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红旗搪瓷厂发给我一个印着“先进生产者”的搪瓷碗，全礼堂鼓掌。上辈子我捧着它干到下岗，最后饿死在出租屋。这回我当场松手，碗磕掉一块瓷。我签了离职协议，揣着四百二去乡下收君子兰。未婚妻转身跟了主任儿子，笑我卖草。半年后，俩人抱着八千块买的兰花来求我收，我开价两块。
【1】
一九八四年三月，春江市红旗搪瓷厂的大礼堂里，喇叭吱吱啦啦地响，广播员苗翠翠的声音甜得能拉丝。
“下面，请先进生产者何守成同志上台领奖！”
底下掌声一片。我站在台上，脑子嗡嗡的，手里被厂长塞进一个白底红字的搪瓷饭碗，碗上印着五个大字：先进生产者。碗底还有一行小字：红旗搪瓷，端稳一辈子。
我低头看着这个碗，手开始抖。
上辈子，我就是捧着这个碗，在这个厂干了二十一年。一九九八年厂子改制，全员下岗，我四十一岁，除了给搪瓷盆描牡丹花，啥也不会。后来我蹬过三轮，看过自行车棚，在菜市场门口卖过袜子，被城管撵得鞋都跑丢一只。柳美娟跟我吵了半辈子，嫌我窝囊，最后跟着一个倒腾建材的跑了。我六十六岁那年冬天，一个人死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桌上就摆着这个掉了瓷的碗，碗里是半碗坨了的挂面。
现在，这个碗又回到我手里了，崭新锃亮，连个磕碰都没有。
“守成，说两句啊！”厂长赵德胜拿胳膊肘捅我，笑得满脸褶子。
台下第一排，车间主任钱有福跷着二郎腿，他儿子钱进步坐在旁边，梳着三七分，头油抹得苍蝇站上去都得劈叉。再旁边是我未婚妻柳美娟，她冲我比了个口型：好好表现。
我清了清嗓子，对着话筒说：“谢谢厂里。这个碗，我不要了。”
礼堂一下子安静了，安静到能听见后排有人嗑瓜子嗑到一半卡住了。
我松开手。
搪瓷碗掉在水泥台面上，“当”的一声，弹了两下，碗沿磕掉一小块瓷，露出底下黑乎乎的铁皮。
赵德胜的笑僵在脸上，像是被人往脸上糊了一层石膏。
“何守成，你干啥？”
我指了指礼堂门口那张公告。那是今天早上刚贴的，厂里搞试点，自愿离职的职工，按工龄一年补六十块，一次性买断，从此跟厂里两清。公告贴了一上午，全厂一千多号人，没一个报名的，大家路过都要啐一口，说这是给傻子准备的。
“厂长，我报名，我买断。”
这下底下炸了锅。
钱有福第一个笑出声，笑得二郎腿都放下来了：“何守成，你脑子是让烤瓷炉给熏坏了吧？七年工龄，四百二十块，你拿着这点钱能干啥？买棺材都得挑薄的！”
钱进步跟着起哄：“人家这叫格局打开，打开了就合不上了。”
全场哄笑。
车间里出了名的大嗓门王大炮站起来，拍着大腿喊：“守成，你要是出去能混出个人样来，我王大炮倒立绕厂区走一圈！”
“行，大炮哥，这话我记住了。”我冲他点点头，“到时候你别找借口说腰不好。”
“我腰好着呢！倒立两圈都行！”
又是一阵笑。
柳美娟的脸已经从白变红又从红变青了，她站起来冲我喊：“何守成，你给我下来！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没理她，弯腰把那个磕了瓷的碗捡起来，揣进怀里。这个碗我得留着，留着天天看，提醒自己上辈子是怎么窝囊死的。
我跳下台，直接往厂办走。赵德胜在后面追我，一边追一边喊：“守成，你冷静冷静，先进生产者是要涨一级工资的！一个月多七块五呢！”
七块五。
我上辈子为了这七块五，给厂里干了二十一年，最后厂里一纸通知，我连七毛五都拿不着。
“厂长，七块五您留着，给下一个先进买点头油。”
厂办的会计老苗推了推老花镜，盯着我看了半天：“小何，这字签了，可就回不了头了。”
“苗叔，您放心，我这辈子都不打算回头。”
我刷刷签了名，按了手印。老苗叹口气，从抽屉里点出四百二十块钱，大团结一张一张数到我手上。我把钱塞进内衣口袋，拍了拍，心里头踏实得不行。
出厂办的时候，广播室的窗户开着，苗翠翠趴在窗台上，眼睛瞪得溜圆：“何守成，你是认真的？”
“比你播的新闻还真。”
她咬着嘴唇看了我一会儿，忽然小声说：“那你小心点，美娟她妈今天晚上要上你家。”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上辈子没有这一出，因为上辈子我老老实实领了碗，还上台念了三分钟的感谢稿。
这辈子，丈母娘要提前登场了。
【2】
晚上七点，我家那扇木门被拍得砰砰响，跟警察来抄家似的。
我妈刚把一盘炒白菜端上桌，我爸手里的鸡毛掸子已经举了半个钟头，就等着找个由头往我身上招呼。
门一开，柳婶带着柳美娟进来了。柳婶穿着一件枣红色的确良外套，烫着一头卷，往屋里一站，气势像是来收复失地的。
“老何家的，你们家守成今天在厂里干的事，你们知道不？”
我妈赶紧赔笑：“知道知道，我们正说他呢。”
