,你咋了?”
“没事。”我抹了把脸,“明天教我写钱字。”
开春的时候,有个人找到了我的摊子。
一个瘦瘦小小的姑娘,穿着打补丁的棉袄,进门就跪下了。
“何姐,求你收下我,我啥活都能干。”
我认出她了。
周小翠,周景川的堂妹。
【第五章】
我没让她起来。
“你哥让你来的?”
周小翠拼命摇头,眼泪一串串往下掉。
“我哥去北京了,他根本不管我。我爸瘸了腿,我妈改嫁了,大伯家嫌我是累赘,大伯娘天天骂我吃白饭。”
她撩起袖子。
胳膊上全是青紫的印子。
“大伯娘拿火钳打的。”
阿芳倒吸一口凉气。
我盯着那些伤看了很久。
刘桂芬确实干得出来。
“你会干什么?”
“我会算账,我念过初二。”她抬起头,眼巴巴看着我,“何姐,我知道我哥对不起你。我不是他。”
阿芳在旁边扯我衣角,小声说:“姐,她是周家人。”
我想起三年前那个冬天,我冻得满手是口子,站在家属院门口不知道往哪儿去。
“起来吧。”我说,“一个月四十,管吃住。做得好再加。”
周小翠千恩万谢地爬起来。
阿芳急得直跺脚,等她走开了,压着嗓子说:“姐,你心太软了!”
“我盯着她。”
周小翠很能干。
来了三个月,摊子上的账被她理得清清楚楚,进货单分门别类,一张都不乱。
她嘴甜,见了客人就喊叔叔阿姨,回头客多了一半。
我给她涨到了六十。
那年夏天,我盘下了旁边两个摊位,三个摊子打通,挂了个牌子。
小麦服装批发。
牌子上的字,是我自己写的。
写得歪歪扭扭,老陈看了笑我,说这字还不如他孙子写的。
我说:“歪也是我写的。”
生意越做越大,我开始自己找南方的厂子直接进货,绕开中间商。
广州、石狮、虎门,我一个人坐火车跑,一路上抱着装钱的包不敢睡觉。
我和三个厂子谈下了独家供货,价格比市场上低两成。
这三个厂子的地址、联系人、进货价,是我的命根子。
我让周小翠把这些抄在一个本子上,锁在柜子里,钥匙只有我和她有。
阿芳那时候已经能帮我写信了,她提醒过我一次。
“姐,供货的本子,要不要我也管一把钥匙?”
“小翠管账,账和货要对得上,她得用。”
阿芳没再说什么,可是我看见她眼神里有担心。
我没在意。
那年秋天,市场里突然开了一家新店。
就在我对面。
店名叫曼丽时装。
开张那天放了一挂鞭炮,比我那年在周家门口扫的还长。
我站在门口看。
孙曼丽穿着一身红色的套裙,烫着大波浪,冲我挥手。
“哟,这不是何小麦吗?”
她身后的货架上,挂着的全是我的款。
收腰呢子大衣,荷叶边衬衫,喇叭裤。
一件不差。
价格标签上,每一件都比我低五块钱。
我心里一沉。
这些款,是我上个礼拜刚从虎门订的新货,还没到。
她怎么会有?
【第六章】
我转身回了店里。
打开柜子。
那个供货本子还在。
可是我翻开第一页,就发现不对。
本子边上有一道很浅的折痕,那是我从来不会弄出来的。
我把本子拍在桌上。
“小翠呢?”
阿芳脸色发白:“她说她妈病了,今早请假回去了。”
我抓起外套就往外走。
还没出门,三个穿制服的人进来了。
“谁是何小麦?”
“我是。”
“工商局的。有人举报你卖假冒伪劣产品,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领头的人亮出一封信,“我们要查封你的货。”
我脑子嗡的一声。
“谁举报的?”
