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农历八月十六，我爹把六百块彩礼钱拍在八仙桌上，说了一句让我记一辈子的话。
“秀娟的亲事，就这么定了。换回来的媳妇，十月进门。”
那六百块，是新崭崭的十块一张，用报纸包着，麻绳捆着。我爹拍完，还用手掌在上面压了压，像压一件称心如意的年货。
桌子对面坐的是王家来送彩礼的人。王家在邻县，家里两个儿女，儿子王大成，二十六，腿有旧伤，走路有点跛，说不上亲，一直没成上家。王家闺女叫王秀兰，二十一，肯下地，能干活。
王家的条件很简单：闺女嫁给我哥林宝根，不要一分钱彩礼；我嫁王大成，也不要嫁妆。两头的爹妈都省心，两头的儿女都成家。
这叫换亲。
我那年十九，在公社缝纫社踩缝纫机，一个月挣十八块，交给家里十二块，自己留六块。我的手艺是跟我娘学的，我娘是我姥姥教的，一杆尺一把剪刀，传了三代。
我踩缝纫机在全社是有名的。一样的活，我比别人快三成，锁边走得直，卷边不起浪。缝纫社的王师傅说过，秀娟这双手，闭着眼都能摸出布的经纬。
就是这双手，在这年八月十六的晚上，攥成了两个拳头。
我说：“我不同意。”
八仙桌上安静了一瞬。
我娘第一个开口，声音不高：“秀娟，你哥二十七了。村里跟他同岁的，娃都能打酱油了。他再说不上媳妇，林家这一支就断了。”
我爹把烟锅在桌腿上磕了磕：“王家闺女进门，你家省了彩礼；你过去，那边也不要嫁妆。两头都是体面事。”
“那是你的体面。”我说，“不是我的。”
我爹的烟锅指过来，指到我鼻子尖：“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爹妈做主，天经地义。再说，王大成腿是跛点，人家家有五间大瓦房，有手扶拖拉机，你过去不吃亏。”
五间大瓦房。手扶拖拉机。
我后来无数次想起这个晚上。我爹列出的条件，在他看来，已经是给我抬价了。他不知道，坐在他对面的这个闺女，要的东西他这辈子都没听说过——我要自己说了算。
定亲酒是八月二十摆的，两家一起，摆在我家堂屋。
王家来了四口人：大成哥、他爹、他娘，还有王秀兰。王秀兰是来“相看”我哥的。说是相看，其实两边大人都定了，她来，就是走个眼，认认门。
她进门的时候，我正在灶间烧火。她探头进来，看了我一眼，我看了她一眼。
她眼睛很亮，就是那亮里头，有一层怯。
饭桌上，两个爹喝到面红耳赤，称兄道弟。我爹说：“亲家，咱这叫亲上加亲，双喜临门！”王叔说：“对对，省了两份彩礼，两份嫁妆，给儿孙都攒下家底！”
他们碰杯，碰得叮当响。
我坐在桌角添饭倒水。我这个“货”，在饭桌上跟桌上的酒一样，是这次交易成交的标志物，摆着，添着，被夸着。王叔还夸了一句：“你这闺女手艺好，缝纫社都夸，大成有福了。”
我娘在桌子底下踩了我一脚，意思是我该笑着应一声。
我没应。
只有王秀兰，趁大人们喝酒划拳，偷偷从桌子底下递过来半块桃酥，塞在我手里。
后来她跟我说，她那天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她自己的样子。她说：“秀娟，你敢不敢跑？”
我说：“敢。”
她说：“我不跑。我娘瘫在炕上，我要是不换过去，我弟就说不上亲。”
那天夜里，她把半块桃酥的事，原原本本讲给我听。她在王家，也是换亲棋盘上的一颗子。她是为她弟来的。
一颗子，跟另一颗子，在灶间的火光里，坐了半宿。
我说：“嫂子——不对，还叫不上嫂子。秀兰，我跑出去，你到了林家，我哥人老实，我爹娘明事理，你不会受罪。你只要记住一条，谁给你气受，你就忍着，攒着力气，等机会。”
她说：“啥机会？”
我说：“我也说不上。反正这世道在变，广播里都在说搞活经济。你识字吗？”
她说：“小学四年级。”
“够了。”我说，“你等着我。要是我站住了脚，我来接你。”
她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砸在灶膛边上，“滋”一声，冒了一小股白烟。
八月二十夜里，我翻窗走的时候，包袱里多了一样东西——两块桃酥。头天夜里秀兰塞给我的，她说：路上吃。
桃酥我揣了一路。到了县城，早吃完了，油纸我还留着。
后来我开第一间店的时候，那张油纸垫在了记账本的第一页底下。
我说不清为什么。大概人这一辈子，第一回有人拿半块桃酥认下你这个“换亲的姐妹”，比后来挣的每一笔钱，都压秤。
那天夜里我没睡。我躺在西屋的炕上，听我爹娘在堂屋说话。
我娘说：“闺女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我爹说：“能有什么人。她一个踩缝纫机的，见过几个男人。她就是犟。”
我娘说：“犟也得嫁。已经收了人家的彩礼，话说出去了，两个村的眼睛都看着。退了亲，宝根的媳妇也黄了，咱家赔不起这个人。”
我爹说：“十月初六的好日子。到时候抬也把她抬过去。”
抬也把她抬过去。
我在黑地里睁着眼，把这七个字翻来覆去地嚼。嚼碎了，咽下去，凉了半截，又慢慢热起来。
