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时光往回拨，定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让千千万万城市青年告别熟悉的街巷、父母的身边，被送往祖国各地的乡村、农场、生产建设兵团。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杭州……一座又一座城市的中学里，刚刚十几岁的少年少女，背着简单的行囊，登上开往远方的列车。车轮滚滚，身后是繁华都市的灯火，前方是陌生的田野、山林、沼泽与荒原。
他们被统一叫作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起初不少人怀着一腔热血，想着建设边疆、扎根农村，把青春奉献给广阔天地。可日复一日繁重的农活、匮乏的物资、艰苦的居住条件、遥遥无期的未来，慢慢磨平了很多人最初的豪情。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扛麻袋、插秧、犁地、割稻，吃不饱饭，冬天没有足够御寒的棉衣，夜里睡在漏风的土坯房或者简易草棚，蚊虫、潮湿、病痛时刻相伴。
每个人心底都藏着同一个念想：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生我养我的那座城市？
回城的渠道并不多。在那个年代，病退、困退是知青得以离开农村返乡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所谓病退，就是因为身患疾病、身体无法继续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经过医院检查、相关部门审批，办理手续返回城市；困退，则多是因为家中亲人病重、家庭生活极度困难，需要本人回城照料。名额稀缺，审核严苛，想要顺顺利利拿到一张可以回家的通行证，难如登天。
于是，无数被思乡之情日夜煎熬的年轻人，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的人借着自己原本就有的伤病，极力向医生陈述病痛的折磨；有的人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制造病症、修改检查样本；更有人不惜以伤害自己身体为代价，只为换来一次被允许离开的机会。这些往事，带着时代独有的沉重、无奈，夹杂着心酸、荒诞，还有属于一代人刻入骨髓的乡愁。
一、江西农场：上海知青的返乡博弈
（一）梁陈勇：旧伤的重量
上海青年梁陈勇，当年告别上海的弄堂，来到江西的国营农场落户。南方的气候潮湿多雨，水田常年积着冰冷的泥水，农场里的劳作任务十分繁重，开山、垦荒、种植农作物，几乎每一天都要耗费巨大的体力。一次下地干活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他的脚严重骨折。
那次骨折让他躺了很久，康复之后，脚部依旧留下了不适。每当阴雨天，患处就隐隐作痛，长时间站立、走路之后，酸胀和疼痛感会不断加剧。
眼看着身边陆续有知青成功办理病退，踏上返回上海的路途，梁陈勇心里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他太想回去了，想念上海的父母，想念弄堂里熟悉的味道，想念属于城市的生活。他清楚，自己脚上这一次骨折留下的后遗症，或许就是他抓住的机会。
他带上当初骨折拍摄的X光片子，找到了负责体检鉴定的大夫。他仔仔细细描述自己脚部的痛苦，把骨折之后遗留下来的种种不适尽可能详尽地诉说，将伤病带来的行动上的困难、对从事重体力劳动造成的阻碍一一讲出。他没有凭空捏造完全不存在的伤病，只是把自己的病痛，把伤病对自己劳动能力的影响，充分地展现出来。
在那个年代，农场繁重的农活几乎全部依靠人力，若是腿脚有严重问题，确实无法继续承担垦荒、田间劳作这类高强度工作。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与审批，梁陈勇的病退申请竟然顺利获批。当拿到可以返回上海的通知那一刻，积压在心底许久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他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终于可以离开这片挥洒了无数汗水的农场，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
他算是相对幸运的一个，本身就有真实存在的伤病作为基础。可并不是每一个想要回城的知青，身上都刚好有足够严重、能够达到病退标准的旧伤。和他同在江西这片农场的徐和平，就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二）徐和平：遗尿症与一张假病历
