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州市人民医院做外科，二十八岁那年冬天值夜班，急诊送来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他左腿骨折，头上有抓痕，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只反复说一句话：跟我上山，救我妹妹。
我上去了。天台山深处一座三进老宅，住着一家五口，说他们在山上住了三百年。那家的女儿叫娇娜，十八岁的模样，会用一根手指按住人的手腕，三秒钟说出你哪年得过什么病。
她给了我一颗红丸。她说这东西能救命。
后来我才知道，那颗丸是她的命。她把命给了我，自己就再也变不回人了。
1 夜班
凌晨两点十七分，急诊送进来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他左腿断成两截，头上开着一道口子，可他坐在推车上不喊疼，只反反复复问我一句话：你是孔默吗。我说是。他松了一口气，说那就好，跟我上山。
我做外科第五年，见过的东西不算少。酒后打架的、车祸的、切菜切到指头的、从七楼跳下来还剩一口气的。血见多了会有一种本事，就是能在三秒钟里判断一个人还能不能救。这个本事让我在手术台上很少慌。
那天晚上我本来不该值班。科里的老李孩子发烧，跟我换了班。我在值班室躺到一点多，翻来覆去睡不着，起来泡了碗面，面吃到一半，电话就来了。
台州的冬天是湿冷，那种冷往骨头缝里钻。走廊的日光灯有一根接触不良，一直嗡嗡响。我穿着白大褂走过去，鞋跟敲在地砖上，一声一声，整个楼道就这声音。
推车上那个男人三十出头，个子很高，肩膀很宽，身上那件灰夹克湿透了，不知道是血还是雨。头上缠的纱布已经渗穿了，脸颊上有一道很深的划伤，从耳根一直划到下巴。
我先看他的瞳孔，再看他的呼吸，然后掀开衣服看腹部。肚子上有淤青，一大片，按下去他闷哼了一声。左小腿明显变形，胫骨那里鼓出一个角度。
“哪儿人？”我一边戴手套一边问。
“天台。”
“怎么弄的？”
他没马上答。我看见他右手在推车边上抓着，指节都是白的。过了两秒他说：“不是车祸。”
我抬头看他。
“那你这一身是怎么弄的。”
“打的。”他说，“在山上。”
这种话我听过很多。山里有竹林，有野猪，有偷猎的，也有欠了赌债被人堵在山路上的。我没往下问，让护士推他去拍片、做CT。他忽然伸手抓住我的手腕。
那个力气不像一个失血这么多的人。我手腕被他攥得发麻，护士在旁边叫了一声。
“你是孔默吗？”他问。
我说是。
他松开手，整个人往后靠下去，像泄了气。他说：“那就好。跟我上山。”
我笑了一下，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上什么山，先把腿接上。
“我妹妹病了。”他说，“躺了三天，烧得说胡话。”
“那你打120。”
“120上不去。”他说，“我们那地方车到不了，最后一段是石阶。”
“那把你妹妹抬下来。”
他摇头，摇得很慢。他说：“她下不了山。她一下山就活不成。”
我见过很多家属说胡话。亲人病重的时候，人会抓住一切能抓的东西，包括不可能的东西。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脑震荡了，可能有颅内出血，得赶紧做CT。
护士小周把血压计收起来，小声跟我说，高压八十七。我让她先挂上液体，把人推去影像科。
推车走到走廊拐角的时候，那个男人又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我得凑近才能听清。
“孔医生，你三年前在温州实习。”他说，“有一天夜里你值夜班，在值班室睡着了，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跟你说，五年以后你会去天台山，救一个穿白裙子的姑娘。”
我站在推车边上，两支手都没动。
那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是因为它太琐碎，说出来像个笑话。那时候我刚毕业，在温州一家医院实习，压力大，天天熬到后半夜。有一天实在太困，趴在桌上睡着了，梦见一个老头站在我对面，穿一件很旧的灰袍子，胡子白到胸口。他说了一句话，说完我就醒了。
醒了以后我还记得，过了两天就忘了。人做梦都是这样。
“你怎么知道。”我说。
那个男人笑了一下。他嘴里有血，笑起来牙是红的。
“因为那老头是我爸。”他说。
我在原地站了大概五秒钟。走廊里那根灯管还在嗡嗡响，推车轱辘在地上滚，护士在后面催我。我说了一句“先做检查”，然后跟着推车走完了整条走廊。
CT结果出来，颅内没有出血，脾脏有轻微挫裂伤，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不算要命，但得马上手术。
我给他做术前谈话。他躺在推车上，一边签字一边跟我说，他叫皇甫山，三十二岁，家里做茶叶，住在天台山石梁再往里的一片山坳里，一共五口人：他爸、他、他媳妇、他妹妹，还有一个刚满月的孩子。
我问他头上的伤是怎么来的。他说撞在石头上了。我说你那是抓痕。三道一组，间距均匀，从耳后一直划到下巴，只有爪子能划出这种口子。
他不说话了。推进手术室之前，他忽然叫住我。
“孔医生。”他说，“我这条腿，你不用弄得太好。能走路就行。”
麻醉医生在旁边皱眉，说你别说话。他还想说，被面罩按住了。麻药推下去，他数到四就不动了。
那台手术我做得很快。复位的时候我发现他这块骨头断面很整齐，不是砸出来的，也不是车祸那种碾碎，倒像是被什么东西从侧面别断的。我把这个念头压下去，继续上钢板。
缝皮的时候，我数了一下他身上的伤：头上四针，脸上十一针，左臂三道抓痕，后背两片淤青，腹部一处挫裂伤。这些伤分布得很奇怪，前面少，后面多。像一个人跑的时候被人从背后追着打。
手术做了三个半小时。钢板、螺钉、复位、缝合。做完已经快六点，天边有一点灰白。我脱了手术衣，坐在更衣室的长凳上，手撑着膝盖，坐了很久。
我在想那个梦。那个梦的具体内容，我一直记得。
老头站在一张八仙桌对面，桌上摊着一本很厚的册子，纸是黄的，边角卷起来。他翻到一页，用食指按住，抬头看我。他的眉毛很长，垂到眼角，眼睛是那种很干净的黑，不像老人的眼睛。
他说，五年以后，你去天台山，救一个穿白裙子的姑娘。
我当时在梦里还想问一句凭什么，嘴张开了，发不出声音。他把册子合上，推过来，说，你自己看。我伸手去翻，手一碰到纸就醒了。
醒过来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四十，值班室的窗户开着，风把窗帘吹得贴在纱窗上。我坐了一会儿，觉得这梦挺有意思，还想着第二天讲给同事听，结果第二天一忙就忘了。
我这个人不信这些。我学医八年，解剖过尸体，见过心脏停跳以后又跳回来，也见过明明各项指标都好、第二天早上就凉了的人。我知道人体的每一条血管通向哪里，也知道大多数所谓的奇迹，只是统计上概率落到某个人头上。
可我确实做过那个梦。而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在凌晨两点，一字不差地说出了它。
早上七点，我去病房看他。他醒着，正在拔输液针，说要回去。我按住他，说你这腿刚上钢板，你现在下地，钢板会弯。
“我妹妹等不了。”他说。
“你妹妹到底是什么病。”
他看着我，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发烧的亮，是一种把所有东西都压下去以后剩下的亮。
“孔医生。”他说，“我跟你说实话，你未必信。”
“你说。”
“我妹妹不是病。”他说，“是我们家要出事了。这个月月底，有一场雷。”
我当时以为他脑子真的撞坏了。可他接着说了一句话，让我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他说：“我们家不是人。”
病房里安静了几秒。窗外有清洁工在拖地，拖把撞在墙上，咚咚响。
“我们是狐。”他说，“在这山上住了三百年。这个月月底，天要来收我们。我们躲不过去，除非有一个活人站在那儿。”
