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人口核定表上写着四口人，我妈指着户口本最后一页说，“小秀，你舅的那一页早就该撕了。”
九零年夏，第二棉纺厂家属院要拆，我二十四岁，在细纱车间挡车，一个月上工钱 186 块。
我妈在棉纺厂挡了二十六年车，退休那年厂里只分了她三十八平米。
我舅一家三口住在我家的房子里，我舅妈在厨房切菜，我舅在客厅躺着看电视。
那天晚上我把我舅的旧皮鞋踢出门，他站起来说，“这房子是我拿你外公的名额换来的。”
我说那就把你换来的是什么拿出来，我们一张纸一张纸对。
我妈没拦我，她从柜子最底下摸出一个铁盒，推到我面前。
铁盒里有一张一九七二年的奖状，纸都发黄了。
奖状上没有我的名字，也没有我舅。
上面只有一个我妈的名字。
我把奖状收进包里，跟妈说，“明天我去厂档案室。”
这本户口本上的四口人，我要一个一个查清楚，谁也别想在我妈的房本上划走一间。
01
七月十二号，厂门口贴出了拆迁通知，红纸黑字，贴了四张。
第二棉纺厂家属院，连着厂东那一片筒子楼，明年三月前必须腾空。
我站在人堆里，从头看到尾，只记住两行字。
第一行，原面积按一比一折算成安置面积。
第二行，户内常住人口，每人加八平米。
我家那套房子四十六平米，我妈户上是四口人。
四十六加三十二，七十八平米，安置两套。
我妈在棉纺厂挡了二十六年车。
六四年她十九岁进厂，九零年退下来，一辈子就守那台织布机。
退休那年厂里分房，只分了她三十八平米一套。
剩下那八平米，是她从嘴里一点点省出来的。
八零年房改，一平米一百二十块，她掏了一千二百块。
房本上写的是她一个人的名字。
四口人住四十六平米，我从八岁起就睡客厅的折叠床。
那是筒子楼，中间一条过道，两边各三间。
南头那间是我妈和我，南边第二间是我舅一家。
北边三间空着，堆着旧机器和纸箱子。
楼道里一个水表，一个公用水龙头，三家共用。
我家那个搪瓷盆，就摆在楼梯拐弯的地方。
水表九一年就坏了，厂里一直没来修。
八六年冬天我手上生冻疮，裂了口子，就是因为洗不上热水。
这九十七块，她掰成三份，一份是煤球，一份是水电，一份是给我。
我二十四岁，进厂六年，一个月上工钱一百八十六。
每月发工资那天，我留三十块给她。
她不要。
她说，“秀兰，你自己攒着。”
我说，“妈，我攒不住。”
她就把那三十块塞进我抽屉里，压在户口本下面。
客厅北墙上挂着一张奖状，一九七二年的。
上头的名字是马秀兰。
那年她二十六岁，厂里给了她一张纸。
我把奖状看了三遍，看不出它跟拆迁有什么关系。
中午我妈端着搪瓷缸子回来，缸沿磕掉了一块瓷。
“厂办的小陈说，两页核定表。”
“给谁？”
“给咱家一页，给跃进一页。”
她把缸子放下，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妈，四口人算四口人，两套房，怎么只签一套？”
她没接话，从布袋里摸出一个手绢，一层一层打开。
手绢里是那本户口本，红布包着，红布上一层灰。
“秀兰，秀兰，”妈说，“你说，你舅那一页，早该撕了吧。”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她把户口本翻开，翻到最后一页，“你念。”
我接过来念。
“户主马秀兰，与户主关系：女、弟、子。”
念到“弟”那一个字，我妈的手抖了一下。
她把户口本又往我这边推了推。
“那你念下去，念迁入日期。”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号。”
“迁出日期呢？”
我翻到底，后面是空的一页。
“妈，没有迁出日期。”
她的手又抖了一下。
“我知道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
“秀兰，”妈把户口本合上，“你去厂里问一件事。”
“妈，这本户口本上，写的是我小舅的名字。”
“对。”
“可这房子是我爸用抚恤金换的。”
“对。”妈说，“房本上是我一个人的名字。”
“那户口本上怎么会有我舅。”
“因为他是你舅。”妈说，“秀兰，这本子上写的是一家人。”
“那房本上怎么就写不上一家人。”
妈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
“房本上写不上的地方，就得另想办法。”
“问什么？”
“问九一年，厂里给职工统一迁户口的那一次，他迁没迁。”
02
下午我去找厂办的小陈。
小陈在二楼办公室，桌上一个搪瓷茶盘，茶盘里泡着茶。
我把户口本放在他桌上。
“陈哥，麻烦查一下我舅的户口。”
“你舅是哪位？”
“马跃进，机修车间的。”
他翻了翻抽屉，抽出一张纸，是厂里的集体户口登记表。
“在，九一年转固定工那批迁进来的。”
“那他为什么还在我妈的户口上？”
“迁了。”小陈指着表上的一行，“这儿，白纸黑字，九一年十一月集体户口迁入登记，他自己签的字。”
“那我妈的户口本上，为什么还留着他？”
小陈把茶盘往边上推了推。
“秀兰，这我管不了，户口本在你妈手里。”
“厂里给职工迁户口，销不销原页，谁销？”
“本人拿新户口本去派出所。”他说，“或者原籍那边把名字划掉。”
“那要是本人不去呢？”
“不去就留着。”小陈说，“这种事一年有几十起。”
“那迁了户口的人，厂里还给分房吗？”
“分。”小陈说，“集体户的人，厂里照样分。”
“那我妈这户呢？”
“你妈这户，厂里已经报上去了。”小陈把茶盘端起来，“四口人，七十八平米，两套。”
“报上去了就改不了？”
“改了要重新报。”小陈说，“这事你得去拆迁办问，厂里只管报数。”
“厂里报数，怎么报？”
“按户口本抄。”小陈说，“一户一页，一页四行。”
“谁抄？”
“劳资科的一个内勤，她姓周。”小陈说，“抄完盖个章，报到房改办。”
“她抄错怎么办？”
“错不了。”小陈说，“她照着户口本抄，抄错也是本子错。”
“妈那年要是没让那个名额，她现在转正了没有？”
小陈愣了一下。
“马秀兰？”他说，“她八五年要是自己顶了那个岗位，现在还在厂里。”
“她为什么不顶？”
“这我不知道。”小陈说，“那一年厂里放名额，好几家的女人都来了厂办。”
“她们后来怎么样了？”
“有的顶了，有的让了。”小陈说，“让的现在多半还在车间。”
“陈哥，报上去有没有期限？”
“有。”小陈说，“房改办九月十号收材料，过了就等下一批。”
“下一批什么时候？”
“明年。”
我心里一沉。
“那我还有一个月。”
“九月十号。”小陈说，“材料齐了。”
“那批里，有投亲迁入的户吗？”
“有。”小陈想了想，“有一个，厂里后来给他单独报了。”
“现在他算什么户？”
“他算他那个亲戚的户里的人。”小陈说，“厂里把他的安置单独列了一份。”
我站在那儿没动。
“小陈，厂里为什么给职工统一迁户口？”
“分了集体户，房子好登记，福利好算。”
“那迁走的，还算这户里的人吗？”
小陈把笔帽扣上，看了我一眼。
“这话你问错人了。”
“该问谁？”
“问政策。”他说，“政策在拆迁办那。”
我拿着户口本出来，日头正毒。
家属院的楼道里全是人，搬家公司的三轮车一趟一趟往外蹬。
我在楼道口站住，翻开户口本再看了一眼。
第四页的墨色，比别的页深。
深得像后来添上去的。
03
晚上我舅从机修车间回来，脚上还是那双旧皮鞋。
他进门先看了一圈，喊我舅妈。
“妈，厂里催着签，签完才能挑房。”
然后他看见我坐在客厅的床上。
“小秀，你坐这儿干什么？”
“等我舅。”
他把鞋一脱，扔在门边。
“这房子我住了十三年，厂里都给我记着。”
“表上写的是四口人，你签不签？”
“签了表，我们家还是四口人。”
我看着他。
“你户口九一年就迁走了。”
“我没销。”他说，“迁走了也是我家的户口。”
“什么叫也是我家的户口？”
“马秀兰是我姐。”他坐到我对面，“这房子有我一半。”
我妈从厨房出来，围裙都没解。
