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婚车的是我
七年前那场雨下得没道理。十月的天，雨点砸在婚车的红绸上，把绸面砸出一片一片深色的斑，像谁拿墨泼过。
我姐沈薇的房门反锁着。我站在门外，听见她在里面打电话，声音很轻，一点也不像发烧的人：“三十九度二，我站都站不起来，你们谁爱嫁谁嫁。”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句话值三百万。
楼下母亲在哭。她不是沈薇的亲妈，是我的继母，哭起来却比亲妈还真，一边哭一边拍大腿：“作孽啊，好端端的姑娘怎么就病了。”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一根接一根。烟头在雨里亮一下，灭一下，像有人在黑暗里反复掐他的脖子。贺家的车队在门口等，头车打着双闪，司机撑着伞站在雨里，一句话不问。他大概见过太多这样的门，知道门里头永远有一场没人愿意看的戏。
最后是我下的楼。
我穿了姐姐的嫁衣，袖子长一寸，裙摆拖地，踩在雨里吸饱了水，沉得像绑了两块石头。上车前，我做绣活的指甲把裙裾里侧的线头一根一根捻平。那是件好衣裳，不该被人看出仓促。上车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说：“不是大小姐，是那个小的。”
我装作没听见。
贺家老宅在城南，青砖院墙，门口一对石狮子，狮子的眼睛被雨水洗得发亮。拜堂的时候，满厅的人都在看我，看我的袖子，看我的鞋，看我头一回进这个门有没有哆嗦。
贺砚站在我旁边。他穿一身黑西装，眼睛上蒙着一层纱布，说是前年车祸伤了视神经，能看见光，分不清人脸。
他忽然朝我的方向偏了偏头。
“下雨了？”他问。
“下了。”我说。
“伞带了没？”
我愣了一下。满厅的人都在等拜堂，锣鼓都停了半拍，他问的是伞。
我说：“带了。”
那是我第一次对他撒谎。那天的伞是贺家司机打的，红伞，竹骨，我手里空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也没敢问。后来我才懂，一个看不见的人问伞，不是问伞。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坐在新房里。
红烛烧到一半，蜡油顺着铜台往下淌，淌成一小堆。我把嫁衣脱下来，叠好，放在床脚，然后把脸埋在膝盖上。眼泪掉下来，掉得没声，掉了一会儿就自己停了。
我对自己说，往后这日子，后悔也得过成不后悔的样子。
第二章 西跨院的枇杷树
贺家老宅三个院子，我住西跨院。
西跨院有一株枇杷树，据说比贺砚的岁数还大。五月结果，酸得很，佣人摘一颗尝了都摇头。我每年摘一筐，剥皮去核，加冰糖熬成膏，装在玻璃罐里。一年四罐，七年二十八罐。贺砚咳了七年，喝了七年。
第一次熬的时候我熬糊了，整间屋子一股焦糖味。我端过去，他尝了一口，说：“糊了。”
“我重熬。”
“不用。”他说，“糊的也能止咳。”
那天他把那一碗全喝了，喝到最后碗底一层黑渣，他用勺子刮了半天。
我不爱说话。贺家上下三百多口人，从老太太到扫院子的老陈，都知道西跨院那位“不太像少奶奶”：不戴首饰，不逛街，出门坐公交，在菜市场为两毛钱能讲十分钟。有人背地里笑我抠，笑我从泥地里爬出来改不了习性。我听见了也不恼，两毛钱也是钱。
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在管账。
贺家一年的开销，柴米油盐，佣人薪水，花草修剪，祠堂灯油，老太太的参汤，账房每月初送一册到我这里。我不用算盘，用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和一本硬壳本。七年，本子摞起来一尺高，压在最底下的那本硬壳已经翘边了。
