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远辛又跟人跑了。
这回是刘太太。刘局长新娶的第八房姨太，烫着最时兴的波浪卷，涂着最时兴的蔻丹，看戏的时候把大金镯子抛上台，砸在他脚边，说：「小唐，跟了我，这金子归你。」
他拾起来了。
他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他走那天，铺子里的煤炉烧得正旺，我给他炖的火腿冬瓜汤刚起锅。
我坐在柜台后头正把算盘打得噼啪响，一抬头，对面乐春里的伙计跑来告诉我：阿绣姐，唐先生跟着刘家的汽车走了。
我把最后一笔账打完，收了算盘，把汤从炉子上端下来。
一个人喝掉了两碗。
1
我跟唐远辛好上，到今年，整整十一年。
这十一年里，他跟人跑了多少回，我真数不清。
跟纱厂老板的四姨太跑过，跟银行经理的太太跑过，跟过纱厂的小开，跟过从北方逃难来的富孀。
每回都是同一个路数，他在乐春里唱曲，底下坐着哪家阔太太，多听了他几支曲子，他就跟人好了。
好了些日子，把人家哄高兴了，钱哄到手，人就没影了。
过些日子，短则三月，长则一年，他又出现在我摊前，拎着个点心匣子，身上还带着不知在哪沾上的脂粉气，冲我作揖：
「阿绣，我回来了。」
街坊背地里都是怎么说我，我全知道。
说城隍庙后街卖话本的阿绣是个贱骨头，男人拿她当客栈，她供男人当祖宗。
王阿婆当着我的面都骂过：「倒贴货。」
我不还嘴。
因为他们不懂。
唐远辛这个人，浑身上下没一处可取。好赌，鸦片抽得凶，手懒，骨头软，一辈子没挣过一文干净钱。
可他却有一张好脸。
那张脸，是老天爷拿足了一百分的料子裁出来的。眉是眉，眼是眼，不笑的时候像画上的，笑起来更是勾人，跟个狐狸成了精似的。
我图什么？
我当然是图他那张脸，每天睁眼就能看着，让人神清气爽！
看一眼，能多活十年呢！
2
头一回见他，是民国十五年，我刚盘下城隍庙后街这个摊位。
那天落大雨，摆摊的收摊，逛庙的回家，整条街跑得只剩我一个。
我刚进的一箱子新书，盖着油布，我自己就缩在檐底下啃冷馒头。
他就是在那时候蹲过来的。
一件洗白的长衫，头发让雨浇得贴在脸上，蹲在我摊子前头，看一本书，看了足足一个时辰。
我说：「看书掏钱。」
他说：「老板，我没钱。」
「没钱看什么看。」
「可你这书，比我唱的戏文好看。」他抬起头，冲我笑了一下。
就是那一下。
后来我常想，我这辈子，可能就是折在那一笑上的。
十一年里有多少回我想抽自己大耳光，可就是下不去手。
因为一闭眼就是那天下雨，他把湿头发往后捋，露出整张脸，笑眯眯地说我的书比他的戏文好看。
哎，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3
他是乐春里唱曲的，一把嗓子好得没边。
可唱曲的是下九流，戏子无情这句话，说的就是他们这行人。
他那天蹲在我摊前躲雨，是因为前一天他傍的一个富婆，纱厂孙老板家的四姨太打牌输了钱，拿他撒气，把他撵了出来。
他没钱，没住处，两天没吃过口热乎的。
我给了他一碗热茶，两个馒头，他说拿唱曲抵债。
当晚收摊，他站在雨后的街口，给我唱了一段《杜十娘》。
「郎君啊，你愧对奴一片真情意——」
我噗嗤一声笑了。
「这唱的负心汉，你倒是唱得挺入味。」
「戏文里唱什么，我就得是什么。」他收了嗓子，眼睛亮晶晶的，「阿绣，我不白吃你的。等我攒够了钱，回来娶你啊。」
我呵呵直乐，只当听了个响。
谁承想，他说了半辈子的「等我回来」，每次倒还真都回来了。
只是我等了十一年的他来娶我，却是一场空。
他一次又一次的，跟人跑了。
4
这来来去去的流程，这些年也几乎没咋变过。
他常挑黄昏回来。拎着点心匣子，匣子是哪家太太家的，点心常是搁了多日没人动的。
进门先洗澡，要热水，要皂角，要把我给他做的干净衣裳全套换上。
洗完澡上桌，我给他下阳春面，卧两个蛋，切一盘酱牛肉。
他边吃边讲。
讲他这些日子在哪家，怎么哄人家开心。
讲刘太太打麻将输了钱，拿烟灰缸砸他，他没躲，额头磕了个包，换来一只金表。
讲四姨太让他跪在床边学狗叫，他学了，学一声，赏十块大洋，他说自己能叫到她破产。
讲银行的陈经理有怪癖，让他穿女人的旗袍唱曲，他穿了，陈太太多赏了一对翡翠袖扣。
他讲得眉飞色舞，像在讲别人的笑话。
我给他续面，问他：「你不觉得臊得慌？」
「臊什么。」他扒着面，「我这个人，也就这张脸和这把嗓子值点钱。卖都卖了，还挑什么买家。」
「那我呢？」我问，「我算你什么人？」
他头也不抬：「你是我东家。我唱曲，你包饭，公平。」
5
他在我铺子里住些日子，十天半月。带来的钱，先还赌债的利息，再置办行头，剩下的抽大烟，听戏，请朋友下馆子。不到一个月，准精光。
然后他又走了。
每次净挑我揭不开锅的日子走。上回是年关，我进书的钱都压在货上，柜里剩最后三块大洋。他蹲在柜台前头，看了我半天，说：
「阿绣，对不住，我又得出去挣饭钱了。」
我说：「柜里有钱，你先拿去用。」
他说：「你那点钱，塞我牙缝都不够呢。」
第二天人就没了。顺走我新给他做的呢子大褂，留下一屋子烟味，和床底下两双穿破的臭袜子。
我把铺子的门板一块一块上好，上好最后一块，站在黑漆漆的屋里，站着站着就笑出了声。
街坊骂我贱，我不冤啊。
可他们不知道，这些年，每次他回来，铺子里就有了热乎气。夜里有人说话，雨天有人收书，我生病发热打摆子的时候，有人给我换额头上的冷毛巾。
他虽有一身毛病，可爱倒也是真真切切。
我不是没想过找个人凑合过，但媒人介绍了十个八个，相处起来却总觉得差了啥，让人提不起劲。
怎么也不敌他次次进门那句「我回来了。」
喊得跟真的一样，永远说的比做的好。
我就靠这虚情假意，度过一年是一年。
6
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闸北打起来了。
日本人的飞机炸过来那天，全上海都懵了。乐春里封了门，戏园子改作伤兵收容所，富太太们卷着细软逃进租界，逃去香港。
唐远辛这回是真落魄了。
孙老板带着四姨太跑了，没带他。
他揣着两件破行头，从闸北的难民堆里爬出来，一瘸一拐走了四十里，半夜砸我的门板。
我一开门，他站在外头，脸上黑一道白一道，见着我的第一句话是：
「阿绣，我饿了。」
我给他下了一碗面。他吃着吃着，手便抖得拿不住筷子，埋头哭了。
这一回他哭得跟往常不一样。往常他哭是使相，眼泪说来就来，收放自如。
这回他是真哭了，哭得哇哇的，眼泪大滴大滴的砸进碗里。
「飞机来的时候，孙老板的汽车开走了。」他说，「四姨太在车上看我，头都没回。」
「我跟了她四年。四年啊，阿绣。」
我没接话。这类话我听了老些年，耳朵起茧。
停战之后，四姨太从香港来信，说想他了，让他过去。他捏着信纸，在我摊前蹲了一宿。
天蒙蒙亮，他把信纸给我：「你替我烧了。」
「不去了？」
「不去。」他把铺子里外收拾了一遍，把漏雨的瓦翻修了，把后墙加了一层板，「阿绣，这回我真不走了。上海打仗打成这样，我还跑什么。我就在你这儿，给你看铺子。」
他还真老老实实过了小半年。跟着我起早贪黑，卖书，收摊，扛书箱。
