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三天，我妈把我的准考证锁进了柜子。
“你弟要结婚，人家要十八万八。你去厂里干两年，钱就够了。”
我在柜子前站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拿了一把螺丝刀。
那是我第一次撬自己家的锁。
后来又撬了一次。
第三次，我没有撬锁。
我去了县招生办，写了一封信，签上名字，按下手印。
信上只有一句话：
“我是考生赵麦穗，我请求，把准考证寄到学校。”
01
第一次是二〇二三年，我十八岁。
那年我们县一中高三有二十四个班，我在三班，年级排名四十七。
班主任姓周，教数学，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他在班会上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
他说，你们这些人里，能考出去的，不超过十个。
他说，考出去，不是为了一张文凭，是为了以后你们说话的时候，有人听。
六月四号，学校发准考证。
全班五十一个人，一个一个上去领，领完在表上签字。
我排在第十七。
轮到我，周老师翻了翻手里的名单，抬起头。
“赵麦穗，你的准考证，你妈上午来领走了。”
我愣在那儿。
“她怎么来的？”
“她说你不舒服，让她代领。”周老师皱起眉，“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有。”我说，“我回去拿。”
那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二十里路，骑了四十分钟。
到家的时候，我妈正在院子里择韭菜。
“妈，我准考证呢？”
她头也没抬。
“在柜子里。”
“你领它干啥？”
“我不领，你自己能拿回来？”她把韭菜往盆里一放，“麦穗，妈跟你说个事。”
我站在院子里，太阳很毒，晒得后背发烫。
“你弟谈了个对象，人家要十八万八的彩礼。”
“妈——”
“你听我说完。”她抬起头，“家里拿不出来。你爸腰不好，一年挣不了几个钱。你弟在工地上干，一个月四千，攒到猴年马月？”
“所以呢？”
“所以你先别考了。”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你先去厂里干两年。”她说得很平静，“你表姐在南通那个厂，一个月五千八，包吃住。两年，十三万。剩下的家里想办法。”
“妈，我六月七号就考试了。”
“我知道。”
“我考完再走不行吗？”
“考完你就飞了。”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飞了，谁给你弟凑彩礼？”
那天晚上，我在柜子前站了一夜。
那个柜子是老式的，红漆，两扇门，中间挂一把小铜锁。
锁很小，很旧，钥匙在我妈身上。
我坐在柜子前面的小板凳上，从晚上八点坐到早上五点。
中间我妈起来过一次，去院子里上厕所。
她路过我身边，站了一下。
“睡了。”
“妈。”我说，“我考上大学，以后能挣更多钱。”
“你挣的钱是你的。”她说，“你弟的彩礼是家里的。”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不是我记仇。
是那句话太清楚了。清楚得像一把尺子，把我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一次量到底。
早上五点，天蒙蒙亮。
我起身，去院子里的工具箱翻了翻，找到一把螺丝刀。
然后我回到柜子前，蹲下，把螺丝刀插进锁孔旁边的缝里。
老柜子的木头早就松了，铜锁的搭扣只有两颗钉子。
我撬了三下。
第二下的时候，木头裂了一道口子。
第三下，搭扣掉了。
我把柜门拉开。
里面是我妈的存折、我弟的户口本、一叠红布包着的钱，还有一个透明文件袋。
文件袋里是我的准考证。
我把它抽出来。
纸上印着我的名字、照片、考场号、座位号。
照片是三月份拍的，我穿着一件白衬衫，头发扎起来，笑得很僵。
我把准考证贴在胸口，蹲在地上，哭了一会儿。
哭完，我擦干眼泪，把柜门关上。
搭扣装不回去了。
我把那块裂了的木头按回原位，看着还能凑合。
然后我回屋，背上书包，骑车去了县城。
六月七号，我进了考场。
两天考完，我自己估了分，五百八十多。
出成绩那天，我在镇上的网吧查的。
五百八十七。
一本线是五百一十四。
我坐在网吧的塑料椅子上，看着那个数字，手一直在抖。
我给周老师打电话。
“周老师，我五百八十七。”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麦穗。”他说，“你行。”
“老师，我能报师范吗？”
“能。你这个分，省内的师范随便挑。”
“公费的呢？”
“公费的也能。”他停了一下，“你想好了？公费师范生要回县里教书，六年。”
“我想好了。”我说，“我要回来。”
“为什么？”
“因为我想让这儿的女孩知道，”我说，“考出去，是能回来的。”
录取通知书是七月二十号到的。
寄到学校。
周老师给我打电话，说通知书在他那儿。
我去拿的时候，他把它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双手递给我。
“麦穗。”
“嗯。”
“你妈知道吗？”
“不知道。”
