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世
我死在1995年的冬天。
死在黑龙江一个叫靠山屯的地方，一间漏风的土坯房里，炕是凉的，身上盖着一件破棉袄。
那年我三十七岁。
死之前，我咳了三个月的血。
没人知道。
我最后想的一件事是：明天该给家里寄钱了。
然后我就死了。
死了之后，我没散。
我飘在半空中，看着自己那具瘦得脱了相的身体，看着炕上那床破被子，看着窗户上糊的塑料布。
我等了三天，才有人来。
是隔壁的老李头，来借锄头。
他推开门，看见我，愣了半天，然后"哎哟"一声，跑了出去。
后来生产队来了人，把我抬走了。
再后来，我家里来人了。
我爹赵德贵，我娘刘桂兰，我弟弟赵向军。
他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了靠山屯。
我飘在他们头顶上，看着他们。
我以为他们会哭。
我娘哭了，哭得挺大声。
我爹没哭，蹲在门口抽烟。
我弟也没哭，他在翻我的箱子。
"哥这屋里，就没点值钱的东西？"他问。
"有个屁。"我爹说，"他要是有钱，能死在这儿？"
我弟翻出一个小木盒，打开。
里面是一沓汇款单。
从1976年到1995年，十九年，一百三十七张。
最多的一张三百，最少的一张十五。
收款人，都是赵德贵。
我弟看了看，把汇款单扔回盒子里。
"就这？"
"就这。"我爹说。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队部。
我飘在窗外，听见他们说话。
"他这一死，往后谁给咱寄钱？"我娘说。
"向军不是上班了吗？"我爹说。
"他那点工资，够干什么的。"
沉默了一会儿。
"爹。"我弟忽然说，"那箱金子，到底在哪儿？"
我愣住了。
"什么金子？"我娘问。
"你别装。"我弟说，"我小时候听奶奶说过，咱家有一箱金子，是北京那边给的。"
"奶奶说，那是给'那个孩子'的。"
"哪个孩子？"
我爹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就是他。"
"哪个他？"
"向东。"
我飘在窗外，一动不动。
"他不是咱家的？"我娘的声音变了。
"不是。"我爹说，"他是北京沈家的。文革那会儿，沈家出事，把他托给咱娘，还给了咱娘一箱金子。"
"咱娘把他抱回来，当孙子养。"
"后来咱娘死了，金子就归了咱。"
"那……那他不知道？"
"不知道。"我爹说，"他要是知道，能给咱寄十九年的钱？"
我弟笑了。
"爹，你可真行。"
"行什么行。"我爹说，"要不是我压着，他早就考大学走了。"
"1977年那张清华的通知书，是我藏起来的。"
"我藏了半个月，跟他说没考上。"
"后来让向军去顶了。"
"结果向军那个不成器的，念了半年就退学了。"
我飘在窗外，听着。
我想起1977年那个冬天。
我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听见广播里说高考恢复了。
我白天上工，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看了两个月。
考完试，我觉得自己考得不错。
等通知书，等了三个月。
我爹说："没考上。"
我说："不可能。"
他说："人家说了，你分数不够。"
我信了。
后来我弟去了北京，说是"上大学"。
半年后他回来了，说"学校不好，不念了"。
我信了。
原来，那张通知书，是我的。
原来，这十九年，我寄回家的每一分钱，都是给偷我人生的人。
原来，我不是赵家的儿子。
我是北京沈家的。
我飘在半空中，看着屋里那三个人。
我想哭，可我哭不出来。
鬼是没有眼泪的。
二、重生
再睁眼的时候，我躺在火炕上。
炕是热的，烧得人后背发烫。
窗户纸上透着光，外面有鸡叫。
我坐起来，看见自己的手。
十九岁的手，有劲，没疤。
墙上挂着一本日历。
1977年3月12日。
我盯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
然后我下了炕，走到院子里的水缸边，弯腰看水里的倒影。
一张年轻的脸。
是我，十九岁的我。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向东！起来没有！上工了！"
院外有人喊。
是我爹赵德贵的声音。
