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抢门面，我要了停三年的窑
爷爷的棺材停在堂屋正中，还没出门。
大伯站在八仙桌旁边，两只手撑着桌沿，把爷爷留下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报。
镇上那两间门面，归他。那台手扶拖拉机，折成钱，三家分。存折上的四千二，办丧事。
报完他抬眼看我。
“你要什么。”
我说，后山那座窑。
屋里静了一下。大伯母先笑出声，接着堂哥也笑，笑得咳嗽起来。
大伯没笑。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推到我面前。
“你写个字据。”
我说，行。
他写一句，我照着抄一句。抄到盈亏各安天命那一句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问我认不认得这几个字。
我说，认得。
写完按手印。他把那张纸折成两折，塞进他自己上衣口袋里。
“以后窑塌了压死人，别来找我。”
我说，不找你。
他不知道那座窑停了三年。他更不知道它为什么停。
一、按手印
我醒来那天是1996年三月初三。
堂屋墙上挂着一本挂历，塑料膜的边翘起来了，翻在三月初二那一页。没人撕。我伸手把它撕到初三，撕的时候纸响了一声，很脆。
大伯母回头看我。
“你撕那个做什么。”
我说，日子。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手背是平的，指节上没有茧，虎口那道口子也没有。那道口子是2024年冬天被一块砖的棱划的，划完我没当回事，半个月才好。
现在它不在了。
我二十六岁。我活到过五十六岁，在县建材公司做砖瓦质检，做了二十年。我敲过的砖，摞起来能盖一栋楼。
我又回来了。
堂屋里放着一张矮桌，桌上摊着那张纸。大伯站在桌边，用铅笔在上面写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
“我写一句，你抄一句。”
我说，行。
“立字据人何穗。”
我抄：立字据人何穗。
“今因祖父何德山过世，家产分割。”
我抄。抄到德山两个字的时候我停了一下。爷爷叫何德山。这三十年我几乎没叫过他，现在这两个字从笔底下出来，我手抖了一下。
大伯抬头看我。
“抖什么。”
我说，冷。
“今分得后山窑场一处，窑场地上附着物及荒坡一并归其使用。”
我抄到窑场两个字，笔尖顿住。
大伯说，抄啊。
我说，这两个字是你挑的。
“我挑的怎么了。”他把铅笔倒过来，在桌上磕了一下，“窑场听着比荒坡值钱。写上好看。”
我说，是。
我把窑场两个字抄完。
后面一行是盈亏各安天命，日后不得反悔，不得再向何建平索要他物。
我抄完，押着纸按了手印。印泥是红的，是办丧事用的那一盒。我的食指按下去，按出一个螺纹，一圈一圈的。
大伯说，一式两份。
我说，行。
第二份他让我再抄一遍。抄完两份都按手印，按完他把两份并排放在桌上，对着门口的光照了照。
他拿起一份，折成两折，塞进上衣口袋。
另一份他推给我。
“你收着。”他说，“别弄丢了。丢了以后你说不清。”
“你记住今天。”
我说，记住了。
我记住的跟他想的不一样。他以为我记住的是我吃了亏。我记住的是那两个字是他自己挑的。
二、清单
爷爷留下的东西，拢共四样。
头一样是镇上那两间门面。临街的，青砖到顶，木头的门板，一间开着杂货，一间租给剃头的。一月租金三百。大伯报这一样的时候声音最大，报完还补了一句，说这两间是爷爷1979年买的，当时花了八百六。
“现在值多少，你们自己算。”
第二样是那台手扶拖拉机。大伯说折成钱，三家分，折一千八。我爸那一份早没了，我妈和我一份，二伯一份，他自己一份。他说完看了我一眼，说你爸不在了，你们那份我给你留着。
我妈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
第三样是存折上的四千二。大伯说办丧事，酒席二十四桌，棺材一千一，还有孝布，纸扎，响器班子，一样一样算下来，四千二差不多。
大伯母在旁边拿算盘打，打完说，还差三百。
“三百从哪儿出。”她把算盘往桌上一推。
没人答。
过了一会儿三婶说，从门面里出。
“门面是建平的。”大伯母说，“凭什么从门面里出。”
“那爷爷的丧事，就你家一个人办？”
“我没说一个人办。”大伯母把手一摊，“我说的是，钱得说清楚。”
大伯把桌子拍了一下。
“差三百我添。”他说，“我添，行了吧。”
屋里没人说话。
他添完这一句，脸上有一种东西，像是等别人夸他。
没人夸。
我妈在门槛边上把头低下去了。
第四样是后山那座窑。
大伯报这一样的时候，声音低下去了一截。
“黑石坡那座窑。”他说，“停了三年了。”
堂哥在门口接了一句，说那窑风水坏了。
大伯母说，谁点谁赔。
“1993年冬天那窑，烧到一半火自己灭了。”大伯说，“老康看着的，火说没就没。从那以后没人敢点。”
他看我。
“你要那个做什么。”
我说，烧砖。
“烧砖？”堂哥笑了一声，“你会烧砖？”
我说，不会。
“不会你烧什么。”
我说，学。
屋里又笑了一轮。笑完大伯摆手，说行了行了，随她。
他把那张字据的口袋按了按，像是怕它掉出来。
我妈一直没说话。她坐在门槛边的矮凳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膝盖上的裤子磨得发白。她那双手我看了二十六年，指头粗，关节大，指甲缝里总有洗不掉的棉絮。
散的时候大伯母拉着我妈说了几句话。我听见一句，她说，孩子不懂事，你得拦着。
我妈说，拦不住。
她只说了这三个字。
三、窑场两个字
当天晚上我睡在爷爷屋里。
屋里有股味，是老房子那种味，潮的，混着艾草薰过的烟味。爷爷的床还在，被子叠着，被面上印着两朵大花，颜色掉了。
我把灯拉了。灯泡是15瓦的，黄。
我躺在那儿，把白天的事从头过了一遍。
过到窑场两个字，我坐起来了。
大伯以为他挑了一个好听的字。
他不知道，1983年爷爷跟村上签的那份承包，写的也是这两个字。承包期二十五年，从1983年算到2007年。承包的范围写的是窑场，不是荒坡。
荒坡是村里的集体地，谁都能去放牛。窑场是爷爷从村上包下来的，有合同，有公章，有每年的承包费单据。
这两样不是一回事。
大伯把这两样混着说了一辈子。他今天也是混着说的。他说的是窑场，心里想的是荒坡。
我躺回去，把手放在胸口。
我这次回来，能做的事不多。我不知道股票，不知道哪块地会涨，不知道彩票。我二十六年里看的都是砖。
我只知道五件事。
头一样，1996年红砖要紧。这一年县城南边要开一片安居工程，县一中要盖教学楼，砖不够用，买砖的人要排队。
第二样，内燃砖的法子。砖坯里掺煤渣，烧的时候坯自己着，省外投煤，还能把强度提上去两成。这是我在检测室里做过二十年的东西。
还有一样，那座窑1993年冬天为什么停。跟风水没关系。
再有一件，我妈1998年会下岗。针织厂改制，她十八年工龄，买断一年六百，一万零八百。
最后一件，1996年夏天会来一个收砖的人。他姓顾，开着一辆旧拖拉机。前世我妈守着那座窑，他用八百块把窑上的东西全买走了。
就这五件。
我把它们数了一遍，确定没漏。
窗外有风。三月的风还硬，吹得窗纸响。
我在黑暗里躺着，听见自己的心跳。
四、上山
第二天早上我上了黑石坡。
坡在镇子后头，走二十分钟。路是土路，前一天下过雨，车辙里积着水，一脚踩下去，泥从鞋帮两边挤出来。
窑在坡顶。
我第一眼看见它的时候，它比我想的还破。
窑是个老罐窑，圆的，像一只倒扣的缸，窑顶上长着草。窑门朝南，门拱上的砖掉了小一半，露出里面的土坯。窑门下头堆着土，是这几年塌下来的。
我绕着走了一圈。
窑身上有两处塌。一处在西南，塌出一个洞，能伸进去一条胳膊。另一处在窑顶靠后，草底下能看见一道缝，缝里有水痕，一道一道往下淌。
我把手伸进西南那个洞里。
里面有风。很轻的一股，凉的。
这是漏风的地方。窑要不漏风，火才能往上走。
我绕到窑门口，蹲下。
窑底返潮。我用手按了一下，按出一个印，指头底下渗出水。地下水位高，这座窑的窑底比外面低，水往低处走，全积在窑膛里。
我站起来，用脚把窑门口的土踢开。
土是红的。
我抓了一把在手里捏。红壤，含砂，砂不粗，捏起来能成团，松手轻轻一碰就散。
这种土能做砖。
我又抓了一把，攥紧，松开，看它散的样子。散得均匀，不结块。
能行。
我把手上的土拍掉，站在窑顶上往四下看。
坡下是黑石坡那一大片荒地，长着茅草，有几只鸡在里头刨。荒地边上有一条干沟，沟里有碎砖，是几十年前老窑留下的。
往远处看是石桥镇。镇子不大，一片灰瓦，中间有几处新起的楼板房，白瓷砖的，太阳底下反光。
我站在窑顶上，风从坡下上来，吹得我衣服贴在背上。
风里有味。
是湿土的味，还有一股很陈的煤烟味，从窑膛里往外冒。那烟味在里面闷了三年，闷得发苦。
我在窑顶上站了很久。
下来以后我绕着窑场走了一圈，找界石。
界石是1983年埋的，四角各一块，青石，半截埋在土里。
东南那一块我找了很久才找着，它被人踢倒过，歪着，上头压了一块土坷垃。
我把土坷垃搬开，用手把界石周围的草拔干净。
界石露出地面那一截有一尺高，上头刻着一个字。
是界。
我蹲下去，用手指摸那个字。字刻得深，摸上去是糙的，缝里嵌着泥。
我把四块都找到了。两块还立着，一块歪了，一块被土埋了半截。
我记下了它们的位置。
老康就是这时候上来的。
五、老康
老康六十三，背驼，走路的时候上半身往前倾着，像一直在找地下的东西。
他站在坡下，两只手插在袖子里，看我。
“你上来做什么。”
我说，看看窑。
“看什么看。”他往坡上走，走两步歇一下，“这窑不能点了。”
我说，为什么。
“风水坏了。”
我没接话。他走到窑门口，站住，抬头看窑顶那道缝。
“1993年冬月。”他说，“烧到第六天，火自己灭了。”
我说，第几天灭的。
“第六天。”
我说，那天什么天气。
他看我。
“下雪。”
我说，下的多大。
他想了一下，说，不大，化了。
我说，化了以后呢。
“化了以后天更冷。”他说，“地冻上了。”
我点头。
“火不是自己灭的。”我说，“是窑底的水上来了。”
老康不说话。
“窑底比外头低，地下水位一高，水往上返。”我说，“返到窑膛里，水变成汽，汽把火闷了。你那年烧到第六天，正好化雪，化雪的水渗下去，水位涨上来。”
老康看着窑门口那一摊泥。
“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猜的。
“猜的？”
我说，猜的。
他蹲下去，用手在窑门口的泥上按了按。按完他把手举到鼻子跟前闻。
他站起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我在窑上烧了三十一年。”他说，“1993年那一窑，我赔了四百二。”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
我说，我听人说过。
老康把袖子里的手抽出来，在裤子上擦了擦。
“你现在要干什么。”
我说，点它。
“用什么点。”
我说，先用你的手艺，再用我的法子。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嘴歪着，露出半口黄牙。
“我手艺值几个钱。”
我说，值一窑砖。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着，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
“我不管饭。”
我说，我管。
“一月多少钱。”
我说，二百四。
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
“你给我二百四？”
我说，开工就给，每月十号。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烟在他手上烧，烧到一半，烟灰掉在泥里。
“十号。”他说，“我记着。”
六、我妈的钱
我妈的存折是一本红色的塑料皮，角上磨白了。
