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场三周
2003年，立冬后第三天。
厂里剩下的三个人，凑不成一桌牌。
单会计上午从二楼下来，手里那本台账的牛皮纸封皮已经磨成了毛边。他站在三号车间门口，先看机床，再看我。
他说，秀儿，清场的钱按在册名单发。我在册上找不着你的名字。
我说，我在这个厂二十年。
他说，我晓得你二十年。1976年到2003年的册子我全翻了，翻到眼睛发花。
我把砂布叠成四折，擦床身导轨上最后一片锈。这台老式普通车床，三爪卡盘，最大回转直径四百毫米，1978年进的厂。它一转起来整间车间都响，我闭着眼能听出哪一段皮带松了。
沭河农机厂最红火的时候有三百二十人，四个车间，两排家属平房。现在只剩我们三个：我在三号车间，单会计在二楼，老聂守着锅炉房最后一炉煤。
单会计把台账立起来，翻到第三页，递到我眼前。那一页是1983年的进厂登记，纸脆，翻的时候有一角裂了。
登记栏里，姓那一格是空的。工号那一格，有人用铅笔写了一个数，铅笔早就淡了，但笔画还在。
他说，厂里认号，不认人。号找不着，钱我就没法给你列进去。
上午十点，荣总的人来了。
两辆外地牌照的面包车停在磅房边上，下来五个人，清一色深蓝夹克，领子立着。领头的是荣总自己，四十来岁，脖子上一道晒痕。他手里捏着一张打印的《清场通知》，贴在车间门框上。浆糊是他手下自己调的，太稠，挂不住，纸角一直往下坠。
通知上写：11月30日前车间腾空，落地物件视为放弃，逾期由我方清理。
我问，人怎么算。
荣总说，按名单算。名单上没有的，我没法算。
他说这话时没看我。他在敲床头箱，用指甲敲，听声。敲完我的床子，又去敲墙根那排铁皮柜。
3号工具柜。一米一高，四层，柜门朝东。第二格的抽屉锈死了，缝里一圈红褐色的粉，指头一抹就黑。锁是我1983年配的，钥匙在我工装左兜里装了二十年，去年插进去拧不动，我照样天天揣着。
荣总问，这柜子你开得了吗。
我说，开不了。
他问，里头有东西。
我说，有。
他笑了一下，回头吩咐，撬。别撬坏了，里头要有钱呢。
老聂扯了扯他的袖子，问这柜子值多少。
荣总的人翻开一本卷边的旧目录，报了个数：铁皮柜一个，八块。
八块。我在这个厂车了二十年零件，最后厂里给我的价，跟一个铁皮柜一样。
荣总把这份厂的地皮看成一样东西：库房。他跟我说过一回，他说这一片离公路四百米，铁道专用线还有半条没拆，做仓库比做车间值钱。他说他租给三家，一家一年十六万，签六年。
他说，柳师傅，你这辈子车的东西，最后抵不上这一片地皮半年的租金。
我说，那我把地让给你。你把柜子让我。
老聂那天在磅房后头听完全程。他今年五十九，看门看了十九年，锅炉房的煤还有三吨没烧完。中午他端着饭盒过来，蹲在我旁边，拿筷子戳着馒头。
他说，秀儿，我那份钱昨天签了。签完我心里不踏实。
我说，你不该不踏实。
他说，你签什么。
我说，我什么都不签。
下午他拿铁锹把锅炉口的灰清了一遍，清完站在院子里抽烟。院墙根那排槐树是1978年栽的，今年冬天只剩枝，枝上有蝉蜕，壳还挂着。
我说，撬吧。东西我自己搬，不用你动手。
撬棍是从皮带架上取的，一尺八，一头扁。他们把柜门拉开，第二格的木卡子先断，铁皮滑道整个歪了出来。一股机油味混着陈年粉笔灰的味道，冲了我一脸。
抽屉里的东西倒在垫布上。
四十一件量具，一块折了三层的油布，一个巴掌大的木匣子。
还有一张纸。
纸硬，折过两道，边上发黄，中间那几行字还清清楚楚。
我先看见表头。表头那四个字是手写的，笔画重，最后一捺拖长了一点。
这个字我认得。我妈一辈子只把字写成这样。
单子往下看，工人签名栏是我的名字，岗位栏是工号372。右上角一个日期：1983年2月11日。
我把那张纸按在膝盖上，没有站起来。
老聂在旁边问，秀儿，你脸色不对。
我说，这张表上的名字，不是我签的。
名字两个字，最后一捺往外拖，拖得长。这个写法我们家只有一个人有。她在粮本上记米，在我姐的学费单上记钱，一辈子就这么捺。
我妈是1983年3月走的。
顶岗表上的日期是2月11日。那天去厂里交表的是她，不是我。她替我签的，一个人去的。
2 一块木板
1983年，4月6日。
进厂那天，我踩着一块木板看图纸。
三号车间的门帘是麻布的，一掀，机油味先扑进来，混着铁屑和冷却液的酸气。天还冷，水池边上结了一层薄冰，我用指尖抠掉一块。
