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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01 16:42:10

我回村那天,是来吃席的。

表哥陈军结婚,三十桌,红布从戏台一直拉到老槐树上。

我叫陈野,二十二,农大动物医学大四。

说白了,回来蹭顿好的。

上到第三道菜,吹唢呐的老刘头停了。

他没停手,他把唢呐嘴塞进了自己的喉咙。

没人跑。

头三秒还有人笑,说老刘头喝多了。二婶拿筷子敲碗,喊他别闹,新娘子还没敬酒。有人举着手机拍,说这视频能上热门。

第四秒,老刘头站起来了。

脖子是歪的,眼睛翻着,嘴里还含着那根唢呐。

他走到第二桌,低下头,咬住了三叔的耳朵。

三叔那一嗓子,我这辈子忘不了。

不像人疼的时候会发出的声音。像猪被抹脖子。

血喷到桌上的肘子上。我手里的红包,掉进了汤盆。

我脑子嗡的一下,只剩一个念头:这不是喝多了。

我抬头看了一圈。

三十桌人,还在吃。

---

说实话,我本来不想回来。

请柬是我妈寄到学校的,红纸,烫金,背面一行字:你哥结婚,你必须到。

我妈写字往上爬,像怕纸不够用。

我在中巴车上坐了四个小时。到村口的时候,牌坊底下停着八辆电动车,车把上全系着红绸子。

陈军在路口等我,一身租来的西装,袖子长了半寸。

他先递烟,再拍我肩膀:“野子,出息了,大学生。”

“哥,新婚快乐。”

“等会儿敬酒,你替我挡两杯。”

“行。”

喜棚搭在祠堂门口,钢管是租的,红布是二伯从镇上一家婚庆店拉回来的,边角还有别人家婚礼用过的褶子。

三十桌,坐满了。

头一道是四喜丸子,第二道是红烧肘子,第三道是清蒸鲈鱼。

村里的席面讲究“八大碗”,谁家办事都这样,几十年没变过。

我从后门进去的时候,二婶塞给我一个红包,说“你妈不在,你替她随一份”。

我说我刚毕业,没钱。

她说:“记账上。”

新娘子周敏是隔壁镇的,在镇上超市收银,跟我妈一个柜台。

我去年来过一次,见过她。她给我扫过一次码,问我“袋子要不要”。

我说不要。

她说:“那你抱着走吧。”

后来她跟我哥好了,我妈在电话里说了三遍“这姑娘好”。

我表哥陈军,二十六,初二就辍学,跟着人跑运输,跑过两年长途,后来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

他那间铺子我去过,门口永远停着三辆电动车,地上一摊黑机油。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野子,你读你的书。等你毕业了,别回来。这地方养不住人。”

我说:“那你还在。”

他说:“我娶了媳妇,我就得在。”

那时候离他变成那个东西,还有四十分钟。

---

我表哥拽着新娘子从主桌后面钻出来。新娘子周敏的盖头早掉了,脸上全是泪。

“野子!野子!”

“别往村口跑。”我抓住他胳膊,“往东,回你家院子,把门关上。”

“三叔——”

“三叔救不回来了。”

我没看他。三叔那半边脸被撕开了,血是喷的。喷出来的血,人撑不过十分钟。

陈军还在发楞。我一把把两个人推进东边巷子。

“插销!门后面那个插销,插上!”

周敏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记了很久。她大概是想说谢谢,又大概是想问我哥会不会死。

我没时间回答。

我回头跑两步,从后厨抄起一把刀。

杀猪刀,刀身一尺二,村里办事都借这把,昨天晚上还在剁排骨。

我提着刀往祠堂跑,跑到一半停住了。

晒谷场上站着七个人。

七个都是我们村的。

喂鸡的二奶奶,开小卖部的老周,刚上初中的小军,还有四个,是我叫不上名字但脸熟的。

他们站得很散,头都歪着,像在听什么。

他们不动。

他们在等。

我站在晒谷场边上,跟他们隔着二十来步。风把红纸屑吹过来,贴在我裤腿上。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要命的事。

这个村子里没有陌生人。

我认识他们每一个人。我知道二奶奶家的狗叫黑子,知道老周小卖部的冰柜坏了三年没修,知道小军上个礼拜还在我家门口打弹珠,输了我五毛钱,说下回还。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刀举起来了,可我下不去手。

二奶奶先动了。

她朝我走过来,走得很慢,膝盖不打弯,肩膀不晃,像被谁从上面提着。

走到离我五步,我闻见了味道。

不是尸臭。是鸡汤味。二奶奶身上常年一股鸡汤味。她给全村坐月子的女人送鸡汤,送了三十二年。

“二奶奶。”我喊了一声。

她没停。

“二奶奶,是我,野子。”

她还是没停。走到三步,抬起手。

我往后撤了一步,后脚跟撞上晒谷场边的石碾子。

退不了了。

我把刀横过来,刀背朝外:“别过来!”

