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那年，吃过一个死人的红枣。
给我枣的是姥奶奶，她站在院门口，摸着我的袖子，说我瘦了。
我边吃边往家走，回头时，门口已经没人了。
到家后，母亲问枣是哪来的。
我刚说出姥奶奶，父亲手里的工具就掉在了地上。
她已经去世三个月了。
奶奶当即拽住我的手腕，要带我去找村里的神婆。
那条路，我小时候走过好几次。
第一次，是我看见荒屋里的女人冲我招手，回家便高烧不退。
后来，村西的坟突然塌了，露出的棺材里空无一人。
玉米地里丢过孩子，积水坑底也翻出过骨头。
村里每出一件怪事，最后都会有人敲响神婆的门。
可他们求完她，转身又说，她瘸了一条腿，死了丈夫和儿子，全是泄露天机的报应。
那天，神婆听完我遇见姥奶奶的经过，没有问枣甜不甜。
她只问了一句。
“你还想去找她吗？”
1
村医家的灯泡蒙着灰，我躺在两张长凳拼成的床上，胳膊被母亲按住，输液管里的药水迟迟滴不下来。
父亲蹲在门槛外抽烟，烟灰落在鞋面上，他也没弹。
“第三天了，怎么还烧？”
村医拿起体温计，对着灯照了两遍，没有立刻回答。
母亲的手抖了一下。
那年是1992年，我六岁，还没上小学。
下午退下去的烧，到了晚上又起来，我额头烫得厉害，后背却不停冒冷汗，连母亲喂到唇边的糖水都咽不下去。
奶奶从家里赶来，进门便掀开我的被子。
“我就说别给她吃药，她这是招着东西了！”
母亲把被子拽回来。
“她冷。”
“冷什么，她生下来就是那个时辰，命里不清净。”
我闭着眼，眼泪顺着耳根往下流。
我生病已经很难受了，还得听人解释，是我生得不好。
父亲终于掐了烟。
“昨天到底去哪儿了？”
我不敢说。
他把嗓门提了上去。
“问你话！”
母亲挡住他的手，低头贴着我的额头。
“小穗，你跟妈说，妈不打你。”
我这才断断续续说出村西那间破屋。
屋子空了很多年，门板倒在地上，屋檐下面挂着一截烂布。
那天下午，我和方小满在附近玩跳房子，捡石片时走偏了几步，正好看见屋里坐着个女人。
她头发梳得整齐，穿暗红色的衣服，抬起手，朝我招了两下。
我没过去，转头叫小满。
等我们几个孩子挤到门口，屋里只剩一张缺腿的桌子。
小满说我骗人，还把我捡的石片扔进草里。
我委屈得一路没讲话。
回家吃晚饭时，我就开始发冷。
奶奶听完，拍着腿骂母亲。
“你看出来的好孩子，什么地方都敢钻！”
母亲没回嘴，只把我的衣服一件件裹好。
村医放下体温计，终于开口。
“不能再拖了，去县医院。”
父亲摸了摸裤兜，里面只有几张皱巴巴的零钱。
奶奶拦在门口。
“县里一趟要花多少，先去找姚婆婆，一篮鸡蛋就能办的事，非把家底折腾空？”
我趴在母亲肩上，听见自己牙齿磕碰的动静。
六岁的我不会算看病要花多少钱。
我只记得，那一刻，我不敢再说难受。
母亲却突然抬起头。
“家底没了能挣，孩子没了，你拿什么还我？”
屋里安静了。
父亲站起来，把借来的自行车推到门边。
可奶奶已经跑出了院子，去找姚婆婆。
2
姚婆婆来的时候，手里提着奶奶送去的鸡蛋。
她走路慢，右腿弯不利索，每迈一步，都要先把拐杖落稳。
村里人都叫她神婆。
她那时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脸颊瘦得凹进去，衣服却总洗得干净。
奶奶追在后面，说我去了破屋，说我出生在半夜，还说母亲不懂事，非要花冤枉钱。
姚婆婆没接这些话。
她把鸡蛋放到桌上，伸手摸了摸我的后颈，又把我垂下去的手托起来。
“先去医院。”
奶奶愣了。
“不是丢魂了？”
“你要这么问，我也会说孩子吓着了，魂没回来。”
姚婆婆抬眼看她。
“可她烧成这样，你还想留在家里等？”
父亲扶着车把，半天没动。
姚婆婆直接从衣襟里掏出一个布包，展开两层，取出十块钱。
“缺多少，回来再算。”
那十块钱的边角很软。
后来我才懂，一个独居的瘸腿女人，要攒下它，得替多少人缝衣服、捡多少斤废纸。
当晚，父亲借了邻居的板车，把我送到县医院。
医生检查后留我输液，问拖了几天，母亲回答时一直低着头。
我睡睡醒醒，半夜吐了一回，天亮后总算能喝下半碗米汤。
下午，医生确认情况稳定，叮嘱继续用药，烧得厉害或者精神不好就赶紧回来。