“说？光说有啥用！”柳婶一拍桌子，白菜都跳了一下，“我闺女跟他订婚，图的是啥？图的就是他在国营厂有个正式工作，图的是他端着铁饭碗！现在倒好，碗他自己扔了，扔得叮当响，全厂都听见了！我们老柳家的脸往哪搁？”
我爸的鸡毛掸子终于找到了方向，一下抽在我胳膊上：“你个败家子！你给我说，你脑子里装的是啥？”
我揉着胳膊，说：“爸，装的是脑子。”
“你还贫！”
又是一掸子。
柳美娟站在她妈身后，眼圈红红的，开口说：“守成，你明天去厂里跟厂长认个错，把钱退回去，这事我就当没发生过。”
我看着她。上辈子我就是太听她的话，她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最后她嫌我没出息，拎着包走得头都没回。
“美娟，钱我不退。我要出去做买卖。”
“做买卖？”柳婶的嗓门直接拔高了一个八度，“你知道做买卖叫啥吗？叫投机倒把！叫个体户！个体户是啥？就是没单位要的人！街上卖瓜子的、修鞋的、钉马掌的，那都叫个体户！你要我闺女嫁个钉马掌的？”
“柳婶，钉马掌的一个月挣得比钱主任都多。”
“你，你，你！”柳婶气得直哆嗦，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包，往桌上一摔，“这是你们家给的订婚金镏子，我们退回来！彩礼那三百块，算是我闺女的青春损失费！这婚，不结了！”
我妈“哎呀”一声差点坐地上。
我把红布包打开看了一眼，金镏子还在，就是好像比原来小了一圈。
“柳婶，这镏子你们拿去金店抛过光了吧？抛掉的那点金子，也算青春损失费？”
柳婶脸一红，拉着柳美娟就往外走。走到门口，柳美娟回过头，冷冷地说：“何守成，你别后悔。进步说了，他下个月就转正，他爸说了，以后车间副主任的位子就是他的。”
“那挺好。”我真心实意地祝福她，“祝你们俩端着铁饭碗，一端端到底。”
她“砰”地摔上门。
门框上的灰落了我爸一头。
我爸把鸡毛掸子一扔，蹲在门槛上抽闷烟，半天憋出一句：“守成，你给我句实话，你到底想干啥？”
我蹲到他旁边，说：“爸，你信我一回。我想去乡下收君子兰。”
“啥？”
“君子兰，就是那种叶子宽宽的、开橘红色花的。”
我爸抬起头，眼神像在看一个刚从精神病院翻墙出来的人：“你辞了国营厂的工作，去乡下收草？”
“爸，那不是草。过不了半年，那东西一盆能换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
我爸没说话，烟屁股烧到了手指头，烫得他一哆嗦。
我妈在屋里哭，哭着哭着开始骂，骂着骂着开始收拾我的衣服，一边收拾一边说：“你要是饿死在外面，别回来找我。”然后往我包里塞了十个煮鸡蛋，两罐腐乳，一包大白兔。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四百二十块钱，坐上了去郊区靠山屯的拖拉机。
拖拉机开出厂区大门的时候，我看见钱进步搂着柳美娟站在门口，钱进步冲我挥手，喊：“守成哥，到了乡下记得多收点狗尾巴草，那玩意儿也是草，便宜！”
柳美娟笑得花枝乱颤。
我冲他们也挥了挥手，心想，笑吧，笑得越响，待会儿哭得越带劲。
【3】
靠山屯有个老花农叫孙老蔫，人如其名，说话慢，干活慢，连眨眼都比别人慢半拍。
我上辈子认识他，是在一九八六年的报纸上。报纸说靠山屯有个花农，一九八四年把自家两百多盆君子兰苗一块钱一盆卖给了城里人，半年后那批苗涨到几百块一盆，他气得在炕上躺了仨月。
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正蹲在院子里，往一堆破瓦盆里浇水。瓦盆里头，一排一排全是君子兰的小苗，叶子短短的，绿油油的，看着跟韭菜差不多。
“孙大爷，这些苗卖不？”
孙老蔫慢慢抬起头，慢慢眨了眨眼，慢慢说：“卖，城里人，你要几盆？”
“有多少要多少。”
他手里的水瓢“咣当”掉地上了。这是我见过他最快的一个动作。
最后我们谈的价钱是：小苗五毛一盆，长了两年的中苗三块一盆，他家那盆养了五年、叶子又宽又亮的老兰，二十块。孙老蔫说那盆是他老伴生前最稀罕的，不太想卖。
我想了想，说：“大爷，那盆您留着。我再多给您二十块，您帮我把这些苗养到夏天，我分批来拉。”
孙老蔫看着我手里的钱，眼神像是看见了天上掉下来的饺子，还是三鲜馅儿的。
两百三十盆小苗，八十盆中苗，一共花了我三百五十五块。剩下六十五块，我在春江市花鸟市场租了个摊位，一个月五块，又托人做了块木牌子，上面写着：靠山屯君子兰，正宗老根。
摆摊第一天，我就遇上了熟人。
钱进步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后座上坐着柳美娟，两人是来逛市场的。钱进步一眼看见我，车都不骑了，推着过来，绕着我的摊子转了三圈。
“哟，守成哥，真卖上草了？这一盆多少钱啊？”
“中苗十五，小苗三块。”