他的手扛不了重东西，肩膀磨破了皮，疼得龇牙咧嘴，倒也没撂挑子。
我那时候真以为，这日子能一直过下去。
直到香港又来了一封信。这回不是四姨太，是四姨太的表妹，开口就是五千大洋的支票，说听闻唐先生曲唱得好，想接去听一个月。
他把支票给我看了。
五千大洋，我卖十年话本也挣不来。
他看了我半天，说：「阿绣，就一个月。挣了这笔钱，我回来，真不走了。把欠的赌债清了，把烟戒了，咱俩把铺子扩大过好日子。」
「你上回也是这么说的。」
「上回是上回。」他把呢子大褂叠好，装进包袱，「这回不一样。」
他每一回都说这回不一样。
我送他到街口。他走了十几步，回头喊：「等着我！」
我朝他挥挥手，转身回来，把他那本翻烂了的《西厢记》包上书皮，压进箱子底。
书里夹着一页纸，是他从前抄的曲词。末尾有他的一行小字，笔迹瘦得像他人：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7
日子还是这么过。
他跑，他回，他再跑，他再回。
民国二十五年往后，他的行情眼见着不行了。三十好几的人，再好的脸也挂不住岁月。
腰板还直，眼角却有了纹路。嗓子也不如前了，高音刚上去，底下就有老主顾开始摇头。
富婆们的口味换了。如今时兴的是听电台里的小白脸，看电影公司的新明星。
唱曲的唐先生，过气了。
他大烟倒是越抽越凶，赌也戒不掉。
有一回他趁我进货，把我压在床板底下的棺材本偷出来，一夜输了个精光。
我回来跟他撕打，挠了他满脸血道子。
他自己翻出搓衣板，在上面跪了一夜。
我三天没跟他说话。第四天早晨，照旧给他下了碗面。
我骂自己贱。骂完了，面还是下了。
街坊的闲话也一年比一年难听。
王阿婆当着我的面啐过：「阿绣，你等着吧，等他那小白脸子彻底垮了，有你后悔的时候。」
唐远辛那回正好进门，听见了，也不恼，笑嘻嘻地凑上去，给王阿婆剥了个橘子。
「阿婆，小白脸这好玩意儿。您孙子想长，还长不出来呢。」
「滚！」王阿婆拿笤帚打他，「不要脸的死东西，祸水！」
他抱着脑袋跑，跑回我摊前，还冲我挤眼。
我也笑。笑着笑着，心里就发了酸。
他们骂得都对。我是个倒贴货，他是个吃软饭的。
我们俩，就搁在那戏文里，都是招人嫌的角儿——上不了台面的货色，专演给人啐的。
8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号。
淞沪会战打响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的天。先是飞机的嗡嗡声，像一群铁蝗虫从云里钻出来。然后炸弹落下来，城隍庙前头的湖心亭炸起的水柱比楼还高。
我的书摊，我盘了十几年的摊子，一箱箱书，一箱箱家当，眨眼间埋进了瓦砾。
轰炸停了，我在灰里刨。刨出我的钱匣子，铁皮的，扁了，里头的银元倒是一个没少。
我还刨出一张唱片，他前年录的《杜十娘》，黑胶的，磕了个口子。
我坐在瓦砾堆上，抱着钱匣子和唱片，一时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阿绣！」
我抬头。
他回来了。
从闸北的方向，踩着一路的碎砖烂瓦跑过来，身上的长衫让烟烧了几个洞，脸上黑灰和着血，一条腿一瘸一拐。
后来我知道，他那阵子正傍着陆队长家的太太，住在苏州河南岸的公馆里。
轰炸一响，陆公馆的汽车拉着陆太太和细软往租界跑，他的座位，让给了一只画眉鸟笼子。
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走了半座城，来找我。
「你跑什么！」我冲他吼，「那边是租界，安全！」
「还跑什么？」他喘着气，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的瓦砾上，「上海就剩你一个熟人了，我还能往哪儿跑。」
他从怀里掏出个东西塞给我。
半块被血浸透的绿豆糕，用油纸包着，还是他走的时候，我塞他包袱里的。
「都没舍得吃。」他咧嘴笑，脸上让弹片划了道小口子，渗着血珠，「想着回来跟你分。」
这一回，他没再走。
轰炸最凶的那些天，他拉着我钻防空洞，空袭警报一响，他把我整个裹在怀里，用后背对着天。他的胸口瘦得硌人，可那是我这些年，睡过最踏实的觉。
9
上海北边陷了以后，我们在南市的废墟边上，把摊子重新支了起来。
难民像潮水一样涌进租界，我的生意反倒好了。
逃难的人要写信，写家书，要给孩子买认字的书。
我的摊子添了代写书信的买卖，还添了个常客，大学生小顾，来租我家阁楼的。
小顾白天在报社帮忙，夜里回来，阁楼上常常亮着灯，有油墨味。
我心里有数，不问。
这年头，问多了催命。
直到一天半夜，我起夜，看见小顾蹲在灶间，就着炉火在铁滚筒上滚一张张纸。
他看见我，脸都白了。
我走过去，拿起一张看了看。油印的，头号字：抗日。
「印吧。」我把灶间的门带上了，「明天我进一批《七侠五义》，你那东西，夹中间。」
小顾愣了半天，冲我深深鞠了一躬。
从那以后，我的书箱子有了夹层。前头卖话本，后头走传单。
我给那些传单起书皮，《西游》的壳子，《水浒》的瓤。查房的巡捕来过两回，翻完我满摊的书，一页没翻着。
倒是让唐远辛察觉了。
他跟我大吵了一架。十一年，他头一回跟我红脸。
「你不要命了？！」他把一摞书摔在地上，「这是掉脑袋的事！出了事，我护不住你！」
「你护我？」我也火了，「唐远辛，你护过我几回？这回不用你护。我连男人都看不住，我给自己找点事做，不行吗？」
他愣在那里，半天，蹲下去，把地上的书一本一本捡起来，拍干净灰。
那天夜里，他犯了烟瘾。
在床上翻来覆去，撞墙，把脑袋往床柱上磕。
我说实在不行你抽一口呗，他不应。让我把他捆在椅子上，拿毛巾塞住他嘴。
三天。他像死过一回。
第四天清晨，绳子解开，他瘫在地上，头发全让汗湿透了。
他睁眼看了我半天，哑着嗓子说：
「阿绣，我这一辈子，头一回觉得自己像个人。」
从那天起，他跟小顾有了话说。
10
唐远辛帮小顾的法子，是用他的老本行。
陆队长现在是日本宪兵队的红人，专管抓「抗日分子」。这样的新贵，少不了堂会应酬。唐远辛揣着一把旧三弦，重新挂牌，专往汉奸的堂会上凑。
没人防备一个戏子。酒桌上，牌桌上，那些翻译官、侦缉队长、给日本人做事的商人，喝多了，嘴就没把门的。
哪一处要搜查，哪一处设了卡，哪一处关着人。零零碎碎的话，从酒气里漏出来，漏进他的耳朵，晚上回来，一句一句说给小顾听。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不在场。我只知道他又忙起来了，隔三差五出门，回来一身酒气，有时脂粉气，有时大烟味。
我看着不舒服，又说不出口。凭什么不舒服呢？这活儿他都干了半辈子，他的金饭碗呢，呵呵。
民国二十九年开春，出事了。
小顾那边要送一批东西出城，磺胺，还有几份名单，卡在了通行证上。唐远辛说，他有办法。
第二天，人没了。
灶台上留着他的字条，字还是那么瘦：
「阿绣，对不住，又要走一趟。短则五日，长则半月。买了点米面存缸里，记得吃。」