回村时，奶奶仍守在门口。
她不问医生怎么说，先问魂叫回来没有。
母亲抱着我往里走，没有理她。
姚婆婆坐在灶台旁，脚边放着那篮鸡蛋，一个都没拿。
她听父亲说完医院的交代，才问我去破屋的具体时候，又让父亲去找小满核对。
小满的母亲不愿意让孩子来。
“她自己撞邪，别把我家孩子扯上。”
那句话隔着院墙传进来，我躲进被子里，难受得不敢出声。
姚婆婆却让父亲再去一趟。
“问孩子走过哪条路，不是找谁赔命。”
小满最终来了，站在离床很远的地方，说我们去过打麦场，摸过水沟里的螺蛳，最后才到破屋。
临走前，她偷偷把那块石片放在我的枕头旁。
我伸手握住，忍了半天的眼泪又掉下来。
那天半夜，姚婆婆带着父母去了村西。
我裹着棉被，被父亲抱在怀里，母亲提着煤油灯，风一吹，灯罩上全是晃动的暗影。
破屋前的杂草没过我的脚，屋里什么也看不清。
姚婆婆拄着拐杖，撒下几张纸钱，让母亲喊我的名字。
“许穗，回家了。”
她跟着接一句。
“回家咯。”
母亲每喊一遍，就低头摸摸我的脸。
走过水沟，走过打麦场，经过小满家门口时，我终于敢从被子里露出眼睛。
姚婆婆没有回头看破屋。
她只盯着前面的路，提醒父亲别踩进车辙。
进家门后，母亲按医嘱给我吃了药，又换掉汗湿的里衣。
我睡了很长一觉。
再醒来，窗纸已经亮了，母亲趴在床沿，手还搭在我身上。
烧退了。
奶奶当天就把这事传遍了村子。
在她的讲述里，没有县医院，没有那十块钱，也没有母亲熬红的眼睛。
只有姚婆婆一声“回家咯”，把我从破屋里叫了回来。
我去还钱时，姚婆婆正坐在门口纳鞋底。
母亲把钱压在针线筐下面，她却从鸡蛋篮里挑出两个大的，塞进我的衣兜。
“吃点好的。”
她把我的衣领翻整齐。
“以后有人吓你，别一个人憋着。”
我点头时，院外有人压低嗓子议论。
“能有多大本事，男人儿子都没保住。”
姚婆婆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只有一下。
她把针尖在头发上蹭了蹭，又穿过厚厚的鞋底。
3
两年后，我给舅舅送晚饭，又从村西跑回了家。
那晚月亮很亮，田埂上的土块都能看清，母亲怕手电筒费电，把它从饭篮里拿了出去。
“直走就到了，你舅在棚门口等。”
舅舅叫周庆田，在村西种了两棚黄瓜。
那阵子正忙，他常在棚里守到后半夜，晚饭多半由我家送过去。
我已经八岁，母亲要给刚放学的堂弟补衣服，父亲还没从地里回来，我便接了篮子。
篮子里是两张葱油饼，一碗炒豆角，外面裹着旧毛巾。
我闻着饭香，起初没那么怕。
走过最后一户人家，脚步就慢了。
我们那里，村民去世后常葬在自家地里，去大棚的路上隔一段便有坟。
有的坟前立着碑，有的只剩一堆低矮的土，草长得高，稍不留神就会踩到边缘。
我不敢往两边看，低着头数步子。
七十一步。
七十二步。
路边的白杨叶子突然响起来，我停了停，又赶紧往前走。
还差一块地。
我已经看见舅舅棚口亮着的煤油灯。
就在这时，右侧坟头传来一声闷响。
土往下陷了一块。
我站在原地，眼睁睁看着几根草连着湿土滑下去，露出下面黑洞洞的空隙。
饭篮从我手里掉了。
碗撞在硬土上，发出清脆的一声。
我掉头就跑。
跑回家时，鞋丢了一只，另一只里面灌满了土。
母亲刚把我拉进屋，父亲先问饭呢。
我喘不上气，只能指着村西。
“坟……塌了。”
父亲皱起眉。
“大晚上说什么胡话？”
“真的塌了。”
“好端端一个坟，专挑你路过的时候塌？”
我看着他，胸口又酸又堵。
我不是故意摔了饭。
我也不想每次出事，都先被当成说谎的人。
母亲拿毛巾擦我膝盖上的泥，发现擦破了皮，手上立刻轻了。
“你去看看。”
父亲不愿动。
她抬起头。
“你闺女吓成这样，你不去看看？”
父亲这才提起手电筒。
舅舅听见我跑动时的喊声，也从棚里找了出来，两人在地边碰上。
半个钟头后，他们提着篮子回家。
饼全沾了土，碗碎了，毛巾湿透。
父亲把我丢的鞋放到门槛上，没有再骂。
舅舅蹲下来，问我脚疼不疼。
我摇头，又点头。
他看了父亲一眼。
“坟是塌了。”
父亲脱外套的手顿住。
舅舅继续说。
“塌得还不小，底下露出棺木了。”
那晚，我坚持点着灯睡。
父亲嫌费油，伸手去拧灯芯。
母亲没说话，只把煤油灯端到自己那边。