钱进步笑得直拍车把：“三块？一盆草卖三块？我们厂一个月才四十多块工资，你这一盆草就想要我两天的工钱？你这是卖草还是抢钱？”
柳美娟捂着嘴笑：“进步，别说了，人家都落到这个地步了，多可怜啊。”
“我可怜他？我还是可怜可怜这些草吧，跟着他，迟早都得烂在盆里。”钱进步伸手在一盆小苗上弹了一下，“君子兰，我看是君子烂。”
两人笑着走了。
我没生气。上辈子我被城管撵、被顾客骂、被同行掀摊子，钱进步这点段位，连给我挠痒痒都不够。
当天下午，来了一个戴眼镜、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蹲在我摊子前看了半天，指着一盆中苗问：“这盆是什么品种？”
“和尚兰，叶脉清楚，叶面亮，您看这叶尖，圆的。”
“多少钱？”
“二十。”我把价钱往上提了五块。
中年人二话没说，掏出两张大团结。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市文化馆的副馆长，专门研究这个的。
第一天，卖了三盆，挣了三十八块。
第一个星期，卖了二十一盆，挣了二百一十块。
到四月底，春江市的君子兰行情开始往上蹿。中苗从十五涨到五十，小苗从三块涨到十块，品相好点的老兰，已经有人开价上千了。花鸟市场里人挤人，有人背着麻袋装钱来买花，场面跟抢购粮票差不多。
我每隔三天去一趟靠山屯，孙老蔫每次见我都多眨两下眼，眨着眨着有一天忽然说：“小何，你是神仙下凡吧？”
“大爷，我不是神仙，我就是知道哪天下雨。”
五月初，我口袋里已经有了两千多块。
那天晚上，我把钱一沓一沓码在桌上，我爸手里的烟又烧到了手指头，这回他都没觉得烫。
我妈盯着那堆钱看了半天，扭头进屋，又往我包里塞了十个煮鸡蛋。
【4】
一九八四年秋天到一九八五年春天，春江市的人疯了。
是真的疯了。厂里下了班，工人不回家，直接奔花鸟市场。退休老头把棺材本取出来买君子兰，年轻小伙子把自行车卖了买君子兰，有个大姐把陪嫁的缝纫机推到市场门口，就为了换一盆叶子宽两指的“大胜利”。
一盆好兰花，能换一套房子的说法，在街头巷尾传得有鼻子有眼。
我的摊子从一个变成了三个，雇了两个待业青年帮忙看摊，自己专门跑货源。靠山屯孙老蔫家的苗卖完了，我又跑了周边七八个屯子，收了一千多盆。
到一九八五年三月，我手里攥着的现金，已经是一万四千块。
万元户。
这三个字在一九八五年，比后来的亿万富翁还吓人。
红旗搪瓷厂的人也坐不住了。听说厂里有一半职工都在倒腾君子兰，上班时间车间里没人描花，全在讨论哪盆兰花叶片多宽、叶脉多亮。钱有福作为车间主任，不但不管，还带头倒腾，据说他把家里的存款全拿出来，又找亲戚借了一圈，凑了五千块。
三月中旬的一天，钱进步和柳美娟又来了。
这次两人没骑车，是坐三轮车来的，钱进步的头油抹得更厚了，柳美娟穿了一件新的呢子大衣，脖子上还系着一条丝巾。
“守成哥，听说你这儿有好货？”钱进步把手揣在兜里，下巴抬得能挂油瓶。
“有，不卖你。”
钱进步一愣：“为啥？”
“因为你买了要亏，到时候你爸得来找我拼命。”
我说的是实话。上辈子我就知道，一九八五年五六月份，报纸上会连着登几篇批评君子兰炒作的文章，紧接着市里出台政策，限制交易、征收重税，价格一夜之间断崖式下跌，一盆几千块的兰花，最后只能论斤卖。
钱进步哈哈大笑：“亏？守成哥，你自己赚得盆满钵满，轮到我们就说要亏？你这是吃独食，怕我们抢你生意吧？”
柳美娟也撇嘴：“就是，何守成，你别以为自己是万元户就了不起，进步他爸说了，再过俩月，一盆好兰能卖到三万！”
我叹了口气，说：“我把话撂在这儿，过了五月，你们手里的兰花，就是一把草。你们要是有余钱，赶紧收手。”
“我信你个鬼！”钱进步一甩手，“美娟，走，咱上别家买，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花。”
两人扭头就走了。
后来我听说，他们在市场东头的二道贩子刘麻子那里，花八千块买了一盆号称“春江第一兰”的“黄技师”。这八千块里，有钱有福的五千块存款，有柳婶家准备给柳美娟当嫁妆的两千块，还有一千块，是钱进步以他爸的名义从厂里财务科“临时借”的。
我得知这件事以后，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把手里所有的存货在四月底之前全部清空。有个南方来的老板想打包买走我最后两百盆，我按市价打了个九折，一次性收了一万一千块现金。
第二件，我去了一趟靠山屯，把孙老蔫老伴的那盆老兰买了下来。
孙老蔫这回眼都不眨了，愣愣地问我：“小何，你不是说要留给我吗？”
“大爷，我先替您保管。”我说，“过两个月，这盆兰花会掉价掉得很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逼您卖，压价压到几块钱一盆。您要是信我，就让我拿走，我一分钱不赚您的。等风头过了，您想要回来，我原样还您。”
