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省长，你笑什么？”
三分钟前，我还躺在病床上，手里攥着第十七份说明材料，只写了一半。
再睁眼，面前是一杯冒着热气的茶。
这场会，我开过一次。那一次，我一句话没说。茶凉透了，一口没喝。
“刘省长，你今天晚上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见。你也最好，一个字都没说过。”
第一章 茶凉之前
“刘省长，你笑什么？”
沙瑞金的手指停在桌面上。
会议室里，十几道目光一齐转了过来。
我自己也愣住了。
三分钟前，我还躺在病床上，手里攥着第十七份说明材料，只写了一半。心口像被一只手攥住，越攥越紧。我记得钢笔从指缝里滑下去，滚到了床底下。
我没能弯腰去捡。
再睁眼，面前是一杯冒着热气的茶。
耳边，田国富刚说完最后一句：“耽误了什么，我来担。”
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之后，光明峰停了四个月，部委给汉东留的国家级新区名额，转给了邻省。后来耽误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出来，谁也担不起。
我听见这句，没忍住，笑出了声。
我低头看了一眼会议材料。封面上印着日期：丁义珍出逃的第二天。
我重生了。重生在这场会上。
这场会，我开过一次。那一次，我一句话没说。茶凉透了，一口没喝。
后来赵立春出了事，我当年给油气集团签过的三份批文被翻了出来。我到点退下来还不满一年，就开始一份一份地写说明。那年冬天，我住进了医院，床头压着第十七份。
高育良出了事。祁同伟倒在了孤鹰岭。汉东好些人，一个接一个栽了进去。
而我从头到尾，连一句“我反对”，都没在会上说过。
“刘省长？”沙瑞金又问了一遍。
田国富侧过脸看我，眼神里带着审视。李达康皱着眉。高育良垂着眼皮端着茶杯，像是什么都没听见。
几分钟前，高育良刚说过一句：项目上的事，我不太懂，还是听刘省长的。一句话，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把我一个人晾在了风口上。
我慢慢把茶杯放下。
我可以说，想起了一件私事。那一次，我就是这么说的。
“我笑，”我说，“是因为国富同志这句话，汉东担不起。”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的声音。
沙瑞金看着我：“刘省长，这是你个人的意见？”
这一问不好答。说不是，就成了拉着别人唱对台戏；说是，就是一个人往前顶。
“我个人的。”我说，“出了问题，我个人担。”
田国富合上文件夹：“刘省长的意思，丁义珍不查了？”
“查。该抓就抓，该办就办，我全力配合。”
我弯下腰，从脚边的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
红头，部委的复函。
这份文件，原本会在包里待满三个钟头，散会以后锁进抽屉，再也不见天日。
我把复函放到长桌正中间。
“光明峰列入国家级新区预审名单。汉东一个月内报送正式方案，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我说，“光明峰是一千二百亿的盘子，三家央企在谈。审批全部暂停，停上一个月，这份复函就是废纸。”
李达康猛地抬起头。复函上周才到，还没来得及转给京州。
田国富没有去碰那份复函。
“刘省长，”他说，“这份申报材料，经手人是谁？”
我没出声。
这一步，我从没走到过。我不知道田国富手里还留着这句话。
“丁义珍。”田国富替我答了，“一个外逃的副市长报上去的项目，刘省长拿来当挡箭牌？”
几个人低下头去翻文件。
我的手心出了一层汗。
“所以要重新报。”我说，“一个月，新方案从头到尾，不经丁义珍的手，不用丁义珍的人。报不上去——”
我看向沙瑞金。
“我自己站到这儿，做检讨。”
田国富一时没接上话。
沙瑞金看了我很久，转过头：“达康同志，光明峰是你们京州的项目，你怎么看？”
李达康站了起来。他看了我一眼，喉结动了动。
“沙书记，我同意刘省长的意见。案子要查，项目不能停。丁义珍是我用错了人，我检讨。光明峰要是停在我手里，我对不起京州。”
沙瑞金把复函拿过去，从头看到尾，手掌在上面按了按。
“那就两条线。丁义珍的案子，查到底。光明峰的方案，刘省长牵头报。”他说，“一个月。军令状是刘省长自己立的。”
“好。”
田国富又开了口：“审批环节的干部，还是要一个个谈。”
“谈。”我说，“我手下的人，随叫随到。”