我攥着她的袖口，直到天快亮才睡着。
4
第二天，坟地围了一圈人。
母亲不许我去，我还是躲在舅舅身后，看见了那个陷下去的坑。
腐朽的木板断在里面，边缘已经发黑，土里混着烂掉的布片。
有人说是年头长了，下面朽空，昨晚正好塌下来。
这话刚让人松口气，清理浮土的人忽然停了。
棺材里是空的。
我踮起脚，舅舅立刻捂住我的眼睛，把我往后带。
可我已经听见周围的吸气声。
“人呢？”
“迁走了吧？”
“迁坟能不把棺材一起动？”
有人转头看我。
“偏偏让这丫头撞上。”
我往舅舅身后缩了缩。
卖日杂的贺金旺也在人群里，他总爱在这种时候说几句旁人不敢接的话。
“半夜生的，眼睛跟咱们不一样。”
舅舅拎起脚边的篮子。
“她眼睛好得很，你少乱讲。”
贺金旺不满地撇脸。
“我也是提醒，别回头出了事，又说没人管。”
姚婆婆来得很晚。
她走到田埂边，先看见躲着的我，招手让我过去。
我不敢动。
贺金旺冲她喊。
“你给瞧瞧，是不是里面那个自己走了？”
有人跟着笑，笑完又赶紧看四周。
姚婆婆没有靠近棺木。
“找这家的后人，找村里，别叫孩子围着。”
贺金旺还想问，她把拐杖往脚边挪了挪。
“棺材空了，你问我，我上哪儿替你找人？”
那块地的主人说，坟是祖辈留下的，究竟葬着谁，他也说不清。
村里叫来派出所的人，看过现场，又找了几个上年纪的老人询问。
有人记得几十年前附近闹过水，有人说这家过去迁过坟，还有人坚持迁的是另一处。
说法对不上。
当时没有查出一个能让所有人信服的结果。
我家那顿摔掉的晚饭，却成了另一套说法的开头。
有孩子说我看见了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东西。
也有孩子说我被它追到了村口。
传到后来，连我穿的白布鞋都成了证据。
“她鞋都跑掉了，还能有假？”
我在晒谷场解释，他们不听。
一个比我大的男孩故意拖着腿追我，旁边几个笑得弯下腰。
我站住了。
他没想到我会停，差点撞上来。
我把书包往身前一抱，直接去找了他母亲。
那女人正在洗衣服，听完便笑。
“逗你玩呢，怎么这么经不起逗？”
我抿着唇，手指扣住书包上的补丁。
“我也可以追着他，喊他家坟开了吗？”
她立刻沉下脸。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
我没再解释，转身回家。
姚婆婆恰好在我家门口，听母亲说完，低头看我。
“以后别走那条路了。”
我有点失望。
连她也觉得该躲的是我。
她接着说。
“不是怕坟，是晚上田埂窄，你才多大，大人少使唤孩子跑夜路。”
母亲把洗好的饭篮提起来，靠到墙边。
从那以后，舅舅的晚饭由父亲送。
父亲不情愿时，母亲只问一句。
“你的腿，比闺女的值钱？”
他便不吭声了。
5
村里真正让人不敢提起的，是吴东子的名字。
他比我小两岁，头发剃得很短，额头右边有一道旧疤。
那道疤是抢着爬枣树摔的，他每次见我，都要抬手指给我看，好让别人别再叫他小不点。
他父母在外地砖厂干活，家里只剩爷爷奶奶带他。
我们村没有幼儿园，只有一间育红班，借着旧小学旁边的屋子上课。
教室里几张长桌，墙上贴着发黄的数字表，老师忙完这边，还得回去照顾自家的老人。
放学早，大人通常不来接。
孩子三五个结伴，沿着田埂往家走，谁家先到，谁就拐进去。
东子出事那年，我已经进了小学。
那天下午，我背着书包回村，路过玉米地，看见东子的奶奶站在路口。
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里面是拌了糖的西红柿。
“小穗，看见东子没？”
我摇头。
她往育红班的方向张望，碗沿被手指攥得发白。
“今天又跑哪儿贪玩去了。”
我回家吃过饭，天已经暗了，她还没等到人。
东子的爷爷先去了老师家，又挨家挨户问跟东子一起走的孩子。
有人说他去捡弹珠。
有人说他在桥边等人。
还有个孩子记得，他说要去看一只小狗。
没有谁能讲清，他究竟在哪一段路落了单。
村里终于乱起来。
男人拿手电筒，女人举着煤油灯，有人沿水沟找，有人跑去公路边问拖拉机司机。
母亲把我关在屋里，不让我出去。
窗外不断有人经过，脚步急得让我胃里发紧。