热起来的那一部分，是压在我铺底下的一个小布包。
布包里是我攒了三年的钱。六块八毛，还有缝纫社王师傅去年送我的一截灯芯绒，两尺半，藏青色，够做一件褂子。
六块八毛钱，一个十九岁的闺女，全部的家底。
第二天我照常上工。缝纫社的活我一件没落下，锁边、卷边、上袖子，跟平常一模一样。王师傅说我今天走得线格外直。我说，师傅，我心里有根线，今天把它走直了。
下午我去了一趟供销社，用两毛钱买了一张信纸，一支笔芯，借柜台写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给我爹娘的信。信不长，二百来个字，核心就一句：女儿不嫁，但女儿不赖账。
第二样，是给王家大成的。我想了半天，写给他的最多，因为他也是最冤的一个：换亲这件事里，他跟我一样，都是被自家安排的货。我在信里写：大成哥，亲事是我退的，不是嫌弃你。你的腿是给生产队修渠砸的，全公社谁不知道。愿你早日娶到心甘情愿跟你过日子的嫂子。
第三样，是一张欠条。
欠条上写：今借到王家人民币六百元整，系林秀娟退亲所致。三年内还清，不计利息，立字为证。落款：林秀娟，按手印。
我把六百块彩礼的事情想了一夜。我爹收的钱，是卖我的价钱，理应王家找他退。可是我爹退不出来。钱已经拿去给哥说亲打点了。我退亲，王家两头空，于情于理，我认这个账。
但我认账，不认命。
这六百块，我拿走四百，留给王家两百做押。我自己的六块八毛加上这四百，四百零六块八毛，就是我的本钱。
四百块里，有两百是我“借”的。剩下的两百，是我跟王师傅预支的半年工钱。我提出退工，工钱按活折算，王师傅多给我算了一个月，说，丫头，走出去，别回头。
我说，师傅，我不叫出走。
我叫把自己赎出来。
农历八月二十，夜里。
我把蓝布褂子、两件换洗衣裳、那截灯芯绒、六块八毛钱、四百块彩礼、三封信一张欠条，打进一个蓝布包袱。包袱皮是我自己缝的，四个角打了铜钱结，我娘教的活，我这辈子头一回用在这种事上。
我从后窗翻出去的时候，我娘在东屋咳嗽了一声。
我站在窗根底下，站了能有十口气。
我娘没有第二声。
我往村口走的时候，月亮很亮，八月的月亮，把晒谷场照得像铺了霜。我家那条大黄狗跟出来，送了我二里地。我蹲下来摸它的头，说，回吧，别叫。
它真的没叫。
它一直看着我走到大路边，才转身往回跑。跑几步，回一次头。
我背朝着村子，朝镇上的长途车站走。走到半路，身后有手电的光晃过来，还有我爹的骂声，隔着二里地都能听真：“林秀娟！你给我站住！”
我没站住。
我跑起来。十九岁，两条辫子甩在背上，一双纳底的布鞋踩在土路上，我这一辈子，就没跑得这么快过。
镇上开往县城的头班长途，五点四十发车。我四点半到的车站，候车室里一盏昏黄的灯泡，底下坐着卖鸡蛋的老太太、扛蛇皮袋的汉子。我买了票，三块六，到县城。
我爹是五点二十冲进候车室的。
他一把攥住我的包袱带，喘得说不上话：“你、你个败家的玩意儿！跟我回家！”
候车室里的人都看过来。
我站起来。我个子随我娘，一米六二，我爹一米七，平常我跟他说话都低着头。那天我站直了，平视着他，说：“爹，你松手。”
“我不松！你今天跟我回去，亲事照办！六百块人家已经……”
“六百块在这儿。”我把包袱底下的钱掏出来，四百块，当着满候车室的人，拍在他手边，“这是王家的彩礼，我退亲，我认账，欠条写好了，三年之内，我一分不少还给王家。剩下两百我押在王家了，你回去告诉大成哥，就说我说的，那两百，是给婶子压惊的。”
我爹愣住了。
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个平常吃饭不敢上桌的闺女，会当着几十号人，把四百块钱拍在他手里，话说得一句是一句。
候车室里嗡的一声。卖鸡蛋的老太太先开了腔：“哟，这是说哪家闺女啊？自己认账退亲？这闺女有骨气。”
扛蛇皮袋的汉子说：“换亲？八零年了还换亲？这要是俺闺女俺可不干。”
人多，嘴杂，我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还要伸手，广播响了：开往县城的班车开始检票。
我背起包袱，最后看了我爹一眼。
我说：“爹，钱我认。人情我不认。你要是心疼你闺女，就等我三年。三年我还清了账，给你和娘盖三间大瓦房，比王家的多一间。”
“你要是不心疼，就当没生过我这个闺女。反正——”我顿了顿，把那句最疼的话说了出来，“反正你家里，还有个换来的儿媳妇，也是闺女。你对秀兰嫂子好一点，就当你还有俩闺女。”
班车开了。
我爹站在车窗外，攥着那四百块钱，没追，也没骂。
车开出去很远，我从后窗看，他还站在原地，像一根戳在路口的木桩。
后来我娘告诉我，那天我爹回家，把钱搁在八仙桌上，坐了一后晌。天黑了跟我娘说了一句：
“咱闺女，比宝根有出息。”
说完这句，这个五十岁的老汉，趴在八仙桌上，哭得像个孩子。
县城到省城，省城到广州，两天的火车。
我在县城车站候车的时候，听见旁边两个跑广州进货的个体户聊天。一个说白马那边有档口，一个说沙河的便宜。他们说一个词我头一回听：“倒腾”。
