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芸收到母亲的信时，厂里已经替她填过两次父母情况表。
母亲那一栏，她都写了失联。
信封上的收件人却是她的小名，阿妹。那是她离开峡山以后，再没有人当面叫过的名字。
里面只有半页纸，说妈妈一切都好，想回来看看她，问她住在哪条街。
落款是两年前。
她请了三天假，带着信回乡。成伯说她妈妈去了香港，街口卖烟的人也这样说。
到第三天，渡船口的代笔人承认，这封信是他写的。
她带回的百日合影，背面也有他的字。
照片是在二十五年前拍的。
他每天坐在那里，替别人报平安。
深圳
信是老陈递给她的。
老陈管传达室，潮汕人，在这间厂干了十一年。他把信夹在考勤本里，隔着铁窗递出来，说邮差没进厂门，在后门等的他，那信在路上走了快一年，角都磨白了。
“你家里寄的？”
“嗯。”
“布吉这地方，厂子搬来搬去，邮差也不好投。”老陈把窗台上的一盒粉笔往里边挪了挪，“你要回就早点回，趁天没凉。”
晓芸把信揣进工服口袋。那会儿正是二车间换班的点，机器还没全停，几台老机子空转着，嗡嗡地响。她走到水龙头底下洗手，洗了很久。肥皂用完一块，又换一块。
秀琴在隔壁工位等她，手里攥着两支笔，一支是她的，一支是替她领的考勤笔。
“你阿妈的信？你不是一直讲她去香港了嘛。”
“是她的。”
“她给你写信了？”
晓芸拆开。里面只有半页纸，叠成三折。字迹她不认得，不是母亲的字——她其实没见过母亲的字。可她又觉得熟，像在哪里念过。小时候外婆教她念过什么？她想不起来。
纸上写着，妈妈一切都好，想回来看看你，问你住在哪条街。
没有地址。没有落款的年份，只有两个字的落款。
她盯着那个落款看了很久。
厂里每年让填一次父母情况表。去年填的时候，秀琴在旁边，看她母亲那一栏写了失联，问她，你阿妈真找不到了？
她说，去香港了。忙。
她没去过香港。
“我要请假。”她说。
秀琴说工头这两天心情不好，上个月返工了两批货，谁撞上去谁挨骂。晓芸说那就等下午，下午他看报表，没空骂人。
下午工头果然在看报表。她站在桌边等他把一页纸看完，才递上请假条。工头看了一眼，说三天。
“三天够吗？”
“够。”
“家里什么事？”
“盖两个章。”
工头把假条压在报表底下，说满勤奖没有，回来看表现。
夜里她躺在宿舍下铺，把信压在枕头底下。窗外有一棵歪了的树，雨大的夜里，枝条会碰玻璃，碰得笃笃响。那晚没有下雨，风把枝条吹得一晃一晃，影子在墙上摇。
她想起外婆。外婆死的时候她赶过一趟夜车，只住了两晚。外婆没给她留过话，只留了一柜子的旧东西。她走的时候，成伯说，祖屋漏雨，衣箱先寄在铺里。
她那时候没想过，外婆会不会也有一封信要给她。
第二天一早，她把信重新折好，收进帆布包的内袋，跟身份证放在一起。她请了三天假。后来她才知道，这三天会不够用。
进镇
成伯派来接人的边三轮在桥头熄了火。
司机下去推，晓芸抱着帆布包坐在车斗里。桥栏外的水黑得发亮，近岸浮着一层碎泡沫。她记得小时候，这里有人把装青菜的竹篮浸进水里。
司机把车推过一段，回头叫她下来。
她跨出车斗，鞋底踩到一枚干结的鱼鳞。
“第一次回来？”
“好多年了。”
“怪不得。现在走桥，不用等船。”司机把一条毛巾搭在肩上，抹了把汗，“以前等船要等大半天，赶墟的人多，船少，挤上去像上战场。你阿公那辈人，赶一次墟要起三更。”
“你认得我？”
“成伯让我来，说接他一个外甥女。镇里年轻人走得差不多了，回来的少。”他重新踩响发动机，沿着下桥的坡滑进镇里，“回来就好，回来就有人气。”
街上正在卸布。长长的布卷从货车上递下来，横过半条路。有人叫她让脚，她把包提到胸前，侧身挤过两个人中间。布卷擦过她的袖子，留下一点白灰。
扛布的人赤着膊，把布卷码在廊下，码一层垫一层纸。有人问他这批什么价，他说问老板，他只是扛的。有人骂他滑头，他嘿嘿笑，说滑头才有饭吃。
成伯的铺子就在市场后街。
他从柜台里出来，先看她身后，又看她的包。
“请到几天假？”
“三天。”
“够了。屋的事盖两个章，快得很。”
晓芸取出信。
成伯接过去，没有展开，先摸了一下信封背面。
“你阿妈以前叫人捎的吧。她去了香港。”
“你知道她住哪里？”
“香港那么大。先吃饭。”
铺子里有人来讨一笔旧布钱。那人拿来一本卷边的账，说前年赊的，一直没结。成伯接过账本，先不看他，翻了两页，指着其中一行说，这笔去年底你儿子来结过一半，剩下一半你又说不要了，怎么又来讨。
那人说，那是工钱，不是布钱。
成伯说，工钱布钱，都是钱。你要算，我们拿秤来称，看谁短谁长。
那人把账本收回去，说算了算了，过几天再来。
成伯让伙计倒茶，那人说不喝，走了。
成伯把账本还给伙计，对晓芸说，这些人，你让一分，他记你一辈子。让伙计带晓芸去祖屋。她站了一会儿，把信从柜台上拿回来。
外婆去世那年，她从深圳赶过一次夜车，只住了两晚。那时成伯叫她把衣箱寄在铺里，说祖屋漏雨。她没翻过外婆留下的东西。
现在漏雨的地方用一只搪瓷盆接着，盆底结了绿锈。
伙计拿钥匙开门，告诉她水表在巷口，夜里不要走河边。
“那边有人抢东西？”
“水臭。”
他把钥匙放在桌上，走得很快。
灶间有一只锁住的木柜。靠墙摆着两双鞋，一双外婆的黑布鞋，一双小得穿不进脚的红塑料凉鞋。晓芸蹲下，把凉鞋里积的灰倒出来。
鞋底写着一个芸字。
她把鞋放回去，去巷口买香。
卖香的女人问她给谁用。她说给外婆，女人取三炷，又问是不是成伯家的阿妹。
“我是阿兰的女儿。”
女人拿香的动作停了一下，随后把纸袋翻过来，折好袋口。
“是一样的。去祠堂吧。”
祠堂里有新换过的电灯，几排牌位后面钉着电线。晓芸找外婆的名字，又把旁边一行挨个看了一遍。
管门的老人说，女人的东西不全在这里。
“我妈以前有没有回来上过香？”
“哪个？”
“阿兰。”
老人朝门外看了一眼。
“去问你成伯。他是你亲人。”
出了祠堂，她在市场口买了一包红双喜。
烟摊老头从玻璃柜下找钱，手背上一块白斑，指甲很短。
晓芸抽出一支烟递给他。
“阿伯，你认得阿兰吗？”
“做什么的？”
她从包里摸出信。老头看见封面上的小名，找钱的手收了回去。
“原来你是阿妹。去香港了嘛。”
“哪年去的？”
“早。”
“坐什么车去的？”
他把五角钱压在玻璃上，推给她。
“以前都坐船。你成伯知道。”
烟没接。
晓芸把它放在柜角。老头拿一只空烟盒盖住了它。
太阳低下去，她才走到渡船口。
码头还在，石阶最下面三层浸在黑水里。旧候船棚的一边支着张小木桌，桌上摆两支钢笔，一只墨水瓶，还有摞齐的信封。
一个穿灰衫的男人正在给老人念信。
老人侧着耳朵，听完说家里的猪卖了，儿子在外面做工受不受气，问一问。
男人把钢笔帽拔下来。
“问他几时回来？”
“回来要车钱。先问受不受气。”
他写了一行，念给老人听。老人说不对，还要加上那户人家拖了半个月工钱。
他又写，笔尖很稳。
轮到晓芸时，天已经暗了。
“写给谁？”
“厂里一个姐妹。让她同工头讲，我晚两天回去。”
她本想只坐三天。祖屋的钥匙和母亲的信一起压在包底，她忽然不想那么快买回程票。
男人拉过一张信纸，问她地址。
“深圳布吉，永丰制衣厂，女工宿舍。她叫黄秀琴。”
“哪个车间？”
“二车间。”
他把厂名和人名复述了一遍，才写正文。
“这里怎样讲？”
晓芸看着河对岸的灯。
“一切都好。”
男人的笔停在纸上，墨聚成一点。
过了一会儿，他把那一点添进字里。
信写完，晓芸拿出两块钱。他只取一块，说邮票另买。
“大家怎么叫你？”
“叫先生就行。”
她把信收进包里。走出几步，回头看见他还坐在那里，桌上的灯没有开。
夜里，她在外婆柜子的抽屉里找到一把小钥匙。
木柜里有几套压扁的旧衣和一本小学课本。照片夹在课本里，用红纸包着。一个年轻女人坐在渡船口，怀里抱着婴儿，身后站了个削瘦的少年。
女人没看镜头，正低头替孩子拉衣角。
晓芸先认出那件衣服。红凉鞋旁边的旧箱里，也放着一块相同花色的布。
照片背后写着，阿妹百日，练江渡船口。
她取出来信，靠到电灯下面。
两个妹字的右边都留着一个小口。
她把照片翻回正面。
少年那只搭在椅背上的手，指节很长。
第二天
第二天，成伯给她煮了一个鸡蛋。
鸡蛋搁在工夫茶盘边，壳上用铅笔写着昨夜两个字。晓芸看见他把另一只递给伙计，说自己不吃。
“屋里睡得惯吧？”
她点头，把照片放在桌上。
成伯刚拿起茶壶，又放下。
“哪里找的？”
“外婆柜子。后头这个人是谁？”
“你阿妈细弟。”
“我有个舅舅？”
“亲戚多，哪有全认得的。”
成伯把茶冲得很满，叫她先剥蛋，凉了腥。他说外婆临终有话，祖屋给她，但地界和邻家搭出去的半间厨房要重新核。她若长年在深圳，钥匙可以留在他铺里。
“我妈呢？”
“你阿妈的事，别问了。”
壶嘴碰到杯沿，响了一下。
“我不是来讨钱的。”
“我晓得。”
“那为什么不让问？”
成伯从抽屉里取出一沓文书，要她照身份证签名。最上面一张是代领修缮费的收条，下头才是房屋交接。
她把纸一页页分开。
“这个也要签？”
“修屋的钱怎么走，要留底。”
“我先看完。”
他没催。伙计端来粿条，他让晓芸趁热吃，自己站到柜台外跟人验布。茶桌没人挡着，晓芸看见没关严的抽屉里，有个生锈的钱匣。
匣面贴着一小片纸，兰。
她伸手把抽屉推开一些。成伯在外头叫伙计拿尺，声音忽然高了。
“阿妹，茶烫，别靠桌角。”
他走进来，把钱匣取出，放到最里面的架子上。
“这是你妈的钱？”
“些旧账。以后讲。”
晓芸把修缮收条压在桌上，没有签。
她签了看明白的房屋交接，又留下一张复写联。成伯说她大了，办事有章法，语气里的客气使她不自在。
出门时，他给她塞了五十块钱。
她退回去。
“车钱有。”
“买些吃的。你细时喜欢绿豆饼。”
她把钱放回茶盘下面，只带走一只没剥的鸡蛋。
市场正在开档。明瓦顶棚上积着灰，太阳穿过来，落在布头和水洼上。两家相邻的铺面拉着铁闸，闸下塞了广告纸。
一个卖纽扣的妇人看见晓芸往那里瞧，告诉她，死了人。
“两家都？”
“一年前后。做中人的阿厝，卖杂布的春姨。”
“怎么死的？”
妇人把针插进线球里。
“外头的人，谁晓得。你买几个扣？”
她话多，不等答就问下一句，说布头现在是好东西，城里人买回去做桌布，一块钱三尺，尺够长。又说铁闸那两家，以前一个做中人，一个卖布，都是镇上有脸面的人，说没就没了。
隔壁搬货的男人插进来，说春姨那张嘴，惹人也不奇怪。
有人立刻喊他阿强，让他过来抬箱。
他没动，朝两家铁闸看了一眼。
“她要肯少说几句，那一夜就。”
卖纽扣的妇人咳了一声。
阿强弯腰，把地上的麻绳挽在掌上。
“别乱说。”
晓芸以为他在责备自己，随后发现他身边根本没人接话。
他那句话说得很低，像把刚滑出来的东西按回去。
晓芸追了两步，问哪一夜。
“我拉货的，哪有工夫理那些。”
他抬箱进了廊子。
阿强把箱子码在廊角，回来时卖纽扣的妇人已经换了话题，在跟人讲她儿子考上了镇里的初中，书包要买个双肩的。阿强听了一耳朵，没接话，弯腰把麻绳重新挽好，走了。
中午，她在公用电话亭给秀琴拨电话。厂里接线的人叫她等，说二车间机器没停。她听了半分钟嗡嗡声，听筒里换了个人。
秀琴问盖章还没盖完吗。
“我想再住几天，找到我妈再说。”
“你不是一直讲她在香港？”
晓芸盯着电话机上方一张港澳包裹广告。
“我想知道她的地址。”
秀琴说工头要扣满勤，问值不值得。