“回去说吧。”他叹了口气，“总要说。”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通知书放在饭桌上。
我妈正在收拾碗筷。
她看见那个红色的信封，手停住了。
“这是什么？”
“录取通知书。”
“你考了？”
“考了。”
她把碗放下，走过来，拿起那个信封，翻过来看。
“省师范大学。”
“嗯。”
“公费。”
“嗯。”
“公费是什么意思？”
“不要学费，每个月还有补助。”我说，“毕业以后回县里教书，教六年。”
她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通知书放回桌上。
“你弟的彩礼还没凑齐。”
“我知道。”
“你上四年大学，家里一分钱拿不出来。”
“我不用家里的钱。”我说，“公费，补助够吃饭。我周末去打工。”
她没说话。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桌上那张通知书不见了。
我翻遍了整个屋子。
最后在我妈的枕头底下找到了。
已经被撕成了四块。
02
第二次是二〇二四年，我十九岁。
那年我没去成大学。
不是没考上。
是我妈拿着那张撕了的通知书，去镇上找了个"能说会道"的人，问能不能"作废"。
那人说作废不了，但可以不去报到。
不去报到，就等于放弃。
九月，别人开学，我在家里躺了半个月。
十月，我去了南通。
表姐的厂在开发区，做手机壳，流水线，一天站十一个小时。
我干到第二年三月，攒了一万八。
三月的一个晚上，我下了夜班，在宿舍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一瓶水。
门口有个报摊，摆着当天的报纸。
我随手翻了一下，看见一条教育新闻：
“二〇二四年普通高考报名将于十一月开始。”
我站在那儿，把那条新闻看了三遍。
然后我回宿舍，打开手机，搜了一个词：往届生高考报名。
那晚上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给周老师打了电话。
“周老师，我是赵麦穗。”
“麦穗？”他的声音一下精神了，“你在哪儿？”
“我在南通。”
“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
他听完，沉默了很久。
“麦穗，你想回来考？”
“想。”
“你家里人同意吗？”
“不同意。”
“那你怎么报？”
“我自己报。”我说，“我是往届生，可以以社会考生身份报名，不需要学校。”
“需要户口本。”
“我知道。”
“户口本在你妈手里。”
“我知道。”
那天下午，我辞了工，结了工资，坐了一夜的火车回家。
回到家是早上六点。
我妈在厨房烧火。
我站在门口。
“妈，我要报名。”
她没回头。
“报什么名？”
“高考。”
火钳在灶膛里捅了两下。
“你还考？”
“考。”
“考上了你去上？”
“上。”
她转过身。
“麦穗，我跟你说最后一遍。”她的声音很平，“这个家，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你弟今年二十三了，再拖两年，人家姑娘就不要他了。”
“妈，我不用家里供。”
“你不用家里供，你住哪儿？你吃啥？”
“我打工。”
“你打工能打一辈子？”
“我打工四年，毕业了当老师，一个月六千。”我说，“妈，我算过账。”
“我不听你算账。”她说，“我就问你一句，你弟的彩礼，你管不管？”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
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手背上全是裂纹。
我忽然发现，我妈老了。
“妈。”我说，“我管。”
她抬起头。
“你说什么？”
“我管。”我说，“但不是现在。等我毕业，我一个月给你一千五，给三年。五万四。剩下的，让弟弟自己挣。”
“五万四？”她笑了一声，“人家要十八万八。”
“那不是我该出的。”
“你说什么？”
“妈，”我说，“他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
那天早上，她把我赶出了门。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去了周老师家。
周老师给我倒了杯水，听我说完。
“户口本，你能拿到吗？”
“能。”我说，“我知道在哪儿。”
“那不叫能拿到。”他说，“那叫偷。”
我低下头。
“麦穗，我跟你说句实话。”他把杯子往我这边推了推，“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大的问题不是钱，是家里不支持。你要考，就得先解决这个。”
“怎么解决？”
“去派出所，把你的户口迁出来。”
我抬起头。
“能迁吗？”
“能。”他说，“你满十八了，有身份证，可以迁到学校的集体户，或者迁到亲戚家。但迁户口要户口本。”
“还是得拿户口本。”
“对。”他说，“但不叫偷。叫『户主拒不提供，申请派出所协助』。”
那天下午，我去了派出所。
户籍警是个年轻姑娘，听我说完，翻了翻规定。
“你这个情况，可以办。”她说，“但要派出所出面跟你妈沟通一次。”
“她会骂人。”
“骂就骂。”她说，“我们见过的多了。”
三天后，派出所的两个民警去了我家。