我坐在他的字条跟前，从早晨坐到掌灯。
陆太太。我想起来了，他近来常去的地方，是陆公馆。
陆队长恨他入骨，陆太太对他倒是专情，时常邀他去唱曲。
他们从前似是有过一腿旧账的，好像是民国二十六年前，他最后傍的一个金主，就是还没做汉奸太太的陆小姐。他从人家手里拿了最后一笔钱跑路，这女人寻死觅活过。
他这是又跑了。回老主顾那儿去了。
我把他的唱片从箱底翻出来，想摔，举了半天，又塞回去了。
王阿婆来看我，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男人又跑了。」
「这回还等吗？」
「不等了。」我说，「这回他死外头，我都不收尸。」
阿婆走了。我在黑屋子里坐着，忽然发现一件事。
他走的时候，把我去年冬天给他新做的棉袄留下了。就搭在床头的椅背上，叠得整整齐齐。
十几年间，他走了十几二十回，每回都顺走我点东西。一顶帽子，一件褂子，一沓钞票。
这是头一回，他没拿我的东西。
11
通行证是他从陆太太手里骗来的。
小顾把事情前后都告诉了我。
他重新登了陆公馆的门，对着那个已经变得又老又尖刻的女人，使出了他压箱底的本事。
他说他后悔了，说这几年颠沛流离，见过了千人万人，才知当年的好。
他唱曲给她听，唱的还是《杜十娘》，唱到一半，那女人的眼泪下来了，亲笔批了通行证。
东西送出城，磺胺救活了七个伤员，名单上的人提前转移了。
可他没能出陆公馆的门。
陆队长回来了。唐远辛前脚走，后脚就被逮了。
陆队长要他说出联络点，说出小顾，说出书摊。
谁都知道他常往南市废墟跑，那个书摊有鬼。
他什么都没说。
审讯的事，是后来同牢房一个教书先生带出来的。
他说唐先生受了七天刑。鞭子，老虎凳，竹签子……
头两天他还喊疼，喊得跟杀猪一样。
第三天，他不喊了。
陆太太去过一趟牢里。教书先生说，那女人站在牢门外，劝唐先生招了，说招了能保条命，看在他们当年的情分上。
唐远辛脸上的伤还没好，肿得不成样子。他靠着墙，看了她半晌，笑了。
「你还是舍不得我这张脸。」
「可我舍得。」他说，「我嫌它脏。」
当夜，他趁着换岗，掰碎了牢里的粗瓷碗，用瓷片，在自己脸上划了一下，又一下。
教书先生说他拦了，没拦住。血流了半张脸，他自己拿手抹了一把，对着天空自言自语，也不知在说些什么。
第二天陆队长再来提审，看见那张脸，气得发抖。
可再没有什么能威胁他了，拿他的脸钓鱼？也没人认这张脸了。拿死吓他？他早把命豁出去了。
第七天夜里，他死了。
教书先生带出来的话就一句。
他说唐先生临走前，给看牢的唱了一段曲，唱的是《杜十娘》，唱到「多谢你薄情郎」那句，笑着断的气。
他还托教书先生给我带话。
「替我告诉阿绣。」他说，「这回不是跑了。是走了。」
12
我接到信儿的那天，生意照样做。
早上五点半起，生火，煮粥，支摊。
第一个客人要一套《封神榜》，我给他拿书，找零，多找了两个铜板。客人提醒，我才看见。
第二个客人是王阿婆。她在我摊前站了半天，没买书，最后从篮子里端出一碗糖水，搁在我柜台上。
「喝了吧。」她说，「甜滋的。」
我端着那碗糖水，一口没喝，眼泪掉进碗里。
阿婆这次没骂我，也没劝我，陪我在摊前坐到晌午。
下午小顾来了。组织上要转移我，铺子不能要了，让我三日内走。
「我不走。」我说。
「阿绣姐！」
「我还有一笔账没收。」
小顾看着我，忽然明白了什么，脸都白了：「不行。陆公馆是龙潭虎穴，组织上有安排，轮不到——」
「组织安排你们的。」我打断他，「我男人的账，当然我自己收。」
陆队长好大喜功，下月过四十整寿，要摆三天堂会，宴请宪兵队的人。
这种场合，主家太太爱讲体面，爱看个新戏文。
我花了半个月，写了一个话本，叫《戏子》。
写的是个唱曲的，半生哄人钱财，临了为护一个人，毁了自己的脸，送了命。
然后我把这话本，送到了陆公馆。
陆太太见了我。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她当然认得我。
唐远辛的事，她查过我的底。
「你来干什么？」她问。
「给太太送书。」我把话本双手奉上，「新写的。我们这种摆摊的，没什么孝敬，就这点手艺。」
她翻了两页，脸色变了。手抖起来，话本掉在地上。
「出去。」她哑着嗓子说，「马上出去。」
我退了出去。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她正捡起话本，一页一页，就着灯看。
三天后，陆公馆的人来订书，说寿宴那日，要我去给客人讲讲这话本的来历，添个彩头。
我应了。
同一天的夜里，小顾的同志把东西交给了我。两块，用牛皮纸包着，沉得像两块砖。
「阿绣姐，」那个年轻人眼睛通红，「让我去吧，我熟——」
「你熟什么。」我把东西装进书箱的夹层，「我的摊子天天摆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我天天在。全上海最不起眼的，就是我。」
13
陆队长寿宴那天，我穿了唐远辛留下的那件棉袄。
他走的时候没拿，我把它拆了，絮了新棉花，重新缝了。穿着它，像他还搭着我的肩。
书箱不重。前头是十套话本，后头是那两块「砖」，引线从夹层里引出来，拴在箱扣上。
陆公馆张灯结彩，戏台搭在正厅。堂会唱的是评弹，唱的剧目报上来，我看见了三个字。
《杜十娘》。
我站在厅门口，听了三句，才迈的步。
宴席正中，陆队长穿着崭新的绸衫，在给几个穿军装的日本人敬酒。翻译官在中间跑来跑去，气氛热络得很。
陆太太坐在女眷席，一眼看见我，端茶的手抖了一下，什么都没说，把头别开了。
我把书箱放下，捧着两本书，走到席前。
「陆队长。」我笑着说，「小生意人，给您贺寿。新刻的话本，请您赏个脸。」
陆队长喝得满面红光，斜我一眼：「什么东西？」
「《戏子》。」我说，「写的是一个唱曲的。他这辈子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就会哄人开心，骗女人钱。可临了，为护一个人，把脸毁了，命也送了。」
厅里静下来。戏台上的三弦还在响。
「这戏子还有句话，托我带给您。」我往前凑了半步，把书箱的铜扣握在手里，「他说——他在下头等您。」
陆队长的酒醒了一半。
日本人的手按上了枪套。
我看着他，也看着这一厅的人，忽然想起十一年前的那个雨天。一个年轻人蹲在我的书摊前，说他没钱，说我的书比他的戏文好看。
唐远辛，你看见了没有。
你守了半辈子的那张脸，说毁就毁了。我守了半辈子的这个摊子，说不要就不要了。
咱们这种人，贱命两条，活着的时候，没给这世界添过什么好。
临了，添一回呗。
我捏开了铜扣。
火光腾起来的那个瞬间，戏台上正唱到——
「郎君啊——」
14
后来打扫废墟的人，在城隍庙后街的瓦砾里，翻出过一方烧掉半边的木牌，上头一个「绣」字。
木牌旁边有一只铁皮钱匣子，扁的，焊死了，怎么都打不开。
匣子旁边还有一叠手稿，用油布包着，纸页完好。手稿上头写着两个字：
《戏子》。
最末一页，没有戏文，只有一段话，字迹娟秀：
「他这张脸，是老天爷赏的饭。他拿这张脸骗了半辈子人，最后一回，却拿命护了人。」
