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八岁生日那天，手机在兜里震了三次。第一次，我在二十一楼的外架上绑安全绳，手腾不出来。第二次，我正把铝板往上递，风从楼缝里灌下来，安全帽的带子抽得脸发疼。
第三次，我翻进窗洞坐下，掏出手机。三个未接，一个名字。
妈。
我回了四个字：忙，晚上说。
我不爱过生日。二十岁以后就没过过。工地上谁提这个我都要骂一句。吹蜡烛、许愿、拍照片，一套流程下来跟开会差不多。
我妈不这么想。她记着我的生日，比记她自己姓什么还牢。每年这天她必打三个电话：第一个问吃了没，第二个问吃的什么，第三个问什么时候回来。
前两个我接，第三个我不接。
发完短信，我把手机塞回兜里，蹲下去量尺寸。这栋楼月底封顶，外墙的活拖一天，甲方扣一天的钱。我带着六个人，工钱都压在这上头。
三点多，大勇在底下喊我。
“默哥，这根料短了两公分。”
我探身往下看。他站在十七层的腰线上，举着一截方管，仰脸。太阳正毒，他眯着眼，脸上全是灰，一道白一道黑，像刚从灶膛里爬出来。
“你量错了吧。”
“量三遍了。”
大勇这人，跟我干了四年。河南人，二十七，话少，力气大，一顿能吃三个馒头。他有个毛病，上架子不爱系扣，我说过多少回，他每次都说“系上干活不顺手”。为这事我扣过他三百块钱。扣完他照旧不系。
我摘了手套往下爬。爬到一半，听见一声“咔”。声音不大，像谁掰断一根干树枝。
后头是一串铁器碰撞的响，从下往上翻，一层一层地翻。我抬头，看见大勇从我脚底下翻出去，人打着横，两条胳膊张开，像要去抓什么。他什么都没抓到。
他掉在四层的雨棚上，弹了一下，滚到二层的脚手架，最后停在水泥堆旁边。全程不到四秒。我下来的时候腿是软的，跪了两回。膝盖磕在钢筋头上，后来一个星期都青着。
他躺在灰堆里，右小腿折成一个不该有的角度，脸白得像纸，嘴里往外冒血沫子，还在说话。
“有人推我。”
我听清了。
“有人从后头推我一把。”
工地上乱成一锅粥。救护车来的时候，警察也来了。安全员老李被叫去问话，回来脸都是青的。我问他怎么说的。老李掏出手机，点开一段视频。
他这人有个习惯，每天开工收工各拍一段延时，说是留着，万一出事好说话。今天这段正好拍到了十七层。画面糊，但是能看清人。
大勇站在腰线上，举起方管，仰头，往上看——看我。
然后他整个人往前一扑，手一松，出去了。我把视频拖回去，一帧一帧地看。
他身后什么都没有。
空的水泥地，几捆钢筋，一根立着的钢管。这块地方连个能绊脚的东西都找不出来。我再往前拖，那地方一直空着。然后我看见了一样东西。
那块水泥地，是干的。
工地上每天早上洒水降尘，十七层也洒。视频里，大勇脚边一圈全是深色的湿印，反着光。只有他身后那块，一个方方正正的两米见方，是干的。干得发白。
像有人在那儿站了很久，把水都站干了。我把视频倒回去，又看了一遍。看完把手机还给老李。
“你看见没有。”我说。
“看见什么。”
“那块干的。”
老李把视频拉回去看了半天，抬头。
“哪儿有干的？整片都是湿的。”
我抢过手机，把进度条拖到第三十七秒。那块地方，湿的。
我坐在楼梯上，把这段视频来来回回看了二十多遍。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它是干的。
下午警察做笔录，问我大勇最近有没有跟人起冲突，有没有欠钱，有没有喝酒。我说没有，这人一天三顿吃食堂，下班就回宿舍躺着刷手机。
警察合上本子，说监控我们会调。
“你们调不到。”我说。
“为什么。”
“十七层外墙，没装。”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晚上我去了医院。大勇在重症监护室，腿打了钢钉，肋骨断了三根，插着管子。护士说不能进。
他妈妈从河南赶来，在走廊里坐着，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几个煮鸡蛋。她不哭，就是坐着，眼睛盯着门。我在走廊尽头站了很久，最后没过去。
手机又响了。
这次我接了。
“默崽。”
我妈的声音。她讲话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抠，像从井里往上提水。
“今天你生日。”
“嗯。”
“吃了没。”
“吃了。”
“吃什么了。”
“盒饭。”
那头叹了一口气，气声很长。
“生日要吃面。”
“知道了。”
“今年回来一趟吧。”
又是这句。这句话听了八年，每年这个时候说一遍，我每年推一遍。头两年说工地忙，后来懒得多说，就说回不去。
“妈，我这月赶封顶。”
“请两天假。”
“请不了。”
“两天。”
“一天都不行。”我说，“大勇摔了，工地现在没人盯。”
那头静了几秒。我听见她那边有风，呼啦呼啦地响，还有铁皮棚子被吹得哐哐撞。那是我家小卖部那个雨棚，去年就说要换，一直没换。
“那我自己去。”她说。
“去哪。”
“去庙里。”
“你去庙里干什么。”
“给你报个数。”
“报什么数。”
她没答。
“妈？”
“你忙你的。”她说，“我走得动。”
电话挂了。
我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抽烟，抽了两根。第三根点着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我好像有八年没在生日那天回过家了。八年。
二十岁那年我在东莞，二十一在佛山，二十二在长沙，二十三回了县里但没进村，二十四到二十七，一年换一个地方。每一年我都说，明年回。
回到租的房子里，我洗了个澡，躺下来，睡不着。手机放在枕头边，亮了一下。是个座机号，老家的。
我接了。
“默崽啊，我是三婶。”
隔壁的三婶。她讲话急，一口气顶下来不带喘。
“你妈今天在庙里跪了一整天，晌午我去喊她吃饭，喊不动。你跟她置什么气嘛，她那个身子——”
“跪庙里干什么。”
“你问我，我问哪个。”三婶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她自己讲，今天是你的日子，她得替你报个数。默崽，你妈这两年瞒着你的事不少，你有空回来看一眼。”
“她身体怎么了。”
“你自己回来看。”
电话挂了以后，我在床上躺了很久。我脑子里翻来翻去的，不是我妈，是大勇往后仰的那一下。
那块干的、发白的水泥地。我把被子掀了，坐起来，打开手机买票。
最早一班，早上六点四十。
市里到县里两个半小时，县里到镇上四十分钟中巴，镇上下车，还有六里山路。这条路我走过十八年，闭着眼都认得哪块石头松。今年走上去，石头全换了，铺了水泥，路边装了路灯。路灯白天不亮，杆子上贴着红纸，被雨浇得发白。
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底下蹲着两条狗。三婶在她家门口摘豆角。看见我，手一停，站起来。
“哟。”
“三婶。”
