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台阶上那个人
“他今天要是说了，你就走。”
我蹲在台阶上，跟台阶底下那个人说话。
他穿一件蓝工装，洗到发白，左胸口袋上方有一块油渍，形状像半个指印。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指间夹一根烟，红亮的一点，不长也不短，就是没有灰落下来。
从四点半到六点十分，他连姿势都没换过。
我刚看见他们那阵子，试过往台阶上放东西。一瓶水，一个肉包。第二天早上我来看，水还在，包子也在，硬了。蚂蚁在旁边爬，不上去。
他们不渴，不饿，不冷。他们只是站在那儿，把一口气提着。
玻璃门开了，冷气扑出来。一个买酱油的女人看见我对着空气说话，脚步慢了半拍，又加快，从我另一边绕过去。塑料袋蹭到铁栏杆，哗啦一响。
“他要是刚才说了，这会儿就走了。”我跟她说。
她没听见，走得更快。
小凯在收银台后头探了一下头，没作声，把扫码枪在台面上磕了两下，接着扫下一件。
我在这儿上了四个月班，一周四天，下午四点到十点。他们早习惯了。店里就三个人，老陈管货，我理货，小凯收银。老陈五十多，腰不好，蹲下去要扶一下架子。他不怎么管我。有一回我把一整箱酸奶按日期重排，一直排到关东煮那口锅旁边，他过来看了一眼，说了个“行”，就走了。
有个常来买烟的老头，每回都要跟我聊两句。他不问我为什么对着空气说话，他只问天气。他说今年秋天来得晚，桂花还没开。我说是。他说他老婆子在的时候，桂花一开就腌糖桂花，一罐能吃一整年。他买完烟，把找零的硬币在柜台上码成一摞，推给我，说不用找了，明儿还来。
天在往黑里走。路对面那排店陆续亮灯，有人往门口摆塑料凳，有人收遮阳伞，铁架子折起来的时候咣一声。
“他不是等你。”我冲着那根烟说，“他等的是他自己。他等的那个人不会来了。”
工装男人不看我。烟还亮着。
我这双眼睛，是三十五岁那年夏天开的。那天我在公交站等车，看见一个老太太身后跟着个小姑娘，七八岁，两条辫子，光着脚，站在老太太脚边，一直仰头看她。老太太上车了，小姑娘没跟上去，就站在站牌底下，看着车开走。
第二天我又看见她。第三天也是。
后来我琢磨明白了。那不是鬼。
那是每个人自己。被自己亏欠了很多年的那个自己。
亏得越久，跟得越旧。
一个人这辈子，多多少少都欠自己点什么。欠一句对不起，欠一次回头，欠一场没敢吵的架，欠一个没敢走的路口。欠得久了，那个自己就从身上掉下来，跟在后头，替他把那口气一直提着。
我叫它老己。
老己只有一种走法。本人当着它的面，把三个字说出来。别人说没用，说一百遍也没用。
我站起来，把围裙下摆抻平。
那个工装男人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每次都这样。我一开口，它们就转头看我，看得很认真，像在等我往下说。
可它们从来不回话。一次都没有。
第二节 三十年前的票根
周姨有三个铺面，两栋楼，一个月收的租金比我一年工资多。
她六十三，头发染得乌黑，每天早上在楼下跟人打招呼，嗓门大，谁家孩子考试、谁家老人住院，她都记得。她最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这辈子没亏过谁。”
她说这话的时候，下巴是抬起来的。
她收租从来自己去，一层一层敲门。三楼那家欠了两个月，她也没骂，站在门口跟人说，你先给我个数，什么时候能给我个数，说清楚就行。
她也不涨租。别人都涨，她不涨。她说钱够用就行。
她身后跟着一个女人，四十上下，穿一条蓝布围裙，围裙上有一小块洗不掉的黑，位置在胯骨那儿，像被油溅过。那女人手里攥着一张票，攥得很紧，纸边都软了。
票根烂了一半。
我等了半个月，才等到一个能说话的由头。她让我上她家帮她找一份旧的租房合同，说租客要办什么证明，她自己也忘了放在哪儿。
她的东西都收在次卧，三个木箱一个铁皮柜。我一件一件翻。旧毛衣，旧毛线，一沓用皮筋捆着的存折，存折上的字都晕了。最底下压着一个红漆木匣，锁早锈了，一掰就开。
匣子里是几张照片。一张黑白的，一个女人抱着孩子站在一辆大卡车前头，笑得露出牙。照片底下压着一张汽车票。
还有一枚顶针，一小卷红线，四颗纽扣。纽扣是新的，还包在纸卡里，没拆。
这些东西跟票放在一起，像是有一年她收拾过一回，把要紧的都装了进去，后来再没打开。
县汽车站，去省城。日期的数字已经花得看不清，只剩下一个角上的“20”还认得出。
我把票拿起来，没说话。
周姨站在门口，手里还端着一杯水。
她的眼睛盯着那张票，端水的两只手开始抖，水从杯口晃出来，滴在地板上。
她身后那个围裙女人往前挪了一步。
“这票，”我说，“是去哪儿的。”
周姨没答。她把杯子放到写字台上，放得太靠边，杯底悬出去一截，也没管。
“我那年……”她张了张嘴，“我那年都上车了。行李也提上去了，就放在过道那儿。车要开的时候，我往窗外看了一眼。”
她停住。
围裙女人就站在她旁边，两个人中间隔着不到半尺。她的老己还在攥着那张票，攥了三十年，纸都攥烂了。
我不劝。我只说了一句：“看什么呢。”
“看见我婆婆坐在院门口。就坐在地上，我给她买的那个小马扎她不用，坐在地上。”
周姨转过身，对着那半尺空地方，把话说完了。
“对不起。”
声音不大，也不哭。
围裙女人松开手，那张票落在地上，还没落地就散了。散成一地的碎光，像阳光照在水面上那层晃，晃了两下，没了。
周姨低头看自己的手，看了很久。
“我刚才……”她说，“我刚才跟谁说话。”
“跟您自己。”