电话亭外有人拍玻璃。晓芸对着听筒说，先帮她请到月底，扣的钱回来算。
挂断后她在登记簿上写名字，签字那一刻，想起自己每年写的失联。
其实她从来没向哪个部门报过失联。
母亲去了香港是外婆说的。外婆死了以后，成伯继续说。厂里问起来，她也这样说过，甚至说母亲忙，回来不便。
那时和她一起进厂的姑娘，总问香港是不是到处有电梯。
她说有。
她没去过香港。
沿河走回去，她在写信桌后等先生收摊。
一阵风翻起桌上的纸，露出底下浅蓝色的格子。右下角印着一座桥，和她收到的那页相同。先生用墨水瓶压住，转身去给一位老太太找信封。
晓芸站近了。
桌边的小木箱没锁，里头横着一摞封口磨毛的信。上层只盖了红色戳记，查无此人。
“你要写信？”
先生回来，把信封放到桌上。
她的手已经碰到包里的照片。
“明天祠堂开门吗？成伯让我去盖个章。”
“早上开。”
“你也去？”
“有事就去。”
她点点头，没有取照片。
他把木箱盖上，一只扣袢在指间滑了两次，才扣进去。
祠堂
先生正在给炳伯写一张疏文。
红纸竖着铺开，他左边放一叠请人补捐的名单，右边压着半块旧砖。炳伯坐在上头，叫人核对名字，少五块的也要问清。
“这一笔，陈家老三，上回说捐十块，只交了五块。”
“补上。剩五块记着，下回收。”
“刘家的女儿出嫁，随了两块，要不要写上？”
“写。嫁出去也是刘家人，香火钱要记在名下。”
炳伯说话慢，每一句都像称过。他管祠堂管了三十年，谁家添丁、谁家嫁女、谁家搬走，都在他脑子里。他说写香火钱是给祖宗看的，也是给活人看的，少一笔，日后分不清。
晓芸先去偏房找管文书的老人。
老人收了交接复印件，要原房契核一次。她说在成伯那里，他便让她改日再来，手已伸向下一本册子。
她用指头按着交接页。
“缺的是什么，你给我写一张。我一件一件带来。”
老人抬头看她，终于取出纸，列了三样。
从偏房出来，她看见先生写完了一个陈字。
最后那一笔微微朝内收，跟照片背后的江字旁边，那一笔收法相同。她走过去，把信和照片都放在旧砖旁。
先生先把钢笔盖好。
炳伯在上头问，这张要不要明日再写。
“写得完。”
先生没有朝他看。
晓芸把照片翻到背面。
“这两样都是你写的？”
他用指腹轻轻擦了一下照片边角。那里被折过，白色的纸筋露出来。
“信寄到了？”
“前年写的，今年才到。”
“到就好。”
“里头说我妈想来看我。她现在在哪里？”
他把照片推回她面前，避开了来信。
炳伯走下来，说先生忙，外头还有几家等着。晓芸把照片收起来，信留在红纸上。
“我问完这一句就走。”
祠堂里有人搬凳，凳脚刮过石地。一个年轻人端了新泡的茶进来，看见他们，托盘停在半空。
先生让他把茶放下。
“是她托我捎的话。”
“什么时候？”
“很早。”
“比落款还早？”
他点了一下头。
晓芸忽然记起信里没有一个现在发生的事。吃饭，睡觉，天凉多穿衣，全是一个母亲在任何时候都能说的话。她前夜把纸读软了，也没想过问是哪一年。
“她还在香港吗？”
炳伯把茶杯往前推。
“阿妹，你外婆的事，我们都帮过。”
她转向他。
“我没说没人帮我。”
“有些往事，老人没讲，便有没讲的道理。”
先生伸手，把信折回原来的折痕，递给晓芸。
“你去问成伯把纸拿齐。”
“你要我走？”
他看着那张疏文，纸上列着许多名字，墨迹从头到尾一样黑。
“今日人多。”
晓芸把信收好，在门边站了一会儿。
有人进来捐香油，炳伯立刻换了面色，叫全名，问对方父亲近来腿脚好不好。先生重新握笔，在红纸下面添一行字。
他替别人写名字的时候，一点也不为难。
晓芸走到院外，坐在门槛侧边剥了那只鸡蛋。蛋壳冷而硬，她剥得碎，白色的蛋肉上粘了小壳。
外婆从前也这样剥蛋，嘴里含着气，替她一粒一粒挑干净。她突然想问外婆，母亲小时候是不是也讨厌吃蛋黄。
偏房的老人出来倒茶根，她叫住他，问照片里的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老人凑近看了很久。
“先生嘛。”
“他自己的名字。”
老人回头看正厅。
“你问他自己。”
到午后，捐款的人走了。
先生从侧门出来，手里握着三炷香。他绕过供桌，走到西边墙角，背对着外婆的牌位停下。
墙角原来钉过东西，留下两个发黑的孔。
他把香点燃，对着那面空墙站了片刻。炳伯正跟人在门外议事，回身看见，脸上的肉动了一下。
“你还记这些？”
先生把香插进炉里。
“这也是旧事。”
炳伯没再说。
晓芸从门槛上站起来。她把小半块蛋黄包回纸里，收到包侧，跟照片隔着一层布。
回去的路上，她绕了两条巷子，找到小时候带外婆看病的旧诊所。诊所已经改成配钥匙铺，老板听她问了两个名字，都摇头。
天晚，她又从渡船口过。
写信桌前排着四个人，每人手里都攥着一封要回的信。
晓芸没有排进去。
她站在河边，看水碰到石阶上，黑黑的一线，涨上来，又退下去。
三炷香的灰落在哪里，她没有看见。
第一案
阿厝死在一九九四年六月。
他死前七天，阿虹来过写信摊。
女人带一只蓝布包，要给外省的姐姐写信。陈德问寄到哪里，她把一个抄在烟盒上的地址推过来，字被汗浸得有些散。
“写我过几天回去。叫她不要同别人讲。”
陈德依样写下，问落款。
“虹。彩虹的虹。”
她看着那个字，叫他再写一次，写大一些。陈德以为她要认，取张废纸写给她。她把纸叠进衣袋，付了一块钱。
她左手腕缠着纱布。付款时纱布散开，露出一段发黄的皮肤。
陈德看了她一眼，没问。
她走后，他坐了一会儿。蓝布包，外省口音，说“过几天回去”却像在交代后事。他见过太多说“过几天回去”的人，有些回去了，有些没有。他替人写了二十多年字，练出一种本事：听一句话，知道底下压着没说出来的那句。
他想起姐姐。姐姐当年也会说“过几天回去”吗？他没听她说过。她只说“明天还要喂奶”。
他把多写的那张草稿夹在账簿里。第二天有孩子来写暑假作业，他撕下空白一半给了孩子，留下一个虹字。
他留那个字，是想记住。若有一天有人问起这女人，他至少能拿出一个字来。
第五天，阿虹在东头巷子挨了打。
陈德去送一张讣告，穿过巷口时，看见她靠在水缸旁。男人抓住蓝布包往外抖，衣服和一张车票落在地上。
阿厝站在旁边抽烟。
“你走也要把事讲清。欠多少，收多少，好算。”
阿虹弯腰捡车票，被男人一脚踩住手。
隔壁二楼的窗开着，有人在晾小孩的背心。陈德站住，手里的讣告纸碰到墙，响得很脆。
阿厝转过头。
“先生，送纸啊？”
阿虹认出他，嘴唇动了动。
他往前走了一步。阿厝把烟丢进水沟，告诉他，这是人家两公婆的事。
二楼那个人把背心收进去。木窗啪的一声合上。
陈德把讣告送到巷底，回来时，车票不见了。水缸边剩一只掉了扣子的女鞋，他把鞋扶正，放在墙下。
当天夜里，他听见了拖东西的声音。
住处窗户正对着码头后巷。拖动停一下，脚步走几步，又拖一下。陈德打开门，远处一床草席正在经过灯下，两个人抬着，席角拖地。
阿厝跟在后面，扶了一把。
“什么东西？”
陈德从门边问。
“烂货。”
阿厝没停。
对面三扇窗亮着。抬草席的人走过去，第一扇关了。转过水井，第二扇也关了。走到下码头的路口，第三扇灯还亮着，窗后有人，半张脸被帘子挡住。
陈德跟到巷口。
他看见蓝布的一角，卡在席缝里。
码头下响了一下水声。
抬席的人上来时少了草席，有人蹲在石阶边洗手。阿厝叫他不要洗太久，水也不干净。
第三扇窗里面，灯灭了。
陈德站到他们走完，才踩下石阶。水面上有一圈水草，挨着岸缓缓散开。更远处的船发动了机器，水草被推向桥下。
他喊了一声阿虹。
没人应。
天亮，他拿着那张写过虹字的纸去了阿虹住的屋。门已经锁了，屋主用铁皮锤敲门框，说明天换新锁。
“里面的人呢？”
“去了香港。”
“几时去？”
“你问阿厝。”
纸在他掌上慢慢潮了。
两天以后，他到市场口找守夜人。守夜人正往手电筒里装电池，试了几次，光都很弱。
陈德问他前夜有没有看见人抬东西下码头。
老头看着电筒口，不看他。
“我巡里头，外头不管。”
“你二楼朝着码头。”
“我老了，眼睛也不好。”
他终于把电筒拧亮了，举到墙上，光圈里面有一块黑。
守夜老头姓宋，儿子没做工，在家闲着，一家的嚼用靠他那份守夜钱。他晚上巡市场，白天补觉，腰上总挂那把手电。他话不多，问十句答三句，答的那三句还都留一半。
陈德没有逼他。
阿厝后来去写信摊，要一张催账的字据。
他说熟人的钱不好追，写重些，又叫陈德别写欠债两字，生意人看着不好听。
陈德没动笔。
“阿虹在哪里？”
阿厝弯腰，从桌下拖出小凳坐下。
“又有人找你写什么状？”
“她姐姐在等她。”
“做中人最怕这种人。上回来时也讲家里有人等，真有人管，怎么跑到这里？”
陈德把虹字那张纸拿出来。
阿厝看了一眼，拿过来擦去鞋面上的一点泥，纸揉成一团，扔在桌脚。
“你字写得正，人也要想得开。”
他拍拍桌子，催陈德写字据。
当晚，陈德沿河走了很远。阿厝在后棚跟人算账，等末班货船靠岸。棚里点着一盏灯，码头工人都上了船，剩他坐在岸上，翻一本沾油的账本。
陈德走过去。
后来阿厝倒下时，那本账散在水边，纸页没有湿。陈德握着从柱子边拾起的缆绳，绳上的毛刺扎进掌里。他站了好一会儿才松手。
阿厝的鞋跟磨破一块，半片鞋底翻着。
陈德替他把鞋放正，动作做到一半，手停住。
二层市场的窗口有光一闪。
他抬起头，看见手电筒的光从窗沿退了进去。
陈德没有追。
他在阿厝衣襟里塞进一张纸。纸是预先折好的，四个角有汗。那上面只写了一句。
有没有人看见？
清早，送鱼的发现阿厝，喊了几声。人围拢来，岸边留下一排带鳞的胶鞋印。派出所的人分开他们，取走字条，问夜里谁经过。
二楼守夜的老头先说，他一整夜没下去。
问有没有听见，他说下雨似的，河上总有响动。
那夜没有下雨。
陈德站在人群后，看见老头把电筒挂在腰上。有人问阿厝欠谁的钱，老头立刻接了一句，赌钱的人多。
这句话传过半条街，到中午就成了阿厝欠外地人的赌债。
阿虹那间屋当天住进两个拉货的，门口鞋架换成木箱。蓝布包留下的一截带子挂在钉上，被屋主剪下来，捆了一把竹扫帚。
过了几日，陈德在河边捡回那团揉过的纸。
泥已经干了，展开时断成两半。
虹字刚好断开，虫在一边，工在另一边。
第二案
春姨知道陈德来问什么。
一九九五年清明前，她替订货的人把布包缠好，剪断绳子，先说起阿厝。
“人死了，账便干净。活的还得做生意。”
陈德站在柜台外，问阿兰当年去哪里，她也这样说过吗。
春姨把剪刀插回木筒。
“你姐跟人走，几时的事，还在心上。”
“她是跟谁走？”
“那时候我忙。小儿子还没断奶。”
“你那时到过我家。”
她拿起鸡毛掸，沿柜台掸了一遍。
“路过你家，也叫到过。”
她没有留他喝茶。
春姨年轻时卖布，生了三个孩子，个个要养，养到老大能看柜，才算松一口气。她嘴上不饶人，镇上谁家有点风吹草动，她都要接一嘴。她说阿兰“跟人跑了”那年，孩子还没断奶，她一边喂奶一边跟人讲，讲得绘声绘色，像她亲眼看见阿兰上的船。
没有人真看见过。
可那句话从她嘴里出来，就长在了全镇人嘴里。谁家办喜事，她喝一杯酒，就要提一嘴“阿兰那个，当年走得那样急”；谁家办丧事，她哭两声，也要带一句“可怜她阿妹，摊上那样的阿妈”。
阿兰的名字，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说成脏的。
那天市场里有人祭祖，纸灰从廊缝飞进来，落在一卷鹅黄色布头上。春姨一边吹，一边叫客人别站得太近，身上的汗会弄脏货。
陈德退开，等那客人走了，把一张写了名字的纸放到柜台上。