「我这个人，是老天爷赏的笑话。笑话最后一回，却不给人留笑柄了。
「街坊骂得都对。他是吃软饭的，我是倒贴货。我们两个，是这世道最不起眼的两个角儿，戏文里专演给人啐的那种。
「可话又说回来。
「国破了，家亡了，轮到我们这种人，也顶了一回天。
「各位看客，这出戏唱到这里，散了。」
这份手稿后来印了出来，卖遍了大后方。胜利那年，有戏园子在胜利日加演了一场评弹，唱的是新编的《戏子》。
开唱前，班主出来说了一段话，后来传得很广：
「从前有句老话，叫戏子无情。我今天替天下唱曲的讨个公道——
「唱了一辈子别人悲欢的人，最后能把命也唱给国家。
「这样的人，有情。」
番外一·防空洞
八一三最凶的那几天，我们躲南市的防空洞。
洞子里挤了百十号人，咳嗽的，哄孩子的，念佛的。
我们缩在最里头的角落，头顶上炸弹一颗一颗往下砸，整座城市像口被人抡着敲的破钟。
后半夜，洞里安静下来，孩子们都睡了。
他忽然凑过来，在我耳朵边上小声说：「阿绣，等仗打完，咱们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
「过日子啊。」他说，「你想过没有，仗打完的日子。」
我说想过。我说仗打完了，我把摊子重新盘大，赁一间门脸，前头卖书，后头住人。进一套《四库》的选本，再进一套《万有文库》，把城隍庙后街做成全上海最有排场的书铺。
「那我呢？」他问。
「你？」我想了想，「你就在门口支个桌子，说书。你那张嘴，别糟践了，一天说三场，比唱曲体面。」
「我不干。」他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说书一天三场，嗓子还要不要了。我种菜。」
「你种菜？」我差点笑出声，「你连葱和蒜都分不清。」
「我学。」他特别认真，「后院开一块地，种青菜，种萝卜，再种两畦西红柿。早上摘了，带泥卖给街坊，不为挣钱，就为听人家夸一句『唐先生种的菜真水灵』。我这辈子听惯了人家夸我的脸，夸我的曲，临了，想听听人家夸点别的。」
洞里黑，我看不见他的脸，只听得见他的声音，轻轻的，像说梦话。
「再养只猫。」他接着说，「橘的。养胖了，冬天压你被角。」
「你呢？」我问，「你冬天干什么？」
「我看店。」他说，「你盘点，我看店。有客人来，我给人倒茶。人家问，掌柜的呢？我就说，里头算账呢。人家又问，你是掌柜的什么人？我就说——」
他停住了。
「说什么？」
「我说，我是掌柜的家里人。」
头顶上又响了一阵，轰隆隆的，洞顶的土簌簌往下落。他把我的脑袋按进他怀里，等响声过去了，才接着说：
「阿绣，等仗打完，你把饭吃饱点。你现在瘦得，风大点我都怕你被刮跑了。」
「嫌我瘦？」
「不是嫌。」他闷声说，「是心疼。你瞧瞧你，豆芽菜一根，自己都顾不上，还顿顿给我卧两个蛋。等我种上菜，先把你喂胖。胖到一百斤。」
「一百斤？你当我喂猪呢。」
「猪没你这么好看。」
我在黑暗里掐了他一把。他嘶了一声，没敢叫出声。
那一夜我们说了半宿的瞎话。说书铺起什么名，他说叫「远辛书铺」，我说俗，他说那叫「阿绣书铺」，我说更俗。说猫起什么名，他说得养只母的，就叫「十娘」。
说到后来，我困得睁不开眼，迷迷糊糊听见他在我头顶上说了一句话。
「阿绣，等仗打完，我再也不走了。」
我那时候信了一半。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仗打完，是迟早的事。
番外二·第二颗盘扣
教书先生是第七天来找我的。
他说唐先生留了东西在牢里，又说尸首让宪兵队扔去了西郊的乱葬岗，他使了钱，才问准了方位，问我去不去认。
我说去。
我们雇了一辆塌车，出城的时候天阴着，到了地方，草都齐腰深。
乱葬岗上横七竖八，新一茬的坑还没来得及填平，草席裹着的一具压着一具，露在外头的脚，什么鞋子的都有。
教书先生站在坡下，不肯上来。他说：「夫人，我在下头等你。」
我一步一步走上去。
我以为我会哭。奇怪，我一滴眼泪都没有。
我掀开第一领草席，不是。第二领，不是。第三领——
我停住了。
那具尸首穿着一身破褂子，脸让什么东西划得不成样子，结了黑痂，看不出眉眼。身上让鞭子抽得没一块好肉，十根手指肿得像十根紫萝卜。
我蹲下去，看他的手。
然后我看他的衣襟。褂子是我三年前给他做的，蓝布，大襟，五颗盘扣。做的时候我图结实，每一颗扣都用红棉线缠了底。
一共缠七道，收尾的时候结了个小小的疙瘩。
那是我缠的。全天下独一份。
我坐在乱葬岗的野草里，坐在他身边，坐了很久很久。
风把草吹得伏下去，又立起来，像一波一波的浪。
我说：「唐远辛，你本事了。」
「让你别跑，你还跑。跑到这种地方来。」
「让你好好回来，你就这么回来。」
「脸呢？你的脸呢？」我伸手想去摸，指尖碰到黑痂，又缩回来，「你知道的，我最宝贝你这张脸，谁让你毁的？谁让你毁的……」
我骂到一半，骂不下去了。
我抱着膝盖，把头埋进胳膊里，在尸首旁边，终于哭出了声。
十一年，他跑了十几二十回，我每回都好好的，门板一上，睡一觉，第二天接着摆摊。
这一回，我把一辈子的眼泪都哭在了这堆野草里。
下山的时候，教书先生看我眼睛肿得睁不开，小心翼翼地问：「夫人，往后打算怎么办？入土为安，总得办后事。」
「后事先不办。」我说。
「账，我得先收。」
番外三·书箱夹层
小顾，原名顾青山。四十年后，他写回忆录，写到城隍庙后街那一章，只写了两个人。
他写，他民国二十八年初到南市，租阿绣姐的阁楼，头一个月，他看不起唐先生。
「一个吃软饭的戏子。」他在回忆录里写，「肩膀塌着，见谁都先笑三分，眼睛里有钩子。阿绣姐那么清爽的一个人，怎么跟这种人搅在一起。」
后来他改口了。改口是因为几件事。
第一次是他亲眼看见唐先生戒大烟。绳子捆了三天，阿绣姐坐在旁边看账本，头也不抬，一粒米都不让多吃。
唐先生撞床柱，拿头磕地，喊得整条街都听得见。第四天绳子解开，这人瘫在地上，哑着嗓子说的第一句话是：「阿绣，面里给我卧个蛋。」
阿绣姐转身进了灶间，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蛋卧了俩。
第二次是他的那些「话本」。
油印的传单夹在《水浒》里出城，查过三回岗哨。最险的一回，侦缉队把整条街围了，挨摊翻书。
查到阿绣姐摊上，唐先生正倚在她的柜台边，嗑瓜子。
「老总。」他把瓜子皮一吐，笑得痞气，「要什么书啊？我这儿有刚到的《金瓶梅》词话本，借您回去翻翻？」
那侦缉队长认得他，认得这张给陆公馆唱过堂会的脸。
两人几句荤话一说，队长的注意力全跑偏了，翻了两页书，丢下一句话：「唐先生好福气。」人就走了。
他们走后，唐先生脸上的笑一层一层褪干净。他瘫坐在柜台后头，手抖得连瓜子都捏不住。
阿绣姐把一碗热茶塞进他手里：「怕了？」
「怕。」他承认得干脆，「腿肚子都转筋。」
「那你还笑？」
「不笑怎么办？」他捧着茶，「让他们看出我怕，咱俩都得完。」
第三次是通行证。
小顾在回忆录里写，唐先生从陆公馆骗出通行证的那一夜，阿绣姐在摊前坐到天亮，骂了一夜的「贱骨头」「白眼狼」，骂完把棉袄抱出来，拆了，絮新棉花。
