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陶村，一户人家门前那堵乾隆年的照壁，雨夜会映出一个水淋淋的女人。陶家三迁，影随人走。村里人说那是返潮，主人说不是。而入秋之前，这堵墙要被刷白了。
楔子 · 往北去
放走周慎仪的第二年春天，我背起采风本，出了沈家村。
临走那天，父亲在祠堂门口叫住我，从怀里摸出一张拓片。拓的是那盏长明灯身上的一圈錾刻，字口很深，拓出来发黑。他说，你不是要一盏一盏去认么，带着，算个念想。
我把拓片夹进本子，压在扉页底下。走出村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父亲还站在祠堂门槛上，背有些驼，两只手抄在袖子里。他没挥手。我们沈家的人不兴挥手，挥手像是从此不见了。他只说了一句：“走到哪儿，先找祠堂。”
我沿皖南的青石板路往邻县走，一路往北。本以为出了山就散了，可越走越觉得那盏灯还在背上——不是沉，是烫。夜里宿在镇上小旅馆，翻本子，翻到父亲抄给我的那几行行规，最后一句是“灯认名，人认账”。我合上本子，看着天花板，心里想的是：这一路上的墙里、井里、梁上、灶底，还压着多少个没被叫过名字的人。
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到一个村子，先去祠堂、老宅、井边、照壁下各转三圈，什么东西都不问，只看；然后再找最老的人说话。灵异这东西，十句里有九句是吓唬，剩下那一句底下压着的那点真，往往比吓唬值钱——它照见的不是鬼，是活人的怕、活人的亏、活人不敢认的那本账。
那年三月，我到了晋中，一个叫陶村的地方。
从县城火车站到陶村，得坐两个钟头的面包车。开车的是个本地师傅，四十来岁，秃顶，爱说话，一路上把沿路几个村子的红白事都讲了一遍，讲得眉飞色舞。我半应半不答，翻本子记地名。
快到村口时，他忽然收住话头，下巴往窗外一抬。
“看见那片槐树没有？拐过去就是陶家老宅。门前那堵照壁，邪乎得很。”
我顺着看过去。槐树是新发的芽，绿得发白，风一吹，满树都在抖。
“怎么个邪乎？”
“雨大的夜里，能映出个人影。”他把车放慢，声音压低，像是怕树听见，“水淋淋的，站着。一动不动。村里小孩都不敢从门口过，宁可绕半里地走渠埂。”
“师傅也信这个？”
“我是不信。”他笑，可那笑只挂了一半，“可我娘信。我娘说，那不是鬼，是委屈。委屈大了，墙都兜不住，就往外渗。”
我从本子上抬起头。
委屈。这两个字，比“鬼”字准。
我在本子上写：晋中，三月初七。第一印象——不是煞，是委屈。墙兜不住，就渗。
车到村口，他把我放下，临走又探出车窗补了一句：“你要是真去，别赶雨天。非要赶上了，别贴着墙站。”
我说记住了。
面包车拐过槐树，扬起一路土。我站在村口的土路上，把本子合上，抬头看这个村子。
陶村不大，一百来户，房子沿着一条东西向的坡路排开，屋顶都是灰瓦，墙是土坯掺砖，墙根一律泛白——那是多年返潮之后结的碱。村口有个小卖部，门口挂着褪色的红塑料门帘，帘子底下蹲着一条黄狗，见我来了，抬头看看，又趴回去。
我按规矩，先在村里转了一圈。祠堂在东坡上，门锁着，门板上钉了块铁皮牌子，写着“陶氏宗祠”。我隔着门缝往里看，看见一个空院子，正屋的廊下堆着几张旧桌子，落满了灰。井在祠堂西边，井口盖着水泥板，边上压了半块砖。照壁就在村东，隔着几十米就能看见那是我要来的地方，一堵青砖墙，比院墙高出一头，顶上有瓦檐。
三圈转完，我问了两个人，才找到陶永年家。
可那天我没进去。
我在村东的土坎上坐了一个下午，看着那堵照壁出神。它太安静了。一堵墙，最不该有的就是安静——墙该有湿痕、有裂纹、有草从砖缝里钻出来、有孩子在它底下撒过尿。它什么都有，可它就是安静，安静得像一个人屏着气，等着你先开口。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说话。
“你看了一下午了。”
我回头，看见一个男人站在土坎下，五十来岁，背有些驼，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夹克，手里拎着一个装教案的旧公文包。他没笑，也没防备，只是看着我，眼睛在暮色里很亮。
“我从县中学回来，骑车走这条路，看见你了。”他说，“你是来找照壁的？”
我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土。“我是采风的。姓沈。”
他点点头，像是早就知道。“沈。”他把这两个字念了一遍，“跟我来吧。天要黑了。”
他转身就走，走得很快，公文包在他腿边一下一下地撞。我跟上去。走了一段，他忽然说：
“那堵墙后面，住着我家的一个人。住了一百六十多年。”
我没接话。
他又走了一段，才补上后半句：
“她没死透。”
第一章 · 陶村
陶永年家就在照壁后头。
五凤楼式样的老宅，乾隆年间的，门楼高，檐角上翘，瓦当上刻着兽面，风化得只剩个轮廓。门是两扇黑的，漆皮翘起来，露出底下的老木。他推门的时候，门轴“吱”了一声，很长，像是很久没有人来开过。
院子比我想的深。过了门楼是一片院场，石板铺地，缝里长着苔。正面是正房，三间，左右各两间厢房，廊柱是黑的，柱础是青石的，被人摸得发亮。院里有棵石榴树，没发芽，枝干黑黢黢地伸着。
“我小时候这院子热闹。”陶永年把公文包放在廊下的石桌上，摸出钥匙开正房的门，“我爷爷那辈，院里住七八口人。后来一房一房往外搬，只剩我一个。我媳妇前年走了，儿子在太原，一年回来两趟。”
“您一个人住这么大宅子？”
“住着。”他说，“住着才知道它到底多大。人多的时候，房子是小的；人少了，房子才大起来。夜里风穿过那些空屋子，一间一间地过，声音不一样，我听得出来哪一间进风。”
他开了灯。正房里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中堂，画的是松鹤，纸已经黄透。他给我倒了碗水，自己在对面坐下，两只手撑在膝盖上。
“你从皖南来？”
“沈家村。”
“沈家那盏灯。”他说得很平，不是问句。
我愣了一下。“您知道？”
“我教语文的，读了三十多年杂书。”他抬眼看我，“你们沈家守着一盏灯，十九代。灯里有个人。我知道。”
屋里静了一下。屋檐外的风从石榴树的空枝里穿过去，发出一声很轻的哨音。
“那你来找我的照壁，”他说，“是想干什么？”
“我想听。”我说，“把您家的事听完整。”
“听完呢？”
“听完，我记下来。记下来就有人知道。”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灯在他脸上压出一片阴影，眼窝那里是暗的。
“你知道全村人怎么绕着我走吗？”他忽然说，“不是怕那堵墙。是怕我。因为我不肯说那是返潮。”
我没懂。
“下雨天墙根出水，谁家墙根不出水？返潮，正常得很。可我偏不说是返潮，我偏要说墙里有人。”他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村里人就说，陶老师读傻了。你说，一个教了三十多年书的人，非说自家墙里砌着个女人——这话谁信？”
“您信。”
“我不信。”他把碗推了推，“我是知道。知道跟信不一样。信是可以改的，头一天信，第二天叫人一劝，就不信了。知道改不了。”
他起身，绕过八仙桌，从靠墙的柜子底下抽出一个樟木箱。箱子不大，锁是铜的，锁眼已经锈死了，他用一根铁钉撬开。里头是纸，一沓一沓，用麻绳捆着，纸边都脆了。
“这是我爷爷留下的。他说是族谱的夹页，不许烧，不许改，也不许给外人看。我爹没看，我爹说看了晚上睡不着。我二十岁那年看了，看了就再没睡好过。”
他把最上面一沓抽出来，解开麻绳，摊在灯下。
纸是毛边纸，黄得发褐。字是楷书，写得工整，行距很密。第一页只有一行：
“咸丰七年，填废井，以井砖砌照壁，镇之。”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咸丰七年，”陶永年在旁边说，“一八五七年。一百六十九年。”
“填的什么井？”
“我家的井。原来在院子东南角，对着照壁那个位置。”他把手指按在纸上，“填了。填的时候，井砖一块一块拆下来，运到前头，砌成一堵墙。”
“砌墙干什么？”
他没答。他把下面一沓抽出来，翻了几页，念：
“苏氏,名宛,镇上苏家女,年十四入宅,为婢。十八,纳为侧室。怀妊七月,暴雨夜,堕井,卒。尸不全。”
念到“尸不全”三个字，他的声音顿了一下。
“尸不全，是因为没捞干净。”他说，“井砖拆下来砌墙的时候，剩下的骨还在砖缝里。”
屋里那盏灯忽然闪了一下。不是风，门是关着的。
我把手按在本子上，没有写。
陶永年抬起头。“你现在还觉得，我是在说返潮吗？”
我没答。他把桌上那碗水往旁边推了推，从柜子顶上拿下一张纸，放在我面前。
纸是打印的，A4，折过三折，右下角盖着村委会的红章。标题一行黑体：
《关于开展沿街建筑立面整治的通知》。
“三月二十号之前报名单，村里统一排工期。”他说，“入秋以前完工。沿街的墙，一律刮腻子，刷白，刷两遍。”
我一目十行往下看，看到最后一行：“对影响村容观瞻的旧墙面、旧砖墙，原则上予以覆盖处理。”
“覆盖。”
“覆盖。”他把纸收回去，折好，放回柜子顶上，动作很轻，像在放一件易碎的东西，“我跑了三趟，问能不能留一段。他们说，陶老师，就这一段不刷，别人家都刷了，像什么话。”
“您跟他们说了墙里的事？”
“说了。”他笑了一下，“他们说不影响刷白。”
屋里静下来。我又看了一眼柜子顶上那张纸。
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随便挑了个日子开门。他等的是一个能听的人，可这堵墙，只给他剩下一个秋天。
第二章 · 五凤楼
那一夜我睡在西厢。
陶永年给我铺了床，被面是新的，蓝底白花，闻得出樟脑味。他说这被面是他媳妇生前备下的，本来留给儿子结婚用，儿子在太原成了家，用不上了。
我躺下，睡不着。
西厢的窗是对着院子的，窗纸糊得厚，只透进一点天光。我能听见院子里的动静：石榴树的枝在风里刮瓦，刮一下就停，停一会儿再刮一下；正房那边有钟摆声，很轻；再远处，是村东的水渠，水声细得像有人在搓麻绳。
到了后半夜，我听见了另一种声音。
不是水，不是风。是有人在墙上磨指甲。很慢，一下，一下，从前到后，像一只手在墙的另一面，慢慢地摸过来。
我坐起来，屏住气听。声音停了。
我摸黑穿了衣服，推门出去。
月亮很好。院子里一片青白，石板上的苔在月光下看得清。我绕过正房，走到后墙。后墙外就是那堵照壁的背面，中间隔着一条夹道，宽不到两步。
夹道里堆着旧农具：一张豁了口的木犁，两捆发霉的麻绳，一个铁皮水桶，桶底锈穿了。尽头靠墙的地方，地面有一圈不干的湿痕。
月光底下，那圈湿痕的形状，隐约是一个人。
立着的。肩宽窄，腰细，下摆散开——像旧式袄裙的下摆。
我蹲下去，伸手蘸了一点。水很凉，凉得不像是这个季节的地下水。我凑近闻。
没有土腥。没有霉味。是一种极淡的凉味，像井水搁了很久，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东西。我在皖南闻过这种味道——从老井里提上来的第一桶水，就是这个味。
我直起身，往后退了半步。
那圈湿痕的边缘，砖是深的。我伸手摸墙，砖面是干的，只有最底下一层，摸上去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你也听见了。”
我猛地回头。陶永年站在夹道口，披着一件棉袄，手里拿着一只手电，没开。
“您一直没睡？”
“我睡了三十年，没睡踏实过。”他走过来，把手电塞进棉袄口袋，蹲在那圈湿痕边上，动作很熟，“下雨就重，晴天就淡。我请人刷过三回石灰，刷一层，返一层。第三回那个师傅跟我说，陶老师，这墙不能刷了，再刷砖就酥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自己知道。”
“您知道什么？”
他抬头看我。“你摸过了。你闻过了。你知道这不是返潮。”
我没说话。
“返潮是整面墙一起潮，从下往上，颜色是匀的。”他用手指点着那圈湿痕的轮廓，“你再看这个。它有人形。它自己长成人形。”
手电的白光忽然亮起来。他打开了。
光柱打在墙上，那圈湿痕在强光下反而更清楚——它的边缘不是慢慢淡开的，是很硬的一条线，像有人拿毛笔沾了水，沿着一个人的轮廓描了一圈。
“我拿粉笔描过。”陶永年说，“描完第二天，湿痕还在原来的位置。一点没动。”
他把手电关了。夹道重新暗下来，只有月光。
“沈先生，”他说，“你现在可以走了。天亮就走，回你的沈家村。这不是你能记的事。”
“为什么不能记？”
“因为记不住。”他说，“我记了三十四年。我记在纸上，纸上会黄；我记在心里，心里会松。人这一辈子，记一件事，记到后来，就变成了自己跟自己说。你走了，就剩我一个人跟自己说。”
我看着他。月光下他的脸是灰的，眼窝是黑的。
“我不走。”我说，“我明天要看那堵墙。从正面看。”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
“明天，”他终于开口，“我带你去看砖雕。”
第三章 · 照壁
第二天早上，天是阴的。
陶永年煮了一锅小米粥，切了半碟咸菜。我们蹲在廊下吃，谁都没说话。吃完他洗了碗，把碗倒扣在案板上，抹了手，说：“走吧。”
照壁在宅子外头，隔着一条村道。
从正面看，它比从后面看更像一件正经东西。青砖到顶，三米多高，五米多宽，顶上覆着瓦檐，檐角起翘，做法讲究。壁心嵌着一方砖雕，两米见方，雕的是“渔樵问答”——一个老头执竿，一个老头荷斧，中间一棵松，松下有一块石头，两人隔着石头说话。雕工细，人物的衣褶、斧柄的木纹、松针的层叠，都还在。
“这是乾隆四十二年的。”陶永年站在我旁边，两手抄在袖子里，“我查过县志，陶家这一支发家是在乾隆中年，做粮食生意，攒下钱盖的宅。照壁是先盖的，宅子是后盖的。”
“照壁比宅子还早？”
“晋中这边有这个规矩。大门不能直冲着正房，得在门前立一堵壁挡着，叫‘挡煞’，也叫‘萧墙’。”他说，“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讲，当年立这堵壁，陶家请了三个匠人，砌了两个月。砌完了，主家请匠人吃饭，席上有个老匠人喝多了，说了一句：这壁砌得实，压得住。”
“压得住什么？”
“我爷爷说，当时没人接话。主家脸色变了，把话岔过去了。”
我绕着照壁走。
砖是好砖，青灰色，敲上去声音沉实。砌法是“磨砖对缝”，砖缝细得插不进纸。这样的墙，一百多年不倒，是有道理的。
我走到壁心那方砖雕底下，停住了。
砖雕的下沿，也就是那两个老头脚下那一排旧砖，缝隙里沁着一层极淡的暗色。不是水痕的灰，是一种偏褐的颜色，像茶叶水泼在纸上干了以后留下的印。它从砖缝里往外沁，沁到砖面上，边缘是毛的。
“您看这里。”
“我看了三十年。”陶永年走过来，“这一排砖，是后补的。你看砖的尺寸——壁心周围的砖，都是同一个模子出来的，大小一样。只有底下这一排，宽窄不齐。有的一块宽，有的两块拼一块。”
我蹲下去，用手量。确实。那一排砖的高度，比上面的矮了半寸；砖缝也不对，上面的缝是对齐的，这一排是错开的。
“这是后来补的。”我说。
“咸丰七年补的。”他说，“填井那年。”
我站起来，往后退了几步，看整堵墙。
“陶老师，”我说，“这堵壁，原先是多高？”
他愣了一下。“就这个高度。”
“不对。”我指着壁心，“你看这个砖雕的位置。它偏了。它不在壁心的正中，它偏下。上面留的空比下面多出一大截。做砖雕的匠人不会这么干——砖雕是壁的脸，脸要长在正中间。”
陶永年走过来，跟我并肩站着，仰头看。
看了很久。
“加高过。”他说，声音很轻，“墙加高过。”
“加了多少？”
“一尺多。”他伸手比了一下，“底下这一排，是从别处拆来的旧砖，砌上去，把整堵墙垫高了一尺二。”
“为什么要垫高？”
他没答。
我们两个人站在那堵墙前，谁也没说话。村里有人推着自行车过去，车铃响了一下，又远了。一只喜鹊落在瓦檐上，啄了两下，飞走。
“沈先生，”陶永年忽然说，“我爷爷的夹页里，还有一页。我昨天没给你看。”
“为什么不给？”
“因为那一页上，写的是我爷爷的名字。”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很旧，边角磨圆了。他展开，递给我。
纸上是一段话，字迹跟昨天那页族谱夹页不一样，更潦草，笔画抖。
“民国二十六年，岁在丁丑，余拆东院旧壁，取其砖，补筑门前照壁。筑时于旧砖缝中得骨一截，指骨也，长寸许，色黑。余惧，不敢声张，以灰泥覆之，仍砌入壁中。是夜梦一妇人立床前，不言，以手指壁。此后每逢雨夜，壁前有水声。”
我看完，抬头。
“您爷爷挖到过骨头。”
“挖到过。”陶永年把纸收回去，折好，放进内兜，按了两下，“他不敢说，就又砌回去了。”
“那骨头现在还在墙里。”
“在。”
风从村道上过来，把照壁顶上的枯草吹得沙沙响。我看着那排窄了一寸的旧砖，忽然觉得这堵墙不再是一堵墙——它是一个人跪着，把另一个人重新埋了一次。
“一九三七年。”我说，“您爷爷补墙。到今年，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里，我们家搬过三次。”陶永年说，“村东搬到村西，村西搬到镇上，镇上又搬回来。每一次搬家，都拆一堵旧壁，砌一堵新壁。”
“每一次都把那块砖带上。”
“都带上。”他闭上眼睛，“我爹说过一句话，我那时候小，不懂。他说，咱家的照壁，是活的。”
第四章 · 苏宛
陶永年讲家史，是从中午讲到天黑的。
我们把堂屋的门板卸下来搭在两条凳子上，当作桌子，坐在院子里讲。他讲一段，就去屋里翻一次东西，翻出一张地契、一本账、一张药方、一枚铜钱，就着那件东西往下讲。石榴树的影子从东墙根爬到西墙根，他一趟一趟地进出，一次也没停。
苏宛不是陶村人。
她是镇上苏家的女儿。苏家开绸缎庄，字号叫“锦和”，门面在镇子中街，三间开，柜台乌木的，压着玻璃。那年苏家老太爷过世，三个儿子分家，把个好好的铺子分成了三段：老大要了门面，老二要了存货，老三要了外头的欠账。欠账收不回来，老三就败了。
苏宛是老三的女儿。败的那年她十一岁。
“我爷爷说，苏家败得很快。”陶永年说，“不是一年一年败，是一个月一个月败。先是卖首饰，再是当田，最后连铺子的柜台都拆下来卖了。柜台拆下来那天，苏宛就蹲在门口看着，看她三伯拿斧子砍那个乌木柜台。”
