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行收费按噩梦的重量算。普通的八十，梦里见血的翻倍，梦里死人的翻三倍。
挂了三块牌子，红漆写的：不接孩子的梦，不接要死的人的梦，替梦人不做自己的梦。
第三条不是我懒。是做不了。
干了十一年，我替人做过七十九个梦。别人的父亲，别人的债，别人的火车，别人的水。我自己的梦，一次都没做过。
第七十九个客户是个老爷子，抱着一个枕头来，说有个梦他做了二十四年，做不动了。
我接过来。
梦里有个火车站，一条长椅，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坐在上面，两条腿悬着，够不着地。
那是我。
1 八十块
巷子口第三根电线杆底下，就是我的摊子。
一张折叠桌，右腿短一截，垫着半块砖。两把塑料椅，一把红一把蓝。桌面搁一盏煤油灯，玻璃罩子熏成了茶色。
电灯也能用。但煤油灯照得低，只照亮桌子这一小块，坐对面的人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黑里。人半张脸藏在暗处的时候，话好说。
来的人，都拎枕头。
不是随便哪个枕头都行。得是睡出包浆的，压出自己后脑勺那个坑的。新枕头没用，新枕头里只有化纤。
我今年二十七，干这行十一年。十六岁那年冬天，我在桥洞里替一个收破烂的老头接了他老伴的梦，他给了我二十块，说丫头你天生吃这碗饭。我没信。第二天他带了四个人来，占了我半条巷子。
从那以后我就支了这张桌子。
收费按斤两算。噩梦是有重量的。你半夜惊醒，一身汗，那是八两的梦，八十。惊醒了坐在床沿不敢关灯，那是两斤，翻倍。要是梦里死了人，梦里那个死人是热的、有重量的、你伸手能碰到衣裳——三倍。
有人问我怎么称。我说不用称，你自己醒过来的时候心里清楚。是躺着缓五分钟就过去了，还是要在黑里睁着眼睛等天亮。等天亮的那个，最贵。
十一年我大概替人做过七十九个梦。有些记不清了。凡是替人做过的梦，做完就散了，像烧掉的纸，剩不下灰。
只有我自己的梦，一次也没做过。
三月初三那天晚上，来了个高三的姑娘，叫程小雨。她妈架着她胳膊进来的，羽绒服是墨绿色的，一进门就说：“她天天做噩梦，做半年了，喊得整栋楼都听得见。”
我看了眼姑娘。眼眶青的，坐着的时候两只手搁在膝盖上，十根指头绞在一起，绞得指节发白。
我把牌子转过来对着她妈。
“孩子的梦不接。”
“她十七了，不算孩子。”
“没考完试的都算孩子。”
她妈把包往桌上一放：“多少钱？”
“不是钱的事。”
“五百。”
“你带她回去。”
她妈不吭声了，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要走。姑娘没动。
她妈拽了她一下，她才说：“姐姐，我做梦不喊的。”
我看着她。
“我做梦想喊，喊不出来。嘴张着，没声音。我妈说我喊，是她听错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看她妈一眼，很快，又收回来。
我把煤油灯往中间推了推。
“什么梦。”
“考场上。卷子发下来，上面一个字没有。我用笔写，笔尖在纸上划，划出印子，但是没有字。我翻过来看背面，背面全是字。”
“什么字。”
“看不清。密密麻麻的，像抄的。我想凑近看，卷子就被收走了。”
她妈在旁边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叹得很轻，也很熟练，像在心里排练过很多遍。
“她这半年做题做到十二点，脑子做坏了。”
姑娘没接话。她把手从膝盖上拿下来，在裤子上蹭了一下，又放回去。
我说：“枕头带了没有。”
她妈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枕头，灰蓝的，枕套洗得起了球。
我伸手在上面按了一下。掌根发麻，像压住了一台老式电视机的后背。这就是梦在往外渗。
“你今晚睡觉的时候，枕头翻过来，枕套开口朝外。我在你床边坐二十分钟，你把枕头推给我，说一句‘这不是我的了’。剩下来的事你不用管。”
“然后呢。”
“然后你就没有这个梦了。”
“就这么简单？”
“简单。八十块。”
她妈在旁边嘀咕：“这也太……”
“你要是觉得贵，可以回去接着做。”
她妈把钱掏出来了，两张五十，压在灯底下。
那晚我在她家坐到十一点半。她房间不大，床头贴着一张便利贴，写着“省排名 2104”。她躺下以后眼睛一直睁着，看着天花板。
“姐姐，你会做什么梦。”
“我不做梦。”
“人怎么会不做梦。”
“我这种人不做。”
她翻了个身，把枕头往我这边推。
“这不是我的了。”
我接过来，翻了个面。
梦沿着手腕进来的时候，是凉的，像有人往袖子里倒了一杯隔夜水。
考场很白。不是亮，是白，白得没有边界。桌子一排一排排过去，看不到头。所有人都低着头写字，笔尖擦纸的声音非常齐，像下雨。
我找到她的位置。她坐在第三排，握着一支笔，笔尖悬在卷子上，悬着，不落。
卷子是空的。
我伸手把卷子翻过来。
背面有字。一页一页，全是一个女人的笔迹，写得很用力，笔尖透过了纸。抄的是错题：题干、解法、易错点、下次注意。抄到后面笔迹变了，变成那种熬到凌晨两点、手在抖的字。
最后一行写着：妈不累，你别怕。
我坐在她旁边的位子上，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那张卷子拿起来，撕了。
撕的声音很奇怪，纸在手里像水一样散开。前后左右的人还在写，没人抬头。
我从她铅笔盒里抽出一支笔，放到她手里，把她的手指按在笔杆上，攥紧。
“写你窗外那棵树。”
她抬头看我。眼睛是空的，空得有回音。
“写树。写它现在有几个枝，叶子什么颜色。写不出来就画。画得丑也行。”
她低头，笔尖落在纸上，第一笔就没划破纸。
第二天上午十点，她妈来付钱。还是那件墨绿色的羽绒服，袖口有一块洗不掉的酱油印。
她数了八十给我，站在桌子对面没走。
“昨晚没喊。”
“嗯。”
“她早上起来，跟我说她想吃豆腐脑。”
“那就给她买。”
她妈把钱袋子收好，走了两步又回头。
“我跟她说的那些话……你别跟她讲。”
“什么话。”
“就是……我抄错题的事。她不知道我抄。她以为是我买的资料。”她把手插进兜里，肩膀塌下去一点，“我这人，不会说话。一开口就是催她。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我没接。灯芯在那儿跳。
“她要是问你，你就说是个好梦。”我说。
她妈点头，走了。巷子里她的鞋跟声一直响到拐弯。
那半个月还来了一个人，开夜班车的，姓吴。
他自己开车来，车停在巷口，双闪打了一路，黄色的光一下一下扫在墙上。他下车的时候扶了一下车门，站了两秒才走过来。
怀里抱着一条毛巾。白的，硬了，边上泛黄，中间有一块洗不掉的印子。
“我做梦。”他说。
“什么梦。”
“撞人。”
“每天？”
“天天。”他说，“三年了。”
他把毛巾放在桌上，毛巾立住了，没塌。
“什么路口。”
“城西，大桥底下那个转盘。往南第二个口。”
“几点。”
“两点四十。”他说，“我每天两点三十七过那个口。”