我身高一米四八。图纸钉在床头箱上方的图架上，钉得高，是给一米六五以上的人看的。我踮脚看，只能看见图签那一格：比例1比2，材料45号钢。
师傅不让碰机器。学徒第一天只发一块棉纱、一把废锉，任务是擦床身，擦到白纱布不黑了为止。
我从废料堆里挑了一块松木板，八分厚，两尺长，扛到3号床子前面，横着放稳，踩上去。
踩上去刚好。图纸上的每一个尺寸我都看得见了。
我姐把我送到车间门口就走了。她比我高半头，辫子到肩，走路快，我得小跑才跟得上。走到磅房那儿，她忽然停下来，把工装右兜的工牌掏出来，塞进我手里。
工牌是铝皮的，一指宽，两指长，边角磨得发亮。上面一个号：372。
我说，你的牌你给我干什么。
她说，你手比我稳。
她把手伸过来给我看。她的手指长，指甲修得平，右手食指第二节上有一层薄茧——那是握錾子磨出来的。她说，这双手在冲床上使不上劲，在床子上也是白搭。
我不信。我姐1981年就进了厂，比我早两年。她的活儿在冲压车间，一天八小时踩踏板，机器轰得地面颤。她从不跟我讲那些。
那天上午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跟人提这个号。
我把工牌缝在工装内衬上，针脚绕了三圈。
头一个月，我没上机床。
厂里的规矩，新来的先扫地。铁屑扫成一堆一堆，用铁簸箕端去磅房过秤，一秤一秤记。车间地上有油，扫帚推不动，我蹲着用铁钩子把屑一点点拢。一天两个钟头，手上裂口，裂口里嵌铁粉，用水冲不净，指腹摸什么都有沙感。
考勤表上没我的名字。每天下班，老周拿铅笔在最后一格画一个圈，画得极轻，怕别人看见。工钱从“杂工”科目里出，一个月15块，季度末一次性给，要按三个手印。
第一个季度末，我领了45块。我把它分成两半，一半交给姐姐，一半压在枕头底下。
那块松木板我踩了两个月。7月里有一天，板子从中间裂了，我一下坐到地上，膝盖磕在床脚，青了巴掌大一块。第二天我找木匠要了一截方木，自己钉了个踏凳，一尺二高，凳面钉了一层旧皮带，防滑。
踏凳我用了十一年。1994年它烧了——冬天车间生炉子，我把它当柴添了。这事我谁都没说。
踩板凳那阵子，车间里有人劝我姐把我弄回去。说的是“这个丫头片子占着地方，早晚要吃亏”。
姐姐听了，第二天把她那个月的花布衫当掉，换了8块钱，给我买了一条棉裤。她说，穿上，别听。
1983年，7月11日。
纪长福来了。
纪师傅是车间八级工，五十出头，走路右腿有点拖——1969年砸过骨头，没接正。他左手提着一个铁皮饭盒，右手捏着一截粉笔头，进车间不看人，先看地上铁屑的走向。
他在我擦了三天的那台床子前站住，蹲下，用手摸导轨，摸完闻了闻手指。
我姐那天来给我送饭，站在门口。
然后他抬头看我姐。
他说，这是你妹。
我姐说，嗯。
他说，她擦床子擦了三天。
我姐说，她手稳。
纪师傅没再说话。他站起来，把主轴箱上的变速手柄从左推到右，又推回来，听齿轮的声音。然后他按了绿色按钮，皮带一抖，床子转起来了。
他从料架上取了一根料，三指粗，45号钢，卡在盘里，刀尖对住端面。他没说让我躲开，也没说让我过来。他就那么车了一刀，铁屑卷成一个小螺旋掉在地上，还带着蓝色。
他把床子停了，从兜里掏出一个千分尺，卡了一下，举起来对着北窗的光看刻度。
千分尺递到我手里。
他说，多少。
我那时候连千分尺都不会读。我把它转了两圈，看见套筒上的线在0和1之间，我说，大概二十四。
他说，二十四减两丝。你量出来的，不是猜的。
千分尺被他收回去，他转过身，对着那台床子，像对着一个熟人。
他就讲了一句。
他说，这台床子归你了，别信眼睛。
3 四十一件量具
2003年，立冬后第五天。
荣总那边来了一个年轻人，戴眼镜，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蹲在垫布前一件一件报数。他报得很慢，怕报错。
0到25毫米外径千分尺，一把，17块5。
游标卡尺，两把，一把5块8，一把没有标牌，估3块。
内径千分尺，一把，14块。
百分表，一个，9块。表玻璃裂了一道缝，缝走到刻度盘边上。
塞规，一对，3块2。螺纹规，一副，4块5。刀口尺，一把，2块。
半径规、塞铁、铅丝、毛刷、一块越用越小的抛光布。
最贵的那把千分尺，是他自己念出来的数。他念完抬头看我，问，就为这些？