“跃进。”
“姐，你别掺和。”
“这些年是你姐让着你。”我妈说，“今天不一样了。”
我舅笑了。
“让着我？妈要是有本事把正式工名额给自己，也不至于当一辈子合同工。”
这一句说完，屋里没人接话。
我去厨房接水，听见水开着，我妈没洗菜。
我把水缸灌满，缸子放到窗台上。
窗台上还放着两块煤，煤上压着一张旧报纸。
我妈这些年烧的都是这个，厂里发的煤，一块能烧三天。
二楼李婶来敲门，说她家也收到两张核定表。
“秀兰，你们家签了没有？”
“还没。”
“她家五个口人，厂里算了一套。”李婶说，“厂里说咱这种筒子楼是过渡房，只算一套。”
“过渡房？”
“跟咱这楼一个样，一层六户，谁家做饭都在楼道里。”她说。
我送她下楼，楼道里堆着拆下来的窗框。
04
李婶家在二楼，她那五口人只算一套，是因为她儿子九二年就把户口迁出去了。
“她儿子迁出去了，怎么还搁在户口本上？”
“他媳妇是外地的。”李婶说，“迁出去了，媳妇的户口进不来，就还留着。”
“那厂里也按五口算？”
“厂里说，按五口。”李婶叹气，“厂里那个数字，谁也看不懂。”
“跃进，”妈说，“八五年那个名额，是我划掉自己的名字换的。”
“你别说了。”
“我说了十三年了。”妈的声音不高，“今天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说。”
“八五年你二十五。你舅妈来厂里找我，说秀兰，你给弟留条路。”
“我把名额给他。”妈说，“不是他抢的。”
我舅站起来。
“姐，你别以为你让过我一回，这房子就该是你的。”
“房子本来就不是我的。”妈说，“房本上写的是我，可这八平米是厂里给的。”
“我不管房本。”我舅说，“我户口在这儿十三年，我孩子在这儿生的。”
“你孩子是九零年生的。”妈说，“那时候你已经搬出去了。”
客厅里静下来。
墙上的挂钟走着，咔哒一下，又一下。
我舅抓起门边那双旧皮鞋。
“签不签，你们说了算。”
“协议上还得厂里盖章。”我说。
他停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今天去厂里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
“那你手里那本户口本，是抄的？”
我把户口本举起来。
“抄不了，这是唯一的。”
我把门关上。
门关上的那一下，我听见他在楼道里骂了一句。
我妈从厨房端出一碗面，放在我面前。
面是白水煮的，上头一个荷包蛋。
“吃。”她说，“你今天跑了一天。”
我拿起筷子。
“妈，明天我去档案室。”
“秀兰，”她说，“你别去。”
“为什么？”
她把筷子往我手里推了推。
“档案室的老管理员，姓杜，你外公那辈人都在他手里过。”
“那不正好？”
“正好什么？”
“他手里有我外公的档案。”我说，“八五年那一年的批文，也该在他手里。”
我妈不说话了。
她低头吹了吹面，又把碗端回去。
“秀兰，妈求你一件事。”
“说。”
“别闹到厂办去。”
“为什么？”
她的手在桌沿上摸了两下。
“妈这十三年没跟人争过。”
“我争。”我说。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争可以。”她说，“别让你舅没脸。”
我愣了一下。
“妈，你不恨他？”
“恨一个人费力气。”妈说，“妈这力气得留着。”
05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把户口本翻出来看。
红布包着的那本，封面全是汗渍。
第四页那行字，墨色比别的页深。
名字后面写着迁入日期，一九八五年十月。
后面没有迁出日期。
我盯着那一行看了很久。
一个人搬走了十三年，户口上还没有他的迁出日期。
我把本子合上，又打开。
我妈房里的灯还亮着。
我推门进去。
“妈，我舅那一页，为什么没销？”
“销了，就不认这个家了。”
“就是一张纸。”
“不是一张纸。”她说，“是我那个名额。”
“什么名额？”
“你外公八零年三月走的，病故，他那个正式工的岗位收回去了。”
“厂里说照顾困难职工家庭，八五年又放出来一个。”
“六四年我进厂，合同工，一干二十一年。”
“那年你舅二十五，在老家娶不上媳妇。”
“你舅妈来找过我，说，秀兰，你给弟留条路。”
“那年我二十五，厂里放出来一个名额，我正好够格。”
“够什么格？”
“你外公表女。”妈说，“他那个岗位，我能顶。”
“我要是自己顶了，退休能分四十五平。”妈说，“妈现在三十八平。”
“你那个奖状呢？”
“奖状是厂里发的。”妈说，“七二年厂里评节约奖，妈那台织布机一年省了三百多斤纱。”
“三百斤？”
“妈那时候一天干十二个钟头，别的车间要换两个人的活，妈一个人顶下来。”
“厂里奖了你什么？”
“奖了一块布。”妈说，“一块二尺的蓝布，妈给你做了件棉袄。”
我记起来了。
我十岁那年冬天穿过一件蓝棉袄，袖口磨得发亮。
妈说，“那件袄，你穿了六年。”
“我把指标让给他了。”
“让指标，是把我的名字划掉。”
“我划的是我自己的名字。”她说，“不是你。”
我站在门边没动。
“那你为什么还是不把这一页销了？”
她抬头看我，眼睛在灯下发黄。
“销了，这个家就散了。”
她说完这句就关了灯。
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回自己屋坐下。
折叠床弹簧响了一声。
我想起我八岁那年。
我爸从南方回来，在楼下被车撞了。
那年我妈三十岁，厂里给的抚恤是一千二百块。
一块钱买了八平米的房，一块二买一个人。
我妈拿那钱交房款，交完在房本上按了手印。
从那以后，家里的事都是她一个人拿主意。
我说：“妈，我不闹到厂办去。”
黑暗里她没应声。
“我就查一张纸。”
“查完了呢？”
“查完了我去拆迁办。”
“秀兰，”她说，“人家不会因为你是我女儿就多给你半间房。”
“那我就拿纸去换。”
她很久没说话。
后来灯又亮了。
她坐起来，把枕头往背后一垫。
“你外公的档案，杜师傅那里按年份排。”
“八五年的在最下面一格。”
“秀兰，”妈说，“档案室不许拍照。”
“我用手抄。”
06
厂档案室在办公楼三层，走廊尽头，铁门上一把黄铜挂锁。
我推门，杜师傅正坐在里头听收音机，声音压得很低。
“杜师傅，我查八五年的户口准予迁入证明。”
他没抬头，先看我的证件。
“我不是本厂的，我是棉纺三厂的。”
“那你是哪个厂的？”
“就隔壁那个，我外甥女的姨父在那儿。”我说，“拆迁办要我家的安置表，我得先查户口的底。”
他这才把收音机拧小了。
“八五年，迁入证明？查哪一户？”
“马秀兰，马跃进。”
他手停了一下。
“马秀兰……马德旺的闺女？”
“你认识我外公？”
“他那本档案在我这儿。”杜师傅从桌上拿起一把钥匙，“跟我来。”
档案室靠墙全是铁皮柜，一格一格，每格挂个纸牌。
杜师傅一边开柜一边说。
“那年厂里一共放了三个名额。”
“哪三个？”
“东街老刘家一个，纺纱车间一个，还有一个。”他顿了顿，“你妈那一个。”
“你妈那年是最后一个来登记的。”
“她来的时候还穿着厂里发的工作服。”
“鞋是布的，鞋底磨得一边高一边低。”
“杜师傅，档案室的规矩多不多？”
“多。”杜师傅说，“进门登记，查卷登记，抄录登记。”
“抄一份要多久？”
“一页一页抄，八五年的有二十多页，你手快也要两天。”
“那我不抄了？”
“不抄你拿什么去谈？”杜师傅说，“我这儿复印一张两毛钱，可复印的东西人家不认。”
“为什么不认？”
“复印的东西没有章。”杜师傅说，“手抄的签名按手印，是你的说法，人家认这个。”
他又从抽屉里摸出一本登记簿，翻开给我看。
上面一行一行，全是来抄录的人：姓名、单位、用途、日期。
“八五年你妈来抄过一次。”
“我妈？”
“她来抄她自己那份。”杜师傅说，“抄的是户口本第四页。”
“她抄那个干什么？”
“她说她要留个底。”杜师傅说，“那本户口本她不肯留在厂里，她要自己收着。”
