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冯如，二十八，在河北广平县城开建材店。
那年七月十六，我盘完货半夜回家，推开门，床上坐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
光脚，脚踝沾泥，头发是湿的。她抬头冲我笑，眼尾往上挑，眼珠在灯底下是琥珀色的。
她叫红玉。说来跟我过日子。一个月后我爸把她赶走。她留下一包钱，从窗户走的——窗户是关着的。
第二年我娶了别人。我媳妇被人从六楼扔下去，怀五个月。我爸被人按在茶几角上磕死。我拿刀捅错了人，蹲三年。
出狱那天，监狱门口停着一辆红色电动车。车边站着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
她比三年前瘦了。说：冯大哥，我来接你。
这三年，她没闲着。
1 床上有个人
那天夜里十一点半，我盘完货。
净赚一万一千八，比上月少三千——进的广东砖路上碎了一箱。我把账本锁进抽屉，骑电动车回家。
家在建材店后两条街，九八年的老小区，没物业，路灯坏了一半。
我把车停楼下，抬头看了一眼。三楼我家窗户是黑的。楼道灯也是坏的，我扶着扶手摸上去。
掏钥匙，插进去，转两圈。门开了。我一进去就知道不对。屋里有股味。不是我屋里该有的味——不是霉味，不是油烟味，是那种下过雨以后，深山里草地的味道，凉，腥，甜。
伸手摸墙上的开关。灯亮了。床上坐着一个人。
我手里的钥匙“当啷”掉在地上，弹了两下，滚到床脚。
那是个女人。二十来岁，穿一身红。不是粉红，是那种正红，像新嫁娘的裙子。裙子短，到膝盖上头。她光着脚，脚踝上沾着泥，小腿肚子上还有几道泥印子，像是刚从野地里跑过来。
头发是湿的。散在肩上，把肩头那块红裙子洇深了一小片。可外面没下雨。她坐在我床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我。
我先看见的是她的眼睛。灯那么亮，她的眼珠却是琥珀色的，像两块磨过的老松香。眼尾往上挑，挑得有点妖。
“冯大哥。”她说。
我站在门口，两只手垂着，整个人是木的。“你是谁。”
“我叫红玉。”她说，“我来跟你过日子。”
我脑子空了三秒。然后我伸手去摸口袋里的手机。
“你别报警。”她没动。人也没站起来。可我手还没碰到手机，她就把这句话说了。
“你怎么进来的。”我嗓子是哑的。
“翻墙。”
“翻墙？”
“你们小区后墙一米八。”她说，“一步就上去了。三楼这窗户的插销松了半个月，你没修。”
我回头看窗户。那扇窗户——插销是扣着的。
我每天睡觉前都扣插销，记得清清楚楚。可现在它扣着，窗台上却有半个泥脚印，湿的，正对着床。
我的后脊梁一下子凉了。“你进来干什么。”
“我说了，我来跟你过日子。”
我站在门口，脑子里飞快地过：入室抢劫？她没拿东西。传销？不像。精神病？有可能。
“姑娘。你是不是走错门了。”
她摇头。“你叫冯如，小名相如。今年二十八。你妈二〇〇九年走的，胃癌。你爸六十三。你这店开了五年，卖水泥沙子瓷砖。你每个月十六盘货。”
我后背凉透了。“你调查我。”
“我没调查。我看了你三个月。”
“三个月？”
“每天早上七点你开门，晚上八点关门。中午去街对面兰州拉面，一碗牛肉面，不要香菜。晚上回家先给你爸烧水洗脚。礼拜天去西边市场买菜。”
她停了一下。“你床头那本《活着》，看了半年，还在第三十页。”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本书的事，连我爸都不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她从床上下来。光脚踩在我那块旧地毯上，一点声音都没有。走到我面前。我这才看清她的皮肤——白，不是那种养出来的白，是那种从来没被太阳晒透过的白，像纸，像瓷。
她抬起脸看我。“冯大哥。我不是人。”
我后退一步，后背撞在门框上。
“我是狐。西边太行山上的。修了五十年。”
屋里死静。楼下有人停车，车门“砰”一声，传上来，闷闷的。
我那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怕，是荒唐。一个二十八岁卖水泥的，半夜家里进来个女的，说她是狐狸。
“你有病吧。”
她笑了一下。
她抬起右手，食指和中指并起来，冲窗户那边一指。
窗户上那层旧铁丝纱窗，从里面往外鼓了一下——像有一只无形的手从里头按——然后无声无息破了一个圆洞。洞边的铁丝往里卷，卷得焦黑，像被烙铁烫过。风从那个洞灌进来，把窗帘吹得鼓起来。我两条腿软了。
“你别怕。我不害人。我在山上五十年，没害过一条命。”
那天夜里我带她下楼走了一圈。我们小区后院有一小块空地，几棵老槐树，晚上没什么人。她光脚走在我旁边，我说地上有玻璃碴子，她低头看了看，说没事。走到槐树底下，前面有个人遛狗，一条黑土狗没拴绳，看见她，脖子上的毛一根根竖起来，喉咙里发出很低的声音。红玉往后退了一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怕东西。
“你怕狗？”
“山上有猎狗。”她说，“以前有人上山打猎，带着狗，追过我。”
“追上了吗。”
“追上了。我腿上有一块疤。”
她弯下腰，把裙子往上提了一点。左边小腿内侧，有一块月牙形的疤，颜色比周围皮肤深。
“这是狗咬的？”
“不是。是雷。有一年夏天打雷，我在山上跑，被劈到树杈上。那棵树烧了，我掉下来，腿上烫的。”
“那你找我干什么。”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在灯下，深得像两口井。“因为我一个人待了五十年。”
“山上有兔子，有鹿，有鸟。我早上看日出，晚上看日落。下雨躲洞里，下雪在雪地上走。”
“五十年。”
“后来我想下来看看。”她说，“我就看见你了。”
“我看你三个月。看你早上开门，看你搬水泥，看你给客人算账算错了又重算，看你晚上给你爸洗脚。”
“我看你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坐店门口看街上的人。”
“我就想——这个人，也一个人。”她说这话的时候，往前又走了一步。
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味。就是进屋那股——雨后的草，凉的，甜的，腥的。她靠近了，那味道更浓，浓得我脑子发晕。
她伸手，指尖碰了一下我的手腕。她的指尖是凉的。凉得不像活人。“冯大哥。你躲什么。”
我张了张嘴。
“我不咬你。”
那天夜里我没睡沙发。本来我是想睡的。我跟她说，你睡床，我睡沙发。她没说话，自己进屋了。我在沙发上躺着，睁着眼看天花板，心跳得跟打鼓一样。
三点多，我听见有光脚踩地板的声音。很轻。像猫。她从屋里出来，站在沙发边上。
我假装睡着。她站了一会儿，然后在沙发边上蹲下来。她的头发垂下来，扫在我手背上。凉的。
“我知道你醒着。”她说。
我睁开眼。她离我很近。近得我能看见她睫毛——她睫毛很长，是黑的。她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在暗处，居然还在发光，淡淡的，像猫。
“冯大哥。我等了三个月。”
她说完，伸手，把我从沙发上拉起来。
她的手劲大得不像话。我一个一百三十斤的男人，被她一拉就起来了。她把我拉进里屋。
月光从那个纱窗的破洞照进来，一道白，正照在床上。她站在那道光里，把那件红裙子从肩上褪下来。
红裙子落在地上，像一滩血。她皮肤白得发光。月光照在她锁骨上，照在她肩上。她身上那股雨后草的味，浓得让人喘不过气。她不呼吸。我那时候才注意到——她胸口没有起伏。
可她是热的。她贴过来的时候，身上是热的，热得反常，像揣了个炭火盆。
