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淮死的那年，三十四岁。
那会儿我刚升了深圳一家红圈所的合伙人，穿着剪裁合身的浅灰色衬衫，出入福田和陆家嘴的高档写字楼，代理着标的额数千万元的海事仲裁案件。
而盛淮在老家那座逼仄的海滨县城里，辗转码头和化工厂，干了十七年的苦力。死的时候，身上连一件像样的新衣裳都没有。
十七岁那年，我们曾约好一起离开小城，去北方看雪。
后来我走了，他留下了。
在这整整十七年里，我一直以为他恨我。恨我毁了他的人生，恨我当年全身而退。他在我心里成了一块又冷又硬的顽石，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秒，我都以为他早就把我视作青春里一段难以启齿的脏病，巴不得生生世世不再相干。
直到盛淮咽气后的第三天，他的妹妹盛淼在县医院发黄的走廊里，把一个旧饼干铁盒递到了我面前。
铁盒打开，最上面躺着两张泛黄脆硬的老式硬座火车票。
发站是那座海滨小城，到站是省城。
票面上的日期，正是我十七年前离开县城的那一天。
04 车厢 67 号，68 号。
两张票，同车次，同车厢，连座。
我手指一颤，刚想翻开票面，盛淼就哑着嗓子开了口：
“我哥生病这一年多，一直死死拦着不让我找你。直到咽气前两天，他疼得整夜抓着床栏吐黄水，才把你的名字和律所地址写给我，交代我说，等他彻底走了，再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她递过来一把生锈的铝制钥匙，指尖在发颤：“他在厂区后头的出租屋，房东催着退租。他留了样东西在那儿，说你看见就全明白了。”
高三那年盛夏，整座小城还没被后来遮天蔽日的化工浓烟罩住。
海边的黄昏总是来得很慢。放了晚自习，整座县三中的教学楼都暗了下去，只有门卫室亮着一盏昏黄的白炽灯。我和盛淮总喜欢踩着自行车，一路蹬到城外废弃的旧码头防波堤上。
防波堤被烈日晒了一整天，到了傍晚还散发着滚烫的余热。海风总算吹散了一点白日的闷热，带着粗粝的盐碱味和退潮后的湿气。
盛淮把那台带录音功能、外壳磨得掉漆的爱华便携式磁带机放在我们中间，插上平头塞耳机，一人分了一只。
磁带在机器里沙沙绞动，放着那首从海峡对岸传过来的情歌。
我转头看他，盛淮的白背心被汗水浸得半透，后背上凸起两截削瘦分明的蝴蝶骨，额角挂着亮晶晶的汗珠。他手里攥着半截咬碎的冰棒，指着摊在膝盖上那本皱巴巴的全国铁路地图册。
那是他从学校旧书摊上花八毛钱淘来的，边角被他翻得卷起了毛边，每一条主要干线都被他用红色圆珠笔描得极重。
“陆闻，等高考完，咱们别留在南边了。”
“去哪儿？”
“一直往北，去大兴安岭，看雪。”他笑起来时嘴角有一颗很浅的小痣，眼睛亮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曜石，“海边的冬天太潮了，阴冷刺骨，风里全是散不掉的烂鱼腥味。衣服晒在走廊里三天都干不透，摸上去黏糊糊的全是霉气。我想去看看北方，我想知道这世上有没有一种冷，是干干净净、连空气都透着甜味的。”
我当时咬着汽水吸管笑他矫情，我说盛淮，北方零下三十度，能把你的耳朵冻掉。
他也不恼，只是把那只挂在他耳朵上的白色耳机摘下来，小心翼翼地重新塞进我另一边耳廓里。
两只耳塞全落在我耳中，那首慢歌忽然变得立体而盛大。
“冻掉就冻掉，”他侧过头看着远处黑黢黢的海面，微热的呼吸拂过我的耳垂，轻声说，“只要跟你在一起，冷也是甜的。”
那晚我们在防波堤上坐到后半夜，盛淮从书包里摸出一把生锈的圆规，把那台爱华磁带机翻过来，低着头，就着远处灯塔扫过来的微弱光柱，在金属机壳背面的防滑槽上一下一下用力地刮着。
铝合金外壳被尖锐的钢针划出令人牙酸的细响，细小的金属碎屑落在他手背上。
“你刻什么呢？”我凑过去看。