纸上是阿兰。
春姨瞧见，先往外扫了一眼。
“我认字。”
“那你照着念。”
“你又发什么痴？”
“说她的名。”
她把纸推回去，手指碰到阿字就缩开。她叫对面铺子来帮忙，说先生近来不大好，拿一张字给人认，认了又不算。
对面的人劝陈德回去睡觉。
他收起纸，走过半条廊，又听见春姨在后面说，她以前就是那样的脾气，教出来的人也多事。
陈德没有回头。
傍晚，阿强来收她家的两包货，听见她跟送茶的女人讲，陈家的阿妹长大了，往后要回来，别提她阿妈。
女人问为什么。
春姨笑了一下，把零钱找在茶盘上。
“你叫一个出门做工的女孩，晓得这些做什么？她阿妈去了香港，往后脸上也好看。”
阿强把货扛到肩上，春姨又叫他停，说欠的运钱月底一道结。阿强想起家里孩子买练习簿还差一块二，把货放下，要她先给一半。
春姨说他这样计较，往后货就给别人拉。
他重新扛起货，出门时差一点撞翻那女人的茶盘。
阿强夜里回到河口，把货交给收货的，人家给他点了一支烟。他蹲在堤上抽完，想着那一块二。孩子昨天说练习簿用完了，作业抄在别人书角上。他答应今天给钱，又黄了。
他抄市场后门回家。
春姨档里的灯还亮着。
他看见一个人从铁闸下走出来，身子略侧，把一边的袖口往下拉。那人没有跑，绕过积水的时候还停了一下，随后拐进向渡船口的巷子。
阿强喊了一声，喂。
那人没有应。
阿强认得那种慢。别人靠步子赶工钱，那个写字的人不赶。
但他只是站了站，就继续走了。他要回去同老婆说，那一块二还是没收来。
第二天先叫起来的是卖豆腐的。
春姨趴在柜台后，颈上有一条卖给客人做包边的碎布。灯开了一夜，灯罩下聚着死蛾。
柜台上压着一张纸，纸边被茶水打湿。
她长子先到，看了几眼，伸手取走。卖豆腐的说警察还没来，不要乱碰，他把那页对折，塞进嘴里。
大家都愣了一下。
他咽不下，弯腰咳，吐出一小团纸，又用鞋去踩。隔壁的人拉住他，说你阿妈都这样了，还吃纸做什么。
有人扯他去喝水。
一小片带墨的纸粘在柜脚，卖豆腐的用脚拨进扫帚下面。后来警察进场，她才指给他们看。她说自己怕踩坏，没敢拿。
阿强站在外头，听见有人说纸上点了名。
点了谁，没有人肯讲。
他本来想说昨夜看见个人，又听见春姨长子在里头哭，说母亲只做买卖，从没害过人。
对面铺主说，祸从口出，也不晓得她讲错什么。
阿强转身去搬一只空箱。
“别乱说。”
他把这句话说给自己听见，搬箱的胳膊用力过头，箱角撞破一小块皮。
半条廊里有人问，都第二个了，还是外地人做的？
没人答。
渡船口的桌子那天没摆。
陈德坐在屋里，把五只退回的信封排在桌上。最晚一封写着前年，戳上有几处地名已经认不出。他把最早的一只挪开，抽出最晚那封，重新描了一遍磨浅的小名。
一位退休邮工前些日子说，深圳那边的厂搬来搬去，光写布吉是投不到的。他要去探孩子，愿意带一封，找旧投递员问。
邮工姓周，在镇邮局送了三十多年信，退了休，儿子在深圳蛇口做装修。他常来找陈德喝茶，说现在信少了，人都用电话，可老辈人还是写信，写信就得有人送。
陈德把信装进旧侨批用过的封套。
邮工说现在国内信还用这个？
“手边有。”
“寄钱吗？”
“只带话。”
邮工收了信，隔日随车去了深圳。
他在蛇口见了儿子，第二天坐车到布吉。旧投递员也退了休，在布吉镇上开一间杂货铺，还认得他。两个人对着一封旧侨批封套看了半天，旧投递员说，永丰厂，搬过一回，老厂址在镇东，现在挂的是别的厂牌，新厂在货运站边上。
他托旧投递员捎，旧投递员说，我腿脚不行，让我女婿捎，他隔天往货运站送汽水。
信在杂货铺的玻璃柜里压了半个多月，才搭着一筐汽水进了货运站。门房的人说厂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只有二车间一个女工，小名不知道。他把信压在窗台，说写着布吉，总能找到。
后来那封信，是搭着一捆布卷进的车间的。谁递的，没人说得清。
那封信没有和前四封一起退回来。
陈德把剩下的信放回箱底，拿出另一张纸。
我点你的名了。你们看见了吗？
他照着原样又写一次，写到你们两个字时，笔尖挂住纸，划出一道短短的裂口。
这次他没有换纸。
窗外有人敲门，问能不能写祭文。
他把刚写的那张收起来，拉开门，让那人进来坐。
第三案
炳伯把阿兰的名字从祭祖名单上划掉过。
到一九九五年的腊月，陈德又把它添了上去。
那一笔挤在两个名字之间，字小，墨新。
炳伯看见后，把名单拿到院里，叫他出来。
“还嫌不够热闹？”
陈德在门内放下笔。
“她姓陈。”
“这里每一笔都有规矩。”
“哪一条说不能有她？”
炳伯将纸反扣在茶桌上，压着一只空杯。
“第一，她的事是家里的事。第二，人去了外头，就不要再翻。第三，家丑不可外扬。”
院里有人正在换春联，撕下的红纸堆在墙根。一个年轻人听见家丑，伸手去关院门，关到一半，炳伯叫他先出去吃饭。
年轻人从侧门走了。
陈德等脚步远了，问炳伯，阿兰在不在名单上，跟谁家丑有关。
炳伯叫他坐。
“你现在也有年纪了，还要我教？她一个女人，孩子都有了，名声传出去，阿妹往后怎样做人？”
“孩子已经二十五。”
“二十五又怎样？做人一世。”
陈德走到供桌边，扶正一个歪了的烛台。烛台脚下那块木头发潮，碰一下就掉渣。
“她回来过。”
“谁？”
“阿妹。她在门口问过你。”
炳伯坐到太师椅上，拿杯盖拨茶叶。
“所以我才同你讲清楚。钱的事成伯会办。你别又叫小辈抬不起头。”
陈德看了一会儿那张反扣的纸。
他伸手要拿，炳伯按住，杯子跟着倒了。茶从阿兰两个字的位置透过去，陈德把纸揭起时，只揭起一半，另一半粘在桌面。
“你毁过多少张了？”
炳伯起身，叫他出去。
陈德没有出去。
后来供桌的红桌裙掉下一角，椅子翻了。炳伯被拖倒在椅边，陈德站在供桌另一头，脸上有一道新划的血。
厅里的钟照常走。
炳伯半边脸贴在地上，鬓角的白发沾了香灰，喘得厉害。他张了张嘴，叫了一声德仔。
那声叫得很轻，像小时候。
陈德的手停了一下。
他想起阿兰走那年，炳伯来过家里。那时候炳伯还年轻，进门先劝他母亲，说哭也没有用，孩子要紧。他劝的是息事，可他也确实帮过——阿兰走了以后，炳伯让人往家里送过两回米，说是族里的份例，其实不是，是他自己添的。
陈德知道，炳伯不是动手的人。炳伯只是守规矩的人。规矩把他姐姐的名字守没了，可炳伯自己不知道。
他蹲下去，把椅子扶回原处，又觉得不对，重新放倒。他拿起桌上另一张未写的红纸，看了一会儿，放下，换成自己随身的浅蓝格子纸。
他写完一句话，把纸压在香炉下面。
既然没人开口，那就由我来说。
他点了三炷香。
这次他站在正中的牌位前，从香烧到短了一截，才走出侧门。经过管门人的房间，他停下来，里头有人咳嗽，也有人把收音机调得更响。
潮剧唱到一句长腔。
陈德继续往前走。
第二天，来送菜的女人发现院门没闩，喊了两声炳伯。她先看见供桌缺了一块，才看见地上的人。
香炉前有个黄纸包，包了给新春修祠堂的捐款，她没去碰。她跑到外头叫人，叫来的是炳伯的大侄。
侄子看完人，先看香炉。
压着的纸只露出半行字。他抽出来，脸变了，往衣襟里一塞。有人说留给警察，他低头去扶炳伯，用肩膀挡住纸藏在哪里。
菜妇说了第二遍。
“刚才有张纸。”
没人接她。
等派出所到了，她又说一遍。大侄说院里日日有废纸，拿去点火的，谁晓得哪张。
她不肯点头。
“香炉下面那张，蓝格的。”
民警让两人分开站，拿本子记下，又不许人进偏房。侄子这才说纸没烧，还在，说怕晦气，想收起。
纸被取出来时，揉过的地方渗着他的汗。
这次总算没有吞掉。
当天午后，祠堂门口摆起两张长凳。人不进去，就坐在外头讲死者如何厚道，捐过多少路，帮过谁家的病人。
一个戴草帽的老汉站着听了半天，问了一句。
“阿兰那件事呢？”
长凳上三个人同时看他。
其中一个说，你饮多了。
老汉没有喝酒，帽沿压着白头发。他用手指刮去鞋底一块泥，低声说，当年不也是在这个厅里。
坐着的人让他回家去。
几步外，晓芸抱着外婆的旧户口册，停在巷口。她来送管文书老人要的补件，半天里只听见路人说炳伯死了。
她没有听见老汉前头的话，只听见那两个字。
“哪个阿兰？”
长凳没人起身。
那个老汉转过脸，看见她抱着的册子，慢慢把草帽重新戴好。
“你阿妈。”
他吐字很轻。
晓芸往前一步。祠堂门里有人喊不准靠近，她就站在门外，不再往里看。
“我阿妈的哪件事？”
老汉抬头，嘴张着。
街口有人放爆竹，几声连在一起。他等那几声响完，也没把后面的话接上。
警察进场
许锐到峡山，先问了三次谁看见。
第一次在阿厝的旧住处，对方说大家都晓得他赌。许锐问哪一个人同他赌过，房东说这还用问。
第二次在春姨铺前，卖纽扣的说她讲话得罪人。许锐要她举一个当面发生的例子，她讲到一半，又说死人就不讲了。
第三次在祠堂，炳伯侄子坐在门边，说叔父一辈子心善。许锐把那张香炉下取出的纸摆在他面前，问为什么心善人的侄子要藏它。
侄子说怕被人看去，损了叔父体面。
许锐把话逐字记下来，叫他看清再按印。
他从汕头市区过来支援，一位老刑警同他分着跑，镇派出所另派两人查人际关系。他能听懂街上的话，却听不懂每一句后面为什么跟着别问。
他不是这条街长大的，可他认得这种“别问”。
他小时候住汕头老市区，楼下有一户人家，姓林。那家女儿有一年不见了，左邻右舍都说是去了外地做工。他问奶奶，奶奶说，别问。他后来才知道，那家女儿是被家里人送走的，送去了哪里，没人肯说。奶奶那句“别问”，他记了很多年。
所以他知道，“别问”两个字底下，压着一个人。
三案卷宗摆在招待所床上，压住半张席子。
法医记录里，死因都指向颈部受压。工具来源不同，现场均留了字，但第二张只剩不完整的纸片，不能凭传说补全。第一案现场提取的一处掌印，模糊到不够比对条件。有人说三案指纹相同，许锐让记记录的人把这句话划掉。
“还没确定的，别替它确定。”
第一案留下的问句写得端正。
第三案的纸上有摁压的折痕，钢笔从既然两字开始，墨色深浅一致。第二案那一片，只辨得一个名字的半边，纸质送去检验。
镇上有人告诉他，这种字去渡船口找先生，谁家请帖都在那里写。
许锐收起字条照片，先去看了十来家铺子的账据和信。
同一个人写的字，确实到处有。
招牌、收条、悼文、问儿子为什么不寄钱的家信，都有类似收笔。他若光凭字抓人，半条街都能拿出自己请人代写的证明。
他让同事查三位死者早年的来往，又翻出阿厝案里一个未落实的人名。
阿虹。
报案记录没有她，租屋记录上只有个虹字，暂住材料也没补齐。屋主说后来去了香港，手续自然没接着办。
许锐问她用哪个证件走的。
屋主说他又不查出境。
问那时谁来拿行李，屋主开始骂，说拖欠的屋租都没问警察要，现在倒来怪他。
许锐等他骂完，记下了锁匠名字和搬进去那两个货工的去向。
经过烟摊，他买了包烟，顺口问阿虹从前在不在这里买东西。
老头问是哪一个。
许锐说蓝布包，外地口音。
老头低头数烟盒，好一会儿才说来买过针线。
柜子里摆着烟，也摆着便宜的梳子、邮票和针线板。
“哪时候？”
“下雨天。”
“买了什么针？”
老头终于抬头。
“警察连这个都问？”
“能记起的讲，记不起就记不起。”
老头说那天她拿五角钱，他找了一角，用个小纸包裹着零钱，怕她丢。许锐问那张纸还认不认得，老头摇头。
他没把一句生意细节写成看见杀人。
走到渡船口，先生在替一对母子填包裹单。
孩子催母亲快些，说邮局要关门。先生问包裹里哪几样，母亲说都是吃食，他仍让她逐样讲，把一小包药另外写清。