她听不懂。

她的手搭上我肩膀的时候,我一脚踹在她膝盖上。

她跪下去了。

然后我做了这辈子第一件我不愿意回想的事。

我绕到她背后,把刀从她后颈扎进去。

刀进去那一下,我手心震得发麻。

她没叫,也没挣扎,往前趴下去。

我抽出刀,她还在动。

我又补了一下。

第二下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

睁开眼,我看见她后颈的皮翻着,里面不是血,是一层灰白色的东西,像冻过的猪油。

我在屠宰场见过这种东西。

活体上没有。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我知道,她不是活人了。

---

我蹲在石碾子旁边吐了三分钟。

吐完站起来,晒谷场空了。

剩下那六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

我抹了把嘴,提刀往村委会跑。

铁门关着,院子里已经躲了十几个人。

二伯在,六十三,村长,说话慢,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

大壮在,村北养鸡场,八千只鸡,人高马大,退伍兵,胳膊上一条疤,说是训练摔的。

还有几个媳妇,蹲在墙根底下不敢出声。

“野子。”二伯抓住我胳膊,“你手怎么了?”

我低头看了一眼。

右手虎口裂了一道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裂的,血顺着刀柄往下滴。

“没事。”

“外头多少人?”

“出不去。”我说,“村口石桥上全是人,三十多个。”

“哪来的?”

“村里的。”

“多少?”

“三十多个。”我又说了一遍。

二伯蹲了下去,两只手抱住头,一句话不说。

大壮把我拉到一边,压着嗓子:“这不是人,对吧?”

“不是人。”

“那就能打。”

“不能打。”我说,“你会打出声音。”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还不确定。”我说,“等我确定了告诉你。”

---

二伯缓了一会儿,把我叫到屋里。

桌上摆着一张纸、一支笔、一个算盘。

“野子,你是读书人。”他说,“这病能治吗?”

“不能治。”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见了。”我把刀放在桌上,“二伯,三叔十二点零五被咬,十二点四十从地上爬起来了。”

“中间那三十五分钟呢?”

“躺着。抽,发烧,后背弓成一张弓。跟猪瘟一个流程。”

“你怎么知道像猪瘟?”

“我学过。三年半,剖了二十七头猪、四只羊、一条狗。”我说,“人得了这个我不懂,但这套流程我熟。”

“什么流程?”

“病起来,抽,死过去,然后站起来。这一圈是固定的。”

二伯盯着算盘,一动不动。

“那能不能治?”

“不能。”我说,“二伯,我不骗你。这东西治不了,只能防。”

“怎么防?”

“咬不到。”

外面忽然有人喊。

“村长!人来了!”

---

我冲到门口,从铁门缝往外看。

巷子头走过来七八个人。

打头的是老周,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汗衫,脚上一双拖鞋。

他走到铁门前面,站住。

抬起手,用指关节在铁门上敲了三下。

笃。笃。笃。

不急,不重,一下一下,中间隔两秒。

然后他就站那儿了,不动了。

我身后一个媳妇“嗷”一嗓子叫出来。

“别叫!”大壮一把捂住她嘴。

晚了。

门外那几个人全都抬起头,朝铁门走过来。

七八个人一起推门。

铁门焊在水泥柱子上,推不动。可他们一直推,一下一下,没有声音。

门被推得咣咣响。

响声在巷子里来回撞。

推了大概两分钟,他们停了。

一个一个转身走开。

走了十几步,又都站住,站在巷子里不动。

像一群找不到家的狗。

我贴着门缝看老周走远,走到街口,站住。

他抬起头,看着一个方向。

那是他家小卖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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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我回过身,“我要办三件事。”

“你说。”

“第一,桥头两辆拖拉机横过去,堵死。”

“第二,所有门、窗,插销全部插上,门背后顶桌子。”

“第三,”我停了停,“村里还有多少活人,报个数。”

“报数?”

“对。活人得有个数。不然半夜有人敲门,你不知道门外是人还是别的。”

三件事办了两个钟头。

天黑之前,能找的地方都翻了一遍。

一共二十一个。

除了我们这十七个,还有四个。

小学的李老师,躲在教室里反锁了门,我们从窗户把她接出来,她手里还捏着半截粉笔。

王寡妇,男人去年没的,一个人住村西。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收衣服,问我们吃不吃晚饭。

包工头的儿子小方,他家有台挖掘机。

还有粮站的老韩,六十五,高血压,腿脚不好。

---

我妈没在。

她在镇上给一家超市看店。早上跟我说,下午回来,赶得上吃席。

我打了六个电话,都没通。

第七个通了。

“喂?”

那边很吵,有喇叭声,有哭声,还有一个男人在吼。

“妈?”

“野子?”她顿了一下,“你别回村,镇上都乱了——”

断了。

再打,打不通。

我站在院子里,把手机捏在手里,捏得发烫。

大壮走过来,递了根烟。

“抽吗?”