我坐回去，端起那杯茶，喝了一口。
茶还是烫的。
——
散会以后，走廊里的人走得很快。
高育良走得最慢。
我跟上去，和他并排。
“育良书记。”
“刘省长今天，很有担当。”高育良目视前方，脚步没停。
“丁义珍这根线往下扯，下一个扯出来的，就是您那边的人。”
高育良脸上没什么表情。
“刘省长管经济。”他说，“我这摊子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丁义珍昨天夜里是怎么跑的，我知道。”
高育良这才停下。
他转过身，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像在看一个不太熟的人。
“那你应该去找国富同志。”他说，“跟我说，没有用。”
他走了。皮鞋踩在走廊的水磨石上，一下一下，不快，也不慢。
我站在原地。
我和高育良共事多年，开会坐隔壁，吃饭坐一桌，没交过一句心。人家凭什么信我？
我掏出手机，拨了个号。
“油气集团近五年对外支付的明细，下班前送到我办公室。”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省长，油气集团那边，是刘新建……”
“我知道是谁。自己的账，自己先查。”
我挂了电话。
刘新建跟赵家走得近。这个电话打出去，天黑之前，就会一路传到该听见的人耳朵里。
晚上九点四十，我的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高育良。
“刘省长，”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听说你下午很忙。”
停了一下。
“我这儿有壶茶。过来坐坐吧。”
第二章 送客
开门的是吴惠芬。
“老高在书房。”她侧身让开，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牛皮纸袋，没多问，回了自己屋。
大院里人人都知道，高育良和吴惠芬住在一个屋檐下。没几个人知道，这两个人早就离了婚。
我知道。我还知道，这件事要等高育良出了事，才会传开。
书房一整面墙都是书。茶台边摊着一本明史，书页上画满了红杠。
高育良没起身。
水开了。他提壶冲茶，第一泡手腕一转，倒进了茶盘。第二泡，他只斟了一杯，端到自己面前。
我面前空着。
“下午，刘新建的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高育良吹了吹茶，“油气集团五年的账，你一个下午就调走了。刘省长，你这是唱的哪一出？”
“查我自己。”
高育良笑了，笑意没到眼睛里。
“沙书记来汉东两个月，一个人还没动。今天你在会上，丁义珍的人一个不用，京州那一摊，你一句话就清了。”他放下杯子，“下午又去翻油气集团。翻完油气集团，下一个翻谁？”
“山水集团。”
高育良的手指在杯沿上停了一下。
“刘省长，”他慢慢地说，“你是来喝茶的，还是来下通知的？”
“来给您递个话。”我说，“丁义珍出境前，接过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高小琴。”
高育良没说话，又续了一次水。
“谁说的？”
“我说的。”
“证据呢？”
“没有。”
“那就是没有。”高育良把水壶放回炉上，“同伟是我的学生，缉毒英雄，身上三个枪眼。你空口白牙，在我家里说他放走了丁义珍。这话传出去，你猜，是我去找沙书记，还是同伟去找你？”
我没接这句，把牛皮纸袋推了过去。
里面是下午送来的复印件。油气集团近五年最大的三笔“咨询费”，收款方是惠龙集团和山水集团旗下的两家公司。山水庄园那块地，原是国有林场，成交价不到周边地价的三成。大风厂的股权，去年被山水集团借一笔过桥贷款，整个吞了下去。
高育良没打开。
“油气集团的账，你翻得比我清楚。”他说，“那你也该知道，这五年里有三份大额批文，签字的是你。”
我搭在桌沿的手指，停了一下。
“你调这个账，第一个翻出来的，就是你自己。”高育良抬起眼，“刘省长，还有八个月就到点了。为了一个丁义珍，把自己搭进去，图什么？”
他的声音缓了下来。
“账，你还回去。那三份批文，汉东没人会翻。”
我想起了病床边那一摞说明材料。说“没人会翻”的人，我见过不少。到头来，一份也没少写。
“那三份批文，”我说，“明天一早，我自己交上去，说清楚。连我自己，一起查。”
高育良端杯子的手停在半空。
这是他今晚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我。