我把灯往他那边推了推。他的眼睛底下有两道很深的沟，指甲剪得很秃，剪到肉。
“说说那个梦。”
“下雨。”他说，“每次都下雨。我过转盘，往南拐，车灯照出去，前头什么都没有。然后——”
他停了一下，手在膝盖上按了按。
“然后有一下。就一下。像有人从后头推了我一把。”
“车停了？”
“停了。我下车。”
“地上有什么。”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他说，“第一年什么都没有。第二年地上有一只鞋。”
“什么鞋。”
“红的。小皮鞋。这么长。”他比了一下，两只手比出一个很短的距离。
“第三年呢。”
“第三年有两只。”他说，“第二只在前头三米。鞋带是白的。”
我把毛巾拿起来，掂了一下。
“这毛巾。”
“副驾驶上搭着的。”他说，“三年没洗。”
“为什么不洗。”
“洗了就不灵了。”
“灵什么。”
他看着我，眼睛红得厉害。
“我怕洗了，梦里那两只鞋就变成一个人。”
我明白了。
这不是一个噩梦。这是一个正在长东西的梦。三年，从"没有"长到"一只鞋"，再长到"两只鞋"，下一步是一个人。他不洗毛巾，是想让它停在两只鞋。
“你撞过人吗。”
“没有。”他说，“真没有。我开了九年夜车，撞过一只猫，一只野鸡，蹭过一次护栏。人没撞过。”
“那你为什么怕。”
“我不知道。”他说，“就是怕。我每天两点三十七过那个口，我每天都想，今天会不会有个人从那儿跑出来。”
“你减速了吗。”
“减了。”
“减到多少。”
“二十。”他说，“有回后头一个车按我喇叭，按了一路。”
我把牌子转过来。
“这梦两斤。”
“多少钱。”
“一百六。”
他从兜里掏钱，掏出来两张一百，压在灯底下。我找他四十，他的手在抖，硬币掉了一个，在地上滚了半圈，滚到桌腿那儿。
那晚我没去他车上。我去了他家。
一间出租屋，床在窗边，窗户对着高架。他把毛巾铺在枕头边上，像铺一块手绢。
“这不是我的了。”
我接过来，翻了个面。
梦是热的。
这个梦跟别人的不一样，别人的梦是凉的，这个梦是热的，热的，还带油的味儿，带方向盘的味儿。
我在车里。副驾驶。挡风玻璃上是雨，雨刷一下一下刮。
仪表盘的绿光照在他脸上。他两只手在方向盘上，很紧，指关节是白的。
两点三十七。
转盘。往南拐。
车灯打出去，雨丝一根一根穿过去。
然后那一下来了。
不是声音，是力气。像有人从后头，两只手，推了我一把。我整个人往前一冲，胸口撞在仪表台上。
车停了。
我推开车门。
雨不大。地上有水，路灯在水里化开一片一片。
一只鞋。红的，小的，鞋面上有一只蝴蝶结。
我捡起来。皮子是软的，还是温的。
往前走三米。第二只。鞋带白的。
再往前。
路灯底下站着一个人。
个儿不高。背对着我。穿一件……看不清。
我在离她三步的地方站住。
我知道她要是回头，这个梦就长成了。长成了就不能做了，它会跟着这个男人一辈子。
我把手里的鞋放下。
放得很轻，放在地上，摆正。
然后我退了四步，退回到车上，坐进驾驶座。
那个男人的手还在方向盘上。
我把我的右手伸过去，按在他的右手背上。
“你听我说。”
他的眼睛看着前头。
“这不是你干的。”我说，“这是你怕的。”
“两点三十七。”
“对。两点三十七。你现在踩刹车。”
“我踩了。”
“再踩。”
他踩下去。
车往后一顿。我的后背撞在椅背上。
前头，斑马线上，一个东西从车头窜过去。不是人。是风，是一团被雨打湿的塑料袋，滚过去，滚到马路对面，贴在护栏上。
雨刷还在响。
我把手拿开。
仪表盘上的时间是两点三十八。
第二天夜里十一点，他来了。
车还是停在巷口，双闪没打。
“昨晚我踢了一脚。”他说。
“踢什么。”
“床头柜。”他说，“我老婆说我半夜踢腿，一脚把柜子踹翻了，抽屉全掉出来。”
“那你是真踩了。”
“踩了。”他说，“我早上起来脚底板疼。”
他站在桌子对面，没坐。
“我昨天晚上梦见了。”
“梦见什么。”
“刹车。”他说，“我一脚下去，车停了。就这个。什么鞋都没有。我坐那儿看雨刷刮了三分钟。”
他把手插进兜里，摸了一会儿，摸出一包烟，又放回去。
“那个梦，是不是好了。”
“好了。”我说，“以后不会有了。”
“那我是不是还得怕。”
“怕什么。”
“怕真的。”他说，“万一哪天真有一个——”
“万一不是梦。”我说，“万一是一张账单。你还没收到，别提前付。”
他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
“我收了三百九十天的一百六。”
“你收得太便宜了。”他说。
“我收的是梦的钱。”我说，“不是万一的钱。万一的钱，没人收得起。”
他走的时候，在巷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车灯亮起来，黄色的光扫了一下墙，走了。
第十天，老爷子来了。
那天下小雨，巷子里的地砖翘起来一块，踩上去喷水。他进来的时候裤脚是湿的，一只手里抱枕头，另一只手压着枕头底下的一件东西。
看着七十上下。棉袄洗得发白，第三颗扣子是黑的，其他几颗是灰的。像掉了一颗，随便找了颗缝上，缝的人手不巧。
他把枕头放在桌上。枕头底下压着的，是一件红棉袄。
小孩子的红棉袄，巴掌大，袖口磨破了，露出来一点棉花。领子上绣着半片叶子，线开了。
“替个梦。”他说。
“谁的。”
“我的。”
我把牌子转过来。
“替梦人只替别人接。替自己接不了。”
“那就当我请你替我做。”
“你自己做不了？”
“做二十四年了。”他咳了一声，咳得很短，像怕吵到人，“现在做不动了。”
我看着他放在桌上的手。指甲盖发青，从指尖往上青到第一个关节。眼皮底下也是黄的，黄得不均匀。
“您身上有病。”
“肝上。”
“多久。”
“医生讲三个月，我不太信。他也不太确定。”他把手缩回去，塞进袖子里，“你就当我三个月。”
我把牌子转回去，正对着他。
第二块牌子：不接要死的人的梦。
“这条不是嫌晦气。要死的人做的梦，梦里都有死。我替他做，就得在他梦里死一回。死完了，我还得回来。”
“回不来？”
“回来过。不划算。”
老爷子听完，点点头，像在听天气预报。
他伸手，把那件红棉袄往我这边推了推。推到桌子中间，压在我的算盘上。
“你摸摸。”
“我不摸。”
“你摸一下。”
我伸手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伸手。大概是他推那一下太轻，轻得像怕碰碎什么，手自己就过去了。
指头碰到棉袄的瞬间，一股凉从指尖直冲上肩膀。不是冷。是那种东西在冰箱里放了很久，刚拿出来时的凉。
我缩了手。
老爷子看着我，看了很久。他眼睛不好，眯着，眼角的皱纹一条压一条叠在一起。
“丫头。”
“嗯。”
“你后脖颈上，是不是有块胎记。”
煤油灯的芯爆了一下。
“像半片叶子。左边。”他说，“红的那件棉袄，领子上绣的也是半片叶子，是照着描的。”
我坐在那儿没动。
雨打在折叠桌的塑料布上，一滴一滴，很密。
2 三月初三
雨下到八点还没停。巷子里的水顺着翘起的地砖缝往低处走，走到下水口那儿打转。
老爷子坐在那把红椅子上，没走。
我把煤油灯的火芯拧小一点。灯小了，光就只照他手底下那块桌面，照出那件红棉袄的袖口，磨破的地方棉花都硬了。
“您贵姓。”
“姓周。周德海。”
“哪儿人。”
“本地。南边，老酱菜厂那片，现在拆了。”