她把存折给我的时候是晚上，屋里没别人。她从箱子底下的衣服里翻出来，翻出来先用手抹了一下封面，才递给我。
“一千二。”
我说，我知道。
“你在县里那几个月攒了多少。”
我说，九百。
她把两个数字在心里加了一遍。加完她抬头看我。
“两千一。”
我说，是。
“够不够。”
我说，不够。
她没问差多少。她把存折合上，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着。
“你大伯家那年借的那八百。”她说，“我没要回来。”
我说，我知道。
1994年堂哥结婚，大伯母来借的钱，说秋天还。秋天没还，冬天我妈去提了一句，大伯母说记错了，是六百。我妈回来跟我哭了一场，哭完说算了。
那八百块，前世一直没回来。
“再去借。”我妈说，“别跟你大伯借。”
我说，不借。
“那差的怎么办。”
我说，我去收订金。
她没听懂。
1996年买砖是要排队的。镇上那一小片砖窑出的砖，到六七月就供不上，谁家盖房要砖，得提前把钱压上去，等出窑了再来拉。压钱的人拿到的价，比到时候零买便宜一分。
一分钱一块砖。一万块就是一百块。
我第二天去了村里。
头一家是村东头的刘婶，她儿子下半年结婚，要起三间屋。她开始不信，问我什么时候出砖。
“五月底。”
“五月底？”她把手在围裙上擦，“那时候我屋都上梁了。”
我说，你要是不信，就先压一百，到时候出不了砖，我退你一百二。
她笑，说还有这样的。
她给了我一百。
第二家给了八十，第三家一百五，第三家是个老太太，儿子在外地打工，钱是她从枕头底下摸出来的，摸出来一沓十块的，数了两遍，给了我一百五。
“你要是骗我。”她说，“我儿子回来找你。”
我说，我不骗你。
“你怎么保证。”
我想了一下。
“我把名字写给你。”我说，“我写在哪一窑出砖，出了以后你哪一天来拉。我要是做不到，你拿着这张纸去镇上找人念。”
她听不懂念字那一句，但她听懂了做不到那一句。
她把钱给了我。
第四家是学校旁边那个教书的，他要盖一间厨房，给了六十。
“小何。”他站在门口，“你上过高中没有。”
我说，上过。
“那你为什么回来烧砖。”
我说，窑在那儿。
“窑在那儿的人多了。”
我说，那座窑停了三年。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六十块给了我。
“出砖那天叫我一声。”他说，“我去敲一块。”
第四天头上，我手上有两千二。
加上我妈那一千二和我那九百，一共四千三。
我把这个数写在纸上，写给我妈看。
她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这些是别人的钱。”
我说，是。
“出了砖，砖是他们的。”
我说，是。
“出不了呢。”
我说，退。
她把纸推回来。
“你爸在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她说，“他说人这辈子，宁可欠钱，不能欠话。”
我说，我记着。
七、砖机
砖机是350型的，停在窑场边上的棚子里。
棚子的石棉瓦塌了两块，机器在底下蹲着，浑身是锈。
我伸手去转皮带轮，转不动。
师傅是从镇上请的，姓吴，五十来岁，修农机出身。他绕着机器走了一圈，用一根铁棍这儿敲敲那儿敲敲。
“皮带烂了。”
我说，换。
“螺旋绞刀锈死了。”
我说，拆。
吴师傅蹲下去看绞刀，看了一会儿，站起来在裤子上蹭手。
“这个拆开要换轴承。”他说，“加上皮带，加上人工，四百八。”
我说，能不能少。
“少不了。”他说，“你要是买新的，一台一万二。”
我说，修。
他第三天来的。带了两个人，把绞刀拆下来，抬到院子里，用锤子敲。敲了一上午，锈壳子一片一片往下掉。
我在旁边看。
绞刀是螺旋的，叶片上锈得坑坑洼洼。吴师傅敲完拿砂纸打，打了一下午。
下午四点他装上，让我通电。
闸刀一合，电机嗡了一声。
皮带转起来，转了两圈，停了。
吴师傅骂了一句，把电断了，去紧皮带。紧完再合，电机又叫了一声，这次皮带转起来了，越转越快，绞刀跟着转，转出一股风。
风里有机油味，还有铁锈味。
机器响起来的时候，老康从窑那边走过来了。
他站在棚子门口，看那台机器。看了很久。
“响了。”他说。
我说，响了。
“三年没响过了。”
他伸手摸了一下机器的外壳，摸完把手缩回去，在衣服上擦。
吴师傅收了四百八，走了。
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你这机器啊，烧一窑还行，烧十窑就得换。
我说，先烧一窑。
那天晚上我坐在棚子里，机器停着，地上有油渍。
我把手放在机器外壳上。外壳是凉的。
我想起2026年，我最后一次进检测室。那间屋子要拆了，砖都拉走了，只剩一台压力机留在原地。我伸手按了一下那台机器，它也是凉的。
现在这台是热的。它刚转过。
我在棚子里坐到天黑，然后起来，把闸门拉下来。
八、招工
招工的话是我妈放出去的。
她去了一趟菜市场，跟卖豆腐的说了，卖豆腐的跟收猪的说，第三天早上，窑场上来了十九个人。
十九个人站在棚子外头，站成一堆。有本村的，有外村的，还有两个是坐班车来的，说是听人说石桥镇有人开窑。
我站在窑门口，一个一个看。
我在纸上写四条。
头一条，路费我出。来的路费我给，回去的路费我也给。
第二条，临时户口我去办。去镇上派出所，一人一张，钱我出。
第三条，每月十号开工资。十号那天不管有没有钱，我去借也给你们。
第四条，做饭的人我另给，一个月六百，跟窑上的活分开算。
我说完，那堆人里有人说话了。
“一个月多少。”
我说，二百四。
有人在底下嘀咕，说二百四不高。
“是不高。”我说，“但十号一定开。”
没人接话。
过了一会儿，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从人堆里出来，站在我面前。
“我干。”
他叫王大力，不是本地的，家在北边七十里外的一个村。他说他前年在县砖厂干过，干了一年，厂子倒了。
我说，你干什么。
“装窑出窑都行。”
我说，留下。
第二个是刘婶的侄子，十九，瘦，说是力气不大但跑得快。
第三个是个女人，四十上下，说她能做饭。
我说，做饭的六百。
她愣了一下，说，六百？
我说，六百。
她当场就笑了，笑完抹眼睛。
我一共留下十二个。
剩下七个我一个一个跟他们说，说这次用不了这么多人，下次开新窑我先找你们。我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本子上，记完念了一遍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我记了。
有个人问我，你记这个做什么。
我说，下回找你们。
他挠头，说还真记啊。
我说，记了。
那天中午那四十岁的女人在坡下支了一口锅，煮了一锅白菜，蒸了一屉窝头。锅是她自己背来的，背了二十里。
十二个人蹲在坡上吃。吃得很快，没人说话。
我站在旁边看。
太阳很好，风从坡下上来，把他们身上的汗味吹到一边。
有个人的碗是搪瓷的，掉了瓷，露出黑底。
我看着那只碗，想起我妈那只。
九、炼泥
取土是在坡东边。
土要挖出来，堆在一边，用水泡。泡一天一夜，泡透了再上砖机。
我买了六百斤煤，堆在棚子边上，用塑料布盖着。又借了三辆架子车，一天拉二十车。
第一车土倒进料斗的时候，机器叫了一声，声音不一样了。以前是空转的响，现在是闷的，带着土。
绞刀把泥往前推，从机口挤出来，一条泥条，方的，湿的，亮。
切坯的人站在机口旁边，手上一根钢丝弓，一下一条，一下一条。
切出来的坯是灰的，湿的，一碰一个坑。
十二个人分成两班。一班挖土泡泥，一班切坯码坯。
坯码在坯场上，一层一层，中间架空，留风道。
老康背着手在坯场上走。
“不能晒。”
我说，我知道。
“太阳一晒，外头干了里头没干，一烧就炸。”
我说，先阴干。
“阴几天。”
我说，三天。
他嗯了一声，往前走。
走到第三排的时候他停住了。
“这排低了。”
我过去看。第三排的坯架一头沉下去，沉了一指。
“底下是土，土松了。”他说，“垫一块砖。”
我搬砖垫上。
第三天夜里下雨。
雨是半夜下来的，先是风，风把草帘子掀起一角，然后是雨点，砸在石棉瓦上，砸得整个棚子响。
我从床上跳下来，往外跑。
我妈也起来了，她在门口堵我，说下雨你出去做什么。
我说，坯。
“坯有草帘子盖着。”
我说，盖了一半。
我跑出去的时候，雨已经很大了。雨打在脸上是凉的，打在眼睛上睁不开。
坯场上，最东边那三排的草帘子被风掀开了，坯在雨里淋着。
我和老康两个人跑过去拽帘子。帘子湿透了，很沉，拽不动。老康站着拽，我爬上去压。
压到最后，坯还是塌了一架。
塌的是靠近水沟的那两排，水沟里的水漫上来，泡了坯架的底。
第二天早上我站在坯场上看。
塌下来的坯烂成一片，泥是稀的，一脚踩下去，脚拔不出来。
老康蹲在旁边，用手把能捡的捡起来。捡起来的坯还成形，但底下那一层已经泡成了泥。
“这一架多少。”
我说，两千四。
他把手上的泥在裤子上抹。
“两千四。”他说，“够我赔五回1993年。”
我说，赔不了五回。
他看我。
“这一窑能成。”我说。
他没说话，把最后一块能捡的坯捡起来，码到旁边那排上。
十、装窑
装窑用了两天。
窑膛里要先清。塌下来的碎砖要清，三年的灰要清，返上来的泥也要清。清了整整一天，清出十四车。
清完我进窑膛里看。
窑膛是圆的，穹顶，站在里头说话有回声。我拍了一下手，回声从四面回来。
西南那个洞我堵上了。用耐火砖，一块一块码，码完用泥封。
窑顶那道缝是老康上去封的。他爬到窑顶，趴着，用泥一点一点抹。抹完下来，脸上全是灰。
“缝抹死了。”他说，“但底下返潮没治。”
我说，治了。
我清窑底的时候，沿着窑膛内壁挖了一圈沟，沟深一尺，沟里填了碎石子。石子上面垫一层灰渣，灰渣上面才是窑底。
水渗下来，进沟，沿沟往窑门外走。
老康趴在窑门口看那条沟。
“这谁教你的。”
我说，书上。
“什么书。”
我说，我在县里看过一本。
他不信，但他没再问。
装坯是从窑门口往里装。
码法有讲究。坯不能码实了，要留火道。火从火膛上来，顺着火道往上走，走到窑顶，再从烟道下去。
老康站在窑门口，一句一句说。
“底下三排横着，中间竖着，顶上斜着。”
“火道留一拳。”
“顶上那层要压住，压不住火往上跑，跑了顶上就烧不透。”
我一句一句记在本子上。
“火道留多大。”
“一拳。”他伸出拳头，“我的拳。”
“你的拳多大。”
他把手送到我面前。
我用手量了一下。
“比我大一圈。”
“那你就按你的拳留。”他说，“留小了火走不动，留大了砖装不够。”
他把手收回去，在窑门的砖上比了一下。
“装不够差多少。”
“差六千块。”
我把六千块记下来。
“烟道呢。”
“烟道在窑顶后头。”他用手指了指，“顶上那层斜着码，码出一条缝，缝通到烟道。”
我抬头往窑顶后头看了一眼。
“缝多大。”
“两指。”
“两指是你两指还是我两指。”
他看着我。
看了两秒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
“你这个人。”他说，“你问得太细了。”
我说，我记不下来。
“记不下来就别记。”他说，“你在旁边看着，看着就会了。”
我把本子合上。
记到火道留一拳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我在2026年看过多少窑的剖面图。那些图上画着火道，画着烟道，画着温度曲线。我那时候看的是图，现在我站在窑里。
装到第二天下午，六万块坯装完了。
封门。用泥砖封，封两层，中间夹一层泥。
老康封的最后一块。
他站在窑门口，把那块砖往上一按，按完用拳头砸了两下。
砸完他没回头。
“你这是跟谁学的。”
我说，我没学。
“没学你怎么会。”
我说，我看过。
他转过身来看我。他的脸在窑门的暗处，看不清表情。
“你看过什么。”
我说，看过窑。
他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走了。
十一、第一窑
点火那天是三月二十六。
火是老康点的。他从窑门的火膛口塞进柴，点上，看着柴烧起来，再加煤。
火起来的时候，窑门口的热往外扑。我站在三步外，脸上已经烫了。
烧窑先看火色。
第一天是暗红。火膛里的煤着起来，火苗是红的，短，贴着煤走。
