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娘一辈子只认得三百个字。
她用这三百个字，替全村人写了二十七年信。
一千六百多封。
没有一封是真的。
我到家那天是七月十四，下午四点。
院墙还是那堵土墙，墙头塌了一块，用玉米秆挡着。
院门开着，猪在墙根底下拱土。
我推开门。
她坐在桌子前，背对着我。
桌上点着煤油灯。天还没黑，她就把灯点上了。
「娘。」
她回过头。
「回来了。」
「你怎么白天点灯。」
「看得清。」
「费油。」
「一斤油三毛六，能点一个月。」
她把灯芯拨了拨。
火苗跳了一下，屋里亮了些。
我看见她的手。
那双手我三年没见了。
手背上全是裂口，一道一道的，像干裂的地。
指头关节肿着，比平常人的粗一圈。
她握笔的时候，用的是食指和中指夹着，像夹筷子。
我在师范念了三年。
三年里，我给她写过十二封信。
她一封没回。
我在信里问她，为什么不回。
她后来托人带话，说她不识几个字，写不好。
我说，你就写"家里都好"。
她真的就写这四个字。
十二封信，她回了三封。
三封都是这四个字。
「家里都好。」
我当时觉得，她这个人，木。
现在想起来，那四个字，是她会的全部。
我走过去，看见桌上摊着一张信纸。
她手里捏着一支钢笔。
那支笔我认得，是我爹留下的，笔杆上裂了一道缝，用线缠着。
「写信呢。」
「嗯。」
「给谁。」
「你四叔。」
我四叔在新疆，十年没回来了。
「他说什么了。」
「说今年可能回来一趟。」
「那挺好啊。」
她没接话。
她把笔尖在纸上按了一下，没出水。
又按了一下。
「笔不下水了。」
「我看看。」
她把笔递给我。
我拧开，看了看笔尖，说：「堵了，得洗。」
「那你洗洗。」
我端着笔出去，在院里压了一瓢水，把笔尖泡上。
回来的时候，她还在看那张纸。
看了很久。
「娘。」
「嗯。」
「你怎么不写。」
「我在想。」
「想什么。」
「想你四叔爱听什么话。」
我把笔递给她。
她接过去，在纸上画了三个字。
画得很慢。
一笔一笔，像在描。
我凑过去看。
「家中安好。」
字歪歪扭扭的，横不平，竖不直。
我念了三年师范，见过小学生写字，比这个强。
「娘，你这字。」
「怎么了。」
「你得练练。」
她把纸往旁边一推。
「练什么练，能认就行。」
她说完，低下头，继续画。
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她的手腕很僵，每写一个笔画，都要停一下，像在想下一笔往哪儿走。
她不是在写字。她在画字。
我小时候看她写过，也是这样。
二十多年了，没变过。
第二天早上六点，院门被人敲响了。
我起来开门。
门口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西头的李婶，手里提着一篮子鸡蛋。
一个是村东的赵老四，腋下夹着一包烟叶。
「建国回来了。」李婶说。
「婶。」
她没进屋，就在院里站着。
赵老四也不进来，蹲在墙根底下，把烟叶放在膝盖上。
我回屋，跟我娘说：「门口来人了。」
「知道了。」
她洗了手，擦干，进屋，把桌子上的东西归置了一下。
那支笔，那瓶墨水，那摞信纸。
摆得整整齐齐。
然后她坐到桌子后面。
「让她们进来吧。」
我出去喊了一声。
李婶先进来，把鸡蛋放在桌角。
「嫂子，麻烦你了。」
「放那儿吧。」
李婶不识字。
她说，她就认得「家里都好」这四个字。
她儿子每回念信，念到这四个字，她心里就踏实了。
「给老三写一封。」
「说什么。」
李婶想了想。
「就说，家里都好，让他在外头安心。」
「还有呢。」
「还有。」李婶顿了一下，「他媳妇上个月生了个闺女。」
「好。」
「还有。」她又顿了一下，「他爹的腿，还是那样，阴天下雨就疼。」
「这个写不写。」
李婶想了一会儿。