他像藏宝贝一样猛地用掌心捂住，耳根红得发烫，嘴硬道：“刻个记号。免得以后哪天丢了，被别人顺走。”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背面刻下了我的名字。一笔一画，扎穿了银灰色的漆皮，深得几乎要凿进底下的铁皮里。
那是十七岁的盛淮。热烈、明朗、干干净净，眼里装得下整片没有杂质的浩瀚星空。
可那场初雪，我们终究没能一起去看。
那年深秋，两家的天塌下来，不是因为什么捉奸在床，而是因为一张草稿纸。
那是一堂极其普通的物理自习课，窗外下着倒春寒似的冷雨。盛淮物理极好，总能用最巧妙的辅助线解出压轴大题。可在草稿纸背面算满衍射公式的空白处，他用圆珠笔反复描摹了一句话：
“等陆闻考走，我也走。”
那张纸被巡堂的主任从窗缝外看见，悄无声息地抽走了。
在千禧年初封闭狭隘的海滨小城，两个常年霸占年级前十的男生之间那点秘而不宣的情愫，比打架偷窃还要招人唾弃。它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在狭窄的教师办公室和家属院里疯传。
两家家长被叫到教导处的那天，外头的雨下得更大了。
盛淮的父亲早年在远洋渔船上当水手，后来借钱与人合伙买船，出海后又牵涉走私案，被当地执法人员扣在境外港口；他母亲在菜市场摆摊杀鱼，身上总带着洗不掉的腥气。
那个女人穿着溅满黑亮鱼鳞和污泥的塑胶雨靴，一路小跑冲进教导处。她甚至没有擦一把脸上的雨水，当着满屋子校领导的面，“扑通”一声，直挺挺跪在了我母亲面前。
膝盖撞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他婶子，是盛淮脑子坏了，是他招惹陆闻的！”盛淮母亲的手指长年在冰水里泡着，骨节肿大畸形，死死揪着我母亲的皮鞋边缘磕头，“陆闻是要考去省城当大官的种子……盛淮贱命一条，求求你们，别在档案上记处分，盛淮以后还得靠这张文凭找活路……盛家就指望他顶门立户了……”
我站在走廊里，手指深深掐进掌心，满嘴铁锈味。我想冲进去把那个可怜的女人扶起来，可我的脚下像灌了铅，连挪动半寸都做不到。
我母亲在机关工会做了一辈子文书，平生最在意的就是体面和前途。她没有发火，也没有大吵大闹。她只是微微皱了皱眉，把脚往后挪了半寸，避开了那只沾满鱼鳞和泥水的手。
随后，她抽出一张雪白的纸巾擦了擦鞋面，对教导主任说：“老李，陆闻下周转去省一中借读，他小姨已经办妥了手续。至于盛淮，你们按校规办吧。”
那后退的半寸，像一记无声的耳光，把两家之间的距离划得清清楚楚。
当天下午，家属院的流言像长了脚的毒虫一样四处爬行。我被母亲反锁在向阳的大卧室里，门板被砸得震天响，母亲隔着门冷冷地对我说：“陆闻，你小姨费了天大的人情才把你塞进省一中。你今天要是敢跨出这个门去找那个烂泥里的人，你就当没我这个妈。”
我缩在床角，听着墙外连绵不绝的暴雨声，每一秒都是凌迟。
直到深夜两点，整座大院彻底熄了灯。
我撬开纱窗，踩着空调外机翻下二楼，越过两家之间长满杂草的矮墙，像条丧家之犬一样，拼命敲响了盛淮屋后的气窗。
盛淮拉开窗，屋里没开灯，只有跌打药油刺鼻的苦味。借着微弱的天光，我能看见他嘴角破了，结着黑紫色的血痂。
“盛淮，我手里有一千二百块钱借读生活费，”我隔着窗台死死抓着他的手腕，浑身发抖，“明早有趟去省城的早班火车，我们一起走，我们不念了！”
盛淮站在阴影里，任由我抓着。
过了很久，他忽然冷笑了一声。
他用力甩开我的手，力道大得让我撞在窗框上：“陆闻，你幼不幼稚？”
我僵在原地。
“你妈说得对，你是去省城念名校的，以后坐办公室吹空调。”盛淮的声音平静得近乎残忍，像在看一个陌生人，“我爸在境外跳船淹死了，当年他借高利贷买船，我妈签了字作保，三十多万的账全扣在盛家头上。海事局下午把电报打到派出所，债主傍晚就堵了门。我妈刚把农药瓶子摆在灶台上，盛淼下半年才上初一。”
“我跟你走？我拿什么跟你走？去省城喝西北风吗？”
他啪的一声合上窗，在窗帘拉上的前一秒，扔下最后一句冰冷的话：
“以后别来找我，我嫌恶心。”
