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钱我先拿给立国用。”
“妈，那台 BP 机 138 块，是我妈给我买的。”
“我知道。等他交上房，我就还你。”
“妈。”
“你说。”
“我妈的工龄钱，下个月 12 号发，12000。”
“她下个月就没工了。”
“我下个月还有学上。”
“我只要一半。6000。”
“柜子我锁了。”
“您锁吧。锁了也拦不住我上职工代表大会。”
“妈，我今年 22。我不想等到 38 岁才跟您算这笔账。”
“您把柜子锁了。我把厂里的表填了。”
01
八月的第三个礼拜二，我下班回来，BP 机不见了。
它平时立在客厅的桌角，靠着墙，旁边是一摞厂里发的《安全操作规程》。
我摸了摸桌面，还有一点温。
挂钟停在四点十分，我下班是五点半。
“妈，我那机子呢。”
婆婆从厨房出来，手上沾着面粉。
“我收起来了。”
“我要用。”
“厂里不是有传呼台吗。”
“找您还是找台里。”
婆婆没答，转身回了厨房。
锅盖碰在锅沿上，响了一声。
桌上压着一张手抄的单子，压单子的是一只掉了瓷的搪瓷缸。
我把它翻过来。
婆婆的字，一笔一画，写得很规矩。
第一行：小燕 BP 机 一百三十八。
第二行：立国 房首 一万四千。
第三行：还差 一万二。
我的手指停在第三行上，没有往下翻。
那天晚上我没吃晚饭。
婆婆在客厅看电视，音量开得很小，只听见人声，听不见词。
我坐到我妈床边上。
我妈在厂里上夜班，白天补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我把她搪瓷缸里的隔夜水泼了，重新打了一缸凉的。
“妈。”
“嗯。”
“厂里最近是不是要分流。”
她睁开一只眼睛，又闭上。
“听谁说的。”
“车间里都在传。”
“传就传呗。”
“你在名单上吗。”
“我在不在名单上，有区别吗。”
有区别。
我在名单上，是十二千。
她不在名单上，她还能领十二千。
区别是这十二千最后会落到谁手里。
我没往下问。
我把她的搪瓷缸端到窗台上，摆正。
缸底那圈磕掉的黑边，像一道没长好的疤。
那天夜里我干了一件事。
我把我和立平攒的八千七百六十块钱，从枕头套里掏出来，一张一张点了一遍。
钱是旧的，边角发毛，捆着两道橡皮筋。
点完了我又捆上，放回枕头套。
这是我1993年进厂头一年干的事。
那年我十八岁。
我妈说：“你一个小姑娘家，别把钱露出去。”
我说：“妈，我放枕头底下。”
我妈说：“枕头底下也不保险。”
我妈就把她那只搪瓷缸拿出来，把那沓钱放进去，再把缸倒过来扣着，压在褥子底下。
从那一年到今年，这只缸跟着我妈搬了三次家。
缸底那圈黑边，就是那三次搬家磕的。
我没跟我妈说过，那沓钱我一直记着数。
八百七十六张。
我到今天还记得哪一张最旧，是1989年那张一块的。
02
我妈李桂香，1981 年进的厂，那年她二十二岁。
厂里那时候叫市第二纺织厂，后来改成二棉，三车间织布，厂门口那条路上一年到头都是煤烟味。
她在收发室当保管员，一干就是十五年。
十五年工龄，一年八百块。
这是她自己算的账，算得比谁都清楚。
“你爷爷那年在厂里也争过一回。”
她说过这句话，只说过一次。
那年我爷爷在二棉的三车间做保全工，厂里分房，他排到第十二个。
后来厂里说名额满了。
他没再争。
他后来去了锅炉房，一直干到提前退。
我妈进厂那年，家里已经搬到了厂里的家属院。
家属院一共七栋楼，我们住三号楼，三层，第九户。
一室一厅，客厅兼饭厅，阳台封起来放蜂窝煤。
厨房是公用的，六户人家一个灶台。
我十岁那年，婆媳同住的日子就开始了。
我爸走得早，是九三年，肺上的病。
那之后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
九五年我嫁到周家，婆家也在二棉家属院，五号楼。
婆婆从机械厂退下来那年五十岁。
九五年冬天她从老家来，理由是老家的两间土房让给了小叔子立国。
那两间土房是立国名下的，我公公活着的时候分的。
她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包袱皮，里头两件棉袄、一双布鞋。
还有一只完好的搪瓷缸，用红布包着。
她把缸放在柜子里，说那是公公的。
柜子上的锁有两道钥匙，一道在她手里，一道在她贴身的小布包里。
我那时候刚结婚，让婆婆住进我们那间一室一厅，我跟丈夫周立平住阳台。
阳台能用布帘隔开，帘子是我从厂里带回来的边角料。
立国在机械厂当钳工，二十三岁，人瘦，手上有洗不掉的机油。
他管婆婆叫妈，管我叫嫂子。
九五年冬天婆婆来的时候，厂里正巧在收公房提租。
一月一块二。
婆婆那套机械厂的老房子，九五年退的，公房收回。
她退得干净，屋里剩一张凉席、一把梳子、一个小包袱。
她来的那天在门口站了很久，不肯进。
是立平把她让进去的。
她一进屋就直奔厨房。
她在厨房里蹲了半个钟头，把煤气灶擦了三遍。
那天晚上她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夜没脱外套。
我在阳台上听见她翻身，翻了整宿。
1996 年的账，我心里大致有数。
03
第二天中午，我去了解放路上的永安当铺。
我在这个城市活了二十二年，第一次进当铺。
铺子不大，靠墙一排玻璃柜台，柜台里摆着别人不要的东西。
搪瓷盆、铝饭盒、一台没壳的收音机、两条皮带。
我掏出那张当票。
当票是婆婆从兜里掏出来的，不是她自己主动给的。
她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两张纸币和一张对折的纸。
“六十。”她说，“利息人家没算。”
我拿过当票。
当票上写着：BP 机一台，六十元，1996 年 8 月 10 日。
底下有个签名，签的是“刘桂香”。
我抬头看她。
婆婆把六十块钱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走。
“你别问了。”
“我不问。”
“我去赎。”
当铺的柜台后面坐着个瘦老头，他戴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着的眼镜。
“当的是这个？”
我把 BP 机放在柜台上。
机身一角磕破了，露出里面的黑塑料。
老头拿起来看了看，从抽屉里翻出一本硬皮登记簿。
“赎啊，六十六。”
“六十我拿回去。”
“赎就得加六块。”
我掏出六十六块。
老头数了钱，把机子和一张条子推过来。
条子上写：BP 机一台，赎回，1996 年 8 月 13 日。
我正要走，老头叫住我。
“姑娘，你等会儿。”
“怎么了。”
“前儿个也有个小伙子来赎这个。”
我停住。
“他说这机子是他妈的。”
“他说什么。”
“他说他妈给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机子呢。”
“没赎走。”
“为什么。”
“他说等两天。”
老头把登记簿往我这边推了推，指了指那一行。
那一行写得歪歪扭扭：8月10日，BP机，60，立国，赎回未取。
“他说这个钱是借给婆婆的。”老头说，“还说婆婆是他亲妈。”
我盯着那一行字看了很久。
原来那天不是婆婆一个人。
我把 BP 机塞进包里，走出当铺。
太阳很大，晒得柏油路发白。
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
原来我以为是我和婆婆两个人的事。
原来这钱从一开始就是借给别人的。
只是那个人姓周，不姓陈。
04
回到家，婆婆在阳台收衣服。
她把我公公那只缸从柜子里拿出来，正用一块布擦。
红布拆开了，缸身上映出一张模糊的脸。
“妈。”
“嗯。”
“立国昨天去当铺了。”
她擦缸的手停住。
“他说那钱是他借给你的。”
“……我没让他去。”
“当票上签的是您的名字。”
婆婆把缸放下，布攥在手里。
“立国说厂里要集资盖楼。”她说，“他攒了六千，家里出了六千，还差一万四。”
“他跟我说他只攒了六千。”
“他不敢跟你说实话。”
我笑了。
我那天笑得很轻。
“妈，那一万二，您打算什么时候还我。”