“回来了。”她上下打量我，“你妈知道不。”
“没跟她说。”
“你这伢。”她叹了口气，往自家门里努了努嘴，“进去坐。”
“先回家。”
“哎，等等。”她拉住我胳膊，压低声音，“你妈这半年，去镇上跑得勤。月初我还看见她坐早班车走，回来的时候脸白得像纸。我问她，她讲去买蜡。”
“买什么蜡。”
“她自己讲是上供的蜡。”三婶皱起眉，“哪个上供一个月买一回。默崽，你妈那人，你晓得，认死理。她要不讲，你撬都撬不开。”
我嗯了一声。
“还有，”她往村东头指了指，“李家那个小的，上个月又犯病了。烧了七天，人都抽过去了，送县里才抢回来。他家老太太到处讲，说没去庙里报数。”
“报什么数。”
“我不晓得。”三婶摆手，“我们这地方，讲究多。”
我妈的小卖部开在自家堂屋，卷帘门拉开一半。我弯腰进去，货架空了一半，方便面堆在角落，落着灰。柜台后头坐着个人，头发白了一大片，背弓着。
“妈。”
她抬头。
我看清她脸的那一下，脚步停了半拍。她瘦得厉害，颧骨顶出来，眼窝陷进去。手搭在柜台上，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有针眼。她把我上上下下看了一遍，看了三秒，才笑。
“回来了。”
“你手上怎么回事。”
“打针。老毛病。”
“什么老毛病。”
“贫血。”她把袖子往下拽了拽，“你坐着，我给你煮碗面。”
“不用。”
“生日面。”她站起来，扶着柜台，“二十八年了，哪年都得吃。”
我没再拦。
灶屋里烟很大。她烧的是柴，火苗从灶口舔出来，把她半边脸照得发红。她背对着我，往锅里下面，手抖，面条掉了两根在灶台上，她捡起来吹了吹又扔回去。
“妈。”
“嗯。”
“你在县里看的病？”
“镇卫生院。”
“什么科。”
“内科。”
“病历呢。”
她把锅盖扣上，转过身。
“你查我。”
“我问一句。”
“问了又怎么样。”她擦了擦手，“你在外头八年，问过几回。”
这句话把我堵回去了。
面端上来，卧了两个荷包蛋。我吃了两口，抬头看她。她坐在对面，不吃，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我吃。
“三婶说你昨天在庙里跪了一天。”
“跪一下怎么了，我又没死。”
“你跪什么。”
“给你报数。”
“报什么数。”
她看着我，没说。灶膛里的柴塌了一下，火星子往上飘。
“默崽，”她说，“下午你跟我去一趟庙里。”
“去干什么。”
“你自己去问三爷。”她拿起筷子，把我碗里没动的鸡蛋往我这边拨，“他讲得比我清楚。”
庙后头有一间小屋，堆着柴，和一口旧棺材。棺材盖没盖严，开着一条缝，里头是空的，垫着一床新棉絮。当时我只当是庙里备下的，没多想。
庙在村后头半山腰，三间瓦房，墙是黄泥糊的，白灰掉得斑斑驳驳，露出底下的土。门口一块石板，被人踩得凹下去两个坑。我妈走在前头，走得很慢。
上台阶的时候她扶了一下门框，那一下扶得有点久。
里头很暗。供桌上摆着香炉，香灰堆得老高，插着七八根没烧完的香。神龛里坐着三尊像，中间那尊脸被人摸得发亮，看不出是哪个。两边小的那两尊，一个缺了胳膊，一个没了脑袋。我小时候来过。那时候我不知道它们叫什么，我妈让我磕头我就磕。
“来了。”
声音从左边角落传过来。周三爷坐在一张竹椅上，面前矮桌上摊着纸笔。八十二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左眼是瞎的，白蒙蒙一片，右眼倒是亮。
“三爷。”
“你今年自己来了。”他放下笔，抬头看我，“你妈不用替你跑了。”
“跑什么。”
他没答，指了指神案下头。神案底下放着一个签筒。竹的，颜色发黑，包浆厚得发亮。签筒不在案上，在案下，贴着地。
“庙里的签筒怎么搁地上。”
“这不是求签的。”
“那是干什么的。”
“记数的。”他把手里的笔搁在砚台上，“你去看看。”
我蹲下去，把签筒抱出来。竹筒很沉，里头有东西在响。我把签倒出来。
二十五支。木头削的，长短差不多，每支底下用刀刻着字，刻得很深，笔画里嵌着陈年的红。我拿起一支，对着门口的光看。
上头刻着三个字加一个年份：周德海，一九六三。我又拿起一支。吴秀兰，二〇〇一。
我妈的名字。
我把二十五支全摊在地上，一支一支看过去。二十四个名字，我没有一个认识。二十四个年份，最早那一支是一九六三年，最晚是去年。
签筒是空的。我把筒口朝下抖了抖，掉出来一张红纸。
折了四折，边角发脆，一展开就裂了个小口。我把它铺在矮桌上。
红纸上写着字，毛笔，一笔一画，写得很整齐：信士吴秀兰，为子陈默，寄名座下。借年二十。逐年抵扣。不敢有违。
代记人：——
那个“代记人”后头，是一条横线。空的。我把红纸翻过来。
背面划了二十个小格，自上而下排开。每个格里写着一个数字：“二十”在最上头，“一”在最下头。二十个格，全划了。
不是一次划的。笔道深浅不一样，有的是新墨，划得利，纸都破了；有的早就晕开，跟红纸化在一起。纸的下边还空着一截。空的那截上，另添了五个格。
添得很挤，笔画歪，像是后来才想起要加，只能往边角里塞。前头四个格划满了，第五个格里写着一个“一”，那一道横划到一半。停住了。
我盯着那半截横线看了很久。红纸上这道笔痕很细，收尾的地方抖了一下，往下拖出一小根毛刺。写字的人，写到这里手没劲了。
“三爷，这是什么。”
周三爷没马上答。他站起来，走到神案前，给香炉里添了三根香，插得很慢，一根一根对齐。
“你三岁那年，”他说，“八月里发高烧。烧到四十度二，抽了两回风。县医院下了病危，你妈抱着你从医院跑回来，三十里地，跑到这座庙门口，人已经不会哭了。”
我盯着红纸上的字。
“她在这儿跪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给你寄了名。”
“寄名是什么。”
“把命挂到别人名下。”他坐回去，手搭在膝盖上，“小孩子魂魄不稳，容易丢。挂在菩萨名下，就没人敢来收。乡下都这么干，你小时候脖子上挂的那个铜锁，就是这个。”
我摸了一下胸口。什么都没有。那个锁我八岁那年就丢了。
“东头李家那个小的，也是寄名的。”
“寄了。”他说，“寄了六年。”
“他上个月烧了七天。”
“他没来报数。”
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跟说“今天下雨”差不多。
“没报数会怎么样。”
周三爷沉默了一会儿。
“九四年，山那边岩脚村有个女娃。”他说，“寄名到第九年，爹娘出去打工，把她丢给奶奶。奶奶记性不好，把生日记岔了三天。”
“然后呢。”
“第九年那个数没报上。”他伸手指了指神案，“那年腊月，女娃掉进水塘。捞上来的时候人还有气，就是不会讲话了。”
“现在呢。”
“四十多了。”他说，“还不会讲话。”
“就因为差三天。”
“数不认人情。”他把手收回去，“差一天也是差。”