我没应。
我转身回屋，坐在炕沿上，慢慢地想。
1977年3月。
距离高考恢复，还有七个月。
距离那张通知书，还有九个月。
距离我死，还有十八年。
我坐在那儿，忽然听见一个声音。
【年代空间系统已绑定。】
【宿主：赵向东。】
【功能一：随身空间，一亩灵田，时间流速为外界三倍，可种植作物。】
【功能二：灵泉一口，每日可产泉水十斤。】
【灵泉浇灌的作物，长势极佳，颗粒饱满，食用后身体强健、少生疾病。】
【功能三：物资兑换，可用积分兑换1970—2010年间任意日用品，积分来源：改变命运的关键节点。】
我愣住了。
"系统？"
【在。】
"你是真的？"
【是真的。】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死得不甘心。】
我坐在炕上，笑了。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好。"我说，"不甘心。"
"太不甘心了。"
三、分家
上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这一世，我要做什么？
第一，不能把大学让出去。
第二，不能把李秀芝让出去——不，是不能要她。
第三，分家。
第四，拿走那箱金子。
第五，赚钱。
走到地头，我弟赵向军正跟几个知青说笑。
他比我小两岁，长得比我白，嘴比我甜。
看见我，他喊："哥，爹让你今天多干点，把昨天欠的补上。"
"凭什么？"
"凭你是老大。"他笑了，"老大就得多干。"
周围的人都笑。
以前我也跟着笑。
今天我没笑。
"向军。"我说，"从今天起，我的工分是我的。"
"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不替你干了。"
他愣了一下。
"哥，你咋了？"
"没咋。"我说，"想明白了。"
那天晚上，我跟我爹提了分家。
饭桌上，一家人正吃着苞米面饼子。
我把筷子放下。
"爹，娘。"我说，"我想分家。"
屋里静了。
我娘手里的碗"当"一声掉在桌上。
"你说啥？"
"分家。"我说，"我十九了，能挣工分了。我想自己过。"
我爹盯着我。
"你翅膀硬了？"
"不是。"我说，"我就是想自己过。"
"你想得美！"我娘尖叫起来，"你走了，谁干活？谁挣工分？你弟还要念书！"
"他念书，关我什么事？"
"你是他哥！"
"我是他哥。"我说，"可我先把话说清楚。"
"我从七岁开始下地。"
"七岁那年，我割草、拾粪、看场院，一天挣两个工分。"
"十岁，我跟着大人掰苞米，一天挣五个。"
"十五岁，我算整劳力，一天十个。"
"到今年，十二年。"
"十二年，我挣了多少工分，队里有账，您心里也有数。"
我爹的脸沉了下来。
"你说这个干什么？"
"我想说，"我说，"这个家，不是我白吃饭的。"
"我七岁下地，十二岁挑水，十四岁跟着盖房。"
"我弟念书，我供。我娘看病，我掏。我爹抽烟，我买。"
"我欠你们的，早还清了。"
"现在，我要我自己的那份。"
"没有！"我娘拍桌子，"一分都没有！"
"行。"我说，"那我去找大队长。"
"找大队长干什么？"
"问问，家里的工分，能不能这么花。"
我爹的脸色变了。
1977年，虽然还是集体，可工分是记在人头上的。队里有账，谁挣多少，一清二楚。
要是闹到大队部，丢人的是他。
"向东。"我爹放缓了语气，"你这是干什么？一家人，闹什么分家。"
"爹。"我说，"我不是闹。"
"我是认真的。"
那天晚上，没分成。
我娘哭了一夜，骂了一夜。
我弟摔门出去了。
我爹坐在院里，抽了一夜的烟。
第二天，我照常上工。
可我不再替赵向军干活了。
他分的那块地，我不去。
他欠的工，我不补。
三天后，他急了。
"哥！你不帮我，我这个月的工分不够！"
"那你多干点。"
"我干不动！"
"我干得动。"我说，"可我不干。"
他瞪着我。
"赵向东，你别后悔。"
"我不后悔。"我说，"我最后悔的，是前两年替你干了那么多。"
分家的事，闹了四回。
第一回，是我提的。
我娘哭，我爹骂，我弟摔门。
没成。
第二回，是我爹动的手。
那天晚上，他喝了酒，把我叫到院里。
"赵向东。"他说，"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不是。"
"那你想干什么？"
"我想自己过。"
他一巴掌扇过来。
我没躲。
嘴角破了，血顺着下巴流。