我吓得想推开她。她抬头看我。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有一层水光。
“我等了五十年。冯大哥，你让我等了五十年。”
那一夜我没分清是怕，是疯，还是别的什么。
只记得她身上凉一阵热一阵。记得月光照在那滩红裙子上。记得天快亮的时候，她趴在我胸口，我听见她心跳——跳得很慢。咚。咚。
像隔了一层水。
2 五十年
第二天早上我醒的时候，她已经起来了。桌上摆着两碗小米粥，一碟咸菜，四个煮鸡蛋。粥熬得很稠。
我爸那屋门还关着。我坐在桌前，看着那两碗粥，看了很久。那粥的味道——是我妈走以后，我喝过的最好喝的一碗。
八点多我爸出来。他穿着洗发白的背心，看见桌上的粥愣了一下。“你熬的？”
“嗯。”
他没多问，坐下就吃。我爸一辈子不问闲事。吃到一半，他抬头。“昨晚有人上楼。”
我手里勺子停在半空：“楼下老李家儿子回来了。”
他“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吃。
那天上午我在店里，一点心思都没有。两个客人，一个要两袋水泥，一个问外墙砖多少钱一平。我报价报得乱七八糟，第二个客人问了三遍，走了。
中午我回家，推开门，屋里变了样。地扫了，桌子擦了，我那堆了半个月的脏衣服洗了，晾在阳台。我爸的药盒摆在茶几上，早中晚三格分好。厨房油烟机擦得发亮——那东西自打我搬进来就没擦过。
我爸坐沙发上看电视，抬头问我：“你请钟点工了？”
“没有。”
“那谁弄的。”
“我弄的。”
他看我一眼，没再问。
下午我在阳台收衣服，红玉从我屋里出来，站我后头。
“你爸的药一天三回。”她说，“早上降压，中午护胃，晚上降脂。他中午那回经常忘。”
“你怎么知道。”
“我看药盒上的字。”她在我这儿住下来的头几天，我一直在观察她。
我做生意五年，看人很准。可我看不透她。她不吃饭。
头两天我以为她客气。第三天我炒了盘西红柿鸡蛋端她面前，她看了很久，夹了一块鸡蛋，嚼两下放下了。
“不好吃？”
“好吃。可我不吃。”
“为什么。”
“我们不吃熟的。”她说，“熟的里面有火。”
我后来才弄明白：她吃生的。水果、黄瓜、西红柿、生菜。米面不吃，肉更不吃。她在山上的时候吃野果、菌子、溪里的小鱼。
有一回我从店里带回来一只烧鸡，撕了条腿给她。她接过去，闻了闻，放在桌上。
“我娘就是被这个味引过去的。”她说。
我把鸡腿放下。“什么意思。”
“猎人下了夹子。”她说，“夹子上放一块烧鸡。我娘闻见味，去叼，被夹住了。”
“那时候你多大。”
“十三。”她说，“按你们的算法，大概三岁。”
那天晚上她跟我讲了她的事。她娘是一只老狐，在这座山里活了两百多年。她不知道她爹是谁。她生下来就是狐形，跟着她娘在山里跑。她娘教她认路、认草、认水，教她怎么躲人。
“我娘说，人最厉害的不是枪。”她说，“人最厉害的是味。他们在山里放各种味，你闻见好闻的，就得跑。”
三十七年前那个冬天，她娘被夹住了。她去咬那个夹子，咬不动。她守了三天，她娘最后自己咬断腿，爬出去十几米，死在一棵松树底下。
“我娘死的时候跟我说一句。——别下山。”
“那你为什么下山。”
“因为我一个人过了三十七年。”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眼睛看着窗外。
“三十七年。你怎么过的。”
“就那么过。春天吃芽，夏天吃果，秋天存东西，冬天睡觉。有时候一睡一个月，醒了雪还没化。”
“不难受吗。”
“难受。尤其是冬天。冬天山里没有声音，只有风。我有时候跟自己说话，说一句，听一句，说了好几年。”
“后来呢。”
“后来我学会了不跟自己说话。”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我这个人不算心软。我妈走的时候我十四，头七那天我一滴眼泪没掉。邻居说我心硬。其实不是硬——是那时候我就明白了：哭完了，日子还得过，饭还得吃。可她讲那段的时候，我心里有个地方堵了一下。
第七天，她跟我去店里。那天上午来了一车水泥，四十吨，司机只卸到门口。平时我自己一袋一袋扛，一袋一百斤，四百袋，得扛两个钟头。
我刚要开始搬，她从店里出来。“我来。”
“你搬不动。”
她没说话。她走到车前，弯腰，两手抓住一袋水泥两头，往上一提——上了肩。
她扛着那袋水泥走进院子，放下，回来，再扛一袋。步子很稳，脸上没表情，汗都没出。司机站旁边，嘴张着。
“老板。”他说，“这是你什么人。”
“我表妹。”
“这力气，比我们装卸队的还大。”
四十分钟，四百袋搬完。她站在院子里拍拍手上的灰。她手掌上有一层薄茧，我后来摸过——不像干活磨的，倒像天生的。
那天下午我给她买了双鞋。县城最好那家鞋店，白色运动鞋，一百七十八块。她穿上走两步，说有点挤。我说新鞋都挤，穿两天就好。那双鞋她后来一直穿，穿到鞋底磨平。
她学东西快。头三天她不会用电视。我教她按遥控器，她看着那个红按钮，按两次就会了，但她不明白为什么人在黑框框里。
第五天学会开防盗门。老式的，要往上提一下再转钥匙。她头一回弄了五分钟，第二回三秒。
第七天她会用手机。我那部旧手机她从抽屉翻出来，自己摸出一个规律：手指一划，东西就动。
她最爱看的是地图。“这个能看见山吗？”
“能。”
我把地图放大，找到太行山那一段。屏幕上是一片褐色褶皱，一些细线——公路。她盯着看，用手指在那片褐色上摸。
“这是我住的地方。”
我凑过去。她指的是一片没名字的区域，离最近的村子十几公里。
“你怎么知道。”
“这个弯。这个弯我记得。”
那天晚上她拿出那块红玉坠给我看。
那块玉很小，比拇指盖大不了多少。半透明的红，里头一道浅浅的白纹。她一直挂脖子上，绳子是很旧的皮绳。
“哪来的。”
“山涧里捡的。”她说，“溪水里看见的，捞上来。磨了三年。”
“磨三年？”
“我不会磨。一开始用石头砸，砸碎两块。后来用溪水冲，冲了三年，棱角就圆了。”
“为什么叫红玉。”
“因为它红。”
她把玉坠摘下来，放我手心。玉是温的——比人的体温还高一点。
“给你。”
“这个我不能要。”
“你拿着。”她说，“这个能挡东西。”
“挡什么。”
“挡不该来的。”
我把玉坠推回去。她没收，站起来走了。那块玉我后来挂在床头，挂了很久。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
七月底，来一大单。县城一个老板要在城东盖仓库，两千多平，瓷砖、水泥、钢筋都要接。这单接下来能赚四万多。
那老板姓王，五十来岁，白衬衫，说话客气。坐店里喝茶，跟我聊半个钟头，最后说：“小冯，你这价，我再看看。”
这是压价的老话。我正准备让两百一平，红玉从后头出来了。
她端着一杯水放王老板面前，然后站到我旁边。她看了王老板一眼。就一眼。王老板本来还在笑，他笑僵在脸上。
他抬头看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放在桌上那只手，手指头开始抖。
“这位是？”他声音有点干。
“我表妹。”我说。
红玉没说话。她就那么看着王老板。那双琥珀色的眼睛——我那天才发现——她盯着人的时候，眼珠里像有火在烧。
王老板的汗从额头下来了。
“王老板。”红玉开口，声音很平，“你这仓库，是不是八月十号要交工。”
王老板的手停了。“你、你怎么知道。”
“你刚看报价单，先看的是供货周期。”她说，“你不是比价，你是比谁送得快。”
屋里静了几秒。王老板笑了一下，那笑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他把茶杯放下。“小冯。你这表妹……比你厉害。”
那天下午合同签了。我一分没让，供货期压到二十天。送走王老板，我坐店里半天没说话。
“你怎么知道他急。”