十四岁那年，苏宛被卖到陶家做丫头。
价钱是十二两银子，加两石谷子。
“十二两。”陶永年把一张旧账翻给我看，纸上是毛笔字，一行一行的，“我那会儿算过，同治年间一个丫头，好一点的十五到二十两。十二两，是贱价。贱价的原因，账上没写。我猜是因为她识字。”
“识字还贱？”
“识字麻烦。”他说，“不识字的丫头，叫她干什么就干什么；识字的丫头，会写，会算，会记。会记的丫头，主家怕她记。”
苏宛在陶家做丫头，做到十八岁。
这四年，陶永年能说出来的事不多。他说族谱上只有一行：“苏氏，名宛，年十四入宅，为婢。”再往下就是“十八，纳为侧室”。中间四年，什么都没有。
“我爷爷说过一句。”他停了停，“他说，那四年，宅子里的人都说，苏家那个丫头，安静得不像人。”
安静得不像人。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在一个陌生的宅子里，不哭，不闹，不跟别的丫头一块儿说闲话。她白天做事，夜里在灯下写字。写什么，没人知道。
“她识字，能写小楷。”陶永年说，“我爷爷说，她写的字比宅子里任何一个男人都好。她写的字，笔画是收着的，收得很紧，像怕占了纸。”
十八岁那年，陶文焕收了她。
陶文焕是陶家第五代，苏宛进宅那年他二十六，已经娶了妻。妻姓柳，是邻县柳家的女儿，比他大两岁，进门八年，没有生养。
“柳氏不能生。”陶永年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这是所有事情的根。”
“怎么知道是她的问题？”
“因为后来陶文焕纳了苏宛，苏宛一次就有了。”
他说完，把手里那枚铜钱在指间转了一圈。
“你看，这就是人的算账法。一次就有，就说不是男人的问题。可要是苏宛也没怀上呢？那就该说是男人的问题了。可她怀上了，所以问题就是柳氏的。”
“这不公道。”
“不公道。”陶永年说，“可宅子里的事，从来不是按公道算的，是按谁疼算的。柳氏疼，所以她有罪。”
苏宛怀上那年是十九岁。
怀上以后，陶文焕动了心思。他想把苏宛抬成平妻。平妻不是妾，平妻是跟正妻平起平坐的，生的孩子算嫡出。
“这个心思一动，柳氏就完了。”陶永年说，“你想想，一个八年没开怀的正妻，眼看着一个丫头怀了男胎，还要被抬成平妻——她这个正妻，还剩下什么？”
“所以她要杀。”
“她要杀。”
陶永年讲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开灯，就那么在暗里坐着，两只手搭在膝盖上。院里只有石榴树的枝在动，还有远处水渠里的水声。
“那个雨夜，”他说，“族谱上记的是‘堕井，卒’。三个字。我爷爷的夹页上写的是另外三个字。”
“哪三个？”
“‘推而下之’。”
第五章 · 柳氏
柳氏这个人，陶永年说不清。
“我爷爷见过她。”他说，“我爷爷是陶文焕的孙子。他记事的时候，柳氏还在，是个老太太，住在后院西屋，不出门。我爷爷说，那个老太太屋里总有一股味，不是药味，也不是霉味，是那种老女人身上才有的味，甜的，闷的。小孩都不愿意进她屋。”
“她那时候什么样子？”
“瘦。牙全掉了，嘴是瘪的。眼睛还是亮的。”陶永年顿了顿，“我爷爷说，她眼睛亮得不像个快死的人。”
柳氏在苏宛死后又活了五十来年。
这五十来年，她一直住在后院西屋。她不出门，不吃饭桌上的饭，每天由人把饭端到门口，放在一个木盘里，她自己端进去。她不见客，连儿孙都不见。
“她为什么不见人？”
“我爷爷说，她怕。”
“怕什么？”
“怕照镜子。”陶永年说，“她屋里没有镜子，没有铜盆，没有水缸。她洗脸用一个很小的瓷碗，洗完马上把水泼到门外。有一回我爷爷不懂事，端了一盆水进她屋，她尖叫起来，把盆踢翻了，水泼了一地。她蹲在地上，用手把水往门外扒，扒得满手是泥。”
我没说话。
“还有一件事。”陶永年说，“她怕井。后院的井她从来不走那边过。晚年的时候，她要出门晒太阳，得有人扶着她，绕着院子走，绕一大圈，避开后院那口井。有一回扶她的人走错了路，从井边过，她当场就软了，坐在地上不起来，说，她拉我脚。她拉我脚。”
“她说的‘她’是谁？”
“你说呢。”
院子里静了很久。我听见风从塌了一角的瓦檐上过去，掉下一片碎瓦，砸在石板上，“啪”一声。
“她怎么死的？”我问。
“跳井。”
我抬起头。
“井早填了。”陶永年说，“咸丰七年就填了。填了以后上面盖了石板，压了土，种了一棵石榴——就是院里这一棵。我爷爷说，这棵石榴是填井那年种的，种在井口上，意思是压住。”
“那她跳的什么井？”
“跳的是那个坑。”他说，“雨夜，她一个人跑出去，跑到后院，石板已经被水泡松了，她一掀就掀开了。她掀开石板，跳下去，底下是填井的土，还没干透，是泥。她一头扎进去，呛了满嘴泥。”
“没人拦？”
“没人知道。她跑出去的时候是半夜，雨大，全院都关着门。第二天早上，长工去后院挑水，看见石板掀在一边，坑里有人。”
陶永年点了一支烟。他抽了两口，把烟按在石桌上，按灭了。
“我爷爷说，把她从坑里抬出来的时候，她两只手是抓着的。指甲全翻了，抓着两把泥。她不是跳下去就死的，她在泥里挣过。可是坑不深，泥也不深，她挣不出来。”
“为什么挣不出来？”
“因为泥底下有一层砖。”陶永年说，“填井的时候，井底最后一层砖没拆，还留着。她掉下去，手在砖上抓，抓不动。我爷爷说，抬她出来的时候，她的手还保持着抓的姿势，掰都掰不开。”
我把本子合上。
“沈先生，”陶永年看着我，“你说，她跳下去的时候，是怕，还是不怕？”
“我不知道。”
“我想了三十四年。”他说，“我一开始觉得她是怕。后来觉得她是不怕。她怕了五十年，怕到最后，她想看看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她跳下去，是想跟她对个面。”
“对上了吗？”
“对上了。”他把灭掉的烟头捡起来，捏在手里，“我爷爷说，她死的时候，脸上是笑的。”
第六章 · 井与井砖
第二天我去了后院。
后院的石榴树就在那里。
树很老了，主干有碗口粗，皮裂开，露出里头灰白的木质。树冠不大，枝干虬结，去年结的石榴还挂着几个，黑透了，缩成了拳头大的硬壳，风一吹，壳里的籽哗啦响。
“这就是井口。”陶永年站在树边上，脚在地上点了点，“石板在树底下，挖不出来了。根把石板包住了。”
我蹲下去看。树根从地里拱出来，粗的像手腕，一直伸到石板边上，然后贴着石板绕过去，绕成一圈，把整块石板抱住了。石板的边露出来一点点，是青石的，被人磨得很光。
“填井的时候，谁填的？”
“长工。三个长工，填了七天。”
“七天？”
“井深。”他说，“这口井打了十一丈。我爷爷说，井绳要接三截才够。十一丈的井，要填满，得多少土？三个长工挑了七天，从村东的土坡上挑土，一担一担往下倒。”
“井砖呢？”
“井砖是最后拆的。”陶永年说，“填到一半，我太爷爷说，别填了，砖拆下来还有用。就让人下到半截，把井壁的砖一块一块拆下来。拆砖是最危险的活——井壁的砖是错缝的，拆一块，上头一片就松。三个人拆了四天，拆下来的砖，用筐吊上去，堆在院里。”
“一共多少块？”
“不知道。我爷爷说，堆了半个院子。”
“那些砖，后来都砌了照壁？”
“砌了照壁。”他说，“还剩一些，砌了猪圈。”
我抬起头。
“猪圈还在吗？”
“在。后院西边。”
我走过去。猪圈塌了半边，剩三面墙，一人多高。墙是青砖的，砖的尺寸跟照壁底下一模一样——宽窄不齐，有新有旧，缝里的灰是白灰掺土的，很粗。
我伸手摸那些砖。砖面粗，有颗粒，摸上去像砂纸。有几块砖上还留着水锈，褐色的一圈一圈，是常年泡在水里留下的。
“这些砖，在井里泡了多少年？”
“不知道。这口井是哪年打的，族谱上没有。我猜是建宅那年，乾隆四十二年。”
我数了一下墙上的砖。一面墙，横着二十八块，竖着十七层。三面墙，一千四百多块。
“沈先生，”陶永年在后面说，“你在数什么？”
“数砖。”我说，“我在想，那半截指骨，是怎么进到砖缝里的。”
他没说话。
“井砖是砌井壁的。”我站起来，拍掉手上的灰，“井壁的砖，缝里填的是灰浆。一个人掉下去，骨头断在井底，碎渣混在泥里。填井的时候，泥被土压上来，压到井壁的砖缝里。拆砖的时候，骨渣就跟着砖一起下来了。”
“所以骨在砖上。”
“骨在砖上。”我说，“砖砌了照壁，骨就砌进了照壁。”
“那为什么只有一截指骨？”
“因为别的都没了。”我说，“一百多年，泥里的东西烂得只剩骨头，骨头又被水泡，被土压，碎的碎，化的化。指骨小，硬，卡在砖缝里，就留下来了。”
陶永年站在那里，很久没动。
“一截指骨。”他说，“一寸长。我爷爷挖到的时候，是黑的。”
“泡了一百多年，钙都跑了，当然是黑的。”
“他把它又砌回去了。”
“他怕。”
“他怕。”陶永年重复了一遍，忽然笑了一下，“我们陶家，六代人，怕了一百六十九年。”
“那要是把它取出来呢？”我问。
陶永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点别的东西，像是终于有人问到了这一句。
“取不出来。”他说，“这壁是文物。县里挂了号的。”
“文物就不能修？”
“能修。”他说，“可要修，我得先证明里头有东西。要证明里头有东西，就得先把壁拆开。要拆开，就得先证明里头有东西。”
他把这句话说完，自己笑了一下，笑得更难看了。
“我这三十四年，就在这个圈里转。转不出去。”
那天夜里，我收拾了包。
按我自己的规矩，一个村子最多住五天。砖数过了，井深问过了，账还没看完，可我不打算看了。剩下的全是别人的事。采风的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你把别人的事记得太细，就拔不出脚。
我把包放在炕上，坐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它扣上了。
天快亮的时候，陶永年敲门，端了一碗粥进来。他看见炕上的包，什么也没说，把粥放在桌上，从怀里摸出那张对折的纸。
“你走之前，帮我抄一遍。”他说，“我这两年手抖，抄不动了。原件不能再翻，翻一次掉一层渣。”
我抄了。
纸很脆，我把手肘悬起来，一笔一笔往下走。小楷是他的旧功课，我只是照着描。
抄到这一句，笔停了：
“余惧，不敢声张，以灰泥覆之，仍砌入壁中。”
“仍砌入壁中”五个字，我描了两遍才描准。
抄完，天已经大亮。我把纸晾在桌上，把包推到炕角。
“再待两天。”我说。
那两天后来变成了很多天。这个道理我过了很久才想明白：一个采风的人一旦动手替别人抄东西，就不再是路过了。抄，是把别人的字过一遍自己的手。手一过，就走不干净了。
第七章 · 十二两银子
账是第三天看的。
陶永年从西厢柜子底下拖出一个纸箱，纸箱里套着木匣，木匣里是几本线装账。蓝布封皮，纸脆得像干叶子，翻的时候要用两只手托着，不能用指头捏。
“道光年的家用账。”他说，“我爷爷的爷爷记的，记到民国就断了。”
他翻到中间一页，停住，把本子推到我面前。
“你看这一行。”
字是墨笔，小楷，一行一行排得很密。那一行写着：
“买苏氏女，价十二两，谷二石。”
下面另起一行，字小了一号：
“衣被一副，钱二百。”
我看了一会儿。
“衣被还另算？”
“另算。”陶永年说，“人是十二两，铺盖是二百钱。”
他把账本合上，两只手按在封皮上。
“沈先生，我请你帮我算一算，这个数在当时是什么分量。”
“您不是算过？”
“我算过。”他说，“可我想听别人算一遍。我一个人算了三十四年，算得自己都不信了。”
陶永年家还有一本旧账，是他父亲留下的，记着咸丰年间陶村的物价。他翻给我看：长工一年工钱八两；一亩好地二十两；一石谷四百文；一两银换一千二百文。
我拿笔在采风本上算：
十二两，是一个半长工一年的工钱。
两石谷，八百文，折银不到七钱。
加起来不到十三两。
“十三两。”我说。
“十三两。”他点头，“买一个十四岁的、识字的、能写小楷的姑娘。”
窗外有鸡叫。他把账本又翻开，翻到夹页，那里夹着一张对折的纸，纸上有他爷爷的字：“十二两银，两石谷。”
“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他说，“不是十三两这个数。是这个数，账上记得清清楚楚。买了谁，几两，几石。后头还有一行‘衣被一副，钱二百’。一笔一笔，都不省。”
“省一笔，账就不平了。”
“对。”他说，“账要平。人可以不提，账不能不平。”
他把纸折回去，夹好。
“我们陶家，六代人，账做得比人干净。”
那本账我后来又翻了两天。翻到乾隆四十二年的分家单，里头有一笔支出：
“砌照壁，匠三人，工钱二十四两，饭食另。”
“二十四两，三个人，两个月。”陶永年说，“一个人八两。跟一个长工一年的工钱一样。”
“贵不贵？”
“公道。”他说，“砌照壁是细活，磨砖对缝，一块砖要磨半天。三个月磨砖，两个月砌，工钱按天算，一天一钱多。人家没多要。”
“那口井呢？”
“井更贵。”他说，“打井按丈算，一丈二两。十一丈，二十二两。加上砖、灰、绳、筐，三十两打不住。”
我在本子上写下两个数：三十两，二十四两。
“五十多两。”我说。
“五十多两。”他点头，“一头牛五两。五十多两，十头牛。”
他忽然笑了一下，笑得很短。
“你看，我们家花十头牛的钱，打了一口井；又花十头牛的钱，砌了一堵墙，把井填了，把砖砌进墙里。前后二十年，二十头牛，就为了把一个人关起来。”
我没接话。
“二十头牛。”他又说了一遍，声音低下去，“沈先生，你说，二十头牛，能买多少个十四岁的姑娘？”
他自己答了：
“一个。买进来，再砌起来。前后二十年，就办了这一件事。”
陶家搬过三次家，账上都记着。
第一次是同治十年，从村东老宅搬到村西。兄弟分家，老大要祖宅，老二不肯，闹到族里。族里断了个法子：老二搬出去，另起一院，祖宅归老大。
老二搬的那天，把门前照壁拆了，砖一块一块码在牛车上，运到村西新宅，重新砌起来。
“为什么连砖都带走？”我问。
“因为那堵壁不是墙。”陶永年说，“那堵壁是我们家的脸。老大要宅子，老二要脸。脸不能留在别人家门口。”
“砖上有记号？”
“砖上没有。”他说，“砖上有别的东西。家里人知道哪一块该在哪儿。砌的时候，不是照着图，是照着记忆。”
第二次是民国二十六年，从村西搬回村东。老二那一支绝了后，宅子没人住，老大那支把祖宅赎了回来。这一次拆壁，全族都来帮忙。
“为什么都来？”
“因为都知道要拆什么。”他说，“谁也没说，谁都来。”
第三次是一九七六年，从村东搬到镇上。
那一年县里搞规划，说要修路，陶家老宅在路基上。陶永年的父亲把宅子腾了，一家人搬到镇上的供销社宿舍。
照壁没搬。因为路最后没修，宅子也没拆。
陶永年在镇上住了九年。一九八五年，他又搬回来。
“那九年，墙在村里，人在镇上。”他说，“我每个月回来看一次。骑车二十里，就为了看一眼那堵墙还在不在。”
“为什么不干脆搬走，眼不见心不烦？”
“搬不走。”他说，“拆不下来。要拆一堵壁，得请人，得花钱，得跟村里说。那时候哪有这个钱。所以墙就一直在那儿，人也就一直得回来看。”
他顿了一下。
“后来我想，不是搬不走。是我得回来看。”
“看什么？”
“看它有没有塌。”他说，“它要塌了，里头的东西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了，就有人问。有人问，我就得答。我那时候答不出来。”
他把账本收进木匣，木匣收进纸箱，纸箱推回柜子底下。
“现在答得出来了？”
“现在答得出来。”他说，“答得出来，反倒不怕它塌了。”
那天夜里，我在采风本上记了一页：
“一堵壁的造价：二十四两，匠三人，两个月。一口井的造价：三十两，深十一丈。一个人的价钱：十二两，谷二石，衣被一副二百钱。”
记完了，我另起一行，写了一句话：
“账都记得很平。只有人，没入账。”
第八章 · 井绳要接三截
陶家那口井，深十一丈。
十一丈是多少？一丈十尺，三尺一米。我在本子上算：十一丈，三十三米，加上井口到水面的一段，差不多三十六米。
“井绳要接三截。”陶永年说。
“为什么？”
“一截麻绳大概四丈。三截十二丈，富余一丈，绕在辘轳上。”他说，“一根长的用不了。”
“为什么用不了？”
“一根长的太粗，太沉，一个人摇不动。”他说，“而且麻绳长了会拧。拧了就卡。所以接三截，接头处打活结，卡住了能解。”
“活结？”
“活结。”他伸出一只手，比划了一下，“一抽就开。井绳打的是活结，不是死结。死结卡住，绳就废了。”
我把这一句记下来。
活结。一抽就开。
我又把这个结在心里过了一遍。绳是三截接的，接头打活结，卡住了能解——这是为活人想的。活人摇辘轳，摇到一半卡住，解个结，接着摇。这套规矩里，没有一句话是为掉下去的人想的。可掉下去的人，恰恰是被这套规矩罩着的：井有多深，绳有多长，结是活是死，全在她头顶那三丈地里定好了。
一八五七年那个雨夜，绳就挂在辘轳上。结打得好好的，一抽就开。
抽它的人，一个都没有来。
“打一桶水要多久？”
“我爷爷说，慢的话一袋烟的工夫。”
“一袋烟。”
“一袋烟。”他说，“你想想，一个人掉下去，底下三十多米，又黑又冷，水到胸口。上面的人摇辘轳，得摇一袋烟的工夫，才能把人提上来。”
“一袋烟是多久？”
“半刻钟。十五分钟。”他说，“这还是一桶水的分量，一个人比一桶水重。”
“苏宛掉下去那天，有人摇辘轳吗？”
“没有。”
“族谱上怎么写的？”
“堕井，卒。”他说，“三个字。”
他伸出手指，在桌面上写了一遍，一笔一划。
“没有‘救’，没有‘捞’，也没有‘抬’。三个字，一个人就完了。”
“族谱是谁记的？”
“族长记。”他说，“族长记谱，是记大事的。生、娶、卒。卒就一个字，下头注一句。死在床上，写‘病卒’；死在外头，写‘客卒’；死在井里，写‘堕井，卒’。”
“堕井，卒。”我念了一遍。
“三个字。”陶永年说，“我爷爷说，谱上的字越少，事越大。字少，是没有话可说。”
陶家的井砖，拆下来以后分了三处。
一处砌了照壁的底座，就是壁心底下那排矮了三分的旧砖。
一处砌了猪圈，在后院西边，现在还剩三面墙。
还有一处，陶永年说，砌了村东的水渠。
“水渠？”
“一九五八年修渠，缺砖。”他说，“村里把各家的旧砖都收了。我家后院那半截塌的猪圈，砖被拆走了一大半。”
“渠还在？”
“在。”他说，“从村东到镇上的那条渠，现在还在用。有一段渠壁，是用旧砖砌的。”
那天下午我们去看渠。
渠不宽，两米来，水很浅，流得慢。渠壁上确实有旧砖——青灰色，比新砖小一圈，宽窄不齐，砌得也不像样，灰缝有厚有薄。
我蹲下去，伸手摸。
砖是湿的。
“沈先生。”陶永年在旁边说，“你说，那些砖里，还有没有骨？”