孙老蔫想了半天，最后点点头。
我抱着那盆兰花回城的时候，花鸟市场门口挂着一条红布横幅：君子兰交易大会，五月一号盛大开幕！
钱进步和柳美娟就站在横幅底下，抱着那盆“春江第一兰”，跟一群人合影留念。闪光灯一闪，钱进步笑得像个刚中了状元的。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钱进步冲我喊：“守成哥，五月一号来捧场啊，到时候我这盆花，起码这个数！”他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块？”我问。
“三万！”
“哦，”我点点头，“那我先祝你好运。”
【5】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号，春江日报头版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君子兰热，该降温了。
五月二十八号，第二篇文章，标题是：一盆花，何以值一套房？
六月三号，市里出台君子兰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所有交易必须到指定市场登记，按成交价征收高额交易税。
六月四号早上，花鸟市场门口挤满了人，不是来买的，是来卖的。
一盆前一天还标价三千的兰花，有人喊一千，没人接。喊五百，没人接。喊一百，还是没人接。到了中午，有个老头抱着他花了四千块买的兰花，坐在市场门口嚎啕大哭，最后二十块卖给了一个开饭馆的，人家说拿回去摆在店里当个装饰。
那天我坐在市场对面的小卖部门口喝汽水，一瓶北冰洋，两毛钱，冰得透心凉。
下午三点，钱进步和柳美娟来了。
钱进步的头发乱成了鸡窝，头油都结块了，柳美娟的丝巾不见了，眼睛肿得像两个桃。钱进步怀里抱着那盆“春江第一兰”，叶子还是那么宽，那么亮，可已经没人多看它一眼。
钱进步看见我，眼神一下子亮了，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守成哥！守成哥你收花不？你帮我收了吧，我便宜卖给你！”
“多少钱？”
“七千！不，六千！五千也行！”
我把汽水瓶放下，伸手摸了摸那盆兰花的叶子，叶脉确实漂亮，可惜生不逢时。
“两块。”
“啥？”钱进步的声音劈了叉。
“两块钱，我收。”我说，“这个价，已经是看在咱们一个厂出来的份上了。你出去打听打听，现在市场里收兰花，论斤称。你这盆连盆带土，最多一斤半，一斤一块二，我给你凑个整。”
柳美娟“哇”的一声哭出来：“何守成，你，你落井下石！”
“我落井下石？”我站起来，看着她，“美娟，三月份我当着你们的面说过，过了五月这东西就是一把草，让你们收手。你们是怎么说的？说我吃独食，说我怕你们抢生意，还说我信你个鬼。现在鬼来了，你们倒怪我了？”
钱进步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憋出一句：“你，你早就知道会跌，你为啥不早说清楚？”
“我说得还不够清楚？我就差拿个大喇叭在你家门口喊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认出钱进步，小声议论：“这不是搪瓷厂钱主任的儿子吗？听说他从厂里借了一千块公款……”
钱进步的脸一下子从红变白，抱着花盆就跑了，柳美娟踩着高跟鞋在后面追，追到一半，鞋跟断了。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喝完了最后一口汽水。
爽，比北冰洋还爽。
第二天，我回了一趟红旗搪瓷厂。
我是被厂里请回去的。春江日报的记者要写一篇关于万元户的报道，找到厂里，厂里一听，说这个何守成是我们厂出去的，是我们厂培养的，于是赵德胜亲自打电话到我家，请我回去“跟老同事们分享一下经验”。
礼堂还是那个礼堂，台还是那个台。一年多以前，我在这里扔了一个碗。
这回，我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记者的闪光灯咔嚓咔嚓地闪。
台下坐着的人，有一半在君子兰上赔了钱，看我的眼神复杂得像一锅乱炖。
我讲完话，冲台下喊了一嗓子：“大炮哥在吗？”
王大炮缩在最后一排，想往桌子底下钻。
“大炮哥，倒立绕厂区一圈，你说的，全厂都听见了。”
全场哄堂大笑。
王大炮这人嘴大，但还算是条汉子，他红着脸站起来，走到礼堂外面的空地上，往手心吐了口唾沫，“嘿”的一声倒立起来。他刚走出去五米，裤腰带断了，裤子滑到膝盖，露出一条大红色的秋裤。
那一天，全厂都记住了王大炮的大红秋裤。
【6】