她哦了一声，把杯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喝完她说，合同找不着就算了，让租客自己去开。
我下楼的时候，腿有点软。
那是我送散的第一个。
第三节 校服和游戏机
小凯十九岁，夜班，一晚十一个小时。
他弟弟在省城读大学，学的是自动化。他跟我说过一次，说那学校食堂三块钱一份红烧肉，他弟弟舍不得买，天天吃五块五的套餐。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
有一次他弟弟打电话来，我在旁边理货。他站在店后门，一只手捂着另一只耳朵，因为冷柜在响。
他说，行。他说，钱我明天给你打。他说，你吃好点，别省，我这有。
挂了电话，他在后门站了一会儿，回来接着收银。
我问他弟弟学什么。
他说自动化，说得很快，还补了一句：那个学校好，出来就是技术员。
小凯眼睛底下是青的，嘴唇上起皮。他白天在出租屋睡觉，睡到下午四点，起来吃一碗泡面，来上班。这套作息他过了两年。
他身后站着一个穿初中校服的男孩，比他矮半个头，怀里抱着一台旧游戏机，塑料外壳的黄，黄得发暗。
他俩第一次一起出现在我眼里，是八月的一个凌晨。我加了班，出来买水。
那台游戏机我认得。小霸王，插卡的那种，现在小孩没见过，我们那一代见过。
“你那台游戏机，”我说，“卖了多少钱。”
小凯在往货架上补泡面，手停了一下。
“什么游戏机。”
“你十五岁那台。卖给谁了，还是卖给收旧货的了。”
他把手里那包泡面攥皱了，转过来看我。灯管在他脸上打出一层白。
“你有病吧。”
“我不是……”
“你有病吧。”他把泡面往货架上一塞，塞得歪了，倒下来两包，“我他妈说我有病，你也说我有病？”
我说：“你弟弟第一年的学费，是不是那台机器凑的。”
他不说话了。收银台的显示屏亮着，红字在跳。
过了一会儿他把倒下的泡面捡起来，一包一包码正。
“我自己愿意的。”他说。
“我知道你愿意。”
“你知道个屁。”他把最后一包摁进架子里，用力摁了一下。
他站在那儿，胸口起伏了两下。
“我这辈子没亏过谁。我亏的是我自己。我自己愿意的，谁也别说我。”
他说完这句，那个穿校服的男孩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了。
我在收银台前面站着，一句话都接不上。
我没跟他说我看见什么。说了他也只会再骂我一句有病。我站在那儿，手里那瓶水都握热了，最后付了钱，出门。
过了三天我又提了一次。
我说，你那个游戏机，是不是你爸给买的。
他正在数零钱，手停住。
“你别说了。”
“我不是要劝你什么。”
“你别说。”他把零钱重新摊开，一张一张抹平，“我弟这个月要交住宿费。你别在这儿跟我说这些。”
他数了两遍，都没数对。第三遍他把钱全推进抽屉，拉上，站在那儿不动。
我说，对不起。
他说，你走啊。
我走了。走到门口，他在后头说了一句：“姐，你汽水拿着。”
我回头，他已经转过身去理货架了。
凌晨两点，街上只有洒水车过去的声音。
我走出三十米，回头看了一眼。店里还亮着，小凯站在收银台后头，低着头，不知道在干什么。那个穿校服的男孩还站在他身后，抱着游戏机。
我走了半条街才想起来，我忘了跟他说谢谢。
第四节 空位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
公交站台上，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打电话，很大声，说的全是数字。他身后跟着一个戴红领巾的自己，坐在地上，抱着书包。
菜市场，卖豆腐的两口子，男的身边什么都没有，女的身后跟着一个扎羊角辫的自己，七八岁，一直在舔嘴唇。她大概是小时候没吃过饱饭。
医院走廊，一个老太太坐在长椅上等结果，她身后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自己，穿一件的确良衬衫，一直在搓手。
地铁口，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靠着墙打盹，手机在手里亮着。他身后的自己穿一身高中校服，也靠着墙，也在打盹，两个人的头偏的方向一模一样。
银行里，一个中年女人在排队，手里捏着号。她身后的自己在数钱，数了一遍，又数一遍，手指头一直动。
有的新，几乎跟本人一样，只是眼神空。有的烂，烂到五官都糊了，只剩一个人的形状。
我一边看一边数。一天下来能看见几十个。
我认真数过一天，从早上出门到晚上回家，四十七个。最多的一趟公交车上坐了六个人，六个人身后全都有。
然后我发现了一件事。
我身边那块地方，是空的。
别人身后半尺到一尺，总有东西。我前后左右，什么都没有。
那天晚上回去，我特意绕到便利店门口那面玻璃上照。
灯在头顶，玻璃是黑的，能照出人来。我把脸凑近，往左偏，往右偏，往后看。
只有我自己。
我回家，开门，屋里没开灯。
门口摆着一双拖鞋。男式的，塑料的，深蓝色，鞋面有一道裂口，用透明胶粘过。四十三码。
我穿三十七。
我把它们往门边推了推，摆正。这双鞋在门口摆了不知道多少年，从我搬进来那天就在，我一次没扔，也一次没穿。
我坐在床沿上，把这件事从头想了一遍。
为什么别人都有，我没有。
我想了一个晚上，想出来一个解释。
我干净。
我这辈子没欠过谁，也没亏过自己。我不跟人吵架，不占人便宜，不欠人情，不赊账，不答应做不到的事。我三十七岁没结婚，也没让谁为我耽误过。
我这个解释是有依据的。