“站在那儿干什么。”
“遮。”他说，“天眼认的是气。妖气逆着天走，一扫就认出来。活人的气是顺的，能遮住一个人的气。”
“遮一个人？”
他点头。
“那你们五个人呢。”
他没答。他把头转过去，看着窗外。我站在床边，看着他的侧脸。那道从耳根划到下巴的伤口翻着肉，缝了十一针，线是黑的。
“孔医生。”他说，“我不瞒你。我爸的打算是遮娇娜。我妹妹。其他的人，听天由命。”
“那你为什么来找我。”
“因为我不同意。”他说，“我媳妇刚生了孩子。我爸三百岁了，走不动。我这条腿断成这样，跑都跑不了。我妹妹才一百二十岁。”
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喉咙动了一下。
“她还没下过山。”
走之前小周在护士站拦住我。她今年二十四，护校毕业两年，做事很细，扎针很少失手。她把我拉到走廊尽头，声音压得很低。
“孔医生，你别去。”
“我去看看就回来。”
“你看他那个伤。”她说，“那不是人打的。我老家在山里，我爷爷打过猎，他说野物抓人有讲究，三道一组，中间那道最深。他背上那几道，中间那道能塞进去一根手指。”
我说你想多了，山里什么东西没有。
“还有。”她说，“他进抢救室的时候，我给他剪衣服，他后脖子上有一撮毛，白的，很短，我以为是纱布上的线头，伸手去捏，捏不掉。”
她说完看着我，等我笑她。我没笑。
“我手机一直开着。”我说，“两个小时我给你发一条消息。要是超过三个小时没发，你报警。”
她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给我。是一个很小的红绳，上面串着一枚铜钱，铜钱已经被磨得看不清字。
“我奶奶给我的。”她说，“我不信这个，你带着吧。”
我把它揣进兜里，说回来还你。那天上午我请了假。主任在办公室里听完，把手里的笔放下，看了我半天。
“孔默，你今年二十八。”他说，“你不是十八。你跟我说，你要跟一个从急诊室跑出来的、腿里打着钢板的、说自己是狐狸的病人，上一座没有路的山。”
我说我去看看就回来。
“看什么。”
“看看他妹妹是不是真的要死了。”我说，“要是真有个病人，我看一眼，能治就治，不能治我打120送下来。要是没有，我当天回来。”
主任把笔拿起来，又放下。他说：“你这个人，早晚要在这上面吃亏。”
我回家换了身衣服，拿了一个急救包，装了两支肾上腺素、一盒地塞米松、几卷绷带、一副听诊器，还有我自己的血压计。出门前我把手机充满电，给我妈发了条微信，说我出差两天。
现在想起来，那是我做过的最不理智、也最不后悔的一个决定。
2 上山
【钩子】导航在山路上飘了三次，最后那段土路它直接不认了。我背着包往里走，走到竹林中间，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小名。阿笠。那声音很轻，很温柔，像是从四十年前传过来的。我已经二十年没听人这么叫过我了。
天台山在台州北边，主峰一千多米，山上有石梁飞瀑，是本地很有名的景点。冬天不是旺季，景区门口冷冷清清，卖门票的窗口只开了一个。
皇甫山说的地方在景区后头。我按他画的一张图往里开，图上标着几个村名，还有一条手画的线，线旁边写着“过桥左转，见岔路走右边”。
开进去二十分钟，路就窄了。柏油变成了水泥，水泥变成了碎石，最后变成了土。两边全是毛竹，竹子长得密，头顶上那点天被竹叶切成一条一条。
那天的雾很大。不是城里那种薄雾，是整片整片的白，一团一团从山坳里往上冒。我把雨刮器开到最快，还是看不清。车速降到二十，两只手攥着方向盘，出了一手汗。
导航在这时候开始胡说。一会儿说我在这条路上，一会儿说我偏离路线，一会儿让我掉头。屏幕上那个小蓝点在山里到处乱跳，像一只被关了灯的蛾子。
我把车停在一处稍微宽一点的地方，熄了火。四周安静下来，只有竹叶被风吹动的声音，沙沙的，一阵一阵。
皇甫山说，剩下的路得走。他说车到不了。
我背上包，按他指的方向往竹林里走。走了大概十分钟，我发现一件事：这条路不是在往山上走，是在往山的深处走。坡度不大，但一直在往下，像走进一个碗底。
冬天的竹林没有别的颜色，就是枯黄和墨绿。地上落了一层竹叶，踩上去软的，底下有积水，一脚下去咕叽一声。我走了几百米，鞋已经湿透了。
走了二十分钟，我停下来系鞋带。蹲下去的时候，我看见地上的雪。
那条路上一层薄雪，我自己的脚印一路跟过来，黑的，很清楚。可雪地上除了我的脚印，什么都没有。没有野兽的，没有鸟的，也没有人走过的痕迹。
这不正常。这条路上如果常年有人走，雪地里该有一条被踩实的路；如果没人走，那皇甫山昨晚是怎么下山的。
我站起来，往前后各看了一眼。前后都是白的，只有我那一串脚印，从雾里出来，一直通到我脚下。
我走一段看一眼手机。信号从四格掉到两格，再掉到一格，最后变成“无服务”。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忽然觉得这动作有点可笑：一个成年人，背着急救包，走进一座没有信号的山，去找一个说是狐狸的病人。
这时候有声音。
很轻，像有人在唱歌，可又不是歌。一个音一个音拖得很长，转着弯，中间还带停顿。我一开始以为是鸟，山里什么鸟都有，有些鸟叫起来确实像人。可这声音不像鸟，鸟叫有固定的节奏，这个没有。
我停下来听。那声音从前面飘过来，正好在我的正前方，不远不近。
“……阿笠……”
我整个人定在原地。
这是我小名。我妈以前这么叫我。她在我十二岁那年走了，从那以后就没人叫过。亲戚叫我默默，同事叫我孔医生，同学叫我老孔。阿笠这两个字，我自己都快忘了。
那声音又叫了一声。
“阿笠。”
是个姑娘的声音。很轻，像敲在瓷器上。
我站在那里，后背的汗一层一层往上冒，可是脚是凉的。我这辈子只在两种情况下有过这种感觉：一次是大学解剖课第一次进解剖室，一次是在急诊室看见一个本来还能说话的人忽然瞳孔散开。
我在心里做了一遍排除法。幻听？有可能，睡眠不足加上紧张，听觉中枢会出问题。回声？山里有回声，可回声不会叫出我的小名。皇甫山告诉了他妹妹？有可能，可他不像那种人。
我把急救包往上提了提，继续往前走。我不回头。这是我从小就有的一个毛病：我怕的东西，我从来不回头看，我就往前走。
走了大概两百米，雾忽然散了。不是慢慢散，是像有人从上面把一层白布提走。前一秒什么都看不见，后一秒整座山清清楚楚。
我面前是一座宅子。
老式的木结构，青砖墙，黑瓦顶。门楼是那种有雕花的，两根柱子撑着，柱子上刻着字，字被雨水冲得看不清了。门口立着两棵松树，非常高大，树皮裂成一块一块，枝子上压着雪。
宅子很大，从门楼往里看，一进一进，至少三进。这种宅子在台州乡下也见过，都是清末民初的大户人家留下的。可这一座不太一样，太干净了，瓦上没有杂草，柱子上没有蛛网，墙根下没有青苔。
门口站着一个姑娘。她穿一身白裙子，很薄，是夏天的料子。她站在雪地里，一点也不冷的样子。头发很长，没有扎，就散在肩上。
她的脸我没法形容。不是那种现代的美，也不完全是古典的美。皮肤是那种很干净的白色，不是苍白，是像瓷器一样有光。眼睛很亮，眼白很清，瞳仁是浅褐色的，看一眼就觉得凉。
她看见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只有嘴角动了一点。可我站在那儿，胸口那块地方猛地跳了一下，跳得很重。
“孔大哥。”她说，“你来了。”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过了两秒我才问：“你是谁。”
“我叫娇娜。”她说，“皇甫山是我哥。”
我看着她。她的嘴唇是那种天然的红，没有涂东西。她说话的时候，气在冷空气里会结成白雾，可她呼出来的气几乎是透明的。
“你哥说你病了。”我说，“躺了三天，发烧说胡话。”
她低下头，笑了一下。那个笑有点不好意思。
“我没病。”她说。
我站在雪地里，背上还背着那个急救包，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那你哥为什么……”
“我哥是想让你上来。”她说，“进来吧，外面冷。”
宅子里面比外面暖很多。堂屋正中有一个炭盆，炭烧得通红，一点烟都没有。屋里有股味道，不是香，也不是药，像雨后的草和刚开的梅花混在一起。
