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天，雨下得勤。
那天下午日头刚偏西，我娘在院子里晒萝卜干，我蹲在门槛上玩弹珠。村道上来了个收旧书旧字画的货郎，挑着担子，一头是个蓝布口袋，一头是个掉漆的木箱子。
他走到我家门口，没像别的货郎那样喊一嗓子“收旧书旧报纸喽”。他就站在那儿，脑袋抬着，眼睛直勾勾往我家堂屋里瞅。
我娘直起腰，捶了捶后腰，问他：“收啥的？”
货郎转过头来。那人瘦高个，脸上皮色黑红，一笑露出两颗黄牙。他没接我娘的话，往堂屋门口又走了两步。
走到门槛那儿他停住了，鼻子抽了抽，像在闻什么。
那中堂是爷爷留下的。纸黄得发脆，边角被老鼠啃了个三角洞，上面画的啥我到现在也没认出来，模模糊糊一座山一条河。我娘早想撕了它糊墙，我爹说那是爷爷手迹，不让动。
货郎仰着脑袋看中堂，看了足足有一袋烟的工夫。他又抽了抽鼻子，才开口：“嫂子，你们家这屋，梁上住着东西呢吧？”
他咂了咂嘴，又补了一句：“这屋里，有老木匠的朱砂味。”
我娘没听懂，拿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手：“你说啥？啥东西？”
货郎嘿嘿笑了一声，伸出五根手指头在眼前晃了晃：“这中堂，卖不卖？五块。”
五块钱。
1987年的五块钱，能买二十斤白面，或者三尺灯芯绒布。我娘愣了一下，手里的毛巾都忘了放下。一幅破中堂，纸都黄透了，这货郎出五块？
“破玩意儿你要它干啥？”我娘问。
货郎没答。他把手收回去，挑起担子转身就走。走到巷口他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娘一眼。
“嫂子，这几天夜里警醒着点。”他说，“缺一门的东西，可不是好招惹的。”
他挑着担子走了，扁担在他肩上咯吱咯吱响。我娘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毛巾，半天没动弹。
“娘，他说啥缺一门？”我问。
我娘白了我一眼：“小孩子家别瞎打听。玩你的弹珠去。”
当天夜里就出了事。
我家的炕在里屋，堂屋在外头。半夜我起来撒尿，刚扒着裤腰带站到堂屋门口，就听见地上噼里啪啦一阵响，像啥东西从房梁上倒下来砸在砖地上。
我吓了一跳，赶紧拉开灯。
灯泡十五瓦，昏黄的光照着堂屋。地上什么都没有。中堂好好挂在墙上，八仙桌好好摆在当间，爷爷留下的那口樟木箱好好搁在堂屋墙角。
我撒完尿回去睡了，没当回事。
第二天早上我娘起来烧水，一推门就“哎”了一声。
堂屋砖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一片麻雀。
我数了数，十七只。全是死的。脖子都拧断了，歪在一边。有的翅膀还张着，有的蜷成一团。血在砖地上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发黑了。
我娘站在门口，好一会儿没进来。我挤过去一看，腿肚子当场转了筋。
“这……这是啥玩意儿……”我娘的声音都变了。
她拿扫帚往出扫，扫了半簸箕。麻雀尾巴上的羽毛扫掉了一半，血印子留在砖缝里，扫不干净。
我爹蹲在门槛上刷牙，满嘴白沫。他吐了漱口水，走过去蹲下来，拎起一只麻雀的脖子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房檐。
“全是被人拧断脖子的。”我爹说，“不是猫咬的，也不是老鹰抓的。你看这脖子，拧得整整齐齐，一只一只数着拧的。”
我娘正在往锅里舀水，瓢里的水洒出来一点：“啥意思？”
“没啥意思。”我爹说，“我就说一句。”
他没再多说，端起搪瓷缸子又刷他的牙去了。
第三天更邪门。
中午我娘做饭，菜刀切萝卜。一刀下去，萝卜没切开，手指头切了一道口子。血一下子冒出来，滴在案板上。我娘“嘶”了一声，把手指头含在嘴里，另一只手翻出抽屉里的白布条缠住。
“咋这么不小心。”我爹在院子里修锄头，头也没抬。
“手滑了。”我娘说。
下午我爹从地里回来。他扛着锄头进院子，脚底下刚跨过门槛，整个人“哎哟”一声歪在一边。我赶紧跑过去扶，他左脚脚踝已经肿起来了，鞋都脱不下来。