"你再说一遍。"
"我想自己过。"
他又扇了一巴掌。
"再说。"
我抹了一把嘴上的血。
"爹。"我说，"你打死我，我也要分。"
他站在那儿，手举着，没落下来。
"你……"
"爹。"我说，"你打完了吗？"
"打完了，我回去睡觉了。"
"明天还得上工。"
我转身回屋。
他在院里站了很久。
后来我听见他哭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他哭。
第三回，是我娘跪的。
她跪在院子里，抱着我的腿。
"向东。"她哭，"你不能走啊。"
"你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娘给你跪下了。"
我站在那儿，没动。
"娘。"我说，"你起来。"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那你跪着吧。"我说。
她愣住了。
"娘。"我说，"你跪我，是因为你怕。"
"你怕我走了，没人给你挣工分。"
"你怕我走了，向军没人养。"
"你怕的不是家散了。"
"你怕的是，没人当牛做马了。"
她抱着我的腿，哭得更凶了。
可她还是没起来。
我也没扶。
那天夜里，她跪到半夜，自己起来了。
第四回，是大队长来的。
赵德贵去找的大队长，说我"不孝"。
大队长姓王，五十多岁，抽着旱烟，坐在我家炕上。
"向东。"他说，"你爹说你闹分家。"
"是。"
"为什么？"
"王叔。"我说，"我一年挣两千工分，折一百六十块。"
"这钱，我一分没见着。"
"我弟念书，我娘看病，我爹抽烟，都从这钱里出。"
"我没意见。"
"可我弟今年十八了，不下地，天天在知青点晃。"
"他的工分不够，我爹让我替他补。"
"凭什么？"
王大队长抽了口烟。
"你爹说，你是老大。"
"老大就该替弟弟干活？"
"老辈子是这么说的。"
"老辈子还说，长子顶门立户。"我说，"我顶门立户，可我得有自己的一份。"
"王叔，我问您一句。"
"你说。"
"我要是累死了，我爹会给我立碑吗？"
他愣了一下。
"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
"我不是说胡话。"我说，"我是认真的。"
王大队长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
"行。"他说，"这事，我给你调解。"
"不过向东，我把话说明白。"
"分家可以，你净身出户。"
"房子是你爹的，地是队里的，粮食按人头分。"
"你能带走的，就是你身上这身衣裳，和你自己的工分。"
"行。"我说。
"你不后悔？"
"不后悔。"
那天，分家文书是王大队长写的。
一式三份，我一份，我爹一份，队里一份。
我签了字，按了手印。
我爹也签了。
签完，他把笔一扔，进屋去了。
我娘坐在门槛上，哭。
我弟站在门口，看着我。
"哥。"他说，"你真走？"
"真走。"
"你走了，我怎么办？"
"你十八了。"我说，"你自己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收拾东西。
一个帆布包，两件换洗衣裳，一双胶鞋。
还有孙妈留下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个老太太，穿着蓝布褂子，笑得很慈祥。
那是我娘。
不是我养母。
是我亲娘之外，第二个娘。
我把照片贴身收好。
第二天，我没走。
我把那份分家文书压在箱子底下，照常上工。
因为我知道，光分家不够。
我还得等那张通知书。
分家，只是把我从那口锅里捞出来。
通知书，才是能让我离开这口锅的东西。
四、那一箱金子
分家的事，拖了一个月。
我爹不肯松口。
我知道为什么。
他怕我走了，就没人给这个家当牛做马了。
更怕的是，他知道那箱金子。
那箱金子，是我亲爹娘留的。
我娘（养母）的婆婆，也就是孙妈，当年是北京沈家的保姆。
文革开始，沈家出事。
沈家把我，连同一箱金子，托给了孙妈。
孙妈把我抱回山东老家，对外说是远房亲戚的孩子。
后来孙妈死了。
金子，就到了赵德贵手里。
这些，是我前世死后才知道的。
这一世，我知道得更早。
四月底的一个晚上，我爹去队部开会。
我娘去邻居家串门。
我弟在知青点。
我一个人在家。
我走进我爹娘那间屋，掀开炕席。
炕席底下是土坯。
我用手一块一块地抠。