堂屋很大，四根柱子撑着，柱子上原先应该刷过漆，现在只剩下一些暗红的痕迹。屋子一角摆着一座座钟，木壳的，玻璃门上有一道裂纹。
那座钟停了。我走过去看了一眼，指针停在三点四十。
我站在那儿，胃里往下沉了一下。三年前那个梦，我醒过来的时间是三点四十。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醒来以后看过手机，还想着这个点真不吉利。
“钟坏了。”娇娜在我身后说，“好多年了。”
“为什么不修。”
“修不好。”她说，“它不是坏了，它是走到那儿就不走了。”
我没接这句话，回到桌边坐下。
茶是青绿色的，冒着热气。我端起来喝了一口，苦，苦完了回甘。那口茶下去，我身上那股从竹林里带进来的寒气，几秒钟就散了。
我放下碗，看了一眼四周。
屋子里的家具都是老的，八仙桌、条案、太师椅，木头是深红色的，摸上去很滑。墙上挂着几幅画，都是水墨，画的是狐狸。有一幅画得特别细，画一只白狐蹲在雪地里，回头看着画外的人。
我端着茶碗，看那幅画看了很久。
“孔大哥。”娇娜说，“你把手伸出来。”
我把左手伸出去。她两根手指按在我的手腕上，很轻。她的指尖是凉的，凉得不正常，像刚从井里捞出来的石头。她按了大概三秒钟。
“你左边第三颗磨牙做过根管。”她说，“你十二岁得过一次肺炎，右肺下叶有一小块钙化。你胃不好，早饭经常不吃。你去年三月做过一次胃镜，结果是浅表性胃炎。”
我把手抽回来。
“你是医生？”
“我不是。”她说，“我只是摸得出来。”
“摸得出来什么。”
“你身体里哪一块不对。”她说，“这些地方会发凉。”
我看着她。她的表情很坦然，不像在开玩笑，也不像在故弄玄虚。我打开急救包，拿出听诊器。
“我给你听一下。”
“好。”
她坐在椅子上，把头发拨到一边。我把听诊器贴在她后背上。听诊器的金属头刚碰到她的衣服，我就觉得不对：那个金属头是凉的，她的背也是凉的，凉得一样。
“吸气。”我说。
她吸气。我听了三个位置，换到前面，又听心尖。心跳有，很慢。我数了一下，一分钟四十二下。节律很齐，没有杂音。
我又摸她的脉搏。手腕上摸不到。换了颈动脉，摸得到，一下一下，很轻。
我把听诊器收起来，坐在那儿想了几秒钟。运动员的心率可以很慢，四十多也有，可那种人脉搏是清楚的，血管有弹性。她的血管按下去像按在一根空管子上。
“你平时吃饭吗。”我问。
“吃。”
“吃什么。”
“山里的东西。”她说，“果子，菌子，有时候我哥从山下带米上来。”
我心里那句话没说出口。我想说的是：你是不是从来没去过医院。
“我给你抽个血。”我说，“带回去查一下。”
“好。”
我从包里拿出采血针和真空管。这个动作我做过几千次，闭着眼睛都能做。我捏住她的手臂，找肘正中静脉，皮肤下面那条血管很清楚，淡蓝色。
针进去的时候没有阻力。回血很慢。正常人的血一进管子就是一股，她的血是一滴一滴往里渗，颜色很暗，像放久了的红茶。
我把管子拔下来，翻过来摇匀。摇了两下我停住了。血不凝。
正常人的血抽出来，几分钟就开始凝。她的血在管子里晃来晃去，还是液体，一点凝的意思都没有。
我把管子举起来，对着窗户的光看。血在里面慢慢地转，转得很慢，像油。
“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我把管子收进包里，“回去查。”
这时候堂屋的门被人从里面推开了。
一个老头走出来，个子不高，很瘦，腰板却是直的。他穿一件深灰色的旧褂子，脚上是一双黑布鞋，白胡子白到胸口。他的眉毛很长，垂到眼角。
我见过他。三年前那个梦里，站在八仙桌对面的就是他。我手里的茶碗掉在地上，摔成三块。茶水泼了一地，在地上还冒着热气。
老头看着我，笑了一下。
“孔医生。”他说，“多年不见。”
3 三百年的账
【钩子】老头在我对面坐下，说他们家在这山上住了三百年，五口人，全是狐。这个月月底有一场雷，天要下来收账，他需要一个活人站在院子里挡一下。我问他挡完我会怎么样。他沉默了很久说，你不会死，但你会很想死。
老头姓皇甫，没有名字，让我叫他皇甫翁。
他说话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像在念一份写了很多年的东西。他说他们家在这座山上住了三百年，一共五口：他，他儿子皇甫山，他儿媳松娘，他女儿娇娜，还有一个刚满月的孩子。
“我们不是人。”他说，“这你应该看出来了。”
我说我看出来了，可我还是想听他自己说一遍。
“是狐。”他说，“修了三百年。”
我端起重新倒的一碗茶，喝了一口。手是稳的，这一点我自己都有点意外。
“三百年是什么概念。”我问。
“我来的那年，这山上还有老虎。”他说，“山下那个镇子，只有一条街。街上有个卖盐的，姓王，他孙子后来做了县长，再后来县长的孙子把那条街拆了，盖了一个商场。”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炫耀的意思，只是在陈述。
“你们靠什么活三百年。”
“靠守规矩。”他说，“不下山，不害人，不欠人情。山上的东西我们吃，山下的东西我们买。买的时候给钱，给现钱，不赊账。”
“就这些。”
“就这些。”他说，“修到这个份上，最怕的不是道士，是账。你欠了一笔，就要还好几倍。”
我看着他。他坐在那把太师椅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指甲很干净。
“那雷劫是什么。”我问。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屋顶。
“天要收账。”他说，“我们这类东西，活得比人长，看得比人多，这本身就是逆着来的。天不认这个，所以每一百年，它下来扫一遍。”
“扫一遍是什么意思。”
“就是劈。”他说，“劈这座山，劈这座山上的所有不该活的东西。”
“怎么劈。”
“天上会开一只眼。”他说，“那眼睛里没有慈悲，也没有恶意，它就是在核对。它一对上，那道雷就下来。”
我放下茶碗。屋里很静，炭盆里的炭响了一下。
“那你找我干什么。”
“遮。”他说，“天眼认的是气。妖的气逆着走，像一根竖起来的针，一扫就扎眼。活人的气是顺的，平的。一个活人站在那儿，能把身边一个人的气遮住。”
“一个人。”
“一个人。”
我看着他。他没有回避我的目光。
“你们五个人。”
“对。”
“那遮谁。”
屋里安静了几秒钟。娇娜站在窗边，背对着我们，肩膀没有动。
“遮娇娜。”皇甫翁说。
我听见自己咽了一口唾沫。
“其他四个呢。”
“听天。”他说。
我坐在那儿，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个老头请我上山，不是为了救一家五口。他是来给女儿买一张票的。他用一顿饭、一碗茶、一个“我们从来没害过人”的说法，来换他女儿活下来的可能。
我应该生气的。可我没生气，我只是觉得很冷。
“为什么是我。”我问，“山下那么多人，你为什么找我。”
皇甫翁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有一点东西动了动。
“因为遮不住的人，站在那儿也没用。”他说，“遮这个事，讲一个‘无求’。”
他解释什么叫无求：站在那儿，心里不能想着我要什么。你要是想着“我救了他们，他们得记我的恩”，或者想着“我这么做能换来什么”，气就乱了，气一乱就遮不住。
“所以你得找一个不图东西的人。”
“对。”他说，“一个肯来，又不图东西的人。”
“那你怎么知道我不图。”
“我不知道。”他说，“我只能试。”
我笑了。那一声笑出来，自己都觉得难听。
“试的代价是我可能死。”
“你不会死。”他说，“你只会受伤。很重的伤。”
“多重。”
“我不知道。”他说，“这三百年，我做过两次。头一次是民国二十六年。”他说，“山下有个樵夫，姓陈，四十多岁，一条腿是瘸的。他上山砍柴，遇上下雨，在我们屋檐下躲了一夜。第二天我跟他说明白，他想了半天，问我一句，你们家有没有小孩。我说有。他说那行。”
“后来呢。”
“后来他挡了。”皇甫翁说，“雷劈下来，他被掀出去十几丈，摔在石头上，断了七根肋骨，肺扎破了一个洞。他命大，活下来了。我们养了他半年，能下地了才送他下山。”
“他还来过吗。”
“来过。”皇甫翁说，“第二年清明，他背了一筐鸡蛋上来，放在门口就走，没进门。后来每年来一次，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他死在山上，砍柴的时候被一棵倒下来的树压了。我们把他埋在后山，坟还在。”