我说，就为这些。
他说，你这柜子连铁皮带这些，我给你30块，算高的了。我们拉回去，论斤称。
我把那把17块5的千分尺从垫布上捡起来，用袖口擦测砧。擦干净了，把它举到北窗的光里。
这把尺是我1987年自己掏钱买的。17块5。那时候学徒转正，一个月21块4，我攒了两个半月，还跟食堂少打了十四顿肉菜。
厂里不报销。报销单上写着“计划外用工不予列支”，九个字，红章，是单会计自己盖的。他盖完把单子从窗口递出来，跟我说，秀儿，这个我帮不了你。
那年我20岁。我把尺子放进3号柜第二格，从此量直径只信它。
2003年，我36岁。它还准。0.02毫米的公差，它卡得住，我的眼睛卡不住——纪师傅那句话我信了二十年。
1991年，3月。
那年厂里从外地进了一批圆料，45号钢，一千二百根。送货单上“直径”那一栏写着18毫米，公差两丝。料车到车间，装卸队拿钩子往下卸，砸得地上一片响。
我抽了二十根，一根一根量。
第十四根，18.035。第二十一根，18.041。
我把千分尺合上，跟来送货的人说，这批我不能收。
他笑起来，说，姑娘，三丝四丝你拿眼睛看得出来？我拿尺子照给你看，一样的。
我说，你回去拿尺子，我自己也有。
我们两个人在三号车间门口，当着十几个装卸，一人一把千分尺，量同一根料。量到第七根，他不说话了。
采购科的副科长赶过来，把我拉到一边。他说，秀儿，这批料是厂里花四千八百块定的，退了就没有了。你别闹。
我说，用不了。车到尺寸就剩一丝，一丝撑不住。
他把烟掐了，骂了一句难听的，说，你算老几。
纪师傅那天在四号车间修丝杠，听见了，拄着工具走过来。他没骂人。他把他的量具盒打开，摆在采购科那张收货单上，说，你写，你写“合格”。
副科长没写。这批料退了一多半，厂里赔了四十块运费。
我为这件事挨了全厂通报，扣半年奖金。我一个月21块4，一年256块8，半年就是128块4。
那半年我照样每天擦那把千分尺。
2003年，立冬后第五天。
眼镜青年把电脑合上，说，姐，你这东西卖不上价。你要留下的话，我给你写进“杂物”，杂物不清场。可你那30块就没有了。
我说，写。
他一边写一边笑，跟旁边的人说，你看这人，为一个柜子留下。
那句话不重，我听见了。我在床子前站了二十年，铁屑掉在脚边，一层一层，我不怎么听人说话。这一天我听了。
我把量具一件一件用油布包上，按大小排回抽屉的空位里。排到第十件，单会计进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沓纸，用一根牛皮纸带勒着，纸边都磨毛了。
他说，柳秀，你要不要看个东西。
我说，你说。
他把那沓纸放在床身上，一根一根抽开。是工具柜的领用单，按月份排的。最上面那张的日期是1985年10月，最底下那张是2003年10月。
二百一十七张。
他说，这个柜子的领用单，十八年只签过一个人的名字。
我说，我签的。
他说，对，你签的。
最上面那张被他翻过来给我看落款，又翻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每一张的签名都是我的名字，每一张右上角的工号都是372。
他说，厂里这二十年，账上只有372一个人。
4 一台电视
1985年，4月19日。
那天我在三号车间车一根18毫米的销子，公差两丝。做到第四十根，冲压车间的老周隔着两道门喊我，说，秀儿，你姐不去上班了。
我把进给手柄扳到空挡，按下停止键，皮带一点一点慢下来。
我姐的手，是在1985年4月不能做精细活的。这话是厂里通知上写的，白纸黑字，我看了三遍。通知上没有别的，只有一行“因工负伤”，和一个编号：372。
冲压车间那台机器是1971年的，踏板弹簧回得慢。我不在那个车间，我没见过它怎么响。我只知道我妈1983年3月走的时候，我姐20岁。
我请了假，跑到厂部后院。厂部给的一次性补助是320块。单会计在窗口里头点票子，点成两沓，一沓100，一沓200，剩下的20块夹在中间。
我姐站在窗口外面，右手揣在兜里。
她说，秀儿，你回去上班吧。
我说，钱你拿着。
她点头，把两沓票子塞进内兜，用别针别住。
那阵子家里还欠着邻居37块——我妈从住院到走，那37块是买药的钱。我一个月21块4，我姐一个月31块6，两双手凑起来刚好53块。37块的债我记了两年，我打算从这个补助里还掉。