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我只知道，那天晚上，我妈把户口本摔在我脸上。
“滚。”
“滚出去，别回来。”
“这个家没有你这个女儿。”
我把户口本捡起来，抱在怀里。
“妈。”
“别叫我妈。”
“妈。”我说，“我考完就回来。”
她转过身，进了屋，把门关得很响。
我站在院子里，抱着户口本，站了很久。
然后我骑车去了县城。
报名、体检、拍照，一样一样办完。
十一月二十号，我拿到了报名号。
那天晚上，我住在县城一个小旅馆，三十块钱一晚。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
我把书摊在桌上，从第一页开始看。
那半年，我在县城租了个小单间，一个月三百。
白天在早餐店帮工，凌晨四点到上午十点，一个月一千八。
下午和晚上看书。
我把手机卖了，换了一个只能打电话的老人机。
我怕自己忍不住刷视频。
三月，我的腿出了事。
那天我回家拿冬天的衣服。
我妈不在，我弟在。
他坐在堂屋里打游戏，看见我进来，头都没抬。
“你还回来干啥？”
“拿衣服。”
“家里的东西，你别动。”
我没理他，进里屋收拾。
他跟进来，站在门口。
“姐，我问你个事。”
“说。”
“你是不是非要考？”
“是。”
“你考上了，家里是不是要出钱？”
“不用家里出。”
“那你考上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没本事？”他忽然拔高声音，“人家会说，赵家儿子连个大学都考不上，还得靠姐姐！”
我停下手里的动作。
“赵麦强，”我转过身，“你考不上，是你自己的事。”
他冲上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看着他，“你考不上，是你自己的事。”
他推了我一把。
我后退了两步，脚后跟磕在门槛上。
门槛是水泥的，有半尺高。
我仰面摔了出去。
从三级台阶上，一级一级滚下去。
最后一下，右腿撞在院子里的石磨上。
我听见"咔"的一声。
然后就是疼。
那种疼是我这辈子没经历过的。
不是皮肉的疼，是骨头里面往外炸的疼。
我躺在地上，动不了。
我弟站在台阶上，脸白了。
“姐……”
“叫救护车。”我说。
“我……我没钱。”
“叫救护车！”我吼了一声。
他跑了。
我一个人躺在院子里。
天很蓝。
院子里的老槐树刚发芽，绿得很嫩。
我躺在那儿，看着那棵树，忽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南通的流水线上，一天站十一个小时。
那时候我想，只要我攒够钱，我就能回来考。
现在我回来了。
我躺在地上，看着天。
疼得说不出话。
但我在心里背单词。
abandon，放弃。
abandonment，抛弃。
ability，能力。
我背到第三个的时候，救护车来了。
03
第三次是二〇二五年。
那年我二十岁，腿里有一根钢钉。
医生说是胫骨平台骨折，做了内固定，一年以后取钉。
我在县医院住了十二天。
十二天里，我把一本英语词汇书翻烂了。
不是夸张。是真的烂了。
书脊裂开，中间几十页散下来，我用订书机订了三次。
护士来换药，看见我在背书，笑。
“小姑娘，你这腿都这样了，还背？”
“背。”我说，“腿会好，试不会等我。”
出院那天，我妈来了。
她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件换洗衣服。
“回家吧。”
“嗯。”
“你弟……”
“妈。”我打断她，“我不告他。”
她的肩膀松了一下。
“但是你告诉他，”我说，“这辈子，他别再碰我一下。”
回家的路上，我们俩一句话没说。
到家，我才发现，我房间的窗户被钉上了。
四根木条，横着钉在窗框上，钉子敲得很深。
门锁也换了，新的，铜的，钥匙在我妈身上。
“妈，”我站在门口，“你这是干啥？”
“你腿没好，别乱跑。”
“我要看书。”
“屋里能看。”
“我要去学校。”
“学校有啥好去的。”她说，“你在家养着，等腿好了，跟你表姐再去厂里。”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窗户上的木条。
月光从缝里透进来，四条，横在地上。
我伸手，摸了摸腿上的石膏。
石膏很硬，很凉。
我想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妈下地去了。
我从床上起来，拄着拐，一瘸一拐地走到院子里，在工具箱里翻了翻。
找到一把羊角锤。
我回到房间，把窗户上的木条，一根一根撬下来。
四根，撬了三根。
最下面那一根，我留着了。
我把撬下来的三根立在墙角，然后重新把钉子钉回去两颗，钉在最上面那根木条的中间。
从外面看，木条还在。
从里面看，一推就开。
做完这件事，我坐在床上，出了一身汗。
腿在疼。
但我笑了。
我给我自己倒了杯水，喝了一半，然后拿出手机。
我先打了县招生办的电话。
“你好，我想咨询往届生高考报名。”
“十一月开始，网上报名，现场确认。”对方说得很公式化。
“我有个特殊情况。”
“什么情况？”
“我家里不支持我考试，可能会扣我的准考证。”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这个……”
“我想问，准考证能不能寄到学校，由班主任代收？”
“原则上是由报名点统一发放。”