“他进来的时候鞋上有灰。”她说，“那种灰是工地的，不是马路的。他裤脚有水泥点，刚去过现场。他一直在看表。”
“那也不能说明八月十号交工。”
“他手机响两次，他都按了。”她说，“第二次按掉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屏幕，屏幕上写着'甲方张'。”
我看着她。
“你连屏幕上的字都看见了。”
“我眼睛好。”
那天晚上我请她吃饭。我炒了四个菜，买了瓶啤酒。她还是只吃了几口黄瓜，但她坐那儿，看我吃。
“你怎么不笑。”我忽然问。
“什么。”
“我认识你半个多月了。你没笑过。”
她低头想了一会儿。“我不会。”
“什么叫不会。”
“我娘死以后，我就没笑过。三十七年，没有一件事值得笑。”
我把筷子放下。那现在呢。
她抬头看我。“现在也没有。”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笑了。是我洗碗的时候，手滑，一个碗掉地上摔碎。我蹲下去捡，被划了一下手，骂了句“操”。
她站在门口，忽然笑出了声。那声音很短，就一下。可我听见了。我抬头看她。她自己也愣了一下，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像在确认那个笑是不是真的。
那半个月过得很快。
我早上七点开门，她跟我到店里。她坐店后面院子，帮我筛沙子、摆瓷砖、给水泥袋盖塑料布。她不说话，可她做事细，一摞瓷砖码得比我还齐。
中午我回家做饭，她吃她的水果。我爸一开始不说话，后来有一天他忽然说：“这姑娘手上有劲。”
“嗯。”
“哪儿的。”
“远房表妹。家里没人了。”
我爸“哦”了一声，抽了口烟。“人不错。就是话太少。”
我当时心里松了一口气。我以为这事能瞒下去。
七月底的一天，出了件事。那天下午店里来人了。四十多岁，polo衫，脖子上挂金链子。后头跟两个小伙子，一进门四处看。
我认得他。姓刘，县城南边开沙场的，手底下一帮人。“冯老板。你这沙子从哪儿拉的。”
“邢台。”
“从今天起，从我沙场拉。一吨给你便宜五块。”
“刘哥，我这生意小。”
“就是因为你生意小，我才照顾你。”他笑了一下，“一吨便宜五块，一个月你拉三十吨，就是一百五。白给你的。”
我知道这不是照顾。这是要我把进货渠道交出去。
“我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他说，“三天。”
他走了以后，我坐店里抽了半包烟。红玉从后头出来，站门口，看那辆车开走。
“那个人心里有火。”她说。
“什么火。”
“他刚说便宜五块的时候，他心里在骂你。骂得很难听。”
我抬头看她。“你怎么知道。”
她转过头来看我。
那双琥珀色的眼睛——“我能闻见。人心里有事的时候，身上味道会变。”
她说这话的时候，屋里那盏灯泡“嗡”地闪了一下。
我后来才反应过来。那盏灯，那天下午已经闪了三回。
3 她留下一包钱
八月十二号那天夜里，我爸踹开了我的门。白天一切正常。上午我送了两车货，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店里对账。红玉在院子里晒水泥袋上的塑料布，晒完叠好，一摞一摞码墙角。
晚上我爸八点多就睡了。这两年他睡得早，血压高，医生让他别熬夜。
我和红玉在客厅看了会儿电视。电视里放相亲节目，男嘉宾在台上说自己有房有车。红玉看着，忽然问：“这些人为什么要在一群人面前说自己有什么。”
我说这不是说给台上的人听的。
“那说给谁听。”
“说给电视机前面的人听。让更多人选他。”
她想了一会儿：“那他到底要哪一个。”
我笑了一下。她没笑。
十一点多我回屋睡。红玉跟我一个屋——这半个月我们一直这么睡，我睡床，她睡……她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不在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去哪了。
我睡得不深。那阵子心里有事，刘老板三天期限早过了，他没来，可我总觉得不会就这么完。
十二点多，我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不是轻的，是那种拖着走的，很重。我一听就知道是我爸。
我坐起来。门“哐”一声被踹开。门框上的漆掉了一块。
我爸站门口，手里举着一根拖把，穿着背心裤衩，头发乱得像鸡窝。
红玉也坐起来了。她坐在床上，白睡衣，头发散着。屋里灯我没开，只有走廊那盏小灯透进来一点光。
我爸举着拖把，看床上的红玉。
看了大概五秒。然后拖把从他手里掉下来，“当”地一声。
他没骂她。他骂的是我。“冯如。你过来。”
我从床上下来，走到他面前。他抬手就是一巴掌。那一巴掌很重，我耳朵“嗡”了一下，嘴里有一股铁腥味。
“你妈走的时候你十四。你是不是还想再送走一个。”
我站那儿没说话。
“我早就觉得不对。”他说，“饭不做，肉不吃，一天到晚不出门。邻居问我家里那女人是谁，我说是亲戚。我问你，你说表妹。你哪有这样的表妹。”
“爸。”
“你闭嘴。我问你一句话——她是不是人。”
屋里死静。红玉坐在床上，没动。她看着我爸，眼睛里没有怕，也没有委屈。
我张了张嘴。“不是。”
我爸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墙上。他抬手捂住脸，捂了很久。后来他把手放下来，眼睛是红的。
“走。让她走。”
“爸——”
“让她走。”他说，“冯如，我这辈子没求过你。我求你了。”
我转头看红玉。她已经起来了。她没看我。她在穿鞋。那双白色运动鞋，穿了半个多月，鞋头有点脏了。
她起来以后先做了一件事。她把我的衣服叠了。床上那床薄被，她叠成方块，放床头。我两件换洗T恤，叠好，摞椅子上。桌上那个烟灰缸，她倒了，用水冲干净，用纸巾擦干。
她做这些的时候很慢，一件一件，像在收拾一个住了很久的房子。她穿好鞋，走到我爸面前。
我爸往后退了一步。她站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茶几上。那是一个布包，绿的，很旧，用一根麻绳捆着。
“叔。这个留下。”
我爸没说话。她转过身，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记了很多年。然后她——她没有开门。
她就那么从门口——从那个关着的防盗门前面——消失了。像一缕烟。像灯灭了。
我追出去的时候，楼道里声控灯亮了一层，又灭了。我跑下二楼，跑下一楼，跑到院子里。院子里没人。只有月光。
那道围墙在院子西边，一米八高，墙头上一排铁钉。我跑到墙根下，抬头看。墙头上什么都没有。
我在院子里站了十分钟。后来我蹲下去，蹲在墙根底下，蹲了很久。回屋的时候我爸坐沙发上，没开灯。茶几上那个绿布包还在。我拿起来，解开麻绳。
里面是一沓一沓的钱。一百的，五十的，还有十块的。旧版。扎得很整齐，橡皮筋捆着，一捆一捆码在布里。我数了一下——四万七千三。
我爸抬头。“哪来的。”
“不知道。”
第二天我去了西边那座山。我一个人开车到山脚下，找了条上山的土路，往上走。走了三个钟头，走到一片杂木林，林子里全是石头，没路。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喊她的名字。
“红玉。”
山里只有回声。我在那儿坐到下午，坐到腿麻，才下山。
第三天我又去了。第四天我没去。我知道找不到了。
那四万七千三我一直没动，放衣柜最上面那层，用那个绿布包着。我爸从那以后没提过她。
他照常吃饭，照常看电视，照常吃药。可有一件事变了——他开始每天早上起来给我做早饭。
他以前从不做饭。我妈走以后，是我学着做的。他会煮面条，会煎鸡蛋，别的什么都不会。