账本旁边是一只铁皮饼干盒，掉漆的，印着早就停产的牌子。里头装票据，一张不落。超市小票，药房发票，给贺砚买护膝的一百八，修伞的两块。别人家扔进垃圾桶的纸片，我一张张压平收着。
我自己的开销，七年加起来五万七千三百二十块。这个数我记得清楚，因为每年腊月三十我会重算一遍，一笔一笔对，对完把总数写在硬壳本最后一页，签上日子。七年七个数字，从六千多到一万出头，没有一年超过一万二。
贺砚住东边，我住西边。分房七年，他从不踏进西跨院一步。只有下雨天，他会站在东廊下，隔着院子问一句：“伞呢？”
我每次都答：“在。”
他点点头，回屋，关门。
七年，他没问过第二句。
第三章 椅子挪了位置
沈薇回国是在第七年的九月。
那天早上账房送来秋季的册子，我在核对祠堂灯油，佣人小荷跑进来，脸都红了：“少奶奶，大小姐回来了，就在前厅。”
我放下铅笔，把硬壳本合上，压平封面，才起身。
沈薇瘦了，也精致了，穿一件米白风衣，头发剪短，站在贺家客厅里，像一张被人擦亮的旧照片。她身后跟着两个箱子，箱子上还贴着航空公司的托运条。
老太太握着她的手，眼泪一颗颗掉：“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外头再好也不如家里。”
沈薇叫了声奶奶，声音就哑了。她抬头看见我，先愣了一下，随即笑开：“妹妹。”
我说：“姐。”
那天的晚饭，桌子换了位置。
原本我坐贺砚右手边，七年来都坐那儿。那晚佣人把沈薇的椅子摆在我原来的位置上，我的椅子挪到了靠门那一侧，正对着风口。摆椅子的小荷低着头不敢看我，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
没人解释。贺家的规矩，椅子怎么摆，就是话怎么说。
一桌人吃饭，老太太问沈薇在国外吃什么，沈薇说吃不好，最想家里的酱鸭。老太太立刻让厨房明天做。
沈薇给我夹了一筷子鱼：“妹妹，这些年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听说你还在管账？”她把筷子放下，语气轻飘飘的，“哎呀你怎么这么实心眼，这些事交给账房就好了，哪有少奶奶自己扒拉算盘的。”
我说：“交过了。去年账房少算四万三。”
桌上一静。小荷的汤勺磕在碗沿上，响了一声。
贺砚放下筷子，说了两个字：“吃饭。”
那顿饭剩下的时间，只有碗筷声。
饭后老太太说了一句：“昭昭，薇薇回来了，家里的事让她也学着些，你先带带她。”
我说：“好。”
沈薇笑：“我怕是学不来妹妹这么细。”
“不难。”我把碗摞起来，“一天两个钟头，一年就看完了。”
端碗出去的时候，廊下有两个帮佣在收拾，其中一个压着嗓子说：“到底是替的，人家正经小姐一回来，椅子就挪了。”
我站住了。
那两人脸都白了，低着头不敢吭声。
“替的人也是人。”我说，“碗放着，我自己洗。”
那天我在西跨院洗碗。其实有洗碗机，我不爱用，一堆碗碟泡在热水里，手伸进去，才知道自己今天是冷的还是热的。
小荷端着茶盘经过，站了站，说：“少奶奶，二少爷今晚在书房，没回东屋。”
我嗯了一声。
第二天、第三天，他都在书房。第四天晚上我路过，看见门缝里透出光，桌上摊着一张旧地图，城西那一片，用红笔圈了个圈。
第五天早上，司机老陈在院子里擦车，看见我，手里的抹布停了半拍，欲言又止。
我说：“老陈，有话就说。”
他低下头：“昨天下午，二少爷和沈小姐去了城西墓园。”
我站在西跨院的枇杷树下，站了很久。九月的风穿过叶子，沙沙响，像有人在耳边翻一本很旧的账。
第四章 东区第二排
城西墓园我自己去的。
坐公交，转一趟，再走二十分钟。那天阴着，墓园里没什么人，松树上的水珠落进我领子里，凉得人一激灵。看门的老头问我看谁，我说东区第二排，他抬手指了指方向，又低头去听收音机。
东区第二排，左边一块碑，青石的，刻着“贺门林氏”，生卒年月停在贺砚十四岁那年。碑前的香炉里有新灰，压着一束白菊，花瓣上还有水。