「不写。」
「为什么不写。」
「写了，他就回来。」
「回来不好吗。」
「回来一趟，路费十二块。他一个月挣三十。」
「他白干一个月，他爹的腿就能好？」
李婶没说话。
「写家里都好。」
我娘点点头，把笔拿起来。
她先在纸上画了一行字。
「老三吾儿。」
然后停住，抬头看李婶。
「他叫什么名。」
「你忘了。」
「我记不住那么多。」
「建国他三哥，叫李建业。」
「建业。」
她低下头，一笔一笔往下画。
画得很慢。
一封信，她画了二十分钟。
画完，她念了一遍。
「老三吾儿，家中一切安好，勿念。你媳妇生了个闺女，母女平安。天冷加衣，注意身体。娘字。」
李婶听完，眼圈红了。
「就这么写。」
「那鸡蛋你拿回去。」
「嫂子，你收着。」
「我不收。」
「你收着。」李婶把篮子往桌上一推，「你不收，我下回不敢来了。」
我娘看了她一眼。
「那你放那儿吧。」
李婶走了。
赵老四进来。
他站在桌子前面，两只手搓着那包烟叶，半天没说话。
「说什么。」我娘问。
「给我儿子写。」
「他在哪儿。」
「县里，劳改。」
屋里静了一下。
「几年。」
「三年。还剩一年零两个月。」
我娘没再问。
她把笔拿起来。
「家中一切安好，勿念。你娘身体好，你爹的腿也好多了。家里的猪下了八个崽，都活了。你安心改造，争取早点回来。天冷加衣。」
她念完，赵老四蹲在地上，哭了。
那天到天黑，桌上摆了十二封信。
那时候寄一封信，快的七天，慢的半个月。
信寄出去，人就开始等。
天天到村口去看。
邮递员骑一辆自行车，一个星期来两趟。
他一来，一群人围上去。
有信的，笑得合不拢嘴。
没信的，站在边上，等下一趟。
我娘不围。
她站在自家门口，远远看着。
有人拿着信走过来，她就问一句：「有我家的没有。」
没有，她就回屋。
有了，她也不看，让人念。
来的人我大多认识，也有不认识的。
我记住的是最后一个。
一个姓孙的女人，四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褂子。
她要给她男人写。
她男人在东北林场。
「写什么。」
「写，让他回来。」
「回来干什么。」
「我病了。」
我娘抬头看她。
「什么病。」
「不知道。肚子疼，疼了半年。」
「去医院看过吗。」
「没有。」
「为什么不去。」
「没钱。」
我娘没说话。
她把笔放下，站起来，进屋。
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布包。
「这里是二十块钱。」
「嫂子。」
「你拿着，明天去县医院。」
「我不能要。」
「你拿着。」我娘说，「这信我不写。」
「为什么不写。」
「你男人回来，路上要十天。你等不了十天。」
那女人站在那儿，眼泪掉下来。
「嫂子，我要是死了呢。」
「你死不了。」
「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死不了。」
我娘把钱塞到她手里。
「明天去。去晚了，我不认你。」
那女人拿着钱，走了。
走到院门口，她回过头。
「嫂子，那信。」
「不写。」
「他要问呢。」
「我来应付。」
我娘把那封信拿起来。
信封上地址已经写好了：黑龙江大兴安岭，某某林业局。
她看了那个地址一眼，把信封撕了。
撕成四条，扔进灶膛。
「娘。」
「留着，我晚上睡不着。」
那女人走了以后，我问我娘。
「你借她多少。」
「二十。」
「她还不还得上。」
「还不上。」
「那你还借。」
「她男人在东北，一年挣三百。」
「三百，她舍不得花一分。」
「她要是死了，那三百给谁。」
我没说话。
「信不写，是让她男人别回来。」
「回来，路上十天，工分没了，路费也没了。」
「她人在医院，他人在路上，两个都耽误。」
「不如不写。」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