我没说话。
“第二次是一九七五年。”他说，“那年山上来了几个知青，其中一个病了，住在我们这儿。他病好以后不肯走，说山下没他的位置。他在这儿住了两年，帮我们种地、修屋顶。那年正好赶上雷劫，他自己提出来挡。”
“他图什么。”
“他什么都不图。”皇甫翁说，“他后来跟我说，他这条命是捡来的，用一次不亏。”
“他怎么样了。”
“眼睛瞎了一只。”皇甫翁说，“耳朵也不太好了。后来回城了，八几年还寄过一封信来，说他结了婚，生了个女儿。”
我坐在那儿，忽然想问一句：那个人的女儿现在多大了。可我没问，问了也没用。
“所以你找第三个。”我说。
“对。”他说，“前两个都是自己上山的。这一个，是我让山儿去山下找的。”
“为什么这次要去找。”
他看着炉子里的炭，看了一会儿。
“因为我老了。”他说，“三百岁，走不动了。这一次，我大概过不去。”
我把手放在桌上，看着自己的手背。手背上有一道疤，是去年做手术的时候被骨刀划的。
“我凭什么信你。”
“你不必信。”他说，“你可以现在就走。走到山下，睡一觉，明天上班，这一切就当没发生过。”
他说完，就不说话了。这时候娇娜转过身来。她走到桌边，站在她父亲旁边，看了我一会儿。
“爸。”她说，“你别说了。”
皇甫翁抬头看她。
“这事不该这么办。”她说，“孔大哥跟我们非亲非故，他昨天晚上还在医院里救人。你把他骗上山，跟他说这些，你让他怎么答。”
她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很稳。
“你要是非遮一个，”她说，“你遮我哥。他有个孩子。”
皇甫翁没说话。
“或者遮松娘。”她说，“她刚生完孩子，孩子不能没娘。”
“那你呢。”皇甫翁说。
“我一百二十岁。”她说，“我活够了。”
那一瞬间，我看见她父亲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攥得很紧，指节都白了。他很快就松开了。
他说：“你是我的女儿。”
“我知道。”她说。
她说完这句话，转过身来看着我。
“孔大哥。”她说，“我送你下山。”
我坐着没动。
我在想一件事：我从医五年，救过多少人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每一个没救回来的。有一个十九岁的男孩，骑摩托车撞在护栏上，送来的时候还有意识，抓着我的手说医生我不想死。我按了他胸口四十分钟，按断了他三根肋骨，最后监护仪上那条线还是平了。那天我在值班室坐到天亮，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早十分钟，他是不是就能活。
我没有答案。可这个问题一直在那儿。
“我留下。”我说。
娇娜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东西。
“孔大哥，你听清楚了吗。”她说，“你会受很重的伤。”
“我听清楚了。”
“你不欠我们的。”
“我知道。”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她低下头，很轻地说了一句：“谢谢。”
那天下午我在西厢房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屋里点着一盏油灯，灯芯剪得很短，火苗很小。我坐起来，看见桌上放着一个东西。
是一个很小的木盒，两寸见方，木头是紫檀的，摸上去很凉。我把盒盖打开。里面是一颗丸子。
红色的，半透明，比樱桃大一点。它不是珠子，放在手心里是软的，有一点弹性，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里面有光在走，很慢，像水在流。
娇娜站在门口。
“这是我炼的。”她说，“一百二十年，就炼出这一颗。”
“这是什么。”
“我们叫它红丸。”她说，“我外公留下的方子，用山上七种东西，加上自己的精血，一天一天养。养到成，它就有了自己的气。”
“它能干什么。”
“能续命。”她说，“人受了重伤，只要心还在跳，把这颗丸按在心口上，它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我外公当年用过一次，救了一个从悬崖上摔下来的樵夫。”
我把木盒推回去。
“这个我不能要。”
“你必须拿着。”她说，“你要是被雷劈了，我不一定来得及。”
“那你呢。”我问，“你把这东西给我，你自己怎么办。”
她站在门口，没有立刻回答。油灯的火苗晃了一下，她的影子在墙上跟着晃，那个影子比人大，也比人长，肩上有两块凸起。
“我们跟人不一样。”她说，“人的命在血里，我们的命在这颗丸里。”
“你把命给了我。”
“我给了你一颗丸。”她说。
“娇娜。”我说，“你父亲知道吗。”
她摇头。
“他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给。”
她抬起头，看着我。
“因为你答应留下来。”她说，“这世上答应留下来的人不多。”
她说完就走了。门在她身后合上，很轻。我坐在床沿上，手里捧着那个木盒。盒子是凉的，那颗丸是温的，贴在掌心像一个小小的心跳。
我把它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扣好扣子，然后躺下。那一夜我睡得很沉，一个梦都没有。
4 松娘
【钩子】第二天早上我在院子里碰见她嫂子。她刚喂完孩子，衣襟还敞着，看见我也不避，只说了一句话：那颗丸你要是收了，她这辈子就完了。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知道，你只是装作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天还没亮透。
院子里的雪被扫成两堆，堆在墙根下。松娘坐在廊下的矮凳上，怀里抱着孩子。孩子裹在一件很旧的棉袄里，只露出半个脑袋，头发很黑，很密。
她看见我，点了下头，没起身。
“孔医生。”她说，“早饭在灶上，粥，还有两个鸡蛋。”
我说谢谢。我去灶屋端了粥出来，坐在她对面。粥很稠，是小米的，里面放了红枣。鸡蛋是土鸡蛋，蛋黄很黄。
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她一只手托着孩子的头，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勺，慢慢地喂自己喝粥。
“你是哪里人。”我问。
“山下的。”她说，“台州城里。”
“那你怎么会在这儿。”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跟娇娜不一样，娇娜的眼睛是凉的，她的眼睛里有东西。
“我小时候被我爹卖了。”她说，“那年我四岁，卖了两百块钱。买我的人贩子把我带到天台，走到半路，在一座庙里歇脚。那天晚上下大雨，山路塌了，人贩子走了，把我扔在庙里。”
“后来呢。”
“后来皇甫山路过。”她说，“他那时候八十多岁，看着像个二十的小伙子。他把我抱回来，我爸给我治了半个月的病。”
“你就留下了。”
“我没别的地方去。”她说，“十七岁那年，我跟他成亲。”
她说话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事。孩子在她怀里动了一下，她低头看了看，把棉袄的边缘往上拉了拉。我端着碗，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
“松娘，我问你一件事。”
“你问。”
“昨天你说的那颗丸，我不能收。”
她把碗放下。
“为什么。”
“你说收了它，她就完了。”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从哪儿听来的。”
“我自己想的。”我说，“她把命给我，她就没有了。”
她把孩子往上托了托，站起来。她走到廊下，站在那儿看院子里的雪。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