右边一块碑很旧，字被雨水磨掉了一半。我蹲下去，用指甲把青苔一点点抠开。
“沈门陈氏”。
我母亲的名字。
我母亲在我九岁那年走的。走的那天也是阴天，她躺在床上，握着我的手说，昭昭，往后谁给你撑伞，你就跟谁走。父亲第二年娶了继母，继母带过来一个比我大两个月的女儿，就是沈薇。所以她是姐姐，我是妹妹，我们身上没有一滴相同的血。
两块碑之间那一小片地，扫得干干净净，扫帚印子还是新的，一道一道，顺着同一个方向。
我蹲在那儿，手指头冰凉。
背后有人说话：“你怎么来了。”
我回头。贺砚站在两排碑之间的甬道上，手里拿着一把竹扫帚，纱布没戴，眼睛看得清人。他穿了件深灰的旧夹克，袖口磨白了，不是平常出门那身。
他看着我，又说了一句：“我扫了七年。每年清明，两边都扫。”
我站起来，腿麻了，扶着碑才站稳。
“你怎么知道这块碑是我妈的。”
“你进门第二年，我在你床底下的饼干盒里看见一张旧照片。”他说得很平静，“照片背后写着城西墓园东区第二排。我来看过一次，就记住了。”
“你翻我东西。”
“我瞎了两年，耳朵比谁都灵。”他把扫帚靠在碑上，“你每年清明都说回娘家，可你回来的时候鞋底是湿泥，不是沥青。娘家在城里，哪来的泥。”
我没说话。
他把手插进兜里，往甬道那头走了两步，又停下：“昭昭，这七年你有没有一件事，是想问我的。”
风从松树顶上过，声音很大。
我说：“有。七年前拜堂那天，你为什么问伞。”
他背对着我，站了几秒钟，说：“因为那天我想，如果这个进门的人手里有伞，那她至少给自己准备了退路。要是没有，那她就是被推进来的。”
“后来呢。”
“后来你说带了。”他转过身，“我就知道你在撒谎。撒谎的人才会给自己留退路，你连退路都编不圆。”
那天回去的公交上，我坐在最后一排，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退成一片糊掉的绿。
第五章 我写了一份协议
回贺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前厅亮着灯，沈薇坐在沙发上，正陪老太太看一本相册。她穿了件颜色柔和的羊绒衫，脚上是一双新拖鞋，尺码是照着她的脚买的。我的拖鞋还在西跨院门口的鞋柜里，第三层，靠里。
老太太看见我，招手：“昭昭过来，看看你姐小时候的照片。”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照片上的沈薇六岁，扎两个辫子，抱着一只白兔。我不在那本相册里。七年前我进门的时候，老太太说过一句：“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是这个家的人。”可家里的相册，七年没添过我一张照片。
我说：“奶奶，我回院子换身衣服。”
老太太的手停了停，把相册合上了。
那一晚西跨院很静。枇杷树的影子投在窗纸上，被月亮拉得很长。我坐在桌前，把蜡烛点着，从抽屉里拿出纸和笔。
我这辈子写过很多字。绣样，账册，药方，还有给贺砚留的字条。字条都很短，比如“粥在灶上”“伞在门口”“药换了”。七年，最长的一张写了三行，因为他咳得厉害，我写：冰糖枇杷膏一日三次，一次一勺，别贪多，多则寒。
离婚协议，是我写过最长的一篇。
财产那一栏我写了四个字：分文不取。这不是清高，是算清了。七年前我进这个门，穿的是别人的嫁衣，带进来的只有一只旧皮箱，箱子里两身换洗衣裳，一双布鞋，还有母亲的旧照片。这些东西，我带走的时候也不多一件。
写到“子女”那一栏，我停了很久。笔尖悬在纸上，墨滴凝成一颗圆点，落下去，在纸上洇开一个小洞。
我们没有孩子。分房七年，连一句越界的话都没有。
最后我把那一栏划掉，在旁边写：无。
写到末尾，眼泪掉在纸上，把“分文不取”四个字晕开一片。我抬手用手背擦了一下脸，擦完接着写。笔迹到最后有点抖，可一个字没错。