我娘端着盆从灶房出来，一看这情形，盆差点掉地上。
“咋了这是？”
“崴了。”我爹咬着牙，坐在门槛上把鞋扒下来，脚踝上一道红印子迅速肿成一个馒头。“田埂上有个坑，没看见。”
我爹种了二十年地。我家到地里那条田埂我闭着眼都能走，哪块石头松了哪个坑里积过水，他比谁都清楚。
我娘没说话。她去灶房翻出一瓶红花油，倒在手心搓热了，给我爹往脚踝上揉。揉着揉着她手停了。
“他爹。”
“嗯？”
“昨天那个货郎。”
我爹抬起头。
我娘的声音压得很低：“他说‘梁上住着东西’，还说‘夜里警醒着点’。你说……咱家是不是真撞啥了？”
我爹没接话。他把裤腿放下来，撑着墙站起来，单脚蹦到炕边坐下。
“别瞎想。”他说，“崴个脚切个手，多大点事。”
可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往墙上那幅中堂瞟了一眼。
第三天晚上刮大风。
风从后窗灌进来，吹得窗纸哗啦哗啦响。我躺在里屋炕上，听着外头风吼，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就听见房檐上“哗啦”一声响，像啥东西从瓦上滑下来摔在院子里。
我缩在被子里没动。
后来才知道，那天夜里他们翻进来过一个人。撬完瓦没走，蹲在堂屋黑影里翻了翻樟木箱。没敢久留，大概瞥见有个油布包，没解开看就走了。我爹睡得死，我里屋门又关着，谁也没听见。
第二天一早，我娘推门出去，“哎哟”了一声。
院子里碎了两块瓦。青瓦，碎成好几瓣，散在院当中。碎口是新的，茬子发白。
我爹拄着根棍子走出来，蹲下去捡了一块。他翻过来看了看碎口，又抬头看了看房檐。
“这瓦是被人撬下来的。”他说，“你看这茬口，不是风刮掉的，是有人从外头拿东西捅下来的。”
我娘站在他身后，两只手在围裙上来回擦。
“他爹。”她说，“这三天了。麻雀死了，我切了手，你崴了脚，瓦碎了。那货郎说的话……”
“你别说了。”我爹打断她。
我爹把那半块瓦放在地上，撑着棍子站起来。他走到那口樟木箱跟前，盯着看了很久。
那箱子是爷爷留下的。爷爷死了十年了，箱子一直搁在堂屋墙角，上面盖着一块旧蓝布。我娘每年腊月二十三扫房的时候擦一擦，平时谁也不打开。
我爹把蓝布掀开了。
箱子没锁。爷爷在的时候就不锁，说家里没值钱东西，锁啥。
我爹掀开箱盖。
箱子里上面是两件旧棉袄，是爷爷冬天穿的，我爹一直没舍得扔。棉袄底下是一摞旧书，用一块油布裹着。油布裹了三层，麻绳捆得紧紧的。
我爹把那摞油布包捧出来，搁在炕沿上。他蹲下去，一层一层解那麻绳。麻绳糟了，一拉就断。
第一层油布揭开，里面是一本蓝布封皮的线装书。第二层揭开，里面是一卷麻纸，卷成一个细筒。第三层揭开，底下是一幅没装裱的旧画，折成四四方方一块。
书旁边还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吾儿卫国亲启”。我爹大名叫陈卫国。
我娘凑过来看。我爹不识几个字，勉强能认自己名字。他把那本书翻开，蓝布封皮里面，封皮上写着三个字——鲁班经。
不是“鲁班书”。是“鲁班经”。
我爹翻了两页。里面字是手写的，小楷，一笔一画。讲的都是盖房子的事：堂屋开几个门，梁木挑多长，山墙砌多高，门槛留多宽。字里行间还有朱笔圈的批注，红颜色，像老木匠拿毛笔蘸着朱砂写的。
我爹又翻那卷麻纸。展开来，开头两个字是“归藏”。旁边小楷写着一行小字：“马国翰辑本，余从白云观老道处抄得，较辑本多三段。”
那幅画展开，画的是南山。山下面一条河，河边一棵歪脖子柳树。右下角有落款，字太小我爹看不清。
最后是那封信。
我爹拿着那封信，翻过来看了看，又翻过去看了看。他不认识几个字，直接穿上鞋，拄着棍子单脚蹦出了门。
“你干啥去？”我娘在后面喊。
“找王先生。”我爹说。
王先生是隔壁村的教书先生，以前教过私塾，认识字多。
王先生吃过早饭正在院子里遛弯，看见我爹拄着棍子进来，吓了一跳。我爹把那封信递给他，喘着气说：“先生，你给念念。我爹留的。”
王先生戴上他那副断了一条腿、用胶布粘着的老花镜，把信纸展开。
信是用毛笔写的，字很大，一笔一画像刻出来的。