我没跟人借过钱。房租每月十号交，一天不差。上一个厂我干了六年，走的时候把工具箱擦干净了还回去。我妈住院那次，我出了八千，一分没让别人摊。厂里分东西，永远是我最后一个拿。
我没什么可对不起的。
这个解释我讲给过一个人听。前年厂里一个姐姐跟我喝酒，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是没陪她爸最后三个月。我听着，心里想的是，我没什么后悔的。
她哭完，我说，你别想了，想了也没用。
她说，你这个人真冷。
这个解释我信了很多年。
第五节 说了三回
菜市场最里头那个鱼摊，我去了三趟。
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围裙是黑的，手上常年泡水，指关节都是白的。她杀鱼快，一刀下去，刮鳞，剖肚，冲水，装袋，全程不看客人。
她身后那团东西，我第一眼没看出是人。
后来我看清了，是一个人的轮廓。像一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被雨淋了很多年，还撑着一个形状，里头是空的。它跟着她走，她弯腰的时候它弯腰，她抬手的时候它抬手。
我数不出来它跟了多少年。后来她说摊子开了二十六年。那件衣服，只多不少。
我第一趟去，买了两条鲫鱼。
第二趟去，我说：“大姐，你这摊子开多少年了。”
“二十六年。”
“之前在哪儿。”
“之前在城南，跟我男人一块儿。”
“你男人呢。”
“走了。”她把一条鱼摔在案板上，“走了十二年。”
第三趟我带了东西。
一张照片，是我在她摊子旁边的墙上看见的，塑料膜封着，边角翘起来。照片上是三个人，她、一个男人、一个小女孩，站在一个铁皮棚子前面，棚子上写着“水产”。小女孩大概五六岁，穿一件大两号的红毛衣。
还有一本旧账本，是我在菜市场管理处的废纸堆里翻出来的，封面上写着“水产 2001”。
还有一封信。信是我编的。
我把三样东西摆在案板边上，一样一样摆开。
她看着照片，看了很久。
“这是我闺女。”她说，“六岁。后来跟她爸走了。”
“你让她走的。”
“我不让，就得三个人一起饿死。”她把照片翻过去，扣在案板上，“那年摊子赔了三万，债主天天坐在我摊前头抽烟。我男人说带孩子走，我说走吧。”
“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她跟着我，能有今天？她现在在南方，一个月挣我一年的钱，逢年过节给我打两千。”
我把账本推过去。
她翻开，一页一页看。上面是她的字，一笔一划，欠谁的多少，还了谁的多少。
“这本我记得。”她说，“这本我还留着呢。”
最后我把那封信推过去。
她拆开，看了两行，抬头看我。
“这不是他写的。”
“我知道。”
“你编的。”
“我编的。”
她把信折起来，折得很整齐，放回信封，推回给我。
“你这人有点怪。”她说，“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我说：“你有一句话，一直没说。”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嘴角动了一下就回去了。
“我不后悔。”她说。
我又说了一遍。
“大姐，你想想。二十六年了，那件衣服一直跟着你。你就没有一句话想跟她说。”
她把刀放下，两只手撑在案板上。
“我说了我不后悔。”
“你说了两遍了。”
“我说一百遍也是这个话。”她直起腰，眼睛看着我，“我不后悔。我要是后悔，这二十六年我怎么过。我每天四点起来进货，一天杀一百多条鱼，手泡成这样。我后悔了，这些天怎么熬。”
她说完，把刀拿起来，在围裙上蹭了两下，接着杀鱼。
“你走吧。鱼我给你杀好了。”
我拎着鱼出了菜市场，走到巷子口，蹲下去吐了。
什么都吐不出来，就是干呕。胃里像被人从下面顶了一下。
我扶着墙站了很久，站到腿不麻了。
她身后那件旧衣服还挂在那儿。
第六节 不敢回头
我回去找周姨。
她在楼下择菜，一个小铝盆，一把小刀，豆角一根一根掐。她看见我，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了个位置。
我坐下，问她：“你怎么就说得出口。”
她手上没停。
“说什么。”
“对不起。你怎么就说得出口。”
周姨把一根豆角掐成三段，扔进盆里。
“我说了三十年我没亏过谁。”她说，“一天说一遍，见人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天天说？”
我摇头。
“说给自己听的。”她把刀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我要是真不亏，我用得着天天说？我说了三十年，就是为了让我自己信。”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
“那年我三十三。我婆婆瘫在床上，瘫了八年。我男人顿顿喝酒，喝完砸东西。我买了那张票，是去省城找我表姐，她在那边开了个裁缝铺，说让我过去帮忙，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三百。”
“我行李都收拾好了。一个编织袋，两身换洗衣裳，一把剪刀。”
“我上了车，坐在靠窗那个位子。车没开，我往窗外看了一眼。”
“我婆婆坐在院门口，坐在地上。我给她买的小马扎她不用。”
周姨把一根豆角掐断，掐得很用力，豆子蹦出来一颗，滚到地上。
“我要是走了，谁给她翻身。她背上已经烂了一块，我一天给她翻四回。”