写完是凌晨两点。我把协议摊在桌上晾墨，风一吹，纸角翘起来，像一片要走的叶子。我伸手按住它。
那是我七年里第一次按住一份东西，按得那么用力。
第六章 他不签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协议去了东屋。
贺砚在窗边站着，手里一碗枇杷膏，还剩下小半。他看见我进来，把碗放下，眼睛落在纸上。
“什么。”
“离婚协议。”我把纸放在桌上，“我签好了，你签了字，让律师走个流程就可以。”
他没伸手。
“老太太那边我会去说。管家权、地契、账房的册子，我今天就能交出来。”我一口气说完，声音很稳，稳得自己都意外，“你和她的事，我不掺和。”
他终于把纸拿起来，看完了，从头到尾，看得很慢。
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笔。
我心里那根弦松了一下，松得我差点站不住。原来真的到这一步了，也没那么难。
可他把笔搁在协议上，压住了。
“这份协议不作数。”他说。
“上面每一条都清楚。”
“清楚。”他点头，“分文不取，写得像在交代遗物。昭昭，你这七年是不是把自己算成一笔开支，算完了就该结账。”
我说：“我只是不想欠。”
“你不欠。”他抬起头，“是我欠。”
东屋里很静。外头小荷在廊下扫地，扫帚一下一下，扫得很轻，像怕吵着谁。
“协议先放我这儿。”他把纸叠成两折，“不是我不签。是有几笔旧账得先清，清完了你要走，我陪你去民政局排队，让工作人员亲口问你一句。”
“贺砚。”
“七年前你替谁上的车，我还没跟人算。”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眼睛却没在笑，“这笔账不清，你走了也还是被人推进来的。”
我站在那儿，忽然想起墓园里那把竹扫帚，想起他扫了七年的两小片地。
我说：“你早就知道是谁。”
“我知道。”他说，“我等的不是你走，是他自己伸手。”
第七章 三百万
贺岐住老宅东边的跨院，比我和贺砚的院子都大。他是这个家的长子，管着贺家一半的生意，西装永远熨得笔直，说话的时候先笑一下，笑完了才说正事。
他来找我是在第三天的下午。
他坐在西跨院的石凳上，看着那株枇杷树，说：“二弟媳，这院子委屈你了。”
“不委屈。”
“我听说你要走。”
“是。”
他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推到我面前：“这是市里一套房子的钥匙和房本，两室一厅，写你的名字。不多，算家里给你这七年的交代。”
我没动。
“我这个人讲道理。”他把纸又往前推了推，“你替薇薇嫁进来，七年，把家管得井井有条，这是功劳。可功劳不能当饭吃。你走出去，什么都要重新来，有一套房，腰杆就硬。”
“大哥，”我说，“薇姐当年发烧，烧到三十九度二，是你送她去的机场吧。”
他的笑停在脸上。
我从铁皮饼干盒里抽出一张纸。那是我三年前从账房旧册子里抄下来的：一笔三百万的支出，日期是七年前十月的第三周，摘要写的是“往来款”，经手人签的是贺岐的名字。
“贺家的账，进出的每一笔我都要核对。”我把那张纸放在他面前，“这笔钱出去的时候，老宅正在办喜事。同一个月，薇姐的护照办下来了，去了南边，又从南边出国。”
贺岐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敲，笑得反而真了些：“你倒是仔细。”
“我不爱翻别人的事。”我说，“可这笔钱是从老太太的私房里出的，走的是老宅的账。账上有窟窿，我就得问。”
“问出来又怎么样。”他把房本收了回去，语气慢下来，“一个是我的女儿要嫁，一个是我弟弟要娶。沈家送来的那个姑娘病了，总不能让贺家丢人。三百万，买的是脸面。”
“那脸面是谁的脸面。”
“全家的。”他站起来，整了整袖子，“二弟媳，我劝你一句。这家里，谁不是在拿东西换东西。你换来了七年安稳，够本了。”