她看着我。
“我说了，等立国交上房。”
“他要是交不上呢。”
“那是他命不好。”
我点点头。
“妈，我妈的工龄钱是下个月十二号发。”
“我知道。”
“十二千。”
“我知道。”
“妈，我上个月交了九百块学费，还差九百。”
“我知道。”
“那台 BP 机一百三十八，您当六十。”
“……我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
她把缸抱在怀里，红布掉在地上。
“桂香下个月就没工了。”她说，“她那个岁数，能有个地方待着就不错了。”
“那我呢。”
“你有学上。”
“我下个月要是交不上学费，我也没学上了。”
“那你就退学。”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
像是在说一件已经算好的账。
我站在阳台门口。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走廊黑下来。
我听见楼下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
我回屋，把 BP 机放在我枕头底下。
电筒是坏的，我也没找。
黑暗里，BP 机的数字键一格一格硌着我的后脑勺。
我想的是另一件事。
九月二十号，厂里开职工代表大会。
房改成本价的方案，要在那次会上定。
我知道得比谁都清楚，因为我1993年进厂那年，厂里发过一张《分房申请表》。
那张表我填过，没交。
表在我妈手里。
那天夜里我把那张1993年的工资条翻出来看。
上面写着实发工资一百零四块。
厂里那几年效益不好，奖金常常发不出来，一发就是三个月。
九六年上半年更紧，织机减了一半，奖金停发。
工资照发，工龄照算，别的都没有。
人在厂里，就还有一个月一个月的东西可拿。
我那时候不懂这句话。
我1996年八月懂了。
05
八月二十九号下班，三车间门口贴了一张红纸。
不是喜报，是通知。
《关于第一批压锭减员分流职工名单的公示》。
红纸是横幅裁下来的，边上带毛。
一共十七个名字。
第一个是我妈。
李桂香，收发室，保管员，工龄十五年。
工龄那一栏是用尺子划的，一格一格。
我站在人堆外面，从头看到尾。
看完又从头看了一遍。
名单底下有一行小字：公示期三日，有异议者请于九月一日前到厂办反映。
“压锭减员”这四个字我第一次在红纸上看见。
二棉的车间里，织机从三十二台减到二十台，减的那十二台是八八年那批。
减下来的机器要拆，拆了卖废铁。
废铁按斤算，一台织机一千二百斤。
拆一台，人就得下来一个。
我数了数三车间在岗的人。
一百零七。
我心里算出来的数是九十五。
我什么也没说。
厂里那天中午开完会，食堂里说的全是这个。
有人说要停水。
有人说食堂的菜价要涨。
有人问停发的奖金还发不发。
我妈在收发室吃饭，一个人吃。
她端着搪瓷缸，缸里是米饭炖白菜，一块钱一份。
我走过去坐在她对面。
“妈。”
“嗯。”
“你怕吗。”
她把一块白菜夹起来，嚼了两下。
“怕什么。”
“怕没工。”
她把筷子放下。
“小燕，妈十五岁进的第一间厂，二十二岁进的这一个。”
她看着我。
“妈这一辈子就学会一件事：厂在，人就在。”
我那天吃了三碗饭。
我回家以后把那八千七百六十块钱又点了一遍。
第一遍我数错了两张。
第二遍对了。
我把橡皮筋重新捆紧，塞回枕头套。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笔钱不够。
晚上回家，我妈在灶上热饭。
她知道我今天看到了。
“第一个。”我说。
“我知道。”
“工龄十五年。”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她把锅盖掀开，热气冲上来。
“我在收发室十二年了。”她说，“名单要有收发室的人，第一个就是我。”
“你怎么不难过。”
“难过能多发一分钱？”
我说不出话。
我妈这个人，一辈子最会的就是算账。
她把饭盛出来，递给我一碗。
“小燕。”
“嗯。”
“妈这个月十五号发工资。”
“嗯。”
“发完工资，妈给你交下学期的书费。”
“妈。”
“你那学上得完吗。”
“上得完。”
她笑了一下。
那个笑我到现在还记得。
不是高兴，是把一件很难的事放下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的是另一件事。
如果妈在名单上，妈下个月就没有工了。
没有工，就没有工资，没有工资，我下学期的九百块学费就得自己挣。
我1993年进厂，三年攒了八千七百六十块。
那是我全部的钱。
我数过八百七十六张钞票，每一张都记得。
那是我的全部安全。
06
九月一号，厂门口的黑板上多了一张表。
《一九九六年第一批住房制度改革成本价出售方案（征求意见稿）》。
不是布告，是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边上压着玻璃板。
粉笔字写得工工整整，值班的行政科写的。
我站在黑板前，从头读了一遍。
第一条：本厂公有住房按成本价出售给职工本人。
第二条：成本价每平方米四百八十元。
第三条：职工及职工配偶，一户一套，按参加工作时间先后排序。
第四条：报名截止九月三十日。
我把第三条看了三遍。
参加工作时间。
我1993年七月进厂。
我1993年那年的《分房申请表》，填过，没交。
如果我今年报了，按工龄排，我前面有六个人。
六个人。
我拿手指头在心里点了一遍：一号是1958年进厂的师傅，二号是1960年的，三号1962年，四号1965年，五号1968年，六号1970年。
六个人轮到我，是十月。
十月三十号。
而报名九月三十号就截止。
我第一个念头不是“我排不上”。
我第一个念头是“只要在三十号之前把表交上去，我就排上了”。
名册是死的，表是活的。
表交上去，名字就在名册上了。
名册在，排序就在。
我回家翻抽屉。
《分房申请表》没有。
我翻了三个抽屉，翻出一支干了的圆珠笔，两张电影票，一张我小学的奖状。
我妈从厨房进来。
“找什么呢。”
“分房申请表。”
她站在门口没动。
“妈，那张表是不是在你那儿。”
她转身走了。
我追到走廊上。
她已经把柜子上的锁摸出来了。
她打开的不是婆婆那个柜子。
是她自己那个铁皮箱。
箱子里有一摞旧表格，最上面是九三年的《分房申请表》。
“我的。”她说。
我拿起来看。
表格右下角有我的签名，蓝墨水，写得很用力。
“妈，你怎么会有。”
“你填了不交，我给你收着。”
“为什么不早给我。”
她没答。
她把表放回铁皮箱，盖上盖子。
“九月三十号交。”她说，“别让你婆婆知道。”
“为什么不能让她知道。”
她看了我一眼。
“因为你婆婆算的账，跟你算的不一样。”
那天夜里我在厂门口的水泥台上坐了很久。
黑板上的粉笔字在夜里看不见了。
但那四条我记得清清楚楚。
第四条，报名截止九月三十号。
我还有二十九天。
而我手里连一张表都没有。
07
九月三号上午，立国来了厂里。
他不到我车间，他在门口等我。
他穿着机械厂的蓝工装，袖口上一层机油。
“嫂子。”
“嗯。”
他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厂里集资盖楼的通知，二十五号交首期，一万四。”
“知道了。”
“妈说，那一万二你先垫上。”
我的手指在栏杆上停住。
“妈说那钱是妈的。”
“妈说妈同意了。”
“妈跟我妈说没说。”
他愣住。
“……说了吧。”
“说什么。”
“说妈把工龄钱给我了。”
我说不出话。
原来我妈根本没说。
是婆婆替他说的。
“我妈那张单子上写着，一万四减去六千，还差一万二。”我说，“婆婆把这行抄到她的纸上去了。”
立国的脸慢慢白下去。
“妈说，妈给妈两样东西。”
“哪两样。”
“钱，还有你们的房。”
我转过头看他。
他比他哥高不了多少，瘦，肩膀窄。
“立国，我们家没排上房。”
“你说什么。”
“厂里第一批房改成本价，四百八一平，一户一套，按工龄排。我1993年进厂，排第七。”
他张着嘴。
“妈不可能不知道这个。”
“妈是知道。”
“她说妈1993年排第十四。”