许锐在旁边等。
母子走后，他出示证件，把三宗案的时间讲给先生听。
“那几夜，你在哪？”
“有时在这里，有时回屋。”
“能证明的人？”
“替人写到几时，客人晓得。余下没有。”
许锐把他的住址记下，没有替他补齐那几夜。
先生问纸上是什么，许锐让他看第三张的照片。
他看了很久，问原件在不在。
“在。”
“那就好。”
许锐把照片收回。
“你这边见过可疑的人吗？”
“有啊。我。”
身旁等写信的船工笑了一声，说先生会讲笑话了。先生没有笑。
许锐把本子重新打开。
“为什么说你？”
“你找的人，可能也是写字的。”
“这张是你写的？”
先生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说有些字他写过太多遍，得看原纸。
许锐记下他的原话，又问是否认识阿兰。
先生放在桌上的手没有动。
“谁说到她？”
“我问你认不认识。”
“认识。”
后头有人拿茶来，说许警官辛苦，叫先生赶紧写，别妨碍办案。许锐让那人把茶放远些，继续问。
先生给了几个时间和去向，讲到阿兰为什么去流沙，停了下来。
许锐没有把流沙写成香港。
天晚，他在老屋巷口遇见晓芸。
她已经回厂做过一个月活，又赶来住了十来天。秀琴替她办了停薪，床位留到年后。若还不回，工头要找人顶她机器。
这些许锐都是后来才知道。当时她只问炳伯案是不是同阿厝有关。
他反问她为什么这样想。
晓芸讲了市场上两家的死，讲了祠堂门口那个阿兰。说到来信，她从包里取出来，先问能不能拿回来。
许锐看完，把信原样归还，另记了落款和转递的邮工名字。
他给她一张印了办公电话的卡，背面写传呼台号码。
“有事请台里转告我，留你旁边的电话，我回过去。”
晓芸把卡夹在照片后面。
“我成伯说，找到我妈也未必好。”
“找到以后怎样，你自己定。现在先弄清在哪里。”
他走到街口，烟摊老头正同她打招呼，叫她得闲回布吉，把厂门口那家粿条的价问问。
晓芸停住。
许锐也停了一下。
老头立刻说自己从前常往深圳跑，随便讲讲。
回去路上，许锐又在本子上添了一行。那一行写得很窄，没有下结论。
先生的夜晚
陈德给自己写过两张状纸。
第一张在一九七〇年。
姐姐抱女儿拍完百日照没多久，阿厝领了一个男人来家里。母亲给那人泡茶，让陈德去河边买鱼，嘱咐称足斤两。
他买鱼回来，姐姐坐在灶间，怀里空着，袖口缝到一半。母亲把孩子抱到里屋，成伯在桌边说，人不能这样卖。
他以为这句话说完，事情就会停下。
阿厝让成伯小声些，外面还有人。母亲说家里欠着钱，阿兰又这样，谁来替她收拾日后。
成伯把手放在茶碗上。
“总要问她肯不肯。”
母亲朝灶间叫了一声，阿兰，你讲。
姐姐抬起头，说明天还要喂奶。
没人接她这句。
那张纸最后挪到成伯面前。他说自己没拿钱，为什么要按印。阿厝说正因为他没拿，亲戚作个见证才稳当，免得以后扯不清。
陈德站在门边，鱼还在草绳上动。
他看见成伯的拇指从印泥上离开，压到纸上。指头按歪了，阿厝让他再按一次，成伯就换了个位置。
两个印子，一深一浅。
姐姐第二天被带走。
陈德跟到码头，被母亲一把拽住衣领。她说你要敢再多事，阿妹也让人抱走。
他回头看见孩子在屋里哭，停了一步。姐姐就在那一步里上了船。
那张状纸是第三天写的。
他在灯下写明姓名、去向和卖人，跑去派出所。接待的人问他几岁、谁当家，又去镇里找人问。炳伯跟母亲一道来，讲完又劝陈德，先回去，不要把家务事闹到外头。
民警在簿上记了几行，让他们回去把事情说清楚。
陈德站在门口，说姐姐没有说肯。
母亲在路边把孩子递过来，叫他抱。
他抱住了。
回来过祠堂，炳伯要他拿那张状纸。陈德没给，炳伯说字是他自己写的，丑也是他自己往外扬的。
他在门口把纸撕了。
碎片往地上落，他又蹲下去捡，不愿让旁人看见卖字。那一张，他最后连自己也没留下。
回家以后，他还想过，差一点，自己就把姐姐救回来了。
母亲叫他去买盐，他拿了钱，绕开派出所那条路。
那一年他十七岁。
十七岁以后，他学会一件事：话要写给别人看，才算数。写在心里的，不算。他替全镇的人写了二十六年字，别人的话都有人接，只有自己的话，一直压在心底。
清早有人来请他写祭文。屋里死了老人，孝子报了一串名字，请他按辈分排。他问，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孝子想了想，说按生年排，又想了想，说还是按亲疏排。他不催，等孝子自己定。纸铺开，他写一笔，停一笔，墨磨得刚好。
晌午来了个老人，要写祝寿帖。寿星是老人自己，虚岁六十六。老人说，写六十六，别写六十七，六十七不吉利。他依言写了，老人又说，落款要写“儿孙敬上”，可儿子在外头没回来，写“儿孙”会不会招人笑。他说，写了，儿子就回来了。老人把纸卷好，付了钱，走时念了两遍帖上的字。
傍晚，有个女人来请写家信，说儿子半年不给家里钱，外头都传他换了老婆。她骂了许久，最后说还是写一切都好，免得儿子烦。
陈德取了新纸。
他每天替人写“一切都好”。这四个字，他写得比自己的名字还熟。写多了，他慢慢明白，那四个字不是谎话，是撑——把坏消息压住，把日子撑起来。写信的人知道，收信的人也知道，可两个人都当它真，日子就能过下去。
只是轮到他自己的话，他撑了二十六年，也没有撑出那句要说的话。
第二张在一九九四年，阿虹不见以后。
他写到第三行，搁了笔。码头后巷那几扇窗，他一户户认得，白天经过时，每户都同他打招呼。
他把写好的头三行撕成小条，拿去生炉子。
火刚点起，有个女人来请他写信，说儿子半年不给家里钱，外头都传他换了老婆。她骂了许久，最后说还是写一切都好，免得儿子烦。
陈德取了新纸。
炉里那半个虹字卷起来，很快就黑了。
他把一切都好写在另一个人的信上。
夜里，许锐走后，他打开旧木箱，取出四只退回的信封。
第五封已经到了，他不能再把它同这四封叠在一处。
第一封写于一九八九年。姐姐托人捎来话，听说阿妹往深圳做工去了，让他问一问住在哪条街，钱再攒些，就过去看。
他写了，封面只有布吉和一个旧厂的模糊叫法，托熟人带。熟人回来，说查不到。
隔年他去流沙，才知道姐姐已经死了。
郑坤带他上后山，指一块凹下去的地，说埋在那里，病死的。他问临死讲过什么，郑坤说做活的女人就是操心，什么都问。
他蹲下，在那块地旁摸到一小片带花的碗。雨水把土冲开，碗边亮着。他记得姐姐生前喜欢把咸菜盖在饭上，怕弟弟只吃白饭。
他问能不能带她回去。
郑坤说埋都埋了，要什么钱。
后来收了钱，才不再拦他。
陈德请人迁回姐姐，选在渡船口外。一条小路从堤上下来，面向旧船靠岸的地方。他给她埋好，去找过一块石头，搬到半路，又放回了河滩。
立碑要写名。
他没想好给乡里怎样讲。
于是第二封仍写一切都好。
第三封也是。
姐姐在世时托来的那句话，被他用到第四年、第五年。封口时，他知道自己让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继续等女儿回信。
他还告诉自己，总要先找到阿妹，见面才好讲。
桌上那张新信纸空着。
屋外有孩子叫先生，说母亲让他明早去写一封，二哥从海南寄钱回来，要谢。
陈德答应了。
孩子跑远，他取下墙上的旧镜子，擦去一块灰。镜里人的头发已经花白，嘴边还有一道年轻时被鱼钩划过的疤。
他看了许久，把镜子重新挂回去。
阿兰名字被母亲划掉那天，他也在这间屋里。
母亲拿了旧户口册，把纸压在掌下。陈德说下面还有字，她便叫他拿另一支笔来。他拿的是那支出墨最足的。
三道线，划得很黑。
他给全镇的人写了二十六年字，记得别人儿子的生辰、兄弟的分家、欠账该留几分脸。他常能先替客人想好，下句怎样讲，才不会太难堪。
自己的下一句，他一直放着。
窗缝外，老屋的灯还亮。
阿妹回来了。
他却仍旧没有告诉她，母亲死在一九九〇年的正月之前。
认亲
晓芸把照片放在先生桌上，压住了他刚写完的信封。
“先生，你认识我妈妈吗？”
他看着照片。年轻的阿兰被阳光照着，领口有一道不平的针脚。
“她是我姐。”
来取信的人正好走近，听见这句，停在棚柱后。晓芸等那人离开，才把小凳拉过来。
“那你是我舅舅。”
“是。”
她没有叫出口。
河对岸有人卸砖，一只空筐翻下船，碰到船舷。陈德将信封从照片下面抽出来，想让出桌面，她伸手按住。
“先别忙别人的。”
他松了手。
“你为什么不给我讲？”
“你来时，我想等你把屋的事办完。”
“办完我就走了。”
他点头。
晓芸把包放在膝上。里头有那封折了许多遍的信，有秀琴后来寄来的两件衣裳，还有一本写着工钱的练习簿。她回来第三晚就去补了假，月底回厂结算，等到祠堂出事，又向工头请了停薪。
她原本可以按每个人的说法离开。
“信里说我妈要来看我。她在哪里？”
“离过流沙。”
“我问现在。”
陈德看向码头外那条小路，没有说话。
她顺着他的视线看，只看见一丛长得很高的芦苇。
“这张照片，谁抱我去拍的？”
“你阿妈。她自己抱去的，说你满一百天，要留张相。衣领是她连夜缝的。”
“外婆说她生下我就走。”
“她住到秋天。”
“那照片为什么压在课本里？”
“你外婆不许摆。后来我拿给你。你六岁那年，刚学认字，让我在后面写上。我以为你记得。”
晓芸记得一点。
一个人把照片夹在本子里，教她把手洗干净，摸相片只摸边。外婆回来，她赶紧把本子塞进衣箱。她一直以为是哪个来家里写信的先生。
小时候，外婆让她别同码头的人乱讲话。她背着书包走过去，桌前有男人招手，她便低头绕远。
“你那时认得我。”
“认得。”
“为什么只招手？”
“你外婆把你带大，不愿我过去。”
她拿照片的手压得很紧，纸边在指头下弯起来，又被她一点点放平。
“她不愿，你就不讲。”
他把装墨水的小纸盒移到桌角，露出下面一块浅色的木头。
“我来过两次。一次你发热，你外婆在外头买药，我想坐到她回来。她回来便把凳子拿走。第二次，你已经往深圳了。”
“后来你写信。为什么不自己送去深圳？”
陈德的视线落在她工厂寄来的帆布包上。
“我怕。”
“怕找不到？”
“怕找到了。”
这回他把话说完了。
晓芸没有立刻问下去。她在厂里见过一种工人，机器声音稍微不对就关电，等修机的人来，自己站得远远的。等得久了，工头一说又能用了，他们也信，明知那台机器昨天还咬断过针。
她不想再顺着那句怕讲下去。
“你自己有没有话要同我说？”
陈德低头去看两人的鞋。她鞋面上有一段补线，针脚偏粗，是用做厚布的线缝的。
“明天再来。”
晓芸把包搁到地上。
“我不走，你说吧。”
来取信的人又走近，陈德把写好的信交给他，说今日不接了。那人望了晓芸一眼，没再说催人的话。
陈德拉过另一张凳子，让她坐在棚里一些。
“你阿妈没有去香港。”
他先说这句。
再说流沙，郑坤，一张按过手印的纸，说姐姐上船时，孩子在屋里。他看见她站在船上，手伸在胸前，那位置本来抱着晓芸。
晓芸问是谁让她上船。
他把阿厝、母亲、成伯的名字依次说出，又说炳伯后来来家里，春姨到处讲她跟人跑了。讲到自己去派出所，他把手放到桌下，藏住掌心。
“他们叫你回去，你就回去了？”
“我抱着你。”
她看了他一会儿。
“别拿我当那一步的缘故。我那时连路都不会走。”
他抬起头，脸上的那道旧疤被扯得发白。
“是。”
河风把信纸卷起一角，他没去压。
晓芸问那张报案纸还在不在，他说撕了。她问有没有别的记录，他说派出所记过，后来再没看见。
她从照片后面取出许锐的卡，放在纸上。