我站起来，把手上的水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不知道。”我说，“也许会有一点点碎渣。可是找不出来了。”
“找不出来了。”他重复了一遍。
我们在渠边站了一会儿。渠水从上游来，撞在砖上，翻起一点白。
“那也没关系。”他忽然说，“她大部分的骨，已经归土了。剩下的一点点，就在这条渠里，天天有水过。”
“天天有水过。”我说。
“天天有水过。”他说，“比在墙里强。墙里是干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高，也不沉，像在替一个人挑住处。照壁，猪圈，水渠——她这一百六十九年搬过的地方，在我们嘴里，全是“设施”。没有一处叫屋子。
可她住过井，住过砖，住过墙。到头来，是一条露天的水渠最像个人住的地方。因为渠里有声音。墙里是没有声音的。
回去的路上，他指给我看井的位置。
井填了，井口压着石板，石板上种着石榴。可井的方位，还能看出来。
“看地势。”他说，“你看这院子，东南角比别处低。低下去一块，大概一尺。为什么低？因为底下是填的土。填的土没压实，年头久了就沉。”
我蹲下去看。确实，院子东南角有一块地方，比周围的石板低一些，石榴树就长在那儿。树干不粗，一人多高，枝上有几颗青果。
“树为什么种在井口上？”
“压。”他说，“石榴多籽，籽多，意思是‘多子’。种在井口，一压一补。压的是井里的人，补的是家里的子嗣。”
“管用吗？”
“不管用。”他说，“陶家从我太爷爷往后，一代单传。到我这辈，就一个儿子。”
他停了一下。
“我媳妇为这个事哭过。她说，是不是因为院子里那口井。我说不是。她说，那为什么别人家三四个，我们家一个。我说不出话。”
“后来呢？”
“后来她走了。”陶永年说，“走的那年，石榴结了很多果。她没吃着。”
那棵石榴我后来数过。数到十七颗，数不下去了。有几颗被鸟啄了，剩下半个壳，挂在枝上。
那天回去，我一直在想那个结。
活结是一抽就开的。井绳上打的是活结。人掉下去，绳还在辘轳上，没人解。
第九章 · 第一场雨
住了几天，雨还没来。等雨的那几天，我做了很多没用的事。
第一天，我数了照壁的砖。从上往下，横着数，一层是四十二块。整堵壁十七层，七百一十四块。壁心那方砖雕占了九层高、二十一块宽，把中间的砖都替了。所以真正是砖的，五百九十三块。
我数了两遍，两遍数出来的数不一样，差了六块。第三遍我改用粉笔在砖上画道，画到一半，陶永年从屋里出来，站在我背后看了一会儿。
“你数这个干什么？”
“想数。”
“数出来是五百九十三，你打算干什么？”
“不知道。”
“那你数它干什么？”
我想了想，说：“数清楚了，它就不只是一堵墙了。它是一堵有五百九十三块砖的墙。有数的东西，能拆。”
陶永年站在那里，看了我很久。
“沈先生，”他说，“你这句话，我记着。”
第二天，我去了村东的土坡。
土坡离陶家宅子二百来米，坡上是一片荒地，长着酸枣棵子和白草。站在坡顶，能看见整个村子：一百来户，灰瓦，南北两条街，中间是一片空场，空场上有两个石碾子。
我蹲在坡上，看了一下午。
看什么呢？看人走路。
下午三点到五点，村道上过了十一个人。有五个是老人，走得慢，走两步停一下；三个是妇女，挎着篮子或者拎着塑料桶；两个孩子，追着一只狗跑；一个骑电动车的男人，速度快，一晃就过去了。
十一个人，没有一个往陶家老宅的方向走。
村道在陶家门口分了个岔：一条往东，出村；一条往北，上坡。所有人走到岔路口，都拐了。
我在本子上记：
“三月初九，下午。村道过十一人，无一人走陶家门东。岔路口成了分界。不是绕路，是习惯。”
第三天，我去找了葛老板娘。
她那天在门口择韭菜，看见我就招手，让我进去坐。我坐下了，她给我倒了一碗水，自己也坐下，把韭菜盆放在膝盖上。
“你还住陶家？”
“住着。”
“他那人，怪。”她说，“一个人住那么大宅子，也不嫌空。”
“他说住着才知道宅子多大。”
葛老板娘“噗”地笑了一声。
“这话倒像他说的。”她把一根烂韭菜掐掉，“他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他年轻的时候话多，爱跟人讲古。谁家孩子不听话，家长就说，再闹，让陶老师给你讲讲你家祖上。孩子就不闹了。”
“后来怎么不讲了？”
“后来就不讲了。”她说，“大概是十几年前，有一年他喝了酒，在村口跟人说，他家照壁里砌着人。说完，第二天全村都知道了。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家里不干净。从那以后，他就不跟人说话了。”
“他自己知道村里人怎么说他吗？”
“知道。”葛老板娘说，“他什么都知道。他就是不说。”
她低头择菜，择了几根，又说：
“沈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村里人，不是坏。就是 ——”她想了想，“就是不敢。你说他家墙里有骨头，我信。可我信了能怎么样？我去跟村长说，村长说你别管；我去跟县里说，县里说你有证据吗。我什么都不懂，我连自己的事都管不过来。”
“您不用管。”
“我知道我不用管。”她说，“可是心里不舒服。这人啊，你看见一件事，明知道不对，又管不了，那件事就在心里搁着，搁一辈子。”
第四天，下了一场小雨。
不是那种能淋透的雨，是毛毛雨，落地就干。我打着伞在门口站了一个钟头，看那堵壁。
壁面上没出水。
陶永年也出来了，站在我旁边。
“这种雨不行。”他说，“得下透。土湿了，水才从砖根往上走。毛毛雨，湿个表面，一会儿就干。”
“要下多大？”
“得连着下两个钟头以上。”他抬头看天，“云从西北来，压得低，风是凉的，那就是要下透的雨。今天这云太高，风是暖的，下不透。”
他看了看我。
“你急什么？”
“怕错过。”
“错不了。”他说，“春天还有四十天雨。你只要在这儿，就一定有。”
这五天，村里人对我的态度在变。头两天，我在街上走，还有人搭话，问我是哪里来的，做什么营生。第三天起，搭话的没有了。我从小卖部门口过，帘子底下那条黄狗都认得我了，抬一下眼皮，又趴回去。我心里明白：他们知道我住进了陶家，知道我天天在那堵壁跟前转。没人问我一句话。可是不问，也是一种问。一个外乡人，甘愿在一个邪乎地方的邪乎人家住下，这在他们眼里，本身就是一句话。
第五天，我把本子从头翻了一遍。
翻到第一页，是那盏灯的拓片。拓片边上，父亲的字：“灯认名，人认账。”
翻到这一夜的记录，已经写了七十几页。有拓片，有行规，有账本上那几笔银子，有爷爷夹页上的字，有柳氏夜里跳井的记法，有葛老板娘择韭菜时说的那几句实话。
我把本子合上，忽然觉得它很沉。
不是纸重。是我写的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指向同一件事，而这件事我到现在还没做成。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绕到后院去。
石榴树在暗里站着，枝是黑的。我在树边站了一会儿，忽然听见极轻的一声响。
“咔。”
很轻，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掰断了一根干柴。
我屏住气，等了很久，没有第二声。
第二天早上，我问陶永年。
“昨夜听见了吗？”
“听见了。”他说，“是树。”
“树会响？”
“会。”他说，“树在长。长得快了，木质撑开，就有声音。白天热，夜里凉，一冷一热，树就‘咔’一声。”
他停了停。
“我听了三十年。一开始以为是墙。后来有一天，我半夜起来，站在树底下，等它响。它响了，我才知道是树。”
“知道是树以后，您还怕吗？”
“不怕了。”他说，“可我还是夜里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习惯了。”陶永年说，“沈先生，一个人怕了三十年，你告诉他不用怕，他也起不来身。这个身子，是自己走到窗边的。”
晋中的春雨跟皖南不一样。皖南的雨是绵绵的，一下几天，像谁在天上过筛子。晋中的雨是砸下来的，云从西北上来，黑得像翻了锅底，先落下几颗大的，砸在石板上冒烟，接着就整面整面地倒。
那天是三月十二，夜里九点多。
我在西厢躺着，听见雨点打在瓦上的声音变了调——先是“嗒、嗒”，后是“哗”，接着就是一片，什么都听不清了。屋檐的水开始往下淌，淌成一道帘。
我起身，穿衣服，摸到门。
陶永年已经站在廊下了。
他没打伞，也没开灯。雨水从他头顶的檐口落下来，落在他脚前，溅起来，湿了半条裤腿。他就那么站着，看着院墙那个方向。
“来了。”他说。
我走到他身边。
“从这儿看不见。”他说，“得从后门出去。”
后门在西北角，是一扇单扇的木门，门轴用铁皮包的，推开的时候没有声音。出去是一条夹道，夹道尽头就是照壁背面。
雨太大了，我一出去，身上就湿透了。
夹道里积了水，漫到脚踝。我蹚着水走，一只手扶着墙，一只手护着怀里的本子——本子用油布包着，可我还是怕。
走到尽头，我停住了。
那圈湿痕，已经实了。
不是“隐约是一个人”，是清清楚楚的一个人。她站在壁前，背贴着墙，正在往外走。
水从砖缝里渗出来，从她身上往下淌，淌到地上，汇成一小片。她的袄裙是湿的，贴着身子；头发是散的，披在肩上，发梢滴水；脸——
脸是模糊的。
不是看不清，是“像隔着一层水”。眉眼的轮廓都在，可就是对不准，你看着她的眼睛，眼睛在动，你一盯，它就移开一点点。
她比我想的要矮。
我在心里量：一米五出头，很瘦，肩窄，手臂细得像两根柴。她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是张开的，微微有些僵。
雨打在我脸上，我抹了一把。
“苏宛。”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小，被雨吞掉了一半。
她动了。
不是转头。是整个人微微一颤，像有一滴冷水从头顶落下来，落到脊梁上。
“苏宛。”我又叫了一遍。
这一次她的头转过来了。
那张模糊的脸对着我。我看不清表情，可我知道她在看我的嘴。
“你——”她的声音是从砖里出来的，不是从嘴里出来的。低，闷，像隔着一堵墙说话，“你叫我什么？”
“苏宛。”我说，“你叫苏宛。”
她的手抬起来，抬到一半，停住了。
“一百六十九年。”她说，“没人叫过。”
雨还在下，我可我听得很清楚。她说话不快，一个字一个字，每个字后面都带着一点喘。
“他们叫我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怎么答。
“丫头。”她自己说了，“苏丫头。‘那个’。‘她’。”
说到“她”的时候，她的声音变了一下，很轻，很哑。
“她们在饭桌上说，‘她今天没下来吃饭’，‘她那屋的灯还亮着’，‘她怎么还不生’。她们不说我的名字。说我的名字，就像是我这个人还在，还是个活人，还该有个人样。她们不说。”
我往前走了半步。水在我脚下响。
“我叫。”我说，“我来叫。”
她不说话了。
我站在那儿，站在雨里，一遍一遍地叫。
“苏宛。苏宛。苏宛。”
叫到第七遍的时候，我听见了一声很轻的响。像是布被人撕开，又像是一口气，从很深的地方吐出来。
她身上的水，停了。
不是不流了，是停在她身上，不再往下淌。水停在袄裙的褶子上，停在她垂下来的手指尖上，一动不动。
“你别叫了。”她说。
“为什么？”
“我受不住。”
我停下来。
她的影晃了晃，往墙根退了一点。
“我以为我再听见有人这么叫我，我会哭。”她说，“我哭不出来。我没有眼泪。一百六十九年了，眼睛里没有水，身上全是水。”
第十章 · 名字
那夜我们隔着雨说话，说到鸡叫。
陶永年一直站在夹道口，没进来。我看得见他的影子，靠着门框，一动不动。
我问苏宛，记不记得自己的事。
“记得。”她说，“我记得我娘。”
“她叫什么？”
“柳。”她说，“我娘姓柳。”
我心里顿了一下。柳氏。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不是一个人。我娘是镇上柳家巷的，嫁给苏家老三，是个裁缝的女儿。宅子里那个柳氏，是柳家圩的，是柳家的正经女儿。两个柳，不是一家。”
“你娘呢，后来怎么样？”
“她追过我。”苏宛说，“我被卖那天，她追到陶家村口。她没进门，坐在村外的渠埂上，哭了一下午。我听见了。”
“你听见了？”
“我在东厢擦桌子。门开着，远远的，有人哭。我听见那声音，就知道是我娘。她的哭声跟别人不一样，她是往上收的，不是往外放的。她哭的时候，先吸一口气，憋住，然后声音从鼻子里漏出来。”
她说到这里，停了停。
“我没出去。”
“为什么？”
“因为宅子里的人都在看。”她说，“我知道，只要我一动，她们就要说：瞧，苏家这个丫头，还是想着家。想着家的丫头，是要跑的。要跑的丫头，是要打的。”
“所以你就不动了。”
“我不动了。”她说，“我在那儿擦桌子，一张八仙桌，我擦了一下午。擦到后来，桌面上的漆都被我擦白了。”
雨小了一些。屋檐上的水帘变成了线。
“她后来每年都来。”苏宛说，“清明、中元、还有我生日。我生日是九月十九。她来，站在村外，烧一沓纸。烧完就走。”
“你怎么知道的？”
“我闻得到。”她说，“纸钱的味道跟我们烧的不一样。我们烧的是黄纸，她烧的是白纸，掺了麦秸。白纸烧起来有股草味。”
“你闻了几年？”
“三年。”她说，“第三年清明，她来了，烧完纸，没走。她在渠埂上坐着，坐到天黑。第二天有人来宅子里说，村外有个女人病了，倒在渠埂上。我听见了，我没出去。第三天，人抬走了。第四天，有人来说，她死了。”
我闭上眼睛。
“她死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只鞋。”苏宛说，“我的鞋。我小时候的一只鞋，红的，绣了花。她一直带着。”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来过梦里。”苏宛说，“死人有本事的。她来了一次，就一次。她站在我床边，什么也不说，把手摊开，让我看那只鞋。看完了，她就走了。”
“她说什么了？”
“她说了一句。”苏宛的声音很轻，“她说，宛儿，娘找不动了，你自个儿回来。”
雨停了。云散了，露出一小块天，天上一颗星。
我站在那里，浑身湿透，牙齿在打颤。
“苏宛。”我说，“我送你回去。不是你娘那个‘回去’。我送你从这堵墙里出去。”
她抬起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堵墙里吗？”
“因为骨头在砖里。”
“不是。”她说，“因为没有人认。”
她抬起手，往自己胸口的那个方向指了指。
“人被冤死，骨头碎了，魂散在碎的地方。散是散，可还在。它在等有人来，把散的地方一处一处指出来，说，这是你，这是你，这也是你。指完了，它就合起来。合起来了，就能走。”
“要是没人来指呢？”
“那就一直散着。”她说，“散久了，就忘了自己原来是整的。你刚才叫我名字，我就想起来一点点。想起来的这一点点，就够我站在这里跟你说话。”
“那我怎么做？”
“你得找到我的骨头。”她说，“不是全部。全部的骨头早就烂了。你找到还在的那一块，把它拿出来，放在土里，立一块碑，写上我的名字。”
“就这么简单？”
“不简单。”她说，“骨头在砖里，砖在壁里，壁是你们说的‘文物’。你要动砖，先得有证据；要有证据，先得动砖。”
她说完，影开始淡。
“天要亮了。”她说，“我不能见太阳。”
“什么时候再见？”
“下雨。”她说，“下雨我就能出来。你只要还在，我就出来。”
她往墙里退。退到一半，她忽然停下。
“沈先生。”
“嗯。”
“你叫什么名字？”
“沈知遇。”
“知遇。”她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念得很认真，像在纸上写字，“我记住了。你也是头一个让我记住名字的活人。”
第十一章 · 墙里的年岁
那一夜之后，我请苏宛讲这一百六十九年。
“讲不出来。”她说。
“为什么？”
“因为太长了。”她说，“你们活人讲一年，有一件一件事；我讲一年，只有一个感觉。感觉重复了一百六十九遍，说出来还是一句话。”
“那就从第一夜讲。”
她沉默了很久。
雨已经停了，夹道里有水，水面上浮着一层月亮。她站在墙根，身上的水不流了，静静地贴在衣服上，像一层薄冰。
“第一夜，”她终于开口，“我不记得我死了。”
---
我是从水底往上看的。
水是黑的。上面有一圈亮，圆的，很小。我伸手去够，够不着。我想喊，一张嘴，水就灌进来。
后来我不喊了。
不喊了以后，我发现自己还能看。我看见井壁的砖，一圈一圈往上，砖缝里长着青苔。我看见水面上那个圆，圆里有个人探着头往下看——是柳氏。她看了我很久，然后就不见了。
我以为她会喊人。
她没有喊。
我在水里待了多久，我不知道。天亮了一次，暗了一次，又亮了一次。我听见上面有人走动，有人说话，有人在井边打水。桶放下来，离我很近，我伸手能碰到桶底。
我碰了。
桶一下子被提上去了。
上面有人喊：“井里有东西！”
我听见了。我等着他们把我捞上去。
他们没捞。他们把井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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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了？”
“封了。”苏宛说，“不是填，是封。先盖板，压石头，然后才填土。”
“为什么先封？”
“因为怕我上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他们在井口压了三块石头。压石头的人里，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是宅子里的长工，姓赵。他压的时候手在抖，石头掉下去一次，砸在板上，‘咚’一声。我听见他说了一句：‘对不住。’”
“然后呢？”
“然后土就下来了。”
她抬起头，看着院墙外。
“土下来的样子，我没法跟你说。土不是一下子下来的，是一担一担下来的。先落在板上，很轻，‘沙’一声。然后是第二担，第三担。我听得见每一担。有时候隔很久才下一担，有时候连着下。我知道他们在挑土，从村东的土坡上挑，来回一趟要小半个时辰。”
“你数了多少担？”
“数到七百多，就不数了。”
“为什么不数了？”