“不抽。”

“拿着。”他把烟塞进我口袋,“手里有点东西,人就不那么抖。”

---

天黑透了。

村里没路灯。断电以后只有两处亮的:村委会的应急灯,和表哥家院子里那盏太阳能灯。

我们点了蜡烛,在屋里守着。

有人哭,有人念经,有人一句话不说,就盯着门口。

二伯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晚上旱烟。

我趴在窗户上往外看。

月亮出来一点,能看清路。

路是空的。

可我能听见声音。

很远的地方,笃。笃。笃。

一下,一下,不急。

像有人隔着很远,很有耐心地,敲一扇门。

---

半夜十二点,山那边传来了声音。

嗡、嗡、嗡。

很低,很远,压在云底下。

全村人都抬起了头。

二伯第一个站起来,跑到院子里,仰着脖子看天。

“直升机!”他喊,“是直升机!部队来了!”

院子里二十一个人全跑了出来,仰着头,谁都不说话,就那么听着。

那声音在山谷里转了一圈,往东去了。

“走了。”大壮说。

“去看看。”二伯说,“走到山梁上能看见——”

“二伯。”我抓住他,“不走。”

“那是部队!”

“要是部队,他会在村子上头扔信号弹。”我说,“他没扔。他只是路过。”

二伯猛地甩开我,一个人往村口跑。

跑到桥头,被拖拉机挡住了。

他站在那儿,仰着头,一动不动,站了大概十分钟。

后来声音没了。

他慢慢走回来,坐回门槛上,一句不说。

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提“等镇上”。

---

一点半,铁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笃。笃。笃。

不急,不重,一下一下,中间隔两秒。

周敏第一个站起来。

“是他。”她的声音抖得厉害,“是他,他敲三下,他一直敲三下。”

她往门口冲。

我一把抱住她腰。

“放开我!那是我老公!”

“周敏,你听我说——”

“他还没死!”她挣,指甲在我脸上划了一道,“他要是死了,他怎么会敲门!”

我没松手。

我拖着她,把她按在墙上,压着嗓子说:“他要是活着,他会喊。他会喊周敏,会喊开门,会骂人。可他三分钟了,一句话没说。”

周敏不动了。

她的眼泪掉下来,砸在我手背上。

“你听。”我说。

铁门外面,那三下敲完了,安静了两秒,又敲三下。

笃。笃。笃。

中间还夹着一种很轻的声音。

沙啦,沙啦。

我贴着门缝看。

陈军站在门外,一只手扶着铁门,另一只手在裤兜里摸。

摸一下,停一下,再摸一下。

那是在找钥匙。

他每天回家,都是先摸钥匙,再开门。

摸了很久,他没摸到。

他就那么站着,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一只手扶着门。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小时候。

我们两家住对门。他每天放学回来,都先敲我家门,笃、笃、笃,三下,然后站在门口等,等我去开门。

有一年冬天,我妈问他:“军军,你自己家有钥匙,怎么老敲人家门?”

他说:“敲门有人应。”

我蹲在铁门后面,把额头抵在铁皮上。

铁皮是凉的。

“军哥。”我说。

他没动。

“军哥,你听我说,你媳妇在我这儿,她没事。”

他抬起头。

就抬了一点点。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叫了他一声,他得确认一下是不是听错了。

然后他继续敲门。

笃。笃。笃。

---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决定。

“大壮,跟我出去一趟。”

“出去?”二伯一下子站起来,“你疯了?”

“二伯,我们不知道他们晚上干什么。”我说,“今天守一夜,明天守一夜,后天呢?粮站那点米,够吃九天。九天以后必须出去。到那时候再学,就晚了。”

“那也不能现在——”

“现在有月亮。”我说,“再过两个钟头天就亮了。天亮之前他们最少动。”

二伯没说话。

我把刀别在腰上,又找了三样东西:一把手电筒,一卷麻绳,一根钢筋。

“钢筋干什么?”大壮问。

“捅。”我说,“别用手,别用牙,别用刀贴身。刀只用来补最后一下。”

“你他妈说得跟杀猪一样。”

“就是杀猪。”我说,“杀猪的时候,人不能慌,一慌刀就滑。刀一滑,猪就跑;猪一跑,人就伤。”

我们从村委会后墙翻出去。

墙头上有碎玻璃,我垫了件棉袄。

跳下去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心跳。

村里的月亮很好,把路照得发白。

我们沿着墙根走,脚步放得极轻。

走了大概二十米,大壮忽然一把按住我。

“那边。”

我顺着他手指看过去。

巷子深处,小卖部门口,站着老周。

他背对着我们,一只手扶着卷帘门,一只手在门框上摸。

摸一下,停一下。

在找钥匙孔。

“他一直这样?”大壮压着嗓子。

“不知道。”

“他要是回头呢?”

“别让他回头。”我说。

我捡起一块小石子,往反方向一扔。

石子落在水泥地上,嗒的一声。

老周的头慢慢转过去。

他朝声音的方向走,走了十几步,站住,不动了。

“走。”

我们从老周背后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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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子尽头是晒谷场。

月光下,晒谷场上有七八个人。

他们不聚在一起,散着,每个人守着一个地方。

我看见了小军。

那孩子蹲在地上,左手撑着地,右手在地上一下一下地划。

“他在干嘛?”大壮问。

我看了很久。

“打弹珠。”我说。

“什么?”