5月8号，我下班回家，堂屋条案上摆着一台电视机。
12寸，木壳，屏幕上蒙着一层塑料布。旁边立着一根自制天线，竹竿撑的，顶上绑了三截铁丝。
我姐正拿一块干布擦壳子。她说，288块。天线9块。剩下的23块，17块还了王家，4块交了电费，2块买了20斤苹果。
我说，邻居那37块你只还了17。
她说，剩下的20块我下个月给她。
我说，那是妈的药钱。
她没抬头。她说，我知道那是妈的药钱。
那台电视没有台的时候满屏是雪花，得拿手掌在顶上拍一下，画面才回来。我姐每天晚上七点整坐到条案前面，看天气预报，看到七点二十。她看得极认真，手叠在膝头，左手压着右手。
我问她，你看那个干什么。
她说，我能看二十分钟，这就行。
电视搬回来的第三天，院子里的孩子挤了一屋子。厂俱乐部有一台14寸的，全厂都看过；可堂屋里这一台是自己家的，门不用敲。
我姐拿一只搪瓷缸子收电费，一晚上收下来，缸底一层一分二分的硬币。她用一个铁勺把硬币从缸里舀出来，一枚一枚推到桌沿上，推齐一列，再用左手三个三个数。
右手她做不了这个。
数到一百二十，她说，明天去把剩下那20块给王家。
我说，那你还欠队里12块。我妈住院那年，队里垫的。
她把硬币拨到一边，说，秋天我摆摊，冬天还。
我不接她的话。我在被窝里把那个月的账算了一遍。288加9，320块只剩23块。23块里，17块还了王家，4块交了电费，2块买了20斤苹果。邻居剩下的20块、队里的12块、我妈的药钱，一笔一笔都排在后头。这笔账怎么算都不该买一台电视。
算账这件事，厂里没人比得上我。可那天夜里我算了一宿，算出来的数全是288。
我没跟她吵。我第一次觉得我看不懂她。她那年22岁，比厂里任何人都会攒钱。她在冲压车间干了四年，一个月31块6，从来没超支过。
9月，她办了离厂手续。厂里给她结到最后一个月工资，31块6，另加她在传达室帮着拆纱头的12天，8块4。
走那天她来车间取她的搪瓷缸子。缸底印着一朵月季，掉了半边。她把缸子装进网兜，在3号床子前站了一会儿，用手摸了摸导轨面上我铺的那层机油。
她的手指在油面上停了三秒。这台床子的油我两天换一回，她认得这个味。
然后她把工牌从工装内衬上拆下来。那三圈针脚是我1983年缝的，她拿牙齿一根一根咬开，咬了十来分钟，线头挂在她右手食指上。
她把那块铝牌放在床身上，推到我面前。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你替我上着班，也替我看着点他们怎么算账。
5 十一行字
2003年，立冬后第十一天。
荣总第二次来，带了一份《设备完好移交单》，一式三份，纸是复印纸，薄得透光。
单子最下面一行是印好的：经现场清点，上述设备完好，能正常运转，移交无误。
他说，你签这个。你是厂里最后一个开精密床子的，别人签我不认。
我拿铅笔把单子从头看到尾。第三项写着：普通车床3台，完好。
我问，3号床子算在哪一项。
他指了指车间中间那台，就是我从1983年站到现在的这一台。
我说，这一台不能写完好。
他把笔套盖上。他说，柳师傅，厂都没了，你较这个真干什么。
我说，我念给你听。
我把单子放平，用指甲压着那一行。
主轴跳动，图纸允许0.02毫米，我11月8号量的是0.065。
大溜板走刀到第三段有爬行，一秒抖三下。
丝杠间隙0.08，反车的时候空回将近一圈。
三爪里有一个爪跟部焊补过，补过就不能上大力。
冷却泵的叶轮缺一片，转起来有哨音。
光杠中间弯了，我用刀口尺比过，一条缝能塞进两张报纸。
地脚螺栓少两个，机床一使劲，整机往前挪。
床头箱四档挂不上，只能跳过去用。
电器按钮里，停止键按下要回半秒。
皮带三根，断一根，凑着跑。
尾座套筒松，推上去偏0.03。
我念完，车间里没人说话。老聂在门口抽烟，烟灰掉在煤灰上，看不出来。
荣总说，这些我都知道。我买的是铁。我拉回去，砸了，重新炼。你写“完好”这两个字，我管不着。
我说，跟下一个人有关系。
他说，没有下一个人了。
老聂进来，把我拉到窗台那边。
他说，秀儿，你就写两个字。荣总说签了单的，人往后能优先招去看门、过磅。我等着这一笔，我孙子下半年上学。
我说，你写你的。
他说，我签的是门房那张，我不懂床子。