他走了。石凳上留了一点余温。
我坐在那儿，把那张纸折好，放回饼干盒。
夜里下起雨来。东廊下有人站着，声音穿过院子：“伞呢。”
我隔着窗答：“在。”
他站了一会儿，说：“今晚出来吃碗面。”
第八章 老太太的匣子
老太太叫我过去，是重阳节前一天。
她房里点着檀香，桌上摆着三个匣子，樟木的，油漆掉了一半，锁是铜的，已经发绿。她让我坐下，让所有人都出去，连贴身伺候了三十年的李妈也出去了。
“昭昭，你知道这三个匣子里是什么。”
“不知道。”
“一个装地契，一个装股份，一个装祠堂的钥匙。”她把第一个匣子推过来，“打开。”
我打开。里头不是地契，是一摞账本。我认得，那是我写的。七年，七本，从第一本翘了边的到去年那本，一本不落。
“你头一年记的账，我记得。”老太太说，“那年冬天我病了，参汤一月花了八千。你在旁边写了个小字：参须可以替代，效果七成，价钱三成。第二天厨房就改了。”
我没说话。
“第二年，你把佣人的薪水理了一遍，辞了三个吃空额的，都是远房塞进来的。第三年，你把祠堂的灯油从外面那家换成了城郊的，一年省下两万四，还更耐烧。”
她一本一本翻过去，手指头在纸页上摸，摸得很慢。
“我老了，眼睛不行，可账我会看。这七本账里，一笔假账都没有。”她抬头看我，“连你自己那五万七千三百二十块，都记在最后一页。”
“奶奶。”
“你别叫我。”她忽然把账本一合，“我问你，你要走，是为着薇薇回来，还是为着我这个老婆子这些年没给你一句好话。”
我坐着，喉咙里堵了一下。
“都不是。”我说，“我走是因为，这个家里没有我的位置，椅子已经挪过了。”
老太太沉默了很久，把第二个匣子打开。里头是地契，一叠，用红线捆着。
“这宅子的地契，我压了三十年。”她说，“贺岐拿三百万去买一个姑娘的婚事，他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等他来跟我说，等了七年，他没来。”
她把地契推到我面前。
“我这辈子看人看三样：看他怎么花钱，看他怎么认错，看他怎么对待没用的人。”她说，“昭昭，你三样都过了。这匣子你拿着，不是给你撑腰，是给你一个能坐的位置。”
“我要是走了呢。”
“那你就带着它走。”老太太说，“我贺家的东西，给了谁就是谁的。给了你，你烧了也是你的。”
那天我抱着匣子回西跨院，一路走得很慢。枇杷树的叶子落了一地，被雨水泡得发黑。
第九章 伞骨折过一根
伞的事，是我先想起来的。
十五年前的春天，我十二岁。母亲刚走三年，父亲刚娶了继母。那天放学下大雨，我站在学校门口的屋檐下，手里攥着一把旧伞。藏青色的，竹骨，母亲留下的。伞骨折过一根，我用铜丝一圈一圈缠住，缠得笨，但结实。
屋檐下还站着一个男孩，比我高一头，穿一件深蓝的校服，没带伞。他站在最边上，肩膀淋湿了一半，也不往里挪，像是怕占了别人的地方。
我把伞递过去。
他愣了：“你呢。”
“我家近。”
他把伞接过去，撑开，抬头看了看伞骨上那圈铜丝，说了一句：“这伞补得好。”
“我妈补的。”
他没再说话，撑伞走了两步，忽然又回来，把伞往我这边斜了一下：“一起走。”
我们走了半条街。到岔路口，他把伞还给我，说了声谢谢。那时候我没看清他的脸，只记得他比我高，走路的步子很稳，还有一种很轻的、有点孤单的样子。
那个男孩是贺砚。
他不记得我的脸。他记得那把伞，记得伞骨上那圈铜丝。七年前拜堂那天，他问“伞带了没”，问的是这个。他站在那儿蒙着纱布，脑子里想的是一把藏青色的旧伞，和一句“我家近”。
这些是后来他自己说的。
那天夜里他站在西跨院的门口，没有进来，隔着门槛说：“昭昭，我这七年一直在等一件事。”
“等什么。”
“等你把伞拿出来。”他说，“我总想着，那把伞在你手里。可你一次都没拿出来过。”
我回屋，从箱底把伞翻出来。藏青色的布面已经褪成灰蓝，铜丝锈了，缠得还是那么笨。我把伞撑开，竹骨咯的一声，弹得很直。