老康说，这时候不能急，急了外面焦了里面还没热。
第二天转樱桃红。火苗长了一点，能看见窑膛里的坯影子。
第三天橙黄。我钩出一块试砖看，砖是暗的，还没变色。
第四天我跟老康说，加煤。
“加多少。”
我说，按一窑八吨算，一天一吨二。
他算了一遍，说，行。
第五天，窑顶冒出来的烟从黑转灰。
老康站在上风口看烟。
“烟白了就快了。”他说，“黑烟是煤没烧透，白烟是烧透了。”
第六天，烟白了。
第七天早上，我钩出一块试砖。
砖是浅红的。正红比它深得多，带一点暗。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把砖拿在手里掂了掂。轻。
我用铁钩子敲了一下。
噗。
不是当。是噗。像敲在一块土坯上。
老康在旁边听见了。他没说话，他把手里的煤铲放下。
我说，停火。
“第七天就停？”
我说，停。
“再烧一天说不定就红了。”
我说，再烧一天也是浅的。
他蹲下去，用手在窑门口的地上划。划了两道。
那一窑一共烧了七天零四个钟头。
停火以后闷两天，凉三天，出窑两天。
出窑那天是四月四号。
十二、哑的
窑门是上午八点拆的。
拆完先不进，凉。等到十点，老康进去看了一眼，出来说能进了。
我第一个进去。
窑膛里的热还没散干净，进去像进了一间烧着水的屋子。空气是烫的，吸一口，鼻子里发干。
我走到窑膛中间。
第一眼我看见的是颜色。
砖是浅黄的。不是红。有的发白，有的带一点粉，有的从中间裂开一道缝。
红的砖要烧到一千度往上，砖里的铁才变红。颜色不到，就是温度不到。
我伸手拿了一块。
砖是温的，拿在手里比我想的轻。
我从窑里出来，走到亮处，把砖举起来看。
六面，两面鼓，一面塌角。
我用铁钩子敲。
噗。
我换一块。
噗。
第三块，噗。
我一块一块敲下去。
窑场上一开始没人说话。十二个人站在窑门口，看我敲。
敲到第三十块的时候，王大力说了一句话。
“这是没烧熟吧。”
我说，是。
“没烧熟再烧一回不行？”
我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说，烧熟了它也不红。
他不懂。他挠头。
我继续敲。
敲到中午，我敲了两百多块。两百多块里，能敲出当的，一块都没有。
最中间那几排是好的。我敲到中间的时候，出了一声半截的响，当了一半就断了。
但边上那大半窑，全是哑的。
我把铁钩子放下，坐在窑门口的砖垛上。
太阳很大。四月的太阳晒在背上，背上是热的，手里那块砖也是热的。
我妈是这时候来的。
她走到窑门口，往窑里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她就不看了。她转过身，站在我旁边。
她没问我怎么了。她也没说没事。
她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袖子里，跟我一起看着那堆砖。
“六万块。”我说。
“六万块。”
我说，哑的有四万多。
她嗯了一声。
“四万多。”她说，“一块多少。”
我说，一毛八。
她算了一下。
“七千多。”
我说，是。
她说，那剩下的呢。
我说，剩下的能卖。
她又嗯了一声。
她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窑门口，弯腰进去，从窑里搬出来一块砖，放在地上。
她搬了三块，摞在地上。
“搬出来。”她说，“还能卖的搬出来。”
我说，你回去。
“我不回去。”
她搬了第四块。
十三、来看笑话
大伯是下午来的。
他带着堂哥，两个人从坡下上来。大伯穿着一件新的灰外套，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他走到窑门口，往里看。
看完他回头看堂哥。
“我说什么来着。”
堂哥笑，笑得很响。
“这窑有东西压着。”大伯说，“我跟你说过没有，我跟你说过。”
我坐在砖垛上没动。
大伯走到我面前。
“烧了多少天。”
我说，七天。
“七天烧成这样。”他摇头，“老康，老康你过来。”
老康在窑里没出来。
“老康！”
老康从窑里出来，脸上一层灰。
大伯说，你烧了三十一年窑，你见过烧成这样的没有。
老康没说话。他把手上的灰在裤子上抹。
大伯转过来看我。
“我跟你说，现在停还来得及。”
我说，不停。
“还烧？”
我说，烧。
“拿什么烧。”他把手一摊，“你那一窑赔进去多少，你自己算算。买煤的钱，修机器的钱，那些人的工钱。”
我说，工钱照开。
大伯愣了一下。
“照开？”
我说，十号开。
他看着我，看了两秒，然后笑。
“你开。”他说，“我看你十号拿什么开。”
他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回头。
“还有个事。”
我说，你说。
“你那字据在我这儿。”他拍了拍上衣口袋，“你自己写的，按了手印的。你别想着反悔。”
我说，不反悔。
“不反悔就好。”他说，“你要是反悔，我拿这张纸去镇上，去县里，我告到哪儿都不怕。”
我说，你去。
他哼了一声，走了。
堂哥走在后面，走到坡下的时候回头喊了一句。
“何穗，砖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收破烂的。”
我没答。
他笑了一路，笑到坡下。
我妈站在窑门口，看着他们下去。
等看不见了，她转过身。
“十号。”
我说，十号。
“十号是后天。”
我说，是。
她走到那摞还能卖的砖旁边，蹲下去，用手一块一块摸。
摸到第八块的时候，她说，这块是红的。
我说，是。
“红的能卖。”
我说，能卖。
她把那块砖搬到旁边，单独摞起来。
我坐在砖垛上，看着她搬。
太阳往西斜了。窑场的影子拉长，从窑门口一直拉到荒坡上。
我伸手摸了一下口袋。口袋里有四百三。
十号要开三千四百八。
十四、一处一处找
当天晚上我把灯拉到最亮，把本子摊在桌上。
我在本子上写：第一窑，三月二十六点火，四月四出窑，七天零四个钟头。
下面我分三栏。一栏写煤，一栏写坯，一栏写窑。
煤那一栏我写：八吨，一天一吨二，第六天开始减。
坯那一栏我写：三月十九起坯，二十夜雨，塌一架两千四。补坯三月二十三。
窑那一栏我写：西南洞补了，窑顶缝抹了，窑底挖沟了。
写完我看着这三栏。
我看的是没写下来的那几样。
我把本子推给老康。
“你看看，缺什么。”
他把本子拉过去，就着灯看。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
看完他说，缺一样。
“什么。”
“坯干没干透，你没写。”
我说，我没法写。
“为什么没法写。”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算干透。
老康把本子推回来。
“你拿一块坯，从中间掰开。”
我说，掰开看什么。
“看芯。”他说，“芯跟外头一个色，就是干了。芯深，就是没干。”
我第二天去坯场，从剩下的坯里拿了一块，蹲在地上掰。
掰不动。坯已经干透了，掰的时候掉渣。
我又去塌掉的那一架的边上，捡了一块当时补的。
那块也干了。
我把两块并排放在地上看。
颜色一样。
“一样的。”老康说，“那你补的这批是干的。”
我说，是。
他嗯了一声，蹲下去，用手在坯上按。
按了三块，他停在一块上。
“这块不一样。”
我过去看。
“声音。”他说。
他用手敲那块坯，敲出来是实的。敲旁边那块，是空的。
我把两块都敲了一遍。
实的那批，是三月十九起的那批。空的那批，是二十夜雨后补的那批。
“雨里泡过的坯，外头看着干了，芯里还有水。”老康说，“这种坯装进窑，一到高温，水汽往外跑，砖就炸。炸不了的，也是哑的。”
我说，这一个。
“这是一个。”
我在本子上补上：二十夜雨后补的坯，芯未干。
“第二个呢。”
老康站起来，用脚踢了踢窑门口的地。
“窑底。”
我说，我挖了沟。
“沟是挖了。”他说，“但你挖完垫了灰渣，灰渣上面是什么。”
我说，是原来那层窑底。
“原来那层窑底，返了三年潮。”他说，“你挖沟的时候，那层土你换了吗。”
我没换。
“那层土是个海绵。”老康说，“窑膛一热，它里头的水往上走，走到坯底下，把底下那几排坯泡着。底下几排最先哑。”
我说，底下三排是全窑最哑的。
“对上了。”
我在本子上写：窑底旧土未换，水汽上行，底三排全哑。
“第三个。”
老康看着我。
“第三个是煤。”
我说，八吨不够。
“你自己说不够？”
我说，我自己说不够。
“你算过没有。”
我说，我按书上的数算的。书上写一窑六万块，外燃八吨。
“书上的窑是什么窑。”
我说，是轮窑。
“这是罐窑。”老康说，“罐窑装得松，火道上跑掉的热多。罐窑要比轮窑多吃一成半。”
他在地上用脚划。
“八吨加一成半，是九吨二。”
我说，我投了七吨八。
他看着我。
“你自己减了。”
我说，第六天我看烟白了，就减了。
“烟白不代表烧透了。”他说，“烟白只代表煤烧透了。煤烧透了跟砖烧透了，是两回事。”
我把这三个字在心里念了一遍。
我在本子上写完第三条，把笔放下。
三条：坯芯未干，窑底旧土，投煤不足。
三条我都认。
我把本子合上。
“明天去县里。”我说。
“去县里做什么。”
我说，找煤。
“你有钱？”
我说，没有。
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在鞋底上磕。
“那你去县里做什么。”
我说，我去看看有没有不要钱的煤。
十五、煤
第二天我先卖砖。
红的那些，一共一万九千块，我按一毛八给了先压订金的四家。刘婶拉走三千块，退了她压的一百，又找了我五百四。
“真是一毛八？”
“一毛八。”
她把钱数了两遍，数完塞进袜子里。
“你还真烧出来了。”
我说，烧出来一半。
剩下欠火的那些，我拉到镇上，摆在砖窑旧址那块空地上。
我写了个牌子：处理砖，九分。
第一天没人问。
第二天来了一个人，是学校旁边那个教书的，他说他家要砌个猪圈。
“这个砖能用？”
我说，能砌院墙，能铺地，不能上梁。
“上梁不行？”
我说，上梁不行。欠火砖吸水大，一冻就酥。
他站着看了一会儿。
“九分。”
我说，九分。
他要了八百块。
第三天来了一个盖仓房的，要了两千。
到第七天，我卖出去了九千六百块。
九千六百块，九分一块，八百六十四。
加上红砖那一万九千块，一毛八一块，是三千四百二。
三千四百二加八百六十四，是四千二百八十四。
我坐在棚子里，把这个数算了两遍。
四千二百八十四。
十号要开三千四百八。
付完还剩八百零四。
老康在旁边看我算。
“剩多少。”
我说，九百三十六。
“第二窑要多少煤。”
我说，按你说的九吨二，一吨二百四，两千二百零八。
他把烟放下。
“差多少。”
我说，差一千四百零四。
他把手伸进棉袄里边的口袋，摸了半天，摸出来一个布包。
布包打开是一沓钱，旧票子，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摞得整整齐齐。
他数出三百。
“我就这些。”
我说，不要。
“为什么不要。”
我说，这是你1993年赔剩下的。
“那更要给你。”他把钱往我这边推，“我要看着它再赔一回，我这辈子睡不着。”
我把钱推回去。
“十号先开工资。”我说，“煤的事我去想办法。”
他看着我，看了几秒，把钱收起来了。
“你别跟你大伯借。”
我说，不借。
“那就只剩一条路。”
我说，哪条。
他抬起下巴，朝坡下点了点。
坡下是石桥镇。
“当。”
我说，当什么。
他没答。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把能当的东西数了一遍。
我妈的缝纫机，一台，1981年买的，蝴蝶牌。
我妈的一对银镯子，是她妈给她的。
我自己有一块表，1992年我参加工作那年买的，上海牌，一百二。
数完我把被子拉上来，蒙住脸。
我在黑里躺着。
前世那一年，我妈把这些一样一样守到了最后。她守了一辈子，守到1998年下岗，守到2003年生病，守到走的那天，那对镯子还在她手上。
我这次不能让她再守。
第二天早上我跟她说，我去县里一趟。
她给我装了两个煮鸡蛋，用报纸包着，塞进我包里。
“你要当东西。”她说。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爸当年也这样。”她说，“他一说去县里，就是要当东西。”