“那去找。”
陈德盯着卡片背后的号码。
“你会恨很多人。”
“我已经在恨一个假的人了。”
他没听懂，或没有立刻听懂。她把母亲那张照片翻到正面，脸朝着他。
“我恨她为什么不回来看我。恨了好多年。你们知道她没法回来，还让我接着恨。”
码头有两名搬货的站住了，听见些尾音，又继续往桥下走。
晓芸蹲下取包，没有走。她把许锐的卡重新拿起，问哪里有公用电话。
陈德给她指了烟摊旁的那一部。
她走出棚口，又停了一下。
“你写过我妈自己的话没有？”
“写过。”
“不要改成好听的，给我看。”
陈德望着她。
这是她那天最后向他要的一样东西。
被划掉的名字
旧册子是晓芸亲手交给许锐的。
她先前拿它去祠堂补房屋手续，只看有房屋和外婆名字的两页，老人说不够，仍要房契。她把册子带回屋，搁在枕头边，一放就是几个月。
里面靠前的一页有三道黑线。
线下隐约透出一个兰字，后头写着一九五〇年生。
晓芸用指甲轻轻压纸，想让字透出来。许锐让她停下，拿一张干净纸垫住，再让人照相。他没有立刻把册子拿走，先问这本东西一直放在哪里，经谁的手。
她讲完，问划掉是不是就算这人不在了。
许锐说不算，家里保存的旧册也不能代替派出所的记录。
他们等了三天，才把底册和几处迁出登记找齐。
一九七〇年的字写得很密，纸边长了小黑点。迁往地址一栏空着。后来补注的一行说外出，来源注明亲属口述。
许锐指给晓芸看，只指原字，没有用手蹭。
“这里能证明有人这样报过，不能证明她自己这样走的。”
他去找当年做登记的老人。老人已经卧床，儿子扶他坐起，他戴上眼镜看了很久，承认字是自己的，却记不清是谁来报。
许锐没逼他想出一个名字。
回程，镇上的同事说二十六年了，许多事总会记岔。
“所以分开问。记得多少是多少。”
他们又翻接待登记。
那一年剩下的两本有一本被水泡过，后半本粘住了。管档的人说整本掰开会坏，先让他们看没粘的部分，再找人处理。
许锐一行行抄。
第五天，他在一页底部看见陈德两个字，后面有胞姐、流沙、家庭纠纷的字样。接待者姓林，没有处理结果，旁边另补了长辈领回四字。
他先把这一页复制留档，又去核林姓民警的去向。
那人退休后搬到汕头，同事给了一个地址。许锐托市里去找，没有等回音就拿着照片去了渡船口。
陈德这几天仍按时出摊。有关阿兰的消息从晓芸走过的巷子传出来，又被人改成她要讨祖屋，她妈妈以前留了钱。
许锐让排队的人先等，站在棚外问话。
“陈德？”
先生缓缓抬头。
旁边一个小孩看过来，他母亲拉住他的手，低声叫别指人。
许锐没有叫先生。
“你是不是这个名字？”
“是。”
他将旧册照片和接待记录放在桌上，问陈德那天报的到底是什么。
“卖人。”
他答得很轻。
“卖谁？”
“阿兰。我姐。”
“记录里写家庭纠纷。”
“我讲的卖人。”
“有人跟你到过流沙，见过她在那里吗？”
陈德报了一个替人赶车的老汉，随后说人已死多年。许锐记下，又问有没有书信、票据、账或知道去向的人。
陈德说成伯应当留过纸。
“你为什么现在才讲？”
陈德望着那三道线，问许锐怎样晓得自己这次讲的就是实话。
“我会核。你在这里替人写了二十多年，许多消息从你这里出去。你是一个源头。你讲的话错了，会跟着错一街。”
先生把照片上的名字重新看了一遍。
“我妈划的。”
“你看见？”
“我在场。她叫我拿笔。”
“你说过什么？”
他把掌心压在膝上。
“没说。”
许锐起身时，陈德叫住他，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一下，最终只说旧册上生年写错过一回，姐姐比自己大两岁。
许锐把这句也记了。
“还有，想起就来讲。”
他收走复制件，没有留下暗示性的问题给旁人传。
那晚，晓芸在派出所的小房间里看册子照片。
她已经知道那个字，放大以后还是想用眼睛再认一回。黑线横过偏旁，把一个好好写在纸上的人分成几段。
许锐给她一杯水，放在够得着的地方。
她没拿。
“我小时候摔断过手。”
许锐等她。
“外婆送我去看，给我买糖。我在这里长到十八。邻居结婚，我去端过菜。那时候他们都认得我妈？”
他不能替所有人点头。
“有些人知道一段。还要逐个问。”
晓芸低头，把照片翻到背面。背后是白的，她翻回来，又翻过去。
她试图把纸角放到桌边对齐，手总偏开半寸。
“我从来没问过。”
外头有人端饭进来，说菜要冷了。她听见瓷碗搁到窗台上的声音，脑中却是外婆把红鞋鞋带穿过去的那一刻。
她记得外婆好，也记得外婆说阿妈不愿带她。两件事都在，谁也没替谁让出地方。
许锐把另一把椅子搬到对面。
“今天可以先不看。你先吃饭。以后想讲再讲，不必跟我们跑。”
她抬头看他。
“你们已经知道她被卖了？”
“有人报过。现在要把去向和发生的事查实。”
她把水一口口喝完，杯口碰了两下牙齿。
“我要查。”
接待室门口有人来看她，说成伯在外头等，饭也带了。晓芸让人转告，自己吃过，明天去铺里。
她问许锐，若成伯拿钱来，是不是就算替她妈还过。
许锐将照片收进纸袋。
“你收不收钱是你的事。他做过什么，要另外讲清楚。”
回老屋，她第一次没有把照片藏进衣柜。
她把母亲放在桌上，拿一块干净玻璃压住，灯也留着。外婆那双黑布鞋仍在墙边，她绕过去，没有碰。
隔着天井，有人问夜里烧那么多灯不费电吗。
她说，费。
那人没再问。
第四案
成伯的钱匣里有一千八百四十七块。
都是旧钱，一沓一沓用不同颜色的布边绑着。有些一元票子已经换得发软，两个五角压在最下面，长了铜色的斑。
晓芸进门，他就把匣子端到茶桌上，连钥匙一起给她。
“不是布行的钱。你妈那份，我一直存着。”
“哪份？”
“这些年，该给她的。”
“卖她的钱？”
他把匣盖扶住，久久没有合下。
伙计在外头停了剪布，成伯叫他去吃早饭。伙计拿着钱走了，门口只剩半幅遮太阳的布帘。
“声音小些。”
“你也跟我妈这样讲过？”
成伯从匣底抽出一本小账，年份从七〇写起。前几页是零零碎碎的两块、五块，后来添钱的次数少了，最后一笔停在前年。
晓芸翻到开头，第一行有一笔二十元，旁边写成。
“你说你没拿钱。”
“那是我自己的。”
“为什么存进去？”
他坐下，把茶巾叠了两次。
“我帮不上她。总想往后回来，有一笔可用。”
晓芸翻到最后。二十六年薄薄的一本，不到她在厂里两年攒的工钱。她没有去数第二遍。
“回来哪天，你定过没有？”
成伯没答。
“我问我妈，你叫我别问。她回不来，这些钱给谁？”
他伸手拿茶壶，壶里是空的。
他把壶放下，告诉她那时候人人都难，家里米只剩一点，她外婆年轻守过寡，脾气急，又怕别人说女儿在外头有孩子。
晓芸问母亲有没有说要把她留下。
成伯摇头。
“她把你抱得紧。”
“那你怎么按得下？”
茶桌旁边的钟走了几下。
成伯没有立刻答。他望着那本账，像在翻一件放了很多年的旧衣裳。半晌他说，那年他二十九，刚接手布行，欠着布庄的货款，连伙计的月钱都要赊。阿厝说，作个见证，一句话的事。他那时候以为，见证就是见证，不是帮凶。
“你后来去过流沙吗？”
成伯的手在茶巾上停住。
“去过。”
“几时？”
“八一年。送货到普宁，车坏在流沙镇外。我修了一下午车，修好了，往镇里走了半条街。问了人，郑坤家在哪。那人指了方向。我走了一半，又回来了。”
“为什么回来？”
“我怕看见她。她若问我，妹仔好吗，我说什么。她若问我，当初那印，你怎么按得下，我说什么。”
“你连问都不敢问，钱倒一年年存。”
成伯没有反驳。
他那时想，总有一年，等布行缓过来，等孩子大了，等自己攒够一张脸，就去找她。等着等着，脸越攒越薄，路越攒越远。他往匣子里添钱，添一笔，就当自己还没忘。
他终于把藏在账本夹层的一片纸取出来。纸套在半透明的旧包装里，拆出来，沿折痕分了几段，却没断。
晓芸先看见两个相邻的手印。
再往上，阿兰的名字被写成阿莲，年二十，随郑坤去流沙。没有婚书该有的样子，几行字下只列钱数、中人和见人。阿厝的名字在左，成伯在右。
“你们连她的名字都写错。”
成伯凑近，似乎也才看清那个莲字。
“是阿厝叫人写的。那人听错了。”
“你看过。”
“我那时说，卖人不好。”
她把纸放回桌上。
“然后你又按了一次。”
成伯捏着那层包装，手一直没有放平。
外头货车倒车，吵得人要提高声音才能接话。晓芸没有提高。她告诉成伯，这张纸得给警察，钱先留着，别再添，也别再少。
“我去同许警官讲，你自己来交。”
他看看门口，问能不能明早，今天还有一个客人的账要结。
她说今日。
成伯站起来，把房契和修缮单也找齐，塞进另一只纸袋，说屋的事她自己去办，铺子不用留钥匙了。
晓芸接过去，把自己的钥匙从他的钥匙串上解下。
那串钥匙很沉，母亲的钱匣、铺子和祖屋，都挂在一起。
出门前，她说，表舅，你去讲，不要再等人死。
这是那天她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她走后半个时辰，陈德到了铺里。
成伯见是他，先把布帘放下一点，拿出那张纸。
“阿妹都晓得了。”
陈德看见桌上的钱，没有坐。
“你要怎样？”
“去讲。”
成伯从灶边提来一壶热水，往两个杯里倒。他的动作比平常快，说自己早想讲，外婆在的时候不敢，后来人不在了，又怕孩子受不住。
陈德听着，目光落在纸上那两个印子。
“你也讲过卖人不好。”
成伯把水壶放远。
“德弟，去派出所，你同我一道。”
陈德没有立刻答。他看那张纸，看那两个印子，一深一浅。他想起姐姐站在灶间说“明天还要喂奶”，想起母亲说“谁来替她收拾日后”，想起成伯说“总要问她肯不肯”。
全镇只有成伯说过那一句。
可成伯还是按了印。
两个印子，二十六年前按下去的。这二十六年，成伯往匣子里添钱，添一笔，就当自己还在还。添到今天，他要把那一句“肯不肯”补上。
陈德端起那杯茶，喝了一口。很烫，他没有放。
“去派出所，你同我一道。”他说。
成伯说，好。
后门有脚步，伙计回来取发货单，成伯隔着门说今天歇了，让他去客栈找老板拿余钱。脚步停一会儿，又走了。
布行里只剩两人。
傍晚，晓芸和民警过来等成伯。
茶已经凉，布帘没收。有人从柜台后抬头看见里面，随即退出来，撞倒门边一匹藏青布。
晓芸站在门外，被许锐拦住。
她还是看见一只手垂在椅边，拇指蜷在掌心。那层装旧纸的包装就在脚下，折痕断开一条。
柜台上压着另一张纸。
上面指名道姓，讲成伯按印、留钱、二十六年没讲清。末尾有一句。
你差一点就是好人。你把这句话留了二十六年，所以我替你说了。
纸上不再只有一个问句。
许锐将现场封住，让人分别记来往时间，另派人核陈德当日行踪。人从渡船口带回话，先生下午替人写了两封信，后来收了摊，谁都说不准他何时回屋。
夜里按访查时间排下来，中间有一段空白。
可一段空白还不能填成一个人的罪。
晓芸留在派出所做了笔录。她说成伯准备交纸，说过今日就来，桌上的钱总数是多少，她没有拿。
问到最后一次见面，她讲完那句话，自己停住。
许锐让她从离开布行后的去向接着说。
“我是不是不该催他？”
“你叫他把事情讲清楚，没有叫任何人杀他。”
她把脸转向窗户。
灯照着外头一排旧单车，后轮挨着后轮。她知道先生住哪条巷，也知道回老屋要经过哪里，眼下却不愿走。
许锐安排女同事送她。
临走，她把母亲那张照片从包里拿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母亲到死以前，有没有一天也等过这样一个说今日就来的人。