“沙书记要查，就查到底。”我说，“光明峰的事，也得照常往前走，两件事并不打架。要让这两件事都走在正道上，汉东自己身上，先得干净。”
“丁义珍、山水、同伟，这几颗雷都埋在您院子里。等别人来挖，就是炸。自己先挖出来，才叫排。”
高育良看了我很久，把那只纸袋推了回来。
“刘省长算得清楚。”他说，“可你算的，是你自己的账。”
“立春同志还在京城。同伟是我的学生，他什么样，我比你清楚。”
“赵家这条船，两年之内必沉。”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答不上来。
我总不能说，我亲眼看着那条船沉下去，看着船上的人一个个落水，最后自己也没能上岸。
“您信我这一回。”
高育良笑出了声。
“我教了二十年书。学生里，最爱说‘您信我这一回’的，就是同伟。”
他站起身。
“夜深了。”他说，“惠芬身体不好，睡得早。”
我没动。
高育良已经走到门边，伸手去拧门把。
“育良书记，”我说，“您和吴老师离婚，有五年了吧。”
那只手停在了门把上。
“香港那位高女士，”我说，“和高小琴，长得一模一样。”
高育良背对着我，很久没有回头。
窗外有车开过，车灯从书架上扫过去，又暗了。
“这件事，”我说，“您自己去说清楚。说清楚了，是家事；哪天被人翻出来，就不是了。”
然后，门把拧开了。
“刘省长，”高育良的声音和刚才一样平，“你今天晚上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见。你也最好，一个字都没说过。”
门开着。走廊的灯光照进来，落在茶台上，落在我面前那块空着的地方。
我站起来，拿起纸袋，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高小琴明天早上七点四十的航班，京州机场，出境。”我说，“票是谁订的，您可以自己去问。”
高育良没说话。
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
车开出大院，小钟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省长，高书记那边……”
“谈崩了。”
小钟没敢再问。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
那张机票的事，是很久以后才查出来的：丁义珍出逃第二天的夜里，有人托关系给高小琴订了一张出境机票。
可这一世，我下午动了油气集团的账。消息传过去，这张票还在不在，改没改，我不知道。
我手里就这一张牌。打空了，高育良往后不会再给我开门。
车拐进办公楼的院子，小钟忽然踩了一脚刹车。
楼前停着一辆黑色奥迪，车灯关着，没熄火。
车门开了。祁同伟下了车，一身警服，帽子夹在胳膊底下，冲我笑了笑。
第三章 半子
“刘省长，这么晚还加班。”
祁同伟跟着我进了办公室，没坐，站在办公桌前。
“下午油气集团那边有点动静。”他说，“刘新建那个人沉不住气，托我来问问，是不是哪里没做好，惹您不高兴了。”
我给他倒了杯水：“托你的人，姓赵吧。”
祁同伟笑了笑，没否认，也没去碰那杯水。
“刘省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他说，“油气集团是笔旧账，那几年的大额批文，经手签字的人多，您也在里头。真一笔一笔翻起来，伤的都是自己人。”
又是这三份批文。
今天晚上，第二个人拿它来压我了。
“这话，育良书记一个钟头前刚说过一遍。”我说，“我跟他说，明天一早，我自己交上去。”
祁同伟脸上的笑顿了一下。
“您去过老师家？”
“刚出来。”
“老师怎么说？”
“请我出了门。”
祁同伟愣了愣。他脸上的笑没变，肩膀却松了下来。我让他坐，这一回，他坐了。
“刘省长，您是为汉东好，这个我们都明白。”他说，“可您还有八个月，安安稳稳退下来，汉东上上下下谁不念您的好？这些事，交给我们这些晚辈去办，不劳您操心。”
“丁义珍出境前那个电话，是高小琴打的。”
祁同伟端着水杯的手，稳得很。
“这话要是别人说的，我得请他拿证据。”他把杯子轻轻放下，“从您嘴里说出来，我只能当您是听了谁的闲话。汉东想看我笑话的人，不少。”
“高小琴明天早上七点四十的航班，出境。”
“高总是做生意的，出国谈业务，也正常。”祁同伟说，“刘省长要是不放心，我让人给您出个说明。”
我看着他。
这个人在毒贩的枪口底下活下来过。三句话，压不住他。
“陈海这几天，在找山水集团的一个老会计。”我说，“陈海是你师弟。”
祁同伟的脸沉了下来。
“刘省长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从今天晚上起，陈海身边有人。”