广州的的确良，一件进价两块八，北边能卖五块五。一条的确良裙子，进价三块二，北边卖六块八，还抢。
我把这几句话在心里过了三遍。四百零六块八毛，刨去车票、住宿，我能进一百件的确良。一件挣两块多，一百件挣两百多。
两百多，两个月就挣回半个月工钱的两倍。
我一下火车就明白了，这条路上，全是跟我一样的人。
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横七竖八睡满了南下的年轻人，蛇皮袋、帆布包、麻绳捆的纸箱。有大姐看我是生面孔，问我：妹子，头一回来？找档口啊还是找货啊？
我说找货，进的确良。
大姐姓陈，广东人，普通话说得磕巴，人爽利。她说，白话讲“生手”，但看你眼神不像生手，像饿了很久的人。
她说对了。
那年我在广州待了十一天。白天跟着陈姐跑档口，晚上睡两块五一天的大通铺，一间屋里睡八个女的，全是各地来进货的。
大通铺上，八个女人，八个故事。
有山东大姐，男人没了，拉扯仨孩子，出来跑服装，兜里缝着两层的布兜，钱贴肉放；有四川妹子，十九，比我还小一岁，第一次出门，夜里蒙着被子哭，哭声压得死死的，怕人听见；有上海阿姨，四十来岁，烫着头发，进销路子最野，说话滴水不漏，屋里人都叫她“阿姐”。
头一夜我睡不着，阿姐隔着黑地问我：“小妹妹，头回跑？”
我说：“嗯。”
“家里知道不？”
“知道。是我自己走的。”
黑地里静了一下。然后阿姐说：“自己走的，好。自己走的，输得起。”
我问怎么讲。
阿姐说：“叫人撵出来的，是没退路；自己走出来的，是自己选的路。选的路，跪着也得走完，可这是你自己的膝盖。”
这话说得糙，我记了一辈子。
脚上有南方的湿气，浑身长痱子，我抹着两毛钱一盒的痱子粉，把档口的价、布的行情、缝纫的针法，一条一条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小本子是两毛钱买的，横格的。头一页我写了一行字：林秀娟，一九八零年农历九月，广州。货：的确良。
底下画了一条线。这条线底下，后来记满了十一个本子。
我有个别人没有的本事：我是踩了三年缝纫机的人。
别人看布，看花色，看价。我看布，上手一摸，经纬密度、纱支粗细、上浆多少，心里就有数。档口老板拿一块“的确良”说这是好货，我捻了捻，说：师傅，这布六十支的你报四十二支的价，糊弄别人行，糊弄我，我扭头就走。
老板愣了半天，笑了，说：妹子，你是哪条线上的？
我说：我就是个踩缝纫机的。
就是这条缝纫机的线，让我在十一里头，进的货比别人便宜一成五，挑的版全是对的版。回程的火车，我背上蛇皮袋，一百二十件的确良衬衫和裙子，压得我肩膀上两道血印。
硬座车厢，两天一夜。
车厢里挤得下不去脚，过道里坐满了人，行李架上是蛇皮袋，座位底下也是蛇皮袋。泡面的味儿、汗味儿、烟味儿，搅在一块儿。查一次票，我就把票咬在牙缝里数一次钱。
我把蛇皮袋抱在怀里睡，头枕着袋子，手攥着袋口。半夜查票，列车员看我抱得死紧，说，妹子，睡吧，丢不了。我说，师傅，这不是袋子，这是我下半辈子。
列车员笑了，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你这话说得好。
回到县城，我没摆地摊。
我想过。地摊来钱快，可地摊扎堆，今天你在，明天城管来了一锅端。那年头还没有“城管”，是市场管理所，但管起来是一样的凶。我盘算的是另一条路。
县城东街有个国营缝纫社的门市部，常年半死不活，卖的确良卖不动，因为版子旧，样式是七六年的样式，姑娘们路过都不带扭头的。
我找到门市部的负责人，一个姓万的胖大姐，开门见山：万姐，你们的柜台，租给我一个角。我卖我自己做的衣裳，卖一件给你们提成三成。柜台你不用动，账我一天一清。
万姐打量我：“你一个黄毛丫头，自己会做衣裳？”
我从包里取出一件衬衫，就是用我那截灯芯绒做的，藏青色，改良过的样子：收腰，小翻领，袖口做了一个别致的小克夫。我做这一件，用掉了在广州学的最讲究的针法。
万姐捏着那件褂子，翻过来，看锁边；再翻过去，看省道；最后看袖口，看了能有半分钟。
她说：“这活儿，我们社里老师傅都做不出来。”
“所以我不用柜台。”我说，“万姐，我借你一块门板，就一块。我把衣裳架在门板上，挂在你们门口。卖出去的账，我一天一结。卖不出去，我自己收走，不沾你一分。”
万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件褂子，一拍大腿：“行！丫头，我赌你一回！”
我在东街的第一天，卖了七件。
第二天，十四件。
第三天，我带去的三十六件，中午就剩四件。有个穿的确良的姑娘站着不走，问我说：同志，你下回什么时候来？我给我姐也捎一件。
我第五天去的时候，万姐把门板换成了半节柜台，主动的。
她说：“秀娟，租给我算账的那一角吧，你一天提成三成太吃亏，咱四六，我四你六。”
我说：“万姐，就按你说的，四六。但有一条，我要挂个牌子。”