「我那时候不懂。」他写，「不懂她拆棉袄做什么。后来也没懂，好好的袄子就那么拆了？重新又絮上，原样缝回去，为啥啊？」
回忆录的最后，小顾写：
「那对书箱，前头卖话本，后头藏传单。阿绣姐说，这叫『卖书的壳子，救国的瓤』。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个书箱装的从来不只是传单。
「那对男女，一个唱曲的，一个卖书的，把自己也塞进了夹层里。外壳是上不了台面的风流债，瓤里，却是那个年代顶顶贵重的东西。
「胜利那年，我在重庆重印了阿绣姐的手稿，《戏子》。扉页上我替她补了一行小字：
「『本话本，句句是真。』」
番外四·唐远辛
我叫唐远辛。
干我们这行的，命贱，名字更贱。师傅给起的，说「远辛」——远着点辛苦。
但我这一辈子，还真没怎么离得开辛苦。
我死那年，三十好几。脸毁了，命丢了，死在一间四面漏风的牢里。要说亏，是真亏。
可要说值，也真值。
我跟阿绣好上那年，她刚盘下城隍庙后街那个摊子。你们别笑话她，她那个人，做生意是把好手，过日子是一塌糊涂。
饭有一顿没一顿，钱有一文攒一文，瘦得跟根抽条的小豆芽似的，面黄肌瘦，风一吹都打晃。
就这么个人，还想养我。
她连自己都养不好，怎么能养得好我。
可就是这么根小豆芽，在我蹲在她摊前躲雨，两天没吃上一口热乎的时候，给了我一碗茶，两个馒头。
我唐远辛这辈子，吃过山珍海味，睡过锦被罗帐，喝过洋酒，抽过顶好的烟。可轮到我下地狱的时候，想的还是那两个冷馒头。
那是我头一回，在一个陌生人眼睛里，看见自己不是「小唐」，不是「戏子」，不是一件玩意儿。
是个人。
所以我爱她。这事儿由不得我。
分开那么多年，那么多次，每一次我都跟自己说，就这回，跟了这位太太，好好过，别折腾了。人家要我学狗叫我学了，要我穿旗袍我穿了，钱是真给，日子也是真安稳。
可到了晚上，灯一灭，眼睛一闭。
满脑子都是她。
都是她那间小铺子，她那把噼啪响的算盘，她给我下的那碗卧了两个蛋的阳春面。
太太身上的香水味再贵，闻久了也脑仁疼。阿绣摊子上那股子旧书的霉味，我却想了十几年。
我没什么傍身的本事。你们不知道，我试过。
我试过给人扛包，一天下来腰跟断了似的。我还试过站柜台，三天就被辞了，掌柜的说我站没站相，笑没笑相。
我这个人，老天爷造我的时候，就造了俩东西——这张脸，这把嗓子。
别的，全是废的。
靠脸吃饭，听着轻巧，其实是把皮肉挂在钉板上卖，随时可能掉下去血肉模糊。我赚的钱，不干净，可我也没糟蹋，除了烟和牌——这两样是我的不是，我认。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总走吗？
我在她那儿，一个月，她的家底就得下去一层。
她嘴上不说，我看得出来。她的枕头一年比一年薄，她的棉袄三年没换新的，她把铜板串成串，一串一串码在床底下，都是她的命。
我留在那儿，就是剜她的命养我这张脸。
我不能让她过上好日子，也不能拖累她。所以我走。
我去外头，把那些有钱太太们的冤枉钱哄出来，哄够了，回来，进门喊一声「我回来了」，理直气壮地吃她的面，睡她的床，当她家的客人。
当客人，比当累赘体面。
这是我能给她的，唯一的体面了。
后来仗打起来了。上海炸了，我的那些太太们跑的跑，散的散，我那点子吃饭的营生，一夜之间全没了。
我从闸北往她那儿爬的时候，一路上我就在想：完了，这下彻底是个废人了，阿绣还要我吗。
她开门看见我，第一句是骂我，「你跑什么！」
第二句是，「锅里有面。」
那天晚上我吃着面，吃着吃着，眼泪就下来了。我对不住她。这十一年，我对不住她的时候太多了。
再后来，她给那个姓顾的大学生藏东西。我知道那是掉脑袋的事，我吼她，跟她吵架。她回了我一句，她说她连男人都看不住，她给自己找点事做。
那天晚上我一口烟都没抽，坐在院子里坐到半夜。
她要做的事情，是赶走那些小日本。
那我就陪她干。
反正我也是烂命一条。这条命卖过唱，卖过笑，卖过脸皮，没卖过一件值钱的东西。
这一回，卖个贵的，只要她开心，只要她那个书摊子能安安稳稳摆下去，她要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陆公馆那一趟，我是拿命换的通行证。陆太太那张脸，描得再白也遮不住老了，她看我的时候，眼睛里还有当年的影子。
我哄她，唱曲给她听，唱《杜十娘》，唱到「郎君啊」，她眼泪下来了。我心里想的是：阿绣，你听听，这首曲，我唱了半辈子，头一回唱明白了。
这曲子里的李甲，负了杜十娘。我唐远辛，负了阿绣。
可我跟李甲不一样。
李甲是把十娘卖了。我是把自己卖了，卖的每一文钱，都想着回她那儿去。
牢里的日子，不好受。头两天我喊，一半是疼，一半是故意的。我越喊，他们越信我什么都不知道。
第三天我想明白了，这张脸，是我最后的麻烦。
陆太太舍不得我这张脸，阿绣也舍不得。他们想拿我这张脸做文章，骗阿绣，钓小顾，有的是后手。
脸是我的，我先毁了它。
碎瓷片下手的时候，真疼啊。可比烟瘾发作，疼得实在。
我一下一下划下去，心里想的是：唐远辛，你这辈子靠着这张脸吃饭，骗了多少人，最后拿它换阿绣平安，不亏。
第七天，我知道我不行了。教书的先生是好人，我请他给阿绣带话。
我想了半天，带什么呢？
带「对不起」，太轻了。带「我爱你」，我说了十几年「回来娶你」，一句都没兑现过，再说这个，打自己的脸。
我就说，这回不是跑了。
是走了。
死前那一刻，牢门外头的风钻进来，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城隍庙后街，落大雨，我蹲在一个书摊前头，看了一下午书，一文钱没有。
摊主问我看什么看。
我说，老板，你这书，比我唱的戏文好看。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就是那一眼，让我这些年，来来去去跑了多少回。
阿绣，下辈子，我不蹲你摊前躲雨了。
我攒够了钱，穿戴整齐，带齐聘礼，正经八百地上门娶你。
你要是嫌我来得晚，你就罚我。
罚我吃一辈子你做的阳春面。
卧俩蛋的。
番外五·陆太太
我原本叫什么，不重要。
认识我的人都叫我陆太太，背地里叫我「那个汉奸婆」。
两种叫法，我都应。
很多人问我，你怎么会嫁给陆振声那种东西的。
问这话的人，是不知道我十九岁那年的事。
十九岁那年，我还不姓陆。
我是苏州河沈家的小姐，爹做绸缎生意，家里有一架真正的西洋留声机。那年我在乐春里听曲，听一个小先生唱评弹。
那小先生穿一件洗白的长衫，嗓子一起，满场的人都忘了喝茶。
他唱完下台，我从怀里掏出十块大洋，让跑堂的塞给他。
第二天，他打听到了我的住处，登门道谢，站在我家门口，笑得眉眼弯弯。
「小姐的赏，太重了。」
「你的曲，值这个价。」
一来二去，就好上了。他给我一个人唱《杜十娘》，唱到「多谢你薄情郎」，眼睛看着我，水光潋滟。我以为那眼睛里是我。
跟他好了一年，家里知道了，把我锁了三个月。
等我再出来，乐春里的人告诉我，小唐先生跟纱厂孙家的四姨太走了。