“因为土压到板上了。”她说，“板开始响。板是木头的，压重了会响，是那种‘咯’的声音，一声一声。我听着那个声音，就知道板要下来了。”
“下来了没有？”
“下来了。”她说，“第七天，板塌了。土一下子灌进来，灌到我胸口。我给压住了。”
“疼吗？”
“不疼。”她说，“死人不知道疼。可是我知道我被压住了。像有人用手按着你的肩，让你坐下，你坐下了，就起不来。”
---
“后来呢？”
“后来就黑了。”
她说，“黑了很多年。”
“多少年？”
“不知道。我数日子数不清。数到三百多天，就乱了。”
“乱了以后怎么办？”
“不数了。”她说，“我就听。”
“听什么？”
“听上面。”她说，“井填了以后，上面盖了石板，种了一棵石榴。石榴是我看着长的。先是苗，后来是枝，后来开花。石榴开花是红的，一朵一朵，落下来的时候，落到石板上，‘啪’一声。”
“你听得见花落？”
“听得见。”她说，“死人的耳朵在土里。土里什么声音都有。蚯蚓爬的声音，‘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处扫地。水的声，土里的水是慢慢走的，走的时候有‘咕’的一声。还有树根，树根在土里长，长得快了，会把土撑开，‘啪’。”
她停了一下。
“我在土里待了多久，我不知道。后来有一天，上面有人来了。”
“谁？”
“好几个人。他们掀开石板，往下挖。”
---
“挖你？”
“不是挖我。”她说，“是拆井。”
“拆井？”
“他们要拆井壁的砖。”苏宛说，“我听见他们说话。有人说：‘从底下拆，上头就塌了。’另一个说：‘底下有水，下不去。’第三个说：‘那就从半腰拆，先把上半截的砖取下来。’”
“他们说拆砖干什么？”
“说是砌墙。”她说，“一个说：‘主家说了，砖砌照壁。’”
她说到这里，抬起头看我。
“沈先生，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想，好。”她说，“我想，他们要把我搬到屋里去了。”
我愣住了。
“我以为照壁是屋里的东西。”她说，“我不知道照壁是墙。我在宅子里做丫头的时候，没出过大门。我不知道门外面是什么。我只知道‘照壁’这两个字，听着像屋里的一间房。”
她低下头。
“后来我知道了。他们把我砌到门外去了。”
---
拆砖拆了四天。
“第一天，他们从井壁的上半截开始拆。砖一块一块下来，井壁一圈一圈往里退。我听得见砖缝裂开的声音，‘咔’，很脆。”
“砖拆到你那儿的时候，你怎么样？”
“什么也没怎么样。”她说，“我在土里。土压着我。砖拆到我跟前，就不拆了——因为再往下就是土了，土塌下来，会把人埋住。”
“所以你的骨还在土里。”
“在土里。”她说，“可是土里有砖渣。拆砖的时候，灰浆掉下来，砖渣掉下来，都掉进土里。我的骨头碎了，碎在土里，跟砖渣混在一起。”
“那些砖渣，后来被装上筐，吊上去了。”
“吊上去了。”她说，“我在土里，听见筐上去的声音，绳子在井口磨，‘吱——吱——’。一共吊了多少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吊到后来，井里空了，土里的砖渣都吊走了。”
“所以你的骨，跟着砖渣上去了。”
“跟着上去了。”她说，“不是全部。是一点点，卡在砖缝里，跟着砖走了。”
她抬起手，看着自己的手指。
“就是这一截。”她说，“我右手第二个指头，第二节。掉井的时候，我抓着井壁的砖，抓得紧。指甲翻了，骨头断了一节，卡在砖缝里。拆砖的人没看见，就把这块砖装筐了。”
---
“砌墙那天，是晴天。”
苏宛说，“我记得是晴天，因为有太阳。砖堆在院里，晒了一上午。我被晒着。”
“你感觉得到晒？”
“感觉得到。”她说，“死人在砖里，砖晒热了，就暖。那是一百六十九年里，我第一次觉得暖。”
“然后呢？”
“然后他们开始砌。”
她说，“砌墙的时候，匠人是一块一块拿砖的。他拿起哪一块，我就在哪一块上。他拿砖，抹灰，放下去，用瓦刀敲两下，‘当、当’。敲完，再拿下一块。”
“他拿到你那一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砌到一半的时候。”她说，“他把我那一块拿起来，抹了灰，放下去。放下去以后，他没有敲。”
“为什么？”
“因为那一块不平。”她说，“井砖宽窄不齐，放上去是歪的。他拿起来，翻过来看，看见砖缝里有东西。”
“他看见了。”
“他看见了。”苏宛说，“他把砖放在膝上，用手指头抠。抠出来一截骨头，还有一撮头发。”
---
“他做了什么？”
“他把骨头放在手心里看。”
苏宛说，“看了很久。旁边有人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砖不平。然后他把骨头揣进怀里，继续砌。”
“他把你的骨揣进怀里了。”
“揣进去了。”她说，“那天下午，他一直揣着。砌到收工，他回工棚，把骨头拿出来，放在一块布上。他看着那撮头发，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头发拢起来，缠在骨头上。”
“缠了几圈？”
“七圈。”她说，“我数了。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七圈。缠完了，打了个结。”
“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他来砌最后那几层。”她说，“他在壁心底下留了一个腔。腔不大，巴掌大。他把骨头放进去，把腔口封上。封的时候，他把压在上头的那块砖翻过来，用凿子在背面凿了几道。”
“凿了几道？”
“五道。”她说，“凿得很浅。”
她说到这里，停了。
“沈先生，你说，他为什么要凿？”
“为了让砖坐实。”我说。
“不只是。”她说，“他凿的时候，嘴里在念。念得很小声，我听不清。可是我听得出，他是在说话，跟人说话。”
“说什么？”
“我不知道。”她说，“可是我知道，他凿一下，念一句。凿了五下，念了五句。念完了，他把砖放上去，敲了三下。”
---
“砌完了以后，他就走了。”
“走了。”
“再没回来过？”
“没有。”她说，“砌完那天，主家请吃饭。他在席上喝多了，说了一句‘这壁砌得实，压得住’。说完，主家的脸变了。他就没再说话。”
“后来呢？”
“后来他就走了。”她说，“走了以后，我就在墙里。”
“在墙里是什么感觉？”
“像在一间很小的屋子。”她说，“屋子只有巴掌大，可是我整个人都在里头。我能感觉到墙。墙的两边是院子，墙的外面是村道。有人在墙那边走，我听得见脚步声。”
“你能出去吗？”
“不能。”她说，“我试过。我往外挤，挤不动。砖是硬的，一块压一块，压得很紧。我挤一下，砖就压回来。”
“什么时候能出去？”
“下雨的时候。”她说，“雨一下，砖就软。砖一软，我就能往外渗一点。渗出去，就成了一个人形。”
“第一次搬家，是同治十年。”
苏宛说，“那天来了很多人，牛车停在门口。他们把照壁拆了，砖一块一块搬上车。”
“拆的时候，你疼吗？”
“不疼。”她说，“我被搬起来的时候，是一整块托着的。他们没有拆我那一块。他们知道那一块不能拆——拆了腔就散了。所以他们是连着周围三块砖，一起撬下来的。”
“谁告诉他们的？”
“不知道。”她说，“也许是那个匠人留了话。也许主家知道。”
她顿了顿。
“车走的时候，很颠。我在车上，听见车轱辘响，‘咕噜咕噜’。一路上，我听着两边的人说话。有人说今年雨水好。有人说孩子病了。有人骂自家的女人。我一直听着，听到村西。”
“村西的新宅，也是老宅？”
“是老的。”她说，“是陶家老二的宅子，也是五凤楼，比村东的小一点。他们把照壁砌在门东边，跟原来一样的位置。”
“然后就一直在那儿？”
“六十六年。”她说，“从同治十年，到民国二十六年。”
---
“这四十五年里，发生过什么？”
“发生过很多。”她说，“陶文焕死了。柳氏死了。宅子里换了三代人。”
“陶文焕死的时候，你知道吗？”
“知道。”她说，“他死是冬天。冬天死人，家里要哭三天。哭声隔着墙传过来，我在墙里听得清清楚楚。哭的人里，有他媳妇，有他儿子，有宅子里的丫头。”
“你听的时候，心里想什么？”
“什么也不想。”她说，“我就是听。”
她抬起头。
“沈先生，你别以为我会恨他。我恨过一阵子，恨了几年。后来不恨了。恨要用力气，我那时候没有力气。我在墙里，力气都用来待着不散。”
“那柳氏呢？”
“柳氏死的那天，下雨。”
苏宛说得很慢。
“她已经很老了。我在墙里听人说过，她不出门，不见人，怕水。我听着，心里没起什么。”
“那天雨大，是亥时前后。我听见后院有人开门，门轴响，‘吱’。然后是脚步声，走得很快，是跑。跑的人不年轻，跑几步就喘。”
“她跑到井那儿去了。”
“跑到井那儿了。”她说，“我听见石板被掀开，‘轰’一声。然后是‘扑通’。”
“她跳下去了。”
“跳了。”苏宛说，“跳下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声音。后来有声音了，是抓。手抓泥的声音，‘哧、哧’。抓了很久，抓得慢了，就没有了。”
我没说话。
“我听着的时候，”苏宛说，“心里有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
“我想，她终于下来了。”她说，“我等了五十年，就等这一句。她下来了。可是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好。她抓着泥的时候，我在墙里，什么也做不了。我既不能拉她，也不能推她。我就是听着。”
“后来呢？”
“后来天亮，有人发现，把她抬出去了。”苏宛说，“抬出去以后，院里洗了三天。洗完了，就没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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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补壁。”我说，“那一年，我爷爷在东院挖到一截骨，又砌了回去。”
“那截骨不是我的。”苏宛说。
我抬起头。
“我在门前这堵壁里，一寸也没动过。东院那堵是同治年间砌的，新砖，没有我。”
“那是谁的？”
她沉默了很久。
“不知道。”她说，“一个宅子一百多年，井、池塘、后园、墙角，哪个地方没死过人。”
---
“那一夜他梦见一个女人，指着墙。”我说。
“不是我。”她说，“我没有去找过他。我出不了这堵墙。下雨的时候，我渗出去，也是在墙根，走不远。我走不到人的梦里。”
“那梦里那个女人是谁？”
“东院那一截。”她说，“她能走。她只是没有名字。”
我坐在那里，很久没有说话。一堵壁里可能不止一个人，一堵壁后面可能还有另一堵壁。
“沈先生。”苏宛说，“你别想了。你想不完。”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了。”她说，“这世上的墙，比你走的路多。”
---
“第三次搬家，是一九七六年。”
苏宛说，“那一年，宅子要腾。他们又拆了一次壁。”
“这次拆的时候，你在吗？”
“在。”她说，“可是这次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次拆的人，知道里头有东西。”她说，“他们拆得很慢。拆到中间，有一个人说：‘就是这块。’另一个人说：‘轻点。’他们把那一块连着周围的砖，一整块托出来，用棉被包上，放到车上。”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她说，“陶永年他爹知道。他不敢说，可是他知道。他吩咐人，拆的时候要小心，要把那一块整块搬走。”
“所以那九年，你在镇上。”
“在镇上。”她说，“在供销社宿舍的后院里，靠墙放着。放了九年。”
“九年里，有人来看过吗？”
“陶永年。”她说，“他每个月来一次。骑车二十里。来了就站在那块砖前面，站一会儿，走。”
“他跟你说话吗？”
“不说。”她说，“他站着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人站在墙前面，跟走过去是不一样的。走过去的人，脚步是过的；站着的人，脚步是停的。停下来的脚步，墙能感觉到。”
---
“一九八五年，搬回来。”
“搬回来那天，我记得。”苏宛说，“是秋天。天很好。他们把砖从车上卸下来，一块一块码在门东边。然后开始砌。”
“砌的时候，你在哪一块？”
“我在最底下那一排。”她说，“他们把我放在最底下。砌到我的时候，陶永年站在旁边，一动不动地看着。”
“他看了多久？”
“看了很久。”她说，“砌的人问他：‘陶老师，这块放这儿行不行？’他说：‘行。’说完，他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一块砖。”
“然后呢？”
“然后他就站起来，进屋了。”
她顿了顿。
“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在屋里哭。”
---
“再往后，就是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怎么过的？”
“过去了。”她说，“这四十多年，我慢慢学会了一件事。”
“什么事？”
“学会把自己收起来。”她说，“一开始，我总是往外挤，挤不动，就着急。后来我不挤了。我把自己收得很小，小到一个巴掌。收小了，就不那么难受。”
“什么时候又往外挤了？”
“下雨的时候。”她说，“一下雨，我就忍不住。我明知道挤出去也没用，还是要挤。挤出去，站在墙根，站一会儿，又回去。”
“为什么？”
“因为闷。”她说，“沈先生，你不知道在墙里有多闷。不是黑的闷，是‘没有声音’的闷。墙里一百多年，我听见的最多的声音，是我自己的心跳。可是我没有心。我听见的是砖的声音，砖在热胀冷缩，‘咔’，一声，隔很久，‘咔’，又一声。”
她抬起头。
“我有时候想，要不是下雨，我早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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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你叫我名字。”
苏宛说，“我正在墙里收着。收得很小。忽然听见有人叫‘苏宛’。”
“你当时什么感觉？”
“像有人在我背上拍了一掌。”她说，“我一瞬间就撑开了。撑开了，就往外挤。挤到墙根，就看见你了。”
“你看见我，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我想，这个人是谁。”她说，“第二个念头是，他叫错了。我不叫苏宛。我叫苏丫头。”
“那你为什么出来？”
“因为我想听第二遍。”她说，“我想，他要是叫第二遍，我就出来。”
我低下头。
“沈先生。”苏宛说，“你要是没叫第二遍呢？”
“我会叫。”
“我知道你会。”她说，“可是我想过这个。我想，要是那天你只叫了一声，就走了，我怎么办。”
“怎么办？”
“我就回去。”她说，“回去，收小，再待着。等到下一个下雨天。等到下一个路过的人。”
第十二章 · 苏家的东西
苏长富家的堂屋，柜子顶上空着一块。
那块地方擦得很干净，没有灰，跟旁边不一样。上头什么也没放。
“原先这儿放着一只鞋。”他说。
“什么鞋？”
“红的，绣了花。这么长。”他用手比了一下，五六寸，“我小时候，这鞋就供在这儿，我娘不让我动。我问是谁的，她说是老祖宗的。”
“后来呢？”
“烧了。”他说，“那年上头来人，说家里不许供旧东西。我爹把鞋拿下来，扔进灶膛。”
他停了一下。
“我那年六岁。我看着那鞋烧。火苗一下窜起老高，红的变成黑的，我一辈子记得。我那时候觉得好看。”
他说完，把脸转过去，看着门外。
“我现在想起来，脸是白的。烧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要是知道，我拼了命也要抢出来。”
“那只鞋是谁的，你娘说过吗？”
“说过一句。”他说，“她说，是姑奶奶的。姑奶奶死的时候，她娘攥着这只鞋。”
“苏宛的娘？”
“嗯。”他说，“她死在苏家老屋里，手里攥着。我娘说，攥得很紧，掰不开。后来是连手带鞋一块儿入的殓。”
我把这件事记在本子上。
一只五六寸的红绣鞋。一个娘死的时候攥着它，掰不开。
“苏先生，”我说，“还有一件事，您可能不知道。”
“你说。”
“苏宛会写字。”
他抬起头。
“什么？”
“她会写小楷。”我说，“陶永年的爷爷见过她写的字。抄的是《女诫》，一行二十个字，一笔不苟。”
苏长富看着我，看了很久。
“我们苏家，”他说，“没人知道这个。”
“陶永年记得第一句。”我说，“‘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他小时候在柜子里看见的，问是谁写的，他爷爷说是宅子里一个旧人写的，把纸收走了。”
“那纸呢？”
“一九六六年烧了。”我说，“他爹怕事，把柜子里的旧纸都烧了，烧了一夜。”
苏长富低下头。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动了一下，又不动了。
“一行二十个字。”他说，“抄《女诫》。”
“陶永年说，一个人抄书，从第一句抄起，说明她是从头开始抄的。”
“从头开始抄。”他重复。
“说明她想抄完。”我说，“一个丫头，白天干活，夜里在灯下抄《女诫》，想把它抄完。抄完了干什么，不知道。可能就是想抄完一件事。”
苏长富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
“我们家人，一直以为她是个不认字的。”
“为什么这么以为？”
“因为没人说过她认字。”他说，“谱上就一句‘早殁’。一个‘早殁’的人，你还能指望她认字？”
他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把柜门拉开。里头是一摞旧谱，蓝布包着，包得很整齐。
“我爹留下的。”他说，“民国年间的抄本，很多地方缺。我想重修一遍，把能补的补上。”
“苏宛那一行，你打算怎么写？”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娘说的：改成‘冤死，年二十一’。”