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屋里太静，静得连香灰落进炉子里的声音都听得见。那股味道钻进鼻子，苦里带一点甜，像烧过的糯米。他说话的时候，那只瞎眼一直对着门口。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是在看，是在听——听门外有没有人来，听山下的动静，听了六十年，成了习惯。
他把签筒推回神案底下，推得很慢，用脚背顶着，一点一点往里挪。挪完他坐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一尊泥像。
“报数是什么意思。”
“借年二十，”他指了指红纸，“这四个字你要看清楚。借来的命，是有期限的。二十年。”
“二十年到了呢。”
周三爷没立刻答。他伸出食指刮了刮桌沿，刮掉一层薄灰，弹到地上。
“还。”
我问怎么还。
周三爷抬起那只瞎了的眼睛看我，白蒙蒙的一片，什么也没有。
“一年还一年。”他说，“这上头二十个格，一年一格。你每年生日回来报一次数，报一格，划一格。划满了，契就清了。”
我把手按在红纸上。
“我一格都没报过。”
他点了点头。点得很轻，几乎看不出来。
“对。”
“那这二十个格谁划的。”
他没有马上说名字。他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供桌底下那个筒。
筒边搁着一块抹布，灰扑扑的，团成一团。他把抹布拿起来，把矮桌擦了一遍，擦得很仔细，四个角都擦到了，然后把抹布叠好，放回原处。这套动作他大概做了几十年，闭着眼都不会错。
“你妈。”
庙里安静下来。外头有鸟在叫，叫得很急，一声接一声。庙里没有电灯。神案上那盏油灯是唯一的光，灯芯剪得很短，火苗只有指甲盖那么大。风从门口进来，火苗就往一边倒，倒到快灭了，又立起来。
香灰的味道混着陈木头的味道，从神案那头一阵一阵飘过来。门口的光斜着切进来，只照亮半间屋，另外半间沉在暗处，看得见周三爷的膝盖，和膝上一双布鞋。鞋是新的，白底黑面，鞋帮上一针没歪。
“三岁寄名，二十年，到二十三岁满。”周三爷说，“你二十三岁那年，是这个契的最后一年。”
二十三岁。
我记得那一年。
那年我在城南一个旧楼改造的工地上做小工，站在楼底下给人递砖。
中午十二点多，一根两米长的钢管从六楼掉下来，砸在我脚边，插进水泥地里，露出半截。离我的鞋尖，不到二十公分。我当时坐在原地抽了一整根烟，手抖得打不着火。
晚上跟人喝酒，一桌人都说我命大。我自己也这么想。命大。
“那天晚上，”周三爷说，“你妈在这庙里跪了一夜。”
我说她那天打电话跟我讲，家里没事。
“她说没事，就是有事。”
我把红纸捏起来，纸太脆，边角又掉了一小块。
“三爷，我这些年在外头，身上有没有事。”
他问我有过几回。
“两回。”我说，“二十三岁一回，二十六岁在高速上一回。车头撞扁了，我从驾驶室爬出来，一根骨头没断。”
“都有人替你挡着。”
我问是谁。
“账扣不到你身上，就往近处走。”他说，“跟你挨得越近的，越先被扣。”
我手指头发凉。
“大勇。”
“哪个大勇。”
“跟我干了四年的人。”我抬起头，“他昨天从十七楼掉下来，腿断了，肋骨断了三根。他说有人从后头推他。”
周三爷没说话。
“三爷，是不是我。”
“账往哪儿走，不看你想不想。”他说，“你妈这几年，怕是顶不住了。”
我掏出手机，走到庙门口，给工头打电话。
“大勇怎么样。”
“醒了。”工头声音很沉，“医生说是意外，警察也说是意外。他现在嘴里一直念叨，说要回家。”
“他说什么了。”
“说夜里听见有人在数数。”工头压低了声音，“一、二、三、四……数了一整夜。护士说是麻醉没退。默哥，这工地我待不下去了，邪门。”
我挂了电话，站在庙门口，太阳晒得脑门发烫。
“三爷。”
“嗯。”
“代记人这一栏，空了二十年。”
“对。”
“空着会怎么样。”
“空着，”他说，“账就得从别人身上扣。”
“我妈填了什么。”
“填了她自己。”
“说清楚。”
“契是死的，人是活的。”周三爷的手指在矮桌上敲了一下，“借来的二十年，一年一年往外掏，掏到没得掏了，就得有人填。这栏空了二十年，你妈一句没跟我提。你二十三岁那年，她把自己填进去了。”
我喉咙发干。
“填进去是什么意思。”
“她把她往后的年份，写进代记人这一栏。”他停了停，“写多少，抵多少。”
“她写了多少。”
“她自己也不知道写了多少。”周三爷说，“一年顶一年，她得一年一年往上续。续到哪年顶不住，就停在哪年。”
屋里那股香灰味突然变得很冲。我站起来，又坐下。
“三爷，我妈今年五十六。”
“嗯。”
“她能活多久。”
他没答。
他把矮桌上的纸翻过来压在底下，动作很慢。
“我不算命。”
“你管着这个筒，你跟我说你不算命。”
“我管的是数，不是命。”他抬眼看我，“命是你自己的，数是别人的。这两样一直是分开的。”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
“那你呢。”我指了指地上那二十五支签，“周德海，一九六三。第一支签是你的名字。”
他没吭声。
那只亮着的眼睛里，眼珠转了转。
“你也是寄名的。”
“我是记名的。”他纠正我，声音很平，“记名的不算寄名。”
“你今年多大。”
“八十二。”
“一九六三年你多大。”
他伸手把签一支一支往筒里收，收得很仔细，木签磕在竹筒壁上，笃、笃、笃。
“你该回去了。”他说，“你妈该找你了。”
我把红纸折起来想揣进兜里。
“放下。”他说，“这张纸出了这个庙，你活不到天黑。”
我手停在半空。
他走过来，把红纸从我手里抽走，重新折成四折，塞进签筒最底下，把筒口朝下压在地上。
“三爷，我妈每个月十五去镇上，去干什么。”
他的手停在签筒上。
“你问她。”
“她不跟我说。”
“那你跟着她。”
那天是初十。
第二天我去了岩脚村。翻一道梁，走两个半钟头。村子比我们那儿还小，二十来户，晒谷场上摊着玉米。三爷说的那户人家，我打听了三个人才找到。土坯房，门口一棵柿子树，树下放着一张小凳。凳子上坐着个女人。四十来岁，头发白了一半，脸洗得很干净，穿一件灰毛衣，手里剥着豆子。
“大姐。”我说，“这是李家不。”
她抬起头。
看了我一会儿，笑了笑，又低头剥豆子。
“她不会讲话。”
门里出来一个老太太，背驼得厉害，扶着门框。
“你找哪个。”
“问点事。”我说，“她小时候，是不是在庙里寄过名。”
老太太的手在门框上停住了。
“你哪个屋的。”
“白水坳的。”
“白水坳。”她念了一遍，慢慢挪出来，在门槛上坐下，“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小时候也寄过。”
老太太端详我很久，眼睛浑浊，眼白发黄。
“她九岁那年，”她说，“她爹娘在广东，把她丢给我。我记性不好。”
“生日记岔了。”
“岔了三天。”老太太说，“我记成初九，实际是初六。”
“后来呢。”
“那年腊月，她掉进塘里。”老太太往院子外头指了指，“塘就在那边。捞上来的时候人还有气，灌了一肚子水。醒了以后就不讲话了。”
“医生看过没。”
