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宫里养猫，养了六年。
宫里养猫，不为玩，为的是防鼠。库房里的账要留意蛀虫更要留意老鼠，尤其是尚服局、尚食局这几处地方，一窝鼠能把一整年的料子咬出洞。各宫各院也养猫，主子们爱猫是一回事，实用是另一回事。
养猫的地方叫猫儿房，归內官监管。房里有四个太监、六个宫女。我是六个宫女里最末的一个。
猫儿房一共有三十七只猫。
三十七只猫，每一只有名字，有名号，有份例。名字是主子们赐的，也有我们私下叫的。太后的那只白猫叫雪团，是正经赐过名的，每月有银三钱，买的是猪肝；皇帝那只狸花叫将军，脾气坏，抓过两个小太监；淑妃那只波斯猫叫软玉，白得像宣纸，眼睛一蓝一黄。
我们私下叫的名字糙得多。一只三条腿的橘猫叫三条。一只黑得夜里瞧不见眼睛的，我们叫它摸不透。一只整日不见影子的玳瑁，叫跑没了。还有一只断了半截尾巴的，叫半截。
这些名字没人管，主子们不知道。
猫儿房的活计不轻。天不亮起来，先铲猫砂，猫砂是细沙拌的灶灰；然后化食，猪肝要煮半熟，切碎，拌米汤；然后擦眼，有几只猫眼睛糊得厉害，得拿温水一点一点擦；然后梳毛，长毛的一天不梳就打结。冬天要给猫窝铺棉花，夏天要在檐下搭凉棚。猫生了病，我们比太医还早知道：猫一不对，先是不食，然后是躲起来，最后才倒下。
我在猫儿房蹲了六年，蹲出了两条本事。
第一条是认味。三十七只猫，每只口味不一样。雪团不吃鸡肉，只吃猪肝，猪肝要切得很碎；三条不挑，什么都吃，可它瘸，抢不过别的猫，我就单独喂；半截不吃热的，得凉一凉。
第二条是认人。猫认人，猫最认的不是脸，是手。同样是端碗的手，有的人猫一闻就迎上来，有的人猫闻一下就走开。这跟人的地位没关系，跟人手上有没有别的气味有关系。
我在猫儿房六年，三十七只猫里，有三十一只肯吃我手上的东西。余下六只只认主子。
这都是些没用的本事。
唯一有用的那回，是三年前入秋。
一只叫绒球的母猫难产。它生了一整夜，生下一只就生不动了，趴在草堆里喘，肚子还在动。
方嬷嬷说：「别管了。猫这种东西，该死的时候自己知道。」
我说：「它肚子里还有。」
她说：「你知道什么。」
我说：「我摸过。」
我把手放在它肚子上按了按。那一团还是硬的，还在挪。
这办法是我爹教的。他在山上下夹子，夹到过怀着崽的母狐。他说：「你听着肚子，它动了就能活。」
我烧了一锅热水，把手泡热，又找了一块干净的细布。
我给绒球顺了一整夜。顺的办法是顺着它肚子往一个方向推，每推一次停一停，让它自己攒力气。我的十根手指都泡皱了，指甲缝里全是血。
天亮时又下来三只，活了两只。
方嬷嬷那一夜没睡，坐在一旁看。看了一会儿她说：「你这个样子，不像是给猫接生，像是给你自己接生。」
我说：「我想起我娘。」
她说：「你娘怎么了？」
我说：「生我弟弟的时候难产，没人给她顺。」
她没再问。
我娘是我十岁那年冬天没的，弟弟也没保住。那年腊月，家里连锅都揭不开，爹把我送进宫，换回两斗米。
我进宫那会儿是三月。进宫头三年，我听见宫里的钟响就想哭。
后来不哭了。不是不想娘了，是我发现自己蹲着的时光会过去。
我在猫儿房蹲了六年，蹲出一个道理：活着的都是一样的。你自己这口气得往上顶，别人只能在旁边给你顺一顺。
六年里我身边的宫女换了三茬，有的提拔去了尚衣局，有的放出宫嫁人。只有我还在猫儿房。
有人笑我，叫我是猫婆。我不恼。我十岁进的宫，家里是城外佃户，爹打猎为生，我小时候跟着爹进山，见过山里豹猫怎么埋伏，见过野猫怎么藏食。我懂猫，我也就懂这一样。
我今年二十四岁。按宫里的规矩，二十五岁可以请放。我数着日子，还差一年零两个月。
这一年零两个月里，出了事。