“不合谱例。”
“我知道不合。”他说，“谱例是给活人看的。可我想，一个家里，总得有人不合一次例。”
他把旧谱翻开，翻到一页，指着上头一行。
“你看这个‘早殁’。两个字，把一个人一辈子抹了。她二十一岁，怀着七个月的孩子，被人推进井里。这两个字，写的是什么？写的是‘死得早’。”
“改成‘冤死’，就对了？”
“不对。”他说，“可至少，它说了实话。”
苏宛的娘，来过陶村三次。
这件事是陶永年讲的。他说是他爷爷讲的。
第一次是苏宛被卖的当年，秋天。她追到村口，坐在渠埂上哭了一下午，天黑才走。
第二次是第二年清明。她带了一沓白纸钱，在村外烧了，烧完就走。
第三次是第三年清明。她烧完纸，没走，在渠埂上坐到天黑，第二天被人发现病倒在那里。
“三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我问。
“在渠埂上，对着宅子东墙那儿。”陶永年说，“从那儿，能看见宅子的屋顶。”
“看不见人。”
“看不见人。”他说，“只能看见屋顶。她大概是想着，她闺女就在那个屋顶底下。”
“苏宛知道她娘在村外吗？”
“知道。”陶永年说，“她闻得到纸钱的味道。”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去了村外。
渠是老的，土渠，两边是夯实的土坡，坡上长着草。渠埂不宽，一个人坐下，两条腿垂下去，正好够。
从那儿往村里看，能看见陶家老宅的屋顶——五凤楼的歇山顶，灰瓦，檐角有一点翘。屋顶上长着瓦松，一丛一丛的。
一百六十多年前，一个女人坐在这儿，看着那个屋顶，哭一下午。
我坐在她坐过的位置上。
风从渠上过来，带着水汽。远处的屋顶在夕阳里发暗。我看见有人从宅子里出来，是个老头，背上背着什么东西，慢慢往村东走。
我坐了很久。
天快黑的时候，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阿姨。”我对着空气说了一句，“她归土了。苏家来人了。碑上刻的是苏宛。”
风把草吹动了一下。
我不知道那是回应，还是只是风。
苏永昌是苏宛的爹。
他把女儿卖了之后，又活了十一年。
“十一年。”陶永年说，“我算过。苏宛十四岁进陶家，二十一岁死。她死的时候，她爹还活着。”
“他知道女儿死了吗？”
“大概知道。”他说，“镇上到陶村二十里，消息传得过去。”
“他来过吗？”
“没有记载。”陶永年说，“苏家的谱上没有，陶家的谱上也没有。”
“那他这十一年怎么过的？”
“不知道。”陶永年说，“我只知道一件事。苏家分家，规矩是‘外欠归三房’。三房是苏永昌。他拿着一沓欠条，去要账。要了几年，要不回来。最后他把欠条卖给了一个收债的，换了五两银子。”
“五两。”
“五两。”陶永年说，“他女儿的卖身价是十二两，加两石谷，不到十三两。他把一沓欠条卖了五两。”
他停了一下。
“你说，一个人卖女儿的时候手是抖的。那他卖欠条的时候，手抖不抖？”
我没答。
这个问题，我后来想了很多天。
卖女儿，是为了活。卖欠条，也是为了活。两件事之间隔了十一年。十一年里，他大概每天都在想那十二两银子。想到最后，他把手里剩下的东西也卖了。五两。比女儿的价钱少一半多。
三样东西：一只红绣鞋，一张抄了《女诫》第一句的纸，一沓卖了五两的欠条。
三样都没了。鞋烧了，纸烧了，欠条卖了。
剩下一个名字，还在别人的墙里。
第十三章 · 一块砖的官司
第二天放晴，陶永年就去找村长了。
我跟在他后头。从陶家老宅到村委会，要下坡走三百米，路过小卖部、路过一个废弃的碾盘、路过两棵泡桐。路上遇见三个人，都跟陶永年打招呼，打完招呼就走得很快。
村长姓陶，叫陶大勇，五十多岁，脸黑，眉毛很浓，在村委会门口的水泥台子上坐着，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听见脚步声，抬头。
“永年。”
“大勇。”陶永年在他对面站住，“我要拆照壁。”
陶大勇的搪瓷缸停在半空。
“你说什么？”
“我要拆照壁。”陶永年又说了一遍，“不拆整堵，就拆壁心底下那排砖。”
“你疯了。”陶大勇把缸子放下，“那是乾隆年的东西。县文保所挂了牌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你拆了，人家来量尺寸，你赔得起？”
“壁里砌着人骨。”
“人骨？”陶大勇笑了，笑得很难看，“永年，你教语文的，读傻了是不是？雨夜墙根出水，那是返潮。全村哪家墙根不出水？我家后墙，一到雨天能拧出水来，我拆不拆？”
“你那是墙根，我那是人形。”
“人形？”陶大勇站起来，比我高半个头，“什么人形？你说给谁听？你说给县里听，县里信吗？你说给村里人听，村里人怎么看你？”
“我不在乎村里人怎么看我。”
“你不在乎，我在乎。”陶大勇的声音低了，但是更沉，“你是陶家的，我是村长。你闹出个‘照壁里有鬼’，传出去，人家说陶村邪性，我这一村的宅基地、我这一村的旅游——”
他打住了。
“旅游？”
陶大勇没接话，把搪瓷缸里的水泼在地上，转身进村委会了。
陶永年站在水泥台子前，站了很久。
“走吧。”他说。
第二天我们去了县里。
县文保所在县政府大院西边的一栋二层楼里，楼道里堆着纸箱，墙上贴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旧海报。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二十七八岁，姓方，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束，穿深蓝色的工作外套，戴一副细框眼镜。
“陶老师。”她站起来，让座，倒水，动作很快，“您坐。您说的是陶村那堵照壁？”
“是。”
“我查过了。”她把一个蓝皮的本子摊开，“陶村陶氏民居照壁，清代，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二〇一一年第三次文物普查登记，编号一四〇七二……状况：基本完好，壁心砖雕局部风化。”
“风化是表象。”陶永年说，“里头是空的。”
“空的？”
“壁心底下那一排砖，背后有一个腔。腔里有东西。”
方姑娘把笔放下。
“陶老师，”她说，“您这个说法，我得跟您讲清楚。您说‘腔里有东西’，这是您的判断。我们要动一堵登记在册的文物，得有依据。依据是什么？是勘探报告，是照片，是第三方鉴定。您现在给我的是一个判断。”
“我爷爷的笔记里写了。”
“笔记是孤证。而且是家属笔记。”她的语气很客气，但是不退，“陶老师，我干这行四年，见过太多‘我家祖上说过’。有说墙里埋银子的，有说地基下压着宝的，还有说自家院里埋着祖宗的。我们要是每一个都去挖，文物就全毁了。”
陶永年不说话了。
“而且，”方姑娘补了一句，“反过来说，假如真有东西，那也不能随便动。壁心砖雕是一组，揭取要整体揭取，要报省里批。您要是自己动手，那就是破坏文物，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从文保所出来，太阳很大。陶永年站在台阶上，两只手在口袋里摸，摸了半天，摸出烟盒，抖出一支，点了两下才点着。
“死循环。”他说。
“什么？”
“证据在砖里，砖在壁里，壁是文物。要证据得先动壁，动壁得先有证据。”他吐出一口烟，“沈先生，你说，这世上还有比这个更不讲理的事吗？”
我没答。
那天晚上他在家里灌了半斤高粱。他不怎么会喝酒，喝到一半脸就红了，眼睛也红了，坐在院里的石凳上，一遍一遍地说同一句话。
“我爷爷怕，我爹怕，我也怕。我们陶家六代人，守着一堵墙，守着一截骨头，守了一百六十九年，守到最后，连拆都拆不了。”
他把酒碗往地上一摔。
碗没碎，在石板上滚了半圈，停住了。
“我教了三十四年语文。”他说，“我教学生读《陈情表》，读‘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我跟学生说，李密这个人是真孝。可我自己的祖宗，把一个人砌在墙里，砌了一百六十九年，我连一块砖都拿不下来。”
他低下头，两只手抱着脑袋。
“沈先生，我不孝。”
第十四章 · 一个教语文的办法
我在他家天井里坐了半宿。
那一夜没下雨，天很清，能看见星。我坐在石阶上，把采风本摊开，一页一页往前翻。翻到父亲抄的那几行行规，我停住了。
最后一行是：“灯认名，人认账。账不清，灯不明。”
我盯着这一行，忽然想到一件事。
我们沈家守灯，守的是规矩。规矩是死的，可守规矩的人是活的。一百多年里，沈家遇过多少回“不能动”的事？族里有人要砸灯，官府要收灯，兵荒马乱的时候灯差点被抢——每一次都是靠什么过去的？
靠的不是硬碰。
靠的是“让它变成另一件事”。
天快亮的时候，我进屋叫醒陶永年。
他宿醉，眼睛肿着，坐在床沿上，半天没说话。
“陶老师，”我说，“我们不拆壁。”
他抬起头。
“我们修壁。”
“……什么？”
“你去报文保所。”我把本子摊在他面前，“你说，壁心砖雕风化，渗水，砖体酥碱，申请抢救性修缮。方案是：最小干预，只揭取壁心那一组砖雕，重新做防水层，再把砖雕原位归安。你猜方姑娘答不答应？”
陶永年愣了很久。
“她答应。”他慢慢地说，“她巴不得。”
“对。她巴不得有人主动修文物。现在的问题是没人出钱，没人愿意担责任。你自己出钱，自己担责任，她为什么不同意？”
“可是——”
“可是我们要的不是修砖雕。”我说，“我们要的是揭取。砖雕一揭，底下那一排旧砖就露出来了。那一排砖本来就不在砖雕的范畴里，是咸丰七年补的，不是原件。修缮的时候，这种非原件的补配砖，是可以更换的。”
陶永年站起来。他的手在抖。
“更换下来的旧砖——”
“归你。”我说，“修缮更换下来的旧构件，属于业主。你把它拿回来，一块一块看。”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不算骗？”他忽然问。
“不算。”我说，“壁心砖雕确实风化，确实渗水，确实该修。我们说的是真话。我们只是没把全部的真话说出来。”
“那还是瞒。”
“陶老师，”我看着他，“你这三十四年，一直想把全部的真话说出来。说出来了，有人信吗？”
他不说话了。
“有些真话，得等一个能听的人。”我说，“现在没有人能听。所以我们先把能做的事做了。等骨头拿出来了，验了，是人的骨头，那时候再说。”
陶永年坐回床沿上，两只手撑着膝盖。
“我爷爷要是当年这么想，”他说，“就不用把骨头砌回去了。”
“你爷爷当年是一个人。”
修缮申请是三月十八递上去的。
方案是陶永年自己写的，写了四页纸。他教语文的，写这种材料反而顺手——概况、现状、病害分析、修缮必要性、技术路线、经费预算，一条一条，字是正楷，一笔不苟。
方姑娘看了三天，回了电话。
“陶老师，方案可以。但是有三条：一，揭取必须有我们在场；二，砖雕揭取后要做三维扫描存档；三，更换下来的非原件砖，要登记编号、拍照，用途要报备。”
“可以。”
“还有。”方姑娘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陶老师，我多说一句。您这么做，是好事。全县登记在册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有四百多处，十年来主动申报修缮的，您是第三个。”
陶永年握着电话，半天没说出话。
“方同志，”他最后说，“我问一句，你们所里，管不管修缮的时候挖出来的东西？”
“什么东西？”
“骨头。”
电话那头静了三秒。
“人的？”
“人的。”
“……那要走另一个程序。”方姑娘说，“但是陶老师，如果真是人骨，您得先报警，再由公安通知文物部门。这是两回事，不能混。”
“我知道。”陶永年说，“我就是先问一句。”
他挂了电话，转过身来，脸上有一种很奇怪的表情，像是笑，又像是要哭。
“沈先生，”他说，“她答应了。”
第十五章 · 刘师傅
刘师傅是三月二十六来的。
那天上午，一辆三轮车停在村道上，车斗里装着钢管、木板、两袋水泥、一桶防水涂料。骑车的是个年轻人，戴鸭舌帽。后头跟着下来一个老头，六十出头，个子不高，很瘦，穿一件深灰的旧夹克，袖口磨白了，手上戴着线手套。
“刘万山。”他伸出手来，跟我握了一下。
他的手很硬。掌心是那种常年握凿子磨出来的硬，不是老茧，是整块皮都木了，按下去没有弹性。
“陶老师是吧。”他转向陶永年，“我跟你说清楚。修缮这活，我只能做我懂的。砖雕我懂，文物报批的规矩我不懂，你要我签字盖章，我不签。”
“不用签。”
“那就行。”他绕着照壁走，“先说清楚，做到什么程度。”
“揭壁心。”
“整组揭？”
“整组。”
刘师傅站住了，回头看陶永年。“整组揭，这壁就伤了。揭下来再贴回去，哪怕贴得再准，也是贴的，不是原来的。你懂这个意思吧？”
“我懂。”
“懂了还揭？”
“懂了还揭。”
刘师傅看了他一会儿，没再问，从三轮车上卸工具。
工具不多：一个帆布包，里面是各种尺寸的凿子，宽的窄的，平口的斜口的；一把小锤，木头柄，锤头是铁的，包了一层布；一把刷子；一卷棉纸；一支铅笔；还有一根很长的钢针，比筷子细，一头磨成尖，一头弯成钩。
“这个是什么？”我指着那根钢针问。
“探钉。”他说，“比手好使。”
他先不揭。他围着照壁转了三圈。
第一圈，走得快，走的时候只看脚下，看地基。第二圈，慢下来，用手摸墙，从下往上，摸到檐口。第三圈，他站住了，站在壁心前，不动。
“陶老师，”他说，“你这壁，加高过。”
“你怎么知道？”
“看砖。”他指着壁心下面那一排，“这一排砖，比上头的砖矮三分。砖矮，是模子小。同一个宅子的砖，模子是一套的，不会忽然小三分。这一排，是从别处拆来的。”
“拆的井砖。”
“井砖。”刘师傅点点头，“井砖比墙砖小，因为井口就那么点大，砖大了砌不进去。所以井砖都是小砖，宽窄还不齐，因为井是圆的，越往上圈越小，砖得跟着改。”
他蹲下去，用手指头在砖缝里抠了抠。
“灰也不对。”他说，“上头是白灰浆，掺了麻刀。这一排是白灰掺土，粗，没麻刀。这是补砌的做法，不是原砌。”
“能看出补砌多少年？”
“看不出。”他说，“灰都硬了，硬了就看不出来了。不过你这砖上有水锈，水锈是一层一层长的，一年长一层，薄得跟纸一样。你要是有心，可以数。”
“数过。”陶永年说，“底下这一排，最厚的地方，有三十多层。”
“三十多层，那得有三十年。”刘师傅站起来，拍拍手，“补上去以后三十年，就一直在潮。”
“为什么？”
“因为底下没做排水。”他往后退了两步，抬头看檐口，“你这壁，顶上有檐，檐水是往外挑的，落不到壁面上。可地面是土的，下雨积水，水从砖根往上渗。砖是吸水的，一吸就往上走，走到哪儿走不动了，就停在那儿。”
“停在哪？”
“停在这一排。”他指了指那排矮三分的砖，“因为这一排是井砖，井砖密，吸水慢。水走到这儿，走不动了，就积在缝里，天长日久，就把这一排泡了。”
我心里一动。
“刘师傅，”我说，“如果这一排砖背后有一个腔，水会不会进去？”
刘师傅转过头看我。
“腔？”
“空的。砌的时候留的。”
他放下手里的刷子，走过来，蹲在壁心前面，把脸凑得很近。
“你怎么知道有腔？”
“我猜的。”
“猜的。”他哼了一声，从帆布包里摸出那根探钉。
他把探钉的尖头贴在砖缝上，轻轻地往里推。推不进去，他就换一个缝，再推。
推了十几个缝，都是实的。
推到第十九个，探钉进去了。
他的手停住了。
“进去了。”他说。
“多深？”
“两寸。”他慢慢地往里送，“还能进……三寸……三寸半……”
探钉忽然一软。
“空了。”他说。
他把探钉抽出来一点，又送进去，来回三次。
“里头是空的。”他直起身，脸上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神情，“陶老师，你这壁里头，真有个腔。”
陶永年站在旁边，两只手在袖子里，一动不动。
“多大？”他问。
“不大。”刘师傅用手比了一下，比出一个巴掌大的框，“大概这么大。位置在壁心正下方，偏左一点点，就在那个执竿渔翁的脚底下。”
他顿了顿。
“而且里头有东西。”
“什么东西？”
“软的。”刘师傅说，“探钉进去，碰到的那一下，不是砖，不是土，是软的。像布。布裹着什么东西，硬，但是不顶手。”
他把探钉收进帆布包。
“我不揭了。”他说。
陶永年脸色变了。“刘师傅——”
“你听我说完。”刘师傅打断他，“我不揭，不是我不干。是这活我一个人干不了。这里头有东西，东西是什么，得先弄清楚。是砖头瓦块，我揭；是别的，你报警，让公家的人来。”
“报了警，就……”
“就怎么样？”刘师傅看着他，“陶老师，我干这行四十年。八几年的时候，我在邻县修一个祠堂，梁上取下来一个匣子，匣子里是头发和指甲。工头说别管，扔了。我们扔了。那年冬天，工头的老娘没了，走得很难看。我不说这是报应，我就是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不敢动。”
他把帆布包背上肩。
“你要是想好了，打电话给我。我再来。”
他骑上三轮车走了。车斗里的钢管一路响，响到村口，听不见了。
陶永年站在原地，站了很久。
“沈先生，”他忽然说，“我这一辈子，最怕听见的一句话，就是‘你想好了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想不好。”他说，“我三十四年前就该动手，我爹五十七年前就该动手，我爷爷八十九年前就该动手。我们每一代都在等一个‘想好了’的时候。等到最后，骨头还在墙里。”
那天夜里，苏宛又出来了。
没有下雨。她出来的时候，天上是有月亮的。
“陶永年要报警。”她说。
“你怎么知道？”
“我在墙里听。”她说，“墙是薄的。人在墙外说话，我在墙里听，像隔着一层棉被。”
“你愿意吗？”
“愿意什么？”
“让人把你挖出来。”
她沉默了很久。
“我愿意。”她说，“可是沈先生，你要想清楚。骨头一出来，我就得走了。”
“去哪儿？”
“不知道。”她说，“可是我知道，我一走，这宅子就干净了。干净了，陶永年就住得踏实了。他今年五十四了，他这辈子没睡好过。”
“那你呢？”
“我？”她像是笑了一下，脸模糊，看不清，“我一百六十九年都在这儿。出去是哪儿，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想出去。我想看看我娘烧纸的那个渠埂，去看看。活着的时候不敢出去，死了，反倒想出去了。”
第十六章 · 取砖