又过一年，他回来了，站在我家后门口，瘦了一圈，说：「我来跟你道别，我要去香港。」
我问他：「我等你，你回不回来？」
他看了我很久，说：「别等。」
然后他伸手，问我要了一笔路费。
我给了。把我攒的体己，我娘留我的镯子，全给了他。
他走的时候，我爹在堂屋里拍桌子，说：「你看清楚没有！那就是个吃软饭的！」
我说：「他不是。他只是命不好。」
命不好。我用这三个字，替他开脱了一辈子。
后来家里败了，绸缎庄让炮火夷成了平地。说亲的却踏破门槛，我谁都看不上。
又拖了两年，嫁给了陆振声。他那时候还只是侦缉队的一个小队长，见我的第一面就说：「沈小姐，你这样的美人，该过好日子。」
好日子？嫁给他之后我才知道，好日子都是脊梁换的。
他替日本人做事，事做得越大，回家就越晚，每次回来带回一身酒气。
他喝多了打我，打完又跪下求我，说：「太太，我压力太大了，你体谅我。」
我体谅他，一直很体谅。
我也没当自己嫁的是个人，是一个越来越深的坑。我在坑里，往下看得见地狱，往上，天早没了。
那只画眉，是我唯一的伴。陆振声再不济，倒还知道把画眉的鸟笼放在汽车上最好的位置。
我走的那天在想，唐远辛，你知不知道，你的命在别人眼里，还不如一只鸟。
民国二十九年春天，他又回来了。站在陆公馆的客厅里，人瘦得脱了形，可那双眼睛还是老样子，看人的时候，水汪汪的，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他说他想我了，他说这些年颠沛流离，见过了千人万人，才知当年的好。
我信了吗？
我可能是信了。也可能没信。都无所谓了。
他要什么，我给什么。一张通行证，对我来说，就是一张纸。
他拿到通行证，冲我深深作了个揖，还是当年乐春里的那个姿势。
「多谢小姐。」
小姐。他叫我小姐，不叫太太。
他走后，陆振声回来了，翻了天的查。
没过三天，人就被逮回来了。
我去牢里看他。他缩在墙角，脸上身上没一块好地方，可那双眼睛看我的时候，还是亮的。
他冲我笑：「你还舍不得我这张脸。」
然后他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肿成紫萝卜的手，轻声说：
「可我嫌它脏。」
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脸毁了。
我在牢门外头站了一夜。守门的说，夫人，你回去吧。我说，我再站一会儿。
站到最后，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他这辈子，拿这张脸骗了所有的人，骗到最后，他拿它骗到了一个自认为最不亏本的买卖，换那个书摊女人的平安。
而我呢？以后的人生大概已全赔给了一个不忠不义、数典忘祖的男人。
一个毁了自己的脸，护着别人命。
一个打我的脸，叫我体谅他。
几天后，有个卖书的女人来找我，送了我一个话本。
《戏子》。
我翻开第一页就明白了。我给那女人倒了茶，她没喝。我说：「你走吧。」
她走了。我坐在灯底下，一夜把那话本读完了，读了好几遍。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决定。
陆振声的四十整寿，堂会要摆三天，我随口跟他说：「老爷，如今时兴讲古，有个写话本的，写写故事，请他来席上说说，添个彩头，也显得您有雅趣。」
陆振声最重派头跟面子，一听「雅趣」两个字，当场就准了。
寿宴那天，我看见她了。
她就站在厅门口，穿着一身半旧的棉袄，抱着书箱，站在一群绫罗绸缎中间，像一根钉子。
我们的目光碰上了。
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
我看见她手伸进书箱的铜扣里。我看见她往陆振声的席前走。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可以喊的。我只要喊一声，她就完了，一摊子人都得完。
我坐在女眷席上，端着茶，看了她三秒钟。
然后我转过头去，看着戏台。
戏台上，三弦一响，唱的是《杜十娘》。
「郎君啊——你愧对奴一片真情意——」
我想，十九岁那年，乐春里，也是这支曲。
那时候我听不懂。我以为唱的是负心汉负了痴心女。
今天我听懂了。这曲子里唱的哪里是负心，唱的是不甘心。不甘心自己捧出去的一颗心，怎么就喂了狗。
这十几年，她等他回来。
我这一辈子，却没人等我。
我放下茶盏，理了理衣襟，端端正正地坐好。
丫头过来给我续茶，我摆摆手，没让。
戏台上的唱腔一声高过一声，那个卖书的女人，正一步一步，往宴席正中走。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笑，又忽然想哭。
最后我只在心里说了一句话。
但是我已经不想让你们知道了。
番外六·王阿婆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人叫我等。
这话我谁都没说过。
说出来丢人，一个老太婆，黄土埋到脖子了，提这个做什么。
可我看着他两口子十几年，我夜夜睡不着，就想起我年轻时候。
我十五岁，在城隍庙门口卖馄饨。有个说书的，在我摊上说书，一说说了三年。
他说：「翠花，等我攒够了钱，娶你回家，咱置一间门面，你说行不行？」
我说行。
他走的那天，也是落大雨。我塞给他两个热包子，他说：「等着我。」
我等了他八年。
第九年，有人从北边回来，说他死在逃难的路上了，连个尸首都没寻着。
后来我实在是个老姑娘，家里强逼着嫁人，我嫁了。男人是个木匠，人不坏，命短，没过几年就去了。
我自个拉扯着孩子过日子，把「等」这个字，嚼碎了咽肚里，一咽就是几十年。
所以我骂阿绣。
我骂她倒贴货，骂她贱骨头，骂她男人一跑她就失魂落魄。骂她的时候，我眼前看见的，是城隍庙门口那个卖馄饨的丫头。
我骂的是她吗？
我骂的是自己。我多想当年有个人，就这么指着鼻子把我骂醒啊。
骂醒我，别等了，说书的都是骗子，戏子都是没有心的，男人的嘴，骗人的鬼。那窟窿眼子里，哪有什么真，到处灌的都是风。
可我骂不醒她。
就像当年，谁也骂不醒我。
唐远辛那个人，我见一次啐一次。小白脸，没骨头样儿，拿我们阿绣当客栈。
可他有一点，我倒是挑不出错，他每每回来，喊那一声「阿绣，我回来了」，喊得是真响，响得整条街都听得见。
我男人活着的时候，一年也没这么喊过我几声。
民国二十九年那天，我看阿绣不对劲。
一大早开摊，找钱找错了三回。客人提醒她，她还笑，说老了，眼花了。她那年才三十出头，老什么老。
我回了家，坐不住，烧了锅糖水，卧了个蛋，给她端过去。
「喝了吧。」我说，「甜滋的，不烧心。」
她端着碗，眼泪就掉进去了，一颗一颗，砸在甜汤上。
我什么都没问。她也没说。
一个街面住了十几年，谁还不知道谁啊。那个戏子，准是出事了。
那天晚上，我贴着墙听。她那屋的哭声，压得很低，一下一下，像钝刀子割肉。我在墙这边，跟着一下一下地抽气。
哭吧。哭出来好。哭出来，明儿个就缓过来了。