“我把行李拿下来，下车，走回去，把她从地上扶起来。她拉了裤子，一路滴到屋里。我给她擦，给她换，洗完那盆裤子，天亮了。”
“车开走了。”
“后来的八年，我天天给她翻身，一天四回。她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苦了你了。”
“我男人前年没的。肝上的病。”
她把盆往旁边推了推，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我这辈子没亏过谁。我一个都没亏。”
“我亏的那个人，在车上坐着，车开走了。”
院子里安静了一会儿。楼下有人在剁东西，一下一下的。
“我不是对得起自己。”她说，“我是几十年不敢回头。”
“你不是不欠。”她看着我，“你是不敢回头。”
我没说话。
“我前年才敢回头的。翻箱子翻出那个旧编织袋，里头还有那把剪刀，锈得张不开了。我拿着它坐在地上哭了一下午。”
“哭完我才知道，我这辈子不敢回头，才是最亏的那一笔。”
她把豆角盆端起来，倒进一个塑料袋，抖了抖。
“她走的那天，我给她穿衣服。她轻了，我一个人抱得动。”
“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就是把一个瘫子伺候了八年，把一个酒鬼送了终，把三个铺面收下来，把租金一份一份收上来。”
“我说我没亏过谁。这话是真的。”
“我亏的那个，是我自己。”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把这句抄下来。
“不敢回头，才是最亏的那一笔。”
我抄了三遍。
抄完我坐在那儿看这三行字，看到半夜。
第七节 站牌底下那个小孩
老家来电话，说我妈在院子里摔了，脚踝肿起来，村医来看过，说不碍事，让养着。
我请了三天假，坐下午的车回去。
车上人不多。前头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孩子睡着了，嘴张着。司机在放评书，声音很小，说的是三国。
过了县城就是玉米地，秋收过了，只剩半截秆子，一地一地站着。我看了三个小时。
到镇上已经黑了。打不到车，我走回去，四十分钟，路上没灯，用手机照着走。
院子还是那个院子，砖墙矮，墙头压着碎玻璃。我妈坐在堂屋门口的小板凳上，一条腿搭在一个塑料盆边上，盆里是凉水。
她瘦了，头发全白了，之前还掺着黑的。身上那件深蓝褂子是我前年给她买的，她自己改过袖子，两只不一样长。
“回来干什么。”她说，“我又没死。”
我把包放下，抬头，就僵在那儿了。
她身后站着一个小孩。
十岁上下，光着脚，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袖口磨破了，用线缝过，缝的针脚很大。她站在一块站牌边上。
站牌是铁的，绿漆掉了，上面写着一个地名，字已经看不清。
那块站牌不在我家院子里。它在别的地方，就在她身后那半尺的空地上，像有人把那一小块地方从别处剪下来，贴在这儿了。
我认得那件外套。
我认得那个站牌。
一九九九年秋天，县汽车站，我妈把我塞给我表舅。她说去给我买瓶汽水，让我在站牌底下等着，别动。
那天是十月初，刚下过雨。她给我买了一瓶橘子味的汽水，玻璃瓶，我把瓶口的纸撕了，含着瓶口喝。她说你在这儿别动，我去看看车。我点头。她走了两步，回头说，别乱跑。我又点头。
我等了四个小时。
天黑透了，表舅过来拉我的手，说走。
我说我妈还没回来。
他说，你妈回去了。
我在表舅家住了七年。十七岁那年我出来打工，再没回去长住过。
我一直以为我妈是把我丢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在车站后头的小卖部门口坐了一下午，隔着一排自行车看着我，看到天黑，才走的。
她不敢过来。
那件外套，那块站牌，那头湿头发，都是我十岁那年的东西。
它们不该出现在我妈的墙角。
我蹲下去，把水盆往她脚边推了推。
“妈。”
“干什么。”
“你身后站着个人。”
她愣了。
“站着个小孩。”我说，“十岁，光着脚，穿一件旧外套。站在一块站牌边上。”
我妈的手抖了一下，水盆里的水晃出来。
她没回头。
“我不看。”她说。
“你得看。”
“我不看。”她把腿从盆里抬出来，水顺着脚踝往下淌，“你少在这儿装神弄鬼。你在城里待了这些年，待出毛病来了。”
她说完这句，站起来要往屋里走，脚一沾地就疼得脸白，扶住了门框。
那个小孩一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脸朝着院门口的方向。
她在等一辆车。
第八节 替不了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
我坐在院子里，我妈在屋里，隔着门能听见她翻身，翻身的时候床板响一下。
我站起来，走到她床边，蹲下去。
那个小孩还在，站在墙角，那块站牌跟着她一起挪过来了。
我看着她的脸。
我跪下去的时候膝盖磕在水泥地上，响了一声。我妈在床上翻了个身。
我心里想的是，我替她说。说完就散了，她明天早上起来脚就不疼了，我们俩谁也不用再提这件事。
“对不起。”
我说给那个小孩听。
“对不起。是我妈对不起你。她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那儿。她不该让你等到天黑。”
我说完，抬头看。
那个小孩没有动。
连头都没转。