“啥牌子？”
我用毛笔在一张红纸上写了五个字：秀娟制新装。
万姐念了一遍，说：“这名字好，跟供销社的标语似的，正经。”
十一月中，我在县城东街租下了一间八平米的小门脸。月租十二块。招牌是万姐找人写的，红底黑字。
开业没有鞭炮。我一个人，站在门口，看着“秀娟制新装”五个字，看了很久。
来道贺的只有万姐和陈姐。陈姐后来也改跑县城了，她说广州货北运这条线，她认准跟我搭伙。还有缝纫社的王师傅，退休了，揣着两包点心来看我，看完了，从怀里掏出一把德国造的剪刀，黄铜的轴，用了四十年。
“师傅不敢给了，”王师傅说，“我租给你。你出息了，把这剪刀擦亮了，还我。”
我接过剪刀，手是抖的。
王师傅这把剪刀，后来我用了十五年。这是后话。
生意做起来的头一个月，就碰上了坎。
腊月里，我进了八十件女式棉袄罩衣，广州来的，红色碎花，在广州是好销的版。结果进了腊月门，一件没动。
陈姐急了，说要亏本甩。我蹲在店里看那摞罩衣，看了一下午。
问题不在货上，在版上。广州人矮，罩衣的肩宽是按南边的身量做的，咱们这边的姑娘媳妇肩宽骨架大，一上身，卡肩膀，袖子还吊。人家试一件，摇头走一件。
第三天夜里，我把王师傅的剪刀拿出来，把三件罩衣拆了。
肩线往外放一寸五，袖窿加深，袖子改插肩，下摆收一刀。北方的棉袄鼓，罩衣必须留出“空”，这个空的分寸，我在缝纫社三年，闭着眼都有数。
改好的罩衣往门板上一挂，第二天上午，卖出去九件。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排队。
我雇了街上两个待业的女青年帮忙锁边，我自己踩机子，从早七点踩到夜里十一点，一天改四十件，一件加收五毛改衣费。
我就这五毛的改衣费，让我在腊月一个月，净挣了两百八十六块。
腊月生意一好，眼红的就来了。
东街西头新开了家“时髦服装店”，是原先倒腾电子表的老秦开的。他从广州串回来一批裙子，进价跟我齐平，卖价压我一块二，门口拿个铁皮喇叭喊：全城最低价！比秀娟家便宜一块二！
他这一嗓子，把我店里的客喊走了小半。
万姐替我着急，出主意叫我跟着降价。我说：“万姐，不跟。他压价，我提价。”
万姐以为我疯了。
我连夜裁了一批罩衣的领子，做成两种：一种高领，一种娃娃领，一件罩衣，两个领子可换。又把袖口做成活的，一根细绳一抽，冬天收紧，春天放开。
裙子我也改了心思：买裙子送裁改，裙长不合身，当场改，改完再穿走。
老秦的裙子便宜，可是版子死，肩窄裙长，个头矮的拖地，个头高的吊腿，买回去不合身，只能压箱底。他卖一件挣的差价，全搭在退货上。
一个月下来，他那批裙子砸了六成在手里，铁皮喇叭也不吹了。
开春他来我店里，蔫头耷脑，问我：“秀娟妹子，你那两个领子，有啥稀奇？”
我说：“秦哥，东西可以便宜，人糊弄不得。人家买衣裳，买的是上身好看。你卖的是布，我卖的是人穿上好看。”
老秦从那以后见了我就递烟，逢人就说：跟林秀娟斗，别斗价格，斗不过，人家手上有真功夫。
那年冬天，我又多了一样进项。
县城一中有个女老师，姓贺，教语文的，看我改的罩衣别致，托人问能不能做件呢子外套。我做了。她穿了去学校，一个礼拜，来了七个女老师。
贺老师说：“秀娟，你这样零打碎敲不行，我给你牵个头，你们县中、一中、二中的女老师，三八节要是统一做，一人一件，你敢不敢接？”
我算了算，一百二十件呢子外套，料子钱、工钱、工期，接了是笔大活，干砸了赔光一年的底。
我说：“贺姐，我敢接。但我有个条件：尺码我一家一家上门量，量体，我亲自量。”
三八节前二十天，我背着皮尺，跑了三所学校，量了一百二十个人。谁溜肩，谁背厚，谁左肩比右肩低半寸，我记了整整一个小本子。
一百二十件外套，交货那天，一件不差，一件不合身返工的，只有三件，当天改完，当天送回。
这一单做完，我在县城的“手艺”两个字，算立住了。打这以后，街上传开一句话：买衣裳认牌子，做好衣裳，找秀娟。
腊月二十九晚上盘账，我把算盘打得噼啪响，打完，我一个人在八平米的店里，就着炉子煮了一挂挂面，卧了两个鸡蛋。
我吃面的时候想我爹娘，想我哥，想王秀兰嫂子。
不知道他们过年，桌上有没有肉。
也不知道王家大成哥，亲事说上了没有。
大年初一，邮递员敲我店门，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是我娘的字，歪歪扭扭六个字：林秀娟收，家信。
我娘没念过书，这六个字，是她照着我小时候描红本，一笔一笔描的。
信是我口述、我哥代笔的。信上说：秀兰过了门，是个好孩子，贤惠，你爹嘴上不说，心里受用。大成那边，退的钱和押的两百都收了，人家没难为你，还捎话叫你别惦记。家里都好，勿念。又：你爹叫我问你一句，外头冷不冷，钱够不够花。
信的末尾，我哥自己添了一行小字：
“妹，爹把你的欠条压在炕席底下了。他说，压到你还完那天。”
第二年开春，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给王家汇了第一笔还款：一百块。附言栏里写：欠条在，账就真。大成哥，我说话算话。