“他生前在这儿打弹珠。”我说,“跟一帮小孩。输了就蹲着,不服气,还要再来一局。”

大壮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这孩子昨天还来我鸡场偷鸡蛋。”

“偷了几个?”

“两个。我看见了,没喊他。”

小军还在地上划。

划一下,停一下。

他的指头已经磨破了,地上有暗红色的印子。

---

我们在晒谷场边上看了半个钟头。

我又看明白两件事。

第一件:他们认声音,也认光。

我用手电往北边照了一下,七八个人一齐转头。我把手电关掉,他们又慢慢转回去。

第二件:抓伤不传染。

这个是大壮身上的。

我们绕回来的时候,有个东西从墙根底下突然站起来。

太快了。

它一把抓住大壮的胳膊,指甲在他小臂上划了四条。

我一个钢筋捅过去,正捅在它脖子上,把它顶回墙根。

大壮一脚踹断它的腿骨,那声音跟折断干柴一样。

“操!”大壮摸着自己胳膊,“我是不是也——”

“没事。”

“你怎么知道没事?”

“三叔是被咬的。”我说,“二奶奶也是被咬的。咬,有口水,有伤口,血能进去。抓,只是破皮。”

“当真?”

“不当真我也得这么说。”我说,“不然你现在就得被绑起来。”

大壮盯着我看了两秒,忽然笑了。

“行。你这话说得比刚才那句更像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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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我说,“村里卫生室有药。”

卫生室在村委会西头,两间平房,门口挂一块褪了色的牌子。

门没锁。

我们推门进去,手电往里面一扫,我看见药柜前面站着一个人。

白大褂,头发花白,背对着我们,一只手扶着药柜的门。

赵大夫。

村里唯一的医生。我十一岁那年被他打过一针屁股针,疼了三天。他给我打完还说:“男子汉,不哭。”

他站在药柜前面,一只手在柜门上摸。

摸一下,停一下。

在找药。

“赵大夫。”我喊了一声。

他没回头。

“赵大夫,是我,野子。”

他的手还在摸。

我往前走两步,看清了他的后颈。白大褂的领子底下,一块紫黑色的淤痕,边缘翻着。

他不是站着。

他是靠着药柜,才没倒下。

大壮在我身后低声说:“怎么弄?”

“拿药,然后走。”我说。

“他挡在那儿。”

“那就让他让开。”

我把钢筋递过去,大壮从我侧面插上,一头顶住赵大夫的胸口,把他顶到墙边。

我从药柜里往包里装东西:青霉素、碘伏、纱布、退烧药、两盒止痛片。

装到一半,我看见柜子最底下一层有胰岛素。

村里只有一个人用胰岛素。

王寡妇。

“多拿两盒。”我说。

大壮没问为什么。

赵大夫还在墙边挣,铁丝一样的胳膊往前伸,喉咙里发出那种漏气的声音。

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

“赵大夫。”我说,“你给我打过针。”

他的手还在往前伸。

我把钢筋接过来,对准他的咽喉。

这一下,我手没抖。

---

回村委会的路上,大壮忽然说:“你刚才手没抖。”

“嗯。”

“昨天还抖。”

“昨天是第一天。”我说。

大壮没再说话。

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忽然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

“野子。”

“干什么?”

“你别变了。”他说。

---

三点多的时候,出了事。

村西那头,传来了一声门响。

不是敲,是开。

我和大壮对视一眼,拔腿就往那边跑。

跑过两条巷子,我看见一户人家门口冲出来一个影子,抱着另一个影子,往后拖。

是刘凤英,小军他妈。

她抱着的那个,是小军。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开的门。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把一个变了的孩子从门口拖进屋里的。

我跑到的时候,门已经关上了。

屋里传出声音。

不是说话,是那种很轻的、漏气一样的声音。

然后是一下闷响,像有人把一袋粮食推倒在地上。

再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大壮抬手要砸门。

我抓住他手腕。

“别开。”

“她是我婶子!”

“她已经开了。”我说,“门既然开过一次,就不止一次。”

我贴近门板。

屋里,笃。笃。笃。

三下。

停两秒。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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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四十,天边发白。

我们回到村委会,两个人身上全是灰。

二伯坐在门槛上等我们,一宿没睡,眼睛红得像兔子。

“学明白了吗?”

“学明白三件事。”我坐下,把刀放在腿上。

“第一,他们不会跑。他们只会走,走得比人慢,一点声音都没有。”

“第二,他们不会开门。”我说,“铁门、木门、车门,他们只会推、会撞、会敲。谁家插了插销,谁就能活。”

二伯点点头。

“第三,”我说,“他们会回家。半夜两点,我看见老周走到自家小卖部门口,站住,敲门。敲三下,然后就站那儿不动了,像在等门开。”

“等门开?”

“对。”我说,“二伯,你想想,我们家那边,谁家晚上回来不是先敲门?门里有人应一声,门就开了。”

“那要是没人应呢?”

“没人应,他就一直等。”

院子里安静了。

良久,二伯说:“刘凤英呢?”

“开了门。”我说,“现在屋里两个。”

二伯慢慢抬起头。

“两个?”