“实名举报,举报人叫周景川,北京大学的学生。”
那人把信展开给我看。
我现在能认几百个字了。
信写得很长,字写得很漂亮。
开头一句我认出来了:本人是北京大学在读学生,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
后面说我是文盲,不懂质量,进的货全是次品,用劣质布料冒充好料子,坑害消费者。
最后一句,他写的是:此人品行恶劣,曾有盗窃前科。
盗窃。
他说我偷了他的错题本。
我拿着那封信,手抖得停不下来。
对面的孙曼丽靠在门口,嗑着瓜子,冲我笑。
“何老板,要不要我借你几个麻袋装货啊?”
工商局的人开始往外搬我的衣服。
一箱一箱,几百件。
市场里的人都围过来看。
有人说:“我就说嘛,她那么便宜,肯定有问题。”
有人说:“还偷过东西?看着老老实实的。”
我站在那儿,听着那些话一句一句扎进耳朵里。
三年前,刘桂芬在食堂指着我骂手脚不干净。
现在,周景川在信里写我盗窃。
他们一家人,换了个地方,换了个法子,又来一遍。
阿芳抱着一箱衣服不撒手,哭着喊:“你们不能拿!我们的货都是正经厂子出来的!”
工商的人推开她。
她摔在地上,膝盖磕破了,血渗出来。
我蹲下去扶她。
她抓着我的手,哭得喘不上气:“姐,我早该看紧那个本子的……”
那天晚上,店里空了一大半。
三个厂子打来电话,说有人以更高的价拿走了他们下一批的货,问我还要不要。
周小翠没回来。
我坐在空荡荡的店里,从天黑坐到半夜。
桌上那碗面条,阿芳给我煮的,早就坨了,一筷子都没动。
我想起那个煤炉。
想起那些纸在火里卷起来的样子。
那时候我觉得,烧了就完了。
原来没完。
他们拿我的东西,用我的心血,转过头来要我的命。
凌晨三点,我站起来,把那碗坨掉的面倒了。
“阿芳,把这一年的进货单全拿出来。”
阿芳揉着红肿的眼睛:“姐,单子都是小翠管的,她肯定动过手脚了。”
“单子她能动。”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这里她动不了。”
【第七章】
我在店里关了三天。
三天里,我把这一年进过的每一批货,从脑子里一笔一笔倒出来。
哪天,哪个厂,什么料子,多少件,多少钱,厂子发货单上盖的章长什么样。
阿芳在旁边记,记了满满两大本。
记完最后一笔,我让她去对周小翠留下的那些单子。
阿芳对了一天一夜,脸色越对越难看。
“姐,有十七张单子被改了。”
“改了什么?”
“数量和价格。”阿芳指着单子,“她把一些货改成了本地小作坊的名字,把价格改低了。这样看起来,你进的就是便宜的次货。”
我点点头。
“工商要是拿这些单子查,我就说不清了。”
“那怎么办?”
“我记得原来的。”我说,“厂子那边也有底单。”
第四天,我坐火车去了虎门。
那家厂子的老板娘姓黄,跟我打了一年交道。
我进门就把阿芳记的本子拍在她桌上。
“黄姐,我要你们厂这一年给我发货的底单,每一张都要,盖章的。”
黄姐翻了两页,抬头看我。
“小麦,有人上个礼拜拿着你的名头来订货,说是你店里的人,我还以为你派来的。”
“是不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姑娘?”
“对。”
“她不是我的人了。”我说,“她拿了我的东西,去给别人做事。”
黄姐沉下脸,叫会计把底单全翻了出来。
一共四十三张,每张都盖着厂里的红章。
我把底单装进包里,又跑了另外两个厂子。
回去以后,我带着阿芳,抱着三摞底单,直接去了工商局。
接待我的还是那天领头的人,姓吴。
我把底单一张张摊在他桌上。
“吴科长,这是我这一年所有的进货底单,三个厂子的红章,你可以打电话去一个个核实。”
吴科长皱着眉翻看。
“你店里的单子跟这个对不上。”
“店里的单子被人改过。”我说,“改单子的人叫周小翠,是举报人周景川的堂妹。”
吴科长手停住了。
“你还有什么?”