那是三月里，倒春寒，一夜北风。第二天早上我去喂猫，走到雪团窝前，看见它趴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先叫了一声：「雪团。」
它没起身。
猫儿房里有句话：叫不动的猫，先看胸口。我把手伸到它肚子底下，凉的，硬了。
我把三十七只猫一只一只数过去，数完是三十六。少的那只不是走丢了，是死了。
雪团是三月十二夜里没的。
那天夜里我不在。前一天尚食局的一个小宫女拉肚子，管事派我替她值了半夜的夜，说是烧水，其实是在井房替她洗衣服。她给了我半块糖。
这一点，后来成了我要命的一条：雪团最后那一顿，不是我喂的。
按规矩，雪团那样的主子猫，喂食要有两人同在场，喂食的时间和分量要报给管事。那天替我的是新来的春杏，十七岁，刚从宫女班下来。
春杏后来跟我说，她端了猪肝去，雪团没吃，她放下就走了，以为猫是睡着了。
那时候还没人知道猫死了。
最先知道的是管事方嬷嬷。她早上来点卯，看见我蹲在雪团窝前不动。
她问：「怎么了？」
我说：「雪团没了。」
她整个人抖了一下，把我拉开，自己蹲下去看。
她看完站起来，头一句就问：「今天早上是谁喂的？」
我说：「春杏。」
她说：「你再去问问她真喂了没有。」
我说：「嬷嬷，雪团不吃的。」
她说：「什么？」
我说：「雪团这个月一直不食。」
她盯着我。
我说：「上个月底它就吃得少了。我摸过它的后腿，也摸过它的耳朵。它这是老病犯了。」
方嬷嬷的脸白了。
她说：「这些话你别跟别人说。」
我说：「我说了。」
她说：「你跟谁说了？」
我说：「我跟春杏说了，跟扫院的张公公说过一句。」
她说：「往后不许再说。」
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她为什么让我闭嘴。
半个时辰后，慎刑司的人来了。
不是来抓我的，是来查的。查的人姓薛，五十多岁，脸上有一道旧疤，说话慢，问得很细。他先看了猫，又看了猫食盆，最后把所有喂过雪团的人都叫去问话。
问到我的时候，他说：「你替春杏值夜，是几时出去的？」
我说：「戌时初。」
他说：「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说：「丑时末。」
他说：「中途有没有回来过？」
我说：「没有。我在井房。」
他说：「谁来替你？」
我说：「没人替。井房里只有我一个人。」
他笔尖停了停，问：「这中间你出去过没有？」
我说：「出去过两次。一次是去后院取水，一次是去倒水。」
他说：「多长时间？」
我说：「取水来回二三十步，倒水来回也是。」
他把这两条都记下了。
那时候我还以为他只是照规矩问。
第二件事出在当天下午。御膳房的一个厨役被带了上来，跪在地上直磕头。
他说那天的猪肝里加了东西。
姓薛的问：「加了什么？」
厨役说：「加了马钱子。」
满屋子的人都吸了一口凉气。
马钱子是毒鼠的药，猫吃了一口就抽，抽到死。
姓薛的问：「谁让你加的？」
厨役磕头磕得额头都破了，说：「没有人让我加。」
他说：「那天夜里我收拾灶台，有一包东西搁在那儿，我以为是麸子，就随手拌了。」
他说：「我真的不知道那是给猫的。」
那时候我跪在底下，听见这句话，整个人都凉了。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
雪团这一生，从不吃生人手里的东西。
那一天它没有吃。
姓薛的把我留到最后。
他问：「雪团平常是谁喂的？」
我说：「是我。」
他「嗯」了一声，没说话，在本子上画线。
我说：「大人，我这六年，喂它喂了整六年。」
他说：「我知道。」
他说：「所以最方便动手的也是你。」
我说：「我要是想害它，早就害了，用不着等到今日。」