她进屋，从箱子底下把那对镯子拿出来。
她把镯子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拿去。”
我说，我不拿。
“你不拿，十号怎么办。”
我说，我去想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答不上来。
她把镯子往我这边又推了一寸。
“这对镯子我戴过两回。”她说，“一回是我进门那天，一回是你爸走那年。搁在箱子里，一年到头也是搁着。”
我说，妈。
“你听我说完。”她说，“东西是死的。你要是能把它烧成砖，它就算活了一回。”
我看着那对镯子。
银子发暗，上面有花纹，磨得浅了。
我伸手拿起来。
镯子是凉的，比我手凉。
十六、煤渣
我没当镯子。
我把镯子放进包里，去了县里，但我先去的地方不是当铺。
我去的是县锅炉房。
锅炉房在县城北边，挨着面粉厂。门口堆着一座山，是煤渣，黑的，一层压一层，最高的地方有两丈。
我站在那座山底下看。
煤渣是烧过的，里头还有没烧尽的碳。这些碳在砖坯里能着。
我在检测室做过这个实验。掺15%的煤渣，烧的时候坯体内自燃，外投煤能省一半，砖的强度还能上去两成。
门口有个老头在看门。
“你找谁。”
我说，我找管煤渣的。
“煤渣没人管。”
我说，那我要拉。
他笑。
“拉这个做什么，这个是渣。”
我说，烧砖。
“烧砖用煤。”
我说，用渣也能烧。
他不信，但他让我进了。
管事的人姓周，三十来岁，戴眼镜。他听我说完，带我去看那堆渣。
“你要多少。”
我说，先拉一车。
“一车五吨。”
我说，五吨。
“你要给多少钱。”
我说，你们这渣是怎么处理的。
他说，往外运，一吨给人家八块钱运费。
我明白了。
“我不要你们的钱。”我说，“我自己来拉。运费我自己出。”
他愣了一下。
“你白拉？”
我说，白拉。
他推了推眼镜。
“姑娘，这渣烧不了砖。”
我说，能烧。
“你怎么知道能烧。”
我说，我在县建材公司干过。
他问我在建材公司干什么。
我说，质检。
他把眼镜摘下来擦。擦完戴上，看了我一会儿。
“你要多少。”
我说，五吨。往后我还要。
“往后你要多少。”
我说，一窑要三车。
他在心里算了一下。
“那行。”他说，“你拉。你要是能烧出来，拉一车给我看一眼。”
我说，行。
回镇上我租了一辆拖拉机，一车六十。
拉回来的煤渣堆在棚子边上，黑的，粗的细的混着，有水从里头渗出来，渗到地上，地上一摊黑。
老康背着手围着那堆渣走了三圈。
“这能烧？”
我说，能。
“怎么烧。”
我说，掺进泥里，掺一成半。
“一成半是多少。”
我说，一百斤泥，掺十五斤渣。
他蹲下去，抓了一把渣在手里捏。
捏完他把手伸到鼻子底下闻。
“有煤味。”
我说，是。
他把渣扔回地上，站起来。
“掺多少，你说了算。”
我说，一成半。
“掺多了呢。”
我说，掺多了砖就过火，颜色发黑，变形。
“掺少了呢。”
我说，掺少了不顶事，外面照旧要投煤。
他嗯了一声。
“那你怎么知道掺匀了没有。”
我说，过筛。
我第二天买了两张竹筛，一张粗的一张细的。
十二个人分成两班，一班筛渣，一班和泥。
和泥是把渣撒进泥里，用铁锹翻。翻一遍不够，翻三遍。
翻到第三遍的时候，王大力直起腰。
“这泥是黑的。”
我说，是。
“黑的能烧出红砖？”
我说，烧出来是红的。
“黑的怎么烧出红的。”
我说，黑的烧完了就没了。
他把铁锹往泥里一插，擦汗。
“那你说的。”
我说，我说的。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围过来问。
“穗子，这渣怎么就能顶煤。”
我拿了一个窝头，掰开，举起来。
“你们看这个窝头。”我说，“外头烤焦了，里头还是生的，这叫外熟里生。”
他们点头。
“烧砖也一样。”我说，“火在外面烧，外面先熟，里头后熟。里头还没熟，外面就过火了。”
“那怎么办。”
“把火搬到砖里头去。”我说，“渣里有没烧尽的碳，掺进坯里，坯自己从里往外烧。里外一起熟。”
王大力把碗放下。
“那还省煤？”
“省。”我说，“外头少投煤，里头自己烧，一窑能省一半。”
他把碗端起来又放下。
“一半是多少。”
“八吨变成四吨。”
他掰着指头算。算完他抬头。
“那以前咋没人这么干。”
我想了一下。
“有人干过。”我说，“干的人不多，因为掺多少要试。掺少了不顶事，掺多了砖就黑了。”
“你试过多少回。”
我说，我没试过。
他们都看着我。
“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掺一成半。”
我把窝头放下，拍了拍手上的渣。
“我见过别人试。”我说。
那天下午，太阳把泥堆晒得冒气。泥是黑的，气是白的。
我站在泥堆边上，看着他们翻。
翻到第五遍的时候，我妈来了。
她站在泥堆边上看了很久。
“这泥跟上次不一样。”
我说，是。
“上次是灰的。”
我说，这次掺了渣。
她弯腰抓了一把，捏了捏。
捏完她没扔，她把泥在手心里搓。
“这个泥，烧出来会更结实？”
我说，会。
“结实多少。”
我说，两成。
她把泥扔回堆上，在裤子上擦手。
“两成是多少。”
我想了一下怎么说。
“一块砖，以前能扛一百斤。”我说，“现在能扛一百二十斤。”
她点头。
“那我记着。”
十七、石灰爆裂
问题出在第三窑。
不对，是第二窑的坯。
我把渣掺进去的第三天，坯场上起了变化。
有一批坯的表面鼓起来，鼓出一个个小包，像人脸上的疙瘩。
我先以为是和泥没和匀。
我把那批坯挑出来，掰开看。
掰开以后我看见了。
包里面是一小块白的东西，硬的，圆的，指甲盖大。
石灰石。
锅炉烧的煤里混了石灰石，石灰石烧过以后成了生石灰，混在渣里。生石灰进了砖坯，出窑以后吸潮，一吸潮就熟化，熟化就膨胀，膨胀就把砖面顶开一个坑。
这叫石灰爆裂。
我蹲在坯场上，把掰开的坯一块一块看。
看了三十块，有七块里头有。
老康蹲在我旁边。
“这是什么。”
我说，石灰。
“哪来的。”
我说，渣里来的。
他伸手把那块白的东西抠出来，放在手心里。
“这个进砖里会怎么样。”
我说，出窑以后，遇着潮气，它会胀。
“胀多大。”
我说，能把砖顶裂。
他把那块白东西捏碎。
捏碎以后是粉。
“那这批坯呢。”
我说，这批坯不能装。
“多少。”
我说，这两天出的坯，一共一万四千块。
他把手上的粉拍掉。
“一万四。”
我站起来，往坯场上看。
坯场上一排一排的坯，灰的，干的，在太阳底下立着。有一万四千块里头掺了石灰。
我说，全拆。
老康站起来。
“全拆？”
我说，全拆。
“你知道拆了以后要多少天？”
我说，和泥三天，制坯两天，阴干三天。
“八天。”
我说，八天。
他看着我。
“你十号开不出工资了。”
我说，开得出。
“拿什么开。”
我说，我算过了。
我没算过。
那天晚上我坐在棚子里，把本子摊开，把数一个一个写上去。
手上有的：八百零四。买煤花了九百六，煤渣运费一百八，一共一千一百四。红砖那三千块后来拉走了，收了五百四。八百零四加五百四，是一千三百四十四，减一千一百四，剩二百零四。
该收的：欠火砖还剩一万一千块，能再卖出去两千块，一百八。
该付的：十号工资三千四百八。做饭的六百我月底给。
我把这三行加了一遍。
二百零四加一百八，是三百八十四。
该付的是三千四百八。
差三千零九十六。
我把笔放下。
棚子外头有风。风从坡下上来，吹得石棉瓦响。
我听见脚步声。
我妈进来了。
她手里端着一只碗，碗里是热水。
她把碗放在桌上。
“你算完了没有。”
我说，完了。
“差多少。”
我说，两千四。
她在我对面坐下。
“镯子呢。”
我说，在包里。
“拿去。”
我说，妈。
“你听我说。”她把两只手放在桌上，手背朝上，“我小时候，我妈给我这对镯子，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这个东西，到了要紧的时候才拿出来。”
我说，现在是要紧的时候。
“是。”
我说，那你舍得。
她把手翻过来，看着自己的手心。
手心里全是纹。
“我不舍得。”她说，“可我更不舍得看你十号开不出钱。”
她抬起头。
“你爸那年在县里当东西，回来跟我说，当了就当了，人活着就还能挣回来。”她说，“他没挣回来。”
我没说话。
“你这次能挣回来。”她说。
我把那对镯子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银子在灯底下不亮。它是暗的，像放了很多年的那种暗。
“我明天去。”我说。
她把碗往我这边推了推。
“水喝了。”
十八、重配
镯子当了八百六。
当铺在县城南街，门脸很小，柜台很高。柜台后头那个人把镯子拿起来，用牙咬了一下。
咬完他说，银的。
我说，是银的。
他称了称，说，八十六克。
他给了我八百六。
十号那天我开了工资。
三百八十四加八百六，是一千二百四十四。该付三千四百八，还差两千二百三十六。
我把十二个人叫到棚子里，把话说了。
我说，今天只能付一千二百四十四，剩下的我打欠条，五月二十补上。
王大力先开口。
“不用打。”
我说，打。
“真不用。”他说，“我们等得起。”
我说，你们等得起，我等不起。
他不明白这句话。
我把纸裁成十二张，一张一张写。每张写一百八十六，写了我的名字，按了手印。
十二张一百八十六，是两千二百三十二。
还差四块。
我从口袋里摸出四块，按在桌上。
“这四块现在给。”
我把十二张欠条分下去。
分到王大力的时候他没接。
“你拿着。”我说。
他接了。接了他看了一眼，看的是我按的那个手印。
“五月二十。”他说。
我说，五月二十。
他把欠条折起来，塞进上衣口袋。
那十二张欠条，五月十八我提前两天就赎回来了。第二窑五月十五出的窑，砖全卖出去了。
但这些是后来的事。
我拿着剩下的钱，先去了一趟竹器店。
我买了两张细筛，比原来那两张细一半。一张八元，两张十六元。
回镇上以后，我把渣重新过一遍。
过筛的活儿最费人。渣是湿的，细筛一堵，就得拿棍子捅。
十二个人轮着来，一天筛八十筐。
筛出来的石灰石颗颗捡出来，捡在一个铁桶里。
到第五天，铁桶满了。
我把铁桶搬到坡下倒了。倒的时候我数了一下，一共捡出来一百七十多斤。
老康站在旁边看我倒。
“这么多。”
我说，是。
“要是没筛呢。”
我说，一万四千块坯，得裂三千多块。
他嗯了一声。
重配那天，我把配比写在纸上，贴在棚子墙上。
泥一百斤，渣十五斤，水看情况。
和泥要翻五遍。
头一遍翻完是花的，黑一道灰一道。
再翻一遍，成了灰的。
又翻一遍，成了黑的。
翻到第四遍第五遍，泥的颜色匀了，抓起来捏，捏不出疙瘩。
我伸手进去抓了一把，攥紧，松开。
泥在我手心里成一个团，团上有我五个指头的印。
我把手伸给老康看。
他看了一眼，说，行。
新坯出来是第三天。
坯是灰黑的，比上一批深一点。码在坯场上，一排一排。
老康背着手从这头走到那头。
走到头他回来说，这批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他说不上来。
“敲着实。”
我说，是。
“实就好。”
我说，是。
那天下午我坐在坯场边上，看着那些坯。
太阳往西斜，坯的影子一条一条拉长。
我妈从坡下上来，拎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是窝头和咸菜。
她把篮子放在地上，坐在我旁边。
“这批能成？”
我说，能成。
“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见过。
“见过什么。”
我说，我见过这个颜色的坯。
她没再问。
她把窝头掰开，递给我半个。
窝头是玉米面的，粗，剌嗓子。
我嚼了两口，咽下去。
“妈。”我说。
“嗯。”
“今年夏天，我给你买个电风扇。”
她愣了一下。
“买那个做什么。”
我说，车间热。
“车间是热，可那是厂里的事。”
我说，放家里。
“家里又不热。”
我说，会热的。
她笑，说，你这孩子。
她把窝头吃完，拍了拍手上的渣。
“多少钱一个。”
我说，二百八十八。
她把这个数在心里过了一遍。
“二百八十八。”她说，“能买多少斤面。”
我说，四百多斤。