我心里像被人按了一下。
我1993年的表填过没交。
“妈还说，你们家等了十几年了，让给弟弟也是应当的。”
我没说话。
立国在那儿站了很久。
后来他把那个牛皮纸信封塞进我手里。
“嫂子，这钱你拿着。”
“什么钱。”
“妈给我的六千。”
我不要。
他硬塞进我手里。
“妈说你上学的钱也不要了。”他说，“你替我妈还上。”
“立国。”
“嫂子，我妈她那年，在家抱着我哭了一晚上。”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哭。
他19岁进机械厂当钳工，一个月三百二十块。
他攒了八千块，交房首付。
他自己留着的那六千，是他打算用来买一台自己的机器的。
他知道我不要。
他还是塞给了我。
“立国。”
“嗯。”
“这钱我不要。”
“嫂子。”
“你妈拿走的是我妈的钱，不是我的。”我说，“我不要她的钱，我要她说话。”
他看了我很久。
“说什么话。”
“她挪了我妈的工龄钱。”
他的嘴唇动了动。
“……妈不会的。”
“她不会。”我说，“她要是会，就不会让我妈自己来厂里签。”
08
九月五号，我去了财务科。
财务科在一楼西头，门口挂着一块木牌，木牌上的漆掉了一半。
窗口后面坐着个会计，姓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叫他老会计。
他在算一沓单据，算盘打得噼里啪啦。
“老同志，问个事。”
“你说。”
“分流职工的安置费，是发给本人的吧。”
“对。发给本人。本人签字，财务科备案，厂办盖章。”
“要是不本人来呢。”
“不本人来怎么办？”
“不来就办不了。钱不能打给家属，这是厂里的钱。”
“要是家属拿了委托书来呢。”
老会计把算盘一推。
“委托书得本人签字，得有见证人，得写清是委托领取。空口一句话不行。”
我说：“要是本人在委托书上签了字，人不来呢。”
老会计看了我一眼。
“那得核对。看是不是本人意思。有争议的，厂办不认。”
我把当票从兜里掏出来，又收回去了。
这个用不上。
“老同志，再问一个。”
“你问。”
“分流职工要是自己签了字，钱还没发下来，能不能先给厂里的账上挂一笔。”
“挂不上。”
“为什么。”
“账上没有这笔钱。”老会计说，“没发就是没发。你妈这个月十二号发工资，二十四号办分流手续，安置费算下来得一个月以后才发。你急什么。”
我不急了。
“一个月以后。”
“九月三十号之前把字签了，钱一到位就发。”
我从财务科出来的时候，走廊里没有窗。
我心里有了一个数。
三十号之前，妈必须自己去签字。
我得带她去。
我得让婆婆明白，那不是她能替着签的。
我走到厂门口，正撞见我妈。
她拎着一个饭盒，站在收发室门口。
“妈。”
“嗯。”
“三十号之前，你跟我去一趟财务科。”
“签什么字。”
“签你自己的字。”
我妈把饭盒换到另一只手。
她看了我一会儿。
“你婆婆知道了？”
“她该知道。”
我妈把饭盒放在窗台上，掀开盖子，里面是两个馒头，一块咸菜。
“吃一个。”
“妈。”
“吃。”
我拿了一个。
馒头是头天晚上蒸的，凉透了，硬。
我妈坐在收发室门口的台阶上吃那一个。
我蹲在她旁边。
“妈，你为什么不跟婆婆说钱的事。”
“说了有用吗。”
“没用也该说。”
“说了，她就知道了。”
“她已经知道了。”
我妈停了一下。
“那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她知道了，是她拿的。”我妈说，“她要是没说，是我自己要给的。”
我把馒头掰开。
一半给了我妈。
“妈，我不叫你给。”
“傻话。”
“房改的名额我报了。”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从九月一号那天起，回来就不吃饭。”
我妈把咸菜夹成两半，一半放到我馒头上。
“小燕，妈跟你说个事。”
“您说。”
“你爷爷1976年进厂，81年退的。”
“知道。”
“他进厂那年，厂里分过一次房。”
我没说话。
“他排第十二个。”
“名单上有十二个人？”
“有十二个名额。”
“那……”
09
“妈，那后来呢。”
“后来厂里说，那批房子留给同年进厂的十一户。”
“爷爷排第十二，那第十一户是谁。”
“我不知道。”我妈说，“你爷爷没跟人争。他回车间接着干活，干到退。”
她把咸菜咽下去。
“妈，你刚才要说的是不是这个。”
“妈是说你别学妈。”
“妈，你1958年进厂的表，会不会也有一张压在箱子里。”
我妈没说话。
她把空饭盒盖上，站起来。
“三十号之前我跟你去签字。”
“妈。”
“但妈先把话说在前头。”
“您说。”
“妈这一万二，是妈这些年一分一分攒的。”她说，“不是厂里欠妈的，是妈自己攒的。”
“我知道。”
“你知道就行。”
她拎着饭盒走了。
我在台阶上坐着。
厂门口那排宣传栏上，还贴着九三年厂庆的照片。
照片里的人在笑。
我1993年进厂那年我妈就是这个样子，背着饭盒，蹲在收发室门口。
那年我填了一张表，没交。
那张表在她箱子里压了三年。
她一次也没提过。
我一直以为是她忘了。
现在我知道不是。
“那次发表是九月三十号。”我妈说，“三十号下午五点收。我下班是四点半，我骑车去厂里，四点五十到，厂办说已经收完了。”
“差十分钟。”
“差十分钟。”我妈说，“我在厂门口站到天黑。”
“妈，你为什么不当场去问。”
“我问了。”我妈说，“收表的说，名单上划掉了就是划掉了。”
“那你后来怎么不跟我说。”
“说了有什么用。”我妈说，“你那时候刚进车间三个月，天天被人盯着看。你要是知道你妈连张表都交不上，你在车间里还怎么站得住。”
我在黑板底下站着。
风把厂庆的照片吹得翻起一个角。
“妈。”
“嗯。”
“那张表上写了我的名字。”
“写了。”我妈说，“名字写上去了，就没擦掉过。”
10
九月二十号，职工代表大会。
厂办在三楼会议室，四十多把椅子，塑料连排。
我坐第三排，靠窗。
我不是代表。
三车间工会小组长在会上没有表决权，只有列席和发言权。
今年这个会只有一项议题：房改成本价方案。
主持人是副厂长，姓王，念稿子的声音很平。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念到第四条的时候他停了停。
“第四条，报名截止九月三十日。”
后排有人举手。
“老王，能不能延一延？”
“不能。”王副厂长说，“九月十号工会已经贴过征求意见稿，公示期一个月。”
“那有的职工家里出点情况，能不能照顾。”
“什么情况。”
后排安静了。
没人接话。
我知道他们想问什么。
他们想问的是能不能延，也想问的是能不能插队。
我把笔在手里转了两圈。
我知道这时候我要说的不是我的事。
我要是说了我的事，全厂的人都会觉得我是在告婆婆的状。
一个二十五岁的挡车工，把婆婆的事捅到职工代表大会上。
我站起来。
“我说两句。”
会议室里有几十颗脑袋转过来。
“我是三车间的陈小燕。”
王副厂长翻了翻名单。
“小组长？不是代表。”
“我说两句。”
“说。”
“我想问一个事。”
“你说。”
“假如一个职工，名字在第一批分流名单上。安置费一万二，分流职工本人签字才能领。”
“是。”
“假如这个职工的家属，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一万二挪去给别家交了房款。”
前排有人咳嗽。
“这种事，你们碰到了怎么办。”
王副厂长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这个……按厂里的规定办。”
“规定是什么。”
“本人签字，财务科备案。”
“也就是说，钱没到本人手里。”
“对。”
“那算不算这一家把名额也搭进去了。”
会议室里静了。
我听见窗外有车过去，喇叭响了一声。
“按第一条第三款。”王副厂长说，“职工及职工配偶，一户一套，按参加工作时间先后排序。”
“今年截止九月三十号。”
“九月三十号。”
“那要是有人在截止日之前知道了消息，想报，名册上还没有他呢。”
“那就报不了。”
“能不能加一条。”我说，“截止日之后，留十五天补报名。”
“补报名？”