第二天清晨，我小姨托来的吉普车停在家属院门口，接我去省城。
母亲坐在副驾驶上，冷冷地看着我把行李搬上车。车子穿过坑洼不平的街道，路过老火车站转盘时，我在检票口那片灰蒙蒙的人群里，突然看到了盛淮的身影。
他穿着一件极其肥大的旧工装夹克，那是他父亲生前留下的衣裳，衣袖长长地耷拉在手背上。他缩在售票厅的水泥柱子后，双手死死插在口袋里，目光穿过清晨刺鼻的柴油黑烟，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坐的车。
我推开车门冲了下去。
“陆闻！你给我回来！”母亲尖锐的呼喊被我抛在脑后。
我一口气冲到他面前，胸口剧烈起伏：“盛淮，你来干什么？”
盛淮看着我，眼底全是熬得通红的血丝。他的右手在口袋里剧烈地抽搐着，像死死攥着什么东西想拿出来，却在看到我身后追过来的母亲和小姨时，硬生生僵住了。
隔了几秒，他抽出了左手。
掌手里攥着那截被剪断的白色耳机线，连着那只当年常常挂在我右耳里的耳塞。断口处露着毛刺细碎的铜丝，被他手心的冷汗浸得发潮。
他冷着脸，把那半只耳塞狠狠塞进我手里。
“我来退票的，”他扯起嘴角，露出一个极刻薄的笑，“多买了一张，结果退票要扣手续费，亏死我了。”
“你买了去哪儿的票？”
“随便买的，关你屁事。”他后退一步，眼神冷得像冰，“陆闻，滚回你的吉普车上去。车要开了，别在车站丢人现眼。”
汽笛拉响，我被母亲和小姨死死拽回了车里。
车窗升起前，我最后看了一眼盛淮。他依旧孤零零地立在那根灰白的水泥柱子旁，身形单薄得像一片纸，任由嘈杂的人流和柴油烟雾将他一点点吞没。
那半截带着毛刺铜丝的耳机线，塑料外壳硌得我掌心发麻。
自那之后，我把这半只耳塞扔进铁盒，锁进了箱底。
我恨他的绝情，恨他在最关键的时刻把我当成累赘和耻辱推开。为了证明没有他我也能活得很好，我拼了命地读书。在省一中的那一整年，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胃疼得冒虚汗就咬着毛巾硬熬。高考放榜，我考上了全省前五，顺理成章地去了北京，一路保研读到法学硕士。
而盛淮，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他在那座被化工污染的海边小城里彻底沉了下去，像一颗掉进死水潭里的石子，连半点波纹都没留给我。
大二那年寒冬，北京下了很大的雪。
我站在未名湖畔，看着满天纷飞的鹅毛大雪，忽然不可遏制地想起了十七岁那年防波堤上的盛淮。他说他想知道有没有一种冷是干干净净的。可此时此刻，北方的大雪落在我的围巾上，我只觉得冷得彻骨，没有半点甜味。
那年我利用业余时间替一家涉外法律翻译公司接笔译，熬了整整半年，每天就着开水啃冷馒头，攒下了两万块钱。
在千禧年初，两万块不是个小数目。
我把钱存进一张工商银行的存折，托同乡的高中同学带回小城，悄悄转交给他。
我甚至交代那个同学：“别说是我求着给的。你就告诉他，这是我借给他的，让他拿着去还债，别死在泥里。”
我不是想求和，我只是想证明给他看：你当年看不起的一千二百块，我现在能赚到两万；你为了三十万放弃我，我现在能替你还。我想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把我当年在窗台前丢掉的尊严，一分一分地买回来。
然而一个月后，那张存折被原封不动地寄回了我的大学信箱。
邮戳带着南方小城潮湿的泥印。
信封里装着一张化工厂出库单的硬卡纸，上面是盛淮用圆珠笔写的一行字，笔迹潦草而充满刺骨的冷意：
“陆闻，收起你高高在上的施舍。我不是你养的狗。别再往这儿寄东西，我嫌烦。”
那行字像耳光一样扇在我脸上。
我站在冬日呼啸的北风里，当场把那张纸撕得粉碎，连同那点深埋心底的不甘与念想，彻底扔进了垃圾桶。
我想，盛淮这个人，骨子里就是又穷又硬的顽石。他宁愿烂在泥里，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当年的软弱。既然如此，各自走各自的路便是。