“周师傅，这事我不接。”
“我知道你不接。”他咳了一声，用袖子挡了一下嘴，“你这牌子，我看了三年。”
我抬头。
“三年前我就来过。”他说，“那天你在给人接梦，我没敢走近。我在电线杆后头站着，看你把客人的枕头翻过来。”
“您怎么不走。”
“走了。走回去，第二年又来。”
雨声里他停了很久。我以为他不说了，正要去收灯，他又开口。
“我跟你讲那个梦。”
“我不听。”
“你听。听完了再决定接不接。”
他把手放在红棉袄上，掌心朝下，压着。
“火车站。老站，南广场，没拆之前那个候车室。房顶高，灯是白的，灯管有两根坏的，一直闪。”
“冬天。冷得厉害。”
“候车室的椅子是那种一排四个的，铁架子，绿的皮子，皮子裂了，露出里头海绵。你坐在最东边那个位子上，脚够不着地。”
我手指头在算盘珠子上按了一下。珠子是凉的。
“我穿什么。”
“红的。棉袄红，裤子蓝。棉鞋，一只鞋的带子松了。”
他讲得很慢，慢得像在念什么背了很多遍的东西。念错一个字就要重头念的那种慢。
“我手里有个包，蛇皮袋。里面两个馒头，我的衣裳，一罐咸菜。”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拎着。我拎了一夜。”
“我在你面前蹲下来，说，爸爸去买票，你在这儿坐着，不许动。你说好。”
“你走了。”
“我走了。”他说，“从候车室出去，走到站台上。”
“然后呢。”
“然后我没买票。”
他没往下说。巷子外面过去一辆夜班车，折叠桌的玻璃震了一下。
“为什么没买。”
“兜里一块二。票三块四。”他抬起手，拇指跟食指比了个很窄的距离，“差两块二。”
“你老家哪儿。”
“北边。淮河边上一个县。要坐一整夜。”
“你就把她一个人放在那儿了。”
“我在站台上站了两个钟头。”他说，“我想着，等天亮我回去，把她抱到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能把她送回老家，比我带着强。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带着她，能有多难。”
他抬眼看我。那一眼里没有辩解，也没有委屈，就是看我。
“丫头，我那年三十一。她妈跑了半年，跑的时候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我在工地上，早六点到晚八点，孩子搁在工头家，工头老婆天天给我脸色，说孩子哭。有一回我去接，孩子胳膊上一块青的，她说是自己磕的。”
“我不信。”
“我也不信。”他说，“所以我把她带走了。我想送回老家，我妈还在，七十，能看她两三年。等她大一点我再接回来。”
“结果你连票都买不起。”
“结果我连票都买不起。”
他把手收回去，搁在膝盖上。手背上有一块疤，圆的，像烟头烫的。
“我站到四点半。站台上没人了。我往回走，从候车室西头进，想从后头绕。”
“然后呢。”
“然后我看见西头门口停着一辆车。不是车，是那种——”他停了停，找词，“三轮，带棚的，绿的。有个人从门口进去，出来的时候抱着个红的。”
我把手从桌上收回来，放在腿底下。
“谁。”
“不知道。我在后头喊。他们没听见，也可能听见了。”他说，“我追出去，追到路口，红灯。车往东走了。我跑了一里地。”
“没追上。”
“没追上。”
雨小了。巷口的路灯把雨丝照亮，一根一根斜着。
“后来找过？”
“找了二十四年。”他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是个塑料药盒，盒盖上贴着一张纸，纸黄了，用透明胶粘了四道。
他把盒盖打开。
里面不是药。是一叠纸，折得小小的。最上头那张是复印件，字糊了，能看出“寻人启事”四个字，底下是一张黑白照片，糊得只剩一个轮廓。
“我印了四千张。”他说，“厂门口贴，菜市场贴，火车站柱子上我贴了两年。被人撕了我再贴。”
我没伸手去拿。
“你四点半就回来了。”
“回来了。”
“我意思是，你要是没走那三个小时——”
“我走了。三个小时。”他把药盒盖上，扣好，“我那时候一天挣八块。三个小时，两块四。”
我坐在那儿听雨。
我见过不少人的梦。梦骗不了人。假的噩梦我一眼能看出来——编出来的噩梦细节是匀的，该有的地方都有，该缺的地方都缺，像一张画得很好的图。
真的噩梦不匀。真的噩梦只在一个点上特别清楚，别的地方全糊。
他讲的这个梦，匀得过分。
匀到我不敢信。
“周师傅。”
“嗯。”
“这梦你做过多少回。”
“二十四年。”他说，“一年一回。”
“一年一回？”
“三月初三。”他说，“她生日是三月三。户口上没有，是我记的日子。那天我把她抱回来的，三月三。”
“所以你每年三月初三都去坐一夜。”
“坐到天亮。”他说，“我不干别的。就坐那个位子上，坐到天亮。坐困了，睡着了就梦见那天。”
“候车室还在？”
“没了。拆七年了。我坐台阶上。”他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去年开始坐不到天亮。腰不行。坐到两点得起来走走，走两步再坐。”
我现在信了。
假的梦，人讲的时候会补。补时间，补天气，补旁边人说了句什么。他不补。我问一句他答一句，答的全是最没用的那些细节。
没用，才真。
“周师傅，我信你。”
“那就接。”
“我信你，跟我接不接，是两件事。”
我把牌子转过来，指第二行。
“要死的人的梦我不接。这条不是嫌晦气，是真接不了。您这梦里有死。这个梦里最重的一页，是您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您一回头，那孩子就没了。我替您做完，得在里头死一回。”
“死一回什么感觉。”
“不好受。”
“多不好受。”
“三天起不来床。醒了以后半个月，看什么都隔着一层。”
他想了想。
“我付你两千。”
“不是钱的事。”
“三千。”
“周师傅。”
“丫头。”他把手按在桌上，往前挪了一点，“我不是要你替我把梦做完。我是要你还给她。”
我停住。
“什么。”
“这梦早不是我在做了。”他说，“这些年不是我梦见她。是她在替我做梦。她那年三岁，她不懂什么叫走。她就坐在那张椅子上等，一直等。”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他说，“人做亏心事，不用谁告诉。”
雨停了。屋檐上的水还在往下滴，一滴一滴，很慢。
我把煤油灯拨亮了一点。
“您要还给她，得先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
“在这儿。”他说。
“什么。”
“在这儿。”他看着我，“我找着了。三年前找着的。”
巷子外面有个人骑车过去，铃铛响了一下，很远。
“找着了你不去认。”
“我去认。”他说，“我在你对面的楼底下站了三天。我从早站到晚。后来我想，我站那儿算什么呢。我进去说，丫头我是你爸？我二十四年前把你扔火车站的。”
他把那件红棉袄拎起来，抖了一下。
袖口里掉出一个东西，落在地上，滚了半圈。
一颗糖。玻璃纸包着，橘子味的硬糖。纸脆了，褪成一种很旧的黄。
“这糖是我塞她兜里的。”他弯下腰去捡，弯到一半停住，扶着桌子喘了口气，才慢慢蹲下去，“两颗。我兜里三颗，我吃了一颗。”