他说：「这话你留着跟上面说。」
那天黄昏，我被挪出了猫儿房，挪到后面一间堆放旧帐幔的杂物房。门从外头上了锁。屋里没窗，只有门上的一道缝，缝里透进一点点光。
方嬷嬷夜里来了。她从缝里塞进来两个冷馒头，还有一小包咸菜。
她说：「你别怕。」
我说：「嬷嬷，我不怕。」
她说：「你怕也白怕。我说什么也没人听。」
我说：「雪团是病。」
她说：「我知道。」
我说：「嬷嬷，你为什么让我闭嘴？」
她在门外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因为一说出来，就有人会顺着一根线走。」
我说：「顺着哪根线？」
她说：「顺着『这只猫已经病了』这根线，能走到『这只猫不吃东西是因为病』，再走到『吃的里有毒』。」
她说：「可要是它本来就不吃，谁还在食里下毒？」
我说：「所以下毒的人不懂猫。」
她说：「下毒的人不懂猫。」她重复了一遍我的话，「你听见了吗？」
我说：「听见了。」
她说：「你把这句话记住。明天不管谁问你，你都不许改口。」
第二天来了个嬷嬷，是尚宫局的人，姓吴。她问了我两个时辰。问到最后她自己也累了，说：「你不肯说，我们就按证据办。」
我说：「嬷嬷，证据是什么？」
她说：「盆里的食，验出有毒。」
我说：「那是吃剩下的食物。」
她说：「吃剩下的。」
我说：「嬷嬷，您吃过宴会上的东西没有？」
她说：「什么意思。」
我说：「一桌子菜，人不动筷子，那盘菜也在桌上。您说那是人吃过的，还是没吃过的？」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
那天下午，春杏来了。
她十七岁，脸涨得通红，一进门就跪下了。
她说：「柳姐姐，我对不住你。」
我说：「你起来。」
她不起来，一边哭一边说：「那天我端去的猪肝，它一口没吃。我放下就走了，我还，我还。」
我说：「你还什么？」
她说：「我还跟翠屏姐姐说了。」
我心里响了一声。
我说：「翠屏？」
她说：「淑妃娘娘身边那个大宫女。她那天来猫儿房，问雪团吃什么，我说吃猪肝。她走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说，你端的时候小心点。」
我说：「什么时候的事？」
她说：「就在那天申时。」
我说：「申时。你什么时候去喂的？」
她说：「酉时初。」
我把手里那个馒头捏成了渣。
申时问，酉时动手。中间隔一个时辰，足够一个人把一包东西放到厨房的灶台上，再等着一个炒菜的厨役「随手一拌」。
姓薛的查错了方向。他查的是「谁有机会接近猫食」，答案是所有人。他没查「谁会想到这一条」。
因为我一直以为，那盆里掺了毒，就是要给猫吃的。
可雪团根本不会吃。
那么这盆毒食，从一开始就不是给猫吃的。
它是给别人看的。
它要证明的是：有人在这一盆食里下了毒，而那只猫死了。
谁会笨到给一只不吃生人食物的猫下毒？
只有根本不养猫的人。
方嬷嬷第三天又来了。
我把我的意思跟她说了。
她说：「你这些东西，我从哪儿去说？」
我说：「猫还在吗？」
她说：「封在柴房，用石灰盖着，等太后发落。」
我说：「我要看一眼。」
她说：「看不了。柴房有人守。」
我说：「嬷嬷，您想办法。我要看它一张嘴，一只爪。」
她没答应，也没拒绝。
那天夜里三更左右，她来了。她怀里抱着一块青布，鼓鼓囊囊的。
她进门就把布放在地上，一层一层打开。
里面是雪团。
她说：「我偷出来的。」
石灰粉下面，雪团的身体还没有坏。
我把布铺在地上，把它放上去。它的眼睛是闭着的，四条腿蜷着。死了三天了。
我先看它的嘴。
我掰开它的上下颚，凑近了看。
嘴角内侧有两道细细的白痕，一直延伸到舌根。