此后九年，我毕业、南下深圳进红圈所、办案、通宵质证、陪客户喝酒喝到胃黏膜大出血。我逼着自己成为世俗标准里最光鲜亮丽的精英，甚至换掉了所有带南方口音的说话习惯。
我以为我已经把他彻底忘了。
直到我二十七岁那年。
那一年我刚升了律所的资深骨干，借着回省高院开庭的机会，不知出于什么阴暗的心理，我鬼使神差地买了一张回县城的大巴票。
我想回去看一眼。我想看看那个当年把我推开、自以为能靠自己顶门立户的男人，如今过成了什么体面模样。
盛夏午后，码头边上的化工厂区，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氨气和粉尘。
我穿着一身剪裁合身的浅灰色衬衫，踩着一尘不染的皮鞋，站在马路对面的树荫下。
几十米外的散货堆场上，盛淮就站在烈日底下。
他光着膀子，肩头垫着一块磨烂的厚帆布，正弓着被重担压得变形的脊背，把两百斤一袋的工业碱死命往拖车上砸。
整整十年没见，他整个人黑得像从炭堆里捞出来的，瘦得肋骨一根根暴起。后颈被沿海的毒日头反复晒爆皮，结着一层触目惊心的暗红硬痂。汗水冲刷着他身上的碱粉，在皮肤上留下一道道灰白色的泥痕。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刹那，盛淮搬完最后一包货，直起腰，抓起挂在脖子上的烂毛巾擦汗。
他的目光隔着滚烫翻滚的柏油路，直直撞上了我。
四目相对。
那一瞬间，空气仿佛被烈日灼烧得凝固了。
盛淮手里的动作骤然停滞。
我清晰地看见，他的瞳孔剧烈收缩了一下。那是震惊，是慌乱，更是一种猝不及防被扒光了衣服般的难堪。
下意识地，盛淮把自己的双手猛地背到了身后。
那是一双被工业碱腐蚀得脱皮、指缝里嵌满黑垢、指节粗大变形的手。
他想把那双手藏起来。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张着嘴的破球鞋，又看了看自己满是污垢和汗渍的下半身，站在原地，像个被宣判死刑的犯人，手足无措。
他就那样隔着一条马路看着我。看着我一尘不染的浅灰衬衫，看着我腕上的表，看着我脚下没有沾染一丝粉尘的皮鞋。
我迈出了一步。
我想穿过马路，我想走过去叫他的名字。
可就在我脚尖踏上柏油路的一瞬间，盛淮脸上的慌乱忽然消失了。
他硬生生将脊背挺直，眼神在一秒钟之内重新变得冰冷、木然。他转过身去，弯下腰，抓起地上散落的麻绳，像完全没看到我一样，重重地勒紧了货架。
他没有走过来，甚至没有再看我第二眼。
那是我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见。
当天夜里，我住在县城唯一一家像样的宾馆里。窗外的海风带着令人作呕的化工废气，我坐在床头，整整抽了半包烟。
凌晨两点，房间床头的红色座机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
接起来，听筒里只有极其粗重的喘息声，和老旧公用电话亭里电流穿过的刺啦声。
“谁？”我冷声问。
那边没有人说话，只有压抑到极致的、濒临窒息的呼吸声。
“神经病。”
我以为是深夜的骚扰电话，烦躁地一把扣上了听筒，顺手拔掉了电话线。
那是我这辈子，距离盛淮最近的最后一次机会。
县医院走廊的日光灯泛着惨白的青色，来苏水的气味压不住底层病房特有的衰朽与死气。
“我哥回来说漏了嘴，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去厂门口打了电话。”
盛淼抹了把通红的眼角，声音打着颤：
“那天他在码头看见你，下班一进门就坐在门槛上洗手。他打了三遍肥皂，用硬毛刷把指甲缝都刷出血了，可手上的碱味怎么洗都洗不掉。他说陆闻穿得真好看，浅灰色的衬衫，站在树底下，连鞋上都没沾灰。”