他把糖摆回桌上，摆在灯底下。
“我没给她剥。我怕一剥，纸响，她就知道我走了。”
“她那天说什么了。”
“说了。”他说，“她说，爸爸我不吃糖。”
“还有呢。”
“她摸我口袋，摸着了。她说，爸爸你吃。”
我坐在那儿，看着那颗糖，看了很久。
我今年二十七。二十四年来，我不吃橘子味的糖。
一口都不吃。闻到那味胃就往上翻。我一直以为是小的时候吃多了吃伤了。何秀兰也这么以为。她逢人就说，我这孩子从小不爱吃糖，橘子味的一闻就吐。
我伸手把灯吹了。
巷子里只剩路灯。我听见自己说了句我自己都没想好要说的话。
“……把那个梦给我。”
3 那个位子
那晚我没回家睡觉，沿着巷子走到路口，坐了末班车回城西。
车上有三个人。一个抱纸箱的男人，一个穿校服打瞌睡的学生，还有我。
我靠在窗上，想一件事：我为什么答应了。
要死的人的梦，我接过一次。十六年前，二十岁。那次我躺了六天，起来以后有两个月不敢朝窗户看。后来我给自己立了牌子，红漆写的。
车过桥，江面上一层雾。
到家十一点四十。何秀兰没睡，坐在客厅缝纫机前踩着玩，脚下没布，针空转。
“回来了。”
“嗯。”
“锅里有面。”
“嗯。”
她眼睛不好，看人得偏着头。我跟她过了二十二年。她今年五十六，一辈子没嫁人，布厂做了三十年，退休了在家给人改裤脚，一条五块。
“妈。”
“嗯。”
“我小时候是派出所送来的？”
踏板停了。
“你怎么想这个。”
“我就问问。”
她把手从针上拿开，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是。福利院送来的。”她说，“那时候我三十四。民政的人抱你到厂里，你五岁，问有没有人要。”
“送来的时候我身上有什么。”
“一件红棉袄。蓝裤子。棉鞋一只带子断了。”
“别的呢。”
“兜里一颗糖。”
我抬起头。
“橘子味的。”她说，“化了，粘在纸里，剥不下来。我把那层纸收着。”
“糖纸你收着。”
“收着。你五岁时候的东西，我留了一件棉袄、一张糖纸。”她停了一下，“你现在问这个干什么。”
“送我去福利院的人，留了什么话。”
她想了一会儿，想得很吃力。她的记性这两年时好时坏。
“一张纸。”她说，“民政的给我看过。上面就一句，火车站南广场，孩子一个人，坐了四个钟头。”
“没名字。”
“没有。”
“为什么是一个人在那儿坐了四个钟头才有人管。”
“不知道。”她说，“纸上又没写。”
第二天晚上八点半，我去了老纺织厂。
厂子在南边，围墙塌了一段，草长到膝盖。两栋车间只剩骨架，铁皮在风里响。传达室那间还亮着灯，一个四十瓦的灯泡，吊在屋顶上，灯泡下面是一张行军床、一台十四寸的电视、一个电饭锅，锅盖上搁着半个馒头。
门口拴着一条黄狗，看见我不叫，摇尾巴。
周德海在洗脚。水是红的，塑料盆边上放着一瓶降压药。
“来了。”
“嗯。”
“坐。”
我把折叠椅支开，坐在床边。
“周师傅，最后问一句。”
“问。”
“这个梦，是不是您自己的。”
他没抬头，继续搓脚。
“梦里那个走掉的人，是不是您。”
水凉了。他把脚提起来，拿毛巾擦，擦得很慢，一根脚趾一根脚趾地擦。
“不是。”他说。
“那是谁。”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怎么讲得那么准。”
“我在门口站着。”他说。
我等着。
“我在门口，站了四个钟头。”他把毛巾搭在盆沿上，“我看着的。”
我抬手看了一下表。八点四十。
“周师傅，我要开始了。”
“行。”
“您睡。睡够了我进去。中间您别睁眼，睁眼我就得退出来。”
“我睡得着。”他说，“我这一辈子，睡得着。”
他把枕头翻过来，开口朝外，两只手一起推到我这边。
“这不是我的了。”
我接过来，翻了个面。
我还按老规矩，从兜里摸出一颗糖，含进嘴里。压喉咙用的。我这十一年接梦，嘴里总得有点东西，不然容易反胃。
今天买不到薄荷的，小卖部只剩橘子味。
糖化开的那一下，我喉咙一紧，胃往上顶。我按住床沿，忍了三秒，忍住了。
然后梦进来了。
梦是从脚底上来的。
先凉，然后重，重得像有人把一床湿棉被盖下来。我眼前黑了一下，耳朵里“嗡”一声，紧接着，闻到了煤味。
还有湿棉花味。还有热水瓶里水垢的味。人的哈气。
候车室。
房顶很高，灯是白的，两根灯管坏了，一闪一闪。闪的时候，墙上的影子跟着动。
地是水磨石的，缝里嵌着黑的东西。地上有瓜子壳，有痰，有化了的雪水踩出来的黑印。
椅子一排四个，铁架子，绿皮子裂了，里头海绵露出来，让人抠走了一半。
最东边那个位子上，坐着一个小孩。
红棉袄。蓝裤子。棉鞋一只带子松了，鞋跟踩着，拖在地上。
她的脚够不着地。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很端正。像在上课。
我走过去。
在她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蹲下来。
她抬头看我。
脸冻红了，鼻子上挂着一点清鼻涕，没擦。眼睛很大，很亮，亮得有点不像孩子。
“你是谁。”
我张了张嘴。
我说不出来。我能说什么。我是你。二十四年前的我。我替人做梦的。
“你也等车？”她说。
“嗯。”
“我爸爸去买票了。”她把两只手在膝盖上换了一下，“他说不许动。”
我伸手给她系鞋带。
梦里手指头不听话。绳子在手里像湿面条，系了三次。第三次系上了，她低头看了一眼，很满意。
“你等多久了。”
“一直在等。”她说，然后又补一句，“他说不许动。”
“他没说等多久。”
“没有。”
“你饿不饿。”
“不饿。”她说，“我兜里有糖。两颗。”
我站起来，往售票口那个方向看。
队伍排得很长，弯了两道。人挤人，蛇皮袋、竹筐、裹着被子的孩子。
我从队伍里挤过去，一直挤到售票口。玻璃窗上贴着纸条：今日票已售完。
我又挤回来。
回到长椅那儿的时候，她面前的位子上蹲了一个男人。
我停住了。
蓝工装。棉帽子夹在腋下。三十来岁。脸是糊的。
不是没画清楚那种糊。是那种你盯着看，越看越糊，你把视线挪开一点，反而能看清轮廓。
他一只手扶着长椅靠背，一只手放在孩子肩膀上。
“爸爸去买票。”他说，“你在这儿坐着，不许动。”
“好。”
“坐好了，不许跟人走。有人跟你说话，你别搭理。”
“好。”
“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好。”
他站起来。
他站起来的时候我才看见他的手。
他右手撑着长椅的铁扶手，站直。
手背是干净的。
没有疤，没有烫痕，什么都没有。
我在她旁边蹲了很久，一直看着那只手。
他把棉帽子戴上，往门口走。走得很慢，走到一半回头看了一眼，又转回去，继续走。
人把他吞掉了。
孩子坐在位子上，两只脚晃了一下，够不着地，又停住了。
我抓着长椅的扶手，指节都发白了。
我想跟上去。我想抓住那个男人的领子，我要问他，你到底去哪儿。
但我动不了。我在梦里改不了这种事。替梦人只能改“最怕的那一页”，改别的，梦会折回来，加重量。这是行里的规矩，我试过一次，差点没回来。
我站着，看着那个门。
然后我感觉到有人在看我。
不是孩子。孩子在看她自己的鞋。
后脖颈上，那种被人盯着的凉。
我转过身。
候车室门口，靠着一根柱子，站着一个老头。