“公示十五天。十五天里，报名的人名字上墙，工龄排序照旧。有重复的，按原来公示的排。”
后排有人小声说话。
“这样会不会乱。”
我转过身。
“不会乱。乱的是九百块钱。”
会议室里有人笑了一声。
王副厂长敲了敲桌子。
“你这个说法，是从你个人的情况来的。”
“是。”
“那我只问你一句。你要是排在第六，你前面的人还没排上，补报名也轮不到你。”
“轮不到我，我认。”
“那你要这十五天干什么。”
“因为我妈的名字，在第一个。”
我坐下了。
我听见自己心跳。
王副厂长和工会主席对看了一眼。
那个眼神我看懂了。
他们没拒绝。
也没答应。
11
散会以后，厂办的小丁找到我。
“小陈。”
“丁姐。”
“你那个发言，主席不让我传。但我听见了。”
我笑了一下。
“领导批评我了？”
“批评了。”
“说我拿家里的事捅到厂里。”
“他说你这个人，不适合在工会。”
“这是要撤我小组长。”
“你自己知道就行。”
“我知道。”
“你回去想想。”
她走了。
我回三车间，换了工作服，站在织机前。
我1993年进厂，三年里我领过两次先进。
先进车间组长，车间先进生产者。
现在我是三车间唯一一个站在织机前面、旁边没有工友的人。
月中发工资的时候，名单上我的那一栏多了四个字：暂不担任。
工资少了一百二。
一百二块，是我1993年第一次拿先进的时候，一次性发的奖金的十分之一。
那天晚上回家，婆婆看出来了。
“你脸色不对。”
“没事。”
“你在厂里出事了。”
“妈，这个月能不能先拿一千块给我。”
她放下手里的活。
“你要钱干什么。”
“我要交下学期的书费。”
“你不是有。”
“不够。”
婆婆站起来，打开柜子。
她从最底下摸出一个布包，蓝布的，四角缝死。
她一层一层打开。
里面是一沓钱，用皮筋捆着。
“一千。”她说。
她数得很慢。
一千块。
她把那一沓推到我面前。
“拿去。”
我看着那沓钱。
“妈，这钱是干什么的。”
“给你的。”
“妈。”我说，“你昨天跟我讲，立国那边差一万四。”
她的手停住了。
“这钱有一千块是小燕上学的钱。”婆婆说，“别打别的主意。”
我拿了那一千块。
一千块不是一千四。
差四百。
那四百块，是她那天晚上在厨房里，坐在小板凳上，一根一根接着抽的烟。
我那天没睡。
我在自己屋里坐着，把那一千块压在搪瓷缸底下。
我想的是：这个家里，谁在替谁还账。
一千块，值多少根烟。
我到今天也不知道。
我只记得那天她抽了十一根。
第二天早上，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把炒豆。
是去年婆婆自己炒的，装在铁皮盒里。
她把铁皮盒往我这边推了推。
“妈，这个您留着。”
“妈不吃这个。”
“妈，您一晚上抽十一根烟，吃点豆。”
她笑了一下。
“小燕，妈不是心疼钱。”
“我知道。”
“妈是心疼你。”她说，“你在厂里得罪了人。”
“我没得罪人。”
“你在职工代表大会上替自己说话，全厂都听见了。”婆婆说，“往后你在这个厂里走路，你得走直一点。”
“怎么走直一点。”
“别人说你妈一句，你就回一句。”她说，“别人说十句，你别回。”
我那天早上才明白，她不是怕我得罪人。
她是知道我这种人，一句都不肯让。
“那我今天以后，一句都不让。”我说。
婆婆看着我。
“那你累。”
我笑了。
“妈，我今年二十二。我不累，我等到三十八就累了。”
12
九月二十一号晚上，我妈把那张表拿出来了。
铁皮箱搬到床上，箱子底下的红布也掏出来了。
表折了三折，折痕处已经起毛。
我看见自己的名字，工整的一手钢笔字，写得很慢。
“妈，你替我交过。”
“九三年七月发表，那天下班我厂里清点台账，我让你自己交。”她说，“你说你放我包里。”
“我放了吗。”
“放了。”
“那你怎么没交。”
“我下班晚了。”我妈说，“第二天我拿去，收表的说截止了。”
我坐在床沿上。
一张表，隔了三年。
三年里我妈一次都没提过。
“妈，你为什么不说。”
“你刚进厂。”她说，“我说你能分上房吗。”
“……”
“说了你得难受半年。”
我妈把表摊在膝盖上，用手掌抹平。
“今年厂里一直没动静，我就压着。”她说，“八月底有风声了，我才想起来。”
“想起来了也不给我。”
“我怕你婆婆。”
我笑了一声。
“她能把我怎么样。”
“1993年那阵，厂里分房，谁不想要。”我妈说，“你要是自己交上去，后面有你一堆事。哪家的七大姑八大姨要来借房子住。你婆婆那个人，你不知道？”
我看着那张表。
纸边上一块褐色的印子，是铁皮箱里的樟脑丸压的。
“妈，这表还能用吗。”
“纸是新的。”她说，“你那张没交，是新的。你看看背面。”
我翻过来。
背面空白。
“妈。”
“表我年年晒。箱子里有樟脑丸。”
我鼻子一下就酸了。
我不该在她面前哭。
我妈这个人一辈子不认输，我一哭，她就要说这算什么事。
“妈，我这次一定交。”
“你交。”
“我要是还交不上呢。”
我妈把表折起来，放回红布里，包好，塞回铁皮箱。
“交不上妈也不怪你。”她说，“你爷爷那年在厂里也交过一张，一样没交上。”
“妈，爷爷那张在哪儿。”
我妈没答。
她把铁皮箱的盖子扣上，扣了两下，锁扣才咬住。
“妈！”
“睡吧。”她说，“明天我早点起。”
她关了灯。
黑暗里我听见她下床，摸到鞋，又听见她把鞋放回去。
她没去上夜班。
她那天晚上把鞋脱了又穿，穿了又脱，来回了四趟。
我在被窝里睁着眼睛，数她的脚步声。
四趟。
她一晚上起来四趟。
13
九月二十二号中午，我把我妈叫到厂门口坐下。
我蹲在她对面。
“妈，你跟我说爷爷的事。”
“什么事。”
“分房那次。”
我妈把手里的搪瓷缸放在地上。
“1980年。”她说。
“对，1980年。”
“你爷爷1976年进厂，1980年退的。肺不好。”
“退的？”
“嗯。”
“那年厂里分房，十二套。名单上有十一个名字。”
“爷爷排第十二。”
“排第十二。”我妈说，“名单贴在厂门口，我陪他去看过。他从头看到尾，一个一个念。”
“念到第十二个没有念出来？”
“念出来了。”我妈说，“念出来的是别人。”
我把这句话在心里翻过来。
爷爷的名字在第十二个，可第十二个念出来的是别人。
“那十一个里面有一个不落实。”我说，“空出来的那套，爷爷没去要。”
“他去了。”我妈说，“他问管分房的：这一套空着，能不能给我。”
我妈的眼圈红了。
“他说，我不要房子也行，我闺女明年就高中毕业了，让她顶我的班进厂。”
我在原地没动。
“他那时候肺已经不行了。”我妈说，“厂里说，分房是按工龄排队，不是按需要。”
“那他们给他什么了。”
我妈看着地上的搪瓷缸。
“给了一个顶替的名额。”
风吹过来，把宣传栏上一张旧通知吹得哗啦响。
“1993年我顶的是我妈的岗。”我妈说，“1980年那个名额，本来是给你爷爷的。”
“那年他没要。”我说。
“那年他要了。”我妈说，“他拿那个名额，换他闺女1993年进厂。”
我坐在蹲着的地上，腿都麻了。
“妈，1980年他没要名额，1993年是我顶你的岗。”
“对。”
“那他这十三年呢。”
“他就在车间里干着。”我妈说，“拿最低的工钱，拿不到房子，拿不到先进。”
“厂里后来怎么说的。”
14
“工龄满十五年，厂里给你想办法。”我妈说，“妈把这两件事记混了一辈子。你爷爷到死都觉得，是他自己不够争。”
我站起来，腿麻得站不稳，扶着栏杆。
“妈，他那张表呢。”
“他那张分房申请表。”我妈把手放在搪瓷缸上，“交上去了。厂里收表的时候，让他摁了手印。”
“然后呢。”
“表上写着你的名字。”
我脑子里的声音很大。
“妈，什么叫表上写着我的名字。”
“1980年厂里发分房申请表，有顶替名额的可以申请。”我妈说，“你爷爷在职工关系那一栏填了——让长女李桂香1981年顶替进厂。”
“他不填那张表，就没名额。”
“那房子呢。”
“房子给了第十二个念出来的那个。”
我一下就懂了。
我从头到尾都懂了。
爷爷不是没争。
他争了。
他争的结果是：他自己填了另一张表，把房子换成了他闺女第二年进厂的资格。
“妈，那张表还在吗。”
“在。”
“在哪儿。”
我妈抬起头看我。
“你婆婆手里。”
我愣了两秒。
“你婆婆那年跟我爸要这张表。”我妈说，“我爸不给，说这表是他一辈子的东西。”
“那表怎么到婆婆手里的。”
“你爷爷自己给的。”