“她抄的时候，我给她续墨。”
“她手抖吗？”
“抖。”杜师傅说，“按手印按了三回才按清。”
“那年她四十一，一个女人，替弟弟扛着整个家。”
“你怎么知道？”
“她来的时候跟我讲过一句。”杜师傅说，“她说，我弟弟在老家娶不上媳妇。”
“你外公八零年三月走的，病故，那个正式工的岗位当月收回。”
“我知道。”
“八五年厂里又放出来一个名额，是我登的册。”
他拉开最下面一格，蹲下去，从一堆牛皮纸袋里抽出一个。
纸袋上写着：八五·用工名额·马德旺。
我的心跳快了一下。
“就是它。”
杜师傅把纸袋放在桌上，抽出里面的两张表。
一张是《职工登记表》的主表，一张是《户口准予迁入证明》的存根副联。
副联是那种蓝边的油印纸，一分为二，字都发虚。
我要看的那一栏，被一滴油盖住了。
油渍发黑，罩住四个字左右的地方。
“迁入理由。”杜师傅说，“这一栏。”
“糊了。”
“糊了二十多年了。”他说，“当年登记的时候，桌上摆着饭盒，油星子溅上去的。”
“能擦吗？”
杜师傅从抽屉里摸出一块橡皮，又找出一张复写纸垫在底下。
“你自己来。轻点，这纸脆。”
我拿橡皮一点一点蹭。
蹭了七八下，油星子边上出来一个字的半边。
是个提手旁。
“投。”我说。
“再擦。”
第二下，那字整个出来了。
07
两个字。
投亲。
我把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眼睛都看酸了。
杜师傅在旁边喝茶，不催我。
“杜师傅，什么叫投亲？”
“就是投亲。”他说，“家里有亲戚在本市，户口跟着亲戚迁过来。”
“那跟顶替呢？”
“顶替是顶替。”杜师傅把茶缸放下，“职工退休或者病故了，岗位上有个空，他家里符合条件的子女顶上，名字进厂里那份花名册，岗位、工龄、养老，全是顶替的那个人的。”
“投亲呢？”
“投亲就是投亲。”他说，“户口挂到亲戚名下，厂里不给你岗位，不给你工龄，也不给你算正式工。”
我盯着那两个字。
“那八五年，马跃进在厂里是什么？”
“正式工。”杜师傅说，“顶了你外公的岗位。”
“可户口上写的是投亲。”
“投亲是户口，岗位是岗位。”他说，“厂里这本记岗位，派出所那本记户口。”
“那这两本账，现在算在谁头上？”
杜师傅把纸袋往我这边推了推。
“你自己看，主表上有备注。”
我把主表抽出来。
外公的《职工登记表》上，备注栏里有一行铅笔字，写得很轻。
我凑到台灯底下，眯着眼看。
那行字是：职工马德旺名下名额，直系女马秀兰自愿放弃顶替，转其弟马跃进。
后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八五年十月十一日，本人签名马秀兰。
手印，红的，模糊了，但形状还在。
我拿手指头去碰那个手印。
指头有点抖。
“这就是我妈的。”我说。
“是你妈的。”杜师傅说，“我当年登记的时候，她来按的手印。”
“那她为什么不写投亲？”
“投亲是户口的事。”杜师傅说，“名额是名额。她把自己的名字划掉，把弟弟的名字写上去，这是一张纸。”
“那张户口准予迁入证明呢？”
“户口那一张，写的是投亲。”他说，“因为户口准不准迁，得看有没有投亲的亲戚。她是你弟弟，你是她户口上的直系亲属。”
我把这张纸翻过来又翻过去。
一张纸上写着投亲，另一张纸上是放弃顶替。
我妈两样都签了。
她把指标给了我舅，把户口的名分给了自己。
一个字，是让。
另一个字，是认。
“杜师傅，这两张纸，能给我抄一份吗？”
“不行。”他说，“档案不许外带，抄录也要登记。”
“那我手抄。”
“抄吧。”杜师傅拿出一张信纸，“抄录要写明用途。”
我拿笔的时候，手还是抖的。
第一行写：抄录用途，拆迁安置核实户口。
写完这一行我停了一下。
我又添了一句：核实顶替名额归属。
杜师傅看了一眼，没拦我。
我把两张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抄下来。
抄到那个手印的时候，我停了很久。
“秀兰，”杜师傅说，“你别跟你妈提这个。”
“为什么？”
“她要是知道我一直留着这张纸，”杜师傅说，“她会觉得我这些年对不起她。”
我抬头看他。
一个管档案的老头，替我妈守了十三年一张纸。
“投亲入户的，迁出去以后就不再算原户的人口。”杜师傅说，“可你小舅说他是顶替你外公的名额进城的，这两本账，记的不是一回事。”
08
从档案室出来，天已经黑了。
家属院的路灯有一盏不亮，我摸黑上了楼。
门虚掩着。
我进去的时候，屋里坐着四个人。
我舅，我舅妈，我舅的儿子，还有我妈。
我儿子九零年生的，今年八岁，靠着桌子写作业。
桌上摊着两份安置协议。
我妈坐在床沿上，手里捏着一支笔，没动。
“妈。”
没人应。
我舅把一份协议推过来。
“秀兰，签了。”
“签什么？”
“安置协议。”他说，“我们那套，妈户里那套。”
“我妈的那份，我还没看。”
“你妈已经看了。”我舅妈开口了，声音低，“小秀，这房子你妈是要的，我们也不跟你抢。”
“那推过来干什么？”
“你签个字，妈户这页就写清了。”我舅妈说，“四口人，两套，一套给你妈，一套给我们。”
“一套四十六平的房子，两套各一半，谁住哪半？”
“你妈那半是北边那两间，我们这半是南边那间。”我舅说，“中间的堂屋还共用。”
我抓起协议看。
第三条：户内常住人口四口，安置面积七十八平米，分列两套。
第七条：本户原产权人马秀兰，第二套安置房由马跃进优先安置。
“优先安置？”
“你看第七条。”我舅说，“妈户是妈户的，妈户里的房子，我们家有一份。”
“我妈的名字是产权人。”
“妈户是四口人。”我舅把笔往我这边推，“小秀，你今天查了一天的户口本，查出什么了？”
我看着他。
我把信纸从口袋里掏出来，摊开。
两行字：投亲。以及备注栏里那行铅笔字和那个红手印。
“我查出来，八五年我舅进厂，户口是投亲。”
“那厂里的岗位是怎么来的？”
“顶的是我外公那个岗位。”我说，“我外公八零年走的。”
我舅的脸一下就红了。
“你放什么屁！”
“你自己看。”我把纸拍在桌上。
我舅看了一眼，一巴掌把纸拍到地上。
“屁话！这是你妈写的，那也是你妈写的！”
“你妈写的是她放弃顶替。”我说，“那个岗位本来是她的，她让给你了，她自己一辈子是合同工。”
“那房子就该有我一半！”
“妈，”我舅妈突然开口，“你别说了。”
屋里没人接话。
我儿子抬头看了看我们，又低下头。
我妈把笔放下了。
她站起来，走过去把地上的纸捡起来，一寸一寸捋平。
“秀兰，”她说，“妈求你一件事。”
“妈。”
“今天不说了。”
“不说可以。”我说，“明天我去拆迁办。”
“我舅，”我把协议推回去，“你要是敢拿这张纸去厂里告我，我就把这两张纸一起交上去。”
“你威胁我？”
“我不是威胁你。”我说，“我是告诉你，这纸上写着投亲两个字，投亲的人不该分这个房子的安置面积。”
我舅盯着我看了半天。
他抄起桌上那支笔，在协议上按了一下，把笔扔了。
“这张我不签。”
他转身出门，我舅妈跟着起来，又坐了回去。
她看了一眼我妈。
“姐，”她说，“那张奖状还在吧。”
我妈抬起头。
“我在。”我妈说。
“还在就好。”我舅妈说，“秀兰，”她转过来叫我，“你别学我。”
说完她站起来，跟着我舅出去了。
门关上，屋里只剩我和妈。
“妈。”
“我累了。”妈说，“你把协议收起来。”
我看着她。
她的眼睛闭着，手指头在膝盖上一下一下地敲。
我数了，那是我八岁以后最怕的声音。
09
九零年八月三号，我去找劳资科。
劳资科在办公楼二层，管着全厂一千二百个职工的档案袋。
科里管事的人正在喝茶，我说明来意。
“九一年的户口迁移登记？”
“归保卫科。”他说，“户口是保卫科的事。”
“保卫科在哪儿？”
“厂门口东边那个平房。”
我跑过去，保卫科的门开着，里头两个师傅在下棋。
我把情况说了，听棋的那个抬起头。
“厂里九一年统一迁户口，是劳资科发的表，我们只盖章。”
“那表在劳资科？”