“我的报名点在县一中。”我说，“我是往届生，但我一直在县一中复习，周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这个要跟报名点沟通。”
“好。”
挂了电话，我又打了一个。
周老师。
“周老师，我是麦穗。”
“腿怎么样了？”
“能走了。”
“那就好。”他停了一下，“麦穗，今年……”
“今年我还考。”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家里同意？”
“不同意。”我说，“所以我要请老师帮我一个忙。”
“你说。”
“第一，我的准考证，我想申请寄到学校，由您代收。”
“可以。”他说得很干脆，“我去跟教务处说。”
“第二，如果考试前一天，我没来学校拿准考证，也没跟您联系，请您报警。”
他愣了一下。
“报警？”
“对。”我说，“我怕我被锁在家里。”
“麦穗……”
“老师，我不是开玩笑。”我说，“去年我妈把我的准考证从我手里领走了，今年她可能会做更绝的。”
周老师沉默了很久。
“行。”他说，“我答应你。”
“第三件事。”我说。
“还有？”
“我要写一封信，送到县招生办。”
“什么信？”
“一封备案信。”我说，“我要白纸黑字写清楚：我，赵麦穗，身份证号××××，自愿参加二〇二五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我请求，我的准考证不得由他人代领。”
“这封信有什么用？”
“不知道。”我说，“但总比没有强。”
那封信我写了三遍。
第一遍写得太客气，撕了。
第二遍写得太软，也撕了。
第三遍，我只写了一页。
“尊敬的招生办老师：
我叫赵麦穗，是二〇二五年普通高考往届考生，报名点县一中。
我写这封信，是想说明一件事。
我的家人不同意我参加高考。二〇二三年，我的准考证被家人从学校代领，我撬开家里的柜子才拿到。二〇二四年，我因报名受阻未能参加。
今年是我第三次报名。
我请求：我的准考证由县一中教务处统一保管，由考生本人持身份证领取，不得由他人代领。
如果我的请求不符合规定，请告诉我，我改。
如果不方便回复，也没有关系。
我只是想让这份记录留在这里。
考生：赵麦穗
二〇二五年四月九日”
我把这封信誊抄在A4纸上，签了名，按了手印。
然后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去了县招生办。
窗口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戴着眼镜。
我把信递进去。
“这是什么？”
“一封信。”
他展开看了起来。
看到一半，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他继续看。
看完，他把信放在桌上，沉默了一会儿。
“你这个情况，我们这边遇到过。”
“能办吗？”
“准考证寄到学校，这个可以操作。”他说，“但你要让你们学校出个函。”
“好。”
“另外，”他顿了一下，“我给你一个建议。”
“您说。”
“你去派出所，把情况说一遍，做个记录。”他说，“不是说你要告谁，是留个底。万一考试那天出什么事，警察知道怎么回事。”
“谢谢。”
“不用谢我。”他把信折好，放进一个文件夹，“我只是觉得，一个孩子为了考试，要写这样一封信，这事本身就不对。”
从招生办出来，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春天的太阳很暖。
我把石膏腿伸直，晒着。
我忽然想起我爸。
我爸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
他腰不好，干不了重活，在家里说话没有分量。
我小时候，他教我写字。
他说，麦穗，字要写正，人要写直。
我那时候不懂。
现在我懂了。
写正的字，是为了有一天，能直着腰把它递出去。
04
分地的事，是五月十号。
村里要修一条产业路，占了几家的地，村里决定把集体留的机动地重新分一遍。
分地大会在祠堂开。
赵家的祠堂不大，青砖灰瓦，门口一棵老槐树。
那天来了三十多个人，男人们坐在条凳上，女人们站在门口。
族长是我三爷爷，七十八了，耳朵背，说话声音大。
村主任姓刘，四十来岁，拿着一本册子念。
“赵老四家，三口人，补一亩二。”
“赵长顺家，五口人，补两亩。”
念到我家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赵长海家，两口人，补一亩二。”
我站起来。
“刘主任。”
他抬头。
“麦穗？”他笑了一下，“你也来了。”
“我家三口人。”我说。
“你爸，你妈，你弟。”他数着，“三口。”
“还有我。”
祠堂里安静了一下。
“麦穗啊，”他把册子往下压了压，“你是要嫁人的。”
“我还没嫁。”
“早晚的事。”
“刘主任，”我说，“我户口在村里。”
“户口在，地不在。”他说，“女孩子的地，嫁出去就带走了，不好算。”
我往前走了两步。
“刘主任，”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红本，“这个，您认得不？”
那是一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红色的封皮，烫金的行书，里面盖着县政府的章，还有村集体的骑缝章。
“这是二〇一六年确权的时候发的。”我把本子翻开，“第三页，承包方代表：赵长海。共有人：赵长海、李秀兰、赵麦强、赵麦穗。”