“你们封我那天,对面开了一家曼丽时装,老板叫孙曼丽,是周景川的对象。”我盯着他,“她挂的款跟我一模一样,比我便宜五块。吴科长,你们可以去查查她的货。”
吴科长看了我很久,拿起了电话。
三天以后,工商局的人进了曼丽时装。
我站在自己店门口看着。
孙曼丽一开始还挺着腰杆,叉着手站在门口骂。
“凭什么查我?我爸是孙建国!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吴科长没理她,让人把货架上的衣服一件件取下来剪开标签看。
那些衣服,款式是我的。
料子不是。
她从我的厂子拿了几批真货摆样子,大头全是从本地小作坊找人照着仿的,用的是最便宜的化纤布,洗一次就起球掉色。
真正的以次充好,在她店里。
吴科长当场开了单子,查封。
孙曼丽脸一下子白了,冲过来扯吴科长的袖子。
“不是我!是周小翠给我的!是她说何小麦的进货渠道可以用!”
后面一个人缩着脖子往外溜。
是周小翠。
阿芳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她堵在了门口。
周小翠看见我,扑通一声又跪下了。
还是那个样子,眼泪一串串往下掉。
“何姐,是我大伯娘逼我的!她说我不帮景川哥,就让我爸那条腿也别要了!”
我低头看着她。
“你胳膊上那些伤,也是她逼你弄的?”
周小翠哭声一下子卡住了。
我早就让阿芳去问过家属院的王婶。
刘桂芬确实骂过周小翠,可从来没打过她。
那些青紫印子,是她来找我之前,自己拿锅底灰和紫药水抹的。
“你跟我说你不是你哥。”我说,“你们周家的人,一个比一个会演。”
她脸色惨白,嘴唇哆嗦,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转身对吴科长说:“她偷了我的供货资料,改了我的账,我要报警。”
警察来带走周小翠的时候,孙曼丽在旁边歇斯底里地尖叫。
“何小麦!你个乡下来的文盲!你等着!我爸不会放过你!”
我没回头。
那天晚上,阿芳在店里给我煮了一碗面。
我吃得一根不剩。
一个月以后,孙建国因为在厂里挪用公款被纪委带走。
工商局的人去曼丽时装查账的时候,顺藤摸瓜查出来,她开店的本钱,有一半是孙建国从厂里挪的。
孙曼丽的店关了。
她去北京找周景川,周景川没见她。
【第八章】
日子一年一年过。
一九九八年,我在城南盘下了一栋楼,开了全市第一家服装批发商城。
一九九九年,我在城郊建了自己的服装厂,三百多个工人。
我认的字越来越多。
阿芳教完了,我就请了个家教,每个礼拜三个晚上。
教我的家教是郑老师介绍的,一个师范学院的学生。
有一回她教我认数学符号,我盯着那些符号看了半天,突然笑出了声。
她问我笑什么。
我说:“我以前描过这些,描了六百多遍,今天才知道它们叫什么。”
二〇〇〇年夏天,我买了一辆奔驰。
黑色的,从省城开回来,停在商城门口,半条街的人都出来看。
老陈拍着车门直咂嘴:“丫头,你这是要把咱们市所有老板的脸都踩地上啊。”
那年七月,阿芳拿着一沓简历进了我办公室。
她现在是商城的总经理助理,穿着西装套裙,说话办事利利索索,跟当年那个在地上哭的小姑娘判若两人。
“何总,人事部招管理培训生,收了一百多份简历,初筛了二十份给您过目。”
我一份份翻。
翻到第七份,我停住了。
照片上的人瘦了,戴了副眼镜,嘴角往下耷拉着。
姓名:周景川。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数学系。
求职意向:管理岗。期望月薪:三千。
阿芳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一下子变了。
“姐,他怎么还有脸来?”