快到九点时，一个人在玉米地边找到了东子的书包。
蓝布做的，带子上有他奶奶缝的红线。
书包里面少了半块饼，铅笔盒还在，盒盖上贴着一张被摸花的小汽车图。
我从门缝里看见东子的奶奶坐到地上。
她没有大哭，只伸手把书包接过来，抖掉上面的土，又把带子理直。
那个动作让我害怕。
她给东子整理书包时，一直都是这样。
可东子没在她跟前。
男人们进了玉米地，叶片被推得不断作响，灯光在里面晃了很久。
没有人抱着孩子出来。
奶奶把我从门边拽开。
“平常叫你离玉米地远点，里面的东西专吃小孩。”
我背贴着墙，脚趾缩进鞋里。
直到今天，我仍记得那晚屋里闷热的气味。
我想问东子还疼不疼。
我不敢问。
6
姚婆婆被人从家里叫出来时，已经快到后半夜。
她外衣扣错了一颗，拐杖顶端缠着的布松了，走几步便要重新握一下。
东子的爷爷拦住她，膝盖往下弯。
她赶紧撑住他的胳膊。
“别跪，孩子怎么没的，从头说。”
有人催她赶紧掐算。
有人说书包落在玉米地，人肯定还在地里，只是被什么遮住了。
姚婆婆听完几个孩子的话，问的是另一些事。
“桥边停过车没有？”
“有谁在路上卖东西？”
“孩子最近提过谁给他吃的？”
贺金旺站在灯下，脸色不大好看。
“都什么时候了，你问这些有用？”
姚婆婆看着他。
“那你说，问什么？”
“你不是会找人？”
东子的奶奶抬起头，眼睛直直盯着姚婆婆。
姚婆婆喉咙动了动，最后还是说了出来。
“我找不了。”
那三个字一出来，周围全静了。
东子的奶奶抱紧书包，嘴唇抖得说不出完整的话。
贺金旺倒先发起火。
“平常鸡蛋白面收着，真用上你了，你说找不了？”
姚婆婆把拐杖换到左手。
“谁家送过什么，记下来，我还。”
她停了停。
“可我不能随便指个方向，让你们耽误找孩子。”
派出所的人来了，把几个孩子分开询问，又组织人沿公路和水边继续找。
大人不许我靠近，我扒着窗框，看见姚婆婆把自家手电筒交了出去。
她走不了远路，便坐在路口守着，给回来的搜寻者递水。
天亮时，东子还没找到。
他父母从外地赶回来的那天，母亲梁春秀脚上的塑料凉鞋断了一根带子。
她跑进院子，看见摆在桌上的书包，整个人停住了。
东子的爷爷刚说了一声“春秀”，她就把书包抱了起来。
没有人敢劝。
后来，她挨个问最后见过东子的孩子，问到我时，我急得哭。
我那天没碰见他。
我帮不了她。
她伸手替我擦脸，手上全是赶路蹭出的灰。
“别怕，姨不是怪你。”
我记了她这句话很多年。
因为那段时间，太多人急着找个可以责怪的人。
育红班老师挨骂。
东子的爷爷奶奶挨骂。
连跟东子走过一段路的孩子，也被父母揪着耳朵逼问。
再后来，有人把责任推到姚婆婆身上。
“她家死过男人，又死儿子，村里这些年就没安生过。”
话说到这一步，已经不讲道理了。
可仍有人点头。
7
梁春秀没有跟着那些人骂。
她剪短了头发，背着旧帆布包，跟丈夫到处找孩子。
村里有人说，东子多半被人贩子带走了。
这说法比玉米地里的怪物更让大人沉默。
怪物没有脸，也不住在隔壁。
人却会问路，会笑，会从孩子身边走过去。
那时没有到处可看的监控，路口车辆的模样，全靠人的记忆。
有个老人想起放学时见过一辆浅色面包车，停在桥的另一头。
贺金旺起初说没见过，后来又承认自己那天下午去过桥边。
他解释车多，谁会专门记着。
这条线索被交给了警方，可车牌没人记住，孩子是否上车，也没有可靠的目击。
寻找一直没有结果。
玉米长得越来越高，我从旁边经过时，把书包抱在胸前，跑得不敢停。
小满也跑。
我们谁都不提东子，走过那段路后才敢喘气。
有一回，我跑得太急，撞上从小路出来的姚婆婆。
她拐杖歪了，扶住旁边的树才站稳。
我吓得连忙道歉。
她没有骂，反而低头看我的膝盖。
“又摔了？”
我摇头，忍不住问她。
“东子真让地里的东西吃了？”
她脸上的神情变了。
不是生气，是一种我当时看不懂的疲惫。
“谁这么跟你讲？”
我说了奶奶，也说了其他大人。
姚婆婆把松开的鞋带指给我，让我系上。
等我蹲下，她才继续说。
“他们怕你乱跑，就拿最吓人的话管你。”
“那东子呢？”
她没马上回答。
风吹动玉米叶，我蹲在地上，手指发僵，怎么也打不好那个结。
她扶着树，慢慢弯腰，替我把鞋带系紧。
“他是一个没回家的孩子。”