八月底的一天早上，我起来，看见桌上摆着一碗面。手擀的，宽条，上面卧个鸡蛋。鸡蛋煎糊了一边。
我爸坐桌边，手里拿着筷子，没动。我坐下吃。面有点咸，鸡蛋糊了，但我吃完了。
吃到一半，他忽然说：“那个姑娘。”
我抬头。
“她走那天晚上。”他说，“她没骂我。”
“她为什么要骂你。”
“她该骂。我把她赶出去的。”
他把筷子放下。
“冯如。爸是不是做错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不是嫌她。”他说，“我是怕。你妈走那年，我在医院走廊上坐了四天。那四天我想明白一件事：人这辈子最怕的不是穷，是送人。送一次，人就得少一块。”
“我不能再少一块了。”
那天早上我们爷俩坐那儿，谁都没再说话。后来我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瞒他，如果我早一点跟他说，事情会不会不一样。
我不知道。那之后我上过四趟山。第一趟是第三天，林子里转到天黑，什么都没找到。第二趟我带了一袋她爱吃的西红柿，放那块石头上。第二天我再去，西红柿没了。我心跳得厉害，蹲那儿找了半天，最后在石头后面看见几个西红柿蒂，还有一片被啃过的皮。是野兔。
第三趟我带了手电，晚上上去的。我在山上待到半夜，看见过两只眼睛在树后面亮了一下。我照过去——是只黄鼠狼。第四趟是九月初。我爬到半山腰，坐一块石头上抽烟。抽到第二根，我看见前面十几米的地方，有个红色的东西闪了一下。
我把烟按灭，站起来。那个红影在树后面，一晃就没了。我往前走了二十步，站住。
“红玉。”没人应。
“我知道你在。你出来。”
山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在那儿站了半个钟头，最后转身下山。走到半路我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有。
可我记住了那个位置。从山上下来，日子还得过。店里照常开门，水泥照常卖，账照常一个月盘一次。我爸照常做饭，我照常给他洗脚。
只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阳台。她洗的衣服晾在那儿，收了以后，那个位置一直空着。
冰箱。她买的黄瓜还放最下面那层，放到烂了，我扔了。扔完我站垃圾桶前面站了一会儿。
晚上。以前客厅里总有电视声，后来我把电视关了，屋里静得能听见楼下有人说话。还有我床头那块红玉坠。
我挂在床头，挂了很久。有天夜里我做梦，梦见一双琥珀色的眼睛，在黑暗里亮着，一直看着我。
我醒了。窗外有风。月光照在那块红玉坠上，玉是温的。
4 卫红梅
九月，刘老板又来了。
这次他没带人，一个人来的，进门就笑。
“冯老板。”他说，“上回说的事，考虑得怎么样。”
“刘哥，我这生意小，还是从原来的渠道走。”
他脸上的笑没变。
“行。”他说，“你考虑清楚就行。”
他转身走。走到门口，回头。
“对了。”他说，“你那个表妹呢，好久没见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回老家了。”
“哦。”他说，“可惜了。”
他走了以后，我坐店里，手一直在抖。不是怕他。是因为他提到了红玉。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那个绿布包从衣柜上拿下来，放桌上，解开。
四万七千三。
我一张一张数，数了三遍。
后来我才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
十一月底，我开车去西边山脚下一个村子。那村子叫南沟，二十几户人，年轻人都出去了，剩的都是老人。
我在村口问一个晒太阳的老太太，村里有没有收山货的。她说有，老赵家，村东头第三户。
老赵七十六了，一个人住。院子里堆着晒干的药材，柴胡、连翘、酸枣仁，一捆一捆码墙根。我说我想打听一个人。他说你打听谁。
我说，一个姑娘，二十来岁，经常上山采药卖给你。
老赵坐小马扎上，看了我一会儿。
“你说的是那个哑巴。”
“哑巴？”
“她不说话。”老赵说，“三十年，一句都没说过。头一回来我这儿，是八几年，我还没退休。她背一筐柴胡，放门口，站那儿。我问她多少钱，她不说话，指了指筐，又指了指我。”
“后来呢。”
“后来我就明白了。我给她钱，她接了就走。第二年秋天又来，还是那几样：柴胡、连翘、酸枣仁。她采的药干净，根上不带土，我给的价比别人高两成。”
“一年来几回。”
“一回。”老赵说，“就秋天那一回。”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他说，“去年秋天她还来过，背一筐连翘，我给了她八百多。今年没来。”
我坐他家门槛上，两只手撑着膝盖。
“她一共卖了多少。”
老赵笑了一下。
“我哪算得清。”他说，“不过她每次都不花钱，我给她钱，她揣上就走。三十年下来，怎么也有四五万吧。”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没开音响。车窗外是太行山的轮廓，一层一层往后退。天黑下来以后只剩一片黑。
四万七千三。三十年，一年秋天来一回，一回卖几百块。她把每一分都攒着，用橡皮筋一捆一捆扎好，包在一块绿布里，带下山，放我家茶几上。然后她走了。一分没带。
第二年三月，我爸托人给我说了个媳妇。卫红梅，二十三岁，县城超市收银员。见了三面就定了。
办酒我用两万八——钱是从那个绿布包里拿的。我一边数一边想，她要是知道了，会怎么看我。
卫红梅是个很稳的女人。圆脸，鼻子有点塌，笑起来眼睛弯成一条缝。她说话慢，一句一句，说完了停一下，等你说。
第三面她来我店里。她在店里站了一会儿，看了看货架，说：“你这瓷砖摆得乱，人家来挑不好找。”我说我一直这么摆。
她说：“你按颜色摆。白的在一起，米黄的在一起，灰的在一起。人家进门，第一眼就看见自己要的那种。”
第二天我照她说的摆了。摆完确实好找多了。那天下午我给她发了条微信，问她愿不愿意。她过了十分钟回了一句：我愿意。
结婚是五月十六。酒席在县城一家中档酒店，十八桌。彩礼六万六，三金一万二，酒席两万八，加杂七杂八，一共花了十一万。那十一万里，有两万八是从绿布包里拿的。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在屋里数钱，一捆一捆拆开，数出两万八，用红纸包起来。数完我坐床上，看着剩下的钱，坐了很久。我心里有个念头，很轻，但一直在：这钱是她三十年攒的。
结婚那天我没想她。这话说出来不好听，可那是真的。人忙起来什么都想不起来。我从早上六点开始忙，接亲、堵门、敬酒、送客，一直忙到晚上十点。等我把最后一批客人送走，回新房，坐床沿上，才发现自己一天没吃东西。
卫红梅给我煮了一碗面。手擀的，宽条，上面卧个鸡蛋。
我看着那碗面，愣了几秒钟。
“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你手挺巧。”
她笑了一下：“我妈教的。”
婚后第三天， 卫红梅收拾屋子，从衣柜最上面把那个绿布包拿下来了。我在客厅，听见她在屋里喊我。
“冯如，这个是什么。”我走过去。她把绿布包放床上，没解开，只是看着。
“钱。”
“谁的钱。”
我站门口，没立刻回答。她抬头看我。
“是不是有个人。”她说。
我看着她。“有。”
她点了点头，没追问。她把那个布包重新包好，放回衣柜最上面，用手压了压，让它平贴。
“放这儿吧。别扔。”
后来那两年，她一次都没再提过这件事。我有时候想，她大概早就知道了。一个女人嫁进一个男人的家，那个家里有没有别人住过，她比谁都清楚。阳台上的晾衣绳换过位置，厨房的调料摆法不是一个人的习惯，被子叠的方式也对不上。