「娘。」
「嗯。」
「你不觉得，这样对人不公平吗。」
「什么不公平。」
「他们有权知道真事。」
她把笔放下。
「你说得对。」
「那你为什么。」
「因为我见过。」
「见过什么。」
「见过一个人知道真事以后，活不下去。」
「谁。」
「你三婶。」
「我三婶怎么了。」
「1965 年，你三婶的男人在矿上出事。」
「矿上来了信，说人没了。」
「你三婶看完信，当天晚上就上了吊。」
「幸亏发现得早，救下来了。」
「救下来以后，她怎么样。」
「她疯了。」
「疯了三年，后来跳了井。」
我娘看着我。
「那年你九岁。」
「你不记得了。」
「我记得。」
「你记得什么。」
「我记得，那年村里来了好多人。」
「对。」
「我记得，有人在哭。」
「对。」
「我不知道是谁。」
「是你三婶的娘。」
她把笔拿起来。
「真事，有时候是刀。」
「你递过去，人家接不住。」
她把笔拿起来，继续画她的信。
「你念了书。」她说，「书上说，人要诚实。」
「对。」
「书上没说，人怎么活。」
第二天早上，我背着那十二封信去公社。
走到半路，我停下来了。
路边有个土坡，坡上长着草。
我把信放在坡上，一封一封看。
看到第五封的时候，我停住了。
那是给老周的。
老周是我们村的，1960 年当兵走的，去了新疆。
他娘去年冬天没的。
我娘写的信上写着：
「家中一切安好，勿念。你娘身体硬朗，一顿能吃两个馍。她让我告诉你，别惦记家里。」
我把这封信捏在手里。
捏了很久。
我知道这信不该改。
我娘写了二十七年，一封没改过。
可我一想到老周，在新疆，二十年，每个月去连部问一句有没有他的信。
他一封一封看，看的全是假话。
他娘去年冬天死的，死了快一年。
他还在信上看着他娘一顿能吃两个馍。
太阳很高，草里有虫叫。
我想起师范的老师讲过一句话。
文字的第一要务，是传达真实。
我在笔记本上抄过这句话，还画了个圈。
我在坡上坐了很久。
我想，我做得对不对。
我想，如果我不改，老周会怎么样。
他会继续每个月去连部问信，继续以为他娘活着。
等他退伍回来，看见一座坟。
那座坟，那时候才一年。
他会站在坟前想，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我想，那还不如现在告诉他。
现在告诉他，他还能哭一场。
等他回来才知道，他哭都哭不出来。
我摸出小刀，把那封信的封口挑开。
我从书包里掏出笔。
把那句划了。
在旁边写：
「你娘去年冬天走了。走的时候没受罪。她临走前一直念你的名字。」
写完，我把信折好，装回去。
我站起来。
草上有露水，裤子湿了一片。
我往公社走。
走到公社，天已经大亮。
供销社刚开门，售货员在扫地。
我买了十二张邮票。
八分一张，九毛六。
钱是我在师范省下的伙食费。
我蹲在供销社门口的台阶上，一张一张贴。
贴到第五张，是老周的。
我把这张贴正了，用指甲按了两下。
邮局在供销社隔壁。
一个绿色的铁皮箱子，钉在墙上。
我站在箱子前面，站了一会儿。
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纸：本埠四分，外埠八分。
我把信一封一封塞进去。
塞一封，听见「咚」一声。
塞到第五封，我停住了。
就是老周那封。
我把它拿在手里，看了看。
信封上写着：新疆军区某部，周德胜收。
我把信塞进去。
「咚」一声。
那一声，我记了一辈子。
回村的路上，我心里不痛快。
也不难受。
就是空。
手心里全是汗。
我想，人有权利知道真事。
我娘那套，是老一套。
我念了三年书，我懂。
我想，她要是知道了，会打我。
我没想过，一个月后，会有人拄着拐，站在我家门口。
那天晚上吃饭，我娘问我：「寄了。」
「寄了。」
「都寄了。」
「都寄了。」
她没再问。