旧棉袄，洗得发白。第三颗扣子是黑的，其他几颗是灰的。
他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
他在看我。
我也在看他。
我们隔着半个候车室，中间隔着一地瓜子壳和化了的雪水。
他把蛇皮袋放下来，放在脚边。
然后他朝我抬了一下下巴，很小的一下，像打招呼。
“丫头。”他说，“你也来了。”
4 四个钟头
“周师傅。”
“嗯。”
“您不该在这儿。”
“我该在。”他把蛇皮袋提起来，换了个手，“这是我的梦。”
候车室的灯又闪了一下。闪的时候他半张脸黑掉，亮回来的时候，他还在。
我回头看长椅。那个孩子还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售票口的方向。灯闪，她眨眼；灯不闪，她不眨。
“您这二十四年，梦的都是这一段。”
“都是这一段。”
“从哪儿开始。”
“从她一个人坐着开始。”他说，“到她哭。到她哭我就醒。”
“她什么时候哭。”
“我抱她的时候。”
我看着他脚边那个蛇皮袋。
“周师傅。”
“嗯。”
“您那个袋子里，是不是两个馒头，一罐咸菜。”
他没说话。
“您的衣裳。”我说，“您说‘我的衣裳’。”
候车室里很吵。广播在念什么，念得含糊，一个字都听不清。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在哭，一个男人在骂，有人说“让一让让一让”。
他在这堆声音里站着，手一直没从蛇皮袋的带子上松。
“是我的。”他说。
“您一直用‘我’讲他。”
“我讲顺了。”他说，“二十四年，讲顺了。”
“您站了多久。”
“四个钟头。”
“从几点。”
“天没黑就站着了。我在站外头等活，看见她一个人被放在那儿。我心里说，人家大人去买票了，一会儿就来。”
“一会儿多久。”
“一个钟头。”他说，“一个钟头我还在等。两个钟头，我进来看过一趟，她还在。三个钟头，我去找广播，广播室锁着，门上贴着条子，说下班了。”
“您没去派出所。”
“派出所三里地。”他说，“我走了，她怎么办。”
“那您为什么不去售票口问。”
“我去了。”他说，“我挤到窗口，问人家有没有人找孩子。人家说，找孩子的多了，你孩子丢了你去派出所。”
他停了一下。
“我说不是我的。人家就不理我了。”
“后来呢。”
“后来我看见两个人。”
“什么人。”
“两个男的，一个穿皮夹克，一个穿军大衣。进来出去三趟。第三趟的时候，穿军大衣的坐在了她旁边。”
我没回头。我知道她一回头，那个孩子就不见了。
“坐她旁边。”
“隔一个位子。”他说，“坐了一会儿，掏东西给她吃。”
“她吃了？”
“没吃。”他说，“她说，我爸爸说不能跟人走，不能吃人家的东西。”
他喉咙里响了一声，像什么东西卡住。
“她说得很清楚。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三岁。”
“然后您就抱她了。”
“我走过去。”他说，“我走过去，跟那两个人说，这是我孙女。那两个人看我，看了很久，站起来了，走了。”
“您没拦他们。”
“我拦什么。我没证据。他们什么也没干。”
“您抱她的时候，她哭。”
“哭。”他说，“哭得整条候车室的人都看我。”
“她喊什么。”
“喊爸爸。”
他伸手把蛇皮袋提起来，提到胸口，抱住。
“我抱着她往外走。她在我肩膀上，一直回头。她以为她爸爸在后头追。”
我不说话。我怕我一张嘴，声音不对。
“我把她放在车斗里。”他说，“三轮。绿的，带棚。我在车站拉活拉了七年。”
“她哭了一路。”
“哭了一路。”
“您没哄她。”
“我说，别哭，我带你找爸爸。”他说，“我一说这个，她哭得更凶。”
“您送到哪儿了。”
“派出所。”他说，“城东那个，老所，现在改成便民服务站了。”
“您进去了吗。”
他没答。
候车室的灯灭了。
全黑了。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他手里那个蛇皮袋上的塑料绳，反着一点不知道哪儿来的光。
我在黑里站了很久。
“周师傅。”
“我没进去。”
“为什么。”
“我把她放在台阶上。”他说，“台阶是水泥的，有一块缺了角。我把她放下来，她站着，不哭，就看着我。”
“然后您敲门。”
“敲了三下。”
“然后您走了。”
“我跑了。”他说，“我跑的时候听见她在里头哭，哭了三声。第四声我就听不见了。我跑出去半条街，站在电线杆后头，我听了十分钟。”
“没人出来。”
“没人出来。”他说，“我不知道是进去了，还是被人抱走了。”
“所以您就没回去问。”
“我不敢。”他说，“我怕人家问我，你四个钟头干什么去了。”
黑里他动了动。
“丫头，我想了二十四年。我想通了一件事。”
“什么。”
“那天晚上，那条街上，走了两个人。”
“嗯。”
“一个是我。一个是她爸。”
“嗯。”
“我四个钟头，他三个钟头。”他说，“我们俩都想着，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就好。等天亮就好了。等来等去，等成这个样子。”
灯亮了。
候车室又回来了。广播还在念，谁都听不清念的什么。那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又进来了，站在门口看了一圈，看见位子空着，转身出去了。
“他回来过。”我说。
“回来了。”
“什么时候。”
“四点半。”
“您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在。”他说，“我跑到街口，我没走。我在街口站着，站到天亮。”
“我看见他从候车室冲出来。”
他的手在抖，抖得蛇皮袋上的绳子跟着抖。
“他往东跑。跑到路口，红灯。他在红灯底下站着，两条胳膊抖。他喊了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我没听清。”他说，“我隔了二百多米。”
“然后呢。”
“然后他回来，在候车室里挨个问。问了一夜。”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他说，“那年头，没有摄像头，没有监控，火车站一天走三万人。”
“后来呢。”
“后来他贴告示。”
“您见过。”
“我见过。”他说，“我在南广场贴我的告示，他在北广场贴他的。我们俩的告示，中间隔了一条马路。”
我站在那儿。
梦里没有时间。但我知道我进来很久了。
“周师傅。”
“嗯。”
“您今天叫我来，是要我做什么。”
他把蛇皮袋放下，蹲下去，蹲得很吃力，一只手撑着地。
“我要你替我做一件事。”
“说。”
“我要你，现在就带她走。”
“带她走？”
“别让她坐在这儿等。”他说，“她等了二十四年了。她不知道她爸回来过。她不知道没人不要她。她坐在这儿，一直在想自己哪儿做错了。”
“我做不到。”我说，“替梦人只能改最怕的一页。您最怕的一页是——”
“是你哭。”他说，“我知道。”
“那您要我改什么。”
他抬起头。
“改你那三声哭。”他说，“你别哭。你跟我走的时候，你别回头。”
“我那时候三岁。”
“你现在二十七。”他说。
我没说话。
我回头看那张长椅。