她抬眼看我。
“别再叫他被什么吃掉了，他妈听见，受不了。”
我低着头，眼泪落到鞋面上。
那天回家，奶奶又拿玉米地吓唬堂弟。
我把正在剥的蒜放下。
“别说了。”
她嫌我顶嘴。
“吓唬两句怎么了，不吓他，他能听？”
我抬起头，第一次在家里把话说完整。
“东子没回来，不是给你们拿来管孩子的。”
奶奶气得叫父亲。
父亲进屋看了看，没有像往常那样训我。
他把堂弟从门边领开，只让奶奶别提了。
第二天，姚婆婆家门口多了一把腐烂的玉米叶。
有人故意扔的。
母亲路过，拿扫帚替她扫到一边。
她出来时，母亲已经把地扫净了。
两个人站在门口，谁也没提东子。
姚婆婆转身进屋，给母亲拿了一小袋自己晒的豆角干。
母亲没要。
“我扫个地，不收东西。”
姚婆婆捏着袋口，慢慢把手放了下去。
8
村东的大坑，曾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那个坑是早年取土留下的，雨水积在里面，边缘长满草，夏天靠近时有一股潮湿的泥腥气。
大人不许下河，却对这个不通河道的水坑松了口。
有人甚至说，看着不大，能出什么事。
我们就更放肆。
年纪大的男孩从歪树上往下跳，小一点的在边缘踩水，衣服脱下来搭在树根，晒得发硬。
我不会游泳，只敢坐在浅处，把脚伸进去。
邱石头比我大一岁，是里面闹得最欢的。
他母亲唐秀喊他回去吃饭，他把头往水下一扎，装作没听见。
我羡慕他胆子大。
后来很长时间，我一想起这种羡慕，就觉得难受。
出事那天，他从水中央往岸边走，忽然低头吸了口气。
接着，他不动了。
旁边的男孩以为他又在逗人，推了他一下。
他立刻哭出声。
“别碰我，疼！”
有人把他扶到岸边，他脚底开了很长一道口子，血顺着脚背往下淌。
我扭头就跑，边跑边喊唐婶。
唐婶赶过来，围裙都没摘，抱起石头时险些摔倒。
石头的父亲邱福在外干活，她一个人把孩子背去了村诊所。
伤口处理过，也用了药，到了夜里，石头却开始发热。
他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盯着门口说有人叫他。
“他说我踩坏了他的腿。”
唐婶吓得不敢关门，端着煤油灯守到天亮。
村医让她往县里送，邱福赶回来却先问花多少钱。
唐婶把诊所开的单子塞给他。
“你儿子脚还在肿。”
“昨晚不是打过针了？”
“打过针就不许病了？”
她说完便去借车。
邱福没追上，转头去请姚婆婆。
村里很快传开，说水坑底下有东西，石头踩着人家的腿，被找上了。
我听得脚底发凉。
那几天，我每次洗脚，都要把盆底翻着看一遍。
姚婆婆被邱福拉到家里时，石头正缩在床上发抖。
她掀开被角看了一眼，没有碰伤口，立即让他把孩子送医院。
邱福急了。
“我是请你来治这个的！”
姚婆婆抬头看他。
“我让你去医院，你听不见？”
“村里都说冲着了。”
她把被角放回去。
“那我现在告诉你，坑底下有东西，先把孩子送医院，再去查。”
邱福还想问些什么，她拄着拐杖站起身。
“你非要等他烧糊涂？”
那天下午，石头被送到县医院。
医生重新清理了伤口，做了检查，也补上该做的预防处置。
唐婶回村拿换洗衣服时，眼睛肿着，见到邱福便把柜子钥匙扔给他。
“钱拿出来。”
他张嘴要讲，她直接打开柜门。
“你舍不得，我舍得。”
9
石头住院后，水坑被围了起来。
几个去过坑里的孩子都被家里揍了一顿，只有母亲没打我。
她把我的湿裤子摊在桌上，问去过几回。
我低着头，说了实话。
她坐了很久。
最后，她把裤子收起来。
“我们大人也有错。”
我抬头看她，她却不再看我，拿着针去缝裤脚磨破的地方。
村里决定把坑里的水清掉，看看下面究竟有什么伤人的东西。
那年附近借不到合用的抽水设备，正赶上几天没下雨，坑里的水已经少了许多，男人们便拿桶往外舀。
人站成两排，一桶一桶往外递，舀了大半天，又接着忙到了第二天。
孩子都被赶到远处。
我趴在自家的院墙边，只能看见不断抬起又落下的胳膊。
坑底露出来时，有人喊了一声。
淤泥里有一截骨头，断处支在外面，边缘很尖。
母亲立刻把我从墙边拉下来。
我只听见院外的人越聚越多。
有人说是牲畜骨头。
有人说形状不对。
还有人已经开始讲哪年谁在这里出过事。
姚婆婆让他们别乱动，村里报了警。