“在厂办档案室。”师傅说，“你去问小陈。”
我又上楼，小陈在。
“小陈，厂里九一年统一迁户口的登记表，在哪儿？”
“干什么？”
“查我舅的迁出记录。”
小陈把笔在桌面上转了半圈。
“秀兰，”他说，“这个真不在我这儿。”
“那在哪儿？”
“厂里的老表，九五年以后的基本都交市档案馆了。”他说，“你要查，得去市档案馆，凭户口本和单位介绍信。”
“市档案馆在哪儿？”
“红旗路那个。”
我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
太阳很大，我想到我妈说的那句话。
去市档案馆，要坐三路车到红旗路，往北走四百米。
来回两个多钟头。
我回家拿户口本，我妈在洗床单。
“妈，我去趟市档案馆。”
“拿介绍信。”
“妈，厂办能开吗？”
“不能。”妈说，“户口本给我。”
她从柜子里拿出户口本，用红布包着的那本。
“你外公的档案，从八三年起就存在他们那儿。”妈说，“你自己的卷宗也在，八五年那一格在最底下。”
“你拿户口本去，就说家里要办迁户。”
“妈，我问的不是外公的档案。”
“你就说你外甥女要办迁户。”妈说，“人家问的时候，你自己看。”
我接过户口本，走了两步又回头。
“妈，你怎么知道外公的档案在市档案馆？”
妈把床单往绳上一搭。
“你爸的抚恤档案在那儿。”她说，“九四年办抚恤的时候，是我去的。”
10
市档案馆在红旗路口，一栋灰楼，门口有个存车棚。
我把户口本和一张手写的申请递进去，窗口里让我填了一份登记表。
“查哪一年的？”
“八三年到九一年。”
“查什么？”
“职工登记和户口迁移登记。”
窗口里的人抬头看我。
“你是马德旺的什么人？”
“我是他外孙女。”
“女儿。”那人重复了一遍，把表格翻过来，“直系亲属才能查。你妈来行不行？”
“她六十二了。”
那人想了想，在表格上盖了章。
“三楼左手第一间。旧厂房卷宗，三排四层。”
旧厂房在走廊尽头，一间屋子，木架子上全是牛皮纸袋。
我按编号找到了马德旺那一包。
八年，一百多页，全是表格：入职登记、调动、升级、扣款、疗养、退休。
每一张纸右上角都盖着厂里的骑缝章。
我在最后一页停住。
那是一张《职工登记表》，八五年新版的。
我抄下了备注栏那行铅笔字。
写得很轻，字迹是妈的。
再往下翻，是一份《职工登记表》附页，格式一样，姓名不同。
马跃进，八五年十月十一日入厂。
名册边上盖着一个章，写着固定工。
我妈的登记表夹在同一个纸袋里，八五年那一页，写着合同工。
一个是合同工，一个是固定工，中间隔着一行铅笔字。
我妈把自己的名字划掉，划在了那一行里。
我把这几页抄下来，抄完又看了一遍。
然后我在纸袋的最后一层，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是旧的，边角磨圆了，上面写着两个字。
秀兰。
我手抖着打开。
里面是两张纸的复写件，纸都发脆。
一张是《职工登记表》附页的抄件。
一张是《职工户口迁移登记表》。
九一年十一月二日。
姓名马跃进。
迁出户主马秀兰。
迁入单位，第二棉纺厂集体户。
迁出原因栏写着：本人已有固定工工作，迁入单位集体户口。
最下面有两个签名。
马跃进。
还有一个签名，字迹是我的。
是妈的。
我妈替我舅签的字。
我把这三张纸摊在阅览桌上，手心全是汗。
阅览室有钟，墙上挂着一个，五点一刻。
我还有四十分钟闭馆。
我一张一张抄。
抄到最后那张户口迁移登记表的时候，我发现背面还有字。
是杜师傅的钢笔字，写给妈的一句话：
秀兰，这一张我替你收着，等你要的那天。
底下一行小字，是日期。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六日。
11
档案馆出来，天已经擦黑。
三路车最后一班是六点半，我跑着上的。
车晃了四十分钟，我在窗玻璃上看见自己的脸。
我二十二岁那年我妈四十四。
我在车上手心一直在出汗，那三张纸的复写件贴着我的胸口。
下车的时候我跑起来的。
家属院门口那个修鞋摊还没收摊。
“姑娘，你跑什么？”
“不跑来不及了。”
我冲上三楼，掏钥匙的手都是抖的。
我妈在门口。
“妈。”
“你怎么跑成这样。”
我把那三张纸拿出来。
“妈，户口迁移登记表，你替他签的字。”
妈接过去，就着楼道那盏灯看。
看了很久。
她没问我去哪儿找的，没问我抄了多久。
她只说了一句。
“我不签，他迁不出去。”
“他后来自己签不就行了？”
“他那时候怕。”妈说，“单位不接收，他就是个农村户口的黑户。”
我看着她。
“妈，九一年他要是迁不出去，就一直是我户里的人。”
“对。”
“那你为什么不销那一页？”
“销了他就回不来了。”妈说，“跃进在机修车间干得好好的，他要是被厂里除名，回老家就完了。”
“妈，你这是拿我的房子换他的工作。”
我妈抬起头。
她的眼睛在楼道灯下发黄，眼皮肿着。
“秀兰，”她说，“妈知道。”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把三张纸按顺序叠好，推回我手里。
“你拿这个去找谁？”
“拆迁办。”
“拆迁办姓刘的能办。”妈说，“秀兰，你去了别哭。”
“为什么？”
“小刘她妈，跟我是一届的。”妈说，“六四年进厂的，车间宣传栏上贴过她的照片。”
我心里一动。
“妈，你跟她熟？”
“不熟。”妈说，“但那份安置办法，是她陪人跑出来的。”
12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拆迁办。
拆迁办在市建委的大院里，门口一间平房，玻璃上贴着手写的牌子。
里头挤了七八个人，都拿着本子等。
我排到第二个。
窗口后面坐着一个女的，二十八九，短头发，桌上摊着一摞表。
她戴一只眼镜，一只耳朵上夹着铅笔。
“哪户？”
“第二棉纺厂家属院，乙区三号楼二单元。”
“姓名。”
“马秀兰。”
她在本子上写了两笔。
“户里有几口？”
“四口。”
“产权人几个？”
“一个。”
她抬眼看我。
“你是？”
“她女儿。”
“材料带了吗？”
我把户口本、房本、两页核定表摊在窗台上。
她一样一样看，翻房本的时候用手指头擦了一下封皮上的灰。
“这本房本，产权人写的是马秀兰。”她说，“八零年房改，购房价一千二百块，四十六平米。”
“对。”
“户口上四口人。”
“对。”
她把三样东西并排放好，然后拿起笔，在一张单子上写。
“原面积折算四十六平米，常住人口按户内户籍四口算，加三十二平米，合计七十八平米，分两套。”
“我想改一下常住人口。”
她抬头。
“改成几个？”
“两个。”
“理由。”
“马跃进九一年十一月迁出去了，迁到厂里的集体户，厂里的集体户在市档案馆有登记。”
“我知道。”她说。
我把那三张复写件推过去。
“这是九一年的《职工户口迁移登记表》，厂里签字，他自己签字。”
她拿起来看，看了很久。
“迁出户主马秀兰。”她念，“迁入单位，第二棉纺厂集体户。”
“是。”
“那现在马跃进户口在哪儿？”
“厂里的集体户上。”我说，“我妈的户口本上，他那页没有销。”
她把纸放下，从抽屉里抽出一本蓝皮的册子，翻到中间。
13
册子上是打印的字，一条一条。
“《市区旧城改造房屋安置办法》第十一条。”她念，“投亲迁入的户口，迁入时未就业、未落户集体户的，视为原户常住人口。”
“第十三条。”她往后翻了一页，“投亲进来的，后来迁到单位集体户的，从迁出那天起，就不再算原户的人口。”
“第十五条。”她合上册子，“原产权人可申请重新核定，前提是提供四项材料。”
“哪四项？”
“一，迁入证明的存根或者复印件。”
“二，迁出证明。”
“ 三，户籍底册或者派出所的注销证明。”
“四，迁入人无本市房产和无其他安置面积的证明。”
我一条一条记在手上那张纸上。
“第十三条，”我说，“我舅九一年迁出去了，是不是就不该算在妈户的四口人里？”
“不该算。”她说。
“那为什么核定表上写了四口？”
她把笔转了一圈。