我跪在旁边，离得很近。她身上有一股味道，说不上来，像旧棉花在潮地方放久了。
我又说了一遍。
“对不起。她对不起你。她那天就该走过来，拉着你的手说走。她不该隔着自行车看你一下午。”
我说第二遍的时候声音比第一遍大。我妈在床上坐起来了，喊我的名字，喊了两声。
第二遍说完，屋里突然黑了。
不是停电，我能听见外头电线杆上的虫叫，能听见院里水缸上有东西滴下来。就是我眼睛里的东西没了。一片黑，黑得干净。
我伸手去摸床沿，摸到了，指头是凉的。
我喊了一声妈。
我妈在黑暗里应了一声，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我想站起来，腿是软的。我扶着墙摸，摸到门框，门框上有一根木刺，扎进我手心。
她坐起来了，问我几点了。我说不知道。她说你把灯拉着。我说不用了。
黑了三分钟。我在心里数，数到一百八十多的时候，光一点点回来了。
我一开始以为我瞎了。我掐自己的手背，疼。我盯着墙那个方向看，什么也看不出来。我听见外头有狗叫，叫了两声就停了。我听见我妈在床上动，被子窸窣响。有一辆货车从村道上过去，灯扫过窗户，我还是看不见。
那天夜里我的耳朵里一直在响，很细的嗡声，像有一窝东西在里面。
响到天亮。
声音闷在里头，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口缸。我侧着躺，左边耳朵响；翻过去，右边也响。我把被子蒙住头，声音更清楚。我坐起来，坐到窗边，天一点点变灰。
天亮的时候我发现枕头上有一块湿的，是我自己哭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照镜子，眼睛是红的，但看得见。
也是那个早上，我明白了一件事。
别人不能替。
我跪在那儿替我妈说了两遍，一个字都没用。这笔账记在谁头上，就得谁自己开口。
第九节 一个字一个字教
第二天早上我熬了粥。
我妈不吃，说没胃口。我把小桌搬到院子里，扶她出来坐，把粥放在她面前，又拿了个小板凳坐在她对面。
那个小孩还在墙角，站在那块站牌底下。
“妈，你看那边。”我指了指墙角。
“我不看。”
“你看一眼。”
“我说了我不看。”她把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绞在一起，“你是不是中邪了。要不我让人给你叫个先生来看看。”
“你看了再说。”
她到底还是抬了眼。
看了一眼，就再没挪开。
她的嘴张开一点，又合上。粥在碗里冒着气，气往一边飘。
“那年……”她说。
“别说那年。”我打断她，“你就跟着我说三个字。”
“我不说。”
“你跟着我。我说一个字，你说一个字。”
“我不说。”
“对。”
她愣了一下。
“对不起。”我说，“你就说这三个字。”
她不吭声。院墙外头有拖拉机过去，声音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
我等。这种时候不能催。催出来的话，是给别人听的。
过了很久，她说：“我说给谁听。”
“说给她听。”我指着墙角，“你看着她。”
她看着。
我把粥往她手边推了推，让她捧着，暖手。
她的手抖，粥从勺子上流下来，滴在裤子上。她没管。
“对。”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
“对。”
“……对。”
“不。”
“不。”
“起。”
她没接。
我看见她的下巴在动，牙咬着，脸都僵了。
我看着她的脸，没催。她的手在碗上抖，粥面晃出一圈一圈的纹。
然后她说：“对不起。”
说完她抬起头，眼睛直直地看着墙角。眼泪流下来，她也不擦。
声音很小，像怕被人听见。
墙角那个小孩抬起手，把手放下来。她身上那件旧外套的一角开始散，散得很慢，像纸被火从边上舔着走。
散到一半，停住了。
还剩一半站在那儿。
我站起来，往墙角走过去，走近了，蹲下去看她的脸。
我看清了。
不是我的脸。
眉毛粗，眼睛细长，鼻梁塌一点。这张脸我在一张旧照片上见过。我妈十八岁那张，站在公社门口，穿的也是这件外套，只是那时候外套还新。
我回头看我妈。
“你看清她长什么样了吗。”
我妈把碗放下，碗底磕在桌上响了一声。
“看清了。”她说。
“她是谁。”
我妈没立刻答。她伸手在眼睛上抹了一把，抹得很用力。
“那是我。”她说，“我十岁那年。”
“那年开学，报名要交两块五。我娘说没有。第二天我看见她从柜子底下摸出两块五，给了我弟。”
“我把书包放在灶台上，一直放到开学后一个月。后来我娘拿它装了红薯干。”
散到一半的事，我到这时候才想明白。
那个小孩是两个十岁叠在一块儿。一件外套，两个人都穿过。妈那句对不起里，说给我的那一半，我那个十岁收下了，散了。剩下的站着不动。站着的那一半是她自己的十岁，她自己没认过，就散不掉。
第十节 老车站的长椅
我妈十岁那年，家里让她别念了。
书包是她自己缝的，用一块蓝布。她把书包放在灶台上，第二天背着我舅去上学。她背了三年，背到我舅能自己走。
她这辈子没跟人红过脸。生产队分粮少了两斤，她不吵。婆家把她的嫁妆箱子给了小叔子，她不吵。我爸走了，她也不吵。
她跟谁都不吵。她只是不敢。
那天下午她让我去村口叫了个三轮。
“去哪儿。”
“车站。”
“我陪你去。”
“不用。”她自己爬上车斗，扶着车帮坐稳，“我自己去。”
县里的老车站在城东，九九年就是这个站。现在候车室翻新过，玻璃换成了铝合金，售票窗口封了两个，剩下一个。长椅还是那排绿的，木头面，中间凹下去一块，被坐了几十年。
我送她到门口，没进去。
她扶着门框往里走，走得很慢，脚踝还肿着，走一步停一下。