“我跟你说明白。”她说，“我们跟人不一样。人的命在血里，血没了就死了。我们的命在那颗丸里。那颗丸，是拿我们自己的精血一天一天养的。”
“养多久。”
“一百二十年。”她说，“她十五岁开始养，一天没断过。”
我坐在那儿，手里的粥已经凉了。
“她把丸给了你。”松娘说，“她就变不回去了。”
“变不回去是什么意思。”
“她本来可以一直是人的样子。”松娘说，“有丸在，她的气是圆的，能收得住。丸一走，气就散了，散到最后，就是个狐狸的样子。说话也不会了，走路也不会了，什么都不记得。”
“要多久。”
“看人。”她说，“她哥当年把丸借给过一个病人，三天。三天以后收回来，缓了半年。”
“三天都要缓半年。”
“你说呢。”
我把碗放在地上，手心里全是汗。
“她什么时候给我的。”
“昨天晚上。”松娘说，“我看见她屋里灯灭了以后出来，去了西厢房。”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像是想起什么，然后接着说：“她要是把丸拿走，雷劫那天她自己就撑不住。雷下来的时候她连躲都躲不了。”
我坐在矮凳上，忽然觉得这个院子很小。
“那你为什么不拦着她。”
松娘看着我，脸上有一个很奇怪的表情，不像是生气。
“我拦过。”她说，“我跟她说，这丸给了人，你就废了。她说她知道。”
“她为什么还要给。”
“她说，”松娘顿了一下，“她说这个人答应留下来。”
院子里的雪在化，屋檐上开始滴水，一滴一滴砸在石头台阶上。我低下头，两只手撑在膝盖上。
“还有一件事。”松娘说，“你得听着。”
我抬起头。
“遮这个事，除了无求，还有个忌讳。”
“什么忌讳。”
“不能让那家人喜欢你。”她说，“也不能你喜欢那家人。”
“为什么。”
“气是连着的。”她说，“你站在院子里，替她遮。你的气要稳，要跟她连得上，又不能乱。你要是心里有她，你的气就跟着她的气一起走，一走就散，一散就遮不住。”
我没说话。
“昨天晚上你看她的眼神。”松娘说，“我看见了。”
“我没有。”
“你有。”她说，“你看她的时候，眼睛是直的。你替人看病的时候，眼睛不是那样。”
我坐在那儿，没再反驳。反驳没意义，她看得比我自己清楚。
“所以你听着。”松娘说，“从今天到月底，你别跟她单独待着。你别跟她说话，别看她，别吃她做的东西。你要是实在忍不住，你就下山。”
“我下山了，谁遮。”
“我。”她说。
我抬起头。
“你刚生完孩子。”
“我知道。”她说，“我生完孩子第四天就下地做饭。我不怕。”
“那你孩子呢。”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男人会带。”
从西厢房出来的时候经过东屋，门虚掩着，我往里看了一眼。
皇甫山躺在炕上，左腿架在一个枕头上，腿上的石膏还没有上，用两块木板夹着，缠了布条。他醒着，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在削一根木头。
“孔医生。”他叫住我，“进来坐会儿。”
我进去了。屋里有一股奶味和药味。炕边的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盆，盆里泡着纱布。
“疼吗。”我问。
“疼。”他说，“夜里疼得睡不着。”
“你该在医院待着。”
“我知道。”他说，“可我要是不上来，我爸会自己去找人。”
他把手里那根木头转了半圈，看了看，又削了一刀。
“孔医生，我问你一件事。”他说，“你昨晚听我爸说完，为什么没走。”
“说不清。”
“我猜猜。”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要是走了，这事就没人管了。”
我没说话。
“我妹妹跟我讲过一件事。”他说，“她说山下有一种人，见不得别人疼，一看见就想去帮，帮不上还难受。她说这种人身上有药味。”
“我身上有药味。”
“有。”他说，“我一进急诊室就闻见了。”
他笑了一下，笑完咳嗽了两声。
“我这条腿，说实话我不想治了。”他说，“治好了也没用。那天我要是活着，我带着孩子跑。我要是死了，我就当没来过。”
“别说这种话。”
“我说的是实话。”他说，“我爸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吃东西。他三百岁了，这是他最后一次雷劫。他嘴上说遮娇娜，其实他心里清楚，他自己是撑不过去的。”
他低着头，把刀收起来，放在桌上。
“孔医生，我求你一件事。”
“你说。”
“不管到时候怎么样，你把我妹妹带下山。”他说，“她能从这儿出去，就行。”
那天上午我一个人去了后山。
后山是一片杂木林，树不粗，长得密。雪没化，踩上去陷到小腿。我沿着一条兽道往上爬，爬了半个钟头，爬到一处石头平台上。
从那儿能看见山下。台州城在那片雾底下，楼一栋一栋，很密，很高的那些是新建的。再远一点，能看到一条灰白的带子，那是灵江。
我在石头上坐下，掏出手机。没有信号。我把手机收起来，从口袋里摸出那个木盒。
盒盖打开，那颗丸躺在里面。它不是死的。它在动，很慢，像呼吸。里面的光随着它动，一明一暗。我看着它，看了很久。
我从医五年，学的是怎么把人救回来。教科书上写的都是方法：止血、通气、除颤、补液。这些方法管用，因为它们有道理。
可眼前这个盒子里的东西没有道理。它不该存在。它存在，就说明我从小学到大的那套东西，只是这世界的一小块。
我坐在石头上，忽然想起主任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孔默，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想救所有人。我说这有错吗。他说没错，但你得先想清楚，你救不了的那个，你打算怎么办。
我那时候没答上来。现在我也答不上来。中午我回宅子，从后门进去，直接回了西厢房。我把木盒放在枕头底下，躺下，闭上眼睛。
我告诉自己：从今天起，把她当成一个病人。一个需要遮的病人。别的不想。我躺了一个下午，没睡着。傍晚的时候有人敲门。敲了三下，很轻。
我没应。门外站了一会儿，然后有脚步声走开了。接下来的几天，我照松娘说的做。
我不去堂屋，饭在自己屋里吃，吃完把碗放在门口。我白天跟着皇甫翁在院子里干活，晚上早早点灯，关窗。
皇甫翁在为雷劫做准备。他从库房里搬出七根木桩，让我帮他在院子里打下去，位置是他用脚步量出来的，一个圈，把堂屋围在中间。木桩打下去一人多深，露出地面三尺。他又拿朱砂在木桩顶上画符，画完用红布包起来。
我问他这些管什么用。
“挡不住雷。”他说，“挡一挡风。雷下来之前风最大，屋子先被风拆了，人就没处躲。”
那七根桩我们打了整整两天。
第三天早上，我开门，门槛上放着一碗面。
白瓷碗，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撒了葱花，汤是清的，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油。碗还是热的。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我把碗端进屋，放在桌上，看了半个钟头，最后端出去，倒进了院子角落的泔水桶。
第二天早上，门口又有一碗。
这次是馄饨，皮很薄，能看见里面的馅。我照样倒了。
第三天早上，门口什么都没有。
那天我在院子里劈柴，她从廊下走过去，从我身后两米的地方。我没有回头。她的脚步声很轻，走到台阶那儿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走了。
我劈完那一堆柴，坐在柴垛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坐了很久。那天晚上我没吃饭。夜里饿醒了，起来喝水，从窗缝里看见院子里有个人。
是娇娜。她站在院子中间，抬着头看天。天上没有月亮，只有云。她站了很久。我站在窗后，也站了很久。我没有出去。
5 那只眼睛
【钩子】天眼睁开的时候，我才知道“看”这个字有多重。它没有瞳孔，没有眼白，就是一片金色，从云里压下来，把整座山照得比白天还亮。它先看的是我，然后转向她。我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完了，气乱了。