“他不知道是我。”我说。
商城的名字叫丰收商贸,法人登记的是我的大名何小麦,可外面的人都叫我何总,很少有人知道我原来是家属院那个描错题本的乡下丫头。
阿芳咬着牙:“我这就把他刷了。”
“别。”我把那份简历抽出来,放在桌上,“让他来面试。”
后来我才从王婶那里听说了周景川这四年的事。
他去了北京,头两年还好,第三年开始,国家不包分配了。
他瞧不上小单位,削尖了脑袋想进部委,考了两年没考上。
想去外企,人家嫌他英语口语不行,又没实习经历。
想留校,导师说他做题快,可是没什么自己的东西。
毕业半年,他在北京租了个地下室,天天往人才市场跑,一份工作都没找着。
刘桂芬在家属院里逢人就说,我儿子是北大的,是那些单位不识货。
院里的人当面应着,背后笑。
周家欠了一屁股债,周景川他爸前年走了,刘桂芬一个人靠着厂里那点退休金过日子。
周景川回来了。
回来那天,他在家属院门口站了很久。
那块挂过状元喜报的墙,现在贴满了小广告。
【第九章】
面试那天,我没让人告诉他面试官是谁。
我坐在会议室最里面,背对着门,看窗外。
门开了。
“您好,我是周景川,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
声音还是那个声音,只是没了当年那股劲儿,听着有点虚。
阿芳坐在桌边,翻着他的简历,语气客客气气。
“周先生,您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
“贵公司是本市最大的服装企业,我相信以我的学历和能力,能为贵公司的管理带来提升。”
“您对服装行业了解多少?”
“行业不同,管理是相通的。”他顿了顿,“说实话,服装批发说到底就是买进卖出,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东西。我在北大学的是最严谨的数学思维,管一个批发商城,绰绰有余。”
阿芳的笔停了一下。
我转过椅子。
“那你算算,”我说,“上个月十五号,我们商城进了几包货?”
他看见我的脸,整个人僵住了。
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下去。
“何……何小麦?”
“何总。”阿芳纠正他。
他死死盯着我,嘴唇抖了半天。
“不可能,你一个字都不认识,你怎么可能……”
我拿起桌上的钢笔,在他的简历背面写了几个字。
周景川,不录用。
字写得端端正正,一个笔画都没歪。
我把简历推到他面前。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开始发抖。
“这是你写的?”
“我描了你六百四十道题,描着描着,就学会了。”我说,“你那时候说,字是我描的,脑子是你的。现在我问你,你那些题,还记得几道?”
他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你说服装批发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东西。”我站起来,“我不识字的时候,记得我进的每一包货。你念了四年北大,连自己做错的题都记不住。”
周景川的脸从白变红,又从红变青。
突然,他一把抓起那份简历撕成了两半。
“何小麦!你得意什么!你一个乡下丫头,不就是运气好吗!要不是我当年让你描本子,你连字都不认识!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阿芳气得站起来:“你还要不要脸!”
我抬手拦住她。
周景川喘着粗气,眼睛通红,越说越激动。
“你当年要是不烧那四本本子,钱老板的三千块就是我的!我家不会卖自行车,不会卖缝纫机!我爸就不会没钱看病!我爸是你害死的!”
会议室外面,几个员工听见动静,探头往里看。
我看着他。
他头发乱了,眼镜歪在鼻梁上,衬衫领子发黄。
当年那个站在家属院里,攥着红色录取通知书的状元郎,就剩这么一个人了。
“周景川,钱老板的三千块,你拿去给孙曼丽买了表。”我一字一顿地说,“你家卖自行车,是因为你还钱。你还钱,是因为你拿了钱不办事。你爸的病,是你妈拿着那一千块还的药钱。从头到尾,没一件事是我害的。”
他浑身发抖,突然冲过来要掀桌子。
保安一左一右把他架住了。
他挣扎着,冲我嘶吼。
“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何小麦,你这辈子都只是个描字的!”
保安把他拖了出去。
他的吼声在走廊里回了很久。
阿芳关上门,转过头看我。
“姐,你没事吧?”