现场被看过，露出的东西也由来人处理、核查。
后来通知村里，那里确实有人的遗骨，但年代久远，能确认的情况有限。
几个老人提到，取土坑附近早年有旧坟地，又遭过积水冲刷。
究竟是哪一家留下的，始终没核对上。
村里按要求办完相关手续，才把需要安置的遗骨另选地方收殓。
这些经过，到大人口中很快只剩一句。
姚婆婆算得准，水底果然有东西。
石头出院后，脚伤还要换药，人也瘦了。
他一见院门打开就紧张，晚上总要唐婶陪着。
邱福又开始发愁。
“医院也住了，怎么还这样？”
唐婶正在给孩子擦身，听完抬起脸。
“你天天在床边说有人跟着他，他能不怕？”
邱福把目光挪开。
院里的几个邻居却不服气，说孩子亲口讲过，那人怪他踩坏了腿，总不能是大人教的。
我站在门边，突然想起出事那天下午。
石头刚被抱走，就有个老人对着水坑说，底下埋了东西，谁踩了谁倒霉。
当时有几个孩子没离开。
石头躺在诊所处理伤口时，也一直有人在旁边议论。
我想开口，却被奶奶拉住。
“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
我看着石头苍白的脸，觉得自己不能再装没听见。
“是你们先说的。”
院里静下来。
我把那天下午听到的话，一句一句说完。
有人尴尬地笑。
“随口说两句，谁当真。”
唐婶把毛巾拧干，搁在盆沿。
“他才九岁。”
她看着那几个人。
“你们随口说的，他晚上不敢睡。”
10
姚婆婆最后还是让邱家准备了纸钱和一个童男纸人。
消息传出去，村里人都说该早些找她，白让孩子受了那么多罪。
唐婶听见了，没有再解释。
她抱着换药用的东西进屋，把门关得很重。
骨头下葬那天，我跟母亲站得远。
姚婆婆让邱福把纸钱放下，又把石头叫到跟前。
石头扶着母亲，不敢落伤脚，脸上满是抗拒。
姚婆婆没有逼他靠近。
“你那天在玩水，不是故意伤谁。”
石头低着头。
“他还会来吗？”
“该处理的已经处理了，你回去好好养伤吧。”
邱福拿起童男纸人，急着说替孩子赔罪。
姚婆婆看了他一眼。
“把话说清，是长辈求个心安，不是谁欠谁一条命。”
火烧起来时，石头把脸埋进唐婶衣服里。
唐婶摸着他的后脑，没有让他看。
那天之后，村里没有人再去他床边讲水坑底下的事。
药按时用，伤口按时换，唐婶也不再让他独自睡。
他慢慢能吃下一整碗饭，夜里惊醒的次数少了，半个多月后，扶着墙出来晒太阳。
街上的人看到，立刻把这件事归到姚婆婆身上。
她收了纸人，孩子就好了。
至于医院住了多少天，伤口用了多久才长好，大家没兴趣细讲。
姚婆婆有次来我家借顶针，母亲提到这事。
“你也不解释。”
她坐在矮凳上，把裤脚往下拉了拉。
“我解释过。”
屋里安静片刻。
“没人爱听。”
我正坐在旁边写字，忍不住抬头。
“婆婆，你的腿也是冲着什么了吗？”
母亲立刻叫我的名字。
姚婆婆却摆了摆手。
她看着我，没有责怪。
“车撞的。”
“他们说……”
我没敢往下说。
她替我说完。
“说我泄露天机，遭了罚。”
我把铅笔放下，连呼吸都放轻了。
姚婆婆掀开一点裤脚，露出已经长平的旧伤。
“那年我去镇上拿线，回来的路上，一辆货车拐弯没避开。”
她用手掌按住膝盖。
“医院的片子还放在柜子里，撞我的人也赔过钱。”
我看着她的腿，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愤怒。
可我太小，说不出合适的话。
她把裤脚重新放好，又拿起顶针试大小。
“你程伯伯是在外头干活时出的事故。”
“向前是在河边救人时出的事。”
程伯伯是她丈夫，向前是她唯一的儿子。
我头一回听见他们不是传言里的“男人”和“儿子”，而是有姓名、活生生的人。
母亲扭过脸，拿起桌上的杯子，又放下。
姚婆婆挑中了顶针，把另两个推回来。笑了一下。
“都是普通人，哪有那么多天机给我泄。”
我低头看作业本，刚写好的字被眼泪洇开了一小块。
11
我十岁那年，母亲怀了弟弟。
那时村里有人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检查，去亲戚家暂住，母亲也带我去了远村的姑姑家。
姑姑是父亲的妹妹，叫许秋莲，嫁得远，坐车转车要折腾大半天。