第二天她照常开摊，眼睛肿着，手上的算盘打得比哪天都响。打烊以后，她把那个铁皮钱匣子掏出来，用锤子焊死了。
焊完她抱着匣子坐了一会儿，又搁回去了。
我就站在她摊对面，看着她干这些。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丫头，不像是在过日子了。
后来陆公馆的事，你们都听说了。火烧了三天，陆振声死了，几个日本军官死了，一同死的，还有个卖书的。
没人知道她去干什么的。侦缉队查来查去，定性为「暴徒袭击，殃及无辜」。
只有我知道她不是殃及的。
头七那天，我去她那废墟上转。摊子早没了，就剩半截柜台，柜台上搁着我那只糖水碗。那天她没喝，我走的时候也忘了收，它在柜台上搁了十几天，谁也没动。
我过去把碗端起来。
糖水早干了，碗底沉着一层糖霜，花花白白，像落了场小雪。
我把碗用袖子擦了擦，嘟囔了一句：
「倒贴货。倒贴了十几年，临了，把自己也贴进去了。」
「死丫头。糖水都不喝完……」
我说不下去了，风吹着沙来，有点迷眼睛。
番外七·胜利日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进城那天，整条街都在放炮仗。
我是在炮仗声里接到小顾的信的。小顾，就是那个当年租阿绣阁楼的大学生，如今也是头发花白的人了。
信上说：手稿印出来了，评弹名家陈老先生看了一遍，一拍桌子，说要改开篇，亲自唱。
九月里，首场。地点就在城隍庙后街新起的书场。
我去的那晚，书场门口人山人海。当兵的，学生，拉车的，卖报的，把整条街堵得水泄不通。
我在第一排，看见一个空座。
那座位擦得干干净净，桌上摆着一副碗筷，碗筷前头，一碗阳春面，卧着两个蛋，还冒着热气。
邻座的人问：「老太太，这是给谁留的座？」
我说：「给角儿留的。」
面是我下的。戏子的面，得卧俩蛋。那丫头在的时候，顿顿给他卧俩蛋。这碗面，我天不亮就起来擀的面条，卧的蛋运气好还是双黄的。
戏台上的灯亮了。
班主走出来，冲台下深深一鞠躬，说了那段后来被传得很广的话：
「各位，今晚这出《戏子》，唱的是一个唱曲的，和一个卖书的。
「唱曲的，哄人开心，骗女人钱，吃软饭，抽大烟，十恶不赦的毛病占全了。
「卖书的，倒贴货，贱骨头，男人跑了十几回还给他留门，没法看的蠢事干尽了。
「按老话讲，这叫戏子无情，今儿这出戏，就是给老话啪啪打脸。
「日本人在的时候，汉奸的堂会上，这位唱曲的混进去，把命搭进去，为的是给抗日的队伍换一张通行证。
「这位卖书的，揣着炸药进了汉奸的寿宴，就没打算出来。
「各位，这两个上不了台面的人，把命搁在天平上，换咱们这些人，安安稳稳坐在这儿听曲。
「从前有句老话，叫戏子无情。
「我今天替天下唱曲的，讨个公道——
「唱了一辈子别人悲欢的人，到头来，把命唱给了国家。
「这样的人，有情。」
台下静了很久。
然后三弦响了。
陈老先生一开口，满堂的眼泪就下来了。唱到「郎君啊」三个字的时候，满场几千人，哭声连成一片，比唱腔还响。
我坐在第一排，没哭。
拍着我的老膝盖，一下一下，打着拍子。
唱得好。
死丫头，你听见没有。
你当年说他唱得好听。他如今不在了，陈老先生的嗓子，比他的还亮。
你那个破书摊，城隍庙后街，如今这书场，就在你那摊子的旧址上头盖的。
散场的时候，人往外涌，那碗面还摆在第一个座上，一动没动。
有伙计要上去收，班主摆摆手：
「别动。这出戏的角儿，今儿来不了了，给他留个座。」
我在人群最后头，回头看了一眼。
灯火通明的戏台上，碗筷摆着，面汤的热气一缕一缕，往灯光里飘。
像谁在底下，正呼噜呼噜，吃得香呢。
番外八·陈老先生
我叫陈砚秋。唱评弹的，唱了六十年，如今人家抬举，叫我一声陈老先生。
胜利那年，为什么一看那份手稿，我就拍了桌子。
这事我压在心里几十年，今天说说。
我年轻时，不叫老先生，叫阿四。
阿四是拉三弦的，没人要的丑小子。
琴馆里打杂，师父嫌我手笨，师兄师姐嫌我长得寒碜，只有大师兄不嫌我。
大师兄叫阿锦。
阿锦这个人，怎么说呢。一把嗓子，一副好皮相，往台上一站，底下一半的太太小姐眼睛都是直的。
我们唱曲的，命分两种，一种靠本事吃饭，一种靠脸吃饭。阿锦两样都占全了。
他就靠这两样，傍上了一位银行的太太。
那时候我年轻，骨头硬，看什么都看不惯。师兄跟那位太太走了，我追到码头上骂他：
「柳锦！你堂堂七尺男儿，吃女人的软饭，你还要脸不要！」
师兄站在跳板那头，看了我半天，说：
「阿四，脸能当饭吃的时候，先吃饱，再要脸。」
「你迟早死在女人身上！」
他笑了笑，上了船。
这句话，我记了他一辈子。
后来的三十多年，我提起这位师兄，都是这句话开头：我那位没出息的大师兄，死在女人身上的。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闸北打起来了。
我随救济队进闸北，在一条塌了半边的弄堂里，看见了师兄。
他已经不叫柳锦了，世道把他磨成了另一个人，可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不是因为脸，他那张脸让烟火燎得不成样子了，是因为他的姿势。
他弓着背，趴在塌下来的房梁底下，用整个身子护着怀里的三个孩子，像小时候护着挨师傅打的我。
房梁压在他背上。人早就硬了。三个孩子，两个还有气。
救济队的人把他刨出来的时候，说这人真傻，房梁砸下来，他自己躲开，一个人能活。
我蹲在他身边，看了很久很久。
后来我给他收的尸。我没找着什么遗物，就一件破棉袄，一包银元，用油纸裹了三层，缝在棉袄内衬里。
银元底下压着一张纸，是他的字：
「闸北孤儿院，周文氏收。」
他把那位太太给他的钱，一分一分，攒了不知道多少年，攒在贴身的棉袄里，人死了，钱都没舍得花。
我那位大师兄，没死在女人身上。
死在了三个素不相识的孩子身上。
打那以后，我再也不说那句话了。
可我也不说别的。师兄的事，我谁都没讲过。讲出来，像我这种人骂了他半辈子，忽然改口，臊得慌。
就这么憋着，憋到了民国三十四年。
那天，一个叫顾青山的后生找到我，抱来一叠手稿，油布包的，说是从废墟里刨出来的，作者是个卖书的，叫阿绣，跟他的男人，一个唱曲的。
我翻开第一页，看到那句「本话本，句句是真」，还没当回事。
一页一页往下翻。
翻到「脸毁了，干净」那一段，我手里这杯茶，端不住了。
我看见了柳锦。
我把手稿摔在桌上，一巴掌拍下去，拍得满堂的人都吓一跳。
「改！这开篇我来改！」我说，「这出戏，我唱！」
后生问我为什么。
我没答。
我总不能说，我在手稿里，看见了多年前，压在房梁底下的那个人。
不能说，那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师兄，一个，是我师兄没能做成的人。
我师兄护了三个孩子，没人知道。
这个唱曲的，护了一个卖书的，把脸都划了，差一点，也没人知道。
凭什么？
唱曲的命就不是命了？靠脸吃饭的，就活该让人啐一辈子？
戏台上唱了几百年《杜十娘》，唱负心汉，唱痴心女，唱得人眼泪汪汪。可就没有一出戏，唱唱这种人。
戏子把命唱给了国家。