“四个人。”
“承包地块：三块。第一块，村东塬，一亩二分。第二块，南坡，八分。第三块，老坟后，六分。”
“承包期三十年，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二八年。”
我把本子合上，举起来。
“刘主任，这上面写的是四个人。您刚才念的是两口人。”
“我这一亩二，是谁给抹了？”
祠堂里没人说话。
我三爷爷把耳朵凑过来：“啥？她说啥？”
旁边有人给他解释。
刘主任把册子合上，脸上有点挂不住。
“麦穗，这个册子是村里按实际情况做的……”
“实际情况是什么？”
“你弟要结婚，要盖房，地不够。”
“所以就从我这块切？”
“你别这么说。”他摆手，“村里会给你补。”
“补什么？”
“补钱。”
“多少钱？”
“一亩地，一年八百。”
“刘主任，”我说，“修路占地，一亩补偿三万八。您给我一年八百。”
“那是修路，这是分地。”
“分地就把我的地分给我弟？”我看着他，“您这本册子，是按什么做的？”
他没说话。
我把承包权证翻到最后一页，指给他看。
“您看这一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
“我是这个村的成员。我没有出嫁，我没有迁户口。我的地，在我的证上。”
“您这本册子，把证上的地划给了别人。”
“这不叫分地。”
“这叫侵权。”
祠堂里开始有人小声说话。
“这丫头，嘴厉害。”
“她说的好像也对，地确实在她名下。”
“可她都二十了，早晚嫁人……”
我三爷爷拍了一下桌子。
“都别吵！”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眯着眼睛看那本证。
他不识字，但他认得那个红章。
“这是政府的章？”
“是。”
“上面有你名？”
“有。”
他转过头，看着刘主任。
“老刘。”
“三叔。”
“这地，按证来。”
刘主任的脸涨红了。
“三叔，这个册子是村里开会定的……”
“开会定的，就能把人家的地抹了？”三爷爷的声音很大，“我活了七十八，还没见过拿会上的纸，去盖政府的章！”
“那我家那块……”
“你家那块另说。”三爷爷摆手，“麦穗这块，按证办。”
刘主任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把册子翻开，用笔划了一道。
“麦穗，一亩二，记上。”
那天散会，我从祠堂出来，太阳很大。
我三爷爷跟出来，站在门口。
“麦穗。”
“三爷爷。”
“你这地，打算咋弄？”
“租出去。”我说，“租给李婶家，一年八百。”
“八百够干啥？”
“够我上大学的路费。”我说，“三爷爷，我不种地，我要读书。”
他看着我，眯着眼睛。
“读出来干啥？”
“回来教书。”
“教啥？”
“教村里的娃。”我说，“教他们，祠堂里那张纸，不是天。”
他愣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笑的时候，缺了颗牙。
“行。”他说，“你去。地我给你看着。”
05
六月六号下午，我妈回来了。
她手里拎着一把新锁，铁的，比门上的还大一圈。
“妈，你干啥？”
她没说话，走到我房门口，把锁头穿过门鼻，咔哒扣上。
“妈！”
“你别喊。”她背对着我，“考完就给你开。”
“明天就考试了！”
“我知道。”她把钥匙揣进兜里，转过身，“麦穗，你别怪妈。你要是考上了，这个家就散了。”
“怎么就散了？”
“你走了，你弟的彩礼谁凑？你爸的药钱谁出？”她的眼睛红了，“你走了，这个家就剩我们三个，谁管我们？”
我站在门里，隔着那道门，看着她。
“妈，我走了，也会管你们。”
“你拿什么管？”
“我毕业了当老师，一个月六千。”
“六千？”她笑，“你弟一个月四千，都攒不下一分。六千能干啥？”
“妈，”我说，“你把门打开。”
“不开。”
“妈。”
“你要恨就恨吧。”她转身走了，“恨我，总比你飞了强。”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屋里坐着。
窗外，天一点点黑下来。
我把书摊在桌上，翻了翻，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八点，我听见我妈在院子里跟人说话。
是李婶。
“她嫂子，麦穗呢？”
“屋里看书。”
“明天不就考了吗？你不去送送？”
“送啥，她自己会走。”
“你把门锁了？”
“锁了。”
“你这是干啥呀……”
“李婶，你别管。”
李婶叹了口气，走了。
九点，我站起来。
走到窗边，把最下面那根木条推了推。
推开了。
那三根被我撬下来又钉回去的钉子，只钉在最上面。
我白天试过一次。
我从窗户里翻出去。
腿上的石膏上个星期刚拆，里面还有一根钢钉。
落地的时候，右腿一软，我跪在了地上。
疼。
但我没出声。
我趴在地上，等了半分钟，等那股疼过去，然后爬起来。
院子里很黑。
我摸到墙边，扶着一棵树站起来，往院墙走。
院墙一米五，我翻不出去。
我绕到后院，后院有个小门，是通粪坑那条小路的，从来不上锁。
我从那儿出去了。
外面是玉米地，玉米刚长到膝盖高。
我沿着田埂走，走了两里，上了村里的水泥路。
路灯坏了一半。
我走一段亮，走一段黑。
右腿每走一步都疼，像有人拿钉子往里扎。
我就数：一步，两步，三步……
数到一千二百步，到了镇上。
镇上的班车，早上五点半第一班。
我在车站的水泥台阶上坐了四个小时。
夜里有露水，衣服是湿的。