她什么都没说。婚后的日子很平。她早上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去超市上班。中午在超市吃。晚上八点下班，回来做饭。我有时候去接她，骑电动车，她坐后座，手扶在我腰上。
她怕打雷。有一回夏天夜里打雷，一个响雷下来，她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抓住我胳膊，抓得很紧。
“怕什么。”
“从小就怕。”她说，“我妈说我小时候被雷劈过一回，劈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上，我就在树底下玩。”
我把她搂过来，拍她的背。
“没事。屋里有避雷针。”
她过了很久才睡着。那半年是我这辈子最安稳的半年。店里生意不错，一个月能挣两万多。我爸身体也还好。家里有人做饭，有人说话，衣服有人洗。
我有时候会想起红玉，但想得不多了。人就是这样，新的日子一多，旧的日子就淡了。
十月底，宋强来了。那天下午我在店里给一个客户算账，门口停了一辆黑色奔驰。车上下来三个人，走在前面那个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肚子很大，穿深灰大衣，头发梳得很整齐。
我认得他。广平县城没人不认得宋强。他做房地产，县城南边那片新楼盘都是他盖的，县里最大的商场也是他的。他还是县政协委员，每年两会上电视能看见他。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算账，抬头。“冯老板。”
“宋总。”
他笑了一下，在店里转了一圈，看了看货架，看了看院子，最后走到我对面坐下。“你这店，多少平方。”
“连院子一百八。”
“位置不错。”他说，“正好在路口。”
我心里开始打鼓。“宋总，有话直说。”
“爽快。我在南边拿了块地，要盖一个商业综合体。你这店在范围里。”
“要拆？”
“不是拆。是收购。我按市场价给你，一平方八千，你这一百八，一百四十四万。”
一百四十四万。
“我要是不卖呢。”
他脸上的笑没变。“冯老板。我这个人做生意，从来不强买强卖。你要是不卖，我就不盖这一块，我绕过去。”
他站起来，理了理大衣。“不过我提醒你一句。绕过去以后，这条路要拓宽，你这门面就缩进去了，剩下不到八十平。到时候你想卖，我可就不要了。”
他说完就走了。那天晚上我没跟卫红梅说。一个人在店里坐到十点，抽了半包烟。
第三天，刘老板来了。他现在在宋强手底下，给了个“拆迁协调”的名头。
“冯老板。”他笑着说，“上回说的事，我再问一句。”
“刘哥。我这店不卖。”
他点头，从口袋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在手里转。“冯如。我跟你说句实在话。”
“你说。”
“宋总这个人，你顺着他，他给你钱。你要是不顺着他——”他把烟叼嘴上，“他不打你，也不骂你。他就让你自己待不下去。”
那天晚上回家， 卫红梅在厨房做饭。我站厨房门口看她切菜。
“红梅。如果有人要买我们那个店，一百四十四万，你说卖不卖。”
她停下手里的刀，回头看我。“你怎么忽然问这个。”
“有人来问了。”
她想了想：“你想卖吗。”
“我不知道。”
她把刀放下，擦了擦手。“那就别卖。你这个人，要是卖了以后心里不痛快，那一百多万也不值。”
我看着她。“你怎么知道我会不痛快。”
“你每天晚上吃完饭都要去店里转一圈。下雨也去。一个只想着钱的人不会这样。”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不卖。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后来会要多少东西来偿。十二月底， 卫红梅怀孕了。
她拿着验孕棒从卫生间出来，站客厅中间，两只手捧着那东西，看着我。
“冯如。”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两条杠。”
那天晚上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半天没说话，最后说了句“好”，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他提着一只老母鸡来了。
那几天我走路都是飘的。我在店里干活的时候会突然停下来笑，客户问我笑什么，我说没什么。我开始算日子。预产期是明年八月。我想着到时候店里要请个人， 卫红梅坐月子我得在家伺候。我还想着孩子叫什么名字。
我甚至想过，要是个女儿，就叫冯念。那个冬天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个冬天。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一百四十四万这个数字背后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个笑起来很客气的男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只知道那年冬天很冷，雪下得很大。 卫红梅怕冷，晚上睡觉总把脚伸到我腿中间。那块红玉坠，我还挂在床头。
有天夜里我醒过来，发现那块玉是烫的。不是温。是烫。像刚从火里夹出来的。我把它摘下来，放在桌上。
第二天早上它又凉了。我那时候没多想。现在我知道了——那块玉，是在替我挡东西。
5 家破
砸店是在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县城放烟花，我跟 卫红梅在家看晚会。十点多有人敲楼下的门，说是收废品的，问有没有纸箱。我们家没人在楼下，那人敲了两下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去开店。卷帘门被人从底下撬起来了，撬痕很深，用的是撬棍。玻璃门全碎了，一地碴子。店里货架被推倒，水泥袋子划开，白粉撒了一地。瓷砖砸碎三十多箱，沙子被铲到院子中间，浇了水，成了泥。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隔壁修车的老周出来看，说昨晚十一点多听见响动，以为是放炮。我打110。
警察来得很快。两个，拍了照，量了门，问了几个问题：最近有没有跟人结仇，有没有经济纠纷。
我说有。我把宋强的事说了。那个三十来岁的警察记在本子上，记完合上。
“冯老板。你有证据吗。”
“什么证据。”
“证明是他们干的证据。监控、证人、录音，有吗。”
我没有。
“这个我们会查。你先修门，把损失清点一下，报个数给我们。”
他们走了。损失我算了一下：瓷砖三十四箱，一万九；水泥十二吨，四千二；沙子四十五方，三千一；货架两组，一千六；玻璃门一扇，九百。加起来两万九千八。
这钱不算多。要命的是那天之后，来店里的人少了。县城就这么大，消息传得比什么都快。人家一看你这店被人砸了，警察来了也没下文，谁还敢来买瓷砖。
生意最好的三月，我那个月卖了不到两万——开业以来最差的一个月。那天晚上 卫红梅来店里，站门口看了看，没进来。
“冯如。我们卖吧。”
我蹲地上，手里拿着扫帚。“不卖。”
“为什么。”
“卖了以后呢。他今天想要这个店，明天想要别的。我这辈子就学会一个道理：你退一步，他就往前一步。”
她站那儿，没再说。三月，事情开始变得奇怪。
先是水。店里自来水停了三天，自来水公司说是管道维修。修完以后水压很小，洗个手都得等。
然后是电。店里跳闸，一天跳七八回，找电工来看，说是线路老化。我那年刚换的线。再然后是我爸。