马钱子熬成药水灌下去，会把口腔烧成这样。这是烧出来的痕。
这不是吃下去的样子。
吃下去的话，灼痕是从舌头到喉咙一片均匀。灌下去的话，水从嘴角灌入，两侧先烧，正中后烧。
我把嘴合上，去掰它的爪子。
猫死了三天，爪子缩着，很难掰开。我一点点地掰，掰到最后，在右前爪的爪缝深处，看见了一小截东西。
一根线。
两三寸长，金色，捻得很细，像绣线里的那种盘金。
我把它挑出来，放在手心里。
手心的汗把它润湿了，它在掌纹里闪了一点点光。
我说：「嬷嬷。」
她说：「什么事。」
我说：「这不是咱们房里的东西。」
猫儿房里没有这种线。我一年到头见的线是麻线、棉线、纳鞋底的线。这种线叫盘金，是把金箔捻在线上，专门绣在蟒纹、凤纹上的。尚服局一年才领那么几两。
我说：「嬷嬷，这是哪里的帐幔上掉下来的？」
她说：「你说什么？」
我说：「宫里只有几处帐幔用这种线。淑妃娘娘宫里去年换了新帐。」
她说：「你想说什么。」
我说：「我想说，行凶那天夜里，雪团挣扎的时候，抓到了一件衣服。这根线就是从那件衣服上掉下来的。」
方嬷嬷倒吸了一口气。
她说：「你知道这样一来，你告的是谁了吗？」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要是错了呢？」
我说：「我要是错了，我就在这儿待一辈子。我要是对的，我要出宫。」
她抱起猫，把它包好，又把那根金线交到我手里。
她说：「你别弄丢了。」
方嬷嬷这一夜没睡。天快亮的时候她回来，眼睛全是红血丝。
她说：「我递上去了。」
我说：「递到哪儿？」
她说：「我找了太后身边的常公公。常公公从前跟我一个村出来的。」
我说：「他说什么？」
她说：「他说今日午时，太后要来看雪团。」
我说：「在哪儿？」
她说：「在颐年的偏殿。」
太后来的时候，天阴着，飘着细雨。
她五十多岁，穿一件藕荷色的氅衣，头上的银簪很简单。她那天带来的，是我六年里见过的，最朴素的一身。
她进殿先看地上的雪团。
青布还包着。常公公要上前拆，太后抬手拦了。
她说：「我来。」
她蹲下去，亲手把布一层一层揭开。她的手很稳，一点没抖。
看完了，她伸手把猫的眼皮合上。
她说：「它今年多大了？」
我说：「十四。」
她说：「养了十四年。」
我说：「奴婢进宫的时候它三岁。」
太后没接话。
过了很久，她说：「你就是柳芽？」
我磕了个头。
我说：「奴婢在猫儿房六年。」
她说：「他们说你在食里下了毒。」
我说：「奴婢没有。」
她说：「你怎么证明？」
我说：「奴婢想请太后看三样东西。」
她说：「说。」
我说：「第一样，请太后看看它嘴里。」
常公公上前，把猫的上颚掰开。
太后低下头看了很久。
她说：「这是烧的。」
我说：「是。马钱子熬水灌下去，就是这个样子。若是自己吃的，火是从当中往下走。这是从两边往中间走，是灌。」
她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细？」
我说：「奴婢爹是猎户。小时候村里有人给狗下药，爹带我去看过。」
太后「嗯」了一声。
我说：「第二样，请太后看看它的右前爪。」
常公公用镊子把那截金线取出来，放在白瓷碟里，端到太后跟前。
太后拿起碟子，对着光看了两眼。
她说：「这是盘金。」
我说：「是。」
她说：「宫里有几处用这种线。」
我说：「奴婢不敢说。」
她说：「你说。」
我说：「去年秋天，尚服局给淑妃宫里换了六架帐幔，用的是这种线。剩下的料头，按例赏给了身边伺候的人。」
殿里静得很。
我说：「第三样，奴婢想请太后找一只猫来。」
太后说：「哪一只？」
我说：「三条。它跟雪团住一间屋，住了九年。」
过了半盏茶工夫，三条被端来了，装在藤篮里。它看着不对劲，一进门就往角落里缩。