“对。”

二伯站起来,走到院子中间,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最后蹲下去,用手捂住脸。

我第一次听见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头哭。

哭得很小声,像怕吵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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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多,王寡妇晕了。

她坐在墙根底下,正说着话,忽然头一歪,人就往旁边倒。

脸上全是汗。

我掰开她眼皮看了看,又摸了摸她的脉。

“低血糖。”我说,“她吃了吗?”

“吃了半勺粥。”有人说。

“她的药呢?”

没人知道。

我跑回屋,把昨晚从卫生室拿的包倒出来,翻出那两盒胰岛素。

我蹲下来,把她的袖子撸上去,找到位置,扎了下去。

过了三四分钟,她的眼睛动了动。

“别动。”我说,“你血糖低。等会儿给你喝点糖水。”

她看着我手里的盒子,看了很久。

“这是……赵大夫的药柜里的?”

“嗯。”

“赵大夫呢?”

我把针帽扣上,装回盒子里。

“他没出来。”

王寡妇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男人去年就是糖尿病。”她说,“药断了两个月。他走的那天,还跟我说,去镇上买点药就回来。”

我没接话。

“你这针打得比赵大夫轻。”她说。

“我是兽医。”

“那也一样。”她把袖子放下来,“扎进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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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七点,村口桥上来了三个人。

开一辆三轮车,车斗里还躺着一个人。

打头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一米八几,戴一顶脏白帽子。

他砸门,喊,声音都劈了。

“开门!我们是从柳树沟过来的!我们三个,都不是事!”

“车上那个呢?”我站在院墙后面问。

他不说话了。

过了两秒,他说:“车上是……我弟。他还没事。他就被挠了一下。”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撒谎的时候眉毛跳。”我说,“被挠的人不会这么躺着。你弟被咬了。”

那男人愣住。

然后他做了一件我没料到的事。

他跪下来了。

就在桥头,跪在地上,两只手撑在土上,头磕下去。

“我求你们。”他说,“你让我进去,我把他绑车上,绑死,绳我自己出。我给他盖被子,我看着他。他要是变了,我自己动手。我求你们了——”

院子里有人开始抽气。

“开门吧。”一个媳妇说,“都是人呐。”

“不能开。”我说。

“那你就看着他们死?”

“我不是看着他们死。”我说,“我是看着我们活。”

我提高了声音。

“桥头那台拖拉机,谁去推?”

没人应。

最后是大壮去了。

我和他一起把拖拉机横死在桥面上。

那男人还在跪着。

我们转身往村里走的时候,他在后面喊了一句。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句话。

他说:“你们村的,昨天晚上敲了一夜门吧?”

他喊:“你们也没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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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村里死了一半的力气。

没人说话。有人哭。有两个人坐在墙根底下,眼睛是直的。

李老师把教室里的桌子都搬出来,堆在巷道口。她一个人搬了二十多张,手指头全是血。

她说:“总得有人干点什么。”

我在一边帮她搬,搬到第几张的时候,她忽然说:“陈野,你妈呢?”

“镇上。”

“那你刚才凭什么不给那三个人开门?”

我把桌子放下,看着她。

“因为一开,我们这二十一个人就都没了。”

“那二十一个人里面,有你妈吗?”

我没回答。

她把桌子往上一顶,自己一个人走了。

---

七点半,大壮爬到楼上来找我。

“你看什么呢?”

“看规律。”我说,“大壮哥,你们养鸡场,鸡跑出来怎么办?”

“怎么引回来的怎么赶回去。”他说,“鸡认食,也认声。放个录音,全回来了。”

我回过头看他。

“放个录音。”我重复了一遍。

“对啊。”

“喇叭。”我说,“村委会的喇叭。”

村委会有一台老式广播机,铁皮箱子,四个大喇叭,挂在村中心电线杆上。十年没用了,二伯说去年试过一次,还能响。

“你想干什么?”大壮问。

“把婚礼录音放一遍。”我说,“喜乐、唢呐、鞭炮、人喊,放到最大声。”

大壮的脸慢慢白了。

“你要把全村活人都引过来。”

“不是活的。”我说,“是死的。”

我指着窗外。

“他们认声。昨天中午那场喜宴,是全村最后一次聚在一起。他们记得。”

“你他妈——”大壮咽了口唾沫,“你要再开一次席。”

“对。”我说,“再开一次。”

计划五步,我念的时候,二伯一直没说话。

第一步,九点放录音。

第二步,九点零五,大壮开挖掘机堵死晒谷场东西两个口。挖掘机是小方家的,钥匙在他手里,柴油还剩半箱。

第三步,九点十分,把三桶柴油推到场中间。两百升,铺开就是一片黑亮的镜子。

第四步,所有人退到晒谷场南边高台。台子一米八,只有一级台阶,台阶上架铁板,撤掉就上不来。

第五步,点火。

“点完呢?”

“往南跑,翻墙,进粮站。”我说,“粮站有围墙,有铁皮门,里头有井。”

“火要烧过来呢?”