报警那天是三月二十九。
陶永年是上午十点打的电话，打到镇派出所。接电话的民警听了半天，问了三遍“您说的是人骨还是动物骨”，最后说，我们下午过去看看。
下午两点，来了两个人，一个民警，一个协警。民警姓武，三十来岁，脸圆，说话慢。他先看了现场，又问陶永年：“您怎么知道里头有骨头？”
“我爷爷的笔记。”
“笔记能给我看看吗？”
陶永年把那张对折的纸拿出来。武民警看了很久。
“民国二十六年的。”他说，“这不能算证据。”
“我知道。”陶永年说，“所以我才报警。”
武民警抬起头。
“陶老师，”他说，“您这个思路是对的。东西在墙里我们动不了，得走程序。这样，我先做个笔录，把情况记下来，报上去。然后联系文物部门，请他们出人。真要是人骨，得报县局，走刑事案件的初查程序。”
“多久？”
“快的话一个礼拜，慢的话半个月。”武民警把本子合上，“不过丑话说头里，陶老师。如果最后验出来不是人骨，是动物的，那这墙您也别修了，白折腾。”
“是动物的，我也修。”陶永年说，“壁心渗水是真的。”
这句话让武民警多看了他一眼。
程序走了九天。
四月七号上午，县文保所的方姑娘、县局的两个技术员、一个法医，还有武民警，一块儿到了陶村。来了两辆车，一辆白色的，一辆深蓝的。村里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扒在门口看，小卖部的葛老板娘端着一盆水站在门口，水都凉了还在端着。
刘师傅是十点到的。他把三轮车停在槐树下，从车上卸下钢管，一句话没说就开始搭架子。
架子搭在照壁前面，四根立柱，横杆三道，上面铺木板。他干活很快，一根一根往上立，立完了跳上去踩了两下，试试稳不稳。
“行。”他说，“揭。”
揭砖雕是从上往下。
“壁心的砖雕是一组，二十一块。”刘师傅一边干一边说，“最上面是檐，中间是那棵松，两边是两个老头，底下是石头。它是一层一层叠着砌的，从上往下揭，每揭一块，下一块的受力就变了，得拿木头顶住。”
他用一把薄刃凿，沿着砖缝一点点剔。剔的时候不出声，凿子和砖碰在一起，是“沙、沙”的声音，很轻。剔出来的灰，他用刷子扫到一边，不吹——吹会把灰扬起来，脏了砖面。
第一块砖雕揭下来，用了四十分钟。
刘师傅把它抱下来，放在木板上，用棉纸盖上。
“这一块是松针。”他说，“松针最难雕，也最脆，一碰就掉针。”
第二块，第三块。到中午，揭了九块。
方姑娘全程在场，拿着相机。每揭一块，她拍三张：正面、侧面、编号。她带了一个小本子，一块一块记。
“第三十四号，松树中段，左二，有旧裂一道。”
“第三十五号，山石顶部，完整。”
到下午三点，揭到最后三块。
“底下这三块，就是压在腔上面的。”刘师傅说，“陶老师，你过来看。”
陶永年走过去。
“你看这个。”刘师傅指着最底下那块砖雕的背面，“这块砖是压在腔口上的。它的背面，有凿过的痕。”
我凑近看。砖的背面确实不平，有几道浅浅的凿痕，是人为凿的。
“这是砌的时候凿的。”刘师傅说，“砌的人知道底下有腔，把砖背面凿薄了，让腔口的缝对得上。”
“为什么？”
“因为腔口的砖不齐。”他说，“井砖宽窄不齐，砌出来的腔口是歪的。歪的腔口，放一块平砖上去，会架空。所以把砖背面凿薄，让它坐进去。”
陶永年伸出手，摸那块砖的背面。
“凿这块砖的人，”他说，“是工匠。”
“是工匠。”
“他知道底下有腔，他知道腔里有东西。”
“他知道。”刘师傅说，“他没说。”
屋子里静了一下。
“揭吧。”陶永年说。
最后三块砖雕揭下来的时候，是下午四点二十。
腔口露出来了。
它比我想的小。巴掌大，不规则，像个歪的碗口。腔口的砖是井砖，青灰色，湿的，砖面上有一层白霜似的东西——那是碱。
腔里黑着。
刘师傅把手电递给我。
“你照。”
我把手电打进去。
腔不深，大约一掌。底部垫着一层灰，灰是深褐色的，像老茶垢。灰里有东西。
一团布。
布已经不成形了，一碰就散，但在手电光下还能看出它是布的——深色的，可能是蓝，也可能是黑，裹成一团，缠着什么东西。
缠着的东西，是一把头发。
头发是黑的，一根一根，很细，很长，缠成一束，有筷子那么粗。发根的部分还看得出是怎么缠的——绕着圈，绕了七八圈，最后打了一个结。
头发里，包着一段骨头。
很小的，一寸来长，弯曲的，一头的关节面还在，另一头断了，断口是斜的。
指骨。
刘师傅往后退了一步。
“我不动了。”他说，“这个我得走。”
他把凿子放进帆布包，把包背上肩，往下走。走到院子门口，他停住，回过头。
“陶老师。”
“嗯。”
“你爷爷当年挖到的时候，也是这么个样子？”
陶永年站在那里，两只手垂着。
“我不知道。”他说，“他没画。”
第十七章 · 指骨
法医姓张，四十来岁，戴一副无框眼镜，穿一件浅灰的外套。她蹲在腔口前，先不伸手，看了一分钟。
“别动。”她说，“谁也别动。”
她从车里拿来一个工具箱，打开，里头是镊子、小铲、软毛刷、几个纸袋、一支记号笔。她戴上手套，铺开一块白布，然后才把手伸进去。
“头发。”她说，声音很平，“一束，缠结，打结，长度……大概一尺。发根有皮屑组织残留。”
她用镊子一点一点把头发夹出来，放到白布上。头发出来的时候很脆，有一根断了，飘了一下，落进腔里，她又用镊子夹起来。
“布。”她说，“织物残片，纤维已降解，无法整体提取。我取样。”
她用小铲刮了一点粉末，装进纸袋，记号笔写上“布样”。
“现在取骨。”
她用镊子和手指一起，把那段指骨托出来。出来的时候，骨和头发还连着——头发是缠在骨上的，缠了好几圈。
“同一组。”她说，“头发缠在骨上，是同时进入腔内的。”
她把指骨放在白布上。
一寸来长，弯曲，一头的关节面还在，另一头断了。骨是黑的，不是焦黑，是那种深褐发黑，像老木头。
“人骨。”张法医说，“指骨，第二指节。性别无法判断，年龄无法判断，具体年代无法判断。”
“一点都判断不了？”陶永年问。
“一百多年前的骨头。”她说，“到这个程度，连基因也提不出来。骨密度、骨小梁结构都没法看，钙流失太厉害。”她抬起眼镜，看着陶永年，“陶老师，我只能给你一个结论：这是人的骨头，成年，非近期。”
“这就够了。”陶永年说。
张法医把指骨、头发、布样分别装进三个纸袋，封口，贴上标签。
“这三个，得带走。”她说，“做记录，留档。走完程序，可以申请归还。”
“多久？”
“按规定，无人认领的无主尸骨，公告三个月。三个月后无人认领，由民政部门处理。”她顿了顿，“不过你这个情况特殊。这不是无主尸骨，是有主的——你自己家的。”
“那能不能快一点？”
“我打报告，说明情况。”张法医说，“陶老师，我干了十七年，这种案子不多。但我要跟您说一句实话：程序得走，因为这一百多年，能证明这骨头是谁的，只有您爷爷那张纸。”
她把工具箱合上。
“还有一件事。”她说，“您说的那个‘腔’，为什么会存在？我刚才看了，砖砌得很讲究。腔口是故意留的，不是砌漏的。”
“砌的人想留个地方。”
“留个地方干什么？”
陶永年没答。
张法医也没再问。
武民警的笔录，做了两个钟头。
他问得很细：这堵壁什么时候砌的，什么时候补的，家里有谁住过，谁搬走过，有没有别人知道这个事，村里有没有人说过什么。
“陶老师，”他合上本子的时候说，“我如实记了。但我要提醒您一句，这个案子，走的是‘疑似尸骨发现’的初查程序，不是刑事案件。查不出来有违法犯罪，就结案。”
“我知道。”
“还有。”武民警想了想，“您要是往后要迁葬，得先跟村里报备，再跟镇上报。土葬这一块，管得严。”
“我不用土葬。”陶永年说，“我就取一块地方，立一块碑，把骨放进一个石函里，埋进去。不堆坟，不占耕地。”
“这得看村里的意思。”
“我去说。”
武民警走了。走的时候，他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那堵揭了半边的照壁。
“陶老师。”
“嗯。”
“我干这行十二年，头一回遇上有人主动报警挖自家墙。”他说，“您图什么？”
“图个明白。”陶永年说。
“明白了怎么样？”
“明白了，我就能睡着觉了。”
那天晚上，村里传开了。
我是第二天早上知道的。我去小卖部买烟，葛老板娘一看见我，就把门帘掀开，让我进去坐。
“沈先生，你们昨天在陶家挖出什么了？”
“骨头。”
“什么骨头？”
“人骨。”
葛老板娘的手停在半空，手里还捏着一包烟。
“我就说。”她把烟往柜台上一放，“我就说那墙不对。我婆婆那会儿就说过，陶家的照壁不能碰，碰了要出事。”
“出什么事？”
“我婆婆说，早年间陶家搬走，把照壁拆了，砌新的，砌的时候出过事。”她压低声音，“砌墙的一个小工，从架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那年冬天就死了。”
“哪一年？”
“不知道。我婆婆要是活着，得一百一十多了。”
我记下来。
“还有。”葛老板娘又说，“我们村里，姓陶的都不愿意去那边。不是说怕鬼，是说 ——”她想了想，“是说心里不舒服。你走到那儿，忽然就想起来，哦，这底下有个人。然后你就走快两步。就这么个不舒服。”
“这堵墙在村里多少年了？”
“一百多年了吧。”她说，“我嫁过来的时候就有。我婆婆嫁过来的时候就有。”
“有没有人想过，把它拆了？”
葛老板娘笑了。
“拆？谁拆？那是文物。”她把“文物”两个字说得很重，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前些年县里来人，给门口钉了块牌牌，说这是文物，不能动。从那以后，村里人看那堵墙的眼神就变了。”
“怎么变？”
“以前是怕。”她说，“现在是‘这不归我管’。”
## 第十八章 · 那个匠人
砌照壁的匠人，姓什么，没人知道。
“县志上只写‘匠三人’。”陶永年说，“姓名都没有。”
“一句都没有？”
“一句都没有。”他说，“清代修志，匠人不入传。除非是造了大工程，朝廷赐了顶戴的，才记一笔。砌一堵院墙的匠人，连名字都不必有。”
“那他的后人呢？”
“不知道。”陶永年说，“也许还在陶村，也许走了。陶村现在姓陶的三十多户，姓刘的十几户，姓李的七八户。说不定哪一户就是他的后人。”
“您没查过？”
“查过。”他说，“查不动。清代的户籍册早没了，族谱也不记匠人。”
他顿了顿。
“不过我有时候会想。那个匠人，回家以后，会不会跟他老婆说这件事？”
“说了会怎么样？”
“他老婆会说，你别管，人家的事。”陶永年说，“然后他就不说了。一辈子不说。死了，就没人知道了。”
“可他还是做了。”
“他还是做了。”陶永年说，“他没说，他做了。收骨，拢发，打结，放进腔里，砖背面凿薄，坐实。四步，一步不能少。少一步，骨就散了。”
这四步是刘师傅讲给我听的。
那天砖雕揭完，刘师傅坐在槐树下抽烟。他抽的是自己卷的，烟丝放在一个铁盒里，卷得很粗。
“沈先生，”他说，“你干过砌墙的活没有？”
“没有。”
“砌墙这活，看着粗，其实细。”他说，“一块砖，六个面。你砌的时候，得知道哪一面朝外，哪一面朝里，哪一面朝上。朝外的要平，朝里的要糙，朝上的要能承灰。”
“为什么朝里的要糙？”
“糙了挂灰。”他说，“灰挂得住，墙才结实。”
他把烟按灭在鞋底上。
“这活最难的不是砌。是知道底下有什么。”
“知道底下有什么，为什么难？”
“因为你知道了，就得决定。”刘师傅说，“你要是不知道，砌上去，什么事没有。你要是知道了，砌上去，那堵墙就变了。它还是墙，可是你砌的每一块砖，都压在那上头。”
“那您碰上过吗？”
他看了我一眼。
“碰上过。”他说，“八几年，我在祁县修一个院子。拆西厢的墙，拆到一半，墙里头有一个洞，洞里有骨头。小孩的骨头，不大。”
“您怎么办？”
“我说了。”他说，“我跟主家说了。主家是个老太太，她听完，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说话。后来她说，那是她兄弟，生下来没活过三天，那时候不许埋进祖坟，就砌在墙里了。”
“后来呢？”
“后来她请我把墙拆了，把骨头取出来，重新葬了。”刘师傅说，“拆完了，我给她砌了一堵新墙。”
“新墙里没东西了。”
“没了。”他说，“可我砌的时候，还是照着老法子砌的。一块一块，磨砖对缝。砌完了，我跟她说，这墙干净了。她给我磕了个头。”
他把烟盒收起来。
“沈先生，我干这行四十年，就碰见过这一回。多数时候，匠人不知道。知道了也不说。说了，主家不高兴，工钱拿不到。”
“那个匠人说了吗？”
“没听说。”刘师傅说，“不过他在砖背上凿了五下。”
“五下是什么意思？”
“记号。”他说，“匠人砌到要紧的地方，会在砖背上凿记号。凿几下，是自己的规矩。有的凿三下，有的凿四下。凿五下的，是告诉后来的人：这块砖，我动过。”
“他为什么要告诉后来的人？”
刘师傅想了想。
“不知道。”他说，“也许是想让人知道，这块砖不是随手砌的。也许是别的。”
他把工具包拉链拉上。
“沈先生，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个人。可我认他的手艺。他那块砖，背面凿得薄，薄了半分，不多不少。多了，砖就不吃灰；少了，腔口的缝堵不严。他凿得正好。”
“您看得出这个？”
“看得出。”他说，“我看了一辈子砖。”
民国二十六年的那一次补壁，也被记下来了。
陶永年的爷爷在夹页上写：
“拆东院旧壁，补门前照壁，加高一尺二。于旧砖缝中得骨一截，指骨也，长寸许，色黑。仍砌原处。”
“为什么补？”我问。
“因为壁矮了。”陶永年说，“照壁是老壁，一百多年，地基沉了。地基一沉，整堵墙就往下坐了一尺。门楼没沉，照壁沉了，看着别扭。”
“所以加高一尺二。”
“加高一尺二。”他说，“用的砖是东院拆下来的旧壁砖。东院那堵壁是同治年间砌的，砖比门前的新，可还是老砖。”
“拆东壁的时候，挖到了骨头。”
“挖到了。”他说，“夹页上写着：‘于旧砖缝中得骨一截，指骨也，长寸许，色黑。’”
“‘仍砌原处’。”
“仍砌原处。”他说，“他挖出来，看了看，又砌回去了。”
“他为什么不敢说？”
“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二十六年。”陶永年说，“那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八月，日本人进了山西。十月，太原失守。我一个乡下教书先生，家里挖出一截人骨，你让我跟谁说？”
他停了一下。
“我爷爷那时候三十七岁。他把骨头砌回去，是怕。可我觉得，他怕的不只是鬼神。”
“还怕什么？”
“怕人。”陶永年说，“那年头，家里挖出人骨，说出去，邻居第一句话不是‘怎么回事’，是‘你们家是不是害过人’。乱世里，一句话就能要人命。”
“所以他把骨头砌回去了。”
“砌回去了。”陶永年说，“他做了跟那个匠人一样的事。只不过那个匠人是收，他是放。”
“有区别吗？”
“有。”他说，“收，是替死人做事。放，是替活人省事。”
修缮的账，陶永年记在一张纸上。
“揭砖雕，人工，四千八。防水层，材料加工，两千二。补配砖，八百。三维扫描，一千五。石函，六百。碑，九百。合计一万零八百。”
“一万零八百。”我说，“您一年退休工资多少？”
“六万多。”他说，“这是我半年的钱。”
“值吗？”
他没马上答。
“我算过另一笔账。”他说，“一堵壁，乾隆四十二年砌，工钱二十四两。二十四两银子，按现在折，大概六七千。也就是说，二百五十年，这堵壁的修缮费，比它原来的造价还贵。”
“那还修？”
“修。”他说，“沈先生，你算账的方式不对。这堵壁不是一件东西。它是一百六十九年。”
他把纸折起来。
“一万零八百，买了一百六十九年的一个了结。你说贵不贵？”
我没答。
他把纸塞进上衣口袋，拍了拍。
“我这一辈子，教了三十四年语文。教过《项脊轩志》，教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底下学生都哭了。我自己站在讲台上，想的是我家那堵墙。”
“那时候您想过修吗？”
“想过。”他说，“想了三十四年。前十年查，中间十年等，后十四年不查也不等了。”
“等什么？”
“等一个能听的人。”他说，“我跟我爹说过一次。我爹听完，一晚上没说话。第二天早上，他说，永年，这事你别管了。我说为什么。他说，管不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不说了。”陶永年说，“我从三十岁到五十岁，二十年，没跟任何人提过。白天是陶老师，晚上是守墙的人。”
“为什么五十四岁又动了？”
“因为你来了。”他说。
我愣了一下。
“不是因为我。”我说。
“是因为你。”他说，“沈先生，你进村那天，在土坎上坐了一个下午，就看着那堵墙。你不知道，我等一个坐在那儿看墙的人，等了三十四年。”
那天晚上，我在采风本上写：
“砌壁的匠人，无名。民国补壁的人，有名，叫陶永年的爷爷。两个人做的是同一件事，一个收，一个放。收的那个凿了五下。”
写完了，我又添：
“凿五下，是记号。记号的意思是：这块砖，我动过。”
第十九章 · 手续
四月末，我去县里替陶永年跑手续。
他本来要自己去。头天夜里下了雨，他膝盖疼，走路一拐一拐。我说我去。他犹豫了半天，把三张纸交给我：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一张结案申请的存根，还有一张便条，上面写了三个名字——方同志，刘师傅，武民警。
“问清楚。”他说，“骨头什么时候能领，领的时候谁签字，签完了放哪儿。”
我记下来了。这个我熟。
县文保所在二楼。方姑娘正在收拾桌子，桌上摊着三张图纸，搪瓷杯里的茶凉透了。她接过存根看了一遍，从档案柜最底下一格抽出一摞表。
“同一天，我要办两件事。”她把表推过来，“一件是把他的壁挂回册子，一件是把三个村的墙划掉。”
表是一指厚的注销登记表，每一张都是同样的格式：名字、编号、原因。原因那一栏印着五个字：“自然坍塌，已灭失。”
“这还只是今年的。”她说，“每张我都要念一遍编号再签字。念到后来，脑子里那本册就薄了。”
她把表收回去，按原样码好。
“我干四年，见着业主自己开口要修的，你是第二回。”她说，“第一回是前年，一个老太太修她家的门楼，钱是她儿子出的，人没等到完工就没了。”
“那这一回呢？”
“这一回好。”她端起杯子，这回真的喝了一口，“这一回人是齐的。”
“骨头什么时候能领？”我问。
“那归民政。”她说，“公告三个月，到七月满。满了没人来认，你们打个报告就能领回去。”
“没人来认。”我说。
“我知道。”她把笔帽盖上，“可这三个月得等。程序不看谁急，程序看日子。”