孩子还坐在那儿。两只脚够不着地。鞋带系上了，我系的。
“丫头，你听我说完。”
“您说。”
“我这二十四年，做这个梦，一回比一回清楚。前十年我梦她哭，后十年我梦她不哭，就坐着看我。去年开始，我梦她跟我说话。”
“说什么。”
“她问我，我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抓着长椅的扶手。
“她每一回都问。”他说，“我每一回答不上来。”
“您要怎么答。”
“我要你替她答。”他说，“你比她懂。你知道那个男人回来了。你知道他在路口站了一夜，知道他把告示贴到北广场，知道他找了二十四年。”
他站起来，扶着桌子。
“你告诉她，他有事，他耽搁了。他没不要她。”
“这是骗她。”
“这是实话。”他说，“除了这句，别的都是假的。”
我走过去。
蹲在她面前。
她的脸冻得红，鼻子上那点清鼻涕还在。
“小朋友。”
“嗯。”
“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你爸爸去买票了。他去得有点久。”
“他让我在这儿坐着。”
“我知道。他让你坐着，是对的。”
“他说不许动。”
“他一会儿就来。”我说，“他路上遇上事了。他跑着回来的。他回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她看着我。
“那我等他。”
“别等了。”
“为什么。”
“因为你会等很久。”我说，“你会坐到天亮。你会坐到有人来问你。你会跟一个人走，你会哭三声。然后你会被人抱走，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你会长大。你会长到二十七岁，你会发现自己不会做梦。”
她眨了一下眼。
“你也二十七？”
我没答。
“你会过得还行。”我说，“你会有一个妈，她给人改裤脚，一条五块。她眼睛不好，说话冲。她会给你留面。你会有一个摊子，你会替人做梦，你会收八十块。”
“我不懂。”
“你不用懂。”我说，“你只要站起来。”
“站起来干什么。”
“跟我走。”
她坐在那儿，没动。
“我爸爸说让我在这儿坐着。”
“我知道。”
“他说不许动。”
“我知道。”
我把手伸出去。
她的手很小。红棉袄的袖子太长，手都埋在里头，只露出来三个指甲盖，指甲缝里有黑的。
她看着我的手，看了很久。
“你也等车？”
“我不等车。”
“那你去哪儿。”
我不知道怎么答。我在梦里，我以为我知道这个梦怎么结束。
结果她把头转过去了。
“我不走。”她说，“他要是在这儿找不着我，他会急。”
5 冒充
“我不走。”她说，“他要是在这儿找不着我，他会急。”
我蹲在那儿，手还伸着。
候车室里的广播又响了一遍，还是听不清。灯管闪，闪得人眼晕。
“小朋友。”
“嗯。”
“你叫什么名字。”
她想了一下。
“我叫宝宝。”她说，“我爸爸这么叫我。”
我喉咙里那块糖还没化完，堵在那儿。
“宝宝，你听我说。”
“你说过了。”
“我说过什么。”
“你说他会来找我。”她说，“你说我不用等。你说我会长到二十七岁。”
“那你信不信。”
“不信。”她说，“你在骗我。”
我站起来，退了两步。
周德海在我后头站着。
“不行。”我说。
“什么不行。”
“带不走。”我说，“她不是怕。她是在守约。这个梦不是噩梦，是她在履行一句话。”
“那怎么办。”
“改不了。”我说，“替梦人只能改‘最怕的那一页’。您最怕的那页她已经不哭了。她不哭，她坐得端端正正，等着。我没法改一个不存在的害怕。”
候车室的灯全灭了。
黑里只有他的呼吸声，很粗，像风箱漏气。
“那这个梦做不完。”
“做不完。”我说，“做到天亮，它自己断。下一次您还是从头开始。”
他没说话。黑里传来他蹲下去的声音，还有蛇皮袋碰地的声音。
“丫头。”
“嗯。”
“二十四年，我请过三个人。”
“三个？”
“头一个是女的，六十多，说是梦婆。她进去半个钟头就出来了，出来吐了一地，说这梦不干净，钱不要了。”
“第二个。”
“第二个是个年轻的，男的，戴眼镜。他进去待了一个钟头。出来跟我说，大爷，这不是梦，这是个活物。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这里头有个东西一直醒着。”
“第三个。”
“第三个是你。”
灯亮了。
我站在候车室中间，看着那张长椅，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过去。
“周师傅，把棉袄脱了。”
他抬起头。
“你说什么。”
“把棉袄脱了，给我。”
“你要干什么。”
“我进去，他们不认我。”我说，“她认的是她爸。”
他慢慢站直了。
“你疯了。”
“我没疯。”
“你冒充——”
“我不是冒充。”我说，“我是把这三分钟还回去。这三分钟里缺一个人。缺了二十四年。”
“你想过没有。”他说，“你在梦里冒充活人，出来的不是你。”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他第一次提高了音量，声音破得像撕布，“我干了二十四年我才知道。你才二十七，你知道什么。”
他把棉袄解到第二颗扣子，又扣上了。
“我不给。”
“周师傅。”
“我说了不给。”他往后退了一步，“我这条命还有三个月。你这条命还有四十年。你替我进去蹲着，我死都死不安生。”
“您死得安生不安生，跟我没关系。”我说，“是她能不能站起来，跟我有关系。”
他看着我。
“你图什么。”
“我图我今晚能睡着。”我说，“我图我以后吃橘子糖不吐。”
他愣在那儿。
灯又闪。
“你怎么知道糖的事。”
“我不知道。”我说，“我猜的。”
他把棉袄脱下来了。
递给我的时候，他的手在抖。棉袄很沉，比看上去沉。领子上一层油光，腋下补过一块，针脚很粗。
“太大。”
“大点好。”他说，“大点显得像个大人。”
我穿上。袖子长出一截，遮住手。
“丫头。”
“嗯。”
“你听我说一句话。”
“说。”
“出来的时候，你别回头。”
“为什么。”
“因为我那天回头了。”他说，“我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我看见她还在那儿坐着。我这二十四年，梦的就是那一眼。”
我把袖子往上撸了两下。
“您在这儿等着。”
“我去哪儿等。”他说，“我就在这儿。这是我家。”
我从候车室出去。
外面是站前广场。风很硬，地上有薄冰。路灯是橘黄的，照下来一片一片，照不到的地方黑得彻底。
我在广场上站着，让风吹了一会儿。
然后我转过来，往回走。
门槛是铁的，磨得发亮，踩上去“哐”一声。
候车室里的人都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了回去。
我走得很慢。我一边走一边想：一个跑了三个小时又跑回来的男人，他会怎么走。
他不会走得很慢。
他会跑。
我跑起来。
棉袄太大，跑起来兜风，像披了个口袋。地滑，我差点摔了，手扶了一下椅子靠背。
一直跑到最东边那一排。
她坐在那儿。
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鞋带系着。
我在她面前蹲下来，蹲得太急，膝盖磕在地上，磕出一声闷响。