有一天他从菜市场回来，路上被两个骑电动车的人撞了。人没大事，膝盖磕破了，可他吓得不轻。他说那两个人撞完他没停，回头看了他一眼。我报警。警察说电动车没牌照，不好查。
那天晚上我把我爸扶到床上，给他上药。他一直没说话。上完药他忽然抓住我手腕。
“相如。我们走吧。”
我坐床边，看着他。“爸，我们走了，店怎么办。”
“店不要了。命要紧。”
我在他床边坐到半夜。
三月二十六号晚上，他们来了。那天我刚关店回到家。我爸在客厅看电视， 卫红梅在厨房洗碗。
九点多，有人敲门。我去开。门一开，进来五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刘老板，后面四个我没见过，都是二十来岁，穿黑衣服。
“冯老板。”刘老板笑着说，“又见面了。”
“你们干什么。”
“不干什么。宋总让我来问问，合同的事想得怎么样了。”
“我说了不卖。”
他叹了口气。“冯如。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呢。”
他往客厅走了一步。我爸从沙发上站起来，挡在他前面。“你们出去。这是我家。”
刘老板看了他一眼。“老爷子。您让开。”
我爸没让。后来发生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我只记得一个人伸手推了我爸一把，我爸往后倒，后脑勺磕在茶几角上。
那一声很闷。我冲上去，被两个人按住。我听见 卫红梅在厨房尖叫，然后有人过去把厨房门关上了。
刘老板蹲在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脸。“冯如。宋总说了，再给你三天。三天以后你要是还不签，就不是砸店这么简单了。”
他们走了。我爬到我爸身边。他躺地上，眼睛睁着，后脑勺有个口子，血把地毯洇黑了一块。
我打120。救护车来了，医生检查一下，说颅内有出血，得马上送市医院。
那天晚上我在市医院手术室外面坐到天亮。我爸做了开颅，命保住了，但左边身子不能动了。
三天以后，我签了字。不是卖给宋强。是我把店转给隔壁修车的老周，八十七万，比宋强给的少五十七万。我只有一个条件：三天之内办完手续。老周问我为什么这么急。我说我要走。
四月二号，我们准备走。目的地是石家庄，我姨在那儿，可以先住下。我把能带的东西装了两个箱子，剩下的都不要了。
我爸躺在县医院病床上，插着鼻饲管。我跟他说我们走，他摇头。“我不走。”
“爸。”
“我这个样子，走到哪儿都是拖累。你们走。我在这儿，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我跪在床边。他抬起右手，摸了摸我的头。
“相如。你妈走的时候，我跟她说，我一定把儿子带大。现在我带大了。”
“你走吧。”
那天晚上十一点，我背着两个箱子，扶着 卫红梅下了楼。卫红梅怀孕五个月，肚子已经显了。她走得很慢，一只手扶楼梯扶手，一只手护着肚子。我们把行李放进后备箱，上了车。
车开出县城，上了往北的省道。路上没车，两边是麦田，麦子刚返青，黑压压一片。
卫红梅坐副驾，一直没说话。开出大概二十公里，后面有车灯亮起来。
一开始我没在意。那条路上偶尔有货车。可那车灯越来越近，越来越亮，一直跟着我们，不变道，不超车。
我把油门踩下去。后面的车也加速。
“冯如。” 卫红梅的声音在抖。
“别怕。你把安全带系好。”
那辆车追上来，往我这边别了一下。我打方向盘，车轮蹭到路边土坡，车身歪了一下，撞在护栏上。安全气囊弹出来，砸在我脸上。
我眼前白了一下。等我看清，那辆车停在我们前面，下来四个人。
我推开车门想下去。腿一软，跪地上。他们把我拖到路边。刘老板从车上下来，走到我面前。
“冯如。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我抬头，看见两个人拉开了副驾的门。卫红梅在喊我的名字。
我想爬起来，一个人一脚踹在我胸口。我听见肋骨“咔”响了一声。
后来我听见车门关上的声音，发动机的声音，轮胎压在碎石上的声音。那些声音越来越远。我趴地上，脸贴着土。土是凉的，有一点潮。我喊了一声。没人应。
我在那条路上趴了大概半个钟头。后来一个过路的货车司机停下来，把我扶起来，送医院。我左腿断了，肋骨断两根。
第二天早上，我在县医院急诊室，接到电话。派出所打来的。他们说，在城东一个工地旁边，发现一具女尸。身上有我的电话号码，写在手背上，用圆珠笔写的。我后来才知道——她在被带上车以后，用指甲在自己手背上写了一串数字。
我的手机号。她被从一栋六层楼的楼顶推下去。那时候她怀孕五个月。
第三天，我拄着拐，去了另一个地方。我爸住的病房在三楼。护士站的人看见我，脸色就不对。我爸在四月三号凌晨去世。死因写的是“脑出血加重，抢救无效”。
可护士私下跟我说，那天夜里有人来过，进了病房，待了不到五分钟。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那张空床。床上还铺着床单，枕头摆得很正。我在那儿站了很久。后来有护士过来，把床单收了。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回了家。家里没人。客厅的地毯上还有一块黑色的印子——我爸后脑勺流的血，洗不掉。我坐在那块印子上，坐到天黑。
后来我站起来，去了厨房。我拿了一把刀。那把刀是我妈留下的，切菜用的，刀刃十二公分。我在宋强公司门口等了两个钟头。
晚上八点多，他的车开出来。我跟上去，跟到一个红绿灯路口。车停在那儿。我冲上去，拉开车门。车后座坐的不是宋强。是他的司机，还有一个人——后来我才知道是公司的副总。我捅了一刀。
捅在那个副总的左边大腿上，深七公分。他惨叫一声，我被人从后面抱住。后来警察来了。
四月十号，我被刑事拘留。五月，检察院批捕。八月，法院判了。故意伤害罪，三年。
法庭上，那个副总的律师说我是有预谋的报复，要求从重。我的律师说我是激情犯罪，家庭遭遇重大变故，请求从轻。
法官最后说了一句：被告人冯如，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二级，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我被带走的时候，旁听席上一个人都没有。看守所在县城北边，一片灰墙。进去先剃头，换号服，按十根手指的手印，拍照。号房十二平米，八个人。我睡靠门那张铺，硬板，一层薄褥子。
第一天晚上没人跟我说话。第二天早上打饭的时候，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问我什么事。我说故意伤害。
“打死人了？”
“没有。轻伤。”
“那还好。三年，减一减，两年半就出来了。”
我没说话。
那天夜里熄灯以后，我躺那儿，看天花板。我在想一件事。
三年前那个夏天，我推开门，床上坐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她说她叫红玉，她说她来跟我过日子。我爸把她赶走那天晚上，她留下一包钱，走了。
我一直以为这件事结束了。现在我知道了，有些事不会结束。它只是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慢慢地长。
那天夜里我在号房里想了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很奇怪：如果她还在——会不会来。我知道这念头没道理。我甚至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可我就是想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叠被子，把四个角捏直。叠完我坐铺上，看窗户外面那一小块天。天是灰的，还没亮透。