徐和平，同样是从上海来到江西农场的知青。他身形高大，足足一米八几的个子，年轻的时候身体素质一向不错。从小到大，除了小时候曾经尿床，几乎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身边的伙伴一个接一个通过病退离开农场，看着别人收拾行李、奔赴上海，徐和平急得夜不能寐。他翻来覆去思索，自己身上到底有什么毛病，可以用来申请病退？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根本不足以支撑申请，身上没有骨折、没有严重的慢性病，没有一眼就能检查出来的器质性损伤。他一遍一遍回忆自己从小到大所有的身体状况，想来想去，只有儿时尿床这件事。
一次和旁人闲聊的时候，有人随口点醒了他：尿床在医学上叫作遗尿症，而且这种病症，很难通过常规的复查手段直接查出确凿的器质性病变证据。
这句话如同闪电一般击中了徐和平。他瞬间受到巨大的启发。
他立刻动身前往医院，拿到了相关的就诊卡片，又托熟人、想办法，请人帮忙制作了一份虚假的病历材料。一份写着他患有遗尿症的病历，就这样被准备妥当。
接下来，就是面对医生的时刻。一个一米八几、身材壮实的青年，站在医生面前，开口诉说自己依旧存在遗尿的问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羞耻感几乎瞬间涌上心头。这是一件极其难堪、关乎个人颜面与尊严的私事，当着陌生人讲出来，需要莫大的勇气。
可是在“回到上海”这个强烈的愿望面前，面子、羞耻感，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
他心里清楚，若是不能抓住这次机会，自己不知道还要在农场度过多少年。未来是一片模糊的迷雾，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政策会变化，自己还有没有其他回城的可能。为了回到家人身边，尊严可以暂时放在一边。
最终，凭借这份准备好的材料，徐和平成功办理了病退，踏上了返回上海的路途。
旁人听闻这件事，免不了感慨。很难想象，一个高大的小伙子，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向医生说出这样难以启齿的病情。时代的重压之下，个人的体面变得无比脆弱。
（三）以肉身相搏：那些惨烈的自救方式
在江西农场以及全国无数下乡的地方，还有更多知青，为了拿到病退资格，做出了更加令人揪心的选择。
有人想到了火柴头。那个年代日常使用的火柴，火柴头含有红磷等物质。有人特意把火柴头上的药料仔细刮下来，主动吃进腹中。他们十分清楚，这类物质进入消化系统之后，会强烈刺激胃部，造成严重的胃黏膜损伤，引发剧烈胃痛、胃部炎症，甚至造成更加危险的消化道损伤。
他们想要的，就是身体出现严重损伤之后被送进医院抢救的结果。一旦出现危重情况，当地的农场、生产队害怕发生人命事故，害怕承担致人重伤甚至死亡的责任，往往不敢继续强行留下这名知青，只能同意其办理手续、返回城市接受治疗。这是一场赌上健康甚至性命的冒险，每一次吞咽，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永久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还有不少知青，选择用极端的方式制造疾病。
寒冬腊月，北风呼啸，气温降到零下，天地间一片萧瑟。有的知青只穿上一件单薄的单衣，站在室外凛冽的寒风之中，任由冰冷的风吹遍全身。他们静静站在那里，刻意让自己受寒，希望诱发高烧、肺炎。寒冷刺骨，浑身冻得发抖，皮肤冻得发紫，可他们咬牙坚持，直到身体开始发烧，高热久久不退，如愿引发肺部炎症。肺炎在当时属于需要休养治疗、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疾病，有机会作为病退的依据。
还有另外一种折磨自己的办法：白天拼命去干最苦、最消耗体力的重活。扛沉重的麻袋，弯腰在水田当中耕地、插秧，一整天不停歇，耗尽全部力气；到了晚上，强迫自己不能睡觉，硬生生熬着，不让身体得到休息。日复一日超负荷劳作加上持续的睡眠剥夺，身体最终不堪重负，出现尿血的症状。尿液当中带血，代表泌尿系统已经出现严重损伤，这样的症状一眼就能看出身体已经无法承受高强度农活。
生产队的干部看着知青们这样对待自己，内心也感到忌惮。他们看着这群年轻人对自己下手如此狠厉，生怕哪一天真的闹出人命，一旦出现死亡或者重度伤残，相关人员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权衡之下，只能批准他们的病退申请，让他们离开农村返回城市。
在众多被大家尝试的办法之中，伪造肾炎是当年流传很广的一种手段。肾炎会出现尿里面有红细胞、蛋白质的表现，也就是血尿、蛋白尿。有人摸索出一套办法：取一滴自身的血液，加上两滴蛋清，混入半瓶尿液样本当中，充分摇匀之后送去化验。血液可以带来红细胞，蛋清当中富含蛋白质，这样的样本送去检验科，检测结果就会呈现出类似肾炎的指标异常。