买家
许锐在流沙找到的是郑坤的坟。
一九九三年冬天病死，村里的死亡登记与家属说法对得上。亲属见到警察，先说做过的事情人死了就算，再问来找的是钱还是地。
许锐问阿兰。
那人把阿字听成外人一个姓，想了半天，说郑家没有这样的人。
同行的当地民警换了一个叫法，说瘸脚的兰。
“哦，那个。”
门边有人立刻认了。
许锐问这句是谁说的，让其他人先别替她接。说话的是一个替人缝衣服的老妇，住在隔壁。她把缝了一半的袖子收进篮里，跟民警去空屋坐。
她记得阿兰第一次跑，在来到第二年。
阿兰攒了几块钱，用一床旧被包着衣裳，天未亮去路口，没认清车站，走到修车铺问。修车的人认得郑坤，把她带回去，说怕生人来骗她。
郑坤当晚搬了两把椅子堵门。
“这是你看见的？”
老妇点头，说堵门的椅子中有一把借自她家，第二天还回来的，椅腿断了。
她还说过别的，许锐分清哪些亲眼见，哪些后来听来，逐条重问。老妇不耐烦，问怎么什么都要问两遍。
许锐把本子翻回去，让她看刚才说过的时间。
“因为这回会写下。”
老妇活了六十多岁，给郑坤家缝了二十年衣裳。她说阿兰刚来时，走路低着头，问什么答什么，像怕说错一个字。郑坤家饭桌上有她一个位置，可没人同她说话。她替人缝袋口、挑豆、洗衣，干活的钱有时归她，有时在郑坤手里。
“她认字吗？”许锐问。
“后来认的。她学认路牌，逢有人往东走就问，过峡山吗。”
“问谁？”
“问所有看着面善的人。有人答，有人不答。她也不恼，问完了，回去继续挑豆。”
老妇说，阿兰学写字，是村里一个念小学的男孩教的。那男孩放学，看见她蹲在墙根，拿树枝在地上画。他问她画什么，她说想写两个字，女儿。男孩说，你连笔画都不会，怎么教。她说，你念，我学。
男孩拿了旧课本给她。她不肯白拿，替他家补了两床被。
她学了很久。女儿两个字，先学女，再学儿。女字她写得快，儿字总是写不好，一横的位置差一点。男孩说，你多写几遍就会了。她写了满满一页纸，纸是包货的糙纸，背面印着字。
“她写得好吗？”许锐问。
老妇说，写得不齐，可认得出来是女儿。
第二次跑，邻村一个曾撑船的老汉知道。
他带警察走到旧渡口，水道早比从前窄，指了当年泊船的地方。他说阿兰已上船，给了钱，船还没离岸，郑坤赶来，说自己女人病了，神志不清。
“她讲什么？”
老汉说不大记得。
许锐问船上还有谁，他报出一个卖菜人的绰号，又说那人家搬到南边，可以去问。当地民警去找，午后把人带来。两人分开做笔录，阿兰说过的话终于补出一截。
她说，船钱已经给了。
她说，要回峡山抱女儿。
她被拉下去以后，船开了。
老汉没有看到后来的殴打。老妇看到她被抬回来，裤腿剪开，肿得穿不进原来的鞋。诊所当年的账簿还有一次出诊，姓记作郑，后面加一字妻，伤情只记右腿。
许锐没有把每一件事都写成同一天。
他在不同纸上圈出能对上的日期，留下对不上的，等进一步核。
阿兰后来能走路了，右脚落地歪一些。她替人缝袋口、挑豆、洗衣，干活的钱有时归她，有时在郑坤手里。
她学认路牌，逢有人往东走就问，过峡山吗。
老妇说她学会写女儿两个字。
“谁教？”
“我儿子念小学，拿旧课本给她。她不肯白拿，替我家补了两床被。”
问到哪一年，老妇记不清，去柜上翻一本旧日历。她在背面记米油和孩子开学日期，从其中一笔迁校费，才想起那是孩子读四年级时。
这些东西没有使她说得更好听，只让年份更窄一些。
老妇讲这些时，屋里很静。许锐的笔停了两次。他没有催，等她讲完，才问，她后来还想过走吗。
老妇说，想过。她学会写字以后，托人写过一封信，寄去峡山。有没有寄到，不知道。再后来她病倒了，走不动了，就不提了。
她又说起一件事。有一年，阿兰在渠边看见一个女娃，跟她的妹仔差不多大，蹲下去抱着不撒手。郑坤家的人说她发痴，她也不争，抱着那女娃看了很久，说，我家妹仔那时候也这么重。
“她记得她女儿什么样？”许锐问。
“怎么不记得。她跟我讲过，妹仔生下来头发就黑，满百日那天，她连夜缝了领口，抱去渡船口拍照。她说她女儿一哭，她就知道是要抱还是要喂。后来隔着这些年，她只剩这些可记了。”
老妇说到这儿，停了停。
“她讲得最多的还是那句，你住在哪条街。她到死都在问。她不是要一个地址，她是想知道，她女儿有没有一条街可以回。”
阿兰病重前，曾托这个老妇存一个布包。
郑家人后来清屋，她说不值钱，留在自己那里。陈德来迁坟时，她家正办丧事，人不在，回家得知，布包又藏了几年。
她从床板底下取出来，先问警察能不能找阿兰的女儿。
“我们就是为她来的。”
老妇这才拆开外面又包的一层旧衣。
一百一十三块六角。
小票子叠得窄，有两张被汗水粘住。外头裹着一页练习簿纸，写了几遍同样的两个字。
女儿。
最里面的纸条则是托人写的。
你住在哪条街？
下面夹了一个不完整的厂名，永，丰字只写了一半。
许锐拍照，让老妇看着清点，再封存。老妇怕一封就没了，伸手按住布包，说这钱得给阿妹，不能当来路不明的钱拿走。
许锐解释收条和后续领取，说她也会有一份。
她把收条从头读到尾，看不懂的地方让他念，最后才按印。
按之前，她擦净拇指，问手印会不会压住名字。
许锐把位置指给她。
回峡山那天下雨。
晓芸在派出所门廊坐着，裤脚打湿一圈。她没跟去，许锐说要分别访查，她去反而容易让证人顺着她的意思讲。她就留在这里，按他的要求写自己确实知道的年份和地址。
一九八八年进厂，初住后楼，后来搬到东边第三间。
她正写到这里，许锐进来了。
他先说郑坤已死，再说母亲的去世时间，还说病因现有材料不足，不能照邻里一句病死就下结论。
她坐着听，问是谁埋的。
他说最初葬在那边，后来陈德请人迁回，帮忙的人和来往账都找到了，确切地点还要问陈德。
“他一直晓得。”
许锐点头。
她把钢笔帽盖错一端，笔尖顶到塑料，留了一个黑点。她擦不掉，干脆把笔放下。
许锐把布包照片和纸条复制件递给她，说明原物还要留作证据。
晓芸看见一百一十三块六角的清点数，先笑了一下。
“这钱从普宁过来，还够。”
没人答话。
“再转一趟车就到布吉。她晓不晓得从哪里转？”
许锐把老妇那句逢人问路的话讲给她。
她盯住那个写了一半的丰字，伸出手，指头悬在纸上。旁边那行问街名的话，字写得比正文小，最后留了一点空，像等人接着填。
她拿出自己写好的地址，压在复制件旁。
两张纸隔着很窄的一道缝。
“我一直在这里。”
她说的是自己那张纸。
许锐把雨伞立在门边，伞尖的水积成一小摊。他等晓芸看完，将纸按她要的顺序重新放好。
临走，她问老妇还在不在原屋，能不能回一封信。
许锐把完整地址写给她。
这一次，纸上有村名，有门牌，有收信人的全名。
交信
门缝里塞进来的信，比旧的厚。
晓芸听见纸擦过地面，立即披衣下床。院门外脚步走得不快，走到井边停了一下。她把门拉开，陈德站在雨后的巷子里，肩头沾了一点墙灰。
“为什么不敲门？”
他看着她手里的信。
“怕你睡了。”
她没有同他争，侧身让出门口。
陈德进屋，看见桌上压着玻璃的照片，站住。晓芸拉开凳子，让他坐。她把信拆开，没有背着他。
里面先是一页按年份写的事。
一九七〇年，阿兰被带到流沙；后来托哪些人找过弟弟，两次逃回听谁说起，哪些是陈德亲见，哪些是姐姐后来讲的。他写到自己到流沙见过她三回，每一回都被郑坤盯着，说不到几句话。
第一回，姐姐还住得下。她问阿妹胖了没有，他说胖了。她笑，说胖了好，胖了有福气。
第二回，姐姐的右脚已经不对劲，坐着挑豆，一盆豆从早上挑到天黑。她把好豆拨到左边，坏豆拨到右边，问阿妹在学校好不好。
陈德说已经去做工了。
她愣了一会儿，问那么大了？
她记的女儿，还停在别人捎来的零散话里。一回说学写名，一回说升班，再一回便已经离乡。她从来没收到过一张长大的照片。
陈德告诉她深圳两个字，她叫他写在纸上。旁边人说又不是去见大世面，年纪这样了，别折腾。
阿兰把纸折进衣里，继续挑豆。
第三回，她已经病着。她拉陈德的手，说你替我给阿妹写封信，问她住在哪条街。陈德说，写了。她问，寄得到吗。他说，寄得到。她点点头，没再问。
信的下一页，附着四封退回的信。五封里最晚那封在晓芸这里，陈德按前后编了次序。
第一封的日子比母亲去世早几个月。
晓芸翻第二封，又看第三封。
她将自己收到的一封放到最后，五页纸从桌边排到照片下面。
“后面这些，你晓得她不在了。”
“晓得。”
“为什么还写她一切都好？”
“我想先找到你。”
“我找到你，你还是这样写。”
他点头，手放在膝上。
信里有一段被划过又重写。写的是把姐姐带回练江。最初他写已经尽心，后来整句划掉，另起一行，说坟没有碑，因为自己不敢写她的名。
晓芸盯住那一行。
“差一点又成了好话。”
陈德伸手要把纸叠起，她按住。
“划过的也留着。”
她想起第一天来，自己坐在这人对面，也说了一切都好。他当时停住笔，那一点墨，原来落在那里。
她把给秀琴那封未寄的信找出来。信封还留在包夹层，邮票没买，她忙着找母亲，忘了寄。
她沿一切都好几个字划了一道，不再往下改。
“我不想再猜哪句是旧的。她临死讲过什么，你真听见的，有没有？”
陈德摇头。
“我去时，已经埋了。”
她把笔搁下。
这句话比他替母亲写过的任何平安都短。
最末一页是坟的位置。
从旧船口往下，第二处排水沟外，沿一棵被雷打过的榕树走。坟前放一块船上拆下的方木，每年汛后他都换，面朝旧渡口。
纸边另标了新桥的方向，旧船位用一个小圈圈着。
晓芸把信折好，问现在能不能去。
陈德看看外头，说地滑。
她穿上胶鞋，把照片从玻璃下取出，用布包住。
“你带路。”
走过写信棚，她让陈德先等，去公用电话拨了许锐的传呼台，留下一句话和老屋巷口电话号：阿兰的坟找到了，有信件要交。
夜班守电话的人说许警官已经歇了，她说请照常转，自己明早再来。
陈德站在棚边，没有阻拦。
江边的路比她想得短。
第一处沟边堆着染过颜色的碎布，第二处有一段新垒的石墙。他们绕过去，榕树剩一半，断面上长了几朵灰菌。再下几步，陈德把手电照到地上。
一块方木横在草中。
他俯身拨草，泥上露出细细的蚯蚓洞。方木换过不久，比周围的杂物干净，木纹里有雨水。
“这里。”
晓芸没有立刻跪。
她站在一臂之外，低头看这块低得几乎与地面齐平的土。她第一天沿河找路时，可能就从堤上经过，脚下隔着几尺泥和乱草，母亲在这里。
她把手电接过来，照了照左右。
“面朝哪？”
陈德指旧码头。
她沿那个方向看。桥上有货车过去，车灯从岸边扫过，坟前的木头亮了一下。
她蹲下，把照片展开。
“我来了。”
说完，她低头把照片上的水滴擦去。布越擦越湿，她就把相片夹进衣内，空着的两手放在膝上。
母亲见过的是一百天的她，和几次不知道谁说给她听的长大。现在她不知道该先讲哪一年，只能从最近的工钱说起，说永丰厂搬过一回，自己已经能看机器，二车间的秀琴帮她留着床。
说到床位，她终于停下。
母亲问过的地址，她可以背得完整，连后门有家修单车的也知道。
她蹲得太久，起身时膝盖打颤。陈德伸手，她让开了，扶住榕树自己站稳。
“别扶我。先把她的名写出来。”
他看着那块方木，答应一声。
她转回坟前，问母亲身上有没有能认的东西。他说迁回来时保留了一个旧发夹，形状写在信里，帮忙的人还认得。
这些事要给警方核，她一件件问完。
走回堤上，天边泛出一小块灰。陈德问她还愿不愿叫他舅舅。
晓芸站着，把胶鞋里的泥倒出来。
“你是我妈的弟弟，这个改不掉。”
他刚抬头，她接着讲。
“杀人的账警察会算。欠我妈的这些话，你今天还了。其他的，别叫我替你收起来。”