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七年，我没闲着。
君子兰赚的两万多块，我没拿去存银行，也没拿去吃喝。我在城南买了个小院，把爸妈接过去住，剩下的钱，我在等下一个风口。
等风口的日子里，我干了两件小事。一件是在靠山屯包了二十亩荒地，雇孙老蔫帮我种花，玫瑰、月季、康乃馨，不再是炒作的东西，是正经卖给饭店、婚庆、机关单位的鲜切花。另一件，是我隔三差五去一趟搪瓷厂广播室，给苗翠翠送汽水。
苗翠翠一开始不收，说我收买广播员，是想让她在广播里给我打广告。后来收了，说汽水是无辜的。再后来，她会提前把广播室的门打开，桌上摆好两个搪瓷缸子。
“何守成，你天天往我们厂跑，不怕别人说闲话？”
“说啥？”
“说你，说你这个万元户，看上了一个月拿三十八块的广播员。”
“那我还真是看上了。”
她拿起搪瓷缸子砸我，没砸着，汽水洒了我一身。
一九八七年开春，我等的风口来了。
那年春节联欢晚会以后，街上开始流行一种裤子，黑色的，弹力的，紧紧裹在腿上，裤脚有一根带子踩在脚底下，叫健美裤。
我上辈子记得清清楚楚，八七年到八八年，这种裤子火遍了全国，从大城市到小县城，从十八岁的姑娘到六十岁的大妈，人手一条。最火的时候，一条健美裤能卖到十几块，顶得上一个工人小半个月工资。
我在城北租了一个废弃的粮库，买了二十台二手缝纫机，托人从广州进了一批弹力布，又在街道上贴了招工启事：招女工，计件工资，干得多拿得多，干得好有奖金。
第一批来应聘的，一半是待业青年，另一半，是红旗搪瓷厂的家属。
厂里那会儿已经开始不景气了。搪瓷盆、搪瓷缸、搪瓷饭碗，以前是紧俏货，现在城里人开始用塑料盆、不锈钢饭盒，搪瓷厂的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货。工资倒是还照发，但奖金没了，加班费也没了。
我给女工开的工资，计件下来，一个月能拿到六十块，比搪瓷厂的正式工还多二十块。
消息传回厂里，有人坐不住了。
钱有福坐不住了。
他自从那一千块公款的事以后，副主任的位子没给钱进步保住，自己的车间主任还差点被撸了。钱家欠了一屁股债，柳美娟最后还是嫁给了钱进步，婚礼办得冷冷清清，听说柳婶在酒席上哭了一场，说自己闺女是跳进了火坑。
钱有福把这笔账，算到了我头上。
一九八七年六月的一天，我正在粮库里清点刚出货的两千条健美裤，门口来了一辆吉普车，下来三个穿制服的。
为首的是市工商局的一个科长，姓黄。黄科长身后，钱有福探着脑袋，一脸的幸灾乐祸。
“何守成是吧？有人举报你非法雇工、投机倒把、偷税漏税，我们来查查。”
车间里的女工都停了手，一个个吓得脸色发白。有个搪瓷厂的家属大姐手一抖，缝纫机针扎了手指头。
钱有福背着手走进来，啧啧两声：“守成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做人要本分。你看看你，雇这么多人，这跟旧社会的资本家有啥区别？黄科长，这些布，这些机器，还有这些裤子，全都得没收！”
我没吭声，转身走进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
【7】
牛皮纸袋里，是一沓文件。
我一张一张摆在黄科长面前。
“黄科长，这是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一九八七年三月办的，经营范围写的是服装加工、销售。这是区里的雇工备案登记，我雇了二十六个人，每个人的名字、身份证号、家庭住址都登记了，符合今年的政策。这是我从一九八七年三月到现在的纳税凭证，一共四张，每个月的营业额、税额，税务所都盖了章。这是我从广州进布的发票，这是我卖给市百货大楼的供货合同，这是百货大楼的收货单。”
黄科长一张一张翻，翻得越来越慢，眉头越皱越紧。
翻到最后，他抬起头看了钱有福一眼，那眼神，跟看一个往他鞋上吐了口痰的人差不多。
“钱主任，你举报说他偷税漏税，他这儿每一笔都有凭证。你说他投机倒把，他这东西是正经卖给国营百货大楼的。你说他非法雇工，他在区里备了案。你这个举报，有啥依据？”
钱有福的脸一下子垮了，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听说，他雇了这么多人，肯定有问题……”
“听说？”黄科长把文件往桌上一拍，“你让我们科里三个人开车跑一趟，就为了你一个听说？”
我适时地补了一刀：“黄科长，钱主任可能是好心。他是搪瓷厂的车间主任，可能是担心他们厂的家属在我这儿干活受委屈。不过您也看见了，我这儿的女工，一个月拿六十块，比他们厂正式工多二十块。”
车间里那个扎了手指头的大姐忍不住插了一句：“就是！钱主任，我在厂里干临时工，一个月二十八块，还得给你家擦玻璃！”
周围的女工哄堂大笑。
钱有福的脸，红得能直接拿去当信号灯。