中午我去刘万山家。砖堆在他家西墙根，码得整整齐齐，缝里塞着干草，外头盖塑料布，压了几块石头。
“三千多块。”他说，“清代的，民国的，都在这儿。收的时候一块几毛，现在有人出十块，我不卖。卖了，就没得补了。”
他蹲下去，抽出一块清代的，塞到我手里。砖比我想的沉，凉，砖面上还带着一小片旧灰。
“你带着。”
“我带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他说，“搁在你住的地方。哪天你路过一堵老墙，想起手里这块，就会多看两眼。多看两眼，兴许就看出点什么。我们这行，手艺是一半，另一半是惦记。”
下午三点，派出所。武民警在院里洗手，看见我就招手。
“结了。”他说，“初查未发现违法犯罪事实，予以结案。文书上就这么两句。”
“就这两句？”
“就这两句。”他把手在裤子上擦干，从口袋里掏出烟，“我在所里十二年，结案报告写过不下八十份，都是这两句起头。就这一份，我想多写几行。”
“多写了？”
“写了。”他点上烟，“我在附注里加了一段：壁心夹层内发现指骨一节、缠发一束，系人工收殓，非随意弃置。经办人意见：建议民政、文物部门与业主协同，妥善安置。”
“这几行顶什么用？”
“顶不了什么用。”他说，“程序上我一个字不写，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可是我总得替她把这句话落在纸上。白纸黑字：她是被人收殓过的，不是被扔进去的。一百多年了，头一回有公家的纸，认这一句。”
他把烟抽了半截，在鞋底上掐了。
“我姥姥那个村，也有这么一口井。填了，上头压一盘磨。大人不许小孩过去。我问为什么，我姥姥说，井里有口气。我问什么口气，她不说，扭头就走。”
“后来知道了吗？”
“不知道。”他笑了笑，“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可是那天我从陶家出来，在车上坐了半天。我想，我姥姥村那口井，要是也有个人路过，站到跟前叫一声名字，那口气，是不是也就散了。”
回陶村已经擦黑。陶大勇在村委会门口等着，手里捏着一支笔。
“签吧。”他把纸推过来，“签完了，你欠我一顿酒。”
“你不劝了？”
“我拦了你两个月。”他说，“你今年五十四，等了三十四年。我要是再拦几年，你就等不起了。你死在前头，这事就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在太原，他不会回来。”
陶永年签了。
那天晚上，他把这一趟收回来的东西——身份证复印件、结案存根、签了字的那一页，还有写着三个名字的那张便条——连同我抄的那份夹页，一起放进樟木箱，码在族谱底下。
“齐了。”他说。
第二十章 · 一张分家单
入夏以后，我在镇上租了间房，一个月一百二。房东是退休的小学老师，姓侯，一个人住，把东厢腾给我。他话不多，每天我出门，他都站在院门口说一句：“路上慢点。”
镇上中街那三间门面，现在是一家手机店、一家药店、一家早点铺。我一家一家问，问到早点铺的老板娘，她说：“苏家？早没人了。解放前就散了。”
找了七八天，什么也没找着。有一天，我在邮电局门口碰见一个卖旧书的老头。他的摊子铺一块塑料布，上头是旧书、旧画、旧瓷片、旧票据。我蹲下去翻，翻到一沓地契，翻到第十七张，停住了。
分家单。毛边纸，毛笔字，三兄弟分产的清单：门面一间归长房，存货归二房，外欠归三房。落款“苏门三房 苏永昌”，画了押，旁边两个中人。
“这张多少钱？”
“五十。”
我给了五十，把纸卷起来。老头看我卷纸的动作，说：“识货。”
“什么纸都收？”
“都收。”他说，“收回来一麻袋，有字的留下，没字的论斤卖纸浆。你猜一麻袋里有几张带字的？多则十几张，少则一张没有。有时候翻一整天，全是空账本——一家人的日子过完了，一个字没留下。”
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所以我见着你们这些翻纸的，就愿意让翻。纸搁在我这儿，不叫收藏，叫等着。等人来认。”
第二天我拿着分家单回陶村。陶永年翻出族谱，找到一行：“苏氏，名宛，父永昌，锦和绸缎庄三房。”
“前些日子我跟你说，苏家分家的时候‘外欠归三房’。”他把纸摊平，用手指压住四个角，“现在有凭据了。白纸黑字，画了押的。”
“外欠是别人欠苏家的钱。”我说，“分家的时候，把收不回来的账分给了老三。他拿着一沓欠条去要账，要不回来，就完了。”
“这就是苏家败的开始。”
“这是开始。”我说，“一个开绸缎庄的，手里忽然只剩一沓欠条。他得去要。要账就要罪人，罪了人，镇上没人跟他做生意。三年，败光。”
陶永年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问：“苏宛恨她爹吗？”
“我问过。”
“她怎么说？”
“她说，‘我爹卖我的时候，手是抖的。他数银子，数了三遍，数不对。’”
那几个月，我还托人打听苏宛她娘。费了很大劲。最后是侯老师帮的忙——他教了一辈子小学，学生遍布全镇，其中一个学生的姑姑，嫁到了柳家巷。
柳家巷只剩半条巷子，其余都拆了盖楼。巷里还住着三户人家，都是老人。我们去的那天下午，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
“柳家？裁缝？”她想了想，“你说柳裁缝家吧。早没了。他有个女儿，嫁到苏家去了。后来苏家败了，那女儿就没消息了。”
“她有后人吗？”
“有个闺女。”老太太说，“卖到陶家去了。那闺女我见过，小时候见过，瘦，脸白，不爱说话，见人就躲。”
“后来呢？”
“后来就不知道了。”她把菜梗掐断，“那女人——就是柳裁缝的女儿——后来一直在镇上。男人死了也没改嫁，靠给人浆洗缝补过活。我妈那会儿还找她做过活。”
“她什么时候死的？”
“早。”老太太说，“我十几岁她就没了。我记得那年清明，她去陶村了，回来就病倒，没几天就没了。”
“她葬在哪儿？”
老太太摇头。“不知道。那会儿穷人家，能有个坟就不错了。”
从柳家巷出来，天已经黄昏。巷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下有块石板，被磨得很光。
“沈先生。”侯老师在旁边说，“你找这个干什么？”
“我想知道，她最后有没有见着闺女。”
“见到了吗？”
“没有。”我说，“她到死都没见着。”
侯老师沉默了一会儿。
“那她为什么每年还去？”
“因为她是娘。”我说。
第二十一章 · 苏长富
苏长富是五月来的。
他是苏宛的侄孙，苏家三房那一支的。在邻镇开一家杂货铺，四十来岁，圆脸，头发有点少，穿一件灰绿色的翻领短袖衬衫，前襟别着一支圆珠笔。
他是我托人找到的。过程很绕，最后是集市上那个卖旧书的老头说，他认识一个姓苏的，在邻镇开铺子。
我骑车去了。
杂货铺在邻镇的老街上，门面不大，卷帘门拉着半边，里头堆着化肥、塑料桶、扫帚、蚊香。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正在看手机。
“苏长富？”
他抬头。“你哪位？”
我把来意说了。他听完，把手机放下，看了我半天。
“陶村？陶家？照壁？”他一句一句地重复，“你说我家姑奶奶，被砌在墙里？”
“对。”
“你怎么知道的？”
我把陶永年的名字说了，把族谱夹页说了，把指骨说了。
苏长富站起来，走到门口，把卷帘门往上推了半截，往外看了一会儿，回头。
“你等一下。”
他进里屋去了。过了十几分钟才出来，手里拿着一本旧谱。
谱是线装的，蓝布封皮，边角磨破了，用透明胶粘过。他翻到中间一页，摊在柜台上。
“你看。”
我低头看。那一页上是苏家三房的世系，一行一行，竖排。
“苏永昌——子二：长曰长庚，次曰长龄。女一：宛，适陶，早殁。”
早殁。
两个字。
“这本谱是我爹留下的。”苏长富说，“我爹临死前给我，说这是苏家的根，别丢了。我翻过几回，看见‘宛，适陶，早殁’，我以为是嫁到陶家，死得早。”
“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他说，“我们这一支，从来没人提过。我小时候问过我奶奶，说我爷爷有个妹妹，怎么没听人说过。我奶奶说，别提，那是晦气。”
“晦气。”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是白的。”苏长富的手指按在“早殁”两个字上，“我现在想想，她不是不知道，她是不敢说。”
他抬起头。
“骨头呢？”
“在县里，法医那儿。走程序，三个月公告，之后可以申请归还。”
“归还给谁？”
“给陶家，或者给你。”
苏长富沉默了很久。
“给我们苏家。”他说，“她是我们苏家的人。”
“那碑上刻什么？”
“刻苏宛。”他说，“就刻这两个字。不刻‘陶氏’，不刻‘侧室’。她是苏家的闺女，被卖出去的。卖都卖了，死了还要挂人家的姓？”
他把旧谱合上，两只手按在封面上。
“沈先生，”他说，“我问你一件事。你老实跟我说。”
“你说。”
“这骨头，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验过了？”
“验过了。人骨，成年。”
苏长富低下头，肩膀动了一下。
“我爹活着的时候，有一年喝多了，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说，咱家对不起一个人。我问他谁，他不说。他说，这事儿过去了，别提。”
“他没说是谁。”
“他没说。”苏长富抬起头，眼睛是红的，“我现在知道了。”
第二十二章 · 认亲
两家后人见面，是在六月初八。
那天下雨。
不是暴雨，是那种细细的、下不完的雨。照壁的架子还围着，塑料布上的水顺着边往下流，在地上滴出一排小坑。陶永年穿了件干净的中山装，站在照壁前。他特意理了发，脖子后面露着新鲜的头皮。
苏长富骑摩托来的，后座绑着一个纸箱。他把车停在村道上，抱着纸箱走过来，走到照壁前，把箱子放在地上。
“这是香，这是纸，这是我娘做的供——她听说这事，昨天做了一夜。”
陶永年看着他。
“你是苏宛的侄孙？”
“苏长富。”他伸出手，“我爷爷是苏长龄，苏宛是我姑奶奶。”
两只手握了一下。
陶永年的手在抖。
“陶永年。”他说，“陶文焕的第五代孙。”
“我知道。”苏长富说，“沈先生跟我说了。”
两个人站在照壁前，谁也不说话。雨落在塑料布上，“噗、噗”，很闷。
“我该先说话。”陶永年忽然开口，声音有点哑，“苏家兄弟，是我们陶家欠你们的。”
苏长富没接。
“一百六十九年前，我们家把一个十四岁的姑娘买进来，五年后把她推进井里，然后把井填了，把井砖砌成这堵墙。”陶永年一句一句地说，“这堵墙，我们陶家守着，搬了三次家，砌了三次，一次都没敢拆。”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我今天，把这堵墙还给你。”
苏长富低着头，看着地上的纸箱。
“陶老师。”他终于开口，“我来之前，想了一路。我想，我到那儿，我得骂人。我得问问他们陶家，凭什么。我姑奶奶一条命，就值十二两银子两石谷？”
他抬起头，眼睛是红的。
“可是我刚才看见你，我骂不出来。”
“你骂。”
“我不骂。”苏长富蹲下去，把纸箱打开，从里头拿出三炷香，一叠纸钱，一个白瓷碗，碗里是黄米做的供，上头插了两颗红枣，“我娘说，见了面，别吵。吵了，姑奶奶不安生。”
他把香插在照壁前的砖缝里，掏出打火机，点了三次，点着了。
烟往上走，被雨打湿了，没走多高就散了。
“姑奶奶。”他跪下去，磕了三个头，额头沾了泥，“苏家来人了。”
陶永年也跪下了。
他跪在苏长富旁边，也磕了三个头。
“苏宛。”他说，“陶家的人，给你磕头了。”
雨还在下。两个人跪在照壁前，一个穿中山装，一个穿翻领衬衫，跪在湿泥地上，膝盖都陷进去了。
我在旁边站着，没有动。
那炷香烧到一半，忽然“啪”一声，断了一根。
苏长富抬头看。
“香断了。”他说。
“雨打的。”陶永年说。
“我娘说，香断了，是人不接。”
“她接了。”我说。
两个人同时看我。
“你们看墙。”我说。
他们转过头。
照壁的壁心，那块空缺的腔口，在雨中开始渗水。水从腔口往下淌，淌成一道，淌到砖根，淌进地里。
那水是热的。
我伸手去摸，是热的。
苏长富看着那道水，忽然“哇”的一声哭出来。
他哭得很难看，蹲在地上，两只手撑在泥地里，肩膀一耸一耸的。他一边哭，一边说话，说什么听不清，里头有“姑奶奶”，有“我娘”，有“苏家”，还有一些不成句的字。
陶永年站在旁边，一只手搭在他背上，没说话。
哭了很久。
雨小了一点。
苏长富站起来，用袖子抹了一把脸。
“陶老师。”他说，“我娘让我带句话。”
“你说。”
“她说，苏家不要赔。”他吸了下鼻子，“她说，人死了，赔什么都没用。她就想问一句：姑奶奶的骨头，是不是一直被当人对待？”
陶永年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人知道她在那儿，是不是有人知道那是个人，不是东西。”苏长富说，“我娘说，人最怕的不是死，是死了以后，人家不把你当人。”
陶永年站在那里，雨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流。
“知道。”他说，“我们陶家六代人，都知道。”
“那就好。”苏长富点点头，“那就好。”
他从纸箱里又拿出一样东西，一张纸，折了三折。
“这是我娘写的。”他把纸递给陶永年，“她说，碑上要刻字，她不会写，让我代笔。我想了一夜，就这几个字。”
陶永年展开纸。
上面是一行字，毛笔写的，笔画很粗，很用力：
“苏氏女宛之墓。生道光十六年，卒咸丰七年。苏家不肖，卖女求活。今归骨于土，愿汝安。”
陶永年看了很久。
“道光十六年。”他说，“一八三六年。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二十一岁。”
“二十一。”苏长富说，“我娘算出来的。她说，姑奶奶要是活着，得一百九十岁了。”
第二十三章 · 陶家的后人
苏长富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那张纸留在桌上，他说他娘就写了这些，背面的字让我们看着办。
陶永年把纸铺平，用手背压了两遍。
“背面得有一行。”他说，“正面是她的事，背面是我们的事。”
他翻出一支钢笔，在一张旧稿纸上写。写完，推过来。
“陶氏六代守壁，苏氏百年寻骨。今两家共立此碑。”
我看着那两行。
“六代，从谁算起？”
“从砌墙那年。”
“那年谁当家？”
“陶文焕。”
他把笔帽扣上，又拔开。
“族谱上关于他，只有三行。”他说，“生，娶，卒。中间什么都没有。”
“他哪年死的？”
“光绪九年。苏宛死后二十六年。”
“这二十六年，他干了什么？”
陶永年没答。他起身进里屋，把樟木箱搬出来，掀开盖，从最底下抽出族谱。谱是宣纸的，蓝布封面，边角磨白了。他翻到一页，指给我看。
三个名字，三行小字。陶文焕在中间，字比旁边的都淡。
“他娶过三个。”陶永年说，“苏宛是第二个。苏宛死后第三年，他娶了王氏。王氏生了一个儿子，我这支就是从那个儿子下来的。”
“他对王氏怎么样？”
“族谱不记这个。”
“有没有别的记载？”
“有一样。”他说，“村东那座桥。”
“桥怎么了？”
“桥板上刻着字。”
“刻的什么？”
“‘陶门王氏捐。’”
我抬起头。
“王氏捐的？”
“陶文焕出的钱。”陶永年说，“刻的是她的名。”
“为什么刻她的？”
“不知道。”他说，“也许是她的嫁妆钱。也许是他不肯刻自己。”
他停了一下。
“我小时候天天从桥上过。走了十几年，不知道那是我家修的。”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
“二十岁。”他说，“我爷爷告诉我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把声音压下去了。”
屋里暗下来。他起身开了灯，回来坐下。
“我爷爷说过一句。”他说，“他说，家里老一辈有个规矩：不许在文焕老太爷面前提‘井’字。”
“提了会怎么样？”
“不提。”陶永年说，“家里人都知道。吃饭不说井，打水不说井。打水说‘去那边’。”
“您小时候也这么说？”
“说。”他说，“我们院里那口井，一九五几年就填了。院里没有井，‘井’这个字还是不能说。我七八岁问过我爷爷，为什么不能说井。我爷爷说，别问。”
“您就没再问？”
“没问。”他说，“我们家的小孩都不问。你不问，大人就不必编瞎话。”
“他临死的时候，说过这个字吗？”
“说了。”陶永年说，“他死在光绪九年冬天，躺了半个月，不说话。最后那天，他忽然说了一句：‘井里的砖，别扔。’”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了。”他说，“他死了。砖没扔。砖砌了照壁。”
窗外的虫叫了一阵，又停了。
“陶老师。”我说，“这行字不能这么刻。”
“哪一行？”
“‘守壁’。”我说，“砌壁的是他，填井的也是他。六代人里，他不能说守。”
陶永年没生气。他把稿纸转过去看了看，又转回来。
“我知道。”他说。
“那您还写？”
“我改了四遍。”他说，“第一遍写的是‘陶氏六代，砌壁守骨’。看了两天，划了。第二遍写的是‘咸丰七年，陶氏砌壁，匿骨于中’。”
“这一遍是实话。”
“是实话。”他说，“写完在桌上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把它揉了。”
“为什么？”
“那一句把账认了。”他说，“认了账，就得有人还。可这笔账还不了。还不了的事刻在石头上，是给活人看的，不是给她看的。活人看了，心里说一句‘这家认了’，然后就过去了。”
“那‘守壁’呢？”
“‘守壁’是赖账。”他说，“两个字把六代人都开脱了。包括他。”
屋里静了一会儿。
“那您到底要刻什么？”
“等骨头领回来再说。”他把笔放下，“现在刻，刻的是气。骨在手里了，刻出来的才是话。”
那天夜里他坐到很晚。第五遍，还是那两句。
我临走的时候问了一句：“您恨他吗？”
陶永年想了一会儿。
“恨过。”他说，“我二十岁那年找到夹页，恨了十年。”
“后来呢？”
“后来不恨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我跟他做的是同一件事。”
他抬眼看我。