我低头吃饭，没敢看她。
一个月后，老周回来了。
老周是八月十六回来的。
那天下午，村口来了辆拖拉机。
我正在院里劈柴，听见外面有人喊。
「老周回来了。」
「周家的老二回来了。」
我放下斧子，往外走。
村口围了一堆人。
女人们站前面，男人们站后面。
几个小孩爬到草垛上看。
拖拉机停在打谷场上，车斗里坐着一个人。
打谷场边上坐着几个纳鞋底的妇女。
她们停了手，看着。
有人小声说：「周家的老二。」
「回来了。」
「回来晚了。」
「他娘去年冬天就没了。」
「谁告诉他的。」
「没人告诉他。」
「那他怎么回来了。」
「不知道。」
司机是个外乡人，跳下来喊：「周家的，到了。」
车斗里的人没动。
司机又喊了一声。
他才慢慢爬起来。
我看见他先伸出一条腿。
然后停住了。
他没有第二条腿。
他穿一身旧军装，洗得发白，领子上补过一块。脸黑得看不出年纪。
他往下爬。
爬了一半，我看见他只有一条腿。
另一条裤腿是空的。
他拄着一副拐，从车上下来。
没人上去扶。
大家就站在那儿看。
人群里有人小声说了一句。
「瘦了。」
是个老太太，站在最前头。
她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
老周看见她，笑了一下。
「二大娘。」
老太太没说话，抬手在他脸上摸了一下。
摸完，把手背到身后，退了回去。
老周站定了，抬起头。
「我娘呢。」
没人说话。
他站在打谷场上，环顾四周。
「这地方没变。」
「没变。」
「打谷场还是这么大。」
「还是这么大。」
「那边的草垛呢。」
「拆了，盖了房。」
「哦。」
他站了一会儿。
「我记得，这打谷场上，小时候放过电影。」
「放过。」
「《地道战》。」
「对。」
「我看了三遍。」
「全村人都看了三遍。」
他笑了一下。
「我娘也看了。」
「看了。」
「她说，那电影里的人，怎么都不怕死。」
「我说，娘，那是演的。」
「她说，演的也是人。」
他往村里走。
走到村口，他停了一下。
他在看那棵老槐树。
树还在，比他走的时候粗了一圈。
他伸手摸了摸树皮。
「这树还在。」
「还在。」
「我走的时候就这么粗。」
他用手比了一下，比到腰那么高。
「现在这么粗了。」
他比到胸口。
然后他把手放下。
走到我家门口，他停住了。
我娘站在门里。
两个人在门口对着看。
「嫂子。」
「回来了。」
「我娘埋在哪儿。」
我娘没说话。
老周看着她。
「嫂子，我问你，我娘埋在哪儿。」
「村后坡上。」
老周的手在拐上攥紧了。
「什么时候走的。」
「腊月十九。」
「上个月，我收到一封信。」
我娘抬起头。
「不是你写的字。」
「我不认得那个字。」
「我看了三天。」
「我坐在连队门口，坐了一夜。」
「我想，是不是写错了。」
「我想，要是我回来，她还在呢。」
他把拐往地上一杵。
「嫂子，我娘走的时候，你在不在。」
「在。」
「她说什么了。」
我娘看着他。
「她说，让你别惦记家里。」
老周站那儿，没动。
过了一会儿，他从怀里掏出一沓信。
十几封，都磨毛了边。
「这是你写的。」
「是。」
「我一封一封看，看了二十年。」
「我娘身体硬朗，一顿能吃两个馍。」
他念了一句。
「这是你写的。」
「是。」
「我娘去年腊月十九走的。」
他把那沓信举起来。
「二十年，我娘走了快一年，你还在信上写她硬朗。」
「你说，我该不该谢你。」
院里的人都看着。
我站在门后，腿有点软。
老周往前走了一步。
「嫂子。」
我娘没退。
「你说句话。」
「我说什么。」
「你说，你为什么骗我。」
我娘看着他，没说话。
老周忽然笑了一下。
他把那沓信往地上一摔。
信撒了一地。
他站在那儿，胸口一起一伏。
然后他把拐往地上一放，蹲下去了。
蹲不下去，一条腿。
他就那么半蹲半坐地靠在门框上。
过了好一会儿，他伸手，把最近的那一封捡起来，拍了拍土。