“宝宝。”
她抬起头。
我看见了她的脸。冻红的，鼻子上一道清鼻涕。眼睛很大，很亮。
她看了我很久。
“你怎么才回来。”
我张了张嘴。
“路上……耽搁了。”
“我等了好久。”
“我知道。”
“广播念了三回。”
“我知道。”
“有个叔叔坐在我旁边，给我东西吃。我没吃。”
“你做得对。”
她把两只手从膝盖上拿下来，在棉袄上擦了一下，然后从兜里掏。
掏出来两颗糖。玻璃纸包着，橘子味。
“我给你留了一颗。”
她把其中一颗递过来，掌心朝上。
“我吃了一颗。”她说，“我嘴巴干。”
我的鼻子堵了。我说话开始带鼻音。
“你吃。”我把她的手推回去，“爸爸不吃。”
“你吃。”
“你吃。”
“你那天说你想吃。”
我把糖接过来。
玻璃纸很脆。我剥开，纸响了一声。
她笑了。
我认识这个笑。我在镜子里见过。
“你冷不冷。”
“不冷。”
“你怎么哭了。”
“没哭。”
“你脸上有水。”
“外头下雪。”
她伸手，摸我的脸。
手指头很凉，很小。摸到眼角，又摸到眉毛。
“你胡子扎人。”她说。
我以后会长胡子。我现在还没有。我在梦里长出来了。
她的手往下滑，摸到我的领子，摸到我的脖子。
“你这里有一块叶子。”
我整个人僵住。
“什么。”
“你这里。”她按了一下我的后脖颈，“有一块叶子。我也有。”
她把自己领子往下扯，扭过头去——那个动作很别扭，三岁的小孩骨头软，她扭得像要折断。
“你看。”
我看见她后脖颈上，半片叶子的红痕。
我把她抱起来。
她很轻。轻得像空的。红棉袄里，骨头硌手。
“我们回家。”
“爸爸。”
“嗯。”
“你别再走了。”
“不走了。”
“你说话算数。”
“算数。”
我抱着她往门口走。
走了大概十步。
身后所有的声音一下子停了。
广播停了。人说话的声音停了。灯管的“滋滋”声停了。
我回头。
候车室里空空的。长椅、柱子、售票口的队伍，全部在往后退，退得很远，像有人在拉一匹布。
我不该回头。
我听见周德海在我耳朵边上说：出来的时候，你别回头。
晚了。
我抱着孩子往前跑。
门口那道光越来越窄。
跑到门槛的时候，我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
蓝工装。棉帽子夹在腋下。三十来岁。脸还是糊的。
他站在门外，手扶着铁门框。
他看着我，看着我怀里的孩子。
然后他开口。
“你是谁。”
我说不出话。
他往前走了一步。
“你把她抱哪儿去。”
6 三分钟
“我……”
“你穿的是谁的袄。”
我低头。棉袄领子上一层油光，腋下一块补丁，针脚很粗。
“一个在门口站了四个钟头的人。”
他没说话。风从广场那边过来，穿过门缝。
“他在门口站了四个钟头？”
“是。”
“我走了三个钟头。”
“是。”
“他为什么不进来。”
“他不敢。”
风停了。落下来的不是雪，是灯底下的灰。
“我也不敢。”他说。
他的脸清楚了一点。
不是整张。是鼻梁和下巴先清楚起来。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横纹。
我在镜子里见过这个下巴。
“你回来了。”我说。
“我回来了。”
“什么时候。”
“十一点二十。”他说，“我看过表。候车室墙上有个钟，停的，针在十一点二十。我抬头看了一眼就记住了。”
“你为什么不进去。”
他不说话。
“你兜里有钱吗。”
“有。两块二。”
“你跑了三个钟头。”
“七个地方。”他说，“工头家、老乡的宿舍、一个卖煤的、一个修鞋的，还有三个我不认识，我敲门。”
“借到两块二。”
“两块二。”他说，“票三块四，差一块二。我后来想，差一块二也能买半张票。我那时候脑子是木的。”
“你站在门口，看见她了。”
“看见了。”
“她没哭。”
“坐得很正。”他说，“两只手放膝盖上。她从小就这样，坐着的时候手要放好。我教过她。”
“你站了多久。”
“三分钟。”
“这三分钟你想了什么。”
他抬手，在自己脸上抹了一把。
“我想，我要是进去，把她抱起来，明天早上六点我得回工地。我把她放哪儿。工头家。工头老婆打她。”他停了一下，“我想，我要是把她抱回老家，我身上七块钱，我妈七十岁，养不动。我在老家找不到活。我这辈子完了，她也完了。”
“所以你就走了。”
“我走了。”
“走到哪儿。”
“广场东边，一个花坛沿上。我坐到十二点半。”
“然后呢。”
“然后我站起来，往回跑。”
“跑回来的时候。”
“椅子上没人了。”
我把孩子往上抱了抱。她的头靠在我肩膀上，不动。
“你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吗。”
“不知道。”
“她被一个人抱走，放在派出所台阶上。派出所送她去福利院。五岁被人领走。养母姓何，在布厂做工，一辈子没嫁人。”
他听着。
“她今年二十七。”
他抬起头。
“她在城南老纺织厂后门那条巷子里摆摊，摆了十一年。替人做噩梦，一个八十块。”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在那儿站着。”
我把孩子递过去。
他没伸手。
“你抱。”
“我抱不动。”
“你抱得动。”
他的手抬起来，抬到一半，停在空中。
“我手脏。”
“她的手也脏。”我说，“她指甲缝里全是黑的。”
他接过去了。
孩子在他怀里动了一下，睁开眼。
她看见他的脸。
没哭。她伸手，摸了摸他的下巴。
“你怎么才回来。”
“路上耽搁了。”
“我等了好久。”
“我知道。”
“我给你留了一颗糖。”
她的手在兜里掏，掏出来，剥开纸，举到他嘴边。
“你吃。”
他张开嘴。
他把那颗糖含进去，弯下腰，弯得很低，额头抵在孩子的肩膀上。
他的背在抖。抖得很厉害。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退到门外。
门在我身后合上。是那种老式铁门，合上的时候不响，只有风被切断的一下。
我站在雪地里。
候车室的窗户是一整排，玻璃上有水汽。我走过去，用手擦了一块。
里面，那个男人抱着孩子坐在最东边那排长椅上。孩子在说话，说得很快，手在比划。
灯亮着。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
袖子是空的。
不是没有手。是手在袖子里透过去。我能看见袖子的布纹，能看见那一层油光，能看见后头广场上的灯。
我把棉袄脱下来，抖了一下。
两个袖子都瘪了。
“丫头。”
我回头。
周德海站在广场边上。他身上穿着一件薄的中山装，两只手插在袖子管里，脚上是布鞋，踩在雪地里。
“您怎么出来了。”
“我一直在外头。”
“您不是说您在这儿等。”
“我在这儿等了二十四年。”他说，“这不叫等，这叫习惯了。”
他走过来，走到我面前，蹲下去。
“你回头了。”
“嗯。”
“我知道你会回头。”他说，“我回了一辈子。”
他伸手，把我掉在地上的棉袄捡起来。
“低头。”
他把棉袄摊开，从我头顶盖下去，一直盖到脚。
“闭上眼。”
“闭上眼会怎么样。”
“会看不见。”他说，“看不见就出得去。”
我闭上眼。
棉袄里头是热的。有煤味，有烟味，有一股很旧的肥皂味。
我听见他在外头说话，声音闷闷的。
“丫头，谢谢你。”
“谢什么。”
“谢你没让他走。”
“他没走。”
“他没走。”他说。
“您呢。”