黄科长临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说：“小何，年轻人干得不错。以后有啥困难，可以来局里找我。”然后他走到吉普车边上，回头冲钱有福说：“钱主任，你自己走回去吧，车上坐不下。”
钱有福站在粮库门口的大太阳底下，站了足足有五分钟。
那天晚上，我在粮库里请全体女工吃了顿红烧肉，每人发了一条健美裤当奖金。
苗翠翠也来了。她穿着一条黑色的健美裤，在粮库门口转了个圈，问我：“好看不？”
“好看。”
“有多好看？”
“比我们厂所有的裤子都好看。”
“废话，你们厂就做这一种裤子！”
她又拿搪瓷缸子砸我，这回砸着了。
那一年，我的健美裤从春江市卖到了周边五个县城，又通过百货大楼的系统，卖到了省城。一九八七年底，我算了一笔账，净赚八万七千块。
我买了一辆二手的上海牌轿车，第一次开着它回红旗搪瓷厂，是去接苗翠翠下班。
轿车停在厂门口，全厂下班的人都围过来看，有人伸手摸车门，有人趴在车窗上往里瞅，跟看外星人似的。
钱进步骑着那辆二八大杠从厂里出来，看见我的车，车把一歪，直接撞上了门口的电线杆。
柳美娟坐在后座上，被摔出去一米多远，正好摔在我车前头。
她从地上爬起来，抬头看见我，又看见坐在副驾驶上的苗翠翠，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苗翠翠摇下车窗，冲她笑了笑：“美娟姐，你没事吧？要不要我们送你去医院？”
柳美娟扭头就跑，跑了两步，又回去把钱进步从电线杆底下拽起来，两人推着变了形的自行车，一瘸一拐地走了。
我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说：“当年要是她没退婚，现在坐在那车里的就是她了。”
另一个人说：“得了吧，人家何守成就算没退婚，那车里坐着的也不一定是她。”
【8】
一九九零年以后，红旗搪瓷厂一年不如一年。
这个结局，我上辈子亲身经历过一遍，所以这辈子我看着它一点点往下滑，心里头不是滋味，但也不意外。
搪瓷制品卖不出去，仓库里的货堆到了房顶。厂里开始拖欠工资，一开始拖一个月，后来拖三个月，再后来，厂里开始用产品抵工资。
一个月工资四十五块，发给你十个搪瓷盆、五个搪瓷缸、两个痰盂。
工人们把搪瓷盆顶在头上，到街上去卖，一个盆原价三块，卖一块五都没人要。春江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推着三轮车卖搪瓷盆的搪瓷厂工人，喇叭里喊着：“搪瓷盆，搪瓷盆，一块钱一个，买俩送痰盂！”
有人编了个顺口溜：红旗搪瓷厂，工资发脸盆，脸盆卖不掉，回家洗脚去。
钱有福还在当他的车间主任，不过日子也不好过。厂里没活干，车间主任也就是个摆设。据说他利用职务之便，偷偷倒卖厂里的原材料，把好好的钢板当废铁卖给外面的废品站，钱进了自己的口袋。
钱进步这几年过得更是一言难尽。他在厂里没啥本事，又爱面子，先是跟人合伙倒腾电子表，被人骗了三千块，后来又倒腾录像带，被公安抓了一回，罚了两千。柳美娟跟他生了个儿子，天天在家吵架，吵得整条街都知道。
一九九三年冬天，我在城东的新厂里第一次见到柳美娟。
那时候我的公司已经有三百多个工人，除了健美裤，还做牛仔裤、夹克衫，九一年以后又跟一家香港公司合资，做出口的羽绒服。苗翠翠早就辞了搪瓷厂的工作，成了我公司的总经理，也成了我老婆。
柳美娟是来应聘的。
她站在人事科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脸上的皮肤又干又糙，跟八四年那个穿呢子大衣、系丝巾的姑娘，判若两人。
人事科长不认识她，拿着她的简历来问我：“何总，这个女的说她认识您，以前是您对象，让我给她安排个轻快点的活儿。”
我接过简历看了一眼，工作经历那一栏写着：红旗搪瓷厂描花工，十年。
“按正常流程走，”我说，“她会描花，就让她去车间做印花，计件工资，跟其他人一样。”
人事科长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柳美娟自己闯进了我的办公室。
“守成，”她叫我的名字，声音有点抖，“我知道你现在发达了，你能不能看在以前的情分上，给我安排个办公室的工作？我在车间里站不了一天，我腰不好。”
我看着她，想起了很多年前，她站在我家门口，冷冷地说“何守成，你别后悔”。
“美娟，以前的情分，在你妈把金镏子抛了光退回来的那天，就已经结清了。”我说，“你来应聘，我按规矩录用你，给你开跟别人一样的工资，这是我能做的。办公室的工作要会打字、会做账，你会吗？”
她不说话了。
“那就去车间吧。腰不好，我让人给你搬把椅子。”
她咬着嘴唇站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去了车间。