“烧不过来。南边三米宽水泥路,两边没房子。今天风往北吹。”

大壮听完,只说了一个字。

“干。”

---

九点还差一个钟头,分粮。

粮站离村委会五十米。昨天晚上我和大壮摸黑搬了两袋米回来,五十斤,二十一个人。

一天七斤,够吃七天。

七斤米煮成粥,一人一勺。

孩子两勺。

老韩的孙子小胖八岁,一直跟着爷爷。他坐在墙角,端着一个搪瓷碗,碗里还有半碗粥,一口没动。

“吃啊。”我说。

“我爷还没吃。”

“你爷有。”

他把碗往怀里收了收,不说话。

分到最后一勺,米缸见了底。

我数了一下人。

二十一。

数的第二遍,还是二十一。

可米少了。

少了大概两斤。

我没吭声,把勺子放下,走到老韩面前。

老头坐在那儿,两条腿伸着,裤腿鼓鼓囊囊。

“老韩。”

“哎。”

“裤子里是什么?”

他脸一下白了。

院子里所有人的眼睛都看过来。

老韩哆嗦着把裤腿卷起来,两个塑料袋,装着米,一小袋大概一斤。

“我……我给小胖留的……”

“你留什么?”那个媳妇一下子站起来,“我儿子还没吃第二勺!”

“我孙子八岁!”

“我儿子六岁!”

两个人吵起来,吵得脖子都红了。

我走过去,把两袋米拿起来,倒回米缸。

老韩没说话,眼睛盯着地。

我把勺子伸进米缸,舀了半勺,倒进小胖的碗里。

“这半勺是给他的。”我说,“剩下的,谁也不能动。今晚谁再偷,我把他绑门口去。”

院子里安静了。

老韩低着头,肩膀抖。

我把那半勺米往小胖手里推了推:“吃。”

孩子抬头看我。

“叔,我爷是不是要死了?”

“不是。”

“那你们为什么都凶他?”

我蹲下来,跟他对视。

“因为你爷做错了一件事。”我说,“做错了,就得挨说。挨完说,他还是你爷。”

小胖低下头,把那半勺米拨了一半到另一个碗里。

“那这半给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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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十分,李老师的手砸伤了。

她搬桌子堵巷道口,一张桌子翻下来,砸在她左手背上。

四个指头,皮肉翻着,骨头没断,但血止不住。

没有绷带,没有碘伏,没有针。

我让人把我那个铁盒子拿过来——那是我从学校带回村的,里面装着我实习剩下的东西:一卷缝合线,两把止血钳,一小瓶酒精。

缝合线是尼龙的,缝麻袋那种,最粗的号。

“李老师,疼。”

“缝。”

“会留疤。”

“缝。”

我把酒精倒在她手上。

她一口咬住自己的袖子,没出声。

第一针进去的时候,她整个人抖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

我缝了七针。

缝到第五针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说:“他当过兽医。”

“兽医也是医。”

“给猪缝的线,给人缝。”

我没抬头。

“猪和人,皮都是皮。”我说,“就是人皮薄点,下手轻点。”

最后一针打完,我打了个结,用牙咬断线头。

李老师松开袖子,袖子上一圈牙印。

“陈野。”她说。

“嗯。”

“刚才那半勺米,你做得对。”

“那你还骂我?”

“骂归骂。”她说,“你要是刚才把那两斤米让他留下,今天这二十一个人,明天就剩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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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二十,二伯把我叫到一边。

“野子,场里那个孩子,是初三的小军。”

我没接话。

“他爸前年在工地上没了。”二伯说,“他妈一个人带他,昨天喜宴上还端了两盘菜。今天早上,他妈在门里面,听了他一夜敲门声。”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点这个火?”

“二伯,”我回过头,“你数过没有,昨晚上村里有几个门口站着人?”

他不说话。

“三十七个。”我说,“现在是两百多。明天呢?后天呢?等他们把村子走满,我们这二十一个人还剩几个?”

“那是人!”二伯的声音抬高了,“小军是人!二奶奶是人!老周给我送了二十年豆腐,他也是人!你要我坐在这院子里,看你把一村人点了?”

“那你说怎么办?”

“等。”他说,“等镇上,等县里,等部队。”

“电话昨天中午就断了。”

“那就等到通。”

“二伯。”大壮在旁边低声说,“粮站那点米,够吃七天。七天以后我们出去找粮,出去就得开门。”

院子里没人说话。

二伯站在那儿,肩膀一寸一寸塌下去。

过了很久,他伸手把腰上的钥匙解下来,放在石桌上。

“你是读书人。”他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二伯——”

“我签字。”他打断我,“要造孽,算我的。你才二十二,你别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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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三十,小胖跑出去了。

老韩要回粮站后屋拿降压药,门一开,孩子先钻了出去。

八点四十,我追到巷口,把人拎了回来。

老韩抓着小胖的胳膊,指甲掐进肉里。

小胖左胳膊上有四个点。

皮翻着,渗血。

院子里炸了。

“送出去。”那个媳妇站起来,声音发抖,“现在送还来得及,他还没变。”

“送哪儿去?”二伯问。

“门外。放门外。”

“他才八岁。”

“我儿子六岁!”她忽然喊起来,喊得整院人都不敢抬头,“我儿子六岁,就在那屋睡觉。你要我拿我儿子的命,换他八岁?”