单会计没劝。他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着，抽了两口，把烟掐了，说，柳秀，你要写“完好”，我在场。你要不写，我也在场。我这条老命替你担不了别的，担一句话行。
荣总把一张空白纸推过来，说，你另写，我不管。可这单子上你要是打个叉，安置那笔我就不好往上报。我私人给你200块，你把字签上。
我说，200块。
他说，200块。
我从床身上拿起那把17块5的千分尺，把它卡在导轨最里段那三分之一的位置上。然后我拧棘轮，咔、咔、咔，三声。
读数摆给他看：0.11。
我说，这一段磨下去一毛一。你这台机器砸了炼铁，我认。你要我写它是好的，我不写。
1996年，8月。
那年夏天连阴雨，三号车间北屋顶漏了三处，水滴在床身上，砸出一圈一圈的锈点。
八月中旬我照样校一次精度。千分尺卡上主轴，塞尺塞进去，我把手电筒压在底下照着看。
0.065。
我第一反应是我量错了。我把千分尺拿四号柜的块规校了零，又量一遍。还是0.065。
我拿铅笔头在报纸边上打草稿，打了三页，誊在厂里的报告纸上，送技术科。
三页报告，一份在技术科，一份在副厂长那儿，一份我自己留着。留的那一份我夹进油布，塞进3号柜第二格。
厂里回话是10月：主轴轴承一套要2700块，当年没有这笔钱，等设备更新，更新计划报县里。
那年以后，我车的东西全往下减0.03。我不写进图纸，我在心里减。
2003年，立冬后第十一天。
我把《设备完好移交单》推回给他。
我说，我不签这个。我签另一张。
纸是我早裁好的，宽16公分，长40公分，边上用砂布磨齐，从床身底下抽出来。
我写标题：设备实际状态说明。
第一条写到一半，荣总站在旁边看。他看了三行，把笔从我手里拿过去，自己把单子撕了。
单会计在旁边问，那你那11条给谁。
我说，谁都能抄。抄的人自己署名。
那天下午我写完十一条，数了两遍，一条不多，一条不少。纸裁成和1996年那三页一样大，夹进油布，压进3号柜第二格。
6 一只木匣
1990年，正月十五。
厂里发年货，一袋面，八斤，车间按人头分。我没份——我不在车间的人头栏里，我在“杂工”那一栏。
面我还是扛回去了。两只手托着，从磅房走到家属院，二百三十步，肩膀换了三回。
那年我是全厂单价最高的临时工。
厂里计件。一个卡箍，毛重2两4，成型1分2，精车1分8。别人一天做到70件上下，我一天140件到155件，废品率千分之二。年底车间主任把我的单价提到3分，全厂正式工最高一档才2分6。
正月里最好的一月，我拿了118块4。
纪长福是八级工，工资97块，加9块工龄，106块。我一个月比他多12块4。
可我什么都不是。
没有级别，没有公费医疗，不分房。厂里贴通知写“全体职工”，我站在布告栏前从头读到尾，读完照样去上工。
我不认那些。我认尺寸。1990年我车出来的那批销子，装到县农机站三台拖拉机上，跑了一整个冬天，没有一件松的。这事除了我没别人知道，因为我留了装机记录，一条一条用铅笔写在本子上。
本子是牛皮纸糊的，一巴掌大。我一天写一行：日期、件数、废品、工钱。十年写了三本，字小，数字压着数字。
1993年，厂里开始拖工资。
正式工拖两个月，第三个月发一半。计件的反倒当月结，因为有订单才有钱。厂里贴出通知那天，有人在院里骂，说这世道反了，干长工的不如干零活的。
我自己也这么想过。我想过的是：那我这个零活的，凭什么一个月拿118块4，比八级工还高。后来我明白了，厂里给的不是我的手艺钱，是我这条不认人情的路钱。谁都能替的活，厂里不掏这个价。
1993年11月，联营厂退回来一批衬套，四十件，说孔径大了。
我把那批件一件一件上百分表，量完摆在桌上，一排一排。孔径全部在公差里，最大一个正0.008。
表递到来退货的人手里，让他自己读。他不读。他说，我们装不上，就是你们的大。
我说，你们的孔小了。
那批样件我拿出来，卡在我的塞规上，一根通规进不去。
那四十件我在厂里放了半个月，不放库，不返修。纪师傅知道以后过来看了一眼，说，你让人一步能死吗。
我说，我让了，它就装车了。冬天一跑三千公里，缸体裂了谁签字。
他说，你这样在厂里站不住。
我说，我站住十年了。
他不说话了。他蹲下去把那根通规拿在手里看，看了很久，说，尺子没错。
1994年，9月。
纪师傅的病是夏天查出来的。他在四号车间修丝杠，修到一半蹲下去，扶着床身起不来。徒弟送他去医院，回来只说了一句：病退的批文下来了。