“他给的时候说，”我妈说，“桂香进厂这事儿，得有人认。房改那天，谁填表谁受益，得有个明白的账。”
我一下明白了。
那张表是凭证。
爷爷用它证明自己兑现了承诺，也用它证明——他本来可以要房，是他让出去的。
“妈，”我说，“那表上有字吗。”
“上有。”
“写的什么。”
我妈想了想。
“六三年冬，给秀兰。”
“秀兰是谁。”
“不是你爷爷写的。”
“那是谁。”
我妈没回答。她把地上的搪瓷缸捡起来。
“改天再说。”
“妈。”
“改天再说。”她把缸盖上，“你要交表，先去交表。”
15
九月二十三号，厂门口贴出新方案。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成本价出售方案（修订稿）的说明》。
红纸上印着新增的一行：
“因特殊情况未及报名的职工，可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十三日在厂房产科办理补报名，公示十五日，工龄排序不变。”
我把那张红纸从头看到尾，看了三遍。
第一遍看的是那行字。
第二遍看的是落款：厂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九月二十二日。
第三遍看的是日期。
九月二十二日。
开会那天是九月二十号。
他们用了两天。
厂里没有明说不办，可它办了一个更狠的东西：
它办了一个我永远不能拿出来给人看的证据。
小陈啊，人家讲的是规矩，你讲的是家务事。
那天中午我在三车间吃饭，李姐端着饭盒坐过来。
李姐四十三岁，1981年进厂，跟我妈同年。
“听说厂里加了一条。”
“嗯。”
“你去发言了。”
“是。”
李姐把筷子在饭盒边上磕了磕。
“我1981年进厂，厂里84年分过一次房。”她说，“那次我没排上。”
“我知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排上吗。”
我没说话。
“我那年去了半年。”李姐说，“半年的工龄不算。厂里说，你不够。”
她夹起一块土豆。
“三十年了。”
“李姐。”
“我不是怪你。”她说，“你妈第一个签字，我知道她。”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我饭盒边上。
“这是什么。”
“钱。”
“我不要。”
“你先拿着。”
信封里是一千二百块。
“我欠你的还早着呢。”我说。
“你还什么。”李姐说，“你拿去买书。你下学期的书费是不是还差着。”
我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
“你婆婆那天下班在厂门口跟人吵架，吵得整条路都听见。”李姐说，“她说，小燕的书费要九百。”
“她怎么知道九百。”
“她自己说的。”李姐说，“她说陈小燕的书费九百，我一分不给她。”
我愣在那里。
一千二百块。
我伸手把信封推回去。
“李姐。”
“你拿着。”
“我拿了你的钱，我怎么跟厂里说。”
“说什么说。”李姐把信封又推过来，“我2003年就退，到时候这钱我要不要还随我。”
她笑了一下。
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里有煤灰的颜色。
我捏着那个信封。
一千二百块，是她一个半月工资。
“下个月我发工资我就还你。”
“还什么还。”李姐说，“等你拿了房钥匙，请我吃碗面。”
“吃什么面。”
“阳春面。”她说，“加个蛋。”
16
我跑上家属院三楼的时候，腿是软的。
楼道的声控灯被我踩亮，一层一层往上亮。
婆婆家的门没关严。
电视还开着，音量很小。
“妈。”
她回过头。
“妈，档案室1980年那批分房名册，我公公的名字在第十一位。”
我把档案室抄下来的东西念给她听。
第十一位，周长海，二棉三车间保全工。
备注那一栏有一行小字：原职工退休，同年由长女顶替进厂。
婆婆没说话。
“妈，房产办的规矩是：这套房的原始来源是我公公，我是本厂职工，我有购置权。”
“我是户主。”
“您是户主，所以房产办要您签一份《放弃购置权声明》。”
她把电视关了。
屋里一下子安静得能听见水表走字的声音。
“妈，还有一件事。”
“你说。”
“我妈那份安置费，我不追了。”
婆婆转过头来看我。
她大概以为我是在要挟。
“我不追了。”我说，“那钱您拿去给立国。”
“你不追了？”
“不追了。”
“那你拿什么交房款。”
“我自己拿。”
婆婆的手放在膝盖上，搓了两下。
“妈，声明您今天不签，我今天晚上就把房让了。”我说，“明天一早我去房产科，把我们家的名字划掉。”
“你说什么。”
“我说到做到。”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过了很久，她站起来。
她走到柜子那儿，蹲下去，从最底下摸出一个红布包。
布包很旧，边上磨白了。
她一层一层打开。
里面是一张纸。
纸是硬的，四个角都卷了。
“那是1980年的表。”她说，“你爷爷填的。”
我接过来。
表格正面朝下。我翻过来。
“周长海”的名字后面写着“申请放弃本次分房”，理由一栏写着四个字：另有安排。
背面朝上的时候，我看见一行刻痕一样的字。
是用什么硬东西划在纸上的，笔画像刻的。
“六三年冬 给秀兰。”
我愣住了。
“妈，这是什么。”
婆婆没接话。
她走到柜子前，把锁打开，把最上面那个红布包也拿下来。
红布里是那只完好的搪瓷缸。
缸身上印着一行红字：二棉三车间 先进工作者 1963。
她把缸翻过来。
缸底有一行字，是用钉子一下一下刻的，笔画很浅。
“六三年冬 给秀兰。”
我捧着那只缸，手心发凉。
“妈，这个秀兰是谁。”
“我不知道。”婆婆说。
“你不知道？”
“这行字不是你公公刻的。”婆婆说，“你公公写‘长海’。这是‘秀兰’。”
“那是谁。”
“你妈她妈。”婆婆说，“你外婆。”
我在婆婆家的地板上坐下了。
缸很沉，比我想的沉。
“妈，我外婆在厂里干过活。”
“1961年进厂的临时工。”婆婆说，“干到1968年。”
“1968年怎么了。”
婆婆不说了。
她把布包一层一层重新包好，放在膝盖上。
楼下有人在叫孩子回家吃饭。
“妈。”
“签。”婆婆说，“声明我签。”
她从茶几上摸出笔，在一张纸上写：放弃购置权声明，放弃人周桂芝。
写完她把笔放下，看了我一眼。
“你爷爷当年要的那套房，是让给你婆婆的。”她说，“你们家的人，都是能等的人。”
我扶着墙站起来。
“妈。”
“嗯。”
“谢谢您。”
“你别谢我。”她说，“你要是到了三十八岁还没等到，就别再等了。”
17
十月十四日到十月二十八日，公示十五天。
名册贴在厂门口那排宣传栏上，一张大纸，二十四开。
我排第七。
我前面六个人的名字，我一个一个抄在小本子上。
第一个名字旁边我写：1958年进厂。
第二个：1960年。
第三个：1962年。
第四个：1965年。
第五个：1968年。
第六个：1970年。
第七个：陈小燕，1993年。
我抄到第七行的时候，笔尖戳破了纸。
这十五天里，三车间的话分成了两拨。
一拨人讲，陈小燕这是沾了厂里的光，把家里的事捅到大会上，厂里给她开了口子。
另一拨人讲，那天会上讲的是规矩，谁家没赶上报名都能补，这叫公平。
李姐在车间里跟人吵了一架。
有人问她你站哪边，她说她站我那八百七十六块钱那边。
“钱？”旁边的人笑。
“对。”李姐说，“一沓一沓的，我数过。”
公示到第九天，二号那个师傅的家里出了事。
他老伴走了，他回河北奔丧，请了长假。
第十一天，他到房产科退了。
第十二天，他给我写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小陈，我是1976年进厂的，我排第几都不合适，你往前站。
我把纸条收进兜里。
那张纸条我到现在还留着。
十月十三号下午五点二十，我在房产科窗口交上了钱。
定金一万。
我带的是我妈给我的两千和我自己的八千七百六十。
一千零二百块剩下。
我交钱的时候手在抖，抖得数了三遍。
窗口里的人抬头看我。
“陈小燕？”
“是。”
“三车间？”
“是。”
他低头写完，撕了一联给我。
“缴费凭证，收好。”