雷劫提前了三天。
那天下午三点多，天忽然暗下来。不是阴天那种暗，是天色从灰变成黄，再黄变成一种脏兮兮的紫。院子里的鸡不叫了，一群一群挤在墙根下，头埋在翅膀里。
皇甫翁从屋里出来，站在院子中间抬头看天，看了有一分钟。
“今晚。”他说。
松娘抱着孩子站在廊下，脸一下就白了。
“不是说还有三天。”
“它不等。”皇甫翁说，“它要下来了。”
那之后的两个钟头，整个宅子像被人从里面翻了一遍。
皇甫翁把堂屋的神龛搬开，露出后面一个洞口，洞口只有半人高，往下是石阶。他让我帮着把米、水、被子、灯油一筐一筐往里搬。松娘把孩子裹在一床厚被子里，被子里还塞了一个铜盆，说怕孩子哭。
皇甫山拄着一根木棍，一条腿跳着走，把西厢房的门一扇一扇卸下来，说门板能挡一挡。天黑得很快。五点多的时候，屋里已经要点灯了。
皇甫翁把我叫到堂屋。
“孔医生。”他说，“有几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
“你说。”
“一会儿你站在院子中间那个圈里。”他说，“脚不要动。不管看见什么，听见什么，脚不要动。”
“为什么。”
“脚一动，气就断。”他说，“气一断，遮不住，它就直接看她。”
“那我能做什么。”
“什么都别做。”他说，“站着，想着别的事。想什么都行，就是别想她。”
我点头。
“还有一件事。”他说，“雷落下来之前，天上会有一只眼。那眼睛看你的时候，你会听见声音。那声音不是说话，你听不懂，可你会知道它在问什么。”
“它问什么。”
“它问，你是哪一路的。”皇甫翁说，“你得答。你答不上来，它就往里看。”
“我怎么答。”
“你说你是人。”他说，“就这三个字。”
七点多的时候，皇甫翁带着他们往山洞去。
洞口在堂屋后面，要掀开神龛才能看见。皇甫山一条腿跳着，扶着墙，松娘抱着孩子跟在后面。孩子在睡觉，脸上盖着一块布，挡灰。
走到洞口，松娘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孔医生。”她说，“你要是活着，就下来找我们。”
“好。”
皇甫山也回过头。他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只是用力点了一下头。皇甫翁最后一个进去。他站在洞口，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院子里那个圈。
“孔医生。”他说，“我一百二十岁那年，也站过这个圈。”
“那时候谁替你遮的。”
“没人。”他说，“我是自己扛过来的。扛完在床上躺了四十年，才把气养回来。”
他伸出手，在我肩膀上按了一下，很重。
“你比我那时候年轻。”他说，“你会活下来。”
洞口合上了。石头压上去，闷闷的一声。院子里就剩我一个人，还有那个圈。那天晚上八点多，风起来了。
风一起就不是正常的刮法。它是从四面同时往中间压，把院里的雪卷成一个一个漩涡，转着往上走。两棵松树被吹得直响，那种响声不是树叶的沙沙，是树干在扭，木头纤维一根一根绷到极限。
八点半的时候，娇娜来了。她从堂屋出来，手里拿着一件棉袄，走到我面前，把棉袄披在我身上。
“你穿着。”她说。
“你自己穿。”
“我不怕冷。”她说，“你怕。”
我没有推。我站在那里，让她把棉袄给我披上，又把领子翻好。她的手碰到我的下巴，很快就收回去了。
“孔大哥。”她说，“我跟你说一句话。”
“你说。”
“那天早上的面，你倒了。”她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倒。”
我看着她。
“松娘跟你说了。”她说，“我知道。”
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抬手拨开。
“可我还是想跟你说。”她说，“你把那条命留着。留着回家，留着上班，留着你以后遇见别的人。”
“别说这种话。”
“我说的是真的。”她说，“我在这山上待了一百二十年。这一百二十年里，我最开心的是这几天。你别把这条命扔在这儿，不然我这几天的开心，就白开心了。”
她说完，退后一步，看着我。我有很多话想说。我想说，这几天我也开心。我想说，等我下山，我带你去吃火锅。我想说，我不管你是人是狐。
可我一句都没说。因为我知道，我要是说了，气就散了。我这辈子最不会做的事，就是明明有话，硬咽回去。九点半，第一道雷。
它没有从远处滚过来，它就在头顶上炸开，一瞬间整个院子白得看不见东西。我眼睛花了大概三秒，等我看清的时候，院子东边那棵松树已经烧起来了，从树冠一直烧到树根，火是白的，不是黄的。
皇甫翁在喊什么，我听不见，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声音。他冲我挥手，让我站到圈里去。我走进去。七根木桩围着我，桩顶的红布被风吹得笔直。
我站在那儿，两只脚分开，膝盖微微弯着，两只手垂在身侧。我开始想别的事。
我想的是手术。想的是开腹的时候怎么避开血管，想的是缝合的时候针距要匀。我想上个月做的那台胆囊，想那个病人术后第三天就能下床。我想食堂的早饭，想那碗豆腐脑是咸的还是甜的。我想我妈住的那套老房子，阳台上的花该浇水了。
我什么都想了。然后我听见了她的声音。
她在堂屋门口，隔着一个院子，喊了一声：“孔大哥。”
我没回头。她又喊了一声。我告诉自己别回头，脚别动。可我脑子里那幅画面已经出来了：她站在门槛上，白裙子，头发被风吹起来。气乱了。
我感觉到它乱的时候，是很具体的一件事。我的胸口忽然一凉，然后那凉往下走，走到胃那儿，停了一下，又往上冲。我整个人开始发抖，不是冷，是里面在抖。
天上的云开了。
云是从中间裂开的，像有人用手撕。裂开的地方不是黑的，是亮的，那个亮度我没办法形容，它不刺眼，可它把整座山照得没有影子。
一只眼睛在那里面。
它没有眼白，也没有瞳孔，就是一片金色，中间有一道竖着的深色的东西，像猫的眼睛被放大了一百倍。它往下看，慢慢的，像在找东西。
它先看的是我。
那一下，我听见了声音。不是从耳朵进来的，是从骨头里传进来的。它在响，一下一下，很低，像有人在敲一口很大的钟。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那个念头不是我的：这是哪一路的。
我张开嘴。
我知道我该说“我是人”。三个字，很简单。
可我说不出来。我的舌头是硬的，嘴唇是麻的，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那个声音又问了一遍。
我用尽力气，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我是——”
眼睛动了。它从我身上移开，往下，往左，落在堂屋门口。我顺着它的方向转过头。娇娜站在门槛上。
她穿着一身白裙子，头发被风吹得全散开了，两只手抓着门框。她的脸在那种光底下几乎是透明的，我能看见她脖子上的血管，一条一条，蓝的。
那只眼睛看着她。我听见那个声音变了。它不再是敲钟，它变成了一种很低的笑，笑里面没有情绪，像石头滚下山坡。然后我听见了两个字。
“妖孽。”
我不知道那两个字是从哪儿来的，可能是我的脑子自己翻译的，也可能它就是这么说的。娇娜的膝盖软了一下。我动了。
我忘了皇甫翁说的，脚一动气就断。我冲出那个圈，三步跨过院子，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她的手是凉的，凉得像冰。
抓住的那一瞬间，我胸口那股乱走的气，忽然定住了。不是平了，是定住了，像一根被拉紧的绳子忽然找到了另一头。
我明白了：遮这个东西，不是站在那儿不动就能遮的。它得连着。两个气连着，才能遮住一个。
皇甫翁不知道这件事。他三百年都没弄明白这件事。天上那道竖着的东西缩了一下。然后雷下来了。
我这辈子见过一次雷击。那是实习的时候，一个在田里干活的男人被雷打到，送来的时候衣服烧了一半，人还有气，胸前有一块树枝状的红色痕，从肩膀一直延伸到腹部。我们叫它雷击纹。那个人最后活下来了，出院的时候自己走出去的。
那道雷打下来的时候，我先感觉到的不是疼。是光。