我妈走了。我爸走了。 卫红梅走了。她肚子里的孩子，也走了。一个人都没有。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双琥珀色的眼睛，在黑暗里亮着。那双眼睛看着我。
我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像隔了一层水：“冯大哥，我在。”
6 她站在门口
三年，我一天没减。不是表现不好，是我自己没申请。减刑要写申请，要写悔过书，要让家属来签字。
我没有家属。监狱在邯郸西边，一座砖厂改的。我在里面做缝纫，做劳保手套，一天八个钟头。头一年我一句话不说，第二年跟同组的人能聊两句，第三年我当了小组长。
三年里没人来看过我。我爸的坟是我托人立的。我托的是我姨，她在石家庄。我给她写信，让她回广平一趟，给我爸和 卫红梅办了后事。她回信说办了，两个坟都在县城西边公墓，一个在东区，一个在西区，离得不远。
我姨还在信里说了一句： 卫红梅那边，是她娘家人办的。她娘家人不让我姨出钱。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在工位上坐了很久。后来组长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手划了一下。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九号早上，我出来了。铁门开的时候有一声响，很闷。我提着一个蛇皮袋，里面是三年前穿的那身衣服，还有几本书。外面太阳很大，我眯了一下眼睛。
马路对面停着一辆电动车。车是旧的，红色的，车筐里放着一个塑料袋。车边站着一个女人。
她穿一身红裙子。是那种正红。头发剪短了，剪到耳朵下面。人瘦了，脸颊陷下去一点。我站在铁门口，没动。她看见我，走过来。走到我面前，站住。
“冯大哥。我来接你。”
我手里那个蛇皮袋掉在地上。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你怎么——”
“我一直在。”她说。
我看着她，眼泪就下来了。我不是那种会哭的人。我妈走的时候我没哭，我爸死的时候我也没哭。可那天我站在那儿，眼泪一直往下掉，擦都擦不完。
她站那儿，没说话，也没过来抱我。过了一会儿，她从口袋掏出一包纸巾，抽了一张，递给我。
“擦擦。”她说。
我接过纸巾，擦了一把脸。
这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马路对面的路灯是亮的——虽然是早上，但那盏灯没关。路灯从我们头顶照下来。
地上有我的影子。
地上——没有她的影子。
我看着她脚下那块地。空空的。太阳从东边照过来，路灯从头顶照下来，她站在两盏灯中间，可她脚下——
什么都没有。我后背凉了一下。
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脚下，然后抬头看我。那双琥珀色的眼睛——三年了，还是琥珀色——在太阳底下，淡淡的。
“冯大哥。”她说，“你怕我？”
“不怕。”我说。
我说的是真话。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一下。“走吧。我带你去看坟。”
她骑电动车，我坐后座。我坐上去的时候，手扶在她腰上。她的腰——比三年前细了。可她身上那股味，还是那股雨后的草，凉的，甜的，腥的。
三年了。一点没变。县城变了。中华大街拓宽了，两边种了新的行道树。我们那个小区还在，外墙刷了新漆。建材店那个位置，现在是一家奶茶店，门口排着队。
我坐后座上，看那些东西往后退。
“那个店。”我说。
“拆了。”她说，“前年拆的。宋强盖了一个商场，盖到一半就停了。”
“停了？”
“嗯。现在是县里在管。”
公墓在县城西边，一片缓坡，种着松柏。我爸的坟在东区，第三排。碑是青石的，上面刻着“冯公讳德海之墓”，下面是生卒年月。碑很干净。碑前有个小瓷瓶，里面插着几枝干了的菊花。
我在碑前跪下来，磕了三个头。“爸。我出来了。”
风很大，吹得松树响。磕完头我站起来，看那块碑。
“这碑谁立的。”
“我托人立的。”她说，“你姨给了我地址。”
“钱呢。”
“我出的。”
我转头看她。她站在两米外，两只手垂在身侧。
“红玉。这三年，你在哪儿。”
她没立刻回答。
“我在山下。”
“哪个山下。”
“县城边上。租了一间房，一个月三百。”
“你靠什么活。”
“帮人看事。”她说。
我愣了一下。“看什么事。”
“找人，找东西，看人心里有没有事。一开始给邻居看，后来传开了，来的人就多了。一次收五十，多的收两百。”
我看着她。
“你三年都在干这个。”
“嗯。”
“那你为什么不来。”
她抬头看我。“因为你不让我来。”
我愣住了。“我什么时候不让你来。”
“你爸赶我走那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你一眼。你站在门口，没追。”
她说得很平静。
“我想，那我就不来了。”
“后来我听说你结婚了，我想这样也好。”
“再后来我听说你出事了。那天我在山上，半夜心里慌。第二天下来，就听说了。”
风把她额前的头发吹起来。
“我在看守所门口站了三天，人家不让进。后来开庭，我去了，坐最后一排。你被带走的时候，我看见你回头看。”
“你看的是旁听席。”
“我就坐旁听席。”
我站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天下午，她带我去了她住的地方。
县城边上，一栋自建房的二楼，一间十平米的屋子。屋里很干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磁炉，一个塑料衣柜。
桌上放着三个本子。是那种小学生用的作业本，牛皮纸封面的。
“这是什么。”我问。
“账。”她说。
我翻开第一本。里面不是字。是画。画得很笨，线条歪歪扭扭。第一页画了一栋楼，楼上有个人趴在窗户上，窗户旁边写着一个数字“6”。
第二页画了一个男人，胖，穿大衣，旁边画了一个钱袋，钱袋上打了个叉。
第三页画了两个人在打架，一个人拿棍子。
我一页一页往下翻。
“我不识字。山上的时候没人教。下来以后学了一点，写不好。”
“所以你就画。”
“画我记得住。”
我把三个本子从头翻到尾。
第一个本子，二十七页。第二个，三十四页。第三个，十九页。一共八十页。八十页，八十件事。
有一页画的是一个女人跪在地上，旁边是一个男人的皮鞋。有一页画的是一间屋子，屋里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床边站着三个人。有一页画的是一辆卡车，车斗里装满土，土上插着一个牌子。
“这些是什么。”
“宋强的事。”她说。
她把三个本子摊在桌上，一页一页给我讲。
“这一页，是二〇一五年，城西拆迁。这家姓李，老头不走，他们半夜把人从床上抬出去，房子推了。老头第二天回来，坐废墟上，坐了三天，后来中风了。”
“这一页，是二〇一七年。这个人是包工头，姓赵，给宋强干了一个楼盘，工程款三百万，只给了八十万。他去要账，被打断一条腿。后来他从自己家楼上跳下去了。”
“这一页，是二〇一八年。这个是宋强的会计，姓孙。他管账，知道两套账的事。他想走，宋强不让他走，把他关公司地下室三天。”
她讲得很慢，一页一页，讲了一个多钟头。讲完她合上本子。
“这些人我都找到了。”
“找到以后呢。”
“我让他们说。”她说，“我坐他们对面，我能闻见他们心里的事。我就说，你那天是不是这样。他们一听，就哭了。”