“看过。县里、市里都看过。医生说嗓子没坏，脑子也没坏。”老太太把手里的一根柴掰断，“就是不讲话。”
我蹲在柿子树下，看着那个女人剥豆子。她剥得很快，指甲掐一下，豆子落进搪瓷盆，叮的一声。她穿的毛衣是自己织的，针脚粗，袖口磨出了毛球，手指关节粗大，指甲修得很短。这样的手我认得——村里下地干活的妇女，都是这样的手。
“她现在多大。”
“四十一。”
老太太说这些的时候不看我，眼睛盯着门外那条土路，像在等谁从路上过来。
我问她，那年腊月以后，家里人有没有再来过庙里。
她说来过。来的是她外婆，一年一趟，坐在庙门口，不进去，坐到天黑就走。第四年没来，腿走不动了。
“嫁人了没。”
“哪个要。”老太太说，“不会讲话的。”
我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女人抬头看了我一眼。她又笑了一下。笑得很和气，像看一个路过的生人。
她的指甲缝里嵌着泥，是刚下过地的样子。剥下来的豆壳堆在脚边，一小堆，绿得发亮。她剥一颗，抬一下头，看一眼路上，再低下去。
我走出去老远，回头，她还坐在那儿剥豆子。日头偏了，柿子树的影子挪到她脚边。
我在梁上坐了很久。风把坡上的草吹得一边倒，倒下去又弹回来，一层一层，像有人在底下拿梳子梳。远处有牛叫，叫了两声就断了。
差三天。
三天。我妈二十年，一天没差过。回来路上我拐上庙。
“三爷。”
“嗯。”
“岩脚村那个女娃，你知道。”
“知道。”
“你去过没有。”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
“去过。”
“怎么没救。”
“数错过去了。”他说，“错过去的东西，补不上。”
“你去到她家了。”
他没答。
过了很久，他把手里的纸压平。
“走到半路。”
那半个下午他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天黑了才往回走。一路上他一直听着身后，身后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风把草压下去。
我在家待了五天。这五天我妈跟平常一样，早上五点起来开门，卖烟卖酒卖盐，中午煮饭，晚上七点关店。她没再提庙里的事，我也不提。我们俩像两个各揣一把刀的人，坐在一张桌上吃饭，谁都不先拿出来。
十四晚上，我听见她屋里有动静。我趴着门缝看。她坐在床沿，就着一盏电池灯，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
是一小把头发。
灰白的，用红绳扎着，扎得很紧。她把那把头发放进一个蓝布包里，包好，塞进怀里，然后吹了灯。
十五早上六点，她换了身干净衣服出门。蓝褂子，黑裤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发卡别住。她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布袋鼓鼓的。
我隔着两百米跟在后头。山路走了一个钟头。她走得慢，中间歇了三回，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喘。第三回歇的时候，她从袋子里摸出一个小药瓶，倒了两片含在嘴里，没喝水，干咽下去。
我在后头看着，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到镇上七点一刻。她没去菜市场，没去药店，穿过主街，拐进一条巷子。巷子窄，两边墙皮都在掉，尽头是一间平房，没挂牌子，门是朱红的漆，掉得只剩斑点。
她推门进去了。
巷口有个卖菜的老太太，坐在小马扎上理韭菜。我走过去蹲下，问这条路通不通。
“你找哪个。”
“那门里。”
“那屋不常有人的。”她往巷子尽头努了努嘴，“就一个白水坳的老太太，每个月十五来一趟。来了就关门，待半个钟头。我在这儿摆菜摊，看她看了十年。”
“十年。”
老太太把韭菜扎起来，“她男人早没了，儿子在外头。一个人跑这么远，也不晓得求什么。”
我说声谢谢，站起来。
我在巷口站了两分钟，绕到平房后头。后墙有一扇窗，玻璃上糊着报纸，破了一个角。我把眼睛凑上去。
屋里没有灯。靠墙一张长条供桌，桌上点着两根蜡烛。蜡烛很细，火苗不动，屋里静得能听见蜡油滴下来的声音。
屋里有股味道，不是香，是蜡和潮气混在一块儿闷了二十年的那种闷。墙角堆着几捆黄纸，纸边被老鼠啃过。窗台上摆一个搪瓷缸，缸里插着几根没点的香，缸口豁了一块。地是水泥的，磨得发亮，中间有一道浅浅的沟，是跪出来的。
供桌上并排立着牌位。
纸糊的，白纸黑字，一个挨一个。我数了两遍。二十五个。
前头二十个，白纸已经黄了，边上卷起来，有的被烟熏成焦褐色。后头五个是新的，纸还白着，字也新。每个牌位上写的名字，都一样。
陈默。
每个牌位下角，写着一个小小的年份。我眯着眼一个一个对过去：二〇〇一，二〇〇二，二〇〇三……一直排到二〇二〇。后头那五个新的，二〇二一，二〇二二，二〇二三，二〇二四，二〇二五。
我把额头抵在玻璃上。
二〇二一。那年我二十三。那根钢管。
门在里头响了一下。
她进来了。我退到墙角，贴着墙站。屋里传出声音。她的脚步，很轻。然后是布料摩擦的响，什么东西放在桌上，磕了一下。
我从破报纸的角往里看。她跪在供桌前，从布袋里拿出两根新蜡，把旧蜡拔下来。旧蜡的底子烧黑了，粘在铁座上，她用指甲刮了半天。
蜡油滴下来，烫了手背，她往裤子上蹭了蹭，接着刮。新蜡插进铁座，她在底下垫了一小片纸，怕歪。点着以后，她对着火苗吹了一口气，火苗歪了一下，又直起来。
然后她伸手，一根一根数牌位。顺着数一遍，倒着再数一遍。数到最后一个，她的手停在那儿，指头在牌位边上按了一下，像按一个孩子的头顶。
然后她把那一小把头发从怀里掏出来，放在牌位前头。
“默崽，”她说，“今年又长一岁。”
屋里很静。蜡油滴在铁盘上，滋的一声。
“你在外头，妈帮不到你。”她说，“你莫怪妈。”
她跪下去的时候没垫东西，膝盖直接磕在水泥地上，磕了一声。我听见那一声，牙关自己咬紧了。
她磕了三个头。磕得很慢，额头碰到地上的时候，能听见闷响。
我绕回前头，推开了门。
她回头的时候，脸上的血色退得干干净净。
“你跟着我。”
“妈。”
“你跟着我干什么。”她声音抖起来，挣扎着要站起来，膝盖不听使唤，“你回去。”
“二十五个牌位。”
“你回去！”
“二〇二一那个是新的。”我走过去，“那年我在城南，钢管差二十公分砸死我。”
“我让你回去！”
“你拿自己填的。”
她站起来，抬手要打我。手举到一半，落下来了。她站在供桌前，两只手垂在身侧，人往墙上靠。
“多少年了。”我说。
她扶着墙，半天没出声。
“二十五年。”
她说得很轻，气声多过字。
“二十五年。一个月不落，我来了三百回。”
“牌位是什么。”
她伸手，把最边上那个牌位扶正了一点。
“一年一个。”她低着头，看自己的鞋，“你借来的每一年，我都给它立个位。哪一年要是没立，那一年就散了。”