「嫂子，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在新疆，二十年，只回来过一次。」
「头五年，我想家想得睡不着。」
「后五年，我不敢想。」
「第十年，我娘的名字我都要忘了。」
他抬起头。
「就靠你那几个字。」
「新疆那地方，冬天冷得能把铁粘住手。」
「我们连队在山沟里，一年见不到一个生人。」
「我头一年还往家写信，写了七八封，一封回信没有。」
「我想，家里是不是不要我了。」
「第二年开春，来信了。」
「就一张纸，你写的。」
「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看了二十遍。」
「那十几个字，我背下来了。」
「我每个月去连部问，有没有我的信。」
「有信，我就知道家里还在。」
「没信，我就想，是不是家里不要我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纸都揉烂了。
「这是你去年写的那封。」
「我揣在身上揣了一年。」
「我娘死了快一年，我揣着这封信，还当我娘活着。」
他把纸贴在鼻子上闻。
「还有股味。」
「什么味。」
「灶膛的。」
他把那张纸按在胸口，按了一会儿，才慢慢展开。
他没再说。
他把纸展开，念了一遍。
「家中一切安好，勿念。」
「你娘身体硬朗。」
他念完，把纸叠起来，揣回去。
他把拐往门框上一靠。
「嫂子，还有个事。」
「你说。」
「我在新疆，娶了个媳妇。」
「好。」
「她是兵团的了。」
「好。」
「我们生了个闺女。」
「好。」
「我没带回来。」
「为什么。」
「路太远。她晕车。」
他顿了一下。
「其实是我怕。」
「怕什么。」
「怕她看见我这样。」
他拍了拍空裤腿。
「我走的时候，是个整人。」
「回来是个残的。」
「我怕她看见，心里难受。」
我娘看着他。
「你媳妇知道你残了吗。」
「知道。」
「她说什么。」
「她说，人回来就行。」
「嫂子，我不怪你。」
「我谢你。」
「你这几个字，让我娘在我心里多活了一年。」
「可我有件事，二十年没跟人说过。」
他把拐靠在门框上。
「1975 年，我回来过。」
我娘抬起头。
「你说什么。」
「我在村口站了半宿，没进去。」
「为什么。」
「我怕。」
「怕什么。」
「怕我娘问我，你怎么混成这样。」
他低下头。
「那天后半夜，我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娘在村口站着。」
「她从早站到晚，一直往路口看。」
「我没有回去。」
我娘站在门口，没动。
老周撑着拐站起来。
「我明天去坟上看看。」
「你要是有空，陪我去一趟。」
「好。」
老周转身走了。
拐在土路上戳一下，停一下。
人群散开，让出一条路。
他走了十几步，回过头。
「嫂子。」
我娘抬头。
「我明天去坟上。」
「我知道。」
「你陪我去。」
「我陪你去。」
他点点头，走了。
那天下午，我娘没写信。
她把桌子收了，信纸叠好，笔洗干净。
然后她坐在门槛上，坐了一下午。
我端了碗水过去。
她没接。
「娘。」
「你回去吧。」
「回哪儿。」
「回你屋。」
我站着没动。
她抬起头。
「建国。」
「嗯。」
「你改的那封信，我不怪你。」
「娘。」
「你别说话。」
她看着院子外面。
「你以后要是有了孩子。」
「你让他念书。」
「念到能看懂信就行。」
「别念太多。」
我没说话。
那天天黑得早。
我娘进屋，把灯点上。
她坐在桌子前面，把信纸摊开。
写了半夜。
那天晚上，我娘没吃饭。
她坐在桌子前面，看着那沓信纸。
看了很久。
我端了碗粥过去。
「娘，吃点。」
她没抬头。
「你过来。」
我走过去。
她抬手，打了我一巴掌。
不重。
打完，她的手在抖。
「谁让你改的。」
「娘。」