这出戏，没人写，我来写。没人唱，我来唱。
首唱那晚，头一个座空着，摆一碗面。唱到「郎君啊」三个字，台下哭声连成一片。
我在台上，眼泪也下来了。
我一边拉三弦一边想：师兄，你听见了没有。
你师弟给你唱了出戏。
唱了出，给你正名的戏。
番外九·铁皮匣子
我叫顾青山。当年租阿绣姐阁楼的那个大学生，是我。
那只铁皮钱匣子，跟了我四十年。
一九四五年收拾废墟的人，把匣子交到我手上的时候说：顾先生，这东西焊死了，砸不开，你看看怎么处理。
我掂了掂，没多重。
我说：「放着吧。」
这一放，就是四十年。
四十年里，我搬了七次家，从重庆到南京，到北平，每回搬家，别的细软可以丢，这匣子必须随身。
学生问过我：先生，这里头装的什么宝贝？
我说：装的一个人没花完的钱。
其实我不知道里头装的什么。我只是不敢开。
阿绣姐焊这匣子那天，我在场。她当着我的面，把锤子收进抽屉，说了句：「账清了，再开。」
她的账，后来收清了。
收得太清了。
可我一直没敢动它。我总觉得，只要这匣子一天不打开，她那笔账，就还算没收完，她就还在那条街上，守着她的摊子，等我哪天回南市，喊一声——
阿绣姐，我回来了。
一九八零年，我病了，病得挺重。
临走前几天，我把几个学生叫到床前，指着案头那只匣子：「撬开吧。今天。」
锤子敲下去，铁皮卷了边。匣子弹开的那一下，满屋子的人都静了。
没有银元。
一个铜板都没有。
匣子里没有钱，只有一样东西。
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黄纸，纸都脆了，展开的时候，碎了一个角。
是毛笔字。字瘦，勾人，我一眼就认出是谁的。
是一份婚书。
「婚书。
立婚书人唐远辛，兹聘陈氏阿绣为妻。
生同衾，死同穴。
若夫有违此言，任凭妻室打断双腿，逐出家门，绝无怨言。
媒人：无。聘礼：暂无。容后补齐。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秋，唐远辛亲笔。」
民国二十六年秋。
一九三七年秋天。
那是他跟着她躲在防空洞里，说「这回我真不走了」的年月。是他给她修屋顶、翻瓦片、扛书箱的那半年。
原来那半年，他不是随口说说的。
他把婚书都写好了，塞进了她的钱匣子。
只是到走，也没拿出来。
可能是没攒够聘礼。可能是觉得自己那笔账还没还清。也可能，是他太清楚自己了。
他这一辈子，许了太多次「回来娶你」，一回都没兑现。
这一张，他不敢再许了。
就压在匣子里，压着。想着哪天，真攒够了钱，真戒了烟，真不再跑了，再跪着捧给她。
没等到那天。
学生们围在床头，一个个眼睛通红，问我：先生，这婚书……怎么处理？
我想了想，说：
「原件，捐给纪念馆。跟那份《戏子》手稿，摆一个展柜。」
「展签上，替我写一句话——」
「他们没办过婚礼。」
「这一张纸，是他们全部的婚礼。」
学生们记下了。
我又叫住他们，补了一句，这是我作为写作者，最后的私心：
「哦对了，还有。」
「展柜里，再放一副碗筷。」
「按阿绣姐的规矩来。」
「阳春面一碗，卧蛋二枚。」
番外十·开馆日
纪念馆开馆那天，我值的第一班岗。
我叫什么不重要，我是顾青山先生的学生。先生走后，馆里的事，多半由我张罗。
开馆定在上午九点。我八点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有人了。
一个老太太。
佝偻着背，拄一根竹竿，蓝布褂子洗得发白，安安静静坐在馆前的石阶上，膝上放着个布兜。
她来得比我们都早。安保说，老人家五点就来了，怎么劝都不肯去旁边屋檐下等，说怕耽误头一个进去。
我问她：「老人家，您贵姓？」
她抬头看我。满脸的褶子，眼睛却亮得不像个老人。
「姓王。」她说，「王翠花。」
「您来看什么呀？」
「看两个人。」她说，「一对新人。」
我没听懂。九点开馆，我亲手推开大门，侧过身：「您请。」
她拄着竹竿，一步一步迈过门槛，走得很慢却很稳。
厅里第一进，就是主展厅。展柜在正中——
玻璃柜子里，一份手稿，纸页发黄，《戏子》。
旁边，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黄纸，边角缺了一块，展签上是顾先生生前定下的那句话：
「他们没办过婚礼。这一张纸，是他们全部的婚礼。」
柜子下层的绒布上，摆着一副碗筷。瓷碗，竹筷，展签写着：
「阳春面一碗，卧蛋二枚。」
老太太在那展柜前站住了。
她站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然后她弯下腰，把膝上的布兜打开，从里头掏出两个东西，轻轻搁在展柜的台面上。
两个煮鸡蛋。
还温着。她用布裹了一路。
「面，」她冲着展柜，嗓门不大，一字一句，「老婆子擀不动了。蛋，我煮了俩。」
「一人一个。」
我在旁边看着，喉咙发堵，没敢出声。
她从怀里摸出一副老花镜戴上，凑近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那份婚书。读到「媒人：无」那四个字的时候，她的手停住了。
「无？」她哼了一声，「无什么无。」
「这么大的事，没有媒人，像什么话。」
她直起腰，掸了掸褂子，忽然冲我招招手：「后生，过来。」
我走过去。
「我问你，」她说，「这婚书，算不算数？」
「算。」我说，「顾先生说了，句句是真。」
「那好。」她点点头，「今日我来做这个媒。」
我愣住了。
她已经转回身，面向展柜，端端正正站好，两只手交叠搭在竹竿头上，像个司仪。
「新郎新娘——」她开口，嗓音又哑又慢，「听媒人我说话。」
「一拜天地。」
她顿了顿，朝天看了一眼。
「天地不用拜了。你们已经天地同寿了。」
「二拜高堂。」
她又顿了顿。
「高堂也没了。你们的爹娘死得早，他们等不到今天，不怪你们。老婆子我，替高堂受这一拜。」
说着，她真的朝展柜，微微弯了弯腰。
我在她身后，眼眶一下子热了。
「夫妻对拜——」
她拖长了声音，半天没往下说。我以为她忘了词，上前半步，看见她仰着头，正对展柜里那张婚书，嘴唇哆嗦着。
「拜吧。」她终于说，声音低下去，「自己拜吧。」
「阴间的路长，互相搀着点走。」
她说完，从兜里摸出一块手绢，擤了把鼻涕。
然后她冲着展柜骂了一句：
「倒贴货。」
骂完，她把手绢叠好，收回兜里，声音轻了：
「贴了十几年，总算把人贴回家了。」
那天上午，老太太在展厅里待了两个钟头。
临走，她在门口的观众登记簿上签了名。
我站在她身后，看她一笔一划，写下「王翠花」三个字。
轮到「关系」一栏，她问我：「这栏填什么？」
我说：「填您跟展览的关系。比如观众，或者——」
「我写娘家人。」她说。
「她没爹没娘没兄弟。这世上，骂过她倒贴货的，替她收过碗的，就我一个。」
「这个婚礼，得有人从娘家那头，送送她。」
她拄着竹竿往外走。走到门口，外头不知什么时候落了雨，细细的，密密的。
她站在屋檐下看了一会儿雨，撑起伞，缓缓走进了雨雾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