祁同伟站了起来，腰还是弯着的：“刘省长，陈海是我师弟，他要是有什么事，我这个当师兄的比谁都急。您要是听到什么风声，跟我说一声，人我来安排。”
“不用了。”我说，“已经安排了。”
祁同伟的眼皮跳了一下。
办公室里静了几秒。
祁同伟拿起桌上的警帽，戴好。
“刘省长，今天太晚了，您也累了。”他说，“有些话，可能是传的人传岔了。老师那边，我去跟他解释。”
他掏出手机，按了几下，开了免提，放在桌上。
“要不这样，老师这个点还没睡。”他说，“我当着您的面打个电话，省得您心里存着疙瘩。”
拨号音响了三声。
“同伟。”
“老师，这么晚打扰您。”祁同伟看着我，嘴角还挂着笑，“我在刘省长这儿。刘省长说了些关于小琴的话，我怕老师听了多想，跟您说一声——”
“小琴那张票，”高育良打断了他，“原来是七点四十的。你今晚十点，又让人改签成了六点十分。是不是？”
祁同伟的笑僵在了脸上。
“我刚让人查过。”电话里，高育良的声音很轻，“同伟，你今晚给我打了两个电话，都说小琴好好的，哪儿都不去。”
“老师，我……”
“刘省长还在吗？”
“在。”我说。
“我这个学生，”高育良说，“你先替我看着。”
电话挂了。
办公室里只剩空调的声音。
祁同伟盯着桌上那部黑了屏的手机，很久没动。
六点十分。
我后背出了一层冷汗。高育良要是信了我那句七点四十，明天派人去机场，扑的就是一个空。
祁同伟慢慢坐回椅子上，坐得很沉。
“刘省长，”他开口，嗓子发哑，“我从山上下来，身上三个窟窿，换来一个山沟里的司法所所长。我不跪，现在还在那个山沟里。”
“我知道。”
“您知道……”他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您这样的人，一参加工作就站在半山腰。我得拿命去换。”
我等他说完。
“所以你拿命换来的东西，就这么交给了赵瑞龙？”
祁同伟没吭声。
“你常说一句话，胜天半子。”我说，“你这辈子落过三颗子。第一颗在梁璐身上，你在汉大操场上跪下去。第二颗在赵瑞龙身上，你给赵家看门。第三颗，在高小琴身上。”
“三颗子，哪一颗是你自己的？你跟天下了半辈子棋，到头来，你才是别人手里那颗子。”
祁同伟的下颌绷得死紧。
“我见过你的结局。”我说，“孤鹰岭，下着雨，你一个人。”
祁同伟猛地抬起头。
孤鹰岭。他当缉毒警那年，那三个窟窿，就是在那片山上挨的。我猜，那是他这辈子最干净的一天。
我看得出来，他从没想过，会有人把这个地名，和“结局”两个字放在一起。
“您……”他的声音在抖，“您怎么会知道这个？”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我说，“我只是不想看着你走上那座山。”
我坐回桌前。
“路，我给你指一条。山水集团你的干股，明天全部退出来。高小琴的票退掉，让她留在京州，配合调查。你自己写一份材料，丁义珍那个电话是怎么回事，一个字一个字写清楚。”
“写了……”祁同伟的声音低下去，“交上去，我明天就进去了。”
“明天一早，你老师陪你去，把话说清楚。”我说，“自己说出来，和被人查出来，是两条路。”
祁同伟没说话。
“丁义珍是你放走的。”我说，“你欠下的，自己去还。”
“人在美国。”祁同伟说，“我拿什么还？”
“他出去的那条路，是谁铺的，你比谁都清楚。”我说，“顺着那条路，把他接回来。”
祁同伟坐在那里，很久没动。
“小琴……会怎么样？”他忽然问。
“该她担的，她担。”
祁同伟从椅子上起身，膝盖一弯，跪了下去。
他跪在我办公室的地毯上，警帽还端端正正戴着。
“刘省长，小琴的事，都算在我头上。”他仰着脸，“您要什么，我都给。”
我看着他。
汉大的操场上，他跪过；赵家的祖坟前，他哭过。这个人的膝盖，从来不值钱。他的骨头，却比谁都硬。
“站起来。”我说。
他没动。
“你这辈子，跪得够多了。”我说，“小琴的事，跪我没用。你得自己站着，去把话说清楚。”
祁同伟的嘴唇抖了一下。
他扶着桌沿，一点一点站了起来。
然后他掏出手机，又拨了一个号。
“是我。票退了，明天哪儿都别去。”
电话那头的女声一下子尖了起来。祁同伟没让她说完。
“别问。听我的。”
他挂了电话，把帽子摘下来，又端端正正戴好，后退一步，立正，敬礼。
“刘省长，丁义珍，我给您找回来。”
“找回来那天，这身警服，你可能就穿不了了。”
祁同伟的手没放下来。
“那就最后穿一回。”
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又停住了。
“刘省长，”他没回头，“孤鹰岭那天，真下雨了？”
“下了。”
祁同伟点点头，拉开门，走了。