我说：「太后，请您让它先闻一闻别人的手。」
常公公伸出手去。三条把头扭开了。
太后又让身边的嬷嬷伸手，三条还是不理。
我说：「请太后让奴婢来。」
我蹲下去，把手摊平，放在它鼻子底下。
它嗅了三下，然后一头扎进我手心里，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起来。
我说：「太后，猫认的不是脸，是手。三十七只猫，有三十一只肯吃奴婢手里的东西。剩下的六只，只认主子。」
我说：「雪团认的也不多。这房里除了奴婢，肯让它安心进食的，只有方嬷嬷。」
我说：「一个生人在它的食盆里放东西，它连碰都不会碰。」
太后的眼睛慢慢抬起来了。
她说：「这么说来，食里有毒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下毒的人不了解猫。」
我说：「是。」
她说：「那他图什么？」
我说：「他图的不是猫。」
殿角忽然「啪」的一声。
翠屏被带进来的时候，腰上还系着那个荷包。
那是苏绣的荷包，青缎子底，边缘用金线压了一圈缠枝莲。
太后没说话，只看了她一眼。
翠屏跪在地上，头抬着。她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太后说：「把荷包解下来。」
常公公上去解。他捧着那个荷包回到太后面前的时候，我看见太后的手在袖子里握了一下。
她说：「拿去跟碟子里的比。」
常公公用镊子从荷包边缘抽出一根线，放在碟子里，跟那截金线并排摆着。
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捻法。
翠屏这时候才低下头。
她说：「娘娘。」
太后很平静地说：「你动手的时候，想过它会抓你吗？」
翠屏说：「我想过。所以它咬不着我的时候，我没想到它的爪子。」
太后闭上眼睛。
她说：「我跟它在一起十四年。它从我手里吃东西，在我袖子里睡过觉。它这一辈子抓过的人，两只手数得过来。」
她说：「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翠屏说：「奴婢穿的是那件旧袄。」
太后笑了。
那个笑很冷，我在猫儿房六年，只听过这么一次。
她说：「那就对了。」
后来翠屏被带下去了。后来怎么样，我没看见，也没敢问。
我只听说，第二天淑妃称病，闭宫半个月。
事情了了以后，太后把我叫过去。
那天她在窗边坐着，手里捧着一只碗，碗里是碎猪肝。她用来喂谁，我也不知道。
她说：「你想要什么？」
我跪下去，说：「奴婢想要一样东西。」
她说：「说。」
我说：「求太后放奴婢出宫。」
她愣了一下。
她说：「你这个年纪，能出去的人不少，可出去以后做什么，你想过没有？」
我说：「想过了。」
她说：「做什么？」
我说：「奴婢会喂猫。」
她说：「就这一样？」
我说：「奴婢还会看猫的病，会给猫洗澡，会给猫接生。这六年房里生的十七窝猫，有十四窝是奴婢接的。」
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
她说：「银子要不要？」
我说：「要。」
她说：「你倒老实。」
我说：「出去了要租屋，要买锅。」
她点了点头，让常公公取了二十两银子给我。银子是用一块蓝布包着的，我抱着那包东西，一直不敢松手。
我说：「奴婢还有一件事。」
她说：「你说。」
我说：「求太后准奴婢带三条出去。」
她说：「它三条腿。」
我说：「是。」
她说：「三条腿的猫，宫里不要。」
我说：「我要。」
她说：「带吧。」
我出了宫。我走的那天是四月初八，天很晴，我连包袱都背着，怀里抱着三条。