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借着当地学校读书，晚上跟母亲挤在姑姑家的小床上。
我想家，也想村口的姥奶奶。
姥奶奶是我姥姥的母亲，那年已经九十七岁。
她裹过小脚，鞋做得尖而窄，走路很慢，每跨过一道门槛，都要先扶住门框。
可她从不空着手见我。
一小块饼干，半把炒豆，或者藏在衣袋里的两颗糖。
家里人嫌她把吃的放得太久，我却从没嫌过。
她叫我“小穗儿”，最后那个字拖得轻，听得我总想再靠近一些。
等母亲带我回村，已经到了秋天。
屋里落了灰，父亲把被褥抱出去晒，我被打发去姥姥家拿东西。
回程经过村口，我看见姥奶奶站在她家院门边。
她穿着我熟悉的深蓝褂子，扶着门框，正朝路上张望。
我高兴得跑过去。
“姥奶奶，我回来了！”
她看着我，眼睛弯了弯，抬手摸我的袖子。
“瘦了。”
我说姑姑每天给我做好吃的，我没瘦。
她没跟我争，只把手伸进衣兜，掏出一把红枣。
有的已经红透，有的还带着一点黄绿，枣梗扎在掌心，轻轻刺痛。
“院里的，甜。”
我把枣接过来，站在门边就吃了一颗。
她看着我，没再说别的话。
那天午后的路很静，院墙上晒着干辣椒，远处有人敲打簸箕。
我只顾着嚼枣，甚至没认真看她的脸。
走出一段，我回头挥了挥手。
门口已经没人了。
我以为她进了院子，没觉得奇怪。
回到家，母亲正在洗床单，看见我捧着枣，随口问从哪儿拿的。
“姥奶奶给的。”
她手里的床单滑进盆里。
父亲站在窗边修插销，半天没有动。
奶奶最先走过来，把我手里的枣全扒到地上。
“你再说一遍，谁给的？”
我被她的动作吓住。
“姥奶奶。”
“在哪儿？”
“她家门口。”
母亲扶着盆沿，脸色白得厉害。
父亲终于放下工具，走到我跟前。
“小穗，姥奶奶走了。”
我没听懂。
他看了母亲一眼，才把后半句说出来。
“已经死了三个月了。”
12
我站在门口，舌头上还留着枣的甜味。
奶奶要把那些枣丢掉，母亲忽然拦住。
“先别动。”
她把我拉到跟前，问我有没有去过别处，有没有遇见别的老人。
我摇头。
“她还说我瘦了。”
母亲低下头，手掌按住我的后背，半天没抬起来。
姥奶奶去世时，我们还在姑姑家。
父亲去了丧事，家里怕母亲挺着肚子赶远路，也怕她难受，便一直瞒着。
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可比难受更早来的，是害怕。
奶奶开始翻我的袖口，又看我的鞋底，念叨我出生的时辰。
我在半夜零点前后出生，村里的人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讲，讲到最后，便成了“八字极阴”。
我不懂八字。
我只觉得，只要遇到他们解释不了的事，我的出生就会被拿出来责怪。
父亲让我把嘴里的东西吐掉。
我吐进纸里，委屈得浑身发抖。
“姥奶奶给我的，我又没做错事。”
没有人接话。
母亲拿水让我漱口，等我擦干脸，才带我去找姚婆婆。
她走得慢，肚子已经很明显，我扶着她的胳膊，途中一直盯着脚下。
我怕再看见熟人。
更怕自己喊了人，回家又被告知，不该看见。
姚婆婆听完，把我拉到窗边，问了当时的光线，问我有没有午睡，又问那天是谁在姥奶奶院子里。
母亲说，老人去世后，院子由亲戚轮着照看，枣树也有人收。
至于我遇见的是谁，当时没能核实清楚。
姚婆婆没有宣布什么。
可奶奶随后赶来，进门就问是不是老人舍不得，回来找孩子。
姚婆婆看了我一眼。
“你若按老辈人的说法，百日里惦记旧地方、惦记亲人，也是疼孩子，不是来害她。”
我紧绷的肩膀终于松了一点。
奶奶却又问，既然疼孩子，是不是能让她再去见见。
姚婆婆把手里的线轴放下。
“人已经去世了，就别让孩子天天去等。”
那一刻，我终于忍不住哭出来。
不是因为她把我吓着了。
是她没有说我命不好，也没有嫌我麻烦。
她让我坐下，从针线盒里找出一截红绳，在我手腕上比了比。
“戴着吧，别勒紧。”
奶奶问能挡什么。
姚婆婆没理她，只对我说。
“你一害怕，就摸摸这根绳，记着家里有人等你，有事回家讲。”
她系结的时候，我问了一句。
“姥奶奶会怪我没回来看她吗？”
她手停住，抬起眼。