9月14号，星期三，我去了他家。
家属院西头那排平房，第五间。窗台上一排药瓶，标签全朝外，摆得整齐。他坐在靠墙的藤椅上，藤条断了三根，用铁丝拧着。
他把左手伸出来。
他说，你量。
我从他手里把那个木匣取出来，打开，拿千分尺卡他虎口上那块老茧。
0.4毫米。1983年7月我头一回见他，他伸手把千分尺递给我，我接的时候碰过这只手。那时候茧厚，得有1毫米出头，摸上去像一块旧皮子。
他把手收回去，压在扶手上。
他说，八级工，五级的手，三级的眼。我今年61，教了你十一年。
木匣被他推到我面前。
匣子一尺长，六寸宽，榆木的，四角包铁皮，铜扣。里头铺一层绒布，绒布上挖了七个坑。
千分尺一把，内径量头一对，一等块规六块，百分表一个。另有一副塞规、一只放大镜，还有一根0.01毫米的样棒。
我按厂里的账算过，这一匣子值42块。按我1987年买那把尺的17块5，它是两套半。
我说，师傅，我不能要。
他说，你不接，我明天扔了。
他说这话脸上没表情。他说话一直这样，声音低，字咬得硬。
我接了。匣子抱在怀里，绒布的味钻进鼻子，一股机油混着樟脑。
他说，我给你一句话。量具不骗人，人骗。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
外屋有人砸煤，一声一声。他闭着眼歇了一会儿，忽然让我把样棒拿出来，压在他掌心上，当着他的面量一遍。
我说，0.01。
他说，你手不抖。
1994年10月2号，他来厂里办最后的手续。办完他没走，在车间门口站住，看墙根那排铁皮柜。
他只说了那一句。
他说，你那个柜子的第二格，别丢。
我说，那里头就几张旧纸。
他说，纸比你值钱。
7 一个退回的章
2003年，立冬后第十四天。
单会计从二楼抱下来一个牛皮纸袋。袋口用麻线缝着，线是他自己穿的，针脚粗得像渔网。
他把麻线挑开，从里头抽出一叠纸，摊在床身上，一张一张往两边推。
他说，先看这个。
那是一张《职工家属顶岗登记附页》，1983年1月29日的。附页上两个名字，一行一个。第一行柳秀兰，第二行柳秀。字是母亲的，最后一捺都往外拖。
底下盖着一个红章，章面歪了一半。章上六个字：名额限壹，退回。
我说，我妈报过两回。
他说，报过两回。头一回就是这张，被退回。
他又推过来一张。日期是1983年2月11日，就是我3号柜里那张表的抄件。岗位栏写着372，签名栏是我的名字。
单会计把那支铅笔搁下，两只手在膝盖上搓了搓。他搓手的动作我见过二十年，一到说不清的地方他就搓手。
他说，你妈1983年2月办了病退。她那个月的工资我给她结的，68块4。她交这张表的时候我说过不行。顶岗要一号一人，你姐的号在冲压车间，你把你的名塞进她的号，我账上做不平。
他说，她问我，那你让谁上。我说，让厂里定。她说，厂里定就是都不上。
她那天在走廊上站了一个多钟头，临走把表留在窗口，说了句：你先给我收着。
我问，收着收着就没了。
他说，没收着。1985年10月我用上了。
他把一张纸单独抽出来，压在最上头。
那是一张《负伤补助审批单》。日期1985年4月30日，补助金额320块，整张纸中间一道折痕，折痕上颜色淡了。
单会计说，你姐的手，是1985年4月不能做精细活的。厂里通知她不用再来冲压车间。9月她来办离厂手续。进门前，她把右手压在这张单子上。她说，单会计，372这个号你别销。
我说，为什么。
他说，她说，这个号底下已经有一个人了。
他说，离厂那天，存根按规矩退给本人。那张表撕成两半，接缝上盖骑缝章，一半进厂里的档案，一半她自己收着。我当时心想，她留那半张干什么。
我问单会计，1985年你为什么肯用这张表。
他说，那年秋天我数过车工。名册上四十七个，能把直径车到两丝不跳的，三个。三个都在上半年走了，两个下南，一个去了罐头厂。剩下的人车出来的件，装配车间每天退回来，一天退两筐。
他说，我把那张退回的表从抽屉里拿出来，递给副厂长。我说，这上头有一个号，一个人，两样都在厂里。副厂长问我，那她姓什么。我说姓柳。他说，就这么写。
我问，写成什么样。
他说，写“372，柳秀”。这一行我在台账上写过一次，就是一笔带过去。我做了三十年账，只做过这一回不合规矩的账。
他说，你妈那个月结的68块4，里头的3块钱是全勤。她从1978年到1982年没缺过一天班。1983年她缺了四十七天，全勤厂里照样给了。她拿这3块钱买了两副药，一副一块五。