「我问你，谁让你改的。」
「我。我自己改的。」
「你凭什么改。」
「他有权知道。」
「他有权知道。」
她重复了一遍。
「你知道他娘怎么死的吗。」
「不知道。」
「去年腊月，她自己在家，摔了一跤。」
「第二天才有人发现。」
「发现的时候，人已经硬了。」
「她手里攥着一张纸。」
「是她儿子的地址。」
我娘看着我。
「你说，他有权知道。」
「他知道了，能怎么样。」
「他能从新疆飞回来。」
「他能让他娘不死。」
「他能吗。」
我没说话。
那天夜里，她坐在桌子前面，把信纸摊开。
我以为她要写信。
她拿起笔，没写。
「建国。」
「嗯。」
「你过来坐。」
我坐过去。
她握着笔，在纸角上画了一个字。
「1952 年，你爹去修水库。」
又画一个字。
「走了半年，一封信没有。」
又画一个字。
「八月里，来了一封信。」
我看着她的手。
那支笔在纸上走，一笔一笔，很慢。
「信封上是你爹的名字。」
「我不识字。」
「我拿着信，去找村里的小学老师。」
「老师念：陈守田同志在我部参加水利建设，一切安好，请家中勿念。」
她画完一个字，停一下。
「我听完，跪在地上给老师磕了个头。」
又画。
「过了两个月，你爹回来了。」
「进门的时候，我愣住了。」
「他的右手，少了三根手指。」
她画的字，我看不清是什么。
她没在看纸。
她在看灯。
「我问他：信上不是说安好吗。」
「他说：那是工地写的，不让说实话。」
「我说：为什么不写实话。」
「他说：写了实话，家里来人，工地要停工。」
说完，她把笔放下。
那天夜里，她一夜没睡。
她坐在灶台前面，看着灶里的火。
火灭了，她还坐着。
她想，人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
她想，如果她男人死了，她希望别人怎么跟她说。
她想了一夜，没想明白。
第二天早上，她跟我爹说：我要学认字。
我爹说：学那个干什么。
她说：我以后要是识字了，我就替人写信。
我爹问：写什么。
她说：写家里人爱听的。
我爹说：写信能挣几个钱。
她说：不挣钱。
我爹说：那图什么。
她说：图人心里好受。
我爹没说话。
后来她真去上了识字班。
1952 年冬天，区上办速成识字班，她走了十里路去报名。
教书的先生问她：你多大了。
她说：二十。
先生说：太大了，学不会。
她说：我学得会。
她学了四个月。
白天种地，晚上去识字班。
来回十里路，她一个人走。
有一回下雪，路滑，她摔进沟里。
爬起来，接着走。
先生问她：你这么拼干什么。
她说：我要认字。
先生说：认字有什么用。
她说：我要给人写信。
先生说：你给谁写。
她没答。
结业考试，她考了六十二分。
先生说她勉强及格。
她把那张卷子收了一辈子。
我后来在她的铁盒里见过。
卷子都黄了，字都看不清了。
她还在上面用铅笔画了个圈。
结业的时候，认得三百来个字。
就是这三百来个字，她写了二十七年。
老周回来的第二天，我陪他去了坟上。
坟在村后的坡上，一个小土包。
没有碑。
老周在坟前站了很久。
然后他跪下了。
一条腿跪不下去。
他就那么歪着，把头磕在地上。
磕了三个。
起来的时候，额头上有土。
「娘，我回来了。」
他说。
风把他的话吹散了。
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纸片。
是一张照片。
黑白的，边角磨圆了。
照片上是个老太太，坐在门槛上，眯着眼。
「1970 年，我托人拍的。」
「寄到新疆。」
「我天天揣着。」
「揣了十年，揣成这样了。」
他把照片放在坟前。
「娘，我给你送回来了。」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那沓信。
一封一封，放在坟前。
「这是嫂子写的。」
「二十年，我都留着。」