周敏把孩子往身后搂了一下。

大壮往前迈了一步,站在院子中间:“谁也别动。”

“大壮你让开。”

“我说,谁也别动。”大壮把铁锹往地上一杵,“这孩子是我抱进来的。我抱进来的,我就得管。”

“你管?你怎么管?绑起来?”

“绑。”大壮说,“绑上,锁进柴房。四十分钟。变了就变了,没变就没变。”

“变了呢?”

“变了我不动手。”大壮看了我一眼,“让野子来。他是兽医。”

所有人都不说话,一起看我。

我蹲下去。

我把小胖的袖子卷上去,把那四个点凑到光底下看。

四个点。

距离比牙印宽。

齿印是两排,中间有空;这四条是并排的,一深一浅,像指甲。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又抓过老韩的手。

老头右手三个指甲,断了。

——不是我咬的。是他抓的。

我没说话。

我站起来,把袖口放下。

“说不准。”我说,“绑。”

“野子——”

“我说绑就绑。”我打断他,“我宁可错绑一次,也不愿赌错一次。”

绳子是麻绳,我缠了两圈,打的是活扣。

小胖坐在地上,一声不吭,一直看着我。

“疼吗?”我问。

“不疼。”

“撒谎。”

“撒谎了你会不给我治吗?”

我没回答。我把绳头系在门框上。

“你爷爷呢?”

小胖往门口看。老韩蹲在那儿,两只手抱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爷爷没被咬。”小胖说,“他就是怕。”

“我知道。”

“叔,”他忽然抓住我手腕,“我要是变了,你别让我敲门。”

我抬起头。

“我不敲。”他说得很认真,“我保证。你把我绑紧点。”

院子里那么多人,没一个说话。

我把绳子又收紧了一扣。

---

八点五十,广播不通。

电瓶没电。

那台机器十年没开过,一按下去,指示灯闪了一下,灭了。

院子里的人都看着我。

“发电机。”老韩忽然说,“粮站有一台柴油发电机,去年防汛配的。”

“你确定?”

“我管了二十年粮站!”

我们跑过去。

发电机在粮站后屋,蒙着一层塑料布。老韩掀开布,摸了摸油箱,还有小半箱。

摇了十几下,机器咳嗽两声,着了。

那声音在安静的村子里炸开。

所有在院墙外面的影子,同时抬了一下头。

---

九点零五分,唢呐响了。

《抬花轿》。

喜气,吵闹,一声一声往人耳朵里钻。

紧接着是鞭炮,是几十个人的笑声、喊声、“恭喜恭喜”、筷子敲碗。

我站在粮站门口,听见村子上空那盘录音响。

然后我听见了别的声音。

不是录音里的。

是外面的。

沙、沙、沙。

很多双脚,踩在碎石路上。

“来了。”大壮说。

我们退到晒谷场南边的高台。

第一批人从东边巷子出来,十几个,慢慢走,头微微仰着,朝喇叭的方向。

第二批从西边。

第三批从祠堂后面。

太阳刚出来,照在他们身上,把影子拉得很长。

两百多个影子,一起往晒谷场里走。

“多少人?”二伯问。

“别数了。”我说,“数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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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壮跳上挖掘机,发动机轰了一声,铲斗横过来,堵死东口。

二伯在西口点了一堆稻草。火不大,只够吓一吓。全场人头一齐往西转了一下,又都转回来,继续朝喇叭走。

我和大壮把三桶柴油推到北边,拧开盖子。油顺着水泥地漫开,漫成一大片黑亮的镜子。

风确实往北吹。

“小军在场里。”大壮忽然说。

我看见了。

那孩子站在场地中间偏东,穿昨天那件红领子校服,低着头,两只手垂在身侧。

离油桶十五步。

“来不及了。”我说。

“那孩子——”

“大壮哥!”我吼了一声,“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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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是从北边亮起来的。

油一沾火,那声音不是“轰”,是“呼”——像一块布被人猛地抖开。

热浪扑到我脸上。

晒谷场中间开始乱。不是害怕的乱,是本能。他们往南挤,往火的背面挤,挤成一团,谁也出不去,谁也跑不快。

我站在高台上,一遍一遍看那片火。

我找到了小军。

他站在原地没动。火离他还有七八步,他忽然抬起头,朝南边看。

南边是他家的方向。

他开始走。走得很慢,一步一步,从那些挤成一团、身上还带着火星的人中间穿过去。

走到场地东边,他停住了。

挖掘机的铲斗挡在那儿。

他抬起手,用指关节,在铲斗上敲了三下。

笃。笃。笃。

声音不大。

我听见了。

我蹲了下去。

---

火里有人往外推人。

我一开始没看清,后来才看清,是老韩。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进晒谷场的。他拖着一个小姑娘,往南边高台这边推,推一个,回去,再拖一个。