第二件，让我哥来县城学裁缝。
我哥一个人来的，秀兰嫂子没跟来，家里我娘咳嗽的老毛病犯了，地里喂猪烧炕，离不得人。嫂子把我哥送到村口，捎给我一句话：“秀娟，家里有我。你把哥教出来，我在家练字练算盘，等着。”
我哥今年二十八，脸黑，手糙，见了我不敢抬眼：“妹，爹说……我不来。是我自己要来的。爹岁数大了，宝根不能一辈子在地里刨食。”
我说：“哥，你来了就别回去了。店里缺个裁剪的，往后缺个管账的。家里有嫂子撑着，咱俩在外头拼。”
我哥眼圈一下就红了，扭头抹了一把。
我哥这个人，笨，可是实诚。他学裁缝，一根直线练了四十天，练到指头上全是针眼。他自己说：“妹，哥脑子慢，可哥不怕慢，就怕歪。”
我说：“哥，你这话，比一百个聪明人值钱。”
夜里我哥睡店里的板铺，跟我念村里的动静。他说秀兰好，进门就当家，我爹的烟钱她管着，我娘的药她按顿分好，村里人嚼舌根，她一概不接话。我爹有回喝多了，当着一院子人夸了一句：“俺家秀兰，比亲闺女还亲闺女。”
我哥说到这儿，压低声音：“妹，你走那天夜里，娘在东屋咳嗽，其实我听见了。娘没拦你。娘第二天还偷偷塞给秀兰两个煮鸡蛋，说，替我给秀娟捎去，她不敢走大路，饿着肚子上路呢。”
我捏着筷子，半天没动。
我娘那声咳嗽，我以为是不满。原来是提心吊胆的送行。那两个煮鸡蛋，秀兰捎到了镇上王师傅那儿，王师傅托跑县里的熟人，转了两道手，第三天送到了我住的大通铺。
鸡蛋到的时候还温乎。我捧着那两个鸡蛋，在铺上坐了半宿，最后一个没舍得吃，煮进了第二天早上的挂面里。
那天夜里，我在炕上翻来覆去。第二天一早，我去邮局，往家里汇了五十块钱，附言写：给爹娘扯身新衣裳。过年不回了，店里忙。
钱是汇了，话我没写。跟爹娘的心结，我想让它自己慢慢化，像化冻的土地。
这年秋天，出事了。
县里开会，整顿市场，说要打击“投机倒把”。东街几个没执照的摊子被清了，有个卖电子表的被带走查了三天。街上传得邪乎，说个体户要完，说秀娟制新装门口都要贴封条。
我的执照是齐全的。工商所办的，税务也照章纳税，一分没漏。可人心慌，我不慌，别人替我慌。万姐跑来劝我：“秀娟，风头紧，避避？把门关半个月？”
我说：“万姐，我的账，一毛一毛都摆得平。我关了门，那两个帮工的姑娘当月工资谁发？关门的才是有鬼的。”
我把执照、税务登记、进货发票，裱了个镜框，挂在了店堂最显眼的地方。旁边又贴了一张红纸，写着我店的规矩：明码标价，货不二价，改衣免费，三天之内，拆改包换。
贴出去的当天，店里反倒来了比平常多一倍的人。
有个老太太买了件罩衣，专程回来看那镜框，看完跟我讲：“闺女，我信你。我给儿媳妇买，她坐月子，你们店里的东西，我放心。”
那场风，半个月就过去了。风过去，东街清了场，剩下的摊贩少了，我的生意反倒厚了一层。
有人说我是胆子大。不是。我是账干净。账干净的人，风来了，就是检阅；账不干净的人，风来了，才是灾难。
年底，我还清了王家的四百块。我亲自坐车送过去的，四百块，崭新，用红纸包着，跟当年我爹拍在八仙桌上那捆钱，一个包法。
王大成他娘，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接过钱，眼泪汪汪，拉着我的手不肯放：“闺女，婶对不住你，那年头糊涂，两家大人拿闺女换闺女，跟换牲口似的……婶给你赔不是了。”
我说：“婶，赔不是的是旧年月。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
大成哥也成了家，媳妇是自由处上的，本村的姑娘，人家不嫌他腿，姑娘说，修渠砸的腿，光荣着呢。大成哥两口子见了我，非留我吃饭，杀了一只鸡。
饭桌上大成哥说：“秀娟，说实话，那年你退亲，我心里松了口气。我这腿，配不上你。你如今出息了，哥敬你一杯。”
我跟他碰了杯。我说：“大成哥，配不配的，不是腿说了算，是心说了算。你看嫂子看你，眼睛里有光。”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回了一趟村。
两年没回去。我雇了乡里送货的三轮，拉了一车东西：给我爹的两条烟，给我娘的呢子料，给我哥的手表，给秀兰嫂子的，一件的确良衬衫、一条健美裤，还有一面小圆镜。
进村就听见了闲话。
“哟，跑出去的回来了，看这一车，肥得流油。”“人家那叫跑？人家那叫野。”“要我说，林家闺女脸皮厚，换亲的亲事说退就退，丢的是全村的人。”
说话的是村东头的二婶子和几个婆娘，坐在碾盘上摇着蒲扇，声音不小不小，刚好够我听见。
我没停脚，也没搭腔，径直往家走。
半道上，看见了秀兰嫂子。
她在村口的井台上排队挑水，两个木桶，压得扁担直颤。她穿着打补丁的褂子，头发用一根柴卡着，人瘦了一圈。
排队的一个婆娘尖着嗓子说：“秀兰，你小姑子回来啦？听说在城里发了大财？也是，人家命好，跑得掉。不像你，命定在这村里熬着。”
秀兰嫂子没吭声，闷头把水桶往前挪。