为了让整套伪装更加逼真，到复查的时候，他们会连续熬好几个通宵，刻意让自己休息严重不足。缺少睡眠之后，人的眼皮容易浮肿，面色变得蜡黄憔悴，外表看起来和肾病患者的神态、体态高度相似。外在的模样加上异常的化验样本，整套伪装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伪造消化道疾病也有对应的手段。想要让大便常规检查查出潜血阳性，模拟胃溃疡、消化道出血的表现，有人会在前一天吃下猪血。猪血当中含有大量的铁元素，经过人体代谢之后，第二天进行粪便检验，便会出现大便潜血强阳性，报告单上可以看到好几个加号。
这些方法听起来荒诞离奇，在今天的人看来几乎不可思议。可是对于那些已经在偏远农村被困了许多年的知青来说，每一种办法，都是他们反复权衡之后做出的选择。他们甚至可以像计算一道算术题一样估算后果：在冷风当中待多久可以冻出肺炎；连续多少天超负荷劳动、熬夜可以造成尿血；摄入多少刺激性物质可以引发严重的胃部不适。他们可以估算身体多久会出现对应的症状，可以预估会承受多大的疼痛。身体的痛苦仿佛变成了可以量化、可以预估的代价。
但是回城的希望，永远无法精准计算。他们不知道自己付出这么大的身体代价之后，申请能不能顺利通过；不知道回到城市之后，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肉身的账可以估算，命运的账本，从来没有人能够提前算出答案。
二、风险与变数：一张证明背后的不同人生
（一）一份精神病证明带来的困境
伪造病历、开具特殊疾病证明，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不仅仅有被当场识破、受到处分的风险，就算成功办完手续回到城市，后续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也可能埋下意想不到的隐患。
曾经就有一名知青，费尽周折托关系找人，拿到了一份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医学证明，靠着这份材料成功办理病退，如愿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城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回城之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回到城市之后首要的事情就是寻找工作。那个年代城市里的招工单位在录用人员的时候，都会调取个人档案查看里面的体检、疾病记录。当招工方看到档案当中记录着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几乎所有单位都选择拒绝接收。用人单位普遍存在顾虑，担心患有精神疾病的职工在工作期间出现突发状况，造成安全事故，或者无法稳定完成工作任务。没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这名千辛万苦才回到家乡的知青，被这份曾经帮他逃离农村的证明困住了脚步。他成功离开了农场，却很难找到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当初为了回城所做的选择，变成了长久伴随自己人生的枷锁。这是一场始料未及的悲剧，他赌上一切想要回到城市，却没有预料到档案记录会对自己未来的就业产生如此致命的影响。
同样是开具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证明，不同人的结局，却有着天壤之别。
（二）人脉与门路：被更换的体检档案
安徽曾经有一对兄妹，当年同样下乡，之后打算走病退的途径返回城里。他们办理手续的时候，开具的疾病诊断同样写着精神分裂症。旁人原本以为，就算他们顺利回到蚌埠，之后找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遇到重重阻碍，可事实却完全相反。兄妹二人回城之后，十分顺利地进入了蚌埠市当地的一家单位上班，求职之路没有遇到什么坎坷。
背后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父亲是当地一家医院的院长。早在办理回城相关手续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提前做好安排，托人悄悄把档案里面存放的体检表替换掉了。留在档案之中的不再是那份会影响就业的疾病记录，后续招工单位查阅档案的时候，自然不会看到那份特殊的诊断材料。
同样一张疾病证明，同样的诊断结论，放在不同人的手中，最终带来的结果判若云泥。有的人被它困住一生，有的人靠着家人的力量消除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顺利开启城市里的新生活。