“晚上他灌了半斤劣质白酒，一个人跑到厂门口那个公用电话亭。投币机吞了他两个硬币，他好不容易拨通了，听见你的声音，却吓得连一个字都不敢吐。他打完回来就坐在水泥地上吐，一边吐一边哭，说陆闻的声音听着真精神，比当年在三中还精神……他这辈子，就偷着给你打过那一个电话。”
盛淼死死攥着衣角，眼泪砸在水泥地上：
“我妈三年前走的，脑梗瘫了小十年，走的时候家里连买骨灰盒的钱都没有，全是我哥去跟工头预支的工钱。后来好不容易把债还清了，供我念完大专……去年冬天，我哥开始咳血，痰里全是黑红的血块。送到市医院一查，肺癌晚期，整个肺叶全烂了。医生问他抽不抽烟，我说他不抽，他一辈子连五块钱一包的烟都舍不得点。医生又问他在哪儿干活，我说在化工厂装卸车间干了十七年……医生叹了口气，就没再问了。”
盛淼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叠泛黄的剪报：“这些年，他在报纸和网上只要看见深圳那边的海事仲裁新闻，只要有你的名字，他就剪下来。他说我们陆闻是做大事的人，生来就该干干净净的。”
我站在原地，浑身的血液像被抽干了一样冰冷。
捏着那把生锈的铝钥匙，我一个人穿过县城泥泞的下风口，找到了盛淮租住的那间平房。
那是一排建在化工厂围墙底下的简易红砖房，排水沟里淌着暗紫色的污水，散发着刺鼻的酸臭味。
推开门，灰尘在微弱的光线里浮动。
屋里狭窄逼仄，除了一张木板床和一张掉漆的方桌，几乎空无一物。但在床头靠墙的暗处，整整齐齐码着十几本书。
全是我当年念大学时用过的法理学、海商法、民事诉讼法教材。每一本都被翻得卷了边，书页泛黄，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用圆珠笔划下的横线，还有出库单背面写下的歪斜笔记。
有些生僻的法律术语旁边，还用铅笔歪歪扭扭地标注着拼音和字典里的白话解释。
他只有初中文凭，为了看懂我代理的案子，他在下班后的无数个深夜里，就着昏暗的白炽灯，像个小学生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嚼透了我走过的路。
在一本厚重的法条汇编底层，压着一张发黄的信纸草稿。
那是当年退回存折时，盛淮原本写给我的回信。上面大半段字迹，都被他用黑色墨水狠狠划烂了：
“陆闻，钱你拿回去。你一个人在北京不容易，多买两件衣服，别总省着吃泡面。我能扛住，盛淼也能考上高中。我就是……特别想你。你别忘了我，但也别回来。”
而在这一段话的最底下，是他在深夜里重新落笔、最终抄在出库单上寄给我的那句绝情的话：
“陆闻，收起你高高在上的施舍。我不是你养的狗。”
他用这句恶毒的话，保全了他残破的尊严，也亲手替我斩断了所有往泥潭里看的心思。
而在床头那只浸着水锈的瓷碗旁，赫然放着那台银灰色的爱华磁带机，旁边整齐地码着两节崭新的南孚电池。
机器旁边，摆着一副后来配的廉价旧耳机，插头插在单孔插槽里。而在耳机的左线边上，静静躺着半截早已干瘪老化的白色耳机线。那是当年被他剪断留下的另一半，断口上的铜丝锈成了青绿色。
十七年前被剪断的线，原来他一直留在身边，却终究再也没能接回去。
我从怀里掏出那半只我留了整整十七年的耳塞，死死握在掌心，然后戴上桌上那副旧耳机，按下了播放键。
传动齿轮发出吃力的“喀嗒”转动声。
漫长的沙沙电流声在耳膜里回响，足足过了半分钟，盛淮的声音才断断续续地传了出来。
他的肺癌已经到了终末期，呼吸重得像拉动一具破旧的风箱，每说一个字，都伴随着剧烈的气喘与停顿：
“陆闻……咳……深圳冷不冷啊？”
“盛淼上个月在网上翻出你们律所的宣传片……我看见你了。穿衬衫，真精神。我就知道，你生来就该站在大地方，站在亮堂堂的地方，一点灰尘都没有。”
录音里停顿了很久，只有金属针头撞击床栏的细碎声响，和盛淮压抑不住的低咳。
“陆闻……有几年，我其实特别恨你。”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像在跟自己胸口那点残存的命较劲：