“厂里报上来的。”她说，“厂里按户口本抄的，抄到四口。”
“我能不能改？”
“能。”她说，“材料齐了，我给你重新核定。”
“材料多久能齐？”
她看了看窗外的队伍。
“你今天几号来的？”
“八月五号。”
“九月上旬吧。”她说，“档案馆要介绍信，派出所要证明，房产那一条要找厂里。”
我把纸折好。
“刘姐。”
“叫我小刘。”她说，“我一九六四年的，跟你妈一批。”
我愣了一下。
“你知道我妈？”
“马秀兰，车间挡车的。”小刘说，“六四年厂里第一批女工，三百二十个人。”
“你还记得？”
“不记得。”她笑了一下，“宣传栏上贴过照片，我记得那个名字。”
我把材料收进包里。
“小刘，材料齐了以后，你是给我两套还是一套？”
“两套。”她说，“四十六加十六，六十平米，两套三十平米。”
“原来只有一套三十九平米。”
“对。”
“那差的二十一套平米，按什么价？”
小刘在本子上按了一下计算器。
“安置价，一平米五百二十。”
她把计算器转向我。
“二十一平，一万零九百二。”
我盯着那个数字。
一万零九百二。
我一个月 186 块。
五十八个月。
“秀兰。”小刘说，“材料不全，我改不了。”
“我知道。”我说，“我今天就去市档案馆开介绍信。”
“你来晚了。”小刘说，“材料要在九月上旬之前交齐。”
“我今天来的。”我说，“我明天就去开介绍信。”
她点点头，低头收下一份别人的材料。
“马秀兰那个户，我记下了。”她说。
我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
“小刘，要是厂里不给开介绍信呢？”
“那就写遗嘱。”她说，“别写欠条。”
我往外走，走到楼梯口又停下。
“小刘。”
“嗯。”
“材料齐了以后，是您给我办，还是我得再来一趟？”
“材料齐了我通知你。”小刘说，“你交齐，我按第十三条给你重核。”
“重核了以后，厂里那份四口人的表还算数吗？”
“不算数。”她说，“以重核表为准。”
“那厂里会不会来找麻烦？”
“厂里找麻烦，你找我。”小刘把笔帽扣上，“我是经办人。”
14
八月上旬我开始跑材料。
第一样是厂里的介绍信。
小陈在厂办，我把户口本递过去。
“开什么？”
“查我舅九一年的户口迁移记录。”
“介绍信是给档案馆开的，得写用途。”
“写拆迁核实户口。”
小陈把笔转了两圈。
“秀兰，户口迁不迁的，档案馆不给查职工户籍底册。”
“那我查我外公的。”
“你外公的档案在市档案馆，厂里没有。”
“我知道。”我说，“我妈去过，九四年办抚恤的时候。”
小陈把笔放下，看了我一会儿。
“马秀兰自己来。”
“她六十二了。”
“她自己来我就开。”
我在厂办坐了一下午。
下班的时候小陈又进来了，手里捏着一张纸。
“行了。”他说，“就写查职工户籍事项。”
“谢谢陈哥。”
“别谢我。”小陈把介绍信推过来，“写的是查职工户籍事项，不是查马跃进。真查不出来，你再来我不管。”
第二样是派出所的证明。
厂东派出所离家属院三条街，我推着自行车去的。
窗口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翻我的户口本翻了半天。
“马跃进，户主马秀兰之弟。”他念，“你想开什么？”
“开他九一年迁出的证明。”
“他人还在城里，户口在厂里集体户。”小伙子说，“你要开什么证明？”
“迁出证明。”
“没有注销，就没有迁出。”他说，“你要注销证明，得本人来，或者……”
“或者什么？”
“或者你去市里那家。”他说，“厂里的集体户挂在厂里，注销要去厂里派出所。”
我拿着户口本出了门。
八月的太阳把柏油路晒软了，我站在门口想了很久。
他说的是真的。
从户口本上看，我舅确实还在妈户上。
回了厂里，厂派出所的窗口更简单。
“集体的户，我们这儿只有名册。”一个老警察说，“要证明，你找厂办开。”
名册。
“警察同志，厂里的集体户口名册，能不能抄一份？”
“不能。”
“为什么？”
“不能就是不能。”老警察把笔一放，“下一位。”
我在厂里转了一下午，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
没销。
没销就没迁出。
没迁出他就在我妈的户上。
晚上我回家，妈在灶上热粥。
我把厂派出所的话说了。
妈舀粥的手停了一下。
“没销就没迁出。”她重复了一遍。
“对。”
“秀兰，”妈说，“这话没错。”
我一下就火了。
“那你还留着他的页干什么！”
妈把勺子放下。
“我没留。”她说。
“就是你留的！”
“对。”妈说，“是我留的。”
我把碗推到一边。
“你留他的页，是为了让他还能回这个家。”
“是。”
“那你留他的页，也让他能一直分我妈的房子。”
“也是。”
我气得手都抖。
“妈，你十三年前让他进城的，你现在护着他，你现在还护着他！”
妈没说话。
她把锅端下来，坐到我对面。
“秀兰，”她说，“妈跟你说实话。”
“你说。”
“九一年他迁户口那天，我是陪他去的。”
“我知道，表格上有你的签名。”
“不是签的名。”妈说，“是我替他办的。”
我抬起头。
“他怕。”妈说，“他怕迁了以后，厂里的宿舍不给他，他怕单位不接收。”
“他不是八五年就转正了？”
“是，八五年顶了你外公那个岗位。”妈说，“所以九一年迁户口，厂里才写本人已有固定工工作。”
“那……”
“秀兰，妈要是那天不陪他去，他就不迁。”
“他不迁，他就一直在妈户里。”
“对。”
我坐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
“妈，”我说，“你陪他去，是为他好。”
“是。”
“那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妈把粥推到我面前。
“因为现在，为他好这件事，已经伤到你了。”
15
八月十七号，厂办通知我妈去一趟。
通知上写的是核实职工档案事项。
我知道是谁捅上去的。
我舅去了厂办，告我妈的状。
他说我妈私自涂改档案，伪造证明，骗厂里分房。
我在厂门口等我妈出来。
她进去一个钟头，出来的时候脸色是白的。
“妈！”
她没听见，走下台阶，脚下一软。
厂门口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圈，有人喊快叫车。
我跑过去扶住她。
她的嘴唇没有血色，额头上全是汗。
“妈，妈！”
“没事。”她抓着我的胳膊，“妈就是没吃饭。”
救护车来的时候我跟着上了。
一路我攥着她的手，她的手冰的。
急诊室的白灯照着她的脸，她闭着眼。
医生说是血压。
输了一瓶液，开了药，让她躺着。
我坐在病床边的塑料凳上，看着点滴一滴一滴往下掉。
六十二岁。
她在车间站了二十六年，一天十二个钟头。
我把脸埋在手里。
那天下午四点多，她醒了。
“秀兰。”
“妈。”
“纸交了没有？”
“交了三样。”我说，“派出所不给开注销证明。”
“是不给开。”妈说，“因为没销。”
“妈，你早知道？”
妈看着点滴瓶。
“妈没早知道。”她说，“妈只知道，人迁走了，名字可以留着。”
“留着有什么用？”
“留着，就还是一家人。”
我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妈，那我们家现在算什么一家人。”
妈没有回答。
她把右手抬起来，比划了一下。
“秀兰。”
“妈。”
“妈今天在厂办，听见你舅说话了。”
“说什么？”
“他说，姐把我户口迁出去，是要跟我要房子。”
我愣住了。
“他当着厂办的人这么说的？”
“他不知道我坐门口。”妈说，“他跟厂办的说，姐把我的户口迁出去，是为了把我从户口本上划掉，好独吞那套房子。”
“妈，你说什么了？”
“我说，跃进，那套房子是妈名下的，妈房本上有你的名字吗？”
“他说什么？”
“他说，我不管，反正我户口在妈这儿。”
妈喘了两口气。
“然后厂办的人问我，马秀兰，你到底签没签那份《职工登记表》附页。”