这件事也直白地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现实：人情、关系、人脉，在很多环节当中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仿佛一种通用的“货币”。同样一件事，有没有门路、有没有亲友能够提供帮助，最后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无数普通知青没有这样优越的家庭背景，没有身居要职、可以帮忙疏通关系的亲人。他们只能依靠自己，要么消耗自己的身体制造病症，要么铤而走险伪造材料，独自承担所有的风险与后果。时代的洪流之中，每个人的筹码并不相同。
三、全国的数据：千万知青洪流里的归乡之路
上山下乡运动涉及的青年数量极其庞大，从城市奔赴乡村的知青遍布全国各个省份。那么当年，究竟有多少知青通过病退、困退的方式，成功回到了城市？
不同史料统计的口径存在差异，统计范围、统计年份不一样，得出的数字也有所区别。有资料记载，从1972年到1978年这几年之间，一共有一百三十万知青借助病退的渠道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是一个分量沉重的数字，一百三十万个青年，一百三十段充满乡愁的故事，背后是一百三十个日夜期盼孩子归来的家庭。
单独看上海这座城市，也有专门的调研推算。相关研究选取上海八个老城区制作样本进行测算，仅仅上海一地，通过病退和困退两大渠道获批回到上海的知青，人数大约在三十万人上下。而1978年全年，还有大量知青借着政策变化的契机踏上归途。
这一组组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鲜活的人。他们曾经在农田挥洒汗水，在偏远的乡村熬过无数个漫长孤独的夜晚，一遍一遍眺望城市的方向。为了能够被计入这一组返回城市的统计数字之中，很多人付出了健康的代价，忍受了巨大的精神煎熬。
我们常常容易被宏大的历史数字吸引，却常常忽略数字背后一个个具体的人：梁陈勇、徐和平、那对安徽兄妹、毁掉身体只为换取一张返城许可的无名知青……每一个名字，每一段经历，都是那段历史微小却真实的切片。
四、广袤国土之上：各地知青相似的挣扎
（一）东北黑土地上的北京知青
在中国东北，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冬季漫长而酷寒。大批北京知青被分配到东北的生产建设兵团。这里冬天的气温可以低至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大雪覆盖原野，寒风如同利刃。
北京青年赵卫国就是其中一员。刚来到兵团的时候，他年轻力壮，力气很大，开垦荒地、搬运粮食都不在话下。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看着身边战友陆续离开，他心中回乡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他曾经在劳作的时候崴伤过脚踝，每逢阴雨天关节酸痛，可团部医院检查之后，认为损伤程度不足以办理病退。
他四处打听别人成功的经验。有人告诉他大量饮酒、暴饮暴食油腻食物可以刺激肝脏，让肝功能化验指标异常。他犹豫许久，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他买来劣质的白酒，搭配油腻的肥肉强行吃下，胃部一阵阵翻涌不适，头晕恶心持续好几天。可惜等到抽血化验的时候，肝功能指标并没有出现足够明显的异常，这条路没能走通。
他又听说连续熬夜可以改变身体状态，于是白天照常下地干最重的农活，夜里刻意不睡，睁着眼熬过一个又一个夜晚。几天之后，他眼眶深深凹陷，脸色蜡黄，浑身乏力，可依旧没能达到病退鉴定的标准。他不敢贸然篡改检验样本，害怕一旦事情败露，会受到严厉处罚，只能停下尝试。
兵团里还有一名女知青，名叫林秀，老家在江南。东北冬天的河水冰冷刺骨，她故意在深秋时节走进河水当中洗衣，任由冰水浸泡双腿，希望诱发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夜里关节疼得她在土炕上辗转呻吟，每一阵疼痛袭来，她都默默期盼自己可以早日离开这片冰封的土地。
在东北兵团，还有不少知青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有人刻意让自己患上严重冻疮，任由手脚冻伤溃烂；有人长时间不吃饱饭，刻意造成严重营养不良。东北的寒冬本身就对身体有着极大考验，想要制造出符合标准的疾病，要承受加倍的折磨。有的人成功了，也有人白白损伤身体，依旧没能拿到回城名额。
（二）云贵高原与内蒙古草原的知青岁月
云南，崇山峻岭之间，分布着无数橡胶农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在这里种植橡胶树，山地崎岖，蚊虫肆虐，潮湿闷热的气候常年笼罩山谷。