门关上以后，我在窗边站了很久。光明峰工地上，几座塔吊亮着红灯，一闪一闪。
我回到桌前，拨通了季昌明的电话。
“老季，这么晚打扰。陈海这几天出门，让他坐院里的车，多带两个人。”
“出什么事了？”
“别问。”我说，“就当我年纪大了，睡不着，瞎操心。”
挂了电话，我才发觉手心全是汗。
刚才那句“陈海身边有人”，是我诈祁同伟的。现在，得让它变成真的。
——
天快亮的时候，有人敲门。
高育良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把紫砂壶，眼睛里全是血丝。
“你这儿没有好茶。”他说，“我自己带了。”
他就着饮水机的热水冲茶。第一泡倒掉。第二泡，斟了两杯。
一杯推到我面前。
“我先把话说清楚。”高育良没碰自己那杯，“我来，不是因为你那几页纸，也不是因为香港。”
“是因为同伟骗了我。”
我没接话。
“可同伟骗了我，不等于你说的就都对。”他慢慢转着杯子，“学生骗了老师，证明不了报信的人是好意。刘省长，一个还有八个月就到点的人，冒着把自己搭进去的风险，半夜来替我拆雷——这件事，不合常理。”
“不合常理的事，得先弄清楚，它合的是哪一种理。”
“您弄清楚了？”
“一半。”高育良说，“你要光明峰，要晚节。这两样，你一个人保不住，得拉上我。”
他这才端起杯子，抿了一口。
“所以这桩事，不是我欠你的人情，是咱们俩各取所需。说清楚了，往后谁也别拿恩情压谁。”
我笑了。汉东人背后都叫他老狐狸。坐到他对面才知道，这三个字说轻了。
“那您要什么？”
“三条。”高育良放下杯子，“第一，山水集团的事，我来清。是我自己发现了问题，自己纠的偏。”
“第二，赵瑞龙那一摊，只交手里有凭据的。立春同志那里，我手里没有东西，不捕风捉影。”
“第三，香港的事，我自己去说清楚。什么时候说、怎么说，我定。你从哪儿知道的，我不问，你也别再提。”
我听明白了。第一条，功劳是他的；第二条，退路是他的；第三条，体面是他的。
一条都没落下。
“行。”我说，“我也有一条。”
“你说。”
“同伟去说清楚那天，您陪着。”
高育良转杯子的手停了。
“你这是要我，亲手把学生送上去。”
“是您说的，不合常理的事，得弄清楚合的是哪一种理。”我说，“您陪着去，是老师管学生；您不去，就是老师护学生。哪一种说得清，您比我明白。”
高育良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这一回，笑意到了眼睛里。
“刘省长，你这是拿我的话，堵我的嘴。”
“是您的话说得好。”
他把杯子又端了起来：“这杯喝下去，往后汉东这摊事，我跟你一起扛。”
“那正好。”我也端起来，“我一个人，扛不动。”
两只杯子碰了一下。
饮水机的水不够开，茶泡得不透。我们俩都一口喝干了。
——
六天后，高育良的书房里，茶台上摆着一只牛皮纸信封。
信封里，是关于赵瑞龙的一沓材料。
高育良把那沓材料从头翻到尾，翻了很久。
“这一封寄出去，”他说，“我跟立春同志二十年的情分，就到头了。”
“情分到头了，”我说，“汉东还在。”
高育良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他把信封封了口，用掌心压平。
茶台上，高育良的手机响了。屏幕上跳着两个字：瑞龙。
这是今天的第四个。
高育良看了一会儿，接起来。
“瑞龙啊。”他的声音很温和，跟在课堂上一样，“以后，这个号码别打了。”
他挂断电话，把手机反扣在茶台上。
第二天，香港那件事，他自己去说清楚了。
——
第二十八天，光明峰的正式方案上了会。
厚厚一本，三百多页。部委的预审意见附在最后，九条，条条有回应。
沙瑞金翻得很慢。翻完，他合上封皮，只说了两个字：“报吧。”
李达康在对面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散会前，田国富把一份名单放到桌上。
“光明峰审批环节的干部，从下周开始逐一谈话。谈话期间，涉及的签字，一律暂停。”
我看了一眼名单。十一个名字。
“国富同志，要谈多久？”
“谈清楚为止。”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
出了会议室，小钟跟在我身后，压着嗓子问：“省长，不说两句？”
“人家办案，我们配合。”我说，“谈多少天，你给我记多少天。项目进度，一天一天记清楚。”
四个月后，丁义珍专案组组长侯亮平，带着一纸调档函，找到了我的办公楼。
第四章 光明峰
“侯组长，这边请。”
小钟把侯亮平领进三楼的小会议室。我在里面等着。
侯亮平身后跟着两个人，手里捏着调档函。看那架势，是做好了在我这儿耗上一整天的准备。