她在靠窗那排长椅上坐下来。
我在门外，隔着一层玻璃。
她坐着，一开始什么也没做，就是坐着。手放在膝盖上，头低着。候车室的广播每小时响一次，报车次，报时间。广播响的时候她也不动。
过了大概十分钟，她开始说话。
我听不见。玻璃隔音，外头还有车进站的声音，气刹一放，哧一声。
她的嘴一直在动。说一会儿，停一会儿，再说。
她对面没有人在听。她对着那半尺空地方说。
中间她抬手擦了一下脸。擦完接着往下说。
有一个抱小孩的女人走过去，在她旁边站了一会儿，看看她，又走开了。
说了很久，久到我站得腿发酸。我靠着墙，看见玻璃上映出我的脸，就把脸转开了。候车室里进来两个人，又走了，一个小孩在门口买了根冰棍。
后来她的肩膀塌下去。那时候一辆车进站，喇叭响，人从检票口涌出来，从她两边过。
我透过玻璃看那个墙角。
散得很快。这一次没有停在一半。像一件衣服被抽掉了最后一根线。
散完的时候，她坐在那儿没动，过了一会儿才转过头，往门口找。
看见我了。
她的眼睛是空的。
是屋子扫干净了的那种空。也轻，人坐在那儿，肩膀往下掉。
我推门进去，扶她起来。
“说完了？”
“说完了。”
“说什么了。”
她想了想。
“我也记不清了。”她说，“就是把这些年的话说了一遍。从十岁开始说。”
“我先跟她说，我不怪她。”我妈说，“说到一半我才明白，我不怪的是我自己。”
我问了她那块站牌。
她没马上答。我们出了候车室，在台阶上站住，太阳晒得水泥地发白。
“就是没上成学那年。”她说，“秋后，我娘带我进县城扯布，把我落在车站了。她说过会儿回来。我等到天黑，没等来，自己走回去的。三十里，走到家鸡都叫了。我娘没出来找我。她说，你自己能回来，往后就丢不了了。我信了半辈子这句话，自己能回来，就不欠谁。”
她扶着栏杆。
“九九年，我把你放在那块站牌底下。我跟自己说，就去买瓶汽水。她表舅就在旁边，丢不了。我心里想的是，她自己能回来。”
我没接话。
“我在小卖部门口坐着，看你等到天黑。外套你裹紧了两回，第二回裹完，你就不动了，就看着车来的方向。”
“我知道你坐在那儿。”我说。
“我知道你知道。”她说。
她抬头看了看站前广场。新的站牌立在老地方，蓝底白字。
“那块站牌底下等过两个人。”她说，“我，跟你。”
出站的时候她扶着我胳膊，太阳很大。她忽然说了一句：“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空着挺好。”
我说：“也不全是好。”
她看了我一眼，没问为什么。
第十一节 收旧货的
我回城的第三天，楼下那个收旧货的老先生跟我搭话。
他六十多，一辆三轮车，车斗里捆着纸壳，捆得方方正正，绳子勒进纸里。他手上有一层洗不掉的黑，指甲缝里全是。
我下楼倒垃圾，他在捆纸壳，头也没抬。
“你那摊子事儿，办得挺费劲。”他说。
我站住了。
“您看得见。”
“看得见。”他把绳子绕了一圈，用膝盖压住纸壳，“看了四十年。”
“您怎么开的天眼。”
“一场病。”他把纸壳往前挪了挪，“三十八岁那年我在窑上干活，塌了一回，埋了半截。挖出来躺了两个月，起来就看得见了。”
“您那个长什么样。”
“跟我十八岁一样。穿一件白褂子，站在晒坪上，等我。”
“等您干什么。”
“等我说一句话。”他拿膝盖又压了一下纸壳，“我年轻时候答应过自己去当兵。体检都过了，我娘哭，我没去。”
我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坐下来。
“您身边什么都没有。”
“我的早走了。”他说，“二十多年前就走了。”
“怎么走的。”
“我自己说的。”他把绳子打了个结，拽紧，“说完了就散了。散的时候我坐在地上哭了半天。”
“它跟了您多少年。”
“十九年。”他说，“我五十七岁那年才说的。那天卖完最后一车纸壳，我就坐在这个台阶上，跟它说，对不起，是我怂。说完它就散了。”
“散了以后呢。”
“散了以后就没人等我了。”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清净。也空。”
我问他：“您见过送不散的吗。”
“见过。”他说，“见得多了。”
“为什么送不散。”
他把三轮车往前推了推，车轮压过一块砖，咯噔一下。
“因为说错了。”他说，“都以为欠的是一句对不起。”
我没听懂。
“对不起是个说法。”他抬起手，在空中摆了摆，“有的人一辈子等的是一句‘我错了’，有的人等的是一句‘我留下’，有的人等的是‘你别走’。三个字、五个字、一句话，都行。是什么话，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问他：“那怎么才能知道。”
他看着我。
“先回头看。”
我等他说下去，他没说。他把车把一抬，推着车往巷子里走，纸壳在后头晃。
“回头看不就是看一眼。”我在后头说。
“不是看。”他没回头，“是认。”
走了几步，他停下，还是没回头。
“还有一句。”
“您说。”
“看得见的人，自己那个最重。”
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你都看见了。”他说，“看见了还不动手，这笔账一笔一笔往上加。”
“我送散一个，是给别人销一笔。”他说，“销完了，我自己那本上添一笔。这四十年送散了多少，我后来都记不清了。送一个，添一笔。”
我说：“那您为什么还送。”
他把绳子往车把上绕了两圈。
“总不能看着。”他说。
那天晚上我上楼，走到三楼拐角，胸口忽然闷了一下，像有人拿手掌按在那儿。