“他让人把砖砌上，把嘴闭上。我把夹页夹回书里，把嘴闭上，一闭三十四年。中间隔着一百零九年，做法一模一样。”
我没接话。
“所以这行字，”他说，“我写‘守’，不是替他遮，是替我自己遮。”
那两个月，他每天把那张纸拿出来看一遍，改一两个标点，再收起来。
七月末，石榴开始红。他摘了一个，放在照壁根那道砖缝前，放了一天，第二天早上收走，没跟我说为什么。
八月十号一早，他去县里领骨。走之前把那张纸叠成四折，放进上衣口袋，四个角都压平了。
第二十四章 · 迁骨
归骨那天是八月十六。
选这个日子，是苏长富请人看的。他说他娘找人算过，八月十六，秋分后，土气收，宜安骨。
那天没下雨。
天很好，蓝得发白，一丝云也没有。陶村的地里，玉米已经收了，只剩茬子，一片黄。风从坡上过来，带着秸秆的干味。
骨是八月十号从县里领回来的。
张法医把三个纸袋交给陶永年，说：“程序走完了。公告三个月，无人异议。骨头归你们。”
“头发也归我们？”
“头发是同一组，一起归还。”她把纸袋推过来，“布样我们留了一点做档案，剩下的也给你们。”
陶永年捧着那三个纸袋，站在县局门口，站了很久。
“张法医，”他忽然说，“我问一句。这骨头，真的只能验到‘人骨，成年’？”
“能验到的就这些。”
“那你怎么知道，是她？”
张法医看着他。
“陶老师，”她说，“我验骨头，验不出是谁。可我知道，这骨头在墙里待了一百多年，头发缠在骨头上，打了一个结。人死的时候，不会自己把头发缠起来打个结。这个结，是别人打的。”
“什么意思？”
“意思是，有人在她死后，给她收过骨。”张法医说，“收骨的人，把她的头发拢起来，缠在指骨上，打了个结，放进那个腔里，然后砌上砖。”
陶永年没有马上说话。
“有人收过骨？”他问，声音很低。
“有人。”张法医说，“不是随便扔进去的。是收过，理过，才放进去的。”
从县局回来的路上，陶永年一句话没说。
到了家，他坐在院里的石凳上，坐了很久。
“沈先生。”他说，“这句话，我在心里说过一百遍。头一回听别人说。”
“哪一句？”
“‘有人给她收过骨。’”
“砌墙的那个工匠？”
“砌墙的那个工匠。”他说，“刘师傅是看砖看出来的，我是想出来的。想出来的话，说给自己听，只算一半。刚才那一句，是另一半。”
“匠人从井砖里捡到了骨，收了起来，用头发缠上，打了个结，放进腔里。”
“然后他把腔口封上，砖背面凿薄，让它坐实。”
“他没说。”
“他不能说。”陶永年说，“他是匠人，主家让砌墙，他砌墙。他捡到骨，要是说了，主家会怎么办？主家会让他扔了。他不扔，他给收起来了。他用他能做的办法，给这个人留了个地方。”
“留了一百六十九年。”
“一百六十九年。”陶永年说，“我们陶家守了一百六十九年，其实我们没守。是他守的。他砌的那个腔，让骨头没被土压碎，没被水冲走。我们陶家只是搬了三次家，把砖带上。”
他低下头，两只手捂住脸。
“我恨了我们家六代人。”他说，“原来我们家，也有一个人做了对的事。”
归骨的地方，选在宅子东侧墙根。
那是原来填废井的方位——井在院里，井口盖了石板，种了石榴。骨不能放在井里，井是死地。陶永年说，放在井的东边，靠墙根，那是井的“出路”。
坑是苏长富和我一起挖的。
挖了三尺深，底下见土。土是黄褐的，很干。
陶永年蹲在坑边，让我们把四壁修直。
“歪了，骨在里头不安。”他说。
苏长富拿锹背拍，拍一遍，他看一遍。拍了三遍，四壁拍得发亮。
石函是陶永年去县里定的，青石，一尺见方，盖子上刻了字：
“苏宛。道光十六年生，咸丰七年卒。骨不全，名不缺。”
字是刘师傅刻的。
刘师傅是自己来的。他听说要刻字，骑着三轮车来了，工具包往地上一放。
“我刻。”他说，“这活我干。”
他刻了半天。刻完了，用刷子把石屑扫干净，退后两步看。
“陶老师，”他说，“这个‘宛’字，我刻得比平常深半分。深了，磨不掉。”
下葬的时辰是上午十点。
石函放进坑里。指骨、头发、布样，用一块新白布包着，放在石函正中。白布是苏长富的娘缝的，缝了三层。
“石函里不能只有骨。”陶永年说，“得有一件她生前的东西，或者后人给的。老法子叫‘不空’。”
他往石函里放了一样东西：一小块砖。
“这是照壁的砖。”他说，“原来砌在腔口上那一块。你带着。”
苏长富放了一样东西：一张纸，是苏家旧谱上那一页的复印。
“姑奶奶，谱上写你‘早殁’。”他说，“我把这一页复印了，给你带着。等我有钱，我重修家谱，我把‘早殁’两个字改了。改成‘冤死，年二十一’。”
土填下去。
第一锹土是陶永年填的，第二锹是苏长富填的。
填到一半，陶永年停下来。
“沈先生，”他说，“你来填一锹。”
“为什么是我？”
“第三锹得是外人。”他说，“自家的事，自家人说好，不算好。要有外人看着，说一句‘安了’。”
我接过铁锹。
土很轻，扬起来有一点灰。我把土撒下去，落在白布上，“沙”一声。
“苏宛。”我说，“我叫沈知遇。我记住你了。”
陶永年没动。
“还有一句。”他说。
我想了想。
“安了。”我说。
声音很小。风把话吹散了一半。
土填平了。
碑立在坑前。
碑上的字也是他刻的。刻之前，陶永年把背面那一行改了。原来是“陶氏六代守壁”，他划掉“守”字，添了一个“负”。
“负？”刘师傅问。
“负罪的负。”陶永年说，“也是背负的负。背了一百六十九年，欠了一百六十九年。一个字就够了。”
刘师傅看了他一会儿，没再问，下刀。
碑不大，青石的，二尺高，一尺宽。正面刻着苏长富他娘写的那行字，背面刻着两行小字：
“咸丰七年填井，井砖砌壁。匠人拾骨，藏于壁腔。历一百六十九年，取出，归土。”
“陶氏六代负壁，苏氏百年寻骨。今两家共立此碑。”
碑立起来的时候，太阳正好照在顶上。
苏长富蹲在碑前，把最后三炷香点上。
“姑奶奶，”他说，“你有家了。”
第二十五章 · 一句话的三种说法
苏宛是怎么死的，我听过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陶永年的说法：柳氏支使她去井边捡簪子，她下去，柳氏推石头。
第二种，是村里老人的说法：陶家有个丫头，怀了孩子，正房不容，逼她投井。
第三种，是一个在镇上收旧货的老头说的，最离谱：陶家有个丫头，跟长工好上了，怀了野种，事发，自己跳的井。
三种说法，第一种最细，第二种最粗，第三种最脏。
“为什么会有第三种？”我问陶永年。
“因为人们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他说，“一个正房害死妾，太难听了。一个丫头自己跳井，就好说多了——是她自己不检点。”
“可这是假的。”
“假的不重要。”陶永年说，“重要的是它能让人心里舒服。人听了一个故事，第一反应不是‘这是真的吗’，是‘这是不是活该’。要是不活该，他心里就堵；要是活该，他就顺了。”
他停了一下。
“所以我们陶家六代人，从来没在村里辟过谣。因为辟谣费劲，而且辟了，别人也不信。他们宁可信第三种。”
“您信哪一种？”
“我信第一种。”他说，“不是我偏心我们家。是因为第一种，有账。”
陶村七十岁以上的人，我访了六个。
他们说的事，跟陶永年讲的不完全一样。
一个姓刘的老太太说，她小时候听她奶奶讲，陶家照壁底下埋的不是一个人，是“半个”。她说：“我奶奶说，那人没埋全，只埋了半截。”
一个姓陶的老汉说，他小时候淘气，往照壁后头扔石头，扔到第三块，他爹打了他一顿，打得狠。他说：“我爹从来没打过我，就打那一回。”
一个姓李的老头说，一九五几年的时候，有一年大旱，井都干了，村东的水渠也断了。有人提议把陶家照壁拆了，砖分了砌猪圈。是村里的老支书拦住的。老支书说：“那壁不能拆。”别人问为什么，老支书说：“不为啥，就是不能拆。”老支书一九六八年死的，死前跟儿子说过一句：“陶家那壁，底下有东西。”
还有一个老太太，说的事最怪。
“我小时候，”她说，“我们几个小孩在照壁前头玩，玩到天黑。有一回，我看见壁底下站着一个人。我以为是村里的大人。我喊了一声，那人不动。我又喊，还是不动。我就跑过去看。”
“看见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她说，“就一堵墙。我回家跟我娘说，我娘打了我一巴掌，说别胡说。”
“那是哪一年？”
“记不清了。反正是小时候。”
我把这四个人说的话都记下来了。
记完了，我发现一件事：四个人说的，没有一个人说“闹鬼”。他们说“半个”“底下有东西”“站着一个人”。他们说的都是“有”，不是“闹”。
“有”跟“闹”，是两件事。
“闹”是怕。“有”是知道。
“镇”这个字，我从前没细想过。
在皖南，我们沈家说“守灯”，不说“镇灯”。父亲说，“镇”是把东西压住，“守”是看着它。压住了，它会想法子出来；看着它，它就不动。
陶家说“镇”。
照壁上“渔樵问答”那方砖雕，本身就是“镇”的器物。渔樵问答是文人的闲情，刻在门口，是告诉过往的东西：这家人过日子，安稳，别来。
可这堵壁真正的“镇”，不在砖雕上，在底下那一排矮了三分的旧砖上。
“沈先生，”陶永年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觉得，我们家砌的不是墙，是盖子。”
“盖子？”
“盖子。”他说，“锅有盖子，井有盖子，坟也有盖子。盖子是干什么的？盖子是让底下的东西别上来。可盖子的坏处是——你盖上了，就看不见底下有什么了。看不见，就当没有。”
他停了一下。
“我们陶家，六代人，就是靠‘看不见’过日子的。”
我在采风本上写了一行：
“镇，是盖上。守，是看着。盖上的人，从此不必看。”
归骨以后，陶家老宅安静了。
“安静”是很具体的东西。陶永年说，他第一次睡到天亮，是归骨后第三天。
“睡了八个钟头。”他说，“中间没醒。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心里慌了一下，以为睡过头了。后来想起来，我不用上班了。”
“以前呢？”
“以前一晚上醒三四次。”他说，“三点醒一次，四点醒一次，五点半又醒。醒了就听。听墙那边有没有声音。”
“归骨以后，还有声音吗？”
“有。”他说，“村东的水渠。水一直在流。我听了五十四年，一直以为是墙里的。”
“现在呢？”
“现在听水就是水。”他说，“水声没什么可怕的。水声就是水声。”
他笑了一下。
“你看，人的耳朵是会骗自己的。你心里怕什么，耳朵就听成什么。”
第一夜写的是我们沈家的灯。
第二夜，我本来想写别的。晋中这一趟，我原计划只待七天——看那堵照壁，听陶永年讲完家史，记下来，走人。
结果我待了半年。
这半年，我做的事，跟采风没什么关系。我跑镇上查苏家的分家单，跑柳家巷找一个老太太问苏宛她娘，跑县局跟张法医要骨头的结论，跑邻镇找苏长富。
我父亲说过，采风人的本分是“记”，不是“办”。他说，你看见一件事，记下来，就够了。你要是伸手去办，你就成了事里的人，记不清了。
第二夜，我伸手了。
其实伸手是从抄那一页开始的。抄“仍砌入壁中”的时候，笔在纸上停了两下，那时候我就已经进了这堵墙——不是走过去，是走进去。
我想了很久，为什么伸手。
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一截指骨被人砌在墙里，砌了一百六十九年，六代人从墙前走过去，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我不是比他们勇敢，我只是路过。
路过的人，看见了，就得说。
在陶村那半年，我把沈家的行规抄了一遍给陶永年看。
他看完，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你们家的行规，比我们家的族谱有用。”
第二句：“有用也不管用。你们家十九代守一盏灯，是因为灯在祠堂里。我们家的东西在墙里，墙是公家的。”
第三句：“不过有一条，我记住了。”
他记住的是第四条：“遇事不劝人认命。人要是自己想认，那是他的事；你劝他认，就是替凶手说话。”
“这一条，我守了三十四年。”陶永年说，“我从来没跟自己说过，这事儿认了。”
“可是您也没动。”
“没动。”他说，“不动，不等于认。不动是没本事，认是认账。我这几十年，一直在‘没本事’里待着。”
他把抄本还给我。
“沈先生，我再加一条，你写进去。”
“哪一条？”
“第九条：‘遇一堵墙，先问墙后是谁。’”
我写了。
他看了看，说：“还不够。再加一句：‘问不出来，就常去站站。’”
我也写了。
离开陶村前一夜，我把采风本翻到第二页，写下一行：
“采风第二夜，得一名：苏宛。道光十六年生，咸丰七年卒，年二十一。晋中陶村人，苏氏三房女，十四岁卖入陶宅，二十一岁堕井。骨不全，名不缺。”
下面又添了一行小字：
“她不是煞。她是被人砌进墙里的人。这堵墙，本该是她的坟。”
写完了，我把笔放下。
窗外是晋中的夜。风从院墙上过来，吹得窗纸轻轻响了一声。
那声音很轻，像有人在墙的另一面，翻了一页纸。
尾声 · 后日
照壁的修缮是九月完工的。
壁心的砖雕原位归安，一块不少。补配的那一排旧砖，换成了新砖——这一排本来就是咸丰七年补的，不是原件，换掉不违规。
刘师傅在换砖的时候，问陶永年：“新砖上刻不刻东西？”
“刻。”
“刻什么？”
陶永年想了想。
“刻两个字。”他说，“苏宛。”
刘师傅的手停了一下。
“陶老师，这是文物。”
“我知道。”
“刻上去，人家来查，要问的。”
“问就问。”陶永年说，“我报备。刻在补配砖上，不是原件。修缮记录里写清楚：业主申请，在补配砖上刻纪念性文字。”
刘师傅看了他半天，笑了。
“行。”他说，“我刻。不过我不刻大，刻小一点。小一点，不显眼，可是你走近了能看见。”
他刻在补配砖的右下角，两个字，一寸见方，阴刻，很浅。
刻完了，他退后两步看。
“陶老师。”
“嗯。”
“这俩字，比‘渔樵问答’耐看。”
九月末，我离开陶村。
走的那天，陶永年送我到村口。他还是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夹克，手里拎着教案包。
“沈先生。”他说，“你还去别的地方？”
“去。”
“去哪儿？”
“往西。”我说，“还没定。”
“那你记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递给我，“这个，你带着。”
是一张照片。照壁的正面照，新修的，砖缝很干净。壁心砖雕完好，底下那排新砖颜色比旧砖浅一点，看得出来。右下角，两个字。
“洗了两张。”他说，“一张我留着，一张给你。”
我把照片夹进本子，挨着那张灯拓片。
“陶老师，”我说，“你以后还听墙吗？”
他笑了。
“不听了。”他说，“墙里没人了，听什么。”
他顿了顿。
“不过我落了个毛病。”
“什么毛病？”
“我晚上睡觉，还是听得见水声。”他说，“以前我以为是墙里的。现在我明白了，是村东的水渠。几十年了，一直是水渠。我听错了三十四年。”
他站在村口，风把他夹克的衣角吹起来。
“沈先生。”
“嗯。”
“你记着，替我跟往后的人说一句。”他说，“这世上没有镇得住的东西。镇得住的，都是还没被人叫过名字的。”
我点头。
走出半里地，我回头，他还站在那儿。
后来的事，有些是听说的，有些是收到的。
第二年春天，陶永年把宅子捐给了村里。
他在电话里说，他住西厢，村里同意他住到老。房子是公家的，他住着，顺便看门。
“值吗？这么大宅子。”
“不值。”他说，“一年维修费两万，我付不起。捐给村里，村里能申请维修资金。我住着，还有人管。”
“那照壁呢？”
“跟着宅子一起捐。”他说，“我在协议里加了一条：壁心的补配砖，不得更换，不得覆盖。那两个字得留着。”
“村里同意？”
“同意了。村长说，留着也好，算个景点。”
他停了一下。
“签字的时候我手抖了一下。”他说，“我想起村东那座桥。桥板上刻的是王氏。我这回没让人代。”
民俗馆开了半年，来的最多的是小学生。
一年两批，一批三四十个。陶永年给他们讲砖，讲五凤楼，讲照壁是干什么用的。
“讲苏宛吗？”
“讲。”他说，“我跟他们说，这堵墙的底下，砌着一个阿姨的骨头。她叫苏宛，二十一岁死的。你们以后要是看见有人被欺负，别跟着笑。”
“小孩听得懂吗？”
“有听得懂的。”他说，“上个月有个小姑娘，听完问我，爷爷，她疼不疼。”
“您怎么答？”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疼。”他说，“说完我就后悔了，怕吓着她。可她没哭。她想了想，说，那我给她磕个头。”
“她磕了吗？”
“磕了。一个人跑到碑前，跪下去，磕了三个。她老师在后头喊她，她不应。”
第二年秋天，我收到一封信。
信封上是陶永年的字，正楷，一笔不苟。信里三段。
第一段说民俗馆开了半年，来了六百多人，比县里预想的多；太原来个记者写了报道，登在晚报上，题目叫《一堵墙里的一百年》。他把报纸剪下来，夹在族谱里。
第二段说照壁的砖雕今年春天掉了一片松针，指甲盖大。他没敢自己粘，报给方同志了。方同志说不急，等明年统一修。
第三段说上个月来了个学建筑的年轻人，做毕业设计，题目是《晋中照壁研究》。他在壁前站了两个钟头，量尺寸，拍照，走的时候问他这壁有什么故事。他讲了。年轻人听完，说了一句：“原来照壁不只是挡煞的。”
最后一行：“我想，这就够了。”
那封信我收在采风本的夹层里。
第三年清明，我又去了一次陶村。
村道两边的墙都刷白了，白得整齐，一路白过去。到陶家门口，白断了——照壁还是青的，墙根有苔，砖缝里有草。那一段白，是绕过去的。
绕过去的原因，村里传两个版本：一个说这壁有文物牌子，得报县里批；另一个说，工程队来的那天，陶老师搬了张凳子坐在壁跟前，一句话不说，坐了一天。
两个版本我都记下了，没去核。有些事，怎么绕过去的，比绕没绕过去更要紧。
那天下午有太阳。碑前的野草长起来了，绿的。陶永年在碑前坐了一会儿，没烧纸。他说，苏家那边会来，他不抢。
我在碑前站了一会儿，走到照壁前，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两个字。
字一寸见方，阴刻，很浅。不站到跟前，看不见。
石头是凉的。
“苏宛。”我念了一遍。
风从村道上过来，把地上的一层薄土卷起来，卷过我的鞋，往前去了。
我站起来的时候，看见陶永年还坐在碑前，背对着我。他的背有点驼了。他坐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我没有过去。
有些位子，只能一个人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