门推开，他愣了一下。
会议室里码着三十七只档案箱。每只箱子侧面贴着标签：光明峰项目，立项、规划、土地、环评、招标，按年份排得整整齐齐。
我坐在长桌一头，正翻着一份文件。
“侯组长，坐。”我抬了抬下巴，“光明峰从立项到今天的全部审批档案，都在这儿，原件。你们点一下数，签个字，就能拉走。”
侯亮平没坐：“刘省长，您这是……”
“配合调查。”我说，“你来汉东那个月，我就让人整理好了。等你们来调，等了三个月。”
侯亮平看了一眼调档函：“函上还有一项，油气集团近五年的对外支付。”
“那一项，五个月前就交上去了，连我签的那三份批文一起。”我说，“你去问田国富，比在我这儿全。”
侯亮平盯着我看了几秒。
他来汉东三个月，顺着丁义珍往下挖，挖出来的每一条线，都有人抢先了一步。山水集团的账清了，地收回了，大风厂的股权退给了工人，高小琴退出了全部非法所得。赵瑞龙在汉东的项目全停了。刘新建停了职。陈海找到的那个老会计，成了关键证人。
这些，我比他清楚。
“刘省长，”侯亮平开口，“光明峰有三块地，原中标企业和赵瑞龙——”
“四个月前已经收回了。”我头也没抬，“重新招标的公告在第十九箱。”
我把手里那份文件推了过去。
“这个，你也看看。”
那是一份批复：同意设立光明峰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两个月前下来的。”我说，“你们查，我支持。只有一条，下周三家央企的董事长来京州看二期，你们动静小一点，别把人吓跑了。”
侯亮平把批复放下，看着我。
“刘省长，您好像知道我会来。”
“知道。”我合上文件，“侯组长，丁义珍的下落，你不妨问问你那位祁师兄。他这几个月，不在汉东的日子，比在汉东的多。”
侯亮平皱起了眉，没再问，弯腰抱起了第一只箱子。
——
会前一天夜里，李达康来了。
他没坐，站在我的办公桌前，脸色比在会上还难看。
“明天开会，国富同志要提光明峰二期暂缓。”他说，“我听说了。”
“我也听说了。”
“二期一停，三家央企的董事长下周来了，看什么？看工地上长草？”李达康的声音压着火，“光明峰是我的命。丁义珍的事，我认，我检讨。可光明峰不是丁义珍的。”
我没接话。
“你想要我干什么？”
“明天会上，不管谁提什么，你把光明峰这五个月的账算清楚，按你自己的意思说。”
李达康盯着我：“我说什么，是我的事。”
“对。”我说，“汉东的干部，本来就该这样。”
李达康转身走了，到门口也没回头。
我不知道，他明天会怎么说。
——
快十二点的时候，门又响了。
祁同伟站在门口，一身便装，皱得不成样子，胡子拉碴，眼睛却亮得吓人。
“刘省长，人给您找回来了。”
我让他坐。他只坐了半个椅子，从兜里摸出一包烟，看了我一眼，又塞了回去。
“下了飞机直接过来的。”他说，“丁义珍在车上哭了一路，说想吃口家里的饭。”
我给他倒了杯水。这一回，他端起来，一口喝干了。
“刘省长，”他把杯子放下，搓了搓手，“这回的事，组织上……会怎么看？我听说，明年副省长那个位置，要动一动。”
我看着他。
五个月，从地球那头把人找回来，进门第二句话，就绕到了这儿。
这才是祁同伟。
“你欠的，刚还上，这就想要利息？”我说，“你那份说明，就压在田国富桌上。副省长的事，别想了。”
祁同伟低着头，笑了一下。
“老师让我认错，您让我还债。”他说，“五个月，没一个人问过我，我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他不笑了。
“我想有一天，梁家、赵家的人跟我说话，不用我先弯腰。”
办公室里很静。
我想起孤鹰岭那场雨。那场雨里，他到最后也没等到这一天。
“明天的会，你别去。”
祁同伟站了起来，嘴张了张，声音发紧：“刘省长，人……是我找回来的。”
“我知道。”我说，“正因为是你找回来的。你明天往那儿一坐，这件事就成了你拿功劳换位子。你老师陪你说清楚的那些话，就全白说了。”
祁同伟站在那儿，胸口一起一伏。
过了很久，他把椅子推回原处，推得端端正正。
“行。”他说，“功劳，我不要了。”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刘省长，您记着，我这回没跪。”
门关上了。
——
“我先把掌握的情况说一下。”
会议室里，田国富翻开文件夹。这一次，他谁也没看。
长桌边坐满了人。侯亮平也来了，坐在后排靠墙的位置。
祁同伟的座位，空着。
“第一，山水集团五个月来被整体接管，资产去向，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第二，光明峰项目三块地的原中标企业，与赵瑞龙存在关联，审批是刘省长那边签的。”