“吾儿卫国见字。”王先生清了清嗓子，念出声，“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我爹站在院子当中，拄着棍子，一声不吭。
“一九六六年，村上传着要烧四旧。族谱烧了，祠堂烧了，老秀才家里那些线装书也要拖出来烧。我连夜从祠堂和老秀才家转移了几样东西，藏在咱家。”
王先生扶了扶眼镜，抬眼看了我爹。我爹没动。
“这几样东西里，最要紧的是这本《鲁班经》。这是民国年间镇上老木匠曹师傅传给我的。曹师傅盖了一辈子房子，远近三个县的新房上梁都请他。他六十岁那年左眼瞎了，没磕没碰，眼珠子好好的，就是看不见了。他跟我说，这就是缺一门——学这行的，鳏寡孤独残总得占一样，他占了残。他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这本书上册养家，下册镇宅。缺一门的东西，不能乱学，也不能乱传。’”
“那卷麻纸上抄的是《归藏》。是我年轻时候在白云观当杂役，跟一个瞎老道抄的。老道说这东西是周易他大哥，世上没几份。你别不当回事。”
“那幅画不值钱，道光年间一个本地秀才画的，留着就是个念想。”
王先生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字。
“卫国，这些东西不是咱家的，是祖宗的。将来有人出十块钱你别卖，出一百块你也别卖。等国家来要，你再交。”
“爹没本事，守了一辈子。到你这一辈，别断了。”
王先生念完，把信纸折好递回给我爹。
我爹接过来，捏在手里。他站在王先生家院子里，好一会儿没说话。太阳晒在他脸上，他抬手用袖子抹了一把脸。
“就这些？”我爹问。
“就这些。”王先生说。
我爹把信揣进怀里，拄着棍子回了家。
第四天上午，那货郎又来了。
这回他不是路过。他挑着担子直接进了我家院子，把担子往墙根一搁，自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当中。
我娘正在晾萝卜干，一看是他，手停住了。
货郎叹了口气：“嫂子，我就说吧。这几天家里不顺吧？”
我娘只看着他。
“死麻雀，切手，崴脚，碎瓦。”货郎掰着手指头数，“这是撞了煞了。”
我娘手里的竹竿停在半空。
“你咋知道？”
“我咋知道？”货郎笑了，“嫂子，我干这行走南闯北二十年，谁家屋里有啥东西我一闻就知道。你们家这是撞了鲁班爷的煞。那本书上沾着缺一门的气，镇不住。”
“啥书？”我娘问。
“嫂子你别装。”货郎摆了摆手，“你们家堂屋墙上那幅中堂后面，是不是压着一本旧书？蓝布封皮，线装的？”
我娘手里的萝卜干掉在了竹匾里。
那中堂后面是空的。那是爷爷当年挂中堂的时候特意留出来的，说后面藏东西严实。这事我爹我娘都知道，但从来没跟外人提过。
“这样。”货郎伸出三根手指头，“我出三十。你把那本书给我，我帮你送出去。送出去你们家就安生了。不然照这个势头下去，再过几天，得出人命。”
我娘站在那儿，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这时候我爹从里屋出来了。
他脚踝还肿着，走路一瘸一拐。他走到院子当中，站在货郎面前，板着脸。
“啥书？”我爹说，“我不知道你说啥。”
货郎抬头看了他一眼。
“大哥，你别这样。”货郎说，“东西在你家，煞就在你家。你不给我，谁帮你镇？”
“我家没那东西。”我爹说，“你走。”
货郎盯着我爹看了几秒。他笑了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挑起担子。
“行。”他说，“大哥，你别后悔。”
他挑着担子走了。
当天夜里我爹没睡。
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堂屋门后，手里攥着那根顶门杠。灯泡拉灭了，屋里黑着。我躺在里屋炕上，隔着帘子看着我爹的背影。
他坐得笔直。
我也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睡着的。半夜里我被一声大喝惊醒。
“谁！”
是我爹的声音。
我一骨碌爬起来，扒着里屋帘子往外看。堂屋门不知啥时候开了，院灯亮着——那根绳子是我爹天黑前自己拉的。