苗翠翠在门外偷听，等柳美娟走了才进来，靠在门框上看着我：“你就不怕她心里记恨你？”
“她记恨我的时候多了，不差这一回。”我说，“再说，我给她一份工作，不是因为我大度，是因为她描花描得确实不错。上辈子，不对，以前在厂里，她描的牡丹是全车间最好看的。”
苗翠翠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说：“何守成，你刚才说上辈子。”
“口误。”
“你有好几次口误了。”
我把她拉过来，搂在怀里，说：“翠翠，有些事我以后慢慢跟你说。”
她没再问，只是伸手掐了一下我的腰，掐得我嗷的一声叫出来。
【9】
一九九七年秋天，红旗搪瓷厂宣布改制。
这一天比我上辈子记得的早了一年。
全厂一千二百多名职工，除了少数管理层，全部下岗。厂房、设备、土地，打包公开拍卖。
消息一出，全厂哭成一片。那些当年笑话我扔了铁饭碗的人，终于知道，所谓的铁饭碗，原来也是会生锈的，锈穿了，就漏了。
王大炮在厂门口蹲了一整天，烟抽了三包。他看见我的车开过来，站起来想跟我打招呼，又不好意思，搓着手站在那儿。
我摇下车窗：“大炮哥，抽我一根？”
他接过烟，手直抖：“守成，当年，当年是我嘴贱。”
“你当年倒立了，咱俩两清了。”我说，“大炮哥，你烧炉子的手艺，在全厂是头一份。你先别急着找下家，过几天，我有事找你。”
王大炮愣愣地看着我，烟灰掉了一裤子。
拍卖会定在十一月十五号，地点就在厂里的大礼堂。
我上辈子没见过这场拍卖会，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扛着铺盖卷回家了。不过我后来听说，红旗搪瓷厂最后被一个外地老板低价拍走，三个月以后转手卖给了房地产公司，厂房推平盖了楼盘。那个外地老板，和当时厂里的几个领导，私下里分了一大笔钱。
而这几个领导里，就有钱有福。
这辈子，我要让这个剧本改一改。
拍卖会前一个月，我去找了一个人。
苗翠翠她爸，老苗，红旗搪瓷厂的老会计，就是当年给我点钱的那个老苗。他在厂里干了三十年财务，九五年被钱有福找了个由头调去管仓库，从此不让他碰账本。
老苗退休在家，见了我，推了推老花镜，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皮箱子。
“守成，这些东西，我藏了两年了。”他打开箱子，里面是一摞一摞的复写纸，是厂里原材料出库单的底联。“钱有福这几年，一共往外倒卖了三百多吨钢板，单子上写的是废料，其实全是好料。还有这次拍卖，他跟那个外地姓黄的老板早就勾搭上了，评估价压了一半，等拍下来以后，他能分二十万。”
我一张一张翻着那些单子，越翻手越凉。
“苗叔，您为啥不早点交上去？”
老苗叹口气：“交给谁？厂长跟他是一伙的，我一个管仓库的老头子，交上去，第二天就得卷铺盖走人。我在等，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
拍卖会那天，大礼堂里坐满了人。前排是市里来的领导、拍卖行的人，还有几个外地来的老板。后排挤满了下岗的职工，一个个眼睛通红，盯着台上，像是在看自己的命被拿去拍卖。
钱有福坐在主席台的边上，西装笔挺，跟那个外地老板交换了好几次眼神。
拍卖师宣布起拍价：三百二十万。
外地老板举牌：三百二十万。
全场安静。
拍卖师问了两遍：“还有没有人加价？”
我举起了牌子：“五百万。”
全场哗然。钱有福猛地扭过头，看见是我，脸刷地一下就白了。
外地老板咬咬牙：“五百一十万。”
“六百万。”
外地老板看了钱有福一眼，钱有福拼命冲他摇头。外地老板把牌子放下了。
拍卖师的锤子“当”的一声落下：“六百万，成交！”
后排的职工愣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一阵欢呼。有人哭着喊：“是守成！是何守成！”
钱有福站起来就想走，被我叫住了。
“钱主任，等一下。”
我走上主席台，把老苗的那箱单子放在市里领导面前：“领导，这是红旗搪瓷厂这几年原材料出库的底联，还有一份评估报告的原始数据。这次拍卖的评估价，比实际价值低了将近一半。具体是谁压的价，为什么压价，钱主任应该最清楚。”
市里领导翻了几张单子，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扭头叫来了身后的工作人员。
钱有福两条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坐的位置，正好是十三年前我扔碗的地方。
【10】
钱有福是在礼堂门口被带走的。