她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不买了。
我说，买。
她看我。
我没解释。
我看着坡下的石桥镇，镇上有一片灰瓦，瓦上有几处新起的白瓷砖。
太阳落到瓦下面去了。
“买。”我说。
十九、第二窑
第二窑装了两天。
装窑的码法是老康定的，我在旁边记。
底下三排横着，中间竖着，顶上斜着。火道留一拳。
这一次他改了两处。
“底三排不装新坯。”
我说，为什么。
“底三排离窑底近，窑底还有潮。”他说，“头一窑你挖了沟，土没换。这一窑底三排装旧的，装上一窑剩下的欠火砖。”
我说，那些砖不是废的？
“废砖也是干的。”他说，“它们先吃潮，上头的坯就吃不着。”
我在本子上记：底三排装旧砖挡潮。
第二处他改在窑顶。
“窑顶那层要压两块厚。”
我说，压了会不透火。
“压厚了，火在顶上多停一会儿。”他说，“上回顶上那层就欠了。”
我记下来。
装到第二天下午，六万块装完了。
封门的时候我也改了一处。
我在门的内层糊了一层泥，泥里掺了碎草。
老康看着我糊。
“掺草做什么。”
我说，泥里掺草，干了不开裂。
“门裂了会怎么样。”
我说，门裂了就进冷风。冷风一进，门口那几排砖先哑。
他看着我糊完，没说话。
封完门是四月十九。
点火是四月二十早上。
这一次火是老康点的，他点得很慢。柴塞进去，点着，等柴烧成炭，才加第一铲煤。
“急不得。”他说，“第一铲煤加早了，炭没起来，煤压上去就把火压死了。”
火起来以后，窑门口的热跟上次一样。
我站在三步外，脸上烫。
头一天暗红。
第二天樱桃红。
再一天橙黄。
到第四天我跟他说，加煤。
“加多少。”
我说，一天一吨。
他算了一下。
“九吨二，你按一天一吨，要烧九天。”
我说，不用九天。
“怎么不用。”
我说，坯里掺了渣，渣自己会着。
他不信。
但他按一天一吨投了。
第五天，烟从黑转灰。
第六天，烟白了。
第六天晚上，我钩出一块试砖。
砖是红的。
砖是正红的，红得发暗，像干了的血。
我拿在手里掂。比上次的沉。
我用铁钩子敲。
当。
老康在旁边听见了。他把煤铲放下，走过来。
他把砖从我手里拿过去，敲了一下。
当。
他又敲了一下。
当。
他没说话，把砖还给我，回去拿煤铲。
他拿煤铲的时候手是抖的。
我说，再烧一天。
“还烧？”
我说，再烧一天，烧到窑顶那层也透。
他点头。
第七天，窑顶的烟是白的，白得几乎没有。
第八天早上停火。
停火以后闷两天，凉三天。
这几天是我这辈子最长的五天。
二十、看火
看火那几天我睡在窑门口。
我铺了一张草席，席子上垫一条棉被。窑门口的热从地下透上来，躺上去是暖的。
夜里我起来三四次。
起来第一件事是看火色。
火色从窑门的观火孔里能看见。孔只有拳头大，凑上去看，里头是亮的一片。
亮的颜色每天不一样。
头一天是暗红，像灶膛里烧了一夜的灰。
第二天是樱桃红，红得透，能看清窑膛里坯的缝。
再一天是橙黄，黄里带一点白，晃眼。
到第四天是浅黄白，看久了眼睛疼。
老康说，到这份上就够了。
“再往上就过火。”
我说，过火什么样。
“砖色发黑，敲起来太脆，砖还会扭。”他说，“扭了就不能砌墙了，一砌就是歪的。”
我说，那怎么知道够了。
“看你钩出来的试砖。”
第四天夜里，我钩出一块。
砖是暗红的，还不够。
第五天夜里，我又钩出一块。
红的。
第六天夜里那块，红得匀，六面一个色。
我把那块砖放在窑门口的地上，让它凉。
凉了我拿起来敲。
当。
清的，长的，敲完耳朵里还留着一点响。
老康在席子上翻了个身。
“成了？”
我说，成了。
他坐起来。
“你确定？”
我说，我确定。
他躺回去，把被子拉上来。
“那你睡一会儿。”
我说，你睡。
我坐在窑门口，看着观火孔里那一小片亮。
风从坡下上来，吹在脸上。四月的风不硬了，软了，带着一点土味。
窑膛里在响。那是砖在里面收缩，一声一声，很轻，像有人在里头走路。
我听着那个声音，一直听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东边白了。
我站起来，走到坡边，往石桥镇上看。
镇上有炊烟起来，一根一根，直着往上。
我站了一会儿，回窑门口。
老康已经起来了，蹲在窑门口抽烟。
他抬头看我。
“今天几号。”
我说，四月二十七。
“十号还开工资吗。”
我说，开。
“拿什么开。”
我说，卖砖。
他嗯了一声，把烟按灭在窑门砖上。
那块砖上现在有一个黑点。
二十一、当当响
出窑是四月三十。
窑门是上午拆的。拆完先凉，凉到十点半，老康进去。
他进去待了很长时间。
出来的时候他站在窑门口，没说话。
我往里看。
窑膛里是红的。
一整窑，红的。正红，从底下红到窑顶，红得均匀，一层一层，像被人摆好的。红得均匀，一层一层，像被人摆好的。
我走进去。
窑里的热还没散。我走到中间，伸手摸了一块。
烫。
我拿了一块出来，走到亮处。
六面光，棱角正，颜色一样。
我用铁钩子敲。
当。
声音是长的，敲完在窑场上传出去，撞到坡上，回来一半。
我换一块。
当。
第三块，当。
我一块一块敲下去。
敲到第二十块的时候，王大力进来了。
他站在我旁边，听。
“这个声跟上次不一样。”
我说，哪儿不一样。
“上次是噗。”他说，“这次是当。”
我说，是。
他伸手拿了一块，自己敲了一下。
当。
他咧嘴笑了。
“这个能卖钱。”
我说，能卖。
十二个人都进来了。
他们站在窑门口，一个一个进去拿砖，拿到手里敲一下，敲完放下，再拿一块。
窑场上一片当当的响。
响了一上午。
老康站在最外头，没进去。
我走到他旁边。
“你不敲一块？”
他摇头。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擦完又擦。
我说，老康。
“嗯。”
我说，这一窑是你的。
他看了我一眼。
他的眼睛是红的。
他转过头去，看着窑门口那一堆人。
看了很久。
“我在窑上三十一年。”他说，“1993年之后，我以为我这辈子再听不见这个声了。”
他说完，用手背抹了一下脸。
抹完他把手放下，背上更弯了。
“今天中午加菜。”
我说，加。
“加什么。”
我说，猪肉。
他笑了一下。
“一斤半。”
我说，三斤。
二十二、老顾
老顾在县城北关有个砖垛。
那是一块空地，靠着老城墙根，地上摞着一排一排的砖，用油布盖着。砖垛边上搭了个棚子，棚子里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部电话。
我去的那天是五月八号。
我在砖垛外面站了一会儿。
我看着那些砖。摞得很整齐，一层横一层竖，顶上盖着油布，油布压着砖。
这些是1996年的砖。
我上一次看见这样的砖垛，是在2019年。那时候县城北关这一片早就拆了，盖成了小区。我记得那个小区开盘那天我路过，门口挂着红布。
现在红布还没有。现在这儿是一堆砖。
我走进棚子。
桌边坐着一个人，五十来岁，胖，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他正在打电话，看见我进来，把电话捂住。
“找谁。”
我说，我找收砖的。
“我就是。”
我说，我姓何，石桥镇的。
他把电话挂了。
“石桥镇。”他重复了一遍，“黑石坡那座窑是你点的？”
我说，是。
他笑。
“我听说了。”他说，“听说你头一窑烧出来一窑黄的。”
我说，是。
“第二窑呢。”
我说，第二窑是红的。
他把毛巾从脖子上拿下来擦脸。
“红的我见得多了。”
我说，你见的是哪一种红的。
他看我。
我从包里拿出一块砖。
砖是我从窑上带来的，六万块里挑出来的，六面光，棱角正。
我把砖放在他桌上。
他拿起砖，掂了一下。
掂完他放下，用手指关节敲。
当。
他停住了。
他把砖拿起来，又敲了一下。
当。
他把砖举到窗口，对着光看六个面。
“你自己烧的？”
我说，我烧的。
“你师傅是谁。”
我说，老康。
“老康？”他把砖放下，“石桥那个老康？”
我说，是。
他笑了一声。
“老康1993年烧塌过一窑。”他说，“我那年收过他那窑砖，一窑黄的，我压到四分钱一块都没人要。”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
我说，我听他说过。
他看着我。
“那他现在给你烧？”
我说，他看火。
“一个月多少。”
我说，二百四。
他把毛巾扯下来，在手上绕了两圈。
“他跟我说过，这辈子不再进窑。”
我说，他进了。
“你怎么劝动的。”
我想了一下。
“我没劝。”我说，“我说十号开工资。”
他愣了两秒，然后笑。
“十号。”他说，“就为个十号。”
我说，就为个十号。
看完他把砖放下。
“你敲给我听。”
我说，你敲。
他把砖推回来。
“你敲。”
我拿起砖，用指关节敲了三下。
当。当。当。
三声一样长。
老顾把毛巾扔在桌上。
“这一窑多少。”
我说，六万。
“六万全是这个？”
我说，全是。
“我不信。”
我说，你去看。
他站起来。
“走。”
二十三、压价
老顾的拖拉机是旧的，车斗上锈得一块一块。
他开得很快，一路颠。我坐在旁边，把那块砖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扶着。
到了坡下，车开不上去。我们下来走。
他走在前面，走得急。走到窑门口他停住了。
窑门口摞着砖。出窑以后我把砖全搬出来，码成一垛一垛，最上面盖了草帘子。
他走过去，把草帘子掀开一角。
红的。
一整垛，红的。
他站着没动。
过了一会儿他伸手进去，抽了一块出来。
抽出来他先掂，掂完敲。
当。
他又抽一块。
当。
他连抽了七块，一块一块敲。
敲完他把七块砖摆在地上，蹲下去看。
看的是颜色。
七块砖摆成一排，颜色一样。没有一块浅，没有一块发黑。
他站起来。
“你要多少。”
我说，一毛八。
他把毛巾搭回脖子上。
“一毛八太高。”
我说，不高。
“县砖厂出厂一毛七。”
我说，县砖厂的砖，你能敲出这个声？
他不说话。
“你敲过县砖厂的砖。”我说，“敲出来是什么声。”
他还是不说话。
我说，是半截的响。当一半就断了。
他把毛巾扯下来，在手上绕。
“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敲过。
“你敲过县砖厂的砖？”
我说，我敲过。
他看着我。
“一毛七。”他说。
我说，一毛八。
“一毛七，我全包。”
我说，一毛八，你全包。
他笑了一下，笑得有点狠。
“姑娘，你这一窑砖，堆在这儿能堆多久。”
我说，堆两个月。
“两个月以后呢。”
我说，两个月以后下雨，砖吸水，颜色就暗了。
“暗了就卖不上价。”
我说，是。
“那你还不卖。”
我说，我卖。一毛八。
他把毛巾往肩上一甩。
“我不跟你争。”他说，“一毛七五。”
我说，一毛八。
他转身就走。
走到坡边，他停住。
“你那个窑，一个月能出几窑。”
我说，一窑十五天，一个月两窑。
他回过头。
“两窑。”
我说，两窑。
“一年呢。”
我说，一年做十个月。三月到腊月。
他站住了。
他在心里算。
十二万块一个月，十个月一百二十万块。
他转过身来。
“一毛八。”
我说，一毛八。
“我全包。”
我说，全包。
他走回来，站在我面前。
“我有个条件。”
我说，你说。
“先付三成。”
我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说，你要我的砖，你先给我三成订金，剩下的交货给清。
“三成是多少。”
我说，一窑一万零八百，三成三千二百四。
他把数在嘴里念了一遍。
“三千二百四。”
我说，是。
“你拿这个做什么。”
我说，买煤。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
“行。”
二十四、包销
合同是在砖垛那个棚子里签的。
纸是他从抽屉里拿出来的，一张，上面印着横线。他写，我看着。
写的是：甲方顾长顺，乙方何穗。乙方所产红砖，由甲方包销。规格二四零乘一一五乘五三。单价一毛八。每月不少于两窑，每窑六万块。甲方于装窑前三日付订金三成。
写完他抬头。
“你这窑能烧到腊月？”
我说，能。
“腊月天冷，坯干不了。”
我说，腊月不做。三月到十一月，九个月。
他改了。
“九个月。”
我说，九个月。
他在下面写：有效期自1996年五月至1996年十一月。
写完他把笔放下。
“何穗。”