“什么时候能拿钥匙。”
“十一月二十号交齐余款，手续办完就拿。”
“余款多少。”
“一万九千七百六。”
我站在窗口前没走。
一万九千七百六。
这个数字我等了整整二十天。
它比我想的多了一点。
它比我需要的多了一点。
差一点点的意思就是——它现在还不在我手里。
那半个月，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我在算一个人名后面的三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是一万九千七百六。
第二个是十一月二十号。
第三个是那一年最后剩下的三十几天。
房改的钱是死的，日子是活的。
钱凑不齐，日子一天一天少。
我妈那笔钱，协议上写的是三十日内支付。
厂里的钱走得慢，我算的是十一月二十号。
中间差着十天。
我那十天，就靠一个问号撑着。
问号是：厂里批得下来吗。
第八天，厂房产科门口贴出了一行字。
“补报名人员名单公示。”
我早上七点半到，门口已经站了二十多个人。
我挤到最前面，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
第七个：陈小燕，1993年参加工作。
我的脚在地上钉住了。
后面有人推我。
“往前啊。”
我往后退了一步。
我退到宣传栏边上，靠着墙。
墙是凉的。
我把那张纸上的字又看了一遍。
第七个。
从第一行到第七行，一共四十四个字。
四十四个字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我。
可我站在那儿，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
18
九月二十九号下午五点，补报名第一天。
房产科在办公楼一层东头，门口排了四十多个人。
我两点到的，排在第十九。
前面的人都是和我一样的：拖家带口，带着存折，带着别人的名字。
一个穿蓝色中山装的男人回头问我：“你排第几？”
“我还不知道。”
“听说今年排到十二号了。”
“十二号？”
“我厂里的老会计说的。”他说，“前面六个是老资格的，第七个是个女的，二十三岁，去年才改名册。”
他说完就转回去了。
我的心跳了一下。
二十三岁。
去年才改名册。
那是我。
我前面六个人，一号1958年，二号1960年，三号1962年，四号1965年，五号1968年，六号1970年。
第七号，陈小燕，1993年参加工作。
四点半，轮到我。
房产科的窗口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姓名。”
“陈小燕。”
“车间。”
“三车间。”
“参加工作时间。”
“1993年7月。”
他在一张表上写字。
“房子在哪。”
“三号楼三层九户，六十二平。”
“户主登记是谁。”
“我婆婆。”
“那你得让户主来。房子是她的，房改要她签字。”
我在窗口前站住了。
“那房子是我妈住了二十年的。”我说，“户主登记是婆婆，可房子是我公公单位分给我们的。厂里有档案。”
“档案在档案室，不在我这儿。”他说，“你把户主带来。”
“我要是带不来呢。”
“那我这儿办不了。”
“我今天下午五点来的。”
“五点二十。”他抬了一下手腕，“还剩二十分钟。你去想办法。”
我站在窗口前面。
后面的人在往前挤。
“快点啊。”
“下一个。”
我下楼了。
我跑下楼梯，跑过收发室，跑过宣传栏，跑进财务科。
我妈在。
她今天没上夜班。
“妈！”
“怎么样。”
“户主登记是婆婆。”
我妈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去不去。”
“她在家。”
“那我去找她。”
“妈，房产科说档案在档案室。”
“档案室我知道。”我妈说，“1976年的厂里分房名册，在档案室第三个柜子，最下面一格。”
“妈你怎么知道。”
“我1981年进厂，我自己去查过两回。”我妈说，“第一回没查着，第二回查着了。”
她站起来。
“我去找她。”
“妈，你找她她不会去。”
“那也得找。”
“妈——”我拦住她，“你在家等着。我去。”
“她不会给你签字。”
“我不是要她的签字。”我说，“我是要她的印。”
我妈看着我。
“她要是不盖呢。”
“那我今天晚上，就把房让了。”
我说完就跑了。
我在厂门口跑的时候，太阳正在往家属院那排楼后面沉。
楼顶的轮廓被镶了一圈金边。
我跑得肺疼。
我知道我今天只有两个结果。
要么她盖那个章。
要么我自己在名册上，把自己的名字划掉。
19
十一月十二号，我妈分流。
厂办在一楼，那天排了十七对夫妻。
每一对前面都坐着一个厂里的干事，一个一个念条款。
“……自愿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发放安置费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
“……自签字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
我妈坐在我旁边。
她穿了那件深蓝色的的确良外套。
那件外套她1993年进厂时穿过一次，1996年再穿，袖子短了一截。
“妈，袖口短了。”
“短了好干活。”她说。
轮到我妈了。
干事把一份《分流职工安置协议书》摊开。
“姓名。”
“李桂香。”
“原岗位。”
“收发室保管员。”
“工龄。”
“十五年零四个月。”
“安置费。”
“一万二。”
我妈拿起笔。
她的手很稳。
她签完名，把笔放下。
干事说：“这里，按手印。”
我妈把右手拇指在印泥上按了一下。
红油泥在纸上按出一个圆。
那个印，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名字都重。
我看着那个红圆圈，忽然想起我妈说过的那句话。
你爷爷1980年在职工关系那一栏填了你妈的名字，让出了房子。
今天你在一张安置协议书上按了手印，把自己从厂里拿了出来。
同一只手。
同一张纸。
“妈。”
“签好了。”她说。
“那十二千什么时候到。”
“协议上写三十日。”干事说，“走财务科，月底前。”
我妈把协议书的第二联折好，放进布包里。
她走出厂办的时候，在走廊上停了一下。
她扶着窗台，看着楼下。
“妈？”
“没什么。”她说，“我想起你爷爷。”
“想起他什么。”
“他那年按手印，是在一张调离审批表上。”我妈说，“也是右手。”
我们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妈，钱到账以后我先交房款。”
“嗯。”
“剩下两千四我给您存着。”
“存着干什么。”
“给您买个好点的煤球炉子。”我说，“您那个天天点火，煤烧得费。”
我妈笑了一下。
“妈不要煤球炉子。”
“那您要什么。”
她没回答。
她走到厂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那栋楼她1981年进厂的时候刚刷过一遍白灰。
“妈，看什么呢。”
“看它。”她说，“1981年我第一次站在这儿，我以为我要在这儿干一辈子。”
“妈——”
“结果干到这儿。”她说，“走到头了。”
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她的手很凉。
“小燕，妈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就是1993年那张表上的名字。”
“妈，那张表不是您没交上的吗。”
“是没交上。”她说，“可是名字写在上面了。”
她的眼睛在路灯底下亮了一下。
“名字写上去了，就没擦掉过。”
20
十一月十六号晚上，婆婆把那个布包放在我桌上。
蓝布的，四角缝死的那个。
“妈，这是什么。”
“你打开。”
我一层一层打开。
里头是一沓钱，皮筋捆着，捆得很紧。
我数了一遍。
一千七百六十。
我数第二遍。
还是一千七百六十。
“妈，这钱是。”
“你妈给你的那一万二，我一分没动。”婆婆说，“这钱是妈自己的。”