我把伞递给他。
他接过去，抬头看那圈铜丝，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我从来没听他对谁说过的话：“对不起。我该早点认出你。”
第十章 沈薇的账
沈薇来找我，比我想的晚。
她来的时候没穿羊绒衫，只穿了件普通外套，头发也没打理，站在西跨院门口，像个来还东西的客人。
“我能进去坐坐吗。”
我给她倒了杯茶。她捧着杯子，很久没说话。
“那三百万，我拿了。”她终于开口，“我妈跟贺岐谈的。她说薇薇你傻，嫁过去守着一个瞎了眼的二少爷，一辈子就完了。三百万，够你在外面重新活一遍。”
“你可以不要。”
“我十八岁。”她笑了一下，笑得难看，“十八岁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有价钱，我就以为我真的值那些钱。”
后来的事她讲得很平。她拿那笔钱去了南边，又出了国，学着做买手。头两年过得很好，第三年被人骗了一批货，赔了个干净。第五年在国外的医院里躺了一个月，没人来看她。第七年，她把最后一点钱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
“我回来那天，在车上想了一路。”她说，“我想，我还有一个家，家里还有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本来是我的。”
“所以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她把杯子放下，“回来以后我才看见，那个位置上坐着一个替我受了七年的人。妹妹，我不是来抢的，我是来还的。”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这是我这七年攒下的，四十万。不多，可它是干净的。你拿着。”
我没接。
“薇姐，”我说，“你的账不该还给我。你该还的是你自己。”
她愣在那儿，眼睛慢慢红了。她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抖得桌上的茶水起了纹。
那天她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她在院门口回头说了一句：“昭昭，那天我说三十九度二，我其实是真烧了。三十七度六。我把它说高了两度，说了七年。”
第十一章 清账
清账那天是十月初八，贺家的董事会。
贺岐没想到我会去。他坐在长桌一头，看见我进来，笑意先起了，随后僵住。
我没坐，站在桌边，把铁皮饼干盒放在桌上，打开。
“七年的账，我核过三遍。”我说，“今天只说三笔。”
第一笔，三百万。七年前十月第三周，从老太太私房走账，经手人贺岐，摘要写“往来款”。同一个月的第三十天，沈薇的护照签出。
第二笔，四万三。去年秋季账房少算的数目，缺口补在了老宅修缮的名目下，签字的是贺岐手下的人。
第三笔，一百七十万。这是前年那场车祸之后，贺家赔出去的一笔钱。赔偿对象是对方司机，协议上写着一次性了结。可交警的卷宗里，那场事故的责任认定写的是对方全责。
我把三张纸并排摊开。
“这三笔，都不是我的钱。”我说，“可它们都从老宅的账上走。奶奶把账交给我，我就得把它核清。”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有人低头翻自己面前的本子，翻得很快，翻得没意义。
贺岐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说：“二弟媳，家丑不可外扬。”
“我没往外扬。”我说，“这屋里坐的都是贺家的人。”
那天散会之后，老太太在祠堂里坐了一个下午。傍晚的时候，贺岐的职务被撤了，手里管的两家公司交了出去，人还住在老宅，但那个跨院的门，从此关了。