我说，嗯。
“你这窑上多少人。”
我说，十二个，加一个做饭的。
“一月开多少钱。”
我说，二百四，做饭的六百。
他拿笔在纸上算了算。
“你一个月开三千四百八。”
我说，是。
“一窑一万零八百，两窑两万一千六。”他说，“减去三千四百八，减去煤。”
我说，减去煤。
“现在一窑多少煤。”
我说，四吨。
他抬起头。
“多少？”
我说，四吨。
他把手上的铅笔放下。
“六万块砖，四吨煤？”
我说，四吨。
“县砖厂六万块要八吨半。”
我说，他们没掺渣。
他愣了两秒。
“渣？”
我说，煤渣。掺在坯里，坯自己着。
他把身子往前倾。
“掺多少。”
我说，一成半。
“一成半是多少。”
我说，一百斤泥，十五斤渣。
他把铅笔拿起来，在纸上画。
画完他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这个法子是谁教你的。”
我说，书上的。
“什么书。”
我说，我在县建材公司看过一本。
他不信。他那种不信我见过，跟老康当初一样。
“你要是这个法子能撑到十一月。”他说，“我给你加一分。”
我说，一分是多少。
“一毛九。”
我说，不用。
“为什么不用。”
我说，你要是加了价，明年别人来找我，我就不好开口。
他看着我。
看了一会儿他笑，笑得很大声。
“你二十六？”
我说，二十六。
“我二十六的时候，还在给人拉砖。”
他把合同推过来。
“签。”
我签了。
签完他把纸拿过去，对着窗口吹了吹。
吹完他忽然说了一句。
“七月。”
我说，七月怎么。
“七月县里南边要开工。”
我说，什么工程。
他看我。
“安居工程。”他说，“六栋楼。”
我说，我知道。
他把手停下来。
“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听说的。
他盯着我看了三秒，然后低头去收合同。
“你也听说了。”
我说，听说了。
他没再问。
他不知道的是，我在1996年就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活过一次。
我活过一次，我记得那年七月，南边那片地上来了六台推土机，砖从六月开始就不够用了。买砖的人要排队，排到砖垛跟前，一等就是三天。
那三天，很多人睡在砖垛边上。
二十五、第三窑
第三窑是五月十五装的。
这一次不用我守了。老康守着火，王大力带着人装窑，刘婶的侄子管坯场。
我在棚子里支了一张桌子，桌上放一个本子。
本子上记三样：进了多少煤，出了多少砖，收了多少。
我妈管伙食。
她每天早上从镇上买菜回来，拎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是白菜、豆腐，有时候有一小块肉。
她把菜放到灶上，就去数当天的出砖数。
她不识多少字，但她认得阿拉伯数字。我在本子上写个数，她看一眼，就能记住。
“今天是四千二。”
我说，是。
“昨天是三千九。”
我说，是。
“多了三百。”
我说，是。
她把这三个数在心里过一遍，然后转身去切菜。
我发现她比我记得还准。
第三窑出窑那天，砖是红的。
第四窑也是。
第五窑我在坯场上加了一道筛。渣从锅炉房拉回来，先堆三天，让雨水淋一淋。
老康问我，淋了做什么。
我说，淋了以后没烧透的碳会浮出来，能捡。
他不懂，但他照做。
第五窑的煤用到了三吨半。
到六月，窑上来了第一个外村的人。
那人是十里铺的，姓张，说要盖三间屋，要八千块砖。
“听说你这儿的砖敲得响。”
我说，你敲敲。
他敲了一块。
当。
他当场就给了钱。
那天晚上我坐在棚子里算数。
第三窑一万零八百，第四窑一万零八百，第五窑一万零八百。三窑三万二千四。
煤：第三窑四吨九百六，第四窑三吨八七百二，第五窑三吨半八百四。共两千四百七十二。
工资：五月三千四百八，六月三千四百八。共六千九百六十。
煤渣运费：三窑九车，五百四。
我算完，把本子合上。
剩下的钱，我把镯子赎回来了。
赎镯子那天，我去了当铺，给了八百六。
柜台后头那个人把镯子拿出来，还是那个布包。
他把布包推给我。
“赎了？”
我说，赎了。
他看我一眼。
“你上次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我说，是。
“这次不是了。”
我没答。
我把镯子拿回家，放在我妈的箱子里。
我没跟她说。
第二天早上她开箱子拿衣服，看见了。
她站在箱子跟前，没动。
我隔着门帘看她。
她伸手把镯子拿出来，托在手心里看。
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镯子放回去了，跟原来一样放在衣服底下。
她没提这件事。
一直到秋天她才提了一句。
那天她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我看见了。”
二十六、眼红
大伯是六月中旬开始来的。
他第一次来，站在坡下，看了一会儿就走了。
第二次他带了一个人。那个人我认得，是镇上管土地的。
他们站在坡下，往窑场上看。看了一阵，那个人说了句什么，大伯点头。
老康看见他们了。
“他们看什么。”
我说，看地。
“看地做什么。”
我说，看看这块地值多少。
老康把手上的烟掐了。
“这块地是村里的。”
我说，是村里的。
“那你怕什么。”
我说，不怕。
第三次大伯上坡来了。
他一个人来的，穿的还是那件灰外套。他走到窑门口，往里看。
那时候第五窑刚装完，窑门口摞着第四窑的砖，一垛一垛，红得晃眼。
他站在那儿看那些砖。
看了很久。
他伸手，从垛上抽了一块下来。
他掂了掂，用指关节敲。
当。
他敲第二下。
当。
他把砖放回去。
放回去的时候他手停了一下，把砖摆正。
他转身看我。
“这一窑多少。”
我说，六万。
“卖了多少钱。”
我说，一万零八百。
他没说话。
他把这两个数在心里过了一遍。
过完他脸上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表情。
“你那个包销，是谁给你牵的线。”
我说，我自己去的。
“你自己去的县城？”
我说，是。
“找的谁。”
我说，北关一个收砖的。
他点头。
他点了很久的头。
“你一个月出两窑。”
我说，两窑。
“两窑两万一千六。”
我说，是。
他把手背在身后，在窑场上走了两步。
走两步他停住。
“你那个字据，还在我这儿。”
我说，在。
“我知道。”
他走的时候没再看那些砖。
他下坡的时候，脚步比上来的时候快。
老康看着他下去。
“他要动心思了。”
我说，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等着。
“等着？”
我说，等他动。
老康把烟重新点着。
“你爸要是还在，他不会让你这么干。”
我说，我爸不在。
他说，是不在了。
他吸了一口烟。
“他比我小九岁。”他说，“他要是活着，今年五十四。”
我没接话。
老康看着坡下。
“你大伯要动的那个心思，我知道是什么。”他说，“他要去县城找你那个收砖的。”
我说，我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说，我猜的。
二十七、他是来拉砖的
七月十一，安居工程开工。
推土机来了六台，从南边那片地的东头开始推。
砖从那时候起就不够用了。
七月里，坡下开始有人来等。
头一个来的是王庄的一个人，天没亮就到了，蹲在窑场门口抽烟。他等到八点，问我今天出不出。
“今天不出。”我说，“后天。”
“后天我再来。”
“你不用等。”我说，“老顾全包了。”
他把烟头在地上摁了两下。
“全包了我怎么办。”
我说，你去找老顾。
他把烟掐了。
“找他要加钱。”
我说，加多少。
“加一分。”
我说，一毛九。
“一毛九。”他站起来，“我上梁要用八千块，一分就是八十。”
他站着算了一会儿。
“八十块，我等三天也值。”他说，“我等。”
他真的等了。
他在坡下找了个背风的墙根，铺了一条麻袋，住下了。
第二天又来了两个。第三天来了五个。
到七月中，坡下的墙根那儿住了七个人，都是外地来的，都铺着麻袋。
做饭的那个女人每天多煮一锅粥，盛给他们。她不要钱。
“他们等着也是等着。”她说。
老顾的拖拉机一天跑两趟。他一趟装三千块，两趟六千块。
六千块一毛八，一千零八十。
我一天进一千零八十。
我妈把那个数记在本子上，一天记一笔。
到七月二十，本子上记了二十笔。
七月二十三上午，我在坯场上看筛渣。
坡下来了两个人。
前头那个是大伯，后头那个我不认得，四十来岁，穿一件白衬衫。
他们上坡来。
大伯走在前面，脸上有笑。
他走到我面前，站住。
“穗子。”
我没应。
“我给你带个人来。”
他往旁边让了半步。
那个穿白衬衫的往前一站。
“我姓郑。”他说，“县里的。我来看看这块地。”
我说，看什么地。
“黑石坡这一片。”他说，“我听你大伯说，你想把这块包下来？”
我看了一眼大伯。
大伯笑。
“我不是为你好嘛。”他说，“你一个人，包这么大一片，包不下来。郑老板有本钱，你们合伙。”
我把手上的铁锹放下。
“郑老板看上这块什么了。”
郑老板往四下看了看。
“土。”他说，“这一片的土能做砖。我想在这儿起一座轮窑。”
我说，起轮窑要多少地。
“二十亩。”
我说，这一片有多少亩。
他说，他量过，十五亩八。
我说，那不够。
“边上那块荒坡也算上。”
我心里沉了一下。
荒坡是集体的。窑场是爷爷包的。
大伯要的是把这两块合在一起。
我看大伯。
“你跟他说了什么。”
大伯把手一摊。
“我说这坡是我家的。”
我说，这不是你家的。
“怎么不是。”他说，“爷爷留下的东西，我有一份，你有一份。”
我说，那张字据上写着什么。
他从口袋里把字据掏出来。
那张纸折了两折，边都磨毛了。
他把纸展开，举起来。
“你自己看。”他指着中间那一行，“后山窑场一处，还有后头那句盈亏各安天命。”
我说，你念完整。
“我念的就是完整的。”
我说，下面那一行。
他停了一下。
下面那一行写的是不得反悔那一句。
他把那一行念了。
念完他把纸举高了一点。
“看见没有。”他跟郑老板说，“这上头写得清清楚楚。这块地，是我们何家的。”
郑老板点头。
他转过来看我。
“姑娘，你要是想合伙，我出钱，你出地。赚了我六你四。”
我说，我不合伙。
大伯的脸沉下来。
“你不合伙？”
我说，不合伙。
“这块地不是你一个人的。”
我说，这块地也不是你的。
“那咱就掰扯掰扯。”他把字据往我面前一送，“你现在跟我说清楚，这块地到底是谁的。你要是掰扯不清，郑老板就不跟你谈了。”
我正要说话。
坡下传来拖拉机的声音。
突突突的，很响，从坡下上来。
那声音我听了一个多月，一听就知道是谁。
大伯也听见了。他回头。
老顾的拖拉机从坡下爬上来，车斗装满了砖，用绳子捆着。
车开到窑场边上，停住。
老顾从驾驶座上跳下来。
他脖子上搭着那条毛巾，一边脸晒得黑红。
他跳下车，抬头看见我，喊了一声。
“何老板。”
声音很大。
“这一车我拉走了啊。”
我点头。
“拉。”
他走到车后面去解绳子。
解绳子的时候他看见大伯了。
他看了一眼，没认出来，又低头解绳子。
大伯站在那儿没动。
他看着那辆拖拉机。
看着车斗上摞得整整齐齐的砖。
红的，一层一层，用绳子捆着。
他的脸从红变白。
老顾把绳子解下来，甩在车斗上。
他跳上驾驶座，发动。
拖拉机突突突地响起来。
他探出头。
“下趟我下午来。”
我说，行。
拖拉机掉头，往坡下开。
开出去十几米，大伯忽然说话了。
“等等。”
老顾把车停住。
大伯走过去。
“你是收砖的？”
老顾说，是。
“你收她的砖？”
“我全包。”
“一窑多少。”
老顾伸出五个指头，又伸一个。
“六万。”
“多少一窑？”
老顾看了我一眼。
我说，你说。
“一毛八。”
大伯站在拖拉机旁边，没动。
他把手抬起来，又放下。
老顾不懂他在干什么。
他把车挂上挡，开走了。
拖拉机下坡，突突突的声音越来越远。
大伯站在原地，看着坡下。
看了很久。
他转过身来。
他手里还捏着那张字据。
“你早就认识他。”
我说，认识。
“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说，五月。