那个婆娘又说：“也是啊，一样是闺女，一个跑了享福，一个换来受累。”
我走过去，接过扁担。
我说：“嫂子，水我挑。”
井台上安静了。
秀兰嫂子看着我，嘴张了张，眼泪先下来了。
我挑着两桶水，当着井台上一圈人的面，稳稳当当走回我家院门，放下桶，转身出来，走到那个说话的婆娘跟前。
我说：“婶子，借你一句话问一句。”
那婆娘讪讪的：“啥……啥话？”
“我嫂子王秀兰，嫁到我家两年，伺候我爹娘，下地喂猪，针线活地里活样样拿得起，进我家门没跟谁红过脸。”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她是我哥明媒正娶的媳妇。当年两家的亲事，两边的老人画的押。她受的每一份累，都是替你们嘴里’丢人现眼‘的我，担着的。”
“你要是骂我，我受着，我确实是从我家窗户翻出去的，没走大门。”
“可你要是骂她，”我顿了顿，声音不高，“婶子，我在县城开了服装店，县中一中的老师都在我这儿做衣裳，工商税务所我都走得动。往后村里的姐妹们要做衣裳，我认人，不认嘴。谁嘴上积德，谁衣裳上就沾光。”
碾盘那边，几个婆娘脸一阵红一阵白。
二婶子干笑了两声，起身拍拍屁股：“秀娟回来啦？看看，城里的闺女就是会说话……改天婶也去做件衣裳。”
我说：“婶子，量尺码得排队。我嫂子先来的。”
那天下午，我把我带来的那件的确良衬衫给秀兰嫂子换上，健美裤也换上，小圆镜塞进她兜里。
她站在我家堂屋中间，穿着新衣裳，手足无措，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秀娟，我就知道你会来接我。”
我说：“嫂子，还不急。我哥在店里已经安顿下了，就差你了。你再忍忍，明年开春，我来接你进城。这村里，一天也不叫你多熬。”
我娘在边上抹眼泪，我爹背着手出去转了三圈，回来闷声说了一句：“都上桌，吃饭。秀兰，你坐那儿——挨着秀娟坐。”
那是秀兰嫂子嫁进林家两年，头一回，被让到八仙桌的上座。
临走，我给她留了话：“攒劲，识字，练算盘。城里不认眼泪，认本事。”
一九八三年开春，我说话算话，把嫂子接进了城。同一月，我盘下了东街尽头整间的铺面，六十平，临街大玻璃窗。“秀娟制新装”的招牌换了，请县文化馆的老师写的，笔画厚实。
雇工四个，秀兰嫂子当了店长，管账管人，一个月四十五块，比我当初在公社踩缝纫机的工资翻了一倍还多。我哥负责裁剪大件，他手笨，可是稳，裁棉袄的料子，一根线头都不带歪的。
搬进新店那个月，出了个岔子。
街上忽然起了谣言，说秀娟制新装卖的是假的确良，是拿涤卡冒充的，还说“她一个乡下丫头懂什么布，糊弄城里人呢”。
传话的源头查不着，但明眼人都猜得到路数：那年春天，国营门市部进了批处理布，卖不动，急眼了。
谣言这种东西，越描越黑，我索性不描。
那个星期天，我把店门口的空地扫出来，摆了一张方桌，桌上放了三块布：我卖的的确良、国营门市部的处理布、一匹真丝的富春纺。旁边支了个煤油炉子。
我跟围看的人说：“乡亲们，今天当众做个试验。的确良是化纤，烧起来是硬的，结的是黑疙瘩，一捻就碎，有股酸味。棉布烧起来是灰，软的。丝绸烧起来有毛发烧焦的味儿。真假好坏，火说了算，我这张嘴说了不算。”
当众点。
烧完，我把三块样布的灰烬挨个捻给大家看，又把我进货的发票、厂家的检验单，一张一张钉在门板上。
人群里有个戴眼镜的老者，看了半天，说话了：“我是县中教化学的。这个烧法是规范的鉴别法，没毛病。这闺女的布，确实是正经厂子的的确良。”
后来的事，就顺了。国营门市部那批处理布，处理了半年没处理完，反倒有人拿着我的发票来找我：“秀娟，看看，人家这才叫做买卖。”
那个戴眼镜的老师姓程。就是后来教小军数学、教着教着教到我这里来的那位。
那天他做完试验没走，买了两米的确良，说给老母亲做褂子，临出门回头问了我一句：“林师傅，你这门生意，做的不是衣裳，是信字。”
这话我记到现在。
也就在这一年，我爹来了。
我爹是跟着乡里拉货的拖拉机进的城，站在我新铺面的玻璃门外，不敢进。隔着玻璃往里瞅，瞅见了店里穿的确良的顾客，瞅见了穿衣裳的模特架子，瞅见了站在柜台后面、穿着藏青呢子外套的我。
我出来，喊了声：“爹。”
他搓着手，一双手全是裂口，搓得沙沙响。半天，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是两百块钱。
“秀娟，”他说，“爹给你赔不是来了。”
我看着他。两年半了，他老了很多，鬓角全白了。
“那年换亲，是爹混账。爹收人家六百块，把闺女当牲口换了。你退亲退得对，爹……爹没脸见你，可爹想着，闺女在外头一个人，爹把这两年家里攒的钱都带来了，你要是不收，爹就在你门口跪下。”
他说着真要弯膝盖，我一把架住他。
我说：“爹，钱你收回去。你有这句话，比给我十座金山都强。”
我把爹拽进店里，让秀兰倒糖水。爹坐在店里，手都不知道往哪搁，看哪儿都新鲜。看了半天，他说：“秀娟，爹就问你一句，外头……没人欺负你吧？”
我说：“没有。欺负我的年头，过去了。”