我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
第十二节 照不出来
我开始找我自己那个。
先是镜子。卫生间那面镜子有雾，我拿毛巾擦干净，开了顶灯，站在前面，往左肩后头看，往右肩后头看。镜子里的墙是白的，什么都没有。
然后是关灯。我把灯全关了，坐在黑里，等眼睛适应。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闭一会儿再睁开，还是什么也没有。
后来是水盆。我打了一盆水，端到窗台上，等水面静下来。水面上有一盏灯，灯的影子，我的脸的影子。我把脸偏过去，看水里的身后。
只有灯泡。
我把水倒掉，重新打一盆，再等。水面静下来的时候，我看见我的脸，脸是变形的，眼睛在上头，嘴在下头，像被拉长了。
玻璃门也试了。便利店那面，晚上从里头往外看最清楚。我站在门里头，退到货架那儿，往左右看。
玻璃上只有我一个人，还有背后一整排泡面。
有天夜里我闭着眼睛走了一段路。从小区门口走到巷子口，四百来步，我走得很慢，一只手扶着墙。老辈人说这样能看见脏东西。
我睁眼的时候，站在一个垃圾桶旁边，前头有只猫，看见我就跑了。
最后我回了县里。
我没告诉我妈。我自己坐了三个小时车，到城东那个老车站，在候车室里坐下。
下午三点坐到天黑。
候车室里有一个女的，三十多岁，带着个七八岁的女孩。女孩坐在行李上啃面包，啃得到处是渣。女的一直看手机，头也不抬。女孩叫她，她说等一下。女孩又叫，她说等一下。
女孩身后什么都没有。
后来那个女的收起手机，把女孩抱到腿上，用袖子给她擦嘴。擦完，女孩身后还是什么都没有。
进来的人我都看。买票的，等人的，扛着编织袋的，抱着孩子睡的，靠在柱子上打盹的。一个穿校服的男孩在我旁边坐下，啃一个面包，啃完把袋子捏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我看每一张脸，看他们身后那半尺。
有人有，有人没有。
没有一个是我的。
我在候车室里坐到最后，保洁员开始拖地，拖把从我脚边过去，她说了句让一下。我挪了挪。
广播报最后一班车。我坐着没动。
出站的时候我想，也许我真没有老己。也许我真的是干净的。
我掏出手机，翻到我妈的号码，看了一会儿，没拨。
天黑透了，候车室的灯亮起来，白得刺眼。广播里报了一个车次，一个地名，我没听过。
我站起来，走出车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回家的时候已经半夜。开门，屋里黑着。我摸到灯绳，拉开。
门口那双男式拖鞋还在那儿，四十三码，深蓝色，透明胶粘过的那道裂口朝上。
我蹲下去，把它们摆正，鞋头朝外。
第十三节 我很好，只是有点累
那天夜里我烧了一壶水。
屋子太小，一室一厅，三十多平，家具是房东留下的。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折叠桌，桌腿底下垫着一本黄页。热水器坏了半个月，我一直用壶烧。
水开了，壶盖跳，我关火，把水倒进暖瓶。倒到一半，屋里静得能听见水在瓶子里回响。
窗帘拉了一半，外头楼道的灯亮着，光从缝里进来一条。
我坐在床沿上。
床垫是旧的，坐下去往下陷。
屋里有一股潮气，从墙根上来的。楼下麻将散了，有人推车，铁门拉下来，哗啦一声。有人上楼，走过我家门口，脚步没停，往上去了。
我想起一句白天在公交车上听见的话。一个女的在打电话，说她挺好的。她说，我很好，就是有点累。
我坐在那儿，屋里就我一个人。
我在心里跟那个女的对了一句：我也挺好的。
我知道我在骗谁。
我说了一句。
“我很好，只是有点累。”
我的声音在屋里散得很快。
这句话我在心里说过很多回，从来没出过声。出声以后，屋子更静了。
我等着什么，等了大概半分钟。什么也没有。
我伸手去够床头的水杯。手抬到一半，床垫动了。
床垫往下陷了一块，陷得很缓，像有人坐下来，身体的重量一点一点压上去。我坐的这一侧没动，另一侧陷下去了。
我的手停在半空，没敢回头，后背一阵一阵发凉。
过了几秒，我慢慢转过去。
一个小孩坐在床的另一头。
离我不到一米。她两条腿悬着，够不着地，脚趾头蜷着。
十岁上下，光着脚，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外套湿了半截，从下摆一直湿到腰，颜色深一块。她的脚边放着一只塑料凉鞋，粉色的，只有一只，鞋襻断了。
她的头发是湿的，贴在额头上。
她坐在那儿，两条腿悬着，够不着地。
我认得那件外套。
外套领子上缝过一块补丁，蓝线。我妈缝的。她说这块布是从我舅的旧裤子剪的，颜色对不上，凑合穿。
我认得那个头发湿的样子。一九九九年那天下过雨，我在车站站牌底下站着，雨从棚子边上漏下来，我往外挪了两次，外套还是湿了。
我想伸手去摸她，手抬起来，又放下。
她身上没有温度。她在那儿，像一件晾在绳子上的衣服，风一停，就不动了。
我看了她很久。
屋里的灯是黄的，照在她脸上，脸是干净的。睫毛上有一点点水。
她也看着我。
这一次她没有转头。
她一直看着我。
我想起那年我在车站等到天黑，中间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问我要不要一根，我说我没钱。她掰了一小截给我，化了半截。
我一直记得那一小截的味道，橘子味的，跟我妈买的那瓶汽水一个味。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
第十四节 那四个字