他胳膊上着了火,没管。

他拖第三个的时候,被后面涌上来的人扑倒了。

大壮要冲下去。

我抓住他。

“救不了了。”

“他是我叔——”

“你看他的手。”我说,“他还在推。”

老韩趴在地上,两只手往前伸,一直往前推,推的方向是高台。

他推的那个小姑娘被人抱上了高台。

然后他就没再动。

我后来跟人说,老韩偷了两斤米。

这话我没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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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点半,粮站院子里剩下十四个人。

二伯、大壮、周敏、小胖、三个孩子、四个媳妇、两个老人,还有我。

少的人里有老韩。

我先去看小胖的胳膊。

四个点已经结成暗红色的痂,边缘没有肿,腋下没起红线。

我摸了摸他额头。

不烫。

八点四十到现在,不到两个钟头。

要是被咬了,九点四十他就该变了。

“疼不疼?”我问。

小胖摇摇头。

“叔,”他说,“我爷呢?”

我蹲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我爷是不是没进来?”

“他进来了。”我说。

“他在哪儿?”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晒谷场那边的黑。

“他把你推上来了。”

小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把脸埋进膝盖里。

他没有哭出声。

周敏给他包好胳膊,坐在井台边上,忽然问我:“你哥呢?”

“不知道。”

“你昨天说,你哥被咬了。”

“是。”

“那他现在在哪儿?”

我把杀猪刀插回腰上。

“谷仓。”

---

谷仓在粮站后院,铁皮门,两扇,中间一道门栓。

我站在门口,听见里面有声音。

笃。笃。笃。

不是我哥的手。

是他一直在敲,敲他自己家的门,敲了三个小时,敲到手都烂了。

大壮要跟我进去,我没让。

我把门栓拉开,挤进去,立刻把门带上。

谷仓里很暗,高处一个气窗。陈军站在墙边,背对着我,一只手扶着墙。

西装还在。胸口那朵红花被血泡透了,黑红色。

“军哥。”

他没动。

我绕到侧面,看见那张脸。灰的,嘴唇翻着,眼睛——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反正不是人的眼睛。

我把刀攥紧。

“你小时候每天敲我家门。”我说,“三下。我妈说你有规矩。”

他的手指在墙上动了一下。

“你娶周敏那天跟我说,以后你儿子管我叫干爹。”

他的头转过来一点。

“你儿子还没出生呢。”

我往前走了一步。

“哥。”

我举起刀。

他忽然张开嘴。

那一声不是喊,是漏气,像一只很旧的皮球。

然后他朝我走过来。比昨天慢了,也比昨天稳了。

我侧身让开,刀从下往上,扎进下巴,斜着进去,抵到上颚。

他没有倒。

他往前扑了一步,抓住我胳膊。

那手凉。凉得像刚从井里捞出来的。

我把他抱住,用全身力气按在墙上。

刀往上推。

他指甲掐进我小臂,掐出四道血痕。

我听见自己在说话,说的什么后来都不记得了。可能是叫他小名,可能是我妈的名字,可能是“对不起”。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松了。

他滑下去,坐在地上,头歪着。

我站在那儿,手上全是血。

门被撞开。大壮冲进来,看见地上的陈军,又看见我。

我把刀拔出来,在裤子上擦了擦。

“别告诉他媳妇。”

---

我们把老韩抬到祠堂后院。

门板当担架,四个人抬。他胳膊上的火早就灭了,皮肉焦黑,卷起来像烧过的塑料布。

小胖跟着走了几步,被周敏抱住了。

祠堂后院有一排老坟,都是村里人的。

二伯说:“埋哪儿?”

“先放着。”我说,“等能出去,再埋。”

“那不行。”二伯说,“人要入土。”

“入土得去山上挖坑,得半天,得二十个人。现在谁去?”

二伯没说话。

我们用三块门板,盖了三个人。老韩、刘凤英,还有村东头一个我记不住名字的媳妇。

盖门板的时候,我心里默了一下。

我小时候听我奶奶说过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就图个有人给盖张席。

我们连席都没有。

只有门板。

---

中午十二点,火灭了。

我爬上粮站屋顶。

整个陈家坳在我下面。

晒谷场那边黑了一大片,烟还往北飘。祠堂的瓦掉了一半。村口桥上横着两辆拖拉机,旁边堆着水泥管。

村子安静得不像刚死过人。

太阳很好,照在每一家的屋顶上,红瓦晒得发白。

我一家一家看过去。

每一家的门口,都站着人。

他们不动,也不出声,只是站着,面对着自家那扇门。

我数了两遍。

一百三十二户。

一百三十二个门口。

太阳落下去以后,他们会开始敲门。笃。笃。笃。

这个村子只有一百三十二户,人和人之间隔得都不远。谁家办喜事全村都听得见,谁家孩子考上大学全村都要来喝一碗。

我们这儿有个规矩。

不管多晚回来,家里人都给你留门。

最后我看了一眼自己家。

门口站着一个穿蓝布衫的女人。

我妈。

她抬起一只手,停在半空。

没敲。

我把门栓插上了。

今晚我不开。

我就在门后头,陪她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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