他没有再问。
晓芸把母亲的信放进包，和许锐给的那张卡挨在一起。
天亮，她去派出所，交了五封信、陈德新写的几页和坟位。她自己留了复制件。许锐逐项收好，约她回老屋核别的材料。
她又问立一块碑要找哪里的人。
许锐给她指了石料店的方向，没有说立了就会好些。
碑
石匠先问死了几年。
晓芸说六年，停了一下，又说有些日子还在核，碑上先不写生卒。
石匠要了一张纸，问名。
“阿兰。”
“陈什么兰？”
“陈兰。先写陈兰，我再给你下面的话。”
她把母亲的名写得很大，写完，觉得笔画里那个兰字不够正，又重新写一遍。石匠说看得懂，让她不必着急。
店里有现成切好的小石料，用来刻门牌和界址。她挑了一块没有花的，说字要让过路的人看清，不能轻轻一脚就踢走。
石匠拿尺量给她看，许她两日来取。
她回去找了两名做泥水的，清开坟前那片草。方木交给陈德收起，现场经警方拍照查看，旧埋位置不动，只在前方垒一个浅基座。
有人从堤上经过，问给谁做。
泥水工说不知道，女人给了钱。
来的人看见晓芸，立刻认出，说她母亲又不在这里，做这个不吉利。
“她在。”
那人站在上面，手里拎着两只活鸡，鸡脚偶尔踢一下。
“你要先同老人商量。”
“同哪一个？”
他报了几个人名，报到炳伯才想起人已经死了，剩下半句没有接。
晓芸把一桶水提到基座边。
“我给我妈立个名字，不用他们点头。”
那人提着鸡走了。
中午，有两位亲戚去老屋找她，说碑上的话不要伤及整个乡里。阿兰是可怜，但过去哪家没有难处，做女儿的留些转圜才好。
晓芸让他们看自己写的三行。
她到死，
都在问：
我女儿住在哪条街？
最下还有一行小字，如果有人知道答案，请告诉她。
石顶留母亲的名，字不比问题大。
亲戚看了，说这样越发叫人难做。
“哪里不真，你指出来。”
有人想说她不晓得阿兰临死是不是真这样。晓芸把布包里那张纸的复制件摆到桌上，许锐的收件回执压在旁边。
“这话是不是，她自己留过。你若知道别的，也给我讲。”
亲戚没有再留饭。
两日后，碑运来。
没有吹打，石匠带一把小锤，把底面不平的地方敲掉，两个泥水工扶着放正。晓芸站远一点看，说偏左了，石匠便让人再转半寸。
最后那一转，问题正对着从镇里下来的人。
陈德在旁边等了很久，手里拿三炷香。
晓芸先点了自己的一炷，把母亲照片的复制小相靠在碑脚。原相她收在衣袋，没有让潮气浸它。
陈德等她站起来，才上前。
他跪下时没有开口，香头被风吹偏，灰落在碑前一小块干地上。他把香插稳，叫了一声姐，声音比问别人邮路还轻。
当天午后，碑边多了两只小橘。
傍晚多了一只盛过茶的杯，有个缺口，晓芸没收。
卖烟老头第三天才来。
他把摊子交给儿子，沿堤慢慢走，见晓芸在清泥，停在两步外。他手里也拿了香，三根扎在一起，外面缠一小圈卖货用的橡皮筋。
晓芸让他先拆开。
他拆了，橡皮筋套在自己拇指上。
点香前，他盯着碑上街字，念了好几遍。后来弯下腰，对着土说了一句。
“布吉，东边第三间。”
晓芸手里的小铲停住。
他没有看她，香拿在手里，头垂得更低。
“那年我去过，是后楼搬过去那间。门上挂着一件黄衫。阿妹在机器边，没看见我。”
“你什么时候去的？”
“八九年。给阿仔送货。”
“我妈怎么会托你问？”
他把香扎进土里，三根中有一根倾斜，又拔出来重新插。
“我过流沙，她替人挑豆。晓得我往深圳，给了我两块钱，叫我见到你，讲一句。”
“什么话？”
“说她没在香港。想看你。要你写个地址给她。”
晓芸等着。
他喉咙里滚了一下，终于回过头看她。
“我看见你了。你在做工，有人说带班的最不喜欢工人家里多事。我想下班再来，去喝茶，后来赶车。”
“回来呢？”
“想过再往那边走。有人说她家男人凶，别替人家出头。”
“你收了她的钱。”
老头点头，胸前的衣袋里掏出一个小封套。
“两块。早该还。”
晓芸没有接。
“你去跟许警官讲。哪年哪天，带过什么，一样样说。别只在这里讲。”
他拿着钱站了许久，直到她重新清掉碑脚的泥，才转身往镇里走。
陈德从榕树后出来。他听见了大半，问晓芸要不要追去问清厂名。
“厂名我知道。现在缺的也不是我那一半。”
他望向老头离去的背影，半晌没有动。
天快黑时，有个拉鱼的小孩停下来念碑。街字不认得，问旁边的人，旁边的人念给他听。他又问阿兰是谁，那人看见晓芸，迟疑一下，说是她阿妈。
小孩点点头，提篮走了。
晓芸在碑前站到最后一片光离开文字，收起小铲。石面背后刚抹的水泥还湿，她不许过路的人碰。
这一夜，没有人来拆。
第五案
墟日，陈德没有摆写信桌。
他把四张纸叠齐，另取一张空白，装进布袋。钢笔夹在衫袋上，出门前，他给墨水瓶盖了盖，旧木箱没有上锁。
写给别人许多年的字，都还在屋里。
经过市场，春姨儿子正蹲在铁闸前换锁。陈德站了一下，想叫他，对方抬头看见他，避开眼睛。
他便继续往渡船口走。
碑前来了几个人。有人是来上香，有人是走近看字，更多的人仍站在堤上，假装等货。
晓芸早上接过许锐的回电，得知卖烟老头已做笔录。许锐让她这几日若遇到先生说别的事，立刻找他。老屋和写信棚都有人问过陈德的去向，他不能再把警察没来带走当作没人怀疑。
现在，许锐就在街口，同当地民警核一位新证人的地址。
陈德把布袋交到晓芸面前。
“四张有字的，给你留一张没字的。”
她没有先拿空纸。
“这四张是什么？”
“我写过的。重写了一回。原纸在警察那里，有一张坏了。”
她把纸从头翻过去。
阿厝，春姨，炳伯，成伯。
每个名字下是那一句，日期、地方和陈德自己写上的落款。第二张不再缺角，第四张满满一页，看得出写到后来，字越挤越小。
晓芸抬头看他。
陈德转向碑，忽然把话说得很响。
“阿厝是我杀的。”
离得近的人以为没听清，往前凑了一步。送鱼的小孩把篮放下，鱼在里面蹦，水甩到裤脚。
“春姨、炳伯、成伯，也是我。”
许锐立即往这边走，身旁的民警已经从堤上绕下来。
陈德看见他们，没有再把字藏进衣襟。他将四张纸并排压在碑前的平石上，指尖松开。
有人喊先生别乱讲。
他转过身，脸向那个人。
“我叫陈德。”
许锐到他身边，先让周围人退开，再报姓名，扣住他的一只手，问是否携带会伤人的物品。
陈德摇头，说布袋在晓芸手里，愿意交。他按要求站好，让另一位民警查看袋子和身上。
人群里有个女人捂住嘴。有人退到后面，撞得旁边人骂了一声，才发觉骂错了地方。
许锐说他现在需要跟警察走，陈德说自己来投案。
“这些话，进去一件一件讲。”
陈德没有挣。他看向晓芸，问能不能把剩的一句话说完。
许锐让他站在原处讲，手没有松。
“阿兰是被卖的。那些字条是我写的。二十六年前我晓得她不肯走，我也没把她留下。我杀了四个人，连成伯想来讲的那一句，也给我杀掉了。”
他没有再往碑上看，盯着自己脚前那片泥。
“别把杀人的事算她头上。”
这一句说完，他不再说。
许锐示意同事将四张纸和布袋分别收好，请晓芸留在场边，不要让别人触碰碑前的新物件。空白纸是在她接袋时先抽出的，她一直捏在手里。
她问这张要不要一起交。
许锐看了一眼，让她先留着，登记接收经过以后再说。
从碑到派出所，路不算远。
他们先上堤，再穿过市场口。陈德走在两名民警之间，街上有人一口一个先生，想问，又不敢走近。许锐叫人不要围，前面那位民警让开一辆送布的三轮车，领他们过街。
这是陈德头一次经过半条街，没人拿信来问他该写什么。
烟摊老头站在柜后，认出陈德手腕上的铐，往外迈了一步。许锐看了他一眼，他就停下，扶着玻璃柜，等他们过去。
春姨儿子追来，喊是你，喊到第二声，要扑上，被跟来的民警挡住。他站不稳，蹲下去，扯着自己的领口哭。
陈德听见哭声，脚步慢了一下。
“走。”
许锐只说了这个字。
陈德就往前走。
晓芸没有跟进人群。
她留在碑前，看见一位老人捡起被踩翻的香杯，放回土上。那人想对她说节哀，张了嘴，又把话改成让一让，我把杯子摆正。
她退开半步。
旧船靠岸的铁环上挂着水草，有人用脚踢去，踢不掉，便蹲下用手扯。船上的货还要卸，市场里的买卖仍在催。
她手里那张纸被风吹得贴到衣上。
正反都没有字。
她把它夹进带来的账簿，账簿里写着自己的工钱、往返车钱和许锐的电话。合上时，页边的红线刚好露出一截。
派出所门口，陈德跨进那道门。
他年轻时抱着阿妹回头离开的地方，这回许锐站在里侧，叫他坐下，先报自己的姓名。
供述
“陈德。”
记录的人问是哪两个字。
“耳东陈，品德的德。”
许锐让他从第一宗讲起，按年月和地点说，不许只讲为何恨人。他带回来的几张纸另行登记，不能拿刚写的自白填满原先缺掉的现场。
陈德从阿虹说起。
许锐问阿虹自己怎样讲的，他回答要回姐姐那里。问那晚看见草席里的人没有，他迟疑片刻，承认没有看见脸。
“你喊了，有人应吗？”
“没有。”
“往下讲你确实看见的。”
陈德讲水声，蓝布角，灯亮的三扇窗。讲阿厝后来来写字据，揉了那张纸，又讲自己怎样去了码头后棚。
记录的人中途换了一支笔。
纸上的时序很慢，慢到陈德不得不把他一直用一句害过我姐代替的每一步说清。
许锐问缆绳后来留在何处，陈德答柱边；问尸体衣襟里的纸折了几次，他拿一张废纸折给他们看，没有再写字。
这些与现场能否吻合，许锐不在屋里当着他逐项宣告。
另一组人按他讲的去复查，问后棚原先堆货的方位，查当年打捞与清运的记录，寻找后来改建仍能确认的地面位置。找不到的就记找不到，没再把泥里的任一段烂绳认作凶器。
第二案里，陈德说出了春姨灯罩下的死蛾，柜台后倒着的一只茶罐，以及自己离开时袖口勾到铁闸，撕下一点线。
那点线当时作为现场杂物封存，颜色与后查的衣物相近，仍需作相应核验。纸片是浅蓝格，捡自柜脚，陈德提过的裂口在残边上不能完整复原。
许锐把那一片纸的照片附回原处，另标供述中的整句话，来源分开。
春姨长子重新来做笔录时，先问那天自己吃下的字，警察认出多少。
许锐让他从取纸开始讲，问谁在场，谁劝过。
他看着桌角，说自己怕点到母亲的名，怕下面还写着别的人。母亲生前总告诉他，店里能开下去，靠乡里照顾，话不能往外传。
“你看清多少？”
他只讲自己记得的几字，没有把市上传开的整句复述成亲眼所见。
阿强是后来自己来的。
他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手里拿一个补过边的运货簿，说要同警察讲那一夜。许锐让他独自在另一间屋等，没有让他先见春姨儿子。
“为什么从前不讲？”
“怕讲错。”
“还怕什么？”
他低头摸掌心一块旧疤。
“她儿子也有货给我拉。我若真看见，又没拦，别人会怎样讲我。”
他讲看见人走出铁闸，讲那人停下避水。他认得那种步子，但没看清正脸。许锐写成辨认依据有限，让他自己读。
阿强念完，问这是不是就不算了。
“算你看见的这一段。”
他在那一段后面按印，把手指擦净，没有再问能不能少写一行。
守夜老头来的时候带了那只旧手电。
电筒坏过，换过簧，外壳还是那一个。他说第一案夜里看见陈德站在岸上，地上有人，自己把光退回去，等了半个钟头才再开窗。
“我差一点就喊人。”
“喊了没有？”
他摇头，手掌贴紧电筒，没再说那一点差在哪里。
“你当时说夜里下雨似的。”
老头点头。
“说的时候，我也晓得没下。”
“为什么？”
“我儿子没做工。那份守夜钱不能丢。”
许锐问是否有人叫他改口，他摇头。问当晚有没有看见谁动手，他又摇头。
这两个摇头都进了记录。
三扇窗的主人只找到两户，一户人已经去外地。查访的人继续找，不因陈德把三户都记得，就说每个人已经证实。