“第三，”他停了停，“油气集团的刘新建交代：当年那三份大额批文，是赵立春同志的秘书打的招呼。刘省长签字前说了一句：立春书记的意思，办吧。”
他抬起头：“刘省长，这句话，你说过没有？”
我没想到会是这一页。
刘新建那张嘴，原本是很紧的。账查得早，人也松得早。
所有人都看着我。
“说过。”我说。
会议室里的空气一下子绷紧了。
“我的意见，”田国富合上文件夹，“丁义珍案和赵瑞龙的问题查清之前，光明峰二期暂缓，审批环节的相关干部暂停工作，配合调查。”
沙瑞金把茶杯往前推了推。
“这一项，大家议一议。”他说，“有什么意见，摆到桌面上。”
会议室里没人出声。
“我有不同意见。”
我站起来，没拿稿子，面前只放着一沓材料。
“先说刚才那句话。立春书记的意思，办吧。这句话，我说过。签了字，我认。那三份批文，五个月前我自己交上去了，国富同志手里有我的说明。”
田国富没有否认。
“正因为签过那三份批文，”我说，“我比谁都清楚，项目上的事，得按程序走。定，要按程序；停，也要按程序。”
会议室里一片安静。
“再说说光明峰这五个月。”
“一千二百亿的盘子，批复两个月前下来了。三家央企落地，首期资金三百二十亿到位，新增就业岗位一万四千个。京州今年上半年的增速，全省第一。”
对面，李达康点了一下头。
“这五个月里，光明峰停过一次。”我转向田国富，“第二个月，因为谈话，两个子项目的签字停了四十五天。”
“那是正常程序。”田国富说。
“四十五天，谈了十一个人，结论是没有问题。”我从材料里抽出一张纸，“这四十五天里，一家央企发函，要求重新评估在汉东的投资；部委也发来问询函，问汉东的国家级示范区为什么停工。”
我把那张纸放到他面前。
“国富同志，第一次开会，你说过，耽误了什么，你来担。”
田国富看着那封问询函，看了很久，开口道：“这件事，事先没通气，是我的责任。我说过的话，我认。”
我点了点头，没再往下说。
李达康开口了，声音不高。
“我补充一句。那家要撤资的央企，是我跟刘省长连夜赶去北京，在人家总部楼下等了一个早上，才留住的。”
会议室里有人低头喝水。
田国富稳住了声音：“经济上的成绩，我不否认。可成绩掩盖不了问题。山水集团、赵瑞龙——”
“说到赵瑞龙。”
开口的是高育良。他一直没说话，声音不高，一句一句往外放。
“赵瑞龙在汉东的项目，五个月前就全停了。该交的材料，那时候就交上去了。”
“山水集团的账，审计、法院，一样不少，原件也早交上去了。光明峰那三块地，四个月前收回，重新招标，中标的是央企。”
他扶了扶眼镜。
“国富同志今天提的这些，五个月前，就已经在办了。”
田国富翻了翻手里的材料。有几页上的日期，比他今天的汇报还早。
后排，侯亮平站了起来。
“沙书记，我汇报一个情况。”
沙瑞金看了他一眼，点头。
“丁义珍，昨天夜里回来了。”
会议室里一阵骚动。
“祁同伟这几个月，一直在跑这件事。人现在在京州。”
他顿了一下。
“他自己的事，五个月前就说清楚了。”
田国富没有点头。
“丁义珍回来，是好事。”他说，“可我还有一个问题。五个月前，祁同伟说清楚的那件事，是丁义珍出逃前，有人给他报了信。”
他转向高育良。
“报信的，是育良同志的学生。育良同志，你事先知不知道？”
会议室里一下子没了声音。
那份说明，是我让他写的。这一刀，我没算到：田国富把它接住，转手砍向了高育良。
高育良没急着答。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了擦，又戴上。
“国富同志这个问题，问得好。”他说，“可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
“我说知道，是包庇；我说不知道，是失察。横竖都是错。一个只有错答案的问题，问出来，就不是为了要答案。”
田国富的脸沉了下来：“育良同志，请你正面回答。”
“那我正面回答。”高育良说，“五个月前，是谁陪着祁同伟去把话说清楚的？”
田国富没出声。
“是我。”高育良说，“国富同志手里那份说明，送来那天，我就坐在门外的长椅上，坐了两个钟头。”
“我事先知不知道，我证明不了。我只能证明，我事后没护着。一个老师，把自己的学生送到国富同志面前——国富同志要是还觉得不够，那我请教一句：一个老师，还能再做什么？”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我坐在旁边，后背有点发凉。
那天天亮前，是我逼他陪着去的。现在从他嘴里说出来，成了他的风骨。
田国富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
沙瑞金一直没出声。他看看我，又看看高育良。