“哭完就说了？”
“哭完就说。有的人说了三天，有的人说了一个月。”
“你怎么记的。”
“我不记。我听完就画。画完再去下一家。”
我坐那张床上，看桌上那三个本子。
“红玉。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她看着我。“因为你爸死的时候，你不在。你媳妇死的时候，你也不在。”
“我在，所以我替你做。”
那天晚上，她带我去见了一个人。在县城一家茶馆二楼。那个人三十来岁，戴眼镜，穿一件洗发白的夹克。
“这是赵磊。他爹就是那个跳楼的包工头。”
赵磊站起来跟我握手。他的手很凉。
“冯哥。红玉姐的事，我听了两年。”
我坐下。赵磊现在是市报记者。他说他大学学的新闻，毕业以后在石家庄干了五年，前年调回邯郸。
“我爹死的时候我十九。”他说，“我一直想弄明白一件事：他为什么跳。”
“现在明白了？”
“明白了。”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U盘，放桌上。
“八十页，四十三个人。我核了两年，能对上的有三十一个。剩下十二个，人已经不在了，或者不肯说。”
“这够吗。”
“够。加上账。宋强有两套账，一套给税务，一套给自己。他那套真的，在他会计手里。会计姓孙，现在在石家庄，我找到了。”
“他肯给？”
“他不肯。后来红玉姐去了一趟。”
我转头看红玉。她坐旁边，两只手放膝盖上。
“我跟他说了一句话。”她说。
“什么话。”
“我说，你女儿今年上小学，你想让她以后怎么写她爸。”
那年三月，宋强被带走。先是他公司被查，税务、国土、住建，三个部门一起进场。然后是公安，罪名从寻衅滋事开始，一天加一条，最后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
他的案子牵出来四十多个人，包括刘老板。卫红梅的案子重新查了。那四个人，两个判了无期，两个判了十五年。
七月，法院开庭。我去了，坐旁听席第一排。宋强被带进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他比三年前瘦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穿号服，走路背有点驼。他没往旁听席看。
宣判那天，法官念了四十多分钟。最后念到“判处被告人宋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时候，旁听席上有人哭出了声。
我没哭。我坐那儿，看那个背影被带走。我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不是痛快，也不是难受。就是空的。
散庭的时候，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法院门口，阳光很亮。
红玉站在门口的台阶底下，穿一身红裙子。
她看着我。太阳从她背后照过来，她整个人是一个红影子。她脚下——还是没有影子。
可我已经不觉得怕了。我走下台阶，站到她旁边。“都结束了。”
“嗯。”她说，“都结束了。”
7 她走了
八月，我回了广平。我在县城南边租了个小门面，还是做建材。这次不卖水泥沙子了，只卖瓷砖和洁具。店面不大，六十平，一个人能忙过来。
红玉住县城边上那间屋，我住店里。她每天早上来，帮我开门，擦货架，中午做饭。她还是不吃熟的，我给她买水果，切成块放盘子里。
她晚上回去。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不是我不想。是我不敢。
我知道她是什么。我也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我三十四岁，坐过牢，没有家人，一个月收入够吃饭。
七月里有一天，我问过她一次。那天晚上店里没人，我们坐门口马扎上，看街上的车。
“红玉。”
“嗯。”
“你要不要留下来。”
她没立刻回答。她看马路对面那家亮着灯的药店，看了很久。
“冯大哥。我留不下来。”
“为什么。”
“我在山上五十年。我的东西在山上。我在这城里待三年，已经很难受了。这里太吵，人太多，味道太杂。”
“那你为什么待了三年。”
“因为那三年你有事。现在你没事了。”
那天晚上她走了，跟平常一样。第二天早上她还是来了。我知道她没走。可我也知道，她迟早要走。
九月的一个早上，她没有来。我等到九点，等到十点。我去她那间屋子，门锁着。房东说她昨天夜里退了房。
我站在那间空屋子里，看那张床，那张桌子，那个电磁炉。桌上放着那三个本子。最上面压着一块东西。是那块红玉。
我把它拿起来。玉是温的。
第二年清明，我去给我爸和 卫红梅上坟。我爸的碑前有一束野花，是刚摘的，还带着露水。花是黄色的小花，我们这儿叫婆婆丁。
卫红梅的碑前也有。我在两块碑前各坐了一会儿，跟他们说了会儿话。说完我站起来，回头看了一眼。
坡上没人。松树被风吹得响。我把那块红玉从脖子上摘下来，在手里握了一会儿，然后重新戴回去。
我下山的时候，天快黑了。走到半山腰，我停下来，回头看了看那片公墓。有一团红色的东西，在西区那块碑旁边，一动没动。
我没有回去。我继续往下走。走到山脚下，我停下来，又回头看了一眼。
山坡上那个红影子——不见了。
可我知道她在。她一直都在。三百年前她是山上一只野狐。五十年前她修出人形。三十年前她开始攒钱。三年前她替我跑遍了县城。
她不打人，不杀人，不施法。她就是一家一家地走，一页一页地画。
她把所有欺负过我的人的名字，全记下来，画成八十张画，交给一个记者。
然后她走了。我后来又见过她一次。那年冬天，下大雪。我一个人在店里盘货——还是每月十六。盘到十一点半，我把账本锁进抽屉。
我抬头。窗台上坐着一个人。穿一身红裙子，光脚，头发是湿的。
她坐在我那扇窗户外面——三楼——的窗台上，冲我笑。
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在雪光里，亮得像火。我推开窗户。
外面下着大雪。风灌进来，冷得刺骨。
“红玉。”
她没说话。她从脖子上摘下一样东西，伸手递进来。是一根很旧的皮绳。皮绳上什么都没有了——那块红玉，她已经给我了。
她把皮绳系在我窗把手上面。然后她站起来。
她站在三楼外的窗台上，雪落在她肩上，她那件红裙子在白雪里红得刺眼。她冲我摆了摆手。
像五十年前她在山上，跟一只野兔子摆手那样。然后她往后一仰。我伸手去抓——抓了个空。
我趴在窗台上，往下看。三楼底下，雪地里——没有脚印。一个都没有。
我在窗台上趴了很久。雪越下越大，把我那个窗台，把我系在窗把手上那根皮绳，全盖住了。
后来我直起身。我摸了摸脖子上那块红玉。玉是温的。
《聊斋志异·红玉》（卷二）
广平冯翁有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鲠，而家屡空。数年间，媪与子妇又相继逝，井臼自操之。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问其姓名，曰：“妾邻女红玉也。”生大爱悦，与订永好。
【作者评语】
《聊斋》里的狐女，大多数是来送东西的：送钱、送药、送功名、送儿子。红玉不一样，她是来干活的。
冯相如这个人，从头到尾没做成过一件事。父亲被赶，妻子被抢，自己被诬下狱，家徒四壁。全靠红玉——先是给钱让他娶妻，后来替他三年跑遍县城，把仇人送进监狱。
她不打人，不杀人。她就一家一家地走，一页一页地画。一个不识字的狐狸，用三年时间，画了八十张画。
那是她唯一会的本事。也是她替我，报的仇。
夏洛特的水晶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