“蜡烛呢。”
“命灯。”她说，“二十年不能灭。灭一根，你少一年。”
我问她是不是每个月十五都来换。她笑了一下，笑得很短，说镇上就这一家做这种细蜡，一块二一根，这些年她记着日子，一天没差过。
“二十年早过了。”
“过了。”她说，“过了就再加。”
我靠着墙，站不住，背底下的墙皮一块一块硌着脊梁，硌得人清醒。后头那五个，是她自己加出来的：一格一年，加一格我多活一年。
“那你少多少。”
她不说话。
“妈，你少多少。”
“我不晓得。”她说，“三爷讲，一年顶一年。我顶了五年，五年就五年。”
“大勇的腿，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她抬头看我。
那一眼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眼睛里全是水，但是一滴都没掉下来。
“我不晓得。”她说，“三爷讲，数扣不到你身上，就往近处走。跟你挨得越近，越先被扣。”
“所以你才不让我回来。”
“我让你回来。”她声音突然拔高，“我年年让你回来。你年年不回。”
我没话讲。
八年，八个生日，八个电话。我在工地上、在饭桌上、在KTV里，每次都说忙。
“那你还让我回。”
“今年不一样。”她说，“今年是最后一年。”
“什么叫最后一年。”
“这个月二十一，我在这儿划最后一格。”她从怀里摸出另一个布包，解开，里头是一小截铅笔，“划完，契就清了。”
“清了你就没事了。”
她没马上答。
她低头把布包重新系上，系了两遍，绳子绕得很紧。
“嗯。”她说，“我就没事了。”
我看着她系那个结，她的手抖得厉害，系第二遍的时候绳子掉了，她重新捡起来。我妈这辈子没跟我撒过几次谎：她撒谎的时候不敢看我，手上有活就干个不停。
“妈。”我说，“代记人那一栏，写的是你的名字。”
她的动作停了。
“你把自己填进去了。”
“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做主。”
“你拿什么填的。”
“年份。”
“多少年。”
“没数过。”
“你今年五十六。”
“嗯。”
她把手缩回袖子里，捏着袖口那圈边。
“你本来能活到几岁。”
她把布包塞进怀里，直起腰。
“默崽，”她说，“人活着不是按年头算的。”
“你回答我。”
“我三岁那年，你外婆也给我寄过名。”她转过身，往门口走，“我们这一辈人，命都是借来的。借了就得还，谁还都是还。”
我跟上去，一把抓住她胳膊。太细了。我一只手能圈住她半条胳膊，底下全是骨头。她胳膊上的皮是松的，一捏一层，像晾干的布。我小时候她背我上山，两只手能把我举过头顶。现在我一只手能把她圈住。
我把手松开了。
我问她，契清了以后，她的年份去哪了。
她不说话。
我又问，契清的时候，代记人这一栏的东西是不是跟着一起提走。她还是不说话。
“妈。”
“我不晓得。”她甩开我的手，往外走，“三爷讲，契清了，账就平了。账平了，谁都不欠谁。”
“账平了你就死了。”
“哪个不死。”
她这句话说得特别轻，轻得像随口说今天天气。我站在巷子里看着她往前走，走得慢，一只手扶着墙，走三步停一步。太阳出来了，照在她背上，那件蓝褂子洗得发白，肩上有块补丁。
她给我煮了二十年的生日面。我八年没吃过一口。
中午她回了家，照常开卷帘门，照常坐在柜台后头。我跑上山。庙门开着，周三爷坐在原位，好像从早上起就没动过。
“撕契是不是能了。”
“能了。”他说，“你当场了。”
“什么意思。”
“你这条命，是借来的。”他抬眼看我，“撕了契，等于提前清账。借的东西一次性收回去。”
“我会死。”
“你活不到天黑。”他补了一句，“你妈那五年，白赔。”
我下山了。
那天晚上我在堂屋坐到半夜，我妈早睡了，屋里没声，窗外有蛙叫，叫一阵停一阵。
十二点多，我拿了把手电出门。山路黑，脚下的水泥路泛着白。我走到庙门口，门没锁，一推就开。我摸到神案前蹲下去，把签筒翻过来，从底下抽出那张红纸。纸在手里发脆，一动就响。我捏着两边，往两边拽。
“撕吧。”
声音从角落里出来。我手一抖，手电扫过去。周三爷坐在竹椅上，眼睛睁着，一动不动。
“你没睡。”
“我六十年没睡过整觉。”
我把纸捏在手里，没动。
“撕了，你今晚就没了。”他说，“你妈那五年，白赔。”
“不撕，她死。”
“嗯。”
“没有别的法子。”
他没马上答。
黑暗里那个人影坐得很直，像庙里那三尊像。
“有。”
我把手电关了。他把神案底下那个签筒拖出来，把二十五支签全倒在地上，一支一支摆开。
“契上有一条，从来没被人用过。”他说，“代记人这一栏，可以换。”
“换成谁。”
“换成一个跟寄名人血缘最近的人。”他抬头，那只亮眼睛看着我，“换了，账就转过来了。原来那个代记人的年份，全都退回去。”
“退回去她就能活。”
“能活到她该活的岁数。”
“那我填进去，我付什么。”
周三爷把地上的签一支一支捡起来，捡得很慢。捡到最后一支，他停住，把那支签竖在矮桌上。签上刻着三个字。
周德海。
“你要付的，”他说，“我付过。”
“一九六三年，我十九岁。”
他坐回竹椅，背靠着墙，那只瞎眼对着门口。
“那年我妈咳血，咳了半年。村里先生说，拖不过年关。我去求人，求到这座庙，庙里那时候的记名人姓沈，七十多岁。他跟我说，有个法子，能换。”
他停了停。
“我签了。”
“你妈呢。”
“活到七十四。”他说，“我九三年送她走的，走得很安生，睡着走的。”
“那你付了什么。”
“你看这个庙。”他抬手指了指屋顶，“三间瓦房，我修了六回。签筒在这儿，我就得在这儿。人走不出十里地，出了十里，数就乱了。”
“六十年。”
“六十年。”他重复了一遍，语气跟念一个数字没区别，“筒里二十五个名，一年报一遍，一个都不能漏。漏一个，那个孩子就少一年。”
“你认得二十五个孩子。”
“我认得二十五支签。”他纠正我，“签是签，人是人。”
外头起了风，庙门口那盏灯晃了两下。
“三爷。”
“嗯。”
“你妈叫什么。”
他没答。
他把手里那支“周德海”的签翻过来，指腹在刻痕上来回蹭。
“我记了六十年的数。”他说，“没记过她叫什么。”
“为什么。”
“记名的不认亲。”他把签放下，“认了亲，就数不清别人的日子。这栏一落名，头一样被收走的，是念想。”
“念想。”
“你记着她，你就天天想着下山。你一下山，这些签就没人管。”他说，“所以先收这个。收干净了，你才坐得住。”
我站在原地，手心里全是汗。
“我签了以后，还认得出我妈吗。”
“认得出。”他说，“你认得出人，认不出亲。她在你眼里，就是一个来庙里上香的老太太。”
“她呢。”
“她记着你叫什么。”周三爷说，“她想不起来你长什么样。”
我在庙里坐到天黑。天是一点一点沉下来的，先是窗纸发黄，再是屋檐底下那块地发灰，最后连神像的脸都看不清了。中间我出去过一回，站在石阶上抽烟。山下村子很小，几十户人家的灯散在坡上。我家那盏最矮，黄黄的一团，隔一会儿晃一下，是她在屋里走动。
我想过走。
真的想过。回城里，换个手机号，接着干活。她活到七十四，我可能一辈子不回来，等消息。这个念头在脑子里待了大概二十分钟。