「我给你送回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火柴，划了三根，才划着。
火苗舔上纸角。
信一封一封烧起来。
烧到一半，他伸手把火按灭了。
「留着。」
「留着干什么。」
「留着，我还能看。」
他把烧了一半的信收起来，揣回怀里。
他蹲下去，把坟头的土抹平了一点。
抹完，拍了拍手上的土。
回来的路上，他一句话没说。
到了村口，他把拐往地上一撑。
「建国。」
「周叔。」
「你娘是个好人。」
「我知道。」
「你不知道。」他说，「你要是知道，你就不会改那封信。」
他走了。
我回到家，我娘在收拾东西。
她把一个铁盒从柜子顶上拿下来。
那个铁盒我见过，但从来没打开过。
盒子是铁皮的，原来装饼干。
盒盖上有一个图案，一列火车。
我小时候问过她，这里面是什么。
她说，是针线。
我不信。
但我不敢打开。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盒子原来装的是我爹的东西。
他的烟袋，他的火柴，他的一枚奖章。
1970 年他死了以后，我娘把那些东西都烧了。
只留下这个盒子。
她用它装信。
她把盒子放在桌上。
「你打开。」
我打开。
里面是一沓信。
二十来封，都用线捆着。
信封上没有一个字。
「这是什么。」
「给你爹的。」
我拿起一封，抽出来。
信纸是供销社买的，一毛二一张。
纸角发黄，边上卷了。
信纸上歪歪扭扭画着一行字。
「守田，家里不好，你回来。」
九个字。
每一个字都画得很正。
横是横，竖是竖。
比我小时候看她写给别人的信，工整得多。
那不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
我拿起第二封。
一样。
第三封，一样。
第四封，一样。
二十来封，全是这一句。
「守田，家里不好，你回来。」
我一封一封看。
每一封的日期都不一样。
1970 年腊月，一封。
1971 年三月，一封。
1971 年九月，一封。
1972 年，两封。
1975 年，三封。
有一年多，有一年少。
我拿起第四封。
日期是 1973 年。
那年我十七，在县里念高中。
我不知道她写这个。
我拿起第五封。
1974 年。
那年家里盖了新房。
我也不知道她写这个。
我一封一封看下去。
每一年，家里都发生了一件事。
每一件事，她都写给他。
他死了，她还在跟他说。
我数了数，十年，二十四封。
最后一封的日期是 1979 年冬天。
她还在写。
写到她自己也快不行了。
看到最后，手在抖。
「娘。」
「嗯。」
「你什么时候写的。」
「他走那年。」
「1970 年。」
「对。」
「写了十年。」
「一年一封。」
「不止。」她说，「有时候一年两封，有时候三封。」
「想他了就写。」
「你怎么不寄。」
她把铁盒盖上。
「寄哪儿。」
那年冬天，我娘走了。
腊月初八，早上没起来。
她走的时候，手里攥着那支笔。
笔杆上的裂缝还在，线还缠着。
笔尖上的墨干了。
村里人来送。
来了很多人。
李婶来了，赵老四来了，西头的老孙家来了，东头的王二也来了。
院子里站不下，一直站到门口的土路上。
有人在门口摆了张桌子，放了一摞黄纸。
来的人一人抽一张，在灯上点着，扔进火盆里。
火盆烧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火盆里的纸灰堆得老高。
我拿簸箕收，收了三簸箕。
村里的老规矩，纸灰不能倒，要撒在坟上。
出殡那天，我端着簸箕走在前头。
纸灰一路撒，撒到坟上。
风一吹，灰飘起来。
像下雪。
没有人哭。
我们这儿的规矩，老人走了，不兴哭。
出殡前一天晚上，李婶坐过来。
「你娘跟我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信是给活人看的。死人等不到信。」