“你怎么答的？”
“我说，签了。”
“那不正好吗？”
“不好。”妈说，“厂办说，你签了，就等于你承认马跃进是顶替进的厂，厂里就得给他补工龄。”
我一下子坐直了。
“补工龄？”
“补工龄就等于承认他是正式工。”妈说，“承认了，厂里就得给他分房、给指标。”
“他要分房？”
“他现在住的是厂里的十二平单间。”妈说，“厂里要真给他补了工龄，厂里就得再给他一套。”
我手指头冰凉。
“所以妈什么也没说。”
“妈说，我签的是放弃顶替。”妈说，“厂办说，那就得写一份说明。”
“说明什么？”
“说明马跃进不是顶替。”
我明白了。
只要说明马跃进是投亲、不是顶替，厂里就不用给他补工龄，也就不用给他分房。
可那张《户口准予迁入证明》上，写的就是投亲。
“妈，那你就说明啊。”
“秀兰，”妈说，“妈要是说了，跃进就什么都不是了。”
“什么都不是？”
“他八五年进厂，靠的就是那个名额。”妈说，“那个名额，厂里记在我名下。”
“记在你名下怎么了？”
“那厂里就得认账。”妈说，“认了账，妈就欠了厂里一个名额。”
她顿了一下。
“妈把那个名额给了跃进，厂里一直记着账。”
“记了十三年。”
“记了十三年。”妈说，“妈这一辈子，都是欠着厂的。”
我握着她的手。
她的手还是凉的。
“妈，”我说，“你不用替他还。”
“傻话。”妈说，“名额是我划的，账是我的。”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妈看着点滴瓶，“这一次妈不想再欠了。”
16
八月十八号，我舅妈来了医院。
她拎着一网兜苹果，站在病床边削苹果。
削完了，她把苹果递给我妈。
“姐，吃。”
我妈说了声谢谢。
屋里就我们三个人，我舅妈坐在床尾的椅子上。
“妈，”我说，“我舅呢？”
“在厂里。”我舅妈说，“这几天他不敢回家。”
她低着头，手指头在膝盖上来回搓。
“舅妈，”我说，“你们家到底想怎么样。”
我舅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妈。
“秀兰，”她说，“我想搬出来。”
我手里的苹果差点掉了。
“九三年我就想搬。”她说，“分家那年，纸都签了。”
“什么纸？”
“从家里分出来的纸。”我舅妈说，“跃进签了名，你妈按了手印。”
“在哪？”
“我拿着。”
她从布包里掏出一个塑料文件袋，袋口封了三层。
她一层一层打开。
里面是一张纸，四个人的名字都在。
“分家协议。”她说，“九三年三月。”
我拿起来看。
纸头是那种带格的信纸，边上盖着一个红章。
“马跃进、马秀兰、马德旺遗产、齐桂芳。”
“……齐桂芳也在上头？”
“在。”我舅妈说，“那时候还没分家。”
正文是打印的，最后一段是手写的：
“自分家之日起，马跃进一家自立门户，另立户口，与马秀兰户分户。此后两户在住房、福利、分房、赡养老人各项上互不相关。空房一间由马秀兰居住，家具杂物各自清点。”
最下面两个签名，一个是我舅的，一个是我妈按的手印。
还有一个日期。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一号。
我拿着这张纸，手心发潮。
“舅妈，”我说，“这张纸上有户口迁出那句话吗？”
我舅妈抬起头。
“没有。”她说。
“为什么没有？”
“因为九三年他没迁。”我舅妈说，“协议上写的是自立门户，另立户口，没写哪一天迁。”
“这就是他咬住的地方。”
“这就是他咬住的地方。”我舅妈说，“九三年到现在，五年了。”
我把纸放在膝盖上。
五年。
“舅妈，”我说，“这五年你为什么一直没提？”
我舅妈没说话。
17
她削第二个苹果，削了一半停住。
“秀兰，”她说，“我不是为了帮你们。”
“我知道。”
“我是为了我自己。”她说，“我八一年进的后勤，在食堂，一辈子在那儿蒸馍。”
“我和我儿子，户口在跃进名下。”
“我们家两个大人，一个孩子，都是非农户口。”
“厂里说，我们家只能按他那个十二平米单间算安置。”
“那是一套，二十八平米。”我说。
“对。”我舅妈说，“我八一年进厂，工龄十七年，我挣的。”
她把苹果放下。
“秀兰，我跟了你妈十三年，我今天来，不是做好人。”
“妈。”我妈在病床上开口了。
“姐，你别说话。”我舅妈说，“我跟秀兰说。”
她转过来。
“分家协议上写得分了家，住房福利互不相关。”
“可你妈是我亲姐。”她指指床上的我妈，“她把指标给了我男人，把户口留给我男人。”
“她这么做，图什么？”
“图我家那个娃能上学。”我舅妈说，“八五年我肚子里怀着这个娃，户口没落下来，我男人进不了城，这娃生下来就是农村人。”
“我妈那时候不知道你怀着孩子。”
“她知道。”我舅妈说，“她知道，她还去求了保卫科三个月。”
我手里的苹果掉在了地上。
我妈没接话。
“保卫科那三个月，是您跑的。”我说。
“你妈陪我跑的。”我舅妈说，“她陪着我跑了三个月，一趟一趟。”
我转头看床上的妈。
我妈闭着眼睛。
“妈。”
“秀兰，”妈说，“别让她说这些。”
“为什么不让她说？”
“说了像在讨债。”
我舅妈站起来。
她把那个塑料文件袋放在床头柜上。
“分家协议你们拿着。”她说，“我复印了一份，这是原件。”
“舅妈。”
“秀兰，我今天走了。”她说，“你要是怨我，我认。”
她走到门口又停住。
“你舅那个人，”她说，“他不会认账。”
“我知道。”
“他在厂里说了 years 他不认。”她说，“八五年那个名额，他认。”
她出去了。
屋里安静下来。
点滴一滴一滴。
“妈，”我说，“你陪她跑了三个月？”
妈没睁眼。
“妈没陪。”她说，“妈陪的是你外公。”
18
八月二十号，我抱着一摞材料去了拆迁办。
材料是四样。
第一样，市档案馆的介绍信和抄录件。
第二样，厂里开的证明，盖了厂办的红章。
第三样，厂派出所开的《户籍情况证明》。
第四样，厂里的《无本市房产证明》。
《户籍情况证明》上写着：
“马跃进，男，一九六〇年生，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随马秀兰迁入本市，现住第二棉纺厂集体户。原户未销。”
“未销”两个字，像一根刺。
我把四样材料摊在小刘的窗台上。
她一份一份看。
看到第三份，她停了一下。
“原户未销。”
“对。”
“那按第十三条，你这一项是有麻烦的。”
我的心往下沉。
“什么麻烦？”
小刘把三样东西并排放好，指着第三份。
“办法第十三条写的是，投亲迁入，后因工作迁入单位集体户的，自迁入之日起不再计入原户安置人口。”
“这句话讲的是迁入集体户这个行为，对不对？”
“对。”
“那迁出行为发生在九一年十一月二日。”
“对。”
“可迁出行为，不等于注销户口。”小刘说，“严格讲，销了页，这户上才没人了。”
“我知道。”我说，“可派出所开的证明上写着原户未销。”
“对。”小刘说，“他们写得没错。”
我站在窗口前，脑子里全是浆糊。
“小刘，那第十三条还有没有用？”
19
她没说话，翻开那本蓝皮册子。
一页一页往前翻。
翻到第十二条，停了。
她把册子转过来，指给我看。
“第十二条：原产权人户内常住人口，按房屋实际居住情况核定。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不一致的，以实际居住为准，但实际居住人须提供合法凭证。”
“合法凭证。”我重复了一遍。
“对。”小刘说，“第九条第二款，投亲迁入的，视为不计入原户安置人口；但该条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我的心跳得厉害。
“一九九八年一月一号。”我说。
“对。”小刘说，“现在九零年八月。”
她把笔搁下。
“秀兰，我跟你说实话。”
“你说。”
“第十三条是你舅这种户专门写的。”她说，“九五年市里专门出过一次文件，为这类投亲迁入的户口重新核过一批。”
“那次核了多少？”