后来我想起她换蜡，换了三百回，一回没差。
我把烟摁灭在石阶上，下山。我妈在灶屋做饭。锅里的油响，她在切辣椒，菜刀碰砧板，笃笃笃。我站在门口看她切。灶屋很小，一口土灶占了大半间。墙上被烟熏得发黑，钉子上挂着锅铲和一块抹布。她切菜的时候肩膀是歪的，右边比左边高，那是常年一只手撑灶台撑出来的。
我没动。
“站那儿干什么，洗手。”
我洗了手，坐下。
那天晚上我吃了三碗饭。她一直给我夹菜，夹了半盘子。她问我工地上的事，问大勇的伤，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问城里的房子多少钱一平。我一句一句答。她问，我就答。
我没告诉她我明天要走，也没告诉她我不走了。
晚上十点，她回屋睡。我在堂屋里坐着，坐到半夜。
手机亮了几次，工头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回了一条：不回了，你另找人。
那天夜里我躺回自己屋的床上，听见隔壁她翻身。木床响一声，停一会儿，又响一声。她起夜过一次，脚步拖在地上，一头拖到另一头。我睁着眼，一直到窗户发白。
第二天是十六。
十七、十八、十九。
这三天我什么也没干，就坐在庙里看。看他擦桌子、剪灯芯，看他傍晚把门槛扫一遍，扫完把扫帚立回墙角，位置差一分都不行。
我不问。
我天天上山，坐在庙里，看周三爷怎么记数。山东头刘家的孙子，三岁，寄名第四年。周三爷把签抽出来，用刀在下头刻一道，刻完吹一下木屑，插回筒里。
“这就完了？”
“完了。”
“报数的人呢。”
“他妈在门口磕头。”他往门外抬了抬下巴，“数我记，头她磕。”
“不用做什么。”
“不用做什么。”他说，“数是最老实的东西。你多给一分，它不认；你少给一分，它记着。”
二十那天，村里下了雨。
二十一，是清账的日子。
头天晚上我妈问我：“明天想吃什么。”
“面。”
“就面？”
“就面。”
她笑了一下，说：“二十八年了，头一回你自己说要吃面。”
二十一号早上，她五点就起来了。我听见灶屋有响动，起来看，她已经把面和好了，盖着一块湿布。
“你回去睡。”她说。
“我帮你烧火。”
“你不用帮。”
我还是坐下了，往灶膛里塞柴。火苗舔上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贴在墙上。
灶膛里的柴是干透的松枝，烧起来噼啪响，火星往上飞，飞进烟囱里就没了。她擀面的声音很轻，一下一下，擀面杖滚过去，桌面跟着颤。
我没说话。
我小时候她也是这么和面的。那时候家里有个搪瓷盆，蓝边，边上磕掉一块，她拿那个盆和了十几年的面。盆早没了。她用的还是那个手势：中间挖一个坑，水一点一点往里倒，手指头转着圈搅。
“妈。”
“嗯。”
“你当年为什么不去求人换个法子。”
“求哪个。”她把面擀开，擀面杖滚过去，面皮薄了一层，“我们这地方，能求的都在庙里。”
“你可以不填。”
“我不填，你二十三那年就没了。”
擀面杖停了一下，又滚起来。
“你爸走得早。”她说，“他走那年你才五岁。他走的时候我跟他讲，我把你养大。”
“你把我养大了。”
“养大了。”她把面皮叠起来，切丝，“养大了就成。”
面皮切完，她抖了抖手上的面粉。
“你外婆那年也五十六。”
“嗯。”
“她把我寄了二十年。”她说，“到期那年，她没了。”
“怎么没的。”
“睡着走的。晚上还跟我讲话，第二天早上没起来。”
“她填了多少。”
“不晓得。”她把面条抖散，“她没讲。”
水开了。
她把面下进去，拿筷子拨了两下。然后她转过身来，手扶着灶台。
“默崽。”
“嗯。”
“妈有点晕。”
我站起来的时候她已经往下滑了。膝盖先着地，然后是肩膀，整个人歪在灶台边上。我扑过去接住她。
她整个人轻得吓人。我抱着她，能感觉到她后背的骨头一根一根顶着我的胳膊。
“妈。妈。”
她眼睛翻着，嘴唇动，听不见声音。我背起她就往外跑。
六里山路，我跑了不知道多久。跑到一半鞋掉了一只，我没停。雨后的泥路滑，我摔了两回，每回都用胳膊肘撑住，没让她磕到。
她趴在我背上，脸贴着我脖子，气一下一下地喷，越来越弱。
跑到庙门口的时候，我嗓子眼里全是血腥味。
“三爷！”
他自己出来了。站在门槛里头，手里已经拿着红纸和笔。
“放神案前头。”
我把她放在供桌前的草垫上。她脸色发青，嘴张着，喉咙里有那种拉风箱的响。周三爷把红纸铺在矮桌上。就是那张，二十个格，二十道划痕，边上另添的五个小格。
“代记人这一栏。”他推过来一支笔，“写你的名字。”
我拿起笔。笔杆是竹的，被上一只手磨得发亮，捏的地方有一圈深色的油光。
我没动。
“写之前，我再讲一遍。”他说，“落了这个名，你走不出这个村子。这些签，一年报一次。你妈活到七十四，你送她走的时候，你哭不出来。”
“写哪儿。”
“那条横线上。”
庙里很静。静得能听见笔尖擦纸的声音。
我弯下腰。
红纸在灯下泛着暗光。那条横线，从我妈的名字底下延伸出来，空着。
我写“陈”。
第一笔下去，纸面发涩，笔尖划开一层薄薄的红。我的手在抖，横写得歪。我写“默”。
最后一笔收住的时候，红纸上洇开一小片黑。周三爷递过来一根针。
“扎手指。按在名字上。”
我扎了左手食指。
没觉得疼。血珠冒出来，很圆。我把手指按在“默”字上，按了大概三秒。松手的时候，红纸上那两个字黑得发沉。
我听见一声轻响。
很轻，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叹了口气。然后，供桌底下那个签筒，动了一下。
竹筒自己滚了半圈，撞在神案腿上，停住。庙里静得可怕。外头连虫都不叫了。
我妈在草垫上躺了大概一刻钟，眼皮动了动。睁开的时候，眼睛是清的。
“妈。”
她看着我。
我凑过去，抓着她的手。
“妈，我在。”
她看了我很久。眉头慢慢皱起来，像在认一件很久以前见过的东西。
“你是哪个屋的伢。”她说。
我没听懂。
“妈，我是陈默。”
“陈默。”她跟着念了一遍，念得很慢，像在舌尖上试一个生字，“陈默是我崽。”
“我就是。”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客气，是对陌生人的那种客气。
“我崽在城里做工。”她说，“一年回来一趟。”
我跪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周三爷在我身后把红纸收起来，折成四折，塞进签筒，压在底下。竹筒磕在地上，笃的一声。
“她现在记得你叫什么。”他说，“她不记得你长什么样。”
“什么时候能想起来。”
“想不起来了。”
我抓着他的裤腿。
“你不是说收的是念想。”
“收的就是念想。”他低头看我，“念想里头，有名字，有样子。名字留下了，样子收走了。”
“她认我。”
“她认得有个儿子。”周三爷说，“她明天早上会想起来，该给你打电话了。她拨完号，听见你声音，会很高兴。然后她挂了电话，还是想不起来你长什么样。”