有人说我心狠。我不认。
账是要清的。清不干净，谁都睡不安稳。
第十二章 他跪了一夜
清账后的第三天夜里，正厅的灯全亮着。
小荷来叫我，说二少爷在正厅，让我过去一趟。我披了衣服过去，一进门就站住了。
贺砚跪在正厅的青砖地上。
不是单膝，是双膝，跪得笔直。他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摊着我的那本硬壳账，还有那只铁皮饼干盒。厅里没有别人，连小荷都被他遣走了。
“你干什么。”
“还账。”他说。
“起来。”
“我不起。”他抬头看我，眼睛很亮，“七年我没跪过一次，因为跪着求人，在我眼里是没本事的做法。今晚跪，不是求你别走。是我要把这七年的账，一笔一笔还清。”
他从第一页开始念。
“第一笔。第一年冬天，你熬枇杷膏熬糊了，我说糊的也能止咳。那天我其实一口都没喝，我嫌苦，全倒了。这笔账，我欠你一碗。”
“第二笔。第三年清明，你说回娘家。我知道你是去看你母亲，我没让你用车，让你坐了两个钟头公交。这笔账，我欠你一趟车。”
“第三笔。第五年我病重，你在我床边守了四夜。第四夜我醒了，看见你趴在床沿睡着，手里还捏着凉了的毛巾。我那天没叫你。这笔账，我欠你一句谢谢。”
他一笔一笔念下去。念到第九笔的时候，声音有点哑。念到第十七笔，我看见他手背上有一层薄汗。
“最后一笔。”他把账本合上，“七年前拜堂那天，你手里空着，你说带了伞。我知道你在撒谎，我没有拆穿。我那时候想，一个被推进来的人，我要是连这点谎都拆了，她就真的一根稻草都没有了。”
“所以我留着这份谎，留了七年。这笔账，我欠你最重。”
厅里静得能听见钟摆。
我走过去，蹲下来，和他平视。青砖很凉，凉气从膝盖一直窜到心口。
“贺砚。”我说，“你跪着，是因为你算清了。”
“嗯。”
“可我从来没有要你还。”我说，“我要的只是一句，你认不认得我。”
他伸手，把我的手握住。他的手很热，热得像刚从火边过来。
“认得。”他说，“从十五年前那把伞起，就认得。”
那一夜他跪到天亮。我陪着，没走。
天快亮的时候，枇杷树上有鸟叫，一声一声，叫得很急。我看着他跪得发僵的腿，眼泪终于下来了，掉在他手背上。他抬起头笑了一下，说别哭。
第十三章 用戒指
第二年春天，我们在老宅补办了婚礼。
那天没下雨。院里的枇杷树正抽新叶，嫩得发亮。来的人不多，都是家里人和几个老邻居。老太太坐在上首，穿了件酒红的褂子，精神比往年都好。
沈薇来了。她剪了短发，在一家小店做事，做的是老布料。她给我递了个红包，说：“不许多，多了我拿不出。”
我收下了。
拜堂的时候，司仪念到“夫妻对拜”，贺砚忽然抬手，让所有人停一下。
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一把藏青色的旧伞，收着，铜丝缠在伞骨上，缠得还是那么笨。
他把伞递到我手里，说：“七年前那天，我问你伞带了没。今天我不问了。”
我接过伞，把伞往他那边斜了一下。
满厅的人都在笑，老太太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她拉着我的手说，这才叫圆满。
后来有人问我，你这七年是怎么熬的。
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像账，一笔一笔都记着，记到最后，才知道哪一笔最重。
账本我还留着，铁皮饼干盒也留着。有时候夜里翻一翻，翻到最后一页，那七个数还写在那儿，从六千多到一万出头。
第八年的那个数，我还没写。
我打算今年腊月三十再写。那时候贺砚会坐在旁边，一边咳一边看我算，算完了问我一句：“今年花了多少。”
我会告诉他一个数，然后把笔收起来。
往后的账，我们两个人一起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