整个院子、房子、树、人，全变成了白色。白到没有轮廓。然后是一种从里往外的胀，像有人往我身体里打气，一直打，打到皮要裂开。
我把娇娜推了出去。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没有想。我就是看见那道白光下来，两只手一使劲，把她往左边推了一丈多远，推到了墙根底下。
然后我背上一沉。不是雷打在背上，是屋顶。整个屋顶塌下来了。
我最后看见的东西，是院子中间那七根木桩，一根一根被拔起来，飞在半空，红布烧成了火。还有娇娜的脸。
她趴在墙根下，抬着头看我，嘴里在喊什么。她的脸上没有害怕，只有一种很急很急的东西。我张嘴想跟她说话，嘴一张，血就出来了。
然后我看见她从地上爬起来，往我这边跑。天上第二道雷下来了。
那道光把整个院子照白了。我看见她在白光里跑，白裙子被风吹得贴在身上，跑得很快，一步跨两步。
她跑到我面前，跪下来，两只手按在我胸口。她的手很凉，凉得很舒服。
我听见她说话。她说：“孔大哥，你听着。”
“你别睡。”
“你把这个按着。”
我感觉有个东西被塞进我手里，软的，温的，在动。是那颗丸。我想推回去，可是我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了。
她把我的手按在我心口上，用两只手压着，压得很紧。
“你按着。”她说，“不管怎么样，你按着。”
第三道雷下来了。
我听见一声响，那声响不在天上，在我身边。然后是一阵很长的黑。
黑里面没有声音，没有光，也没有疼。我在那里面待了很久，久到我以为这就是结束了。
后来有一点点声音进来。是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挖土，铁锹一下一下，土落在地上。再后来有风。
我睁开眼，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是天。天是灰的，下着很小的雨。
我躺在一个坑里。身上压着木头、瓦片、泥。我的右手还按在胸口上，手指是僵的。我把手挪开，摸了一下心口。那儿什么都没有。
那颗丸不在了。它不在我手里，不在我衣服里。可是我胸口那个位置是热的，热得像有一小块炭在里面烧。
我试着动了一下腿。能动。我用手撑着坐起来，土从身上滑下去。四周全是平的。不是房子塌了，是整座山塌了。
我认识的那两棵松树没有了，院子没有了，堂屋没有了。我躺的地方原来应该在院子中间，现在是一片黄泥和碎木头，往上看能看见天，往下看能看见几十米外的一条沟，沟里全是石头。
我坐在那儿，喊了一声。
“娇娜。”
我的声音在雨里很小。
“娇娜。”
没有人应。我爬起来，在废墟里走。走了几步就摔了一跤，膝盖磕在一块石头上。我爬起来接着走。我在一根断掉的房梁底下，看见了一只手。
很小，很白，五指张开，插在泥里。我跪下去，两只手刨。泥很软，一刨就开。我刨到手腕，刨到小臂，一直刨到肩膀。那是一只狐狸。
白色的，很瘦，身上全是泥，左后腿断了一个奇怪的角度。它闭着眼睛，鼻子在动。它活着。
我把它从泥里抱出来，抱在怀里。它很轻，轻得不像一个活物。我抱着它，在雨里坐了很久。后来它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是浅褐色的。
6 六点开门
【钩子】三年后的一个早上，我六点开门，看见门口台阶上蹲着一只白狐狸。它听见门响，抬起头看我，尾巴在地上扫了一下。我说娇娜。它没有反应。它站起来，走进诊所，跳上那张旧诊床，趴下来，看着我。
我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是第三天下午。
台州市人民医院，六楼，胸外科。我认得那间病房，因为我实习的时候在那儿转过。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细长的裂纹，从灯那儿一直延伸到窗边。
我身上插着两根管子，一根胸引，一根尿管，左手上打着点滴。肋骨断了两根，左肺挫伤，脑震荡，全身大大小小十几处挫裂伤。
主任坐在床边削苹果。他削苹果的手艺很好，皮能削成一整条不断。
“醒了。”他说。
我张嘴，喉咙干得像塞了沙子。
“别急着说话。”他把苹果切成块，放在一个碗里，“你在山上被埋了两天。搜救队第三天上午才找到你。那一片全塌了，土方有十几万方，他们说是雷击引起的山体滑坡。”
“有没有……别人。”
“没有。”他说，“就你一个。”
“他们搜了多久。”
“五天。”他说，“后来雨下大了，撤了。”
我闭上眼睛。
“孔默。”主任把碗放在床头柜上，“你怎么会在那儿。”
“我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就先别说。”他站起来，“你先活过来。”
那天晚上护士来换药，我让她把我扶起来坐一会儿。她把我扶起来，在后面垫了两个枕头。我低头看自己的胸口。那儿有一个痕。
不是雷击纹那种树枝状的红痕，是一个圆，直径大概五厘米，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一点，摸上去是温的。我按了一下，不疼。
“这是什么。”我问护士。
“不知道。”她说，“入院的时候就有一块，医生说是烫伤，可看着不像。”
第二天做了胸片。放射科的医生把片子调出来看了很久，又叫了主任过去。两个人站在阅片灯前面，小声说了几句。
后来主任把片子拿到我床边。
“你看这儿。”他用笔尖点着片子上一个位置。
在心影的右缘，有一个很圆的东西，边界很清楚，密度和骨头差不多，但不如骨头白。
“这是什么。”
“不知道。”他说，“CT也做了，是个球形的东西，里面是空的，壁上有一点钙化。位置在右心室前面，贴着心包。”
“要手术吗。”
“暂时不用。”他说，“它没压着任何东西，也没影响心功能。我们打算先观察。”
“它会不会长。”
“不知道。”他说，“这个东西我在临床上没见过。”
三个月后复查，那个东西小了。半年后复查，没有了。出院是那年三月。我在家躺了两个月，能下地以后，第一件事是去了一趟天台山。
景区关了一半，石梁那边拉了警戒线。我在山脚下站着，抬头看。那片山跟三个月前完全不一样了，绿色的部分没了，露出一大片黄褐色的土石，中间有一条很宽的沟，从半山腰一直拉到山脚。
我在那条沟底下站了半个钟头。什么都没有。没有瓦片，没有木头，没有砖。十几万方土压下来，什么都没剩下。五月我递了辞职报告。
主任看了三遍，把报告放下。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你今年二十九。”他说，“你手里的技术，再干五年就是科里的骨干。你现在走，以后想回来就难了。”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
“我救不了一个人。”我说，“我想换个地方，从头学。”
主任看了我很久。最后他在报告上签了字。
“你别把这事想成你的错。”他说，“那不是你的错。”
我点头。可我心里清楚，那不是错不错的问题。八月，我在天台山脚下开了一家诊所。
地方在景区往南三公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两间门面，前面看病，后面住人。招牌是我自己写的，白底黑字：山前诊所。
诊所很小。一张诊床，一个药柜，一台血压计，一台血糖仪，一台便携心电图机。能做的事很有限：处理外伤、输液、量血压、看感冒发烧、给村里的老人开慢性病的药。稍微重一点的，我写个条子让他们去县医院。
村里人一开始不太来。一个从市里大医院出来的医生，跑到山脚下开诊所，这事怎么看都透着古怪。头一个月我看了七个病人，其中四个是来问路的。
第二个月，有个老太太半夜肚子疼，她儿子背着她来敲我的门。我摸了肚子，压痛在右下腹，反跳痛阳性。我让他马上送县医院，阑尾炎，可能已经化脓了。
第二天她儿子回来，拎着一只鸡，说手术做完了，医生说是化脓性阑尾炎，再晚半天就穿孔了。
从那以后，来的人就多了。日子就这么过。我早上六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中午自己煮一碗面，有时候加个蛋。
村里人对我很好奇。有个王大娘，七十多岁，天天来量血压，量完就坐着跟我说话。她问过我三回，为什么从大医院跑到这儿来。我每回都说，山里空气好。