我爹点了点头，眼泪在眼眶里转，硬是没掉下来。
那天中午，我带他去了国营饭店，点了他一辈子没吃过的一道菜：红烧狮子头。他吃了一口，咂咂嘴，说：“你娘做的，比这个好吃。”
我说：“那明年过年，我回去吃娘做的。”
我爹的筷子停了一下。他低着头扒饭，扒了几口，闷声说：“回去吧。你娘腌的腊肉，给你留了两块，留两年了。”
留两年了。
我低下头，眼泪掉在饭碗里。我赶紧扒饭，把眼泪和饭一起咽了。
那两年，说媒的把我店门槛都快踏平了。
有供销社主任家的儿子，有邮电局的正式工，还有一个南方来的包工头，开口就说：“林老板，你跟我，强强联合，我出钱你出手艺，咱把店开到省城去。”
我娘听说了，托人捎话，叫我别把人一竿子打跑：“秀娟，你二十三了。村里的闺女，二十三的娃都会走了。”
我给我娘回了封信，就一段话：
“娘，闺女的亲事，闺女自己定。不是不嫁，是要嫁个我看得上、也看得上我的人。当年你们替我定一回，定出个啥来，您比谁都清楚。这回，让我自己定一回。定错了，也是我自己错，我认。”
我娘后来见着我，没提这茬，只是包饺子的时候，往我碗里多舀了一勺猪肉大葱的馅。
包工头那段，我是当面回的。
他说强强联合，我说：“陈老板，你的钱是你的，我的手艺是我的。你出钱，我出力，挣了算谁的？”
他说：“那当然五五分。”
我说：“我雇人就行，不用联合。我出工钱，一天一块八，你踩缝纫机吗？”
他脸涨得通红，摔门走的。走之前撂话：“林秀娟，你等着，你这店早晚姓陈！”
我这店到今天也没姓陈。倒是姓了林，林记的林。
真正叫我动心思的人，前面提过一嘴：烧布试验那天，那个戴眼镜的程老师。县中学教物理的，叫程明远。他来店里做衣服，一件的确良衬衫，站在柜台前量体的时候，跟我讨论了半小时缝纫机的飞轮原理。
他说：“你这台蜜蜂牌，飞轮有点旷了，回来我给你拿个零件，两分钟上好。”
第二周他真拿来了，卷着袖子，两分钟上好，机子踩起来又轻又匀。
他收钱的时候，我说改衣免费是店规。他说：“那不行，白干活我睡不着觉。这样，我教你闺女，”他卡住了，我没闺女。他脸红了，改口：“我教你侄儿小军物理，抵账。”
小军那年小学五年级，物理还没开课。程明远就每周来教数学，教着教着，教成了常年驻店的家教，教着教着——
这个“教着教着”的尾巴，按我娘的话说：绵得很，两年才教到正题上。
一九八七年冬天，程明远跟我提亲，就一句话：“秀娟，我不是要娶林老板，我是想娶那个踩缝纫机的林秀娟。彩礼我一分不带，我看不上拿钱量人的事。你要是愿意，咱俩领证去，你一个人先去厂里踩半年机子也行，我等。”
我听了这话，愣了半天。
我说：“程明远，你知道我干过最横的一件事是啥吗？”
他说不知道。
我说：“一九八零年，我在候车室，当着几十号人，把我爹塞回来的四百块彩礼又拍回去。我这人，不兴被人拿钱量。你这话，说到我心缝里了。”
我们的婚礼，摆了六桌，就摆在店门口的街上。我爹坐主桌，喝高了，拉着程明远的手说了三遍：“我闺女自己挑的，我闺女自己挑的，好，好啊。”
程明远说：“爹，秀娟挑我，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手艺。”
这是后话。说媒的事，先按下不表，说回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四年，过年，我回村了。
不是一个人回的。我给爹娘买了十九寸的电视机，全村头一台，给娘扯了呢子料，给我哥嫂一人一身新衣，给村里的五保户老人们，每家送了两斤糕点。
进村那天，村里人都出来了。有人喊：秀娟回来了！秀娟成万元户了！
我爹站在自家院门口，穿着新棉袄，腰板挺得笔直，冲人喊：“这是我闺女！县城开服装店的我闺女！”
他喊这句话的声音，半条街都听得见。
年三十，一家人围着八仙桌吃饺子。电视里放着晚会，我娘把腊肉端上来，两块，切得薄薄的，摆了一个花边。
我爹喝了二两酒，忽然放下杯子，从炕席底下摸出一样东西，推到我面前。
是那张欠条。三年了，纸都黄了，我的手印还是红的。
我爹说：“账你早还清了。这纸，爹琢磨着，还给你。”
我接过来，看了看，说：“爹，这张我收回去。不过我还得再立一张。”
爹愣了：“还立啥？”
我拿出纸笔，当着全家的面写：
立据人林秀娟。今自愿承担以下事项：一、爹娘养老送终，由我一人承担，哥哥姐姐只能搭手，不许摊钱；二、侄儿林小军的学费书本费，我包到大学；三、爹娘若愿意，明年跟我进城住，房子已经看好了，带院，比家里大。
写完，念给爹娘听。念完，我娘的眼泪下来了，我爹把那张纸接过去，看了又看，忽然一拍桌子：“进城！爹还没见过城里的楼呢！”
我哥挠挠头：“妹，那这房子……”
“房子留着，”我说，“爹娘在城里住不惯随时回来。地是根，房是叶，根不能刨。”
年三十夜里，我睡在小时候的西屋炕上。炕烧得热，我娘在东屋，我爹在堂屋，鼾声一高一低。窗户外头，谁家放了一挂鞭，噼里啪啦。
我睁开眼，看着房梁。
五年前的这个位置，我躺着听我爹娘说“抬也把她抬过去”。