“有一年冬天，厂里拖欠工资，我妈在床上拉了，我连买一包纸尿片的钱都拿不出……那天我坐在雪水里，看着墙上的日历，我心里把你骂了千百遍。我想凭什么啊……凭什么你能去北京坐明亮的教室，我就得在这烂泥堆里泡着？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家，我怎么就走不脱？”
耳机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过了许久，声音才重新稳下来。
“……后来想想，也不怪你。是我自己命薄，扛不住。”
“那天晚上，我把耳机线剪了，想着从此跟你断干净。可第二天一早，我还是没忍住，跑去买了两张票。我原本想拦住你，问你还愿不愿意跟我走。可一抬头，看见你妈跟你小姨追过来了……我兜里就剩八块钱。我当时要是自私一点，拽着你上了车……到了省城，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我拿什么供你上学？我不能把你拖进我这满身烂泥的人生里啊。”
“陆闻……我这辈子太脏了，我不配跟你坐同一趟车。”
“磁带快转不动了……陆闻，别记着了。这辈子是我对不住你，下辈子……下辈子要是遇上了，你走快点，千万别回头看我。”
咔哒。
磁带走到了尽头。
齿轮猛地弹开，屋里重归死寂。
我站在昏暗潮湿的单间里，死死攥着那半只旧耳塞，断口处的铜丝刺进掌心，直到有血顺着指缝渗出来，我才后知后觉地感到疼。
整个人脱力般跪倒在木板床沿前。
喉咙里像塞满了一整块带刺的生石灰，发不出一点声音，滚烫的眼泪砸在那些卷边的法学课本上，砸在盛淮用圆珠笔划出的一道道横线上。
盛淮，你这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你用刻薄推开了我十七年，用骨子里的自尊筑起了一道高墙，把我挡在你的苦难之外。
你以为你成全了我的一生，你以为你给了我一条干干净净、平步青云的生路。
可你不知道，十七年前你在站台松开手的那一刻，我这一生最干净的部分，就已经死在那场大雨里了。
办完火化手续的那天下午，我买了一张北上的普快硬座火车票。
没有坐飞机，也没有坐高铁，我坐上了这趟极慢的绿皮车。
火车从南方一路向北，穿过江淮平原，穿过苍茫的华北，窗外的景色从连绵阴湿的青山，逐渐变成了光秃秃的杨树林和灰褐色的冻土，最终驶进了大兴安岭的雪线。
车厢里的旅客换了一茬又一茬，操着天南海北的方言。我在坚硬狭窄的座位上坐了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怀里始终死死抱着那个冰凉的木盒。
车窗外是大片大片荒芜发白的林海，天地间只剩下一片毫无杂质的苍白，干净得容不下任何世俗的窃窃私语，也容不下半点命运强加的污浊与苦难。
到了铁轨尽头的小镇，我踩着没过脚踝的厚雪，走上了林区废弃的看火塔。
北方的狂风刮得极烈，像刀片一样割在脸上，没有半点南方海风里的鱼腥味与化工尘灰。
深冬的干冷灌进肺里，连空气都透着雪的微甜。
十七岁的盛淮没有骗我。这里的冷，真的是干干净净的。
我从大衣内侧贴近胸口的口袋里，摸出那两张泛黄的硬座车票。
在雪光的映照下，我翻过 67 号车票的背面。
那行十七年前被汗水浸润、笔锋几乎刺透硬纸板的铅笔字，终于清晰地撞进眼眶：
“67 号陆闻，68 号盛淮。谁也不许落下。”
我打开骨灰坛，灰白的骨灰在狂风中呼啸而起，瞬间被扯碎、卷走，融入了这片遮天蔽日的暴风雪中。
我没有扔掉那半只耳塞。
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收回大衣内侧的口袋，贴着我的胸口，贴着那跳动的心脏。
十七岁那年没能走完的路，我们走了整整十七年。
狂风灌进我的衣领，我站在茫茫雪原之上，轻声说：
“盛淮，我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