有一批昆明知青在这里劳作，山路上行走很容易摔伤、扭伤。一名知青上山砍树的时候摔伤腰部，腰伤反复发作，弯腰劳作就疼痛难忍。他抓住这次伤病，多次前往医院复诊，记录下腰痛不断加重的情况，最终凭借腰伤办理病退回到昆明。
还有知青为了制造长期发热的病症，在湿热环境当中淋雨，任由雨水浸透全身，希望诱发慢性感染。雨林之中本身就有很多致病微生物，这样做不光可能引发肺炎，还有感染疟疾、其他热带疾病的风险，危险系数极高。
内蒙古大草原，辽阔苍茫。草原上的知青需要放牧、打草、搭建棚圈，经常要在大风、沙尘天气当中长时间户外活动。草原昼夜温差极大，白天烈日炎炎，夜里温度急剧下降。有知青故意在夜晚露宿室外，想要诱发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草原地广人稀，距离医院十分遥远，如果出现急症，甚至有可能来不及救治。
不同的地域，有着不一样的自然环境，知青们想出的办法也会结合当地的条件有所变化。但是那份想要回到故乡的心情，跨越了山川湖海，是完全相通的。无论身处江南水田、东北雪原、云贵深山还是内蒙古草原，无数年轻人心底都回荡着同一个愿望：回家。
五、时代的底色：上山下乡与病退政策的来龙去脉
想要理解当年知青不惜伤害自己也要办理病退的行为，就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全国掀起上山下乡运动，大量城镇中学毕业生被安排到农村、边疆落户。政策初衷是动员青年建设乡村、开发边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上千万青年响应号召离开城市，这场运动持续十余年。
但是农村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供应匮乏，医疗卫生条件薄弱。很多下乡地点缺少足够的医生、药品，一旦生病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对于长期在城市读书、没有干过重活的青年来说，是巨大的考验。不少人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思乡情绪日益浓厚。
随着时间推移，知青、知青家长不断提出诉求，国家也逐步出台了若干可以让知青返回城市的渠道。病退、困退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途径。病退核心原则就是：经医疗机构鉴定，身体健康状况已经不能够继续在农村从事生产劳动，可以返回城市休养生活；困退则侧重家庭困难，例如父母重病无人照料等情况。
但是名额有限，审批流程严格。需要医院出具疾病诊断证明，还要经过相关管理部门审核，不是随便申请就可以通过。供需之间巨大的缺口，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一部分人利用自身已有的伤病申请；一部分人托关系、找门路修改材料；还有一部分人，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伤害自身、人为制造病症之上。
我们应当客观看待这段历史。一代人的青春被时代深刻改变，其中充满了理想、奉献，也充满了苦难、挣扎与无奈。很多知青在农村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学会了耕种、劳作，和当地乡亲结下深厚情谊；但同时，远离家人、前途渺茫的痛苦，也实实在在压在无数青年的心头。
历史本身是复杂多面的，不能用单一的标签去概括千万知青的经历。有人选择扎根，在当地成家立业；有人抓住机会高考、招工回城；也有人靠着病退、困退，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故乡。每一条道路，都是个人在特定时代环境之下做出的选择。
六、回城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崭新又陌生的世界
很多知青拼尽全力回到城市之后，发现故乡既熟悉，又陌生。
阔别数年甚至十余年，城市早已发生变化。街道、建筑、人群，都和自己记忆当中不完全一样。知识已经有些生疏，想要重新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找到合适的工作，并不轻松。
有的人事先做好铺垫，家庭有能力提供帮助，回城之后顺利安置，进入工厂、单位，慢慢安顿下来；有的人就像前文提到的那位拿到精神分裂症证明的知青，被档案记录拖累，就业处处碰壁；还有一部分人，年纪已经不小，需要重新学习技能，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艰难谋生。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长期的自我伤害，给不少知青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当年为了制造肺炎冻坏身体的人，之后常年容易咳嗽、患上慢性支气管炎；曾经刻意损伤胃部的人，一辈子都饱受胃病折磨；过度劳累造成肾脏损伤的人，肾功能长期不好。他们如愿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城市，可当年为回城付出的健康代价，会伴随往后几十年的人生。