高育良慢慢站了起来。
他的声音不紧不慢，像当年站在汉大的讲台上。
“瑞金同志，我在汉大教了二十年法律，只记住一条：程序本身，就是公正的一部分。查案要按程序，项目停不停，也要按程序。”
他停了停。
“丁义珍，找回来了；赵瑞龙的材料，交上去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查案的事，一样没耽误。”
“查案和建设，本来就是两条线，哪一条都不能停。”
“光明峰二期停不停，关系几万人的饭碗。”他说，“我的意见，不能停。”
沙瑞金看着他：“育良同志，你这番话，是替光明峰说的，还是替你自己说的？”
高育良笑了笑。
“瑞金同志，我要是替自己说话，今天就该一句不说。”他说，“学生出了事，当老师的，最稳当的办法是闭嘴。我开了这个口，就是把自己也摆到了桌面上。”
沙瑞金沉默了很久。
久到窗外的云挪开一块，会议室的光暗下去，又亮起来。
他看向长桌对面：“达康同志，光明峰是京州的项目。你的意见呢？”
所有人都看向李达康。
李达康坐在那儿，两只手平放在桌面上，一动没动。
过了很久，他站了起来。
他没看沙瑞金，也没看我。
“我先说一句不好听的。”李达康说，“高书记那边出了这么大的事，学生给外逃的人报信，当老师的，一句‘事后没护着’，就想翻篇？”
高育良的脸色第一次变了。
田国富抬起了头。
我的手心又出了汗。李达康跟高育良斗了十年，这种时候踩一脚，最顺手。
“该查的，一个都别放过。”李达康说，“可光明峰——”
他停了停。
“光明峰没有对不起谁。二期，不能停。”
会议室里静了下来。
沙瑞金环视了一圈：“还有不同意见吗？”
没人说话。田国富低头看着自己的文件夹。
沙瑞金点了点头。
“那就这样。”他说，“光明峰二期，照常推进。”
他转过头看着我：“刘省长，你还有八个月。这八个月里，光明峰出一个问题，我找你。”
“好。”
他转向田国富。
“国富同志，案子照查，一个也不放过。项目上的事，往后两边先通气。”
田国富合上文件夹。过了一会儿，他朝我这边，点了一下头。
沙瑞金看向在座的人。
“那四十五天，是我考虑不周。”他说，“我做检讨。”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出了一口气。
“散会。”
——
散会以后，沙瑞金在走廊里叫住了我。
我们站在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前。五个月前，我就是在这儿，追上了高育良。
“刘省长，”沙瑞金看着窗外，“第一次开会那份复函，你在包里放了多久？”
“一个礼拜。”
“那为什么偏偏是那天拿出来？”
我想了想。
“那天的茶，烫。”
沙瑞金转过头看我，像是没听懂。过了一会儿，他笑了。
“我来汉东之前，有人提醒我，汉东的情况复杂，干部不好带。”
“现在呢？”
“现在我知道，复杂归复杂，能扛事的人不少。”沙瑞金说，“只是站出来得晚了点。”
“不晚。”我说，“再晚，就真晚了。”
沙瑞金点点头，转身走了。
——
一个星期后，传来消息：赵瑞龙出事了。
同一个月，光明峰示范区的经验，在一个全国性的会上做了交流。
大风厂复工那天，厂门口放了一挂鞭。工人们在门口的黑板上写了一行字：厂子还是咱们的。
三个月后，祁同伟离开了公安厅。处理是从轻的。
走之前那天下午，他在我办公室门口站了很久，才敲门。
“刘省长，”他说，“我这一子，算不算胜了？”
我看着他。
“你输了一个厅长，换回了一条命。”我说，“这一子，是你这辈子落得最好的。”
祁同伟笑了一下，眼眶红了。
同一个星期，我到点了。
办公室已经收拾空了，只剩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高育良来了，两手空空。
桌上摆着一把新买的紫砂壶。我烧了水，第一泡倒掉，第二泡斟了两杯。
“跟谁学的？”高育良问。
“跟您。”
香港那件事，高育良说清楚以后，挨了批评。他自己去了一趟香港，回来以后，再没提过香港两个字。
“接任的人，听说是李达康。”高育良说。
“光明峰是他一手干起来的。”我说，“他昨天来过一趟，坐了五分钟，一句正事没说，走的时候说了声谢谢。”
“达康同志说谢谢，”高育良说，“汉东头一回。”
他端起一杯，把另一杯推到我面前。
窗外，光明峰的塔吊拆了两座，楼已经起来了。
我端起杯子，趁热喝完了。
高育良看着我放下杯子，慢悠悠地说了一句：
“老刘，这回，总算没凉。”
我的手停在半空。
那杯凉透的茶，我从没跟任何人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