车间里那台吊扇不转了，轴上积了灰。我盯着那张审批单。单子右下角有一行小字，钢笔写的，写得很用力，纸背都起了毛。
那行字是：领后不再向厂主张。
单会计说，这行是你姐自己要求加上去的。她要是走因工那条线，厂里得担一笔，担起来就得有人挨处分。她不要人挨处分。她把320块拿了，把话说死，回身就走了。
我说，厂里给了她一次名额。
他说，厂里给柳家一次。
我把附页正反看了一遍。两个名字，一个红章。我妈1983年3月19日走的，走之前这两个名字还没定下是谁。
定下来的是1985年9月。她没能看见。
我又把那台12寸黑白电视想了一遍：288块，木壳，竹竿天线，屏幕上一层雪花，拍一下才回来。
我问单会计，这320块，家里谁晓得是因工的。
他说，你妈不在了。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
那天我回到床子前，坐到天黑，没点灯。那台电视的事我前前后后想了个遍，一笔一笔，从288加到9，从9加到还给王家的17块。
二十年了，我第一次算不平一笔账。
8 另一半
2003年，大雪那天。
老聂蹬三轮把我送到县东口，再往南二十七公里，桑涧县。
供销社的门脸还在，门口的水磨石地起了壳，砖缝里长着干草。摊子摆在门脸西侧，从西数到第三根柱子下面，一张折叠桌，一个塑料筐，一箱袜子。
我姐坐在那儿，围着一条藏青棉围裙，头上顶着一顶旧棉帽。
她面前摆着三种袜子。线袜一双1块2，进货7毛；尼龙袜一双2块5，进货1块4；棉鞋垫一副3块8。
我姐看见我，没站起来。
她说，买袜子？
我说，不买。
她说，那你站着干什么。
她从筐里拣出一双深灰的，抖开，往我脚上一比，说，你这脚穿43号，别买39的，39的顶趾骨。
我说，我自己会挑。
我把那张《负伤补助审批单》的抄件放在桌上。我拿复写纸复了一份，字淡，看得清。
她的左手按住那张纸，右手搭在桌沿上。
右手是另一回事：食指到小指四根并在一起，中指和无名指向掌心弯，弯到一个角度就停住。拇指还能动。这只手抓不成拳，也张不平。
桌腿边上有一只铁盒，她踢给我看。盒里是分好的零票，一角、两角、五角，一沓一沓用米纸条勒着。旁边一支铅笔，笔杆咬出牙印。
记账用左手。一天一行：进多少双，卖多少双，剩多少。她头低下去算给我看：一天卖二十六双，赚14块6到19块；一个月400块出头，一年5200。给小儿子一年汇3000，汇款单一个月撕一张，贴在盒盖里面。
我说，厂里按号发钱。372底下有一笔，两千一百四十块。
她说，你拿着。
我说，号是你的。
她说，我这只手不值两千一。
我说，我不是说手。
她说，你进厂那年我送你去磅房，你走三步回一次头。你在床子上站了二十年，你两腿的筋都是弯的，你别跟我说号。
1985年，10月。
她离厂以后第三回到车间来，是来取她落在我窗台上的那把木锉。她在磅房门口站住，把网兜放在地上，从里头拿出两个煮鸡蛋，塞进我工装兜。她没上床子跟前，也没碰那个柜子。
2003年，大雪那天。
我们说到一半，来一个老太太，退一双开线的线袜。
我姐把那双袜子接过去，用左手把袜口翻到底，看了看缝线，抽出一根线头一拉，线就散了。她从筐里另拣一双，抖开，比了比尺寸，递过去。她说，这双你穿，那双我明天退了换钱。
她拿左手从铁盒里数出两毛，压在桌面上推过去。她连账本都没翻。
我说，你还记着7毛的进价。
她说，我卖袜子卖了十八年，一双赚多少我心里有数。你那二十年，一件赚多少，你心里有没有数。
我伸手想帮她把散开的袜子拢回筐里。她把筐往自己这边挪了半尺。
她说，你别碰。你这手是量东西的手，别拿它捡袜子。
我说，谁让你伸进去的。
她说，跟谁没关系。
我说，柳秀兰，你别说你是为了我。
她说，我从来不是为了你。我是嫌机床吵。
我说，冲压车间比床子响三十倍。
她说，那不一样。冲压是机器响，床子是铁响。我受不得铁响。
风从门脸穿过去，把摊上一沓包装袋吹得哗啦响。她弯腰把袋子按住，用左手压，右手支着桌沿。
她直起身，说，你手稳，你受得了。我不行。我那时候算过一笔账：一个人在床子前头能站二十年，两个人站不了。
我说，你别拿账说事。
我说，那320块你买的是电视。你看了十八年，每天晚上看二十分钟天气预报。你让我替你看他们怎么算账——你算得倒清楚。
她脸上没动。她说，那台电视我一次台都没换过。