五年后，同一条炕，同一个屋顶，我爹娘在为“进城”两个字高兴得睡不着。
一样的土炕，换了人间。
一九八六年冬天，我回村办了个裁缝班。
起因是我娘捎话来，说村里的闺女们堵着她问：“婶子，秀娟姐收不收徒弟？”
我回村租了大队的仓库，一台蜜蜂牌，一台标准牌，我哥焊的八个铁架子，摆了八台我淘汰下来的旧机子。头一天报名，来了二十六个闺女，最小的十五，最大的三十一。
三十一那个，就是当年的二婶子家的大闺女。她报名的时候，低着头不敢看我。我说：“抬头。交学费，一个标准：六块钱，管教到出师。手艺不认娘家人，只认针脚。”
我教了四十天。白天店里的事扔给秀兰嫂子，我就住仓库，从穿针教起：认布纹、画版、锁边、上袖子、改裤脚。教到最后一课，我说：
“闺女们，记住一样东西。手艺在身上，走到哪，碗端在哪。爹妈给不了的主意，婆家给不了的日子，一双手能给自己挣。往后谁再跟你们提’换亲‘两个字，你们就问一句：你咋不换你儿子？”
底下笑倒一片。笑着笑着，有几个就哭了。
这一班出来，十六个闺女进了县城，有的进了我的店，有的自己支了摊子。到一九八八年，村里再去说媒，媒人的话都变了：不说“这闺女能干活”了，说“这闺女会手艺，有进项”。
二婶子后来见了我，客客气气，隔老远就喊“娟啊”。村里老人说，二婶子逢人就讲：早年间是俺有眼无珠，人家秀娟没跟俺计较，还把俺大闺女教出息了。
我听了只是笑。
计较啥呢。当年碾盘上那些闲话，是我这辈子上的第一堂课，课名就叫：人穷的时候，先把腰挺直。
后来常有记者来采访我，问我的第一桶金，问我的胆识，问我怎么看的准行情。我说的都是实话：进对货，改对版，账干净。
只有一回，地区报的一个女记者，跟我聊到天黑，收本子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林经理，你说最大的本钱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把自己从货，变成了人。”
女记者没听懂，说：这是行话？
我说不是行话。我给她讲了换亲的事，讲我爹拍在八仙桌上的六百块，讲我在候车室把四百块拍回我爹手里的那个早晨。
女记者听完，笔停了很久，最后写了一句话登在报上，后来好多人都问我这句话什么意思。
那句话是：
“他们想拿她换一门亲。她拿那六百块，换了一条命。”
一九八八年，我店里的工人发到二十八个，秀兰嫂子管着三个门店，我侄儿小军考上了县一中。
小军考上高中那天，我爹拎着两瓶好酒，非要亲自去学校门口等。等着等着，跟我唠叨：“秀娟，你猜爷爷当年为啥依了你进城？”
我说：“为啥？”
“你那年立的字据。”我爹说，“养老你一人担，不许我儿摊钱。爹那晚琢磨了半宿：这闺女不是狠，是这闺女算得远。她想叫小军知道，他姑的钱，是踩缝纫机一针一线踩出来的，不踩白得。”
我爹拍拍我手背，掌心的裂口蹭在我皮肤上，糙得很，暖得很。
“你看，”他说，“小军今年考一中，作文写的是《我的姑姑》。他老师给我看的，头一句就写：我姑说，手艺在身上，走到哪，碗端在哪。”
我别过脸去，没让他看见眼睛。
那年秋收，我还回了趟村。村里拉了电，家家有了电视。王大成哥的修车铺开到了乡里，他媳妇在乡小学代课。他见了我，老远就喊：“秀娟！大成嫂说，当年多亏你退婚！要不然，两个不爱的人捆一块儿，苦一辈子！”
我笑：“大成哥，这话你可别叫婶听见，她该抹眼泪了。”
“她早不抹了。”大成哥说，“她逢人就讲，她闺女当年那一步，走得比谁都明白。”
临走，大成哥往后备箱塞了一袋子新刨的花生，说什么都不肯收钱。他说：“秀娟，这不是还账，这是走亲戚。亲戚之间，哪有收钱的理。”
我抱着那袋花生上了车。
花生很沉。可我这辈子，没抱过这么轻快的“账”。
我爹娘在城里住下了。我爹每天早上雷打不动一件事：拎着鸟笼子去街心公园，跟一帮老头下象棋，输了就赖，赢了就吹。
有一天他下完棋回来，兴冲冲跟我娘说：“老婆子，你说神不神，公园里有个老头，是当年王家那边的，认识大成！说大成如今也进了城，开了个修车铺子，日子过得红火！”
我娘说：“那敢情好。当初要真换了亲，两家哪有如今的好日子。”
我爹呷了口茶，说了句让我愣了半天的话。
他说：“换亲换亲，换的是两个闺女的命。闺女的命不能换，得让她们自己挣。挣出来的，才叫日子。”
我说：“爹，这句话，你留着我给你写进寿材里。”
我爹把茶碗一放：“胡说！你爹我还硬朗着呢！”
窗外，县城的街上，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卖冰棍的吆喝声由远及近。
我坐在柜台后面，踩着我那台蜜蜂牌缝纫机，给一件的确良衬衫锁边。
机针起落，嗒嗒地响。这声音我听了八年，从缝纫社的大通间，听到东街八平米的门脸，听到今天这六十平的大玻璃窗。
针脚走得又直又匀。
跟一九八零年，缝纫社里那个十九岁的姑娘，走得一样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