“她给你留吃的，还能怪你？”
母亲坐在旁边，终于抬手捂住了脸。
我戴着那根红绳长大。
洗澡时取下来，擦干手腕再戴回去，后来绳子褪色、起毛，母亲又替我换过几次。
我渐渐没再遇到那些难以解释的事。
只是很多年里，我每次吃红枣，都会先看看枣梗有没有摘干净。
姥奶奶给我的那一把，留着几根短梗。
我一直记着掌心那点细小的疼。
13
姚婆婆去世后，我回村收拾她留下的东西。
针线筐、旧衣服、床头那只掉了漆的搪瓷杯，全都归置好了，只有那个铁皮盒，我一直没敢打开。
母亲催了两次，我才把盒盖掀起来。
里面的照片和单据都在，最底下多了一个信封，写着我的名字。
纸上只有几句话。
“穗儿，往后有人问起我，你就说，我叫姚素琴，会做针线，腿不方便。”
“别的，不必讲。”
我坐在床沿，把那张纸反复读了几遍，眼泪掉在裤子上。
她到最后，也只是想让人好好叫一回自己的名字。
信封里还有一把小钥匙，开的是床底下那只木箱。
箱子不大，里面放着几双没做完的布鞋，还有一本旧账簿。
我翻开第一页，看见了母亲的名字。
后面记着日期，以及几笔很小的账。
“鸡蛋十二个，退回。”
“借十元，已还。”
那是我六岁发高烧的那一年。
再往后，是石头住院时的记录，还有梁春秀找孩子借过的路费。
有的写着已还，有的被划掉了。
我翻得很慢，怕纸裂开。
快翻到最后时，一张折过的纸掉在地上。
母亲弯腰替我捡，看到上面的字，手停在半空。
那是我家的旧地址。
下面写着我的名字、生辰，以及一句话。
“七月十八夜，送回去一个。”
我伸手接过来。
“怎么记得这么怪？”
母亲没回答，拿起床上的旧衣服，抖开，又叠上。
我把纸翻过来。
背面还有一行，墨色比正面淡了许多。
“另一个，不肯走。”
窗外响起收废品的喇叭，我猛地抬头，手里的纸滑到了膝上。
母亲走过来，把账簿合住。
“带回去吧，别落在这里，让别人瞎编。”
她说得很快，转身去关窗时，却把插销推了好几次。
我没有再问。
姚婆婆的房子后来锁上了。
门口不再有人坐着纳鞋底，墙根长出了草，偶尔有人提起她，也只说那个独居的老人已经走了。
我把账簿和那张纸收进书房柜子，没有给任何人看。
日子照常过。
那根红绳磨断时，我正在洗手，褪色的线落在水池里，被水冲到了漏口边。
我关掉水，捡起来，晾干后也放进了铁皮盒。
那晚，我睡得很好。
直到半年后，小满给我打来电话。
她先问我忙不忙，又问姚婆婆留下的东西还在不在。
我放下筷子。
“出什么事了？”
电话那边有人说话，她走远了些，才接着讲。
“我闺女前几天回村，路过姚婆婆家，说门口坐着个老太太，叫她进去喝水。”
“孩子没去吧？”
“没去，我妈一直牵着她。”
我松了口气，正要说也许是附近的老人，小满又开口了。
“我给她看了村里几个老太太的照片，她都摇头。”
“后来翻到你上次发给我的那张，她才点头。”
那是姚婆婆的照片。
我没接话，指甲在筷子上轻轻刮了一下。
小满似乎后悔打这个电话，急忙说小孩子记不准，兴许以前见过照片，认混了。
我应了一声。
她也应了一声，却始终没挂。
过了片刻，她压低嗓子。
“穗儿，姚婆婆是不是还教过别的人？”
“什么？”
“我闺女说，门口不止她一个。”
我慢慢站起来，走进书房。
柜门有些紧，我拉了两次才拉开。
“还有谁？”
“一个小女孩，坐在她脚边，手腕上系着红绳。”
我把铁皮盒放到桌上。
电话里，小满的女儿忽然凑过来，抢着纠正母亲。
“不是教别人，那个奶奶说，她在等人。”
我看着盒里的红绳，没有伸手。
孩子问我：
“姨姨，你什么时候回去接她？”
母亲当年抱着我经过的那条夜路，突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眼前。
我问得很轻。
“她叫什么名字？”
电话那边安静了一会儿。
随后，小满问女儿，你拿笔写什么。
孩子没有回答。
几秒钟后，我收到了一张照片。
白纸上写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
许穗。
下面画着两个小女孩。
一个站在屋外。
另一个没有脸。
年少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