“二百三十七户。”小刘说，“核完以后，多发安置面积七千多平米。”
“那这次——”
“这次也能核。”她说，“但要产权人和厂里一起到场。”
“妈要签字。”
“对。”
“我妈六十二了，血压高，刚住过院。”
“那也得来。”小刘说，“现场签字，产权人本人到场，不能代。”
“我签行不行？”
“不行。”
“那厂里呢？”
“厂里盖章的人要来。”小刘说，“厂办或者房改办，谁管你家这处房产的登记。”
“厂办的小陈。”
“你去问。”小刘说，“他要是不来，我给厂里发公函。”
“多久？”
“公函发过去，厂里五个工作日内得回。”
我想了想。
“小刘，还有一个问题。”
“你问。”
“我妈那套房子，安置面积最后定多少。”
小刘在本子上算。
“原面积四十六，户内实际居住人口两个人，一人八平米，加十六。”
“六十二平米。”
“对。”她说，“两套三十一平。”
“原来是一套三十九平。”
“对。”
“多出来那套，值多少？”
“二十一平。”小刘说，“按五百二，一万零九百二。”
我点了点头。
一万零九百二。
我一个月一百八十六块。
五十八个月。
“材料我先收着。”小刘说，“产权人到场那天，你也来。”
“我来。”
“把你舅妈那份分家协议带上。”她说，“分户协议能当实际居住的凭证。”
我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有分家协议。”
“我不知道。”小刘说，“可投亲户九五年那一批，全部是靠分户协议核下来的。”
她把材料收进一个牛皮纸袋，袋口用棉线绕了三圈。
“马秀兰户。”她在袋子上写。
写完她抬头看我。
“秀兰，”她说，“你妈要是来不了，这事就办不成。”
“她来得了。”
“你别替她答。”小刘说，“她要是不来，我一样不办。”
“我知道。”我说，“我去问她。”
20
八月二十一号晚上，我回家把材料摊在桌上。
“妈，九月上旬之前，你得到场签字。”
妈坐在灯底下看那张《户籍情况证明》。
“原户未销。”她念。
“对。”
她把纸放下，两只手压在膝盖上。
“秀兰，妈不想去。”
“为什么？”
“那套房子里有你外公的东西。”
我愣住了。
“什么东西？”
“你外公那台织布机的绕线板。”妈说，“他干了一辈子，退休那年厂里把机器当废铁卖了，我把那块板子拿回来了。”
“板子还在？”
“还在。”妈说，“在阳台上，压着那个铁盒。”
我看着妈。
“妈，你怕签字，签的是房子还是那块板子？”
“两个都是。”
我站起来。
“妈，我要的是账，不是房。”
“我知道。”妈说，“可是秀兰，妈要是去签了字，你舅这十三年，就真的是白来了。”
“他不是白来。”我说，“他八五年进城，是妈你让的。”
“那妈更不该去。”
“妈。”
“秀兰，”妈把灯捻小了，“你让妈再想一夜。”
那天夜里我没睡。
两点多，我起来喝水，看见妈屋里的灯还亮着。
我推门进去。
她坐在床边，膝盖上摊着那个铁盒。
盒子是铁皮的，盖子上印着厂里的字，第二棉纺厂。
“妈。”
“你醒着。”妈说，“妈也睡不着。”
盒子里东西不多。
一张奖状，一张纸，还有一张对折了很多次的信纸。
她把奖状递给我。
“一九七二年，厂里发的节约奖。”妈说，“那年厂里一共评了六个车间，妈排第二。”
“妈，你拿这个给我看，是要我别闹？”
“妈是想让你看看。”妈说，“看看妈手里还有东西。”
“就一张纸？”
“就一张纸。”妈说，“妈这辈子，就攒下这么点。”
我坐在她床边，把奖状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很淡的铅笔字。
“妈，这是什么？”
“妈写的。”她说，“日期。”
“哪一年？”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号。”
我不懂。
“妈，这跟现在的事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妈说，“妈那年随手写的。”
她把奖状收回去，放回盒子里。
“秀兰，你去睡。”
“妈。”
“妈明天去签。”
21
八月二十二号上午，厂办又来人了。
来的是厂里的档案员，姓周。
“小周，什么事？”
“马秀兰同志，八五年那个用工指标，档案上有疑问。”小周说，“要写一份说明。”
“说明什么？”
“说明马秀兰同志放弃转正指标、自愿把指标转给弟弟马跃进的事实。”小周说，“要有本人签字，按手印。”
我妈的手抖了一下。
“指标本来就转给他了。”她说，“档案上写着。”
“档案上写着是写着。”小周说，“可厂里有人反映，说这个转得不合理。”
“谁反映的？”
小周没答。
“是不是马跃进？”
“马秀兰同志，”小周说，“档案室的事我不清楚。我就是来收说明的。”
他走了以后，我妈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妈，”我说，“他为什么告这个状？”
“因为他怕。”
“怕什么？”
“妈八五年是合同工。”我妈说，“妈把名额让给他，他就成了固定工。”
“他是正式工，厂里才给他分了房，分了指标。”
“要是厂里说这个转指标不合法，他这十三年的固定工就白干了。”
“妈，那这份说明对他不利。”
“对妈也不利。”妈说，“说明上写清楚，妈是自愿让的。”
“那不正好吗？”
妈看着我。
“秀兰，你想得太简单。”
“妈，说明写了，你就是恩人。”
“妈不是恩人。”妈说，“妈这二十一年本来就能转正。”
“妈把那个机会让了。”
“妈要是自己占了那个岗，退休就不是三十八平了。”妈说。
“妈，你跟小舅说这个，他也不会认。”
“我不是要他认。”妈说，“妈是要厂里认。”
“厂里认了，就不给小舅补别的？”
“补什么？”
“他已经正式工了。”
“厂里要是说他这个岗位来路不正，他这十三年的固定工就白干了。”妈说。
我一下子明白了。
“所以妈一写这份说明，小刘那边就成立。”
“对。”
“可小舅的正式工身份就有话说。”
“妈知道。”
我急了。
“妈，那不能写。”
“秀兰。”妈说，“妈这十三年，就是怕这个。”
“怕什么？”
“怕妈一开口，跃进什么都不是。”
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是厂里印的说明表格。
她把笔拿起来，笔尖在纸上点了很久。
“妈。”
“妈写。”她说。
“妈，你写了，他就完了。”
“他不会完。”妈说，“妈写得清楚，是妈自愿的。”
“可他要恨你。”
“他现在也恨我。”妈说，“恨我把他从老家叫出来，恨我让他在厂里当一辈子临时工——他以为妈让给他的是临时工。”
妈落下第一笔。
“秀兰，妈跟你说实话。”
“妈这十三年，等的就是今天。”
“等什么？”
“等一个能写字的日子。”
她写得很慢，一笔一笔，像在描红。
写完最后一行，她把笔放下，按了手印。
红色的，模糊了，形状还在。
跟那张八五年登记表上的一模一样。
我盯着那个手印看了很久。
“妈。”
“妈没事。”妈说，“这张纸，你拿去给小刘。”
“妈，你不怕小舅吗？”
妈把说明折成四折，放进我包里。
“怕。”她说，“可是秀兰，妈这房子不是妈一个人的。”
“妈跟你爸那套四十六平，是妈用抚恤金换的。”
“你八岁那年就睡在客厅里。”
“妈欠你一张床。”
22
八月二十六号，拆迁办。
妈、小陈、小刘、我，加上我舅。
五个人在小刘那间办公室里，桌子拼在一起。
小刘把材料摊开，一件一件念。
“第一项，投亲迁入证明，存根副联，迁入理由，投亲。”
“第二项，迁出证明，厂派出所开的《户籍情况证明》，载明马跃进九一年十一月二日随迁厂集体户。”
“第三项，实际居住凭证，分家协议，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一号，双方签字盖章。”
“第四项，无本市房产证明，厂房改办盖章。”
她抬起头。
“第四项是最要紧的。厂里的马跃进名下只有厂东那十二平米的单间，属于过渡用房，不计安置面积。”