出殡那天，天阴着。
抬棺的人走到村口，停下来歇脚。
赵老四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纸都黄了。
「这是你娘给我儿子写的信。」
「我一直收着。」
「我儿子去年出来了。」
「回来那天，他把这封信给我看。」
他把纸展开。
那张纸我认得。
字是我娘的。
「家中一切安好，勿念。」
就这八个字，我娘念了一遍，他儿子揣了十年。
赵老四说：「他出来那天，跟我说，爹，家里是不是挺好的。」
「我说，挺好。」
「他说，那我就放心了。」
赵老四把纸叠起来，揣回怀里。
「我儿子现在在县里开车。」
「娶了媳妇，生了个小子。」
「他要是当年知道我腿摔断了，我老伴病成那样，他挺不过来。」
「你娘救了他一条命。」
我看着他。
「赵叔。」
「嗯。」
「我改过一封信。」
「什么信。」
「老周的。」
他愣了一下。
「你为什么要改。」
「我以为，人有权知道真事。」
赵老四看着我。
看了很久。
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
「建国。」
「嗯。」
「你念了书。」
「念了。」
「书上写的，是对的。」
他把手收回去。
「可你娘不认字。」
「她认得三百个。」
「三百个，写不出一本书。」
「可她写了二十七年信。」
「一个字没错过。」
下葬那天，县邮局来了个人。
他说，你们村的信，二十七年，退回来七封。
七封，她一封一封改了地址重寄。六封送到了。
剩下一封，那人没了。
出殡的队伍走到坟地，停下来。
坟坑已经挖好了。
抬棺的人把棺材放下去。
然后填土。
一锹一锹地填。
我站在旁边，看着土一点一点盖上去。
填到一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娘这辈子，没出过这个县。
她最远去过公社，十里路。
她写了一千六百多封信，寄到新疆、东北、内蒙古。
她自己，没走出过这个县。
她的字，替全村人走了几万里。
她自己，一步没走。
土填平了。
有人在坟头压了一张纸。
是她的信纸。
队伍继续往前走。
我跟在棺材后面。
十年后，我搬到了县里。
搬家那天，把那个铁盒也带上了。
有一天我打开，抽出一封。
「守田，家里不好，你回来。」
还是这一句。
我把铁盒收起来，放在书架上。
那年我儿子八岁。
有一天他问我，爸爸，这里面是什么。
我说，是你奶奶写的信。
他说，写给谁的。
我说，写给你爷爷的。
他说，爷爷能收到吗。
我看着那个铁盒。
「能。」我说。
「他早就收到了。」
我儿子伸手，想摸那个铁盒。
我把盒子递给他。
他打开，抽出一封。
「爸爸，这上面写的什么。」
「你念给我听。」
他念不出来。
他那时候还不认识「守田」两个字。
我把信接过来，念给他听。
「守田，家里不好，你回来。」
十年后，他考上了大学。
走的那天，我给他收拾行李。
他从抽屉里翻出那个铁盒。
「爸，这个我带走。」
「带它干什么。」
「我想看看奶奶写的字。」
「你奶奶只认得三百个字。」
「我知道。」
「她写了一辈子，就写那几句。」
「我知道。」他说，「我就想看看，她是怎么写的。」
他把铁盒塞进行李最底下，用衣服裹了两层。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他屋里。
屋里空得厉害。
手机响了一下。
「爸，我到了。」
我回了四个字。
「家里都好。」
发出去，我坐在那儿，看了一会儿。
屋里就我一个人。
手机屏幕暗下去了。
我把手机扣在桌子上了。
我娘写了一辈子这种话。
我也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