我把书包抱在怀里，靠在柱子上，闭着眼睛。
没睡。
我在心里背《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背到“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天亮了。
第一班车来了。
我上车，买了票，找了个靠窗的位置。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的玉米地，忽然想哭。
我没哭。
我掏出笔，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
“别怕。”
六月七号早上七点四十，我到了县一中考点。
人很多。
家长、考生、警察、爱心送考的车。
我站在人群里，一瘸一拐地往门口走。
走了十几步，有人拦住了我。
三个人。
我弟，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二十来岁，胳膊上纹着东西。
“姐。”我弟站在我面前，“你回去吧。”
“让开。”
“妈说了，你今天不能考。”
我抬起头，看着他。
他比我小两岁，个子比我高一个头。
去年，他把我从三级台阶上推下去。
我腿上那根钢钉，还在。
“赵麦强。”我说，“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回去。”
他伸手来拉我的书包带。
就在这时候，有人从后面过来了。
“干什么的？”
是周老师。
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手里拿着一叠准考证，身后跟着两个学校的保安。
“周老师。”
“麦穗。”他走到我旁边，站住了，“你没事吧？”
“没事。”
“他们是？”
“我弟。”
周老师看了他一眼。
“你是考生吗？”
“不是。”
“不是考生，就在外面等着。”
“我找我姐。”
“你姐现在是考生，要进考场。”
我弟有点急，往前一步。
“老师，我姐她……”
“同学。”周老师打断他，从兜里掏出手机，“我已经报警了。”
“你报什么警？”
“有人妨碍考试。”周老师说，“这属于扰乱考试秩序。”
我弟的脸变了。
那两个纹身的，往后退了半步。
五分钟后，派出所的民警来了。
是那个三月来过我家的民警，姓王。
“赵麦穗？”
“王警官。”
“你老师昨天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知道这个事。”
他转过身，看着我弟。
“你是她弟弟？”
“是。”
“你堵在考点门口，不让她进去考试，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我就是劝她回去。”
“劝？”王警官笑了一下，“三个人堵着一个人，叫劝？”
“我们没动手！”
“没动手就好。”王警官说，“现在，我请你退到警戒线外面。”
“凭什么？”
“凭《治安管理处罚法》。”王警官说，“扰乱考场秩序，可以拘留。”
我弟的脸涨红了。
他站在那儿，胸口起伏了几下。
然后他转身走了。
走的时候，丢下一句话。
“姐，你考吧。”
“你考完了，别回家。”
我没理他。
我转过身，看着周老师。
“老师，我的准考证。”
他从那叠纸里抽出一张，递给我。
“赵麦穗。”
我接过来。
纸是硬的，上面印着我的名字，我的照片，考场号，座位号。
照片是三月拍的，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头发扎起来。
和两年前那张一样。
我把准考证贴在胸口。
“老师。”
“嗯。”
“谢谢您。”
“进去吧。”他说，“别想别的。”
我走进考场。
找到座位，坐下。
桌子上贴着一张纸条，写着我的名字和准考证号。
我把笔袋放在桌上，一样一样摆好。
铅笔，橡皮，黑色签字笔。
铃响了。
卷子发下来。
我翻开第一页，看见第一道题。
那是一道现代文阅读。
文章讲的是一个女孩，每天早上走十里山路上学。
我看了三遍题目，忽然眼睛有点热。
我低下头，用袖子擦了一下。
然后我开始答题。
06
出分那天是六月二十五号。
我在县城的出租屋里，用房东的电脑查的。
五百，六百……
我盯着屏幕，看着那个数字跳出来。
六百二十一。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
过了很久，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
外面在下雨。
我站在窗口，看着雨，忽然就哭了。
不是小声哭。
是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得喘不上气。
我哭的不是六百二十一。
我哭的是，这两年，我在流水线上站了十一个月，在早餐店和面和一整个冬天，在医院的病床上背了十二天单词，从自己家的窗户翻出去，在露水里坐了四个小时。
我哭的是，为了这一张纸，我得撬三次锁。
七月，填志愿。
我只填了一个。
省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公费师范生。
周老师给我打电话。
“麦穗，你这个分，可以冲一冲更好的学校。”
“不冲。”
“为什么？”
“因为我要回来。”我说，“公费师范生毕业回县里，六年。我算过，六年以后我三十岁，正好。”
“正好什么？”