“妈，您自己的钱留着干什么。”
“妈要退休以后留着。”
“那您拿给我干什么。”
婆婆坐下来。
“立国的房款，妈答应你的那一半，先还你这些。”她说，“剩下的，等妈再攒。”
“妈，立国那一半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
“因为我不要您的钱。”
婆婆的脸沉下来。
“小燕。”
“妈，您听我说。”
我把钱推回去。
“我妈那份安置费，您一分没动。立国那份房款，您要是拿我的钱去凑，立国这房子就等于我买的。”
“那你说怎么办。”
“让立国自己想办法。”
“他才二十四。”
“他二十四，他还有四十年。”
婆婆看着我，看了很久。
“陈小燕，你随你妈。”
“妈，这话您别这么说。”
“你妈那个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占人一分。”婆婆说，“1980年你爷爷也是这种人。”
她把布包一层一层包回去。
包到最后一层，她的手停住了。
“妈？”
“妈跟你说个事。”
“您说。”
“你外婆1968年从厂里走，是因为她犯了一个事。”
我的心提起来。
“她扣了半斤粮票。”
“就半斤粮票？”
“厂里那年查粮票，查到收发室。”婆婆说，“你外婆管收发室的钥匙，她把半斤粮票塞进了自己包里。”
“她是为了谁。”
“为了你妈。”婆婆说，“你妈那时候十二岁，一个月三十斤定量粮，断了粮就上不了学。你外婆把自己那份匀出来，又把人家家属寄来的一小包东西漏了。”
“她认了？”
“她认了。扣了半年工分，还挨了一顿。”
婆婆把布包放到脚边。
“那年冬天，缸是厂里发的年终奖，一人一只有编号的搪瓷缸。”她说，“你外婆把自己那只带回了家。缸底那行字，是她自己刻的。”
“她刻给谁。”
“刻给她自己。”
我低头看那只缸。
那只放在婆婆柜子里的、红布包着的、完好的缸。
缸底那行字我今天才看清。
六三年冬，给秀兰。
“那这个缸怎么到我妈手里了。”
“你外婆1968年底走的，回了乡下。”婆婆说，“走的时候把缸留下了，留给你妈。”
“她一个字都没说吗。”
“说了。”婆婆说，“她跟你妈说，这缸别当废品卖，等你长大了，厂里要是还能进，你拿这缸去认个门。”
我妈今年三十七岁。
我妈1981年进厂，用的不是这只缸。
用的是她自己的手印。
“妈，”我说，“我妈从来没跟我讲过这个。”
“她讲了你能记住。”婆婆说，“她不讲，是想让你走她自己的路。”
我把缸抱在怀里。
缸底那行刻字硌着我的手心。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我这一整个八月到十一月，算的全是账。
一万二、一万四、六百八十、一百七百六十、四百八、六十。
我算得清清楚楚。
可我外婆1963年冬天拿到这只缸的时候，缸底那行字里没有一分钱。
21
十一月十八号，婆婆把那个布包又放在我门口。
我早上开门就看见了。
蓝布，四角缝死。
这一次我没有推回去。
我数了一遍，一千七百六十。
我把它和我的一千零二百块放在一起。
一千零二加一千七百六。
两千九百六十。
加上立国前天送来的六千。
八千九百六十。
还差一万零八百。
十一月十二号那天，厂财务科把一万二打到了我妈的存折上。
我妈取出来的时候，念了三遍密码。
她把存折交给我的时候，手是抖的。
“你替妈收着。”她说，“妈这辈子没见过一万二现钱。”
十一月二十号上午九点，厂房产科。
我带了全部的钱。
一万二，是一张折子，我提前取了。
六千，是立国给我的，我数了三遍，一万二是一万二，六千是六千。
一千七百六十，是婆婆的。
我把这些钱码在一张报纸上。
房产科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还是他。
他看了一眼报纸上的钱，又看了一眼我。
“陈小燕？”
“是。”
“一万九千七百六。”
“对。”
他数钱，数了很久。
数到一千七百六十那一沓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他抽出几张，凑了凑。
“差一百？”
我心跳了一下。
“没有。”
我把钱包里的钱全掏出来。
没有零钱，全是大面额的。
我数错了。我昨天数的那一千七百六十，是连着橡皮筋一起量的。
少的不是一百，是一千一百六十块里的一百二十。
我站在那儿，脸烧得厉害。
“怎么了。”他问。
“我算错了。”
他把那一沓推回来一点。
“你等等。”
他重新数了一遍，从头数。
一千七百六十，没错。
“那是零钱。”他说，“你数的时候没拆。”
我低头一看，那沓钱的最底下压着一张五十的，被橡皮筋捆住的时候卷进了里面。
我拆开橡皮筋，把那张五十抽出来。
数出来，正好一万九千七百六。
我把那张五十按在桌上，手心全是汗。
“对了。”我说。
“办完了。”
他把回执推给我。
“钥匙在房产科领。”
“今天能拿吗。”
“今天能。”
我走出财务科的时候，腿是软的。
十一月二十号，下午三点二十。
我从厂房产科出来，手里一串钥匙。
两把。
一把是单元门的，一把是房门的。
我站在办公楼门口，把钥匙举起来看了一下。
太阳正好。
钥匙很小，很轻，齿是铜的，磨得发亮。
我1993年进厂那年，厂里发过一张《分房申请表》。
那张表我填过，没交。
我今天拿到的，是那张表迟到了三年零两个月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没去家属院。
我去了三号楼三层九户。
还是那间一室一厅，阳台底下塞着蜂窝煤。
厨房还是公用的，六户一个灶台。
我把BP机放在窗台上。
机子一角磕破了，露出里面的黑塑料。
我用一块布把它擦干净。
我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台上的BP机。
从八月十二日到十一月二十号，一百天。
它被当了六十块钱，又被我赎回来，六十六。
我那年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六十六块钱能把六十块钱买回来。
我学会的第二件事，是不够。
我妈那份一万二，最后也不是靠六十六块钱回来的。
是靠一张1993年压在铁皮箱里的表，靠一个1980年让掉房子的老人，靠十五年零四个月的工龄，靠一个从来没人见过的、叫陈秀兰的临时工。
我那天在窗台边上坐到天黑。
楼下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
和我小时候听见的一模一样。
22
立国十二月初来找我。
他瘦了，工装换成了便装，手上的机油没了。
“嫂子。”
“进来。”
他坐在我屋里的板凳上，两只手撑着膝盖。
“那六千。”他说。
“你先别急。”
“我妈骂我了。”
“骂你什么。”
“骂我胳膊往外拐。”他说，“她说这钱是给她小儿子的，凭什么给我嫂子。”
“她说得对。”
立国抬起头。
“嫂子，你这话我不懂。”
“那六千本来是给立国你的。”我说，“你妈掏了六千，你攒了八千。加一块儿十四千，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他低下头。
“可我妈一分钱没给你妈。”他说，“她拿着的那张纸，是空的。”
“那她为什么拿。”
“因为她以为你妈答应了。”立国说，“她跟人说了，跟我也说了。她跟厂里那个会计也说了。”
我的手指停了一下。
“她跟厂里说了。”
“她说，桂香姨答应了，钱给她了。”立国说，“她还说，你们家那套房反正也排不上，让给小弟。”
我坐在那儿没动。
“我妈跟厂里那个会计说这话的时候，”我说，“是几号。”
“九月十号左右。”
九月十号。
我去了财务科，老会计跟我说“本人签字，财务科备案”，是九月五号。
九月十号以后，妈那份安置费就再也发不出去了。
因为档案里写着：家属已声明放弃。
一栏是我婆婆的话。
“妈知道吗。”我问。
“后来知道了。”立国说，“她知道她说了不算数了。”
“那她怎么不说。”
立国笑了一下。
他说：“她不肯说。她说，我说了不算数，你们要算账，就算我这笔。”
我说不出话。
我把搪瓷缸端起来，给立国倒了一缸水。