我从床上下来，跪在地上。
“对不起。”
我说。
“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多年。”
她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
“对不起。”我又说了一遍，“是我不好。我应该早点回来看你。”
她还是不动。
我一遍一遍地说。说到第七遍的时候，我的嗓子开始哑。说到第十遍，我说的已经不是完整的话了。
她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湿头发往下滴水，滴在床单上。
我停下来。
屋里静了很久。
我抬头看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她等的不是这句话。
我一直在说我欠她一句对不起。可我从来没觉得对不起她。我觉得对不起的是我妈，是她把我留在车站。这笔账不是我的。
我给她的这句对不起，是替我妈说的第二遍。
我扶着床沿坐起来，坐在地上，背靠着床。
我十岁那年在车站等的那四个小时，等的不是我妈。
我爸是那年夏天走的。他说去买包烟，出门，过了一条街，就没回来。
那年我十岁。他在镇上的农机站修车，手很黑，回家先在院里洗三遍。他会把我举起来举到头顶，我抓他的头发。
那天中午他跟我妈吵了一架，为什么吵我不知道。他摔了一个碗，出门，说去买包烟。
我坐在门槛上等他。太阳从头顶挪到院墙外头，我一直等到天黑。
我妈等了他四十天。第四十一天，她把我送到表舅家。
她没跟我说过这些。是表舅妈后来跟我说的。
我从十岁那年起，等的就是他。
门口那双拖鞋是四十三码的，是他的。他走那天穿的是一双凉拖，家里剩下这双塑料的，我妈一直没扔。我搬出来的时候，顺手从老家带出来了。
我一直摆在门口。搬了七次家，摆了七次。
我跟自己说，那是留着给客人穿的。
这个谎我撒了二十多年。搬了七次家，每次都是先把这双鞋装好，放在最上头。
有一次同事来我这儿喝酒，穿的就是四十三码。他在门口换鞋，脚往那双里伸。我把鞋抢过来了，说这双不行。
他笑，说你还挺讲究。
我说是，这双不合脚。
我跪坐在地上，看着床沿上那个小孩。
我知道我该说什么。
那四个字我到嘴边了。
我说了半句：“你……”
后头的话断了。
我又咽回去。
我不能说。一说出来，就等于承认，那个人真的不会回来了。
我在心里说，别等了。四个字，在心里说得清清楚楚。
说出来是另一回事。在嘴里说和在心上说，中间隔着一层东西。那层东西一破，有些事就再也改不回来。
楼下有辆车发动，响了好几次才起来。窗帘缝里透进一点蓝。
我坐到天亮。
她在床上，我在地上。
中间隔着半米，谁也没动。
第十五节 拖鞋
天亮的时候，楼下有人推车卖豆浆，喇叭响了两声。
我站起来，膝盖跪得发麻，扶着床走了一步，站住，等血流下去。
我把门口那双拖鞋拿起来。
四十三码，深蓝色，鞋面那道裂口上的透明胶已经发黄，边上翘起来了。我拿在手里掂了掂，很轻。
鞋底翻过来看，磨平了，右脚那只磨得更厉害。他走路有点外八。
我拿抹布擦了一遍，把灰擦掉。擦完放在膝盖上，坐了一会儿。
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最下层的东西挪开。几件冬天的旧毛衣，一个装被套的塑料袋。
我把拖鞋放进去，鞋头朝里，并排。
然后我把楼道里那床旧棉被抱下来，是前年换下来的，一直卷成一卷堆在墙角。我把它抖开，折起来，压在拖鞋上面。
压得严严实实。
我关柜门的时候，门吸不住，弹开了。拿一卷胶带垫在缝里，关上，又弹开。第三次我用手按着，慢慢合，才扣住。
我回到屋里，对着那张空床沿站着。
床单上有一小块湿的，形状像坐着一个人。
我在那儿站了有一分钟。有些话说出来之前，人得先把自己劝服。我劝了二十多年，最后这一分钟劝完了。
“不等了。”
我说。
床沿那儿轻轻响了一下。
很轻的一下。像有人站起来的时候，布料在身上蹭了一下。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那块湿的地方。
它慢慢干了。
屋里有点亮。窗台上落了灰，我用手指头划了一道，划到底，露出底下的白。
我洗了脸，换了件衣服，把垃圾袋系上，出门。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黑下的楼。四层，七十三级台阶，我数过。
楼下老先生正在往三轮车上装纸壳。太阳出来了，巷子里的水洼反着光。
我把垃圾扔了，走过去。
巷子口有个卖早点的推车，油条在锅里，油烟往上走，被风一吹就散了。
“大爷。”
“哎。”
“今天纸壳多少钱一斤。”
“四毛。”他抬起头，“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攒了一堆。”我说，“在阳台上。下午给您搬下来。”
他笑了一下，露出两颗金牙。
“行。”
我往菜市场走。路口红灯，我站住，等着。
早点摊在支棚子，蒸笼一揭，白气冲上来。有人骑车过去，车筐里装着一把芹菜。
前面有个女的，一手拎着菜，一手牵着孩子。孩子不肯走，蹲在地上不起来。她也不催，就站在那儿等。
她身后跟着一个二十来岁的自己，穿一件白衬衫，头发扎得很高。
我看了一眼，收回眼。
绿灯亮之前，那个蹲在地上的孩子被他妈抱起来了。他妈一手抱孩子，一手拎菜，慢慢过马路。
我跟在后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