我说，为什么。
她说，等一件事和等一个人一样，不能老变。
我没接话。我在桌上帮她数袜子，数到第三十双，手停了。
她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只木匣。匣子是她自己钉的，松木，铁皮合页，扣是一个别针改的。
她用左手开匣子。里头一沓收据、几块布样、一把木尺。她把收据往上推，从最底下抽出一张纸。
那张纸有半边是毛边，撕开的。
我接过来，翻正。
上半截在3号柜那张表上：表头四个字，我妈写的。
下半截在她手里：岗位栏空的，签名栏空的，右上角一个骑缝章，章的一半在我那张表上。
9 朝东的门
2003年，冬至。
12月22号上午，四台气割机同时开。
三号车间的窗户先是震，然后一块一块往下掉。玻璃砸在水泥地上碎成渣，碎得极响，响完是一片安静。屋架上的檩条一根一根弯下去，弯到一定角度就断，断的时候火星子往上蹿。
荣总站在磅房边上抽完一支烟，回头问我，柳师傅，你那柜子拉走了没有。
我说，拉走了。
一辆拖斗车，我雇的，18块。单会计帮我抬的柜，老聂在底下垫了两层麻袋。柜子从车间挪出来，一米一高，四层，压得拖斗车前头翘起来。
锅炉房那天也拆。老聂站在旁边看着人把炉膛的耐火砖一块一块起出来，一声不吭。起完他走过来，往我手里塞了一把钥匙，说，厂门钥匙，我留着没用。
我说，你留着。
他说，门都没了，我留它干什么。
单会计把自己那三本台账抱走了。他跟我说，这三本我不上交，我拿到我儿子那儿去放。我说，那上头有372。他说，372在我家里放着。
网兜里那只缸底印月季的搪瓷缸还在。我把它从堂屋拿过来，擦干净，立进3号柜第三格——第二格给那张表，第三格放得下缸。缸底下我垫了一块旧棉布，棉布是从1987年那件工装上剪的。
到家是下午三点。我家在厂南头，院门两扇，门里那块地七步宽。
我把柜子卸在东墙根下，柜门朝东。
单会计临走时讲，你这柜子往后搁院里，雨一淋就烂。
我说，我拿塑料布盖。
他说，盖得住顶盖不住缝。
我说，我上锁。
他站在院门口回头看我，看我兜里那把用了二十年、去年拧不动的钥匙。
天黑以后我进屋吃饭。我姐也进来了——她自己来的，坐三轮从县东口来的，带了一箱袜子，说厂里剩下那些人一人分两双。她没提那张存根。
晚上八点，我把柜子拉到堂屋灯底下。
油布铺开，四十一件量具一件一件归位。百分表那道裂缝对着我，塞规一对一对插回木架。
最后我把那张顶岗表取出来。
纸硬，折过两道，折痕上起了绒。我把它摊在桌上，用手掌压，压了很久，纸角还是翘。
我把它展到第三折。
背面有一行字。
蓝色圆珠笔，笔画歪，起笔重，收笔拖不出去。那一行字，是一个手指不灵活的人一个一个按上去的。
妹，这台床子你使得比我好。
落款没有字，没有日期，只在右下角按了一个指印。
右手食指。指腹上那块茧没有了，纹路是清的。
我把表举到灯前照了很久。灯罩上有飞虫的影子在动。
12月28号，我去了一趟县里。我把那张表的复印件交去档案馆的收档窗口，填了一张《劳动关系凭证移交清单》。
窗口的人问我，原件还是复印件入档。
我说，复印件。
他愣了一下，说，复印件我们不收章。
我说，我要的就是这张纸在你们这里有个号。原件我拿走。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笔，在清单末行签了名，又问我，你这算不算捐。
我说，不算。
我说，我记个账，记在你们这儿。
回去我复印了一张，纸薄，字淡，红章只剩一圈影子。复印件我交上去，原件带回。
第二天早上，我把原件折回原来的两道，放回3号柜第二格。1985年那张领用单、1996年的三页报告、2003年的十一条说明，我按日期排好。一张压一张，最上面放那张表。
我上街买了锁。弹子锁，铜芯，3块5，配三把钥匙。老聂帮我钻了新锁眼，钻完他拿手指试了试，说，这个好使。
我把钥匙用铁丝串上，挂在门框内侧的钉子上。那颗钉子是1983年我钉的，那时候我踩在木板上，刚好够得着。
上锁之前，我拿一小块油布把第二格朝西的缝塞住，防雨。
那天我没给任何人打电话。我没谢单会计，也没谢我姐。我把车间的账合上，写到最后一条：三号柜一件不少，四十一件。
写完，锁扣一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