他的手抖了一下。他低头看手里的纸。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
他把那张字据撕了。
撕成两半，撕成四半，撕完往地上一扔。
纸落在土上，风一吹，翻了两下。
“我不跟你掰扯了。”他说。
他转身往坡下走。
走了几步他站住。
他站在那儿，背对着我。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没答。
他走了。
二十八、捡纸
他扔在地上的纸有八片。
风把它们吹开了，一片一片贴在土上，有一片挂在了坯架底下。
我走过去，蹲下，一片一片捡。
捡的时候我先看的是字。
八片拼起来，能认出的字有窑场，有荒坡，有何穗，还有不得反悔那四个字。
盈亏那四个字被撕成两半，一半在第三片上，一半在第七片上。
我把八片都捡起来，捧在手里。
老康走过来。
“撕了也好。”
我说，不好。
“怎么不好。”
我说，他撕的是他自己的。
老康看着我手里的纸片。
“这份不是他给你的那份？”
我说，一式两份。他撕的是他那一份。我这一份在我屋里。
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
“那他撕了有什么用。”
我说，没用。
“他不知道是一式两份？”
我说，写的时候我在场，抄的时候我在场，按手印的时候我也在场。是他自己说的一式两份。
老康笑了一声。
笑完他不笑了。
“他忘了吗。”
我说，他忘了。
老康把烟重新叼上。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把纸片收进兜里。
“去村里。”
老康跟着我去的。
村主任姓马，五十来岁，在村部那间屋子里坐着，桌上放着一只茶杯，茶杯里泡着茶叶末子。
他看见我进来，问我什么事。
“我想查1983年的承包。”
他抬头。
“什么承包。”
我说，黑石坡窑场的承包。我爷爷何德山，1983年跟村里签的。
马主任把茶杯放下。
“1983年？”他说，“那时候我还不是主任。”
我说，合同在村里应该有一份。
“有是有。”他说，“在柜子里。多少年没人动了。”
他起身去开柜子。
柜子是铁的，绿漆，门上挂着一把锁。他拿钥匙开了，蹲下去翻。
翻了大概有二十分钟。
他翻出来一个牛皮纸袋，袋子上积着灰。
他把袋子放在桌上，解开绳子。
里面是一叠纸。最上面那张是手写的，纸发黄，边角脆。
我凑过去看。
抬头写着：石桥大队窑场承包合同。
下面写：甲方石桥大队，乙方何德山。承包标的，黑石坡窑场一处，含窑体一座，机房三间，场地四周以界石为界。承包期二十五年，自1983年3月至2007年3月。每年承包费一百二十元。
再下面是两个章，一个是石桥大队的，红得发暗。一个是何德山的私章。
最底下有我爷爷的签名。
那个字我认得。
他写字往右上斜，德山两个字挤在一起。
我伸手摸了一下那个签名。
纸是脆的，我怕摸破了，手又缩回来。
马主任看着我。
“你要这个做什么。”
我说，我要办个手续。
“什么手续。”
我说，承包人是我爷爷，他今年三月过世了。我想把名字改成我的。
马主任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
“改名字要有依据。”
我说，有。
我从兜里把那八片纸拿出来，放在桌上。
我没拼，就那么摊着。
马主任低头看。
他看了一会儿，抬头。
“这是撕了的。”
我说，是我大伯撕的。
“他撕了，你这份怎么还在。”
我说，一式两份。他撕的是他那一份。
马主任把茶杯放下。
他拿起一片纸，对着窗口看。
看完他把八片往中间拢了拢。
“你要改名字，光有这个不够。”
我说，还要什么。
“还得他到场。”
我说，他不会到场。
马主任看着我。
我说，他刚才在窑上跟我说，这块地是我们何家的，他要重新分。
马主任把纸放下。
“那你这个事，得先掰扯清楚。”
我说，怎么掰扯。
“掰扯清楚以后，才能改。”
二十九、窑场和荒坡
掰扯的地点在村部，第二天上午。
来的人有：我，大伯，马主任，还有一个是从镇上土地所来的，姓李。
大伯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好。他坐下，把手放在膝盖上。
马主任先把那八片纸摊在桌上。
“建平，这是你撕的？”
大伯看了一眼。
“是我撕的。”
“为什么撕。”
大伯说，我愿意。
马主任说，你撕的是你自己那一份。她那一份还在。
大伯说，还在又怎么样。
“还在就说明这个分家是成立的。”马主任说，“你撕了你的，撕不掉她的。”
大伯没说话。
李干部开口了。
“你们先说清楚，争的是什么。”
大伯说，争的是黑石坡那块地。
“多大。”
大伯说，二十来亩。
李干部拿出一张纸，铺开。
那是土地所的图。黑石坡那一片在图上有两条线，里面一圈小，外面一圈大。
“这是1993年村里报的图。”他说，“外面这一圈，十五亩八，是集体地，谁也没包。里面这一圈，一亩六，是1983年包给何德山的窑场。”
大伯说，一亩六？
“一亩六。”
大伯的手在膝盖上动了一下。
李干部用笔点着里面那一圈。
“窑场是窑场，荒坡是荒坡。图上分得清清楚楚。”
大伯说，那字据上写着荒坡。
马主任把那八片纸里的一片推过去。
“你念。”
那一片上写着：及荒坡一并归其使用。
李干部说，归其使用，是让她用，不是归她所有。
“所有权还是村里的。”
大伯转过来看我。
“那你凭什么在那儿烧砖。”
我说，凭我爷爷1983年签的那份承包。
我把牛皮纸袋里的合同拿出来，摊在桌上。
李干部拿过去看。
他看得很细。看承包期，看章，看签名。
看完他抬头。
“这个合同有效。”
大伯说，有效又怎么样，我爷爷死了。
“承包人过世，承包期内，由其家庭成员继续承包。”李干部说，“这是规定。”
他看我。
“你是他孙女。”
我说，是。
“同一个户口本上的？”
我说，是。
他把合同放下，又拿起来看了看，才真正放下。
“户口本带了吗。”
我说，带了。
我从包里把户口本拿出来，递过去。
他翻开，一页一页看。看到我爷爷那一页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销户了吗。”
我说，销了。四月销的。
他把那一页对着光看。看完了他把户口本合上，还给我。
“销户的章呢。”
我翻到最后一页，指给他看。
他点头。
“承包费交到哪一年。”
我说，交到1995年。
“1996年的呢。”
我说，没交。
“一百二。”他说，“你今天交了，我给你开个票。”
我把一百二十块拿出来，放在桌上。
他数了数，开了张票，撕下来给我。
票是油印的，字是蓝的，上面盖着石桥大队的章。
我把票收好。
“那这个窑场，你可以接着包。”他说，“到期是2007年3月。”
大伯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他的手一直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话。
“那两间门面呢。”
李干部抬头。
“什么门面。”
大伯说，镇上那两间门面，是我的。
马主任说，是你的。
“那她要门面吗。”
马主任看我。
我说，不要。
大伯看着我。
他看了很久。
他大概在想，我为什么不要。
他不知道的是，我在1996年三月就看清楚了那两间门面的价。
1996年镇上一间门面，一个月租金三百。两间六百，一年七千二。
听着不少。
但1998年镇上要通一条新路，新路从北边过，不从南边过。那两间门面在南街，新路通了以后，南街冷了。
到2003年，那两间的租金还是三百。
这是我知道的第六件事。
我本来只说自己知道五件。
第六件我不敢说，因为说了就露馅了。
我把它咽回去了。
三十、一式两份
郑老板又来了一次。
郑老板这次是自己来的，没带大伯。
一辆吉普车停在坡下，他从车上下来，走上坡来。
还是那件白衬衫，衬衫后背上有汗。
他站在窑门口，看那一垛砖。
“你一个月真出两窑？”
我说，两窑。
“一年能做几个月。”
我说，三月到十一月，九个月。
“九个月十八窑。”
我说，十八窑。
他把手插在裤兜里，在窑场上走了几步。
“我想在这儿起一座轮窑。”他说，“二十亩地，一年能做三百万块。”
我说，二十亩不是我的。
“我知道。”他说，“窑场是你的，一亩六。荒坡是村里的，十五亩八。”
他停下来看我。
“我只要你那一亩六。”
我说，你要一亩六做什么。
“没那一亩六，另外那十五亩八我包不下来。”他说，“窑场的界石卡在中间，把整片地切成了两半。”
我明白了。
他要的不是地，他要的是那把钥匙。
“我不卖。”我说。
“我没说卖。”
我说，那你说什么。
“我租。”他说，“一年给你四千，租十年。你什么都不用干。”
四千一年，十年四万。
这个数在1996年很大。老康听见了，他在旁边把手上的烟捏了一下。
我没立刻答。
我走到窑门口，看着坡下。
坡下是那一片荒地，茅草长得齐腰，几只鸡在里头刨。
我想起的是另一件事。
2011年，黑石坡那一片推平了，盖了一座砖厂，轮窑，一年出三千万块。砖厂后面有个渣场，渣堆了十年，堆成一座山。
2019年那座山塌过一次，压了两辆车。
我把这个念头按下去了。
“我不租。”我说。
郑老板笑了一下。
“你想想。”他说，“四千一年，十年四万。你烧砖一年挣多少？”
我说，我算过。
“算过你就知道哪个划算。”
我说，我算过。
他等着。
我说，一窑六万块，一毛八，一万零八百。一个月两窑，两万一千六。九个月十八窑，十九万四千四。
他听着。
“煤一窑四吨，九百六。十八窑一万七千二百八。”我说，“煤渣运费一窑三车，一车六十，十八窑三千二百四。工资一个月三千四百八，九个月三万一千三百二。”
我把这几个数加起来。
一万七千二百八，加三千二百四，加三万一千三百二，是五万一千八百四。
“十九万四千四，减五万一千八百四。”我说，“剩下十四万二千五百六。”
郑老板没说话。
“你给我四万。”我说，“差十万。”
他把衬衫领子扯了一下。
“你能烧满九个月？”
我说，能。
“你能保证一窑都不坏？”
我说，不能。
他笑。
“那你还说十四万。”
我说，我说的十四万是账面上的。实际上要坏一两窑。
“那你还不如租给我。”
我说，是不如。
他看着我。
“那你为什么不租。”
他没答，反手问我一句。
“你这十二个人，一个月开多少。”
我把这个数报给他。
“三千四百八。”
“一年呢。”
我把九个月在心里过了一遍。
“做九个月，三万一千三百二。”
他把名片在手里翻了个面。
“起一座轮窑，用不了这么多人。”他说，“轮窑一年三百万块，八个人够了。”
我说，那八个人是哪儿的。
“哪儿的都有。”
我说，王大力家在北边七十里外。他前年在县砖厂干，厂子倒了，他回家种了半年地。
“你说这个做什么。”
“他今年二十八。”我说，“家里两个孩子，小的那个去年冬天肺炎，住了九天院。”
“你连这个都知道。”
我说，招工那天他自己说的。
他把名片收起来。
“姑娘。”他说，“你这样开窑开不长久。”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还这么开。”
“我要是租给你。”我说，“我就不用招那十二个人了。”
他愣了一下。
“就为这个？”
我说，就为这个。
“你算过账没有。”
我说，算过。十四万减四万，差十万。
“你不缺那十万。”
我说，缺。
“那你还。”
我说，我明年还要开春。
他摇头。
他把名片给我，说你想通了打电话。
我接过名片，放进兜里。
他下坡去了。
老康在旁边把烟点着。
“四万。”
我说，四万。
“你不后悔？”
我说，后悔。
他笑。
“后悔你还说十四万。”
我说，账是账，人是人。
三十一、崩
大伯最后一次来是八月十五。
那天中秋，窑上没停工，因为坯等着装。
他上坡来的时候，天快黑了。
他没穿那件灰外套，穿的是一件旧褂子。
他走到窑门口，站住。
窑门口亮着灯，灯是新的，我七月拉的电。灯底下摞着砖，一垛一垛，红得发黑。
他站在灯外面。
我走过去。
“你来了。”
他没应。
他往窑里看。
窑里正在装第八窑。王大力他们在里头码坯，头上的灯是黄的。
他看了一会儿。
“这一窑多少。”
我说，六万。
“一年多少窑。”
我说，十八窑。
他把这两个数在心里过。
过完他把手从背后放下来。