“我四点半走的。”他说，“我抱你上车那会儿是三点多。我送你到派出所门口，我跑了。我跑到街口站到天亮。”
“您这二十四年。”
“我这二十四年，就为看一眼他回来。”
我在棉袄里头，睁了一下眼。
不是我要睁。是光进来了。
一片白。
我看见一个院子。
不是候车室。是一个院子，地上晒着两床被子，是那种老式的花被面，红的。墙角有一架缝纫机，上头盖着塑料布。台阶上放着一个铝盆，盆里泡着衣服。
我认识这个地方。何秀兰家的院子。我在那儿长到十九岁。
院子里有个女人在晾衣服，头发是黑的，背是直的。
她一回头。
我醒了。
7 第三根电线杆
传达室里的灯还亮着。四十瓦，灯泡上落了一层灰。
电视开着，没有声音，屏幕上的人在笑。
我坐起来。头很重，像被人从后脑勺敲了一棍。嘴里一股铁锈味。
行军床上躺着周德海。他脸朝上，手脚摊开，嘴张着，胸口一起一伏，很沉。
我叫他。
“周师傅。”
没动。
“周师傅。”
他喉咙里响了一下，翻了个身。
我伸手过去，探了一下鼻息。热的。
他忽然说话了。
“几点了。”
“六点。”
“六点。”他睁开眼，眼睛是红的，“我睡着了。”
“嗯。”
“我一夜没做梦。”他坐起来，动作很慢，一只手撑着床沿，“二十四年，头一回。”
“梦做完了。”
他坐在那儿，没动。裤腿卷着，小腿上有一块青紫。
“她走了？”
“没走。”我说，“她回家了。”
“家？”
“她爸把她抱回去了。”
他点了点头。点得很慢。
“那我这个梦。”
“没了。”我说，“以后不会再做了。”
“哦。”
他把脚放到地上，找鞋，找了半天，鞋就在脚边。
“丫头。”
“嗯。”
“我这条命要是过去，你别来。”
“我不来。”
“我不喜欢人哭。”
“我不哭。”
我从传达室出来的时候，天刚亮。
厂区里全是霜。黄狗蹲在门口，看见我，尾巴拍了两下地。
我沿着巷子往外走。走到第三根电线杆底下，我停住了。
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纸。
我在这条巷子里摆了十一年摊。第三根电线杆就在我桌子左手边三步。十一年，我天天从它旁边过。
那张纸褪成白的了，只剩一点灰的痕。透明胶带四道，最上头那道已经断了，纸角卷着。
我伸手，把它撕下来。
纸脆了。一撕就裂成两半。
我把两半拼在一起，凑到亮处。
“寻人启事”
“女，三岁，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晚九时走失于火车站南广场候车室。”
“身高约九十厘米，圆脸，短发，穿红色棉袄，蓝色棉裤，棉鞋。后颈有半片叶子形红色胎记。”
“孩子不会说家里地址，会说自己叫宝宝。”
“知其下落者，请联系，重谢。”
底下是一行号码。手写的，圆珠笔，写得很用力，划破了纸。
号码只有前面几位还看得清。
我在电线杆底下站了很久。
霜化了，鞋面湿了。
我掏出手机。
一个一个数字按下去。中间有两位看不清，我按了两种可能。
第一次，空号。
第二次，通了。
响了很久。第六声的时候，那边接了。
“……喂。”
一个男的。老的声音，哑，像嗓子里有东西。
“喂，哪位。”
我张了张嘴。
“喂？”
“……”
“你说话。”他说，“你打电话怎么不说话。”
“你还在找吗。”
那边静了。
“找什么。”
“三岁。红棉袄。后脖颈上，半片叶子。”
静得很久。我听见有人在呼吸，很重，一吸一停。
“你是谁。”
“我路过。”我说，“看见电线杆上有一张纸。”
“那张纸贴了二十多年了。”他说，“我每个月换一张新的。就这一张，我不换。”
“为什么不换。”
“换了就不是那一天了。”
我靠在电线杆上。
“我认识一个人。”
“什么人。”
“二十七岁，后脖颈上有半片叶子。她自己不知道。”
那边“哐”一声，像椅子倒了。
“在哪儿。”
“城南。老纺织厂后门，往南第三根电线杆。”我说，“她晚上八点出摊。她替人做噩梦，一个梦八十块。”
我有二十四年时间练一句话。我在心里说过一千遍。
真要说的时候，喉咙里那块东西又上来了。
“你来吗。”
那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你说什么。”
“我说，”那个声音，“我今天就来。”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
那张纸我捡起来，折了两折，放进衣兜。
回家路上，我在菜市场买了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
到家七点二十。何秀兰已经起了，坐在缝纫机前改一条裤子，脚踩得不快不慢。
“回来了。”
“嗯。”
“豆腐脑买了。”
“买了。”
她把裤子翻过来，剪线头。
“你脸色不好。”
“接了个大活。”
“多大的活。”
“够躺半个月那种。”
她看了我一眼，没接着问。她这人有个好处，不该问的不问。
我把豆腐脑推到她面前。
“妈。”
“嗯。”
“我做梦了。”
她的脚停了。
“你说什么。”
“我做梦了。昨晚。”
她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看我。
“你从小不做梦。”她说，“你五岁来我家，半夜从来不闹。别的孩子做梦喊妈，你不喊。我还带你看过医生，医生说没事，说孩子白天玩累了。”
“我知道。”
“那你昨晚梦见什么。”
“梦见一个火车站。”
她没接话。她的手在桌上摸，摸到眼镜，又戴回去。
“妈，那张糖纸。”
“怎么。”
“给我看看。”
她站起来，走进里屋，开抽屉，翻了很久。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一张纸。
纸很小，橘子味硬糖的玻璃纸，已经皱得看不出原来的形状，褪成一种很旧的黄。纸里粘着一层化过的糖，硬的，像琥珀。
我拿在手里，对着光看了一下。
“你留着这个干什么。”
“不知道。”她说，“扔了觉得不对。”
“你留着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她说，“我搬了三次家，这个东西一直在。”
她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你今天不对劲。”
“我明天就对了。”
“你今天晚上还出摊？”
“出。”
“那你睡一觉再去。”她说，“你这眼睛，跟人打架了一样。”
晚上七点半，我出摊。
桌子支好，桌腿垫上砖。两把椅子。煤油灯点上，火芯拨到刚好。
我把那块牌子的三行字擦了一遍。红漆掉了一角，我在“不接要死的人的梦”那儿补了一笔。
八点，没有人来。
八点十分，巷子口有脚步声。
很慢。一走，一停。像有人在数地砖。
我把煤油灯往桌子中间推了推。
那人走进光里。
七十来岁。瘦。穿一件深蓝的棉袄，扣子扣错了，第三颗扣在第四个眼上。手里抱着一个枕头。
灰的。旧的。中间压出一个坑。
“坐。”我说。
他在那把红椅子上坐下来，把枕头放在桌上。
“先生。”
“嗯。”
“枕头带了吗。”
“带了。”
“这不是你的了。”
他看着我。
我把枕头接过来，翻了个面。
那个坑，跟我后脑勺的形状，一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