院子当中站着一个人。那人影瘦高，穿一件黑褂子，正往院墙上攀。我爹举着顶门杠冲出去，那人影手脚并用翻上墙头，一翻身就没了。
墙根底下掉着一个黑布包。
我爹捡起那个包，打开。里面是一沓钱，用皮筋扎着。钱上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
“识相点，那东西不是你家的。”
我爹举着那张纸条，站在院子里，胸膛起伏得厉害。
第二天一早，我爹拄着棍子去了村支书家。
村支书老王正在院子里洗脸，听我爹把事情从头到尾一说，牙刷从嘴里拿出来了。
“装神弄鬼。”老王说。
“啥？”
“死麻雀，碎瓦，崴脚，切手。”老王把牙刷往缸子里一戳，“这都是那伙人干的。”
我爹愣了。
老王擦了擦嘴：“老陈，你不知道。这两年县里通报过好几起案子。有一伙人专门走乡串户，打着收旧书旧字画的名义扫货。他们看上谁家有好东西，先不直接要。先半夜翻墙进来，往你家堂屋扔死麻雀，撬你家瓦，往你家门口撒东西让你崴脚。折腾你几天，让你觉得撞邪了，然后他再上门，说能帮你‘镇宅’，低价把东西骗走。”
“骗不成就偷。偷不成就抢。”
我爹站在那儿，嘴张着。
“那……那我家这几天……”
“全是他们干的。”老王说，“你想啊，好端端的麻雀咋会死在你家堂屋？瓦咋会刚好碎在你家院子？那货郎头一天上门，第二天就出事，哪有这么巧的？”
老王拍了拍我爹的肩膀：“你等着。这事儿我得报派出所，还得通知县文化馆。他们不是看上你们家东西了吗？好，咱们让他们来拿。”
三天后县里来了人。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穿的确良白衬衫，拎个黑皮包，是县文化馆的。另一个穿灰的确良褂子，中等个，脸晒得黑红，腰里别着个黑套子——里面是手枪。
“我是县公安局的，姓赵。”他跟我爹握了握手，“老王支书给乡里打了电话。你说的那伙人，我们盯了仨月了。”
赵公安说，这伙人一共五个，带头的就是那个收旧书的货郎。他们在周边三个县做了十几起案子。之前有两家被他们得手了，骗走了三箱旧书两幅古画，转手就倒给了县城的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再倒给广东人。
“这回他们跑不了。”赵公安说。
那天白天，文化馆的戴眼镜干事在我家堂屋登记那摞东西。他把那本《鲁班经》翻开，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朱笔批注那几页，他用手指摩挲了一下，抬头看了我爹一眼。
“这批注是老木匠自己写的？”他问。
“是。”我爹说，“爷爷信里说的。”
干事点点头。他把《鲁班经》搁在一边，又拿起那卷麻纸。他展开的动作很慢，手指捏着纸边。
他看了开头那两行，手停住了。
他把那卷麻纸整个铺开，又从皮包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他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中间的时候，他抬起头。
“这几页，”他说，“你爹跟你说了？”
“说了。”我爹说，“说是白云观一个老道抄的。”
干事没接话。他偏过头，跟站在堂屋门口的赵公安对视了一眼。赵公安走过来，干事把那卷麻纸递给他。赵公安看了一眼，又递回去。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干事问我爹。
“我爹说是归藏。”我爹说。
“对。归藏。”干事把麻纸重新卷好，动作很轻，“《周礼》里说的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周易传下来了，连山和归藏宋朝以后就没了。现在世上能看到的归藏，是清朝一个叫马国翰的人，从各种古书上东拼西凑辑出来的，一共七篇。”
他把那卷麻纸往桌中央推了推。
“你这几页，比马国翰那个辑本，多出来三段。”
我爹站在那儿，没听懂。