我舅坐在最边上，脸黑得像车间里的铁。
“小刘。”他说，“我姐那份说明，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马跃进同志的固定工身份来源清楚。”小刘说，“你妈当年自愿让的指标，有她的签字。”
“那我呢？”
“你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以投亲方式迁入你姐姐户口。”小刘说，“你九一年十一月二日迁出，进了单位集体户。”
“按《市区旧城改造房屋安置办法》第十三条，投亲入户、后因工作迁到单位集体户的，从迁出那天起，就不算原户的人了。”
“我妈户上是两口人。”小刘说，“马秀兰，苏文秀。”
“马秀兰户，原面积四十六，常住人口两人，加十六，合计六十二平米，分两套，每套三十一平米。”
我舅猛地站起来。
“那我妈是四口人！”
“你妈户上是四口。”小刘说，“可其中两口，是投亲迁入且已迁出、在本市无正式安置面积的。”
“这不对！”
“对不对，办法上写着。”小刘说，“你要不服，去市建委申诉。”
我舅转向我妈。
“姐，你写那份说明，是要把我赶出去。”
我妈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
“跃进。”
“你说话啊。”
“妈说的是实话。”妈说。
“实话？”我舅的声音一下子高了，“我八五年进城，是谁找的我妈？”
“是你妈叫的你。”
“我在老家娶不上媳妇，是谁给我拿的路费？”
“是你妈。”
“我这一身固定工，是谁给我换的？”
“是你妈。”
“那你现在拿一张纸，把我十三年抹了？”
妈没说话。
“马跃进。”妈终于开口，“妈没抹你十三年。”
“妈写的是，八五年那个指标，是妈自愿给你的。”
“妈让你有了一个正式工。”
“你拿了十三年了。”
我舅的脸涨得发红。
“姐，你的意思是，我这些年都是在占你便宜？”
“妈没这么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
小刘敲了敲桌子。
“马跃进同志，这里是办公的地方。”
我妈忽然站了起来。
23
她站得有点晃，扶着桌沿。
“妈！”
她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那个铁盒。
“妈，秀兰，”她对着我舅说，“你过来。”
我舅没动。
“妈让你看样东西。”
她打开铁盒，把那张一九七二年的奖状抽出来。
“我六四年进厂，第八年评上节约奖。”妈说，“那年妈二十六。”
“妈那时候想的什么，妈不告诉你。”
她把奖状翻过来，让那行铅笔字朝着我舅。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号。”妈说，“妈从那天起，就把奖状收进盒子里了。”
“那年妈二十六，一个人带着你外公的病历本过日子。”
“八五年妈把指标给你那年，妈三十九。”
“妈让了指标，让的是妈自己一辈子。”
“你今天说我占便宜。”
“跃进，”妈说，“妈认了。”
我舅张着嘴。
“妈这十三年没跟人争过，妈认了。”
“妈今天说这一句，是因为秀兰要一张床。”
屋里没人说话。
我看见我舅的手在裤缝上蹭了两下。
“姐，你早说啊。”
“早说什么？”
“你要是有难处，我……”他没说完。
“跃进，”妈说，“妈不需要你这句话。”
“妈需要你别再拿妈这十三年说事。”
我舅站了一会儿。
他伸手，把桌上那份《分家协议》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
“这纸我签过。”
“签过。”妈说。
“那就是分户了。”我舅说。
“对。”妈说，“九三年就分户了。”
我舅看了他妈一眼，又看了看我，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
门开了一下，走廊里的风灌进来。
小刘把笔重新拿起来。
“重核表我填了。”她说，“九月二十号之前，协议生效。”
“还有事吗？”
“有一件事。”小刘说，“你妈那个劳资科的档案，得做一份备注。”
“什么备注？”
“注明马秀兰同志当年放弃的是她外公的顶替名额，自愿转予其弟马跃进。”小刘说，“这样将来她退休、她评待遇，都不影响。”
我一下愣住了。
“她退休早过了。”
“她退休早过了。”小刘说，“可她还有房子。”
“房子？”
“拆迁安置的补偿协议上，产权人一栏，得写清楚。”小刘说，“写清楚了她这四十六平米，是她自己的。”
我转头看妈。
妈正低头收拾那个铁盒。
“妈。”
“妈听见了。”妈说，“妈这一辈子，就想听这一句。”
24
九月十六号，我们搬了。
两套三十一平米的新房，在市里盖的新楼里，白墙，水泥地。
一套给我妈，一套给我。
小刘说按协议，第二套落到我名下，因为她是我妈的直系亲属，户内常住人口两人。
我舅一家分到厂里那十二平米单间的安置房，二十八平米一套。
小刘把协议念完，我舅在最后一页签了字。
他签完就走了，一句话没说。
搬家那天我舅妈来了一趟。
她带了一床被面，旧的，洗得发白。
“姐，给你们添个新的。”
我妈接过来，抱在怀里。
“桂芳。”
“嗯。”
“你和小跃那个屋，还缺什么？”
“不缺。”我舅妈说，“他那个屋，空得慌。”
她说完这句就走了。
走到楼道口她回头看了一眼。
“秀兰。”她叫我。
“舅妈。”
“你舅那个人，”她说，“你舅妈这辈子也没等到他要的那句话。”
“我知道。”
“你比他强。”她说完就下楼了。
我抱着一个纸箱子，站在新楼道的窗户边上。
新房子是白墙，比老家属院的墙白得多。
阳台上有个挂衣架，是妈自己钉的。
我把妈接过来，先没安顿东西。
我从纸箱里拿出那张奖状。
一九七二年，厂里发的节约奖。
上头的名字是马秀兰。
我把奖状贴在阳台的墙上，贴正了。
“妈，好不好？”
“好。”妈说，“贴高点。”
“高了点。”
“再高点。”
我踮起脚，贴到墙顶那一行。
贴完我退后两步看。
然后我看见奖状背面那行淡铅笔字。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号。
妈那年二十六，一个人带着你外公的病历本过日子。
八五年妈把指标给弟弟那年，妈三十九。
八五年十月十一号，指标转了出去。
奖状上的日期，是十号。
前一天。
“妈。”
“嗯。”
“这张纸，你为什么提前一天收起来？”
妈在擦桌子，手停了一下。
“妈那时候就知道，这个家早晚要出事。”
“出什么事？”
“妈那时候想的是，”妈说，“房子没了，妈什么都没有。”
“可妈还有这张纸。”
我心里一沉。
“妈，什么意思？”
妈把抹布拧干，搭在椅背上。
“秀兰。”
“嗯。”
“妈那时候想的是，将来要是有一天，你问妈，你舅那房子是不是他的。”
“你怎么答？”
妈看着我。
“妈说，这是妈的名字。”
“妈拿这张纸给你看，你舅就没话说。”
“妈，”我说，“那你现在把这张纸贴出来，我舅还是能说这房子有他一份。”
“那是他的事。”妈说。
我盯着她。
“妈，你在等什么？”
“妈没等。”妈说，“妈是留着的。”
“留什么？”
妈没答。
她转身去里屋拿碗，走了两步又回头。
“秀兰。”
“嗯。”
“奖状背后那行字，是妈随手写的。”
“那年厂里发奖状，妈写完名字，剩下一张纸。”
“妈就把日期写上了。”
“写完妈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妈想起你外公。”妈说，“你外公七零年三月走的，三月二十七。”
“妈那天在登记本上看见他的名字，也把日期写下来了。”
她把碗放在桌上。
“秀兰，妈这辈子记日期，都是记这种事。”
我站在阳台门口，没说话。
新楼的白墙上映着窗外的树影。
我忽然想起来，铁盒最底下还有一张信纸，对折过很多次，我那天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