“正好能把这六年教完，再想别的。”
他在电话那头笑了。
“你这孩子，怎么什么都要算。”
“老师，”我说，“我不算，就没人替我算。”
录取通知书是七月二十二号寄到学校的。
周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在他那儿。
我去拿的那天，他把通知书画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双手递给我。
和两年前一样。
“麦穗。”
“嗯。”
“这次，你自己拿好。”
我把那个纸袋抱在怀里，站在办公室里。
“老师，我妈来过了吗？”
“来了。”
我心里一紧。
“她说什么？”
“她没说什么。”周老师说，“她站在门口，站了很久，没进来。”
“然后呢？”
“然后走了。”
那天下午，我回了一趟家。
不是回去住。
是回去放一样东西。
家里没人。
我妈下地了，我弟出去打工了。
我走进我的房间。
窗户上的木条还在，门上那把新锁挂着，没锁。
我把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里面有三千块钱，是我这两年在厂里和早餐店攒的。
还有一封信。
“妈：
我考上了。省师范大学，公费，不要学费。
这三千块，你拿着。不是给你凑彩礼的，是给你买药的。
我算过，我毕业以后一个月六千，我给你一千五，给三年。五万四。再多，我拿不出来。
妈，我不是不认这个家。我是不认你说的那句话——'你挣的钱是你的，你弟的彩礼是家里的'。
我要是个儿子，你不会说这句话。
我走了。
以后每年过年，我回来。
你要是不想见我，我就在门口站一会儿，走。
麦穗”
我把信压在钱上面。
然后我站在屋里，看了一圈。
墙上贴着我初中时的奖状，一共十一张。
已经黄了，边角卷起来。
我伸手，把最上面那张揭下来。
是初二那年的一张，“三好学生”。
我把它折好，放进兜里。
然后我出门，把门带上。
走到院子里，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棵老槐树，叶子绿得发黑。
我拎着包，一瘸一拐地往外走。
走到巷口，李婶从家里出来。
“麦穗！”
“李婶。”
“你考上了？”
“考上了。”
“哎哟！”她一拍手，“我就说你行！你妈知道不？”
“她知道。”
“她啥态度？”
“她没说话。”
李婶叹了口气。
“你妈那个人，嘴硬。”她压低声音，“昨天她还问我，省城远不远。”
我愣了一下。
“她问这个干啥？”
“不知道。”李婶说，“她问完了，就说了一句『那孩子腿还没好利索』。”
我站在巷口，太阳晒在脸上。
眼睛有点酸。
“李婶。”
“哎。”
“我妈要是问起我，您就说，我腿好了。”
“你自己跟她说呗。”
“不说了。”我说，“我怕我一开口，就软了。”
那天下午，我坐上了去省城的大巴。
车开出县城的时候，我从包里拿出那三张准考证。
第一张，二〇二三年。
第二张，二〇二四年，是我自己打印的一份报名信息表，因为那一年我没拿到准考证。
第三张，二〇二五年。
三张纸，我一张一张抚平。
然后我把它们夹进一本书里。
那本书是《现代汉语》。
07
大学四年，我没回过几次家。
第一次是二〇二六年过年。
我坐大巴到县城，再转中巴到镇上，走两里路回村。
到家是下午。
院子里没人。
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
堂屋里放着一张小桌，桌上摆着一碗饺子，用碗扣着。
还是热的。
我站在桌前，看了一会儿。
然后我坐下，把碗掀开。
白菜猪肉馅的。
我吃了半碗，眼泪掉进碗里。
我妈从里屋出来。
她瘦了，头发全白了。
“回来了。”
“嗯。”
“吃完把碗洗了。”
“好。”
那天晚上，我们没怎么说话。
她坐在炕上纳鞋底，我坐在桌前看书。
灯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昏黄。
十点钟，她忽然开口。
“麦穗。”
“嗯。”
“你弟要结婚了。”
我合上书。
“彩礼多少？”
“十二万。”
“降了？”
“那姑娘家里人挺好。”她说，“说我们家不容易。”
“还差多少？”
“差四万。”
我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里是五万四。”
她抬起头。
“哪来的？”
“我这两年攒的，还有学校的奖学金。”我说，“妈，我说过，我毕业以后一个月给你一千五，给三年。”
“你还没毕业。”
“我提前给。”我把信封放在桌上，“你数一下。”
她没动。
“妈，”我说，“这钱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钱给弟弟结婚，但是要写个东西。”
“写啥？”
“写清楚，这是我出的，不是家里的。”我说，“以后弟弟弟媳要是闹，别说这钱是爸妈的。”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麦穗。”
“嗯。”
“你是不是恨我们？”
我想了想。
“妈，我不恨。”
“那你为什么非要写这个？”
“因为我要留个凭据。”我说，“妈，你记不记得，二〇二三年你把我的准考证从学校领走，我问你为什么，你说『你飞了，谁给你弟凑彩礼』。”
她不说话了。
“那句话，我记了三年。”我说，“不是记仇。是我从那句话里，学会了一件事。”
“什么事？”
“什么事都得留个凭据。”我说，“口头上说的，都不算。”