他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是一个布包。
他把布包递给我。
我接过来。布包是旧的，蓝布，角上磨白了。
我打开。
里面是那两间门面的房契。
我抬头看他。
“你要这个做什么。”
他说，换。
我说，换什么。
他没说。
他把脸转开，看着窑场。
“我算了三个月。”他说，“我没算明白。”
我说，你不明白什么。
“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他说，“三月的时候你说要烧砖，四月烧出来一窑黄的，五月就变红了。你不会烧砖，你从来没烧过。你连一窑要多少煤都不知道。”
我没说话。
“五月你自己去县城找的收砖的。”他说，“你怎么知道他在哪儿。你怎么知道他叫什么。”
我还是没说话。
他转过头来。
“你是不是有人教。”
我说，没有。
“那你就是猜的。”
我说，我猜的。
他摇头。
他不信。他一辈子没信过我。
他把两只手垂着，站在灯外面。
天已经黑了。坡下有小孩在喊，喊的是吃饭。
他站了很久。
“我小时候也上过这个坡。”
我没接话。
“那时候你爷爷在这儿烧窑，我给他背土。”他说，“一趟两分钱。我一天背六十趟。”
“背了几年。”
“六年。”他说，“背到我十八，我去学了木匠。”
他把手垂着。
“他没让我学烧窑。”他说，“他说这行苦，让我去学手艺。”
“那他让谁学了。”
“让你爸。”
他抬起头，看那座窑。
“你爸学了三年，一天窑没烧过。”他说，“他去县里上了班，一个月三十六块。我从那以后就没再上过这个坡。”
“今年三月你为什么上了。”
他看了我一眼。
“分家。”他说。
他把这两个字说得很平。
“我这辈子分过两回家。”他说，“头一回是我十六那年，分的是我爸的。第二回就是今年，分的是你爷爷的。”
“两回我都抢了。”
他停了一下。
“头一回我抢了一口柜。”他说，“你爸那年才八岁，他站在堂屋门口看着我把柜抬走，一句话没说。”
风从坡下上来，把灯吹得晃了一下。
“你爸要是还在。”他说。
他停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你爸要是还在，我也不会这样。”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说，我知道你跟他不亲。
他抬起头看我。
他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有一样东西，我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
那不是恨。恨我见过。那不是。
他站了很久，然后说了最后一句话。
“那我呢。”
三个字。
说完他就走了。
他下坡的时候没回头。
那两间门面的房契还在我手里。
我站在灯底下，一直站到看不见他。
老康从窑里出来。
“他说什么了。”
我说，他说那我呢。
老康把烟从嘴上拿下来。
“你怎么答的。”
我说，我没答。
老康看着坡下。
“你该答一句。”
我说，答什么。
“随便答一句。”
我说，我答不出来。
老康把烟按灭在窑门砖上。
那块砖上现在有两个黑点。
三十二、算账
九月末我把一年的账算了一遍。
算账那天晚上，我妈坐在我对面。
本子上写着：
出窑，三月到九月，共十一窑。
第一窑黄，卖四千二百八十四。
第二窑到第十一窑，红，十窑，一窑一万零八百，十万八千。
红砖一共十万八千块。
我抬头。
“妈，你算一遍。”
她拿过本子，一个一个数看。
看完了她抬头。
“十万八千。”
我说，加上第一窑那四千二百八十四。
“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四。”
我说，对。
下面是支出。
煤：第一窑七吨八，一千八百七十二。第二窑四吨，九百六。第三到第十一窑，九窑，一共三十四吨五，八千二百八。
她加。
煤一共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二。
煤渣：三十三车，一车六十，一千九百八十。
工资：三月到九月，七个月，一个月四千零八十，两万八千五百六十。
修砖机四百八。
筛子十六元。
电：七月拉的电，一个月四十二，三个月一百二十六。
老王他们说要的工具，一共三百一十七。
我一项一项念，她一项一项加。
加完她抬头。
“一共四万二千五百九十一。”
我说，对。
“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四，减四万二千五百九十一。”
她在心里减。
减完她把本子放下。
“六万九千六百九十三。”
我说，是。
六万九千六百九十三。
她看着这个数，看了很久。
“六万九。”
我说，六万九千六。
她把手放在本子上。
“你爸一年挣八百。”
我说，我知道。
“我在针织厂一年挣两千六。”
我说，我知道。
她把本子推给我。
“这不是钱。”
我说，什么。
“这不是钱的事。”她说，“这是你把它点着了。”
我没听明白。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窑。
窑在夜里是黑的一团，窑顶上透出一点红。
“你爷爷在的时候，这座窑一年烧六窑。”她说，“他烧到1993年冬天，火灭了。他说这窑废了。”
我说，没废。
“是没废。”她说，“可他到死都以为是废了。”
她站在门口。
“你要是能见着他，你跟他说一声。”
我说，说什么。
“你说窑没废。”
我说，我见不着他。
她点头。
“是见不着了。”
三十三、电风扇
电风扇是五月二十买的。
那天我拿了第二窑的钱，去县城百货大楼。
大楼在十字路口，三层，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二楼卖家电，一上楼梯就能看见，一排电风扇摆在地上，插着电，转着。
我挑了一台落地扇，绿的，扇叶是铁的。
二百八十八。
售货员开票，我付钱。
他把风扇从箱子里拿出来，插上电，按了一下。
风扇转起来，风吹在我脸上。
风是热的，因为屋里没开窗户。
但它是风。
售货员说，这个牌子好，一年包修。
我说，好。
他把风扇装回箱子，用绳子捆好。
我抱着那个箱子回石桥镇。
箱子很大，我抱着它上班车，坐在最后一排，箱子放在膝盖上。
班车走了一个钟头。
到家是下午四点。
我妈在灶上做饭。
我把箱子放在堂屋地上，拆开，把风扇拿出来，装上底座，插上电。
我按了最慢那一档。
风扇转起来。
我妈从灶屋出来，手上还拿着勺子。
她站在堂屋门口看那个风扇。
“你买的什么。”
我说，电风扇。
“买这个做什么。”
我说，放你屋里。
“我屋里有风。”
我说，夏天有。
“现在是五月。”
我说，先买了放着。
她把勺子放下，走过来。
她站在风扇前面，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一点。
她伸手，把手放在风里。
放了一会儿她把手收回来，又放进去。
第三回她把手停在扇叶外面，隔着那个铁罩子，摸了一下扇叶的框。
“二百八十八。”
我说，是。
“四百多斤面。”
我说，是。
她把手收回来，在裤子上擦了擦。
“这个东西费电吗。”
我说，六十瓦。
“六十瓦是多少。”
我说，点两个灯泡。
她嗯了一声。
“这个风是往哪边吹的。”
我说，直着吹。
“能摇头不能。”
我说，能。
我把摇头那个钮按下去。
风扇开始摇头，慢慢地转过来，又转过去。
她跟着那阵风，把身子转过去一点，又转回来。
“转的时候响不响。”
我说，不响。
“夜里能开不能。”
我说，能开。
“开着睡呢。”
我说，能开着睡。
她点头。
“那我夜里开小一点。”
我说，随你。
她站在风扇前面，把手举起来，让风从手掌上过。
“你小的时候。”她说。
她停住了。
我说，我小的时候怎么。
“你小的时候，夏天热，我给你扇扇子。”她说，“扇着扇着我就睡着了，你把我推醒，让我接着扇。”
我说，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她说，“你那会儿四岁。”
她把手放下。
“扇子我还在。”她说，“在箱子底下，蒲扇，边上拿布条缝了一圈。”
我说，我知道。
“那个不要扔。”
我说，不扔。
她走到风扇侧面，蹲下去看底座。
“这个会不会倒。”
我说，不会。
她站起来，绕到后面，看后面那个网。
看完了她走开了。
她去灶屋把饭端出来。
吃饭的时候她不说话。
吃到一半她忽然说了一句。
“你六月给我装屋里。”
我说，好。
那天晚上她把风扇搬进了她那间屋。
她把它放在床头，插上电，没开。
她睡的时候，风扇就在她床边立着。
绿色的，扇叶是铁的。
三十四、窑火
第九窑是十一月初装的。
那时候天已经冷了。早晨起来，坯场上有霜，霜是白的，踩上去化。
老康说，霜起来了就快停了。
“坯干不透。”
我说，这一窑装完就停。
装窑那天来了很多人。
王大力，刘婶的侄子，做饭的那个女人，还有后来新来的四个。
他们站在窑门口，等着老康发话。
老康站在窑门口，把手举起来。
“装。”
那一窑装了两天。
点火那天是十一月初七。
火是老康点的。
他点了三次。前两次柴没着起来，是柴潮。第三次他加了煤油，火轰的一下起来了。
火起来以后，窑门口的热往外扑。
我站在三步外。
天冷，那股热扑在脸上，是舒服的。
夜里我起来看火。
十一月的夜，风硬了，从坡下上来，吹得人缩脖子。
我走到窑门口，蹲下，从观火孔往里看。
里头是亮的。
暗红。
第一天的火色。
我蹲在那儿看。
看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
2026年冬天，我站在另一座窑前面。那座窑在县北，早就停了，窑顶塌了一半，窑门口长着草。
我那时候去那儿做检测，测的是那座窑的土能不能复耕。
我在那座窑门口站了一会儿。
窑是凉的。
我伸手摸了一下窑门砖，砖是凉的，上面有霜。
现在我蹲在这座窑门口。
这座窑是热的。
窑膛里在响。一声一声，很轻，像有人在里头走路。
我听着那个声音，一直听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我往石桥镇上看。
镇上有一片灰瓦，瓦上有霜，白的一层。
霜下面有几处新起的房，白瓷砖的。
其中有一处是我七月给妈订的，在北街，三间，明年初能交。
我从窑门口站起来，走到坡边。
坡下的荒地上有霜。
茅草黄了，霜压在上面，一片白。
再远一点，南边那六栋楼起来了，起了三层，架子上挂着安全网。
那六栋楼用的砖，有一部分是这里的。
我站在坡上，看着那六栋楼。
风从坡下上来。
风里有煤烟味，从窑里出来的，热的。
我回头看那座窑。
窑顶上透出一点红。那是窑体被烧透了以后透出来的红，从里往外，隔着一层窑壁。
从石桥镇上，夜里也能看见。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往窑门口走。
老康已经起来了，蹲在窑门口抽烟。
他抬头。
“第九窑。”
我说，第九窑。
“烧完这一窑就停。”
我说，停。
他把烟按灭在窑门砖上。
那块砖上现在有三个黑点。
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
“老康。”
“嗯。”
“明年开春早一点。”
他说，早多少。
我说，早半个月。
他把烟盒拿出来，抖出一根，叼上。
“早半个月坯干不透。”
我说，搭个棚子。
他点烟的手停了一下。
“搭棚子。”
我说，搭个棚子，坯在棚子里阴干。
他把烟点着，吸了一口。
烟从鼻子里出来。
“那得花多少钱。”
我说，我算过了。
他没问多少。
他吸着烟，看着窑门口那三个黑点。
“行。”他说。
我站起来，往窑里走。
窑里的热迎面扑过来。
那股热里有煤烟味，有土味，还有一点别的什么味。
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味。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砖在火里变的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