她说，你这个人，心里有事。
第一年冬天，护林员老陈来我这儿看腿。
他六十二岁，腿上有静脉曲张，站久了会胀。我给他开了点药，让他穿弹力袜。他坐在诊床上穿袜子，一边穿一边跟我说闲话。
“孔医生，你信不信这山上有东西。”
“什么东西。”
“狐狸。”他说，“我巡了三十年林，这山上的狐狸我见多了，都是灰的黄的，小的很。今年开春以后，我在后山那边看见一只白的。”
我手上的笔停了一下。
“白的？”
“全白。”他说，“个头不小，比一般的狐狸大一圈。眼睛是红的，不是那种野物的红，是……怎么说呢，是浅的，像茶水那种颜色。”
“在哪儿看见的。”
“就在塌方那片。”他说，“那片现在长满草了，它蹲在草里，一动不动，看着山下。”
“看了多久。”
“我看它看了半个钟头。”他说，“它没发现我。后来我往前走了一步，踩断了一根树枝，它才回头看了我一眼，走了。”
“走了？”
“走了。”他说，“走得不快，一瘸一拐的。”
我把笔放下。
“老陈。”我说，“下回你要是再看见，你给我打个电话。”
“行。”他说，“你也信这个？”
“我不信。”我说，“我就是想看看。”
第二天我上了山。
塌方那片现在是缓坡，草长到膝盖，中间零星有几棵小树。我在那片坡上走了一个下午，从东头走到西头，什么都没看见。
我在草里坐下来，坐到天黑。
“娇娜。”我说。
风从沟底往上刮，草一片一片倒下去。
“娇娜。”
没有人应。也没有狐狸。我坐在那儿，一直坐到看不见路，才摸黑下山。从那以后我每个礼拜上一次山。
有时候带着馒头，有时候带着一瓶水。我坐在那片草坡上，跟她说话。我说诊所今天来了几个病人，说王大娘的血压降下来了，说老陈的腿好点了，说村里修了水泥路，说我在山下买了个冰箱。
我说这些的时候，风一直在刮。
第二年春天，草坡上开了一片小黄花。我不知道那叫什么花，村里人叫它婆婆丁。
我坐在花里，跟她说了半天话。我说，我三十一了。我妈上个月来了一趟，住了三天，走的时候哭了。她说她不是催我，她就是怕我一个人。
我说，我跟她说我心里有人。我说，她问我是哪儿的，我说山上的。我说，她以为我疯了。
说到这儿我笑了一下。笑完我把脸埋在膝盖上，坐了很久。
第三年秋天，事情有了变化。
那天早上下了点雨，我起得比平时晚，六点十几分才去开门。卷帘门拉到一半，我看见门口台阶上有个东西。一只狐狸。
白色的，趴在那儿，身上湿了，毛贴在骨头上，看着比实际瘦小。它听见门响，抬起头。那双眼睛是浅褐色的，像放淡了的茶。
我站在门口，手还扶着卷帘门，一动不动。它看着我，尾巴在地上轻轻扫了一下。
“娇娜。”我说。
它没有反应。它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我这才看见它的左后腿是瘸的，走起来一颠一颠。
它从我腿边走过去，走进诊所，跳上那张诊床，转了两圈，趴下来。它就那么看着我。我走过去，站在诊床边上。它没有躲。
我伸手，摸了一下它的头。毛是湿的，凉的。它没有动，只是把眼睛闭了一下。我在诊床边蹲下来，蹲了很久。从那天起，它每天早上来。
六点，我开门，它已经在门口。有时候蹲在台阶上，有时候趴在门槛上。进来以后直接上诊床，趴着，看我给人看病。
村里人很快就知道了。王大娘第一次看见它，吓得往后退了两步，说这东西邪性。我说它是我养的。她说你什么时候养的。我说很久了。
老陈来看腿的时候，看见它，愣了半天。
“就是这只。”他说。
“嗯。”
“它怎么在你这儿。”
“它自己来的。”
老陈看了我一会儿，没再问。它不叫。我从来没见过它叫。有时候村里别的狗冲着它吠，它也不理，就是抬起头看一眼。
我给它治过腿。那条断过的左后腿，骨头长歪了，接不回去了，走起来一直瘸。我给它拍过片子，片子上能看见旧的骨折线，愈合得很差，中间有骨痂，但错位。
我给它开了消炎药，拌在饭里。它吃。
它晚上走。天黑了就从诊床上跳下来，从门缝里出去，往山上走。我跟着看过一次，它走到村口就停住，回头看我，我就站住了。它看了我一会儿，继续往前走了。
后来我就不跟了。去年冬天有一件事。那天夜里下了大雪，第二天早上我开门，门口没有它。我站在门口等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钟头。
雪还在下，路上没有人，连脚印都被盖住了。我关了门，上山。
雪没到小腿，走一步陷一步。我走了四十分钟，走到那片草坡。草都倒了，压在新雪底下，什么都看不见。我在坡上喊。
“娇娜。”
雪把声音吃掉了。我在那儿找到中午，什么都没找到。下午我回诊所，把门开着，坐在诊床边上。天黑了，它没来。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开门。
门口台阶上有一串脚印。狐狸的，从村口那边过来，一直通到门口，然后就没有了。台阶上没有它。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回屋，把炉子生上，烧了一壶水。六点二十的时候，门口有动静。我抬头。
它站在门口，身上是干的，毛很顺。它看了我一眼，走进来，跳上诊床，趴下。我坐在对面，看着它。
“你昨天去哪儿了。”我问。
它把眼睛闭上。
今年三月，我在诊所后面那块空地上种了两棵松树。树苗是从山下买的，一米多高，根上带着土球。我挖了两个坑，一个坑里放了一把从山上带下来的土。
种完我浇了水，坐在门槛上看那两棵树。它趴在诊床上，从窗户里看着我。我说，这两棵树长大了，得几十年。它没动。
我说，几十年以后我就老了。它还是没动。我说，那时候你要还在，就别再往山上跑了，就在这儿待着。
它从诊床上跳下来，走到门口，在我旁边趴下。我把手放在它背上。它的毛是温的。
外面天已经亮了，村子里有人在扫地，扫帚刮在水泥地上，一下一下。远处有狗叫。我看着前面那条路。路上没有人。每天早上六点，我开门。
孔生雪笠，圣裔也。为人蕴藉，工诗。有执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适卒，落拓不得归。寓菩陀寺，佣为寺僧抄录。寺西百余步，有单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讼萧条，眷口寡，移而乡居，宅遂旷焉。一日，大雪，偶过其门，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见生，趋与为礼，略致慰问，即屈降临。生爱悦之，慨然从入。屋宇都不甚广，处处悉悬锦幕，壁上多古人书画。
《聊斋志异·娇娜》（卷一）
【作者评语】
《娇娜》在《聊斋》里是个异数。
别的篇目，狐女总要跟书生有个结果：要么成亲，要么生子，要么赠金。娇娜没有。她救了孔雪笠一条命，孔雪笠娶了她表姐松娘，她嫁了别人，两家此后往来如亲戚。蒲松龄在篇末自己说了一句“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把话说得很明白：他要写的不是爱情，是一种比爱情更罕见的关系。
我这一版把这个关系改成了单向的。
原著里红丸是能还的：娇娜用完收回去，两人各过各的日子。我把这个设定改死了——丸是她的命，给出去了就收不回。这样她救他这件事才有重量。一个能还的东西，救人不算代价；一个还不回来的东西，才算。
雷劫那一段我也改了规则。原著是孔生仗剑立在门口，被雷击倒，娇娜用丸救活。我加了一条：遮的人心里不能有求，一有求气就乱。这条规则是专门为他设的——他要是干干净净来救人，什么事都没有；可他偏偏在山上动了心。他动心的那一刻，遮就失效了。所以后面那场雷，不是天降的灾，是他自己招来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让娇娜最后变回人。她变回来，这个故事就成了一个有惊无险的童话。她变不回来，这个故事才是《聊斋》——你得到了什么，就一定失去了什么。
至于结尾那只狐狸到底是不是她，我没写清楚。她要是还认得他，这个故事太甜；她要是完全忘了，又太冷。我选的是第三种：她每天来，坐在那儿，看着他。是不是记得，不重要了。
———— 夏洛特的水晶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