我坐回椅子上,端起那杯茶。
茶水早凉了,喝进嘴里一股涩味。
“没事。”我说。
下午,前台打来电话。
“何总,楼下有个老太太,说是周景川他妈,在大厅里撒泼,说您欠她们家的钱,要您赔。”
【第十章】
我下楼的时候,刘桂芬正坐在大厅中间的地上,拍着大腿嚎。
“没天理啊!一个乡下来的白眼狼,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现在发达了,翻脸不认人啊!”
她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那件的确良衬衫洗得发白,领口磨破了。
商城里来来往往的客户都停下来看。
我走到她面前。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接着扑过来抱住我的腿。
“小麦!小麦你可算来了!你看在当年的情分上,你给景川安排个工作吧!他是北大的,他有本事的,就是运气不好!”
我低头看她。
“刘阿姨,当年我在家属院干活,您给过我一口饭吗?”
她噎住了。
“我给你家缝了三年衣服,您给过一分钱吗?”
她脸色开始变。
“我被辞那天,是您去食堂闹的。我被赶出来那天,是您让房东把我铺盖扔出来的。”我把腿从她手里抽出来,“刘阿姨,我欠你们家什么?”
刘桂芬的脸一下子扭曲了。
她从地上爬起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个小贱人!你当年就是故意的!你烧本子就是要毁了我儿子!我儿子是状元!是北大的!你算什么东西!一个文盲!一个摆摊的!”
她越骂越疯,冲上来要抓我的脸。
保安冲过来把她拉开。
她被拉着往外拖,还在回头骂。
“你不得好死!你那车,那楼,都是从我儿子身上吸的血!”
大厅里鸦雀无声。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被拖出门。
周景川站在门口的台阶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妈被保安推出来。
他没上前扶。
刘桂芬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嚎得更大声了。
周景川转身走了。
他没回头看他妈一眼。
阿芳站在我身后,小声说:“姐,他连他妈都不管。”
“他谁都不管。”我说,“他这辈子只管他自己。”
那天下班,我开着车回家。
路过城南那个老批发市场,门口的公交站台下面,站着一个人。
周景川。
他手里攥着一沓简历,被雨淋得湿透了,正在等公交车。
我放慢了车速。
车窗摇下来。
他看见是我,脸色变了好几变,最后挤出一个笑。
“小麦,我刚才是一时冲动,你别往心里去。我们以前……那么多年的感情,你给我一个机会,从最底下做起都行。”
我看着他。
雨水顺着他的眼镜往下流。
三年前,他攥着录取通知书,往我手里塞了五十块钱,说我们不合适。
四年前,我在路灯下面描他的错题,冻得手指头都弯不过来。
“周景川。”我说。
他眼睛亮了一下。
“你当年说得对。”
他一愣。
“我们确实不合适。”我踩下油门,“我这庙小,容不下状元郎。”
车开出去很远。
后视镜里,他一直站在站台下面,一动不动。
后来听王婶说,他在家属院待了半年,没找着工作,又回了北京,去一家补习班教初中数学。
教的都是最基础的题。
有学生问他一道题,他算错了,被家长投诉,干了三个月就被辞了。
刘桂芬一个人住在家属院那间老房子里,见人就骂,后来院里没人理她了。
周小翠出来以后,去了南方,再没回来过。
孙曼丽嫁了个外地做生意的,没两年离了婚,听说在省城一家商场当售货员。
二〇〇一年春天,郑老师走了。
他走之前,托人给我送来一个牛皮纸袋。
里面是当年我在钱老板仓库里描的那四本错题本。
钱老板的书出完以后,郑老师把原稿要了过去,一直留着。
我翻开最后一本,最后一页。
背面画着一朵小麦穗。
那是当年我给周景川描的本子上画的。
在钱老板仓库里,我凭着记性又描了一遍,连这朵小麦穗都没落下。
小麦穗下面多了一行字,是郑老师的笔迹。
这孩子不识字,可她记得每一笔。
我把本子合上,放进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和我的营业执照放在一起。
营业执照上,法人那一栏,写着三个字。
何小麦。
我自己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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