出了神武门我就停住了，站在太阳底下，半天没敢往前走。
六年了，我想过很多次这一步，真到了这一步，我发现自己连路都不会走了。
后来我在城南租了一间半的房子，租金每月一百二十文。前屋做铺子，后屋住人。
我给铺子钉了块木牌，找读书的老先生写了四个字：猫食猫医。
老先生问我，什么叫猫医。
我说：「给猫看病的。」
他说：「猫也要看？」
我说：「要。」
头三个月，一个客人也没有。街坊路过，看见这块牌子就笑，说猫还用得着看大夫。
第四个月，来了第一位客人。
是城南绸缎庄的账房先生，抱着一只灰猫。那猫眼睛糊得快睁不开了，毛一绺一绺地掉。
他说：「东家的猫，东家命我来看看。」
我看了看，是猫癣。我给它洗了两回澡，用艾叶水，又调了点硫磺膏抹上。
我说：「三日后再来。」
三日后他抱着猫来，猫的眼睛睁开了。
我说：「不多不少，二十文。」
他说：「二十文？」
我说：「二十文。」
他说：「我来说一声，我那边绫罗庄后头的库房年年闹鼠，你要不要接？」
我说：「接。」
我问：「多少钱一个月？」
他说：「一个月三十文。你要是能把鼠治住，东家另赏。」
那一年我一共接了六处库房。我给每处放一到两只猫，不收买猫的钱，只收看管的月钱。
我又收了两只流浪猫，一只花了眼的，一只耳朵缺一块的，都养在后院。
有一年夏天，街上一群孩子拿石头砸一只流浪猫，砸得它躲在沟里不敢出来。我提着一锅水过去，把孩子们轰散了，蹲在沟边蹲了半个钟头，把那只猫引出来。
带头的那个孩子第二天来了，站在门口不肯进。
我问他：「你来干什么？」
他不说话，从兜里掏出一条小鱼干，放在台阶上，转身跑了。
那鱼干我拿来喂了猫。第二天他又放了一条。连着放了半个月。
后来我让他进屋，教他怎么熬猪肝，怎么给猫擦眼睛。
这孩子现在是我铺子里的伙计。去年他把名字改了，说是跟着记账方便，官府能给登记。他姓什么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他从小没名，人家叫他孬蛋。
我给他起了个名。
我叫他：算了，他说他不要名字多难听的，就说你叫我孬蛋也可以。
后来我还是给他起了个名，叫赵三顺。他很喜欢，说这名字好，顺。
我说：「顺什么顺，你把手洗了去。」
这些事过去这么多年，我也老了些。
有人问我，你在宫里待得好好的，怎么跑出来了。
我说：「宫里猫多。」
他说：「猫多有什么不好的？」
我说：「猫多人也多。」
我说的是实话。我这人不大会跟人打交道，跟猫打交道还行。
现在我的日子过得还算踏实。早上起来先熬一小锅猪肝，拌米汤，趁热端给后院那几只。白天有人来买猫食，有人来请我去看猫，我就背着药箱跟他去。
有时候我跟人说，猫其实不是等着人喂的，猫是在挑人。
你把一碗食放在地上，它过来闻一闻，然后决定吃不吃。
就这一闻，它就把人看明白了。
那只三条腿的橘猫跟我过了七年。它走的那天是二月十三，下着小雨。它在我外屋的火盆边上趴着，趴着趴着头就歪下去了。
我把它埋在城南的山坡上，埋在一个向阳的地方。
回来那几天屋里空得吓人，我一个人在屋里坐着，坐到天黑。
第二年开春，我在门口捡到一只东西，一只小的不能再小的橘猫，右后腿是歪的，趴在门槛上喘。
我把它抱进来，给它灌了半勺米汤。
它活了。
我数了数它的腿，刚好够。
我给它起了名字。
后来有时我走过城南那道城墙根，会抬头往上看一眼。城砖一层一层压得结实，砖缝里长着草，风一吹就动。
我一想到从前就在那后头过了六年，总觉得隔了半辈子。
半辈子也好。这半辈子我学会了一样东西：遇见一件看起来很明白的事，先别急着点头。
说得越明白的事，越像有人替你摆好的。
我叫它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