缸底那行字朝上。
“那六千我不要。”我说，“你拿回去交你的房。”
“嫂子。”
“立国，你二十四。”我说，“你还有四十年。”
他没接水缸。
他把六千块从怀里掏出来，放在桌上。
“我妈已经给我凑了。”他说，“她把她的六千，加上她当BP机的那六十块，全给我了。”
“那你还我。”
“她给我的钱我不要。”立国说，“我要你自己挣的。”
他走了以后，桌上那六千块我数都没数。
我把它压在搪瓷缸底下。
缸底刻着字，字被那沓钱盖住了。
第二天我上夜班，让李姐帮我盯着厂门口。
第三天下班，李姐把那张收条给我。
“立国走了。”
“他说什么。”
“他没跟别人说话。”李姐说，“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一眼厂门口那张名册。”
“哪张名册。”
“公示过的那张。”李姐说，“现在贴在那儿，是新的一批，十一月的。上面没有你的名字。”
我知道他在看什么。
新的一批名单里没有我，因为我已经办了手续。
他大概是想确认一下，我的名字到底有没有留在厂里的名册上。
“上头写什么呢。”我问。
“写了你的名字。”李姐说，“在最下面那一行，最右边。后面两个字是‘已购’。”
“后面还有吗。”
“还有。”李姐说，“‘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我站在车间门口。
风从厂门口那排宣传栏底下穿过来。
十二月的风已经有刀了。
我把手插进袖口。
我那年二十二岁。
我在厂里的名册上，名字前面多了两个别人没有的字：已购。
那两个字，比一万二、六千、一千七百六十都值钱。
因为那两个字后面没有期限。
23
十二月初，我去了一趟档案室。
档案室在办公楼四层西头，管档案的是个退休返聘的老头，姓周，跟我公公一个姓。
我在1980年那份顶替申请的卷宗里，找到了1968年的东西。
那是夹在后面的两张纸。
一张是《临时工转正审批（草稿）》。
一张是《处分决定》。
处分决定我看不懂，1968年的字，钢笔尖劈了。
但那张草稿我看懂了。
上面是一列名字。
第七个：陈秀兰。
后面一栏“审查意见”，写着两个字：暂缓。
“暂缓”两个字旁边，有一行铅笔字。
铅笔字很轻，纸背能摸出来。
我把它对着窗户的光，一个字一个字认。
“秀兰，等你。”
后面没有落款。
我把这张纸复印了一份。
我拿着复印件去问厂里的老会计。
老会计看了很久。
“这个字不是厂里写的。”他说。
“那是谁写的。”
“不知道。”他说，“96年厂里才用这个档案柜，84年之前的纸都是从老档案馆接过来的，接过来就这样了。”
我拿着复印件去问我妈。
我妈看了半天，手开始抖。
“这不是咱家的字。”她说。
“妈，那秀兰是谁。”
我妈把复印件放下。
她从铁皮箱里拿出那张1993年我填过没交的《分房申请表》。
表背面空白的。
她翻过来又翻过去。
“妈？”
“你外婆叫陈秀兰。”我妈说。
“我知道。”
“她1968年回乡下的那年，厂里把她转正的事压下来了。”我妈说，“压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是压到她死。”
我心里一沉。
“妈，她为什么不申诉。”
“她不识字。”我妈说。
我的耳朵嗡了一下。
不识字。
缸底那行字“六三年冬，给秀兰”，是别人刻的。
是爷爷刻的。
刻的是给一个不识字的人的名字。
“妈，那‘秀兰，等你’是谁写的。”
我妈摇头。
“妈不知道。”
“妈，你一点都不知道？”
“妈1981年进厂的时候，档案上就写着我是顶替我妈陈秀兰的岗。”她说，“别的什么都没有。”
我把复印件收进兜里。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缸从婆婆的柜子里抱出来。
红布我解开。
缸擦干净了。
缸底那行字在灯底下很浅，可是一笔一笔都在。
六三年冬，给秀兰。
我1996年冬天抱着它，坐在我自己家的床沿上。
这个家是六十二平米。
六十二平米，一间屋子，窗子朝南。
厨房跟六户人家共用一个灶台。
那把铜锁还在原处。钥匙有两把，一把在她手里，一把她贴身揣着。
我把缸放在窗台上，跟BP机并排。
一个是我妈留给我的，一个是我自己赎回来的。
十二月三十号那天，我回了趟娘家。
我妈在收拾东西。
她把她的搪瓷缸洗干净了，放在桌上。
“妈，这个你拿走。”
“你不是有。”
“我有俩了。”我说，“这一个是您的。”
我妈把缸抱在怀里，站着没动。
“妈。”
“嗯。”
“妈，您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1981年进厂。”
我妈把缸放在桌上。
她坐下了。
她想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打算回答。
“不后悔。”她说。
“那是什么。”
“妈不后悔进厂。”她说，“妈后悔的是，妈这辈子一直等着那张表。”
24
“什么表。”
“妈1981年顶替你外婆的岗进厂，等的是1993年厂里分房。”我妈说，“妈等到了。”
她抬头看我。
“妈没想到，等来的是1996年厂里的分流协议。”
屋子里安静了很久。
“妈，小燕不会这样。”我说。
“你会。”我妈说，“你跟你外婆一样。”
“我跟外婆一样？”
“你外婆1963年冬天发了只缸，缸底刻着她的名字。”我妈说，“她刻完，把缸领回家，第二年就回乡下了，一辈子没进过这个厂的门。”
“她为什么回来。”
“她想让她闺女将来能进这个厂。”我妈说，“她1979年回厂找过一次，找的是管招工的。她跟人家说，我闺女要考厂里的技校。”
“人家怎么说。”
“人家说，先交十块钱报名费。”
“我外婆交了。”
“我外婆交了。”我妈说，“第二年我妈考上了，技校，三年，1993年毕业分配进厂。”
我张着嘴。
“那十块钱。”
“那十块钱是我外婆的半个月工分。”我妈说，“1963年冬天那只缸，缸底那行字刻完的第二天，她跟人说，这缸值十块钱。”
我坐在小板凳上。
一只手抱着缸。
缸底那行字硌着我的手腕。
“小燕。”
“嗯。”
“妈这辈子只求过厂里一次。”我妈说，“1980年，你爷爷让房子，是为了给我进厂的名额。”
“妈，我知道。”
“可妈1981年进厂以后，厂里再没求过妈一次。”我妈说，“妈等了十五年，等来的是一份分流协议。”
“妈——”
“所以妈不求了。”她说，“妈要你记住一件事。”
“您说。”
“这个厂里的名字，写上去是要划掉的。”我妈说，“写上去的时候你很高兴，划掉的时候没人通知你。你妈二十二岁那年，厂里发下来一张表，表上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一直留到今天。”
我把缸抱紧了一点。
“妈，那个名字是我。”
“对。”
“妈，那个名字是您。”
“也是你。”我妈说，“你外婆的名字也在上头。她那一栏写的是‘临时工’，她的字不是她写的，是招工的替她写的。”
我想起档案里那张1968年的草稿。
第七个，陈秀兰。
“妈，外婆那一栏，后来填了吗。”
我妈摇头。
“妈不知道。”她说，“那张表上她的名字，没有填。空着。”
空着。
我把这个字在心里放了很久。
十二月三十号晚上，我抱着那只缸走回三号楼。
家属院的路上没有灯，得自己看着脚下。
走到楼底下的时候我站住了。
三号楼三层，九户。
窗台上那个BP机的屏幕黑着。
旁边的窗台上，我今天早上摆上去的那只缸，在夜里反着一点光。
我在楼下站了三分钟。
我这一家三代，四个女人。
一个不识字，一个等了一辈子，一个刚刚被划掉，一个正在排队。
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写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划掉也是一个人的事。
中间隔着五十年、三个厂、一只缸。
我上楼，开门，把缸放在窗台上。
缸底那行字我看不见了。
我知道它在。
“如果你是我，你会把那只缸留在厂里，还是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