我坐在地上，背靠着神案。我妈在草垫上又睡了一会儿，醒了，坐起来，看看庙，看看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
“你来上香，”周三爷说，“晕了。”
她哦了一声，拍拍裤子上的土，站起来。
“麻烦你了，小师傅。”
我说不麻烦。
那天我送她下山。她走在前头，我扶着她的胳膊。走到半路她停下来，回头看我。
“小师傅，你今年多大。”
“二十八。”
“我崽也二十八。”
她说完这句，又往前走。我把她送到小卖部门口。她拉开卷帘门，回头说：“进来喝口水。”
我说不用。
她说：“进来坐坐，我这人爱说话。”我进去了。
她给我倒了一杯水，坐在柜台后头，跟我讲她儿子。
讲他小时候不肯上学，被她拿竹条抽；讲他十二岁那年掉进河里，被人捞上来，吐了一地水；讲他十七岁出门打工，第一年寄回来一千二百块钱，她一分没花，压在箱底。
我坐在她对面，一句一句听。她说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他长得高。”她说，“比你高半个头。”
我说嗯。
从那天起，我就住庙里了。我把货架上的货补齐，骑三轮车去镇上拉了两趟。漏雨的屋顶我补了一块铁皮，雨棚也换了新的。
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脸圆了些，走路不扶墙了。
她把货架重新摆过一遍，把过期的方便面挑出来堆在门口，说拿去喂鸡。我说过期了还喂鸡，她说鸡又不识字。她每天早上五点开门，晚上七点关门，跟从前一样。她每天下午上来一趟，端一碗面。
面里卧两个荷包蛋。
“师傅，吃面。”
她放在门槛上，站在门口说两句闲话。说今年的雨多，说村东头那家的孙子考上了学校，说镇上的细蜡又涨价了。我说好。那阵子我开始记日子。手机里设了一排提醒，一个对应一支签。到日子我提前一天下山去喊人，喊不来就坐在他家门槛上等。有人嫌烦，我说你嫌烦可以，别嫌命长。
山上的日子是有刻度的。早上看日头从坳口升起来，傍晚看它落到庙后头那棵松树背后，一天就算完了。冬天日头低，夏天日头高，过一年下来，我不用看表也知道几点。
我不看表。
有人问过我，记名的人是不是就没了心。不是。
我记得她哪天吃药，记得她下雨天膝盖疼。她端着面站在门口，我会站起来接。只是我不记得，她是我妈。
那种记得，跟记得一个邻居老太太，是一样的。我翻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只有一张，黑白的，边角发黄。照片上她二十来岁，站在一片油菜花地里，穿的确良衬衫，头发扎成两条辫子，笑起来眼睛弯成一条缝。照片背面有字，钢笔写的，蓝墨水已经发灰：一九七九年春。那年她二十四。那张照片我看了很久。
入夏那阵，我给她剪过一回指甲。
她坐在柜台后头，把手伸出来，掌心朝上。指甲很厚，弯的，剪刀咬不住，得先拿温水泡。我端了盆水，让她泡着。她泡着泡着就睡着了，脑袋一点一点。
我把她的手捞出来，擦干，一个一个剪。剪到小拇指，她醒了。她看了我一会儿。
“你手真轻。”她说，“我崽小时候，我也这么给他剪。”
有一回我试着问她：“婶，你崽呢。”
“在城里。”
“不回来看看。”
“忙。”她笑，“年轻人忙。”
还有一回，我把身份证递过去。
她接过去，眯着眼看，看了很久，又对着光照了照，才还给我。
“你叫陈默啊。”
“嗯。”
“跟我崽一个名。”
“嗯。”
“这名字，重名的少。”她把身份证推回来，“我当年找三爷起的。三爷说，这伢命薄，名字要沉一点，压得住。”
我把身份证揣回兜里。
再往后，我翻出了家里的相册。红皮，塑料膜发黏，照片一张一张插在里头。有几张已经泛黄，边角卷起来。
我拿到柜台上去，摊开。
“婶，这是谁。”
她戴上老花镜，凑近看。
照片上是她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娃，站在小卖部门口。男娃剃着光头，手里举着一根冰棍。
“这是我崽。”她说。
“哪个是你崽。”
“这个。”她指男娃。
“他长什么样。”
“长得俊。”她把照片举高，对着光看，“眼睛像我。”
我指着照片上那个男娃。
“这个就是他？”
“就是他。”
“他跟我像不像。”
她抬起头，认真看了我一会儿。看得很仔细，眉毛、眼睛、嘴唇，一样一样看过去。
“不像。”她说，“我崽脸圆。”
我把相册翻到下一页。是她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在县城照相馆，背景是一块蓝布。男孩瘦，站得笔直，两只手贴在裤缝上。
“这张呢。”
“也是他。”她说，“那年他十岁，我领他去县城照相。他头一回坐汽车，吐了一路。”
我把相册合上，放回柜子里。
七月里，我手机响了。
屏幕上跳出来一个字：妈。
我盯着那个字看了三秒，接了。
“默崽。”
“嗯。”
“吃饭没。”
“吃了。”
“吃的什么。”
“面。”
“天天吃面。”她在那头笑，“妈给你寄点腊肉过去。”
“不用。”
“寄了。”
“妈。”
“嗯？”
“没事。”我说，“你保重身体。”
挂了电话，我坐在庙门口的台阶上，太阳晒得地上发白。山下那间小卖部的卷帘门开着，能看见一个瘦瘦的老太太坐在柜台后头，手里拿着一把蒲扇。
她刚给我打完电话。
有一回她送面上来，站在门口看我吃。
“你吃面的样子，跟我崽一样。”
“哪儿一样。”
“吃得快。”她说，“头都不抬，跟有人抢。”
我把碗放下。
“婶。”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回过头。
“嗯。”
“你崽叫什么。”
“陈默。”
“我要是他，你认得出不。”
她笑起来，笑得眼角全是褶子。
“你这伢，讲什么胡话。”
笑着笑着，那点笑收下去了。
“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她说，“他爹走得早。”
她靠在门框上，看着山下的村子。
“你这年纪，家里也该有老人。”她说，“有空多回去看看。人老得快。”
我说好。
八月里，大勇来了。
他拄着拐，从镇上包了个三轮上来，一瘸一拐地走到庙门口。腿里的钢钉还没取，走路时右腿直着甩。
“默哥。”
我正在刻签，手一抖，刀偏了。
“你怎么找来的。”
“工头说的。”他在门槛上坐下，把拐靠在墙边，“你电话不接，人也不回，我以为你死了。”
“回来处理点事。”
“处理三个月？”
我没答。
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一根递给我。我接了。
“默哥，我问你一句话。”
“问。”
“我在医院那几天，夜里听见有人在数数。”他点着烟，吸了一口，“一、二、三、四，数得很慢，数到二十又从头。护士说是麻药。我自己知道不是。”
“嗯。”
“那个数，是不是你家的。”
“是。”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那我这条腿，算谁的。”