许锐把阿虹的姓名另写在一本登记里，叫人继续查那封寄回老家的信和她姐姐的下落。
陈德四案的供述没有替阿虹结案。
第三案的香炉纸，炳伯侄子认自己藏过。送菜的女人读了笔录，专门让记录者改掉一句，说自己只看见他把纸收在衣襟，没看见他要烧，不要写成她拦住烧纸。
她在改过的地方签了名，签得很慢。
成伯案里，伙计讲到回来取发货单，确认后屋有人，却没见到脸。邻铺有人见陈德进门，离开时没留心。旧交易纸和那本钱账均封好，账上每笔来源还需核，不凭一个兰字便确定所有权。
许锐最后回到陈德这里，问成伯说过去派出所没有。
“说了。”
“让你一道？”
“是。”
“你相信他那天会去吗？”
陈德很久没有答。
窗外有人晾一床被，竹竿碰着墙，左右移了一次。
“我那时已经写好他的名。”
许锐等他接下去。
“他讲出来，我写的那些便。”
话停在这里，陈德自己把它接完。
“我不肯让他先讲。”
记录的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
“我本来想杀完这几个，就有人会说。后来有人要说，我还照旧杀。”
许锐没有替他写一句被仇恨蒙住心。
“这句照你原话。”
陈德从头看笔录，有个日子记得不准，让他们标上待核。看至成伯那页，他把手抬开，露出刚才压住的一行。
“还有谁？”
许锐问的是他是否计划伤害其他人。
“没有要杀的了。剩下的，是我自己。”
许锐让他讲清这句。陈德说没有准备自伤，也没有藏别的工具，想把自己没说过的说完。
他们按程序继续核查，没有把这句话当成一句漂亮收尾。
几天以后，当年姓林的接待民警来了。
他头发已经全白，带一副旧老花镜，认得簿上的字，也认得自己缩着写的林。旧接待室换过，他站在门边找了一会儿位置。
他记得一个少年抱着孩子来回走，记得两个长辈在外头等。其余有的记不清，他不肯一口说都记得。
许锐问，少年有没有明确讲卖人。
老人看过底下那个胞姐，点头。
“讲了。我让他家里先说清。”
“去核过女方是否自愿吗？”
他摇头。
他一直坐到天黑。家里人来电话问几点回去，他让同事代答，说还有话没讲完。最后，他在记录上签自己全名。
晓芸在院里见到他，没有叫他好人或坏人。她问那时候有没有人去过流沙，老人告诉她没有。
她点头，把这句记到自己的纸上。
她已听过许多抱歉，每一句都比母亲的路短。
信会到的
空白纸到夏天才写满。
前面好几个月，晓芸一直把它夹在工钱簿里。有时取电话号，翻到那一页，她就合回去。
她给流沙老妇回过信，也回厂收过自己的衣物。
秀琴领她看新换的一台机器，说工头问她还做不做，真要做可以从临时工重新算。她站在机旁，脚下的位置还认得，针落下去的声响却已经属于另一个人。
她说先不做了。
当天下午，她把欠下的铺位钱结了，取回停薪前剩下的工钱。宿舍东边第三间住进两名新姑娘，墙上那根钉仍在，曾挂过她的黄衫。
秀琴替她拆下铺边的一小截布带，叫她带走，她没要。
“留着，挂毛巾用。”
在厂门口，她买了两碗粿条，和秀琴站着吃完。临上车，秀琴问，以后还能不能找到她。
晓芸在纸上写峡山老屋的地址，补上巷名与门牌，又添一个转交人的名字。
“找不到，问渡船口写信的。”
秀琴看着她，想起她最初离厂时也是去找写信人，嘴张了一下，最终只说字写大些，我怕弄湿看不清。
晓芸把门牌重新描粗。
回到峡山，她没立刻开摊，先去做了该做的笔录和手续。祖屋归属按原有文书办，修缮费逐笔核对，没凭成伯死了就把旧账一笔勾掉。
有关阿兰的旧事还在查，有的当事人已死，有的证言再也补不上。许锐每回告诉她进展，也讲还有哪一段不能确定。她听完就问下一步，没再要他保证全都有结果。
四宗命案的审理在那之后。
法庭上，陈德的名字被完整读出。四位死者各有姓名，各有亲属。春姨儿子坐在另一边，晓芸看见他，往旁边让出一点位置，没人因此坐到她身旁。
证据逐件出示，证言逐段核问。关于陈德的认罪、犯罪经过和应负的责任，判决各有判断，没有用碑上的话替代哪一宗杀人事实。
有人在庭外问晓芸，可不可以讲陈德也是可怜人。
她想了想，说阿兰有一百一十三块六角，够一张回来的车票。
那人没听懂，还问要不要原谅。
晓芸走开了。
她没有拿母亲的钱去替谁说情。
后来依手续归还的布包，她放在母亲照片旁。钱没有一张补成新的，粘着的两张仍旧分不开。她用薄纸隔着，让它们保留原来叠起的样子。
成伯留下的那只钱匣还在核相应去向，她没催着拿。
烟摊老头回来做生意，柜上那只空烟盒已经换了。两块钱他去派出所讲过来由，回来又包好，最后交给晓芸。她替他开了一张收条，注明代收，捎话未办，不能只写还钱。
老头读完说对，拿走自己那联，压在柜底。
人们仍找他买烟，还是有人劝他不要再讲，免得后生听得多，心里生恨。他说已经讲进纸里了，谁要听，便照着纸上讲。
他也仍有不肯讲的事。有一回许锐问另一件旧买卖，他又说记不得。许锐留下时间让他想，没有因为他在碑前开过口，便以为往后都容易。
阿强照常拉货，有几家不再叫他，他在河对岸找了两家新的。送菜的女人偶尔把一点青菜放在碑旁，晓芸告诉她天热容易坏，要放就放自己家吃，她第二回就不放了，改来清清草。
守夜老头失去原来的差事，后来去看仓库。他跟人说自己眼睛还可以，夜里若见到人，会先喊。
那不是一条街忽然换了规矩。
市场仍然讨账、讲价、替熟人说好话。有人看见碑就转头，有人从旁边过了许多次才停下。曾有人把母亲名字念错，晓芸在旁边纠正，兰，兰花的兰。
对方重念一遍，记住了。
七月一个下午，她把空白纸取出来。
纸边被簿子磨出毛，中央仍平。她在第一行写，阿妈。
写完这一行，她走到窗边，看看天色，又回来坐下。
下面接着写，阿妹住在布吉，东边第三间。
她没有到这里就封口。
深圳，布吉，永丰制衣厂，女工宿舍东楼第三间。两张上下床，她睡靠窗的下铺。窗外有一棵歪了的树，雨大的夜里，枝条会碰玻璃。
她写原先的路，哪里下车，哪里有人卖粿条，不晓得门口换人没有。又写自己回来峡山了，住外婆留下的老屋，房顶已经补好，近来不漏雨。
她没写一切都好。
她把停薪、少算的钱、回去见秀琴的事都讲了，写有时不愿下床，也写早晨有人来敲门，问能不能请她替写几个字。
最后一行，她问母亲，那件百日衣服的花布，你从哪里买的。
写到末尾，纸已经不够。她接了半张新纸，没有把这句删掉。
傍晚，她去碑前把信念完，用信封装起，压进碑旁自己垒的小石龛。石龛背面留缝，能通风，最外头加一片旧玻璃，雨斜着打也碰不到纸。
她知道信不会从这里寄到哪个活人的手上。
她还是把收件人的名字写清楚。
过了几日，渡船口的小桌重新摆出来。
桌子是陈德留下的，经该办的手续后搬回原位。墨水瓶换了一只，旧木箱没再用。晓芸把价目写在纸上，压在玻璃下，写信一元，邮票实收，不能认的字先问，别替她猜。
她把旧木箱搬去棚角，打开看过一回。
里头是先生留下的信封，一本旧账，和几页没写完的纸。最上面一只信封盖着红戳，查无此人。收件人的姓已经磨得看不全，只余半边。
她看了一会儿，没有拆，把箱盖合上，搬到靠墙的地方。风吹过来，箱角压着一张纸角，她弯腰，把它掖了回去。
第一个来的是送货女人，手上磨出厚茧，开口便说儿子没良心，出去三个月，钱只寄一回。
晓芸取出纸，问这些要不要都写。
女人看了一眼河，想了想，说先写家里都好。
她笔尖停住，抬头等。
女人说孩子的奶粉快没了，婆婆腿上生疮，又不许人讲，儿子若晓得，大概会急。
“那你希望他怎样？”
“能先寄一点，不能寄，回个话也好。”
“我照这句写，你听一遍。”
晓芸写完，逐句念给她。
女人让把婆婆那句留下，奶粉写清是小的吃，别让他以为有人拿钱乱花。她又改了一处，说明自己仍在拉货，没闲在家里。
晓芸依样改好。
写信封时，女人只报了东莞，厂名记得半截。她说都是自己乡里的人，一问就找着。
晓芸把笔帽盖上。
“住在哪条街？”
女人迟疑一会儿，从衣襟里摸出一张洗得发白的旧包裹单，上面有几行退色的字。
晓芸把它铺平，请她坐稳，两个字两个字地认。认不出的地方，她拿给隔壁识字的人核，再回头问对不对。最后补齐厂名、路名、镇名和儿子全名。
女人伸手来摸，生怕漏了一格。
“这个真会到？”
晓芸把信给她看了一遍，沿折痕折好，放进信封。
第二个来的是个老人。
他坐下，从怀里摸出一张折了角的信纸，说儿子在海南做工，去年寄回一笔钱，今年没寄，也不回信。他不识字，邻舍帮他念过一遍，说信里讲一切都好。
“那你担心什么？”
老人说，就是太好了，好得不像话。儿子往年写信，总要骂两句工头，讲两句海风，今年一句怨言没有，他反倒睡不着。
“你怕他出什么事？”
“我怕他学会报喜不报忧。”
晓芸的笔停了一下。
她想起自己也写过“一切都好”，想起有人替她母亲写了五年“一切都好”。她问老人，想怎么写。
老人想了很久，说，写问他今年收成好不好，海风大不大，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再写，你阿爸不怕听坏消息，只怕没消息。
晓芸照写了。
老人听她念完，说好，又添了一句，叫他过年回来，船票钱家里出。
她写上，封好信封。老人付钱时多放了两角，说是润笔，她退回去，说不用。老人把信贴在胸前，走了两步，又回头问，这信真会到吧。
晓芸说，会到。
他走以后，她坐了很久。她想起自己收到的第一封信，落款两年前，邮戳磨白了，走了一年才到。那封信也写着一切都好。可它到底是把她唤回来了。
傍晚收摊前，来了一个小孩。
小孩趴在桌边，看她把钢笔帽拧上，问，先生呢。
晓芸说，先生有事走了，以后我在这里。
“你也会写我的名字吗？”
“会。你叫什么？”
小孩把手心伸给她看，掌心里有一个描红的字，是大人用红笔写上去的，被汗洇开一点。
晓芸就着那点红，把字抄在纸上，念给他听。
小孩看了看，说不对，不是这样写的，先生写的是竖的。
晓芸说，纸横着写，字也是正的。
小孩歪头想了一会儿，点点头，把纸叠好塞进口袋，跑走了。
她看着他的背影，把墨水瓶盖好，又想起母亲。母亲教她认字那年，她也这样把字描在手心里，走到哪里都摊开看。
旧码头有船靠岸，船工伸过一根长竹竿。她把墨水瓶往里挪些，给起身的人让出路。
“信会到的。”
后记
写完这个故事，我一直在想渡船口的写信先生。
以前潮汕每个镇都有这样的人。渡船口、街角、侨批局门口，支一张小桌，两支钢笔，一只墨水瓶，一摞信封。不识字的人把心事讲给他听，他替你写成字，寄到不知道多远的地方。他替人写“一切都好”，替人写“儿孙敬上”，替人写“你住在哪条街”。
“一切都好”是那个年代最常用的四个字。写信的人知道，收信的人也知道，可两个人都当它真，日子就能过下去。写信先生是那个时代最温柔，也最沉默的职业。他替全街的人说话，自己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口。
练江是潮汕一条真实的江。小说里的人物和案件都是虚构的，可写信先生、侨批、“查无此人”的退信、被卖掉的名字、划掉名字的三道黑线，都是旧年代真实存在过的东西。我写它，是想替那些从来没有被人写进过故事里的人，写一次。
阿兰到最后都没有等到那封信的回音。可我想，她留的那一句“我女儿住在哪条街”，总有人会替她问下去。只要渡船口还有人摆桌子，只要还有人不肯把名字写错。
信会到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