他们成功回到了家人身边，可以陪伴父母，生活条件比起艰苦的农村要好很多，这是他们当年无比期盼的结果。只是这份归来，常常带着伤痕。身体上的病痛、心灵上那段艰苦岁月留下的印记，不会随着踏入城市的那一刻立刻消失。
也有不少知青，即便过去了几十年，依旧会常常想起在农场、乡村的日子。那段岁月里的汗水、饥饿、疲惫，和伙伴们一起熬过的漫漫长夜，为了回城做出的种种挣扎，都变成记忆当中无法抹去的一部分。很多当年的知青到了中老年之后，还会组织回访，回到曾经插队的地方看一看，故地重游，心中五味杂陈。那里曾经是他们想要拼命逃离的地方，也埋葬了他们再也回不来的青春。
七、记忆的重量：一代人的集体乡愁
如今，那段岁月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遥远。当年十几岁、二十岁的青年，如今大多已经步入老年。他们的故事，散落在回忆录、口述历史、文字记录之中，静静等待后人阅读。
梁陈勇、徐和平，还有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知青，他们当年做出的选择，放在今天的视角来看，有些行为或许很难理解，甚至显得荒诞。可一旦我们把自己放回那个年代，体会那种前途未卜、远离亲人、日复一日艰苦劳作的绝望感，就能够读懂那份迫切想要回家的心情。
家，是中国人心中分量最重的词语之一。对于当年的知青而言，城市里的家，是港湾，是希望，是支撑他们熬过无数艰难时刻的精神寄托。为了回家，有人放下尊严，有人赌上健康，有人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
这并不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更多是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之中挣扎求生的记录。他们有弱点，会恐惧，会渴望安逸，会想尽办法脱离苦难。他们不是完美的人物，只是一群被时代裹挟的年轻人。
那些曾经用来制造病症的办法，以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充满危险，很多做法会造成永久性的身体损害，绝对不值得模仿。我们书写这些往事，不是要推崇或者鼓励伤害身体、伪造医疗文书的行为，而是想要记录下特殊历史环境之下发生的真实故事，看见一代人曾经承受过怎样的苦难。
时代不断向前，社会制度、医疗体系、就业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我们，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生活的城市，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不必再用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换取返乡的机会。当我们回头翻看几十年前的往事，更能体会当下生活的来之不易。
历史教会我们的，从来不仅仅是一件件陈年旧事，更是对人性的理解。人在困境当中会爆发出惊人的毅力，也会做出许多身不由己的选择。乡愁拥有强大的力量，可以驱动一个人克服羞耻、忍受剧痛，用尽一切手段奔赴故乡。这份根植于人内心深处对家的眷恋，跨越时代，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尾声
列车鸣响汽笛，当年无数知青坐着列车奔赴乡村；多年之后，又有无数人坐着同样的列车回到城市。车轮转动，载着一代青年的青春、泪水、汗水与期盼。
一百三十万病退知青，三十万上海返城知青，一个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挣扎的灵魂。有人靠着旧伤顺利返乡，有人编造病历放下体面，有人以肉身承受伤害，有人依靠家人相助铺平道路。有人归来之后前路顺遂，有人被当年的选择困住脚步。命运的答案，从来无法提前演算。
那段上山下乡的岁月，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当中无法抹去的一页。知青们留下的故事，有热血，有奉献，有苦难，也有无奈。那些为了回家做出的种种努力，带着时代独有的沉重，静静躺在历史的书页之间，提醒后来的人们看见那一代人的悲欢离合。
乡愁不老，岁月无声。一代知青的故事，值得被认真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