她低下头，纳鞋底的针停在半空。
过了很久，她说：
“写吧。”
二〇二九年，我毕业。
分配回县里，分到了镇上的中学，教语文。
报到那天，校长领我进办公室，指着一张桌子。
“赵老师，这是你的位置。”
桌子上有个抽屉，我拉开，里面是前任留下的东西：几本旧教案，一盒粉笔，还有一张学生名单。
我把东西清出来，把教案本放在桌上。
那本教案本是新的，硬壳，牛皮纸色。
我翻开第一页。
里面是空白的。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是三张纸。
第一张，二〇二三年的准考证。
纸已经黄了，边角软了。照片上的我，穿白衬衫，头发扎起来，笑得很僵。
第二张，二〇二四年的报名信息表。
打印的，A4纸，上面有我的照片，下面一行字：“报名成功，请于指定时间领取准考证。”
我没有领到。
第三张，二〇二五年的准考证。
纸还是硬的，上面有考场号，座位号。
我把三张纸，一张一张，用胶带贴在教案本的第一页。
贴完，我退后一步，看了看。
三张纸，横着排。
像三个证据。
第一节语文课，我走进教室。
三十七个学生，一半是留守儿童。
我站在讲台上，先做了自我介绍。
“我姓赵，赵麦穗。”
“你们可以叫我赵老师。”
底下有个男生小声说：“老师，你腿怎么了？”
我低头看了看。
我走路还是有点跛。
钢钉取出来了，但筋短了一截。
“我摔过。”我说。
“疼吗？”
“疼过。”
“现在呢？”
“现在不疼了。”我说，“就是走不快。”
那个男生哦了一声。
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
“读书。”
然后我转过身。
“今天第一节课，我不讲课文。”
“我讲一件事。”
“我参加过三次高考。”
教室里安静了。
“第一次，我的准考证被我妈锁在柜子里，我撬开柜子才拿到。”
“第二次，我弟把我从台阶上推下去，我腿断了，没考成。”
“第三次，我妈把我锁在屋里，我从窗户翻出去，在露水里坐了四个小时。”
底下的学生，眼睛都睁大了。
“老师，”那个男生又问，“你为啥非要考？”
我看着他。
“因为我不考，我这辈子就只能在别人的安排里活着。”
“考了，我就能自己安排。”
我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
“读书不是为了离开，是为了有得选。”
写完，我把粉笔放下。
“现在，翻开课本第一页。”
那年冬天，我弟结婚。
我回去了。
婚礼在村里办的，二十桌。
我弟媳妇是个圆脸的姑娘，见了我，叫了一声“姐”。
我给了她一个红包，里面是两千。
我妈在厨房忙了一整天，晚上坐在炕上，累得直不起腰。
我给她倒了杯热水。
“妈。”
“嗯。”
“我那个教案本，第一页贴着三张准考证。”
“贴那干啥？”
“给学生看。”我说，“也给我自己看。”
她喝了口水，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开口。
“麦穗。”
“嗯。”
“那年……那年我把你准考证锁起来。”
“嗯。”
“我后来想，我要是没锁，你是不是就不用吃那么多苦。”
我看着她。
她的手上全是裂口，指甲缝里是黑的。
“妈。”我说，“你要是没锁，我可能一次就考走了。”
“但是那样，我可能到现在都不明白，一张纸有多重。”
她抬起头。
“现在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所以我现在教他们，别让人替你们拿那张纸。”
那年春天，我在班里做了一件事。
离中考还有三个月，我把全班三十七个人，一个一个叫到办公室。
每个人问三个问题。
“你想考哪儿？”
“你家里人同意吗？”
“如果不同意，你打算怎么办？”
问到第十九个，是个女孩，叫李小雨，成绩在班里排第三。
她低着头，不说话。
“怎么了？”
“老师，我妈说，让我考完就去我姑的店里帮忙。”
“你姑的店在哪儿？”
“县城，卖衣服。”
“你想去吗？”
她摇头。
“那你想考吗？”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
“想。”
“那老师教你一件事。”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翻到第一页。
三张准考证贴在上面。
“你看这个。”
她凑过来看。
“这是什么？”
“我的准考证。”我说，“三张。”
“为什么有三张？”
“因为前两次，都被人拿走了。”
我把本子合上。
“李小雨，老师教你三件事。”
“第一，你的准考证，自己去领。谁代领都不行，包括你妈。”
“第二，如果家里不给你户口本，你去派出所，跟警察说清楚。警察会管。”
“第三，”我看着她，“如果有一天，你被锁在屋里，你要知道，窗户是可以推开的。”
她愣愣地看着我。
“老师，你怎么知道会被锁？”
“因为老师被锁过。”
那天下午放学，她走到门口，回过头。
“老师。”
“嗯？”
“我考上了，能回来教吗？”
“能。”我说，“我就是这么回来的。”
她笑了，跑了。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她的背影。
操场上，几个男生在打篮球，球砸在地上，咚咚的。
风从操场那头吹过来，带着土味。
我摸了摸自己的腿。
还是有点跛。
但站得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