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
“二〇一八年三一学院的中国学生，我认识六个。你说说你是哪一届，我打个电话问问。”
桌上静了一下。
江屿的手停在半空，脸上那点笑没收回去，也没僵住，很自然地绕过去了：“我是二〇一九年才转过去的，前面在伦敦读的政经。”
“政经哪一年。”
“二〇一七。”
“二〇一七政经的中国学生，我认识四个。”
邵弘的笑挂不住了：“墨总，您这是查户口呢。”
“我这个人做过几年投资，见人先看三样：学历，履历，账目。”我端起茶，“学历这块，我习惯问清楚。”
江屿把杯子放下：“墨总，您要是不放心，我可以把学位证给您看。”
“不用。我对学位证没兴趣。”
“那您对什么有兴趣。”
我喝了口茶：“你。”
他愣了一下。
我笑了一下：“开个玩笑。你坐。”
那顿饭他吃得挺稳，中间讲了个剑桥的段子，替邵弘挡了两杯酒，挡得恰到好处。
散场的时候，他在门口等我。
“墨总，沈梦予跟我说过您。她说您嘴厉害，心不坏。”
“她还说什么。”
“她说您把她关起来过。”
我抬头看他。
“她还说，”江屿的声音很轻，“她不恨您了。”
“那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我想跟您说一句，”他说，“我不会像您那样。我不用把门锁上，她也会回来。”
风从停车场灌进来，吹得他衬衫贴在身上。他瘦，可是背很直。
“江屿，”我说，“你这张嘴比邵弘会说话。”
他笑了一下：“谢谢墨总。”
“不用谢，”我拉开车门，“我记住你了。”
第二天中午，材料就来了。
江屿，二十九岁，山东人，父母离异，母亲在县城开小卖部。本科读的是本地二本，学机械。二〇一八年家里借钱送他出国，读的是三个月的语言班。语言班结业，没拿到学位。
他不是剑桥的。他连硕士都不是。
材料后面还附了一段：他回国那年，他妈把家里的小卖部抵了，凑了十二万给他做生意。那十二万他拿去投了一个“区块链项目”，三个月打了水漂。他妈没骂他，只打了个电话说：“儿子，钱没了就没了，人回来就行。”
他没回去。三年没回家。
我把材料翻完，靠在椅背上笑了一声。
“顾西洲。”
“嗯。”
“我碰见那个人了。”
“怎么样。”
“挺会演的。”
“演什么。”
“演一个配得上她的人。”
“你要揭他吗。”
“不揭。”
“为什么。”
“我说了，她会觉得我在编故事。”我把材料收进抽屉，“我要等他自己露。”
“那要等多久。”
“不会太久。这种人一天不吹牛，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