那天正好下着小雨，他被两个穿制服的人架着，往警车上走，走到一半，回过头来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钱进步追到警车边上，哭着喊爸，被人拦住了。他转过身，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守成哥，守成哥，你救救我爸！你现在是大老板，你认识人，你帮他说句话！”
周围站满了下岗职工，几百双眼睛都在看着。
我低头看着他。他的头发已经稀了，那一头三七分的头油早就没了，脸上全是被生活揍出来的褶子。
“钱进步，你爸倒卖的那三百吨钢板，是全厂一千二百个工人的工资。你爸压价卖厂分的那二十万，是全厂一千二百个工人的买断钱。你让我替他说话，我替他说什么？说他偷得还不够多？”
后排有人喊：“说得对！不能放过他！”
紧接着，整个院子里都在喊。
钱进步跪在雨地里，不吭声了。
我从他身边走过去，走到大礼堂的台阶上，转身看着下面那些淋着雨的职工。他们里面，有当年笑话我的，有当年给我鼓过掌的，有当年跟着钱有福起哄的，也有当年偷偷跟我说过“守成，出去好好干”的。
我掏出那个磕了瓷的搪瓷碗，举起来。
“十三年前，厂里发给我这个碗，说是铁饭碗，能端一辈子。我当着大家的面把它扔了，大家都笑话我。”
院子里安静下来了。
“今天我把这个厂买下来了。厂名还叫红旗，但以后不做搪瓷盆了。我已经跟南方的一家公司谈好了合作，这里以后改成不锈钢保温杯和厨具的生产线。原来的工人，想回来的，三天之内到厂办报名。我只看两样，手艺和人品。”
我顿了顿，又说：“当年笑话我的，没关系，笑话又不犯法。但是跟着钱有福倒卖过厂里东西的，往厂里塞过关系户的，给钱有福家擦过玻璃还逼着别人擦的，你们就别来了，来了也白来。”
人群里有几个人低下了头，悄悄地往后缩。
王大炮第一个挤上来报名：“守成，烧炉子，我还能干！”
“大炮哥，你烧了二十年搪瓷炉，不锈钢退火炉你也能学。车间主任，你来当。”
王大炮愣住了，嘴张得能塞进一个搪瓷缸子。过了半天，他转过身冲着人群喊：“都听见了没？何总说了，要看手艺！谁要是敢偷懒，老子让他倒立绕厂区三圈！”
人群里有人起哄：“大炮哥，你那条大红秋裤还在不在？”
“在！穿着呢！”
所有人都笑了，笑着笑着，好多人哭了。
三天以后，厂办门口排起了长队。报名的一千一百多人里，我录用了八百四十七个。剩下的人里，有一部分是年纪太大的，我给他们按工龄补发了一笔安置费，比当初厂里给我的四百二十块，多了十倍。
另一部分，是钱有福的那些亲信。他们在厂办门口堵了我好几回，有人骂我忘恩负义，有人说我公报私仇。
我说，对，我就是公报私仇，你们去告我吧。
后来没人去告。因为钱有福的案子查下去，又牵出来好几个人，他们自己都忙着去纪委说清楚问题，没空来告我。
钱有福最后判了十一年。钱家的房子被法院查封，用来退赔赃款。钱进步带着老婆孩子搬回了柳家，住在柳婶那间十几平米的老房子里。
柳美娟在我公司的印花车间干了四年，干得还行，计件工资每个月能拿七八百。有一回，苗翠翠去车间检查，看见她蹲在门口抹眼泪，回来跟我说：“她刚才跟我说，她妈天天在家骂她，说当年要是没退婚，现在她就是何太太了。”
我问：“那你怎么说的？”
苗翠翠哼了一声：“我说，大姐，这事儿真不怪你妈。何守成要是当年没扔那个碗，现在也就是个推着三轮车卖脸盆的。你跟他，最多也就是脸盆太太。”
我笑得一口茶喷了出来。
一九九八年的冬天，红旗不锈钢制品厂的第一批保温杯下线了，银白色的杯身，杯盖上刻着一面小红旗。第一批货一万个，发往广州，又从广州出口到了东南亚。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到了老厂区，站在当年的大礼堂门口。礼堂没有拆，我让人重新刷了墙，换了窗户，以后打算用来给工人开会、放电影。
上辈子，一九九八年的这个冬天，我扛着铺盖卷从这里走出去，四十一岁，口袋里只有二百多块钱。
这辈子，一九九八年的这个冬天，我站在这里，身后是一个八百多人的工厂，家里有一个会拿搪瓷缸子砸我的老婆，还有一个刚学会走路、整天抱着保温杯啃的儿子。
我从兜里掏出那个磕了瓷的碗，看了半天，把它放在了礼堂门口新砌的展示柜里。
展示柜里的标签是我亲手写的：
一九八四年，红旗搪瓷厂先进生产者奖品。一个铁饭碗，端不住一辈子。
苗翠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身后，看着那张标签，说：“何守成，你这字写得真丑。”
“丑也是我写的。”
她挽住我的胳膊，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热乎乎的保温杯：“喝口热水吧，何总。冬天了，别冻着。”
我拧开杯盖，热气冒出来，暖烘烘地扑在脸上。
这一杯热水，比我上辈子那半碗坨了的挂面，强多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