“算我的。”
他没说话。
烟抽完，他把烟头摁在门槛上，摁了三下。
“行。”
“大勇。”
“我不怪你。”他说，“我就是想问清楚。清楚了，我睡得着。”
他拄着拐站起来，一瘸一拐地下山。走到半坡回头喊了一句。
“默哥，你什么时候回工地。”
“不回了。”
他站了一会儿，点点头，走了。
山上没什么人来。偶尔有外村的开车上来，问这庙里供的是哪路神。我说不上来，就指神龛。他们磕个头，塞十块钱在香炉底下就走了。钱我攒着，年底买香买蜡，剩下的给村里修了段路。
九月里，三婶上山来上香。她跪在草垫上磕了三个头，起来的时候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是哪家的。”
“记名的。”
“三爷的亲戚？”
“不是。”
“那你是——”
“三爷年纪大了，我来搭把手。”
三婶哦了一声，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我一眼。
“你长得有点像我们村一个人。”她说，“吴秀兰家那个崽。也是这么高，这么瘦。”
我说是吗。
“不过他好些年在城里，你见不着。”她摆摆手，下山去了。
我站在庙门口，看她走远。
入冬前那晚，周三爷把那支空白的木签推到我面前。
“明天开始，你记。”
“我记什么。”
“山东头刘家的孙子，明天来报数。”他把刀放在签旁边，“第四年，刻一道。”
“刻哪儿。”
“名字下头。”他咳了两声，咳得厉害，咳完用袖子擦嘴，“刻一道，报一年。刻错了，就重来。”
“重来是多重来。”
“一个孩子的二十年，从头算。”
第二天天刚亮，雾还没散，刘家那个媳妇抱着孩子来了。孩子三岁多点，剃个光头，一直扭。媳妇把他按在草垫上，让他磕头。孩子不肯，哭着要回家。我从签筒里抽出那支签。木签很轻，握在手里像一根筷子。名字刻在下头，笔画里嵌着红。我拿刀，在名字下面刻了第一道。木屑卷起来，细细的一条。
我吹了一下，把它插回筒里。
冬天来得快。十一月落头一场霜，庙门口的草全白了。我把三爷那件旧棉袄翻出来晒，晒了两天，还是有一股樟脑味。我没穿，挂在门后头，看着像他还坐在那儿。
那年冬天，周三爷走了。
腊月初七，我早上端粥上去，他坐在竹椅上，头垂着。手里还捏着笔，笔尖搭在纸上，墨已经干了。
我喊了两声，没应。
那只碗还端在我手里，粥面上结了一层皮。
他的脸很松，嘴角往下，像睡着的人做了一场不怎么样的梦。村里来了人，办了三天。棺材是他自己备好的，搁在庙后头柴房里，上了三遍漆。打开的时候里头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他没留话。庙里剩下我一个人，和一个筒。
那张竹椅我没搬。冬天坐着凉，夏天坐着硌，我还是坐他那张。他坐了六十年，椅面中间压下去一个坑，坐上去正好托住腰。
收拾他东西的时候，我在柴房里找到一个木箱。箱子里是十几个笔记本，牛皮纸封面，用麻绳一捆一捆扎着。绳子发脆，一解就断。
翻开，一页一页都是名字和日子。
“一九七九年，山东头刘家，第三年。”
“一九八〇年，坳背王家，第一年。”
字很小，一笔一画，写在格子里。翻到一九九四年，那一页上写着：
“岩脚李，女，九岁，差三日，未报。”
底下一行小字：去，半途返。这五个字被划掉了，划了两道，划得很重，纸都透了。我把本子按原样扎回去，放回箱子。
下葬那天我站在最后头。他这辈子没儿没女，来送的人不多，都是村里被他记过名的那些人家。
有人问我是谁。我说记名的。
他们说，哦，三爷的徒弟。
我没纠正。
我给自己算过一次。她今年五十六，照三爷他妈那个数算，她该活到七十四，还有十八年。
我没算下去。
我没哭。
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
我在坟前站到日头偏西。风把纸灰吹起来，一片一片贴在山坡的枯草上，像落了一层薄霜。往下看，村子的屋顶一层压着一层，各家烟囱里的炊烟直直地往上走，半空里就散了。
——
今年三月，村里一个半大的孩子跑上山。十二三岁，瘦，剃个平头，站在庙门口不敢进来，两只手绞在一起。
“我妈让我来记个名。”
孩子在门口站着，还不进来。我问他还有事没。他说他妈让他问一句，这名字要记到什么时候算完。我把签筒从神案底下拖出来，倒出一支空白的木签，拿刀刻。
“坐下。”我说，“先报生辰。”
他坐在草垫上，腿并得很紧。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六，上午九点。”
我把生辰刻在签上。刀不快，一笔一笔走，木屑卷起来。
“名字。”
“李念。”
“哪个念。”
“念书的念。我妈说，念书的念。”
我刻最后一笔。
木屑落在地上，很轻。
“要记多少年。”
“二十年。”
他皱着眉，问二十年以后自己多大。
“三十三。”
他问那还要来吗。
“一年来一回。”我说，“生日那天来，报个数。”
“报了数就怎么样。”
“报了数，你就没事。”
他哦了一声，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有。
“多少钱。”
“不要钱。”
“我妈说给钱的。”
“不要钱。”我把签插进筒里，“回去跟你妈讲，今年报过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跑到门口又停下来。
“师傅，你叫什么。”
“我姓周。”
“周师傅。”
他跑下山去了，背影在槐树那儿拐了个弯，没了。
天黑了。
山里的三月还凉，风从坳口进来，先吹动庙门口挂的那块旧布帘，再吹到我脸上。布帘是周三爷挂的，蓝的，洗成了灰的，边上脱了线，一直没人换。
我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看山下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炊烟从各家屋顶上起来，斜着往东边去，到半路就化在灰蓝色的天色里。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传上来，很远，听不清字，只听得见调子。
最矮的那一盏，是小卖部的。我妈这会儿大概在关门。她关店要先把门口那两箱啤酒拖进去，再拉卷帘，拉一下卡一下，得拉两回。明天下午她还会上来，端一碗面。
“周师傅，吃面。”
我会说好。
我把签筒拖到膝盖上，把里头的签倒出来，数了一遍。
二十六支。
最底下那支是李念的，名字是我下午刻的，刀口还新。我把签一支一支插回去，筒口朝下，压在神案底下。
外头起风了。
我把油灯往里头挪了挪，让它照得到门口那块石板。
光很弱，照到门口就散了。我坐的这块地方，三爷坐过，姓沈的坐过，再往前不知道还有谁。石头门槛被坐得发亮，中间凹下去，像一只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