干事没再解释。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张表，一项一项地填。书名、年代、品相、来源。那本《鲁班经》、那卷《归藏》、那幅画，全部登记在册。他填表手很稳，填到“归藏”那一行，笔尖在纸上洇了一个墨点。
登记完，干事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收据，递给我爹。又拿出五十块钱，搁在八仙桌上。
“这是补助。”干事说，“东西我们带回去，入县文化馆的库房。”
我爹接过收据，翻过来看了看，折好揣进了怀里。
干事把那摞东西装进蓝布包袱，拎起来。他走到堂屋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我家那间锁着的小屋。
“老陈。”他说。
“嗯？”
“你家这房子，还有那间小屋，你们再仔细找找。”干事说，“老书这东西，有时候不止一页两页。夹在书里的、塞在墙缝的、压在砖下面的，都有可能。找到了，给文化馆打电话。”
我爹点了点头。
干事走了。
当天晚上，赵公安没走。他带着两个联防队员，蹲在我家柴房里。我爹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堂屋门后，手里还是那根顶门杠。
我躺在里屋炕上，睡不着。
后半夜，院墙上“啪”一声轻响。
赵公安在柴房里低喝了一声：“来了！”
院灯被我爹一把拉开。
院子里翻进来四个人。四个人全穿黑褂子，带头那个瘦高个，正是那个货郎。他刚站稳，一眼看见堂屋门口举着顶门杠的我爹，又看见柴房里冲出来的赵公安和两个联防队员，转身就往墙那边跑。
“警察！不许动！”赵公安大喝一声。
两个联防队员扑上去，当场按倒两个。货郎翻上墙，被守在村口的另一个联防队员截住，一把拽下来。还有一个翻上墙头跑了，黑灯瞎火没追上。
赵公安给按倒的那两个人上了铐子。货郎被两个联防队员架着，脸贴在我家院墙上，腮帮子都蹭破了。
“跑了一个。”一个联防队员喘着气说。
“跑不了。”赵公安说，“他往外跑只有一条路，村口我留了人。”
果然，不到半个钟头，村口联防队的大喇叭响了：“赵队，人抓住了！在玉米地边上逮着的！”
五个人，一个没跑掉。还有一个在村外接应的，第二天在县城汽车站被按住了。
后来听派出所说，我家是他们最后一起案子，也是十几起案子里唯一一起被当场破获的。
那五十块钱我爹没花。他压在炕席底下。那张收据他折了三折，跟爷爷的信放在一起，搁回了樟木箱。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
那天下午我在爷爷以前住的那间小屋里找弹珠。那间屋爷爷死后就锁上了，平时没人进，炕上铺的席子都卷起来了。我蹲在地上，手伸到床底下摸。
床底下灰大。我摸了半天，没摸着弹珠，手却碰到一块砖。
那块砖是松的。
我抠着砖缝把它抠出来。砖下面有个小坑，坑里塞着一个油布小包，巴掌大，裹得严严实实，外面还缠了两圈细麻绳。
我把那包拿出来，解开麻绳。
油布一层一层揭开。
里面是几页麻纸。纸都脆了，边角一碰就掉渣。纸上画着歪歪扭扭的符咒，线条像小孩子画的。开头两个字写着——下册。
我蹲在那间小黑屋里，手里捏着那几页纸，愣了半天。
我一开始以为，这几页纸是那天爹从樟木箱里翻书的时候，从书最后面滑出来掉在箱底的，后来不知怎么落到了这间屋。
不对。
爷爷信里写了上册，写了归藏，写了那幅画，唯独没提这几页下册。他写了“上册养家，下册镇宅”，可他没说下册在哪儿。
他把上册藏在樟木箱里，等着国家来要。下册，他自己找了个地方，压在了床底下那块松砖下面。
他没写在信里。他不想让爹交出去。
我把那几页纸重新裹好，塞回那个小坑里，把砖按平。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想起爷爷信里写的那句话。
“上册养家，下册镇宅。缺一门的东西，不能乱学，也不能乱传。”
我那时候才十二岁，不懂“缺一门”是啥意思。
爷爷守了一辈子，把上册交了国家。
下册，还在那间小黑屋的床底下，那块松砖下面压着。
它现在归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