抠到第三块，摸到一个木箱。
我把木箱拖出来，撬开锁。
里面是三十根金条。
每根十两，一共三百两。
还有一封信。
信是繁体字，写在一张发黄的纸上。
"孙姐：此子名沈知远，生于一九五八年冬。我与内子此去，生死未卜。若我夫妻不归，望您将他抚养成人，教他读书，教他做人。箱中黄金三百两，一半是抚养之资，一半是他的学费。他日若有人持此信物来寻，请交还于他。——沈崇文，一九六六年秋。"
信里还夹着一枚玉。
青白色，雕着一只鹤。
我把信看完，手在抖。
沈知远。
我叫沈知远。
我爹娘，不是不要我。
他们是把我托付出去，自己走了。
我把信和玉贴身收好。
金子，我没动。
我把木箱放回去，把土坯垒好，把炕席铺平。
现在还不能拿。
拿了，就跑不掉了。
我得等一个机会。
五、高考
1977年10月21日，广播里播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那天我正在地里掰苞米。
听见广播，我把手里的苞米扔了，站在地里，半天没动。
旁边的人问我："向东，你咋了？"
"没事。"我说，"我高兴。"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白天上工，晚上复习。
没有书，我就去公社中学借。
没有电，我就点煤油灯。
没有桌子，我就趴在炕上写。
我娘骂我："点灯费油！"
我说："我自己买煤油。"
我弟笑我："哥，你都多大了，还考大学？"
"十九。"我说，"不大。"
"考上了也没钱念。"
"不用你操心。"
那两个月，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系统帮了我大忙。
灵泉每天十斤，我喝一半，剩下的浇在院子里的菜上。那点菜，成了我的命根子。
空间里，我存了三十斤苞米面，二十斤土豆，还有几本借来的书。
12月10日，我进了考场。
考完最后一门，我走出考场，天上下着雪。
我站在雪地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一世，我不让了。
六、通知书
1978年2月，通知书到了。
是大队部的广播喊的。
"赵向东！赵向东！北京来的通知书！"
我正在地里干活。
听见广播，我把锄头一扔，往大队部跑。
跑到一半，我看见我爹从大队部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他看见我，脸色变了。
"爹。"我说，"我的通知书。"
"什么通知书。"他把信封往怀里塞，"没有。"
"我听见广播了。"
"广播喊错了。"
我看着他。
前世，他也是这么说的。
前世，我信了。
这一世，我不信。
"爹。"我说，"你把信封拿出来。"
"我说没有就没有！"
他转身要走。
我上前一步，挡在他前面。
"赵德贵。"我说。
他愣住了。
我从来没叫过他的名字。
"你藏了我一次。"我说，"还想藏第二次？"
他的脸白了。
"你……你说什么？"
"1977年那张通知书。"我说，"你藏了半个月，跟我说没考上。"
"然后让向军去顶了。"
"他在北京念了半年，退学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爹站在那儿，手里的信封掉在了地上。
是清华的。
我弯腰捡起来，拆开。
"赵向东同学：兹录取你为我校无线电电子学系学生……"
我看完，把通知书折好，放进怀里。
"爹。"我说，"这一世，我不让了。"
七、离家
分家的事，终于成了。
不是因为我说服了我爹。
是因为我手里有那张通知书，还有那封信。
那天晚上，我把我爹叫到院里。
"爹。"我说，"两件事。"
"第一，分家。我的工分，我的口粮，我的东西，归我。"
"第二，我要带走那箱金子。"
他的脸一下子白了。
"什么金子？"
"炕席底下，第三块土坯。"我说，"三十根，三百两。"
"还有一封信。"
"信上写着，我叫沈知远。"
我爹站在那儿，腿一软，坐在了地上。
"你……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的，比你想的多。"我说。
"爹。"我蹲下来，看着他，"这十九年，我给你家干了多少活，寄了多少钱，你心里有数。"
"前世，我寄了一百三十七张汇款单。"
"最后死在一间漏风的土坯房里。"
"你们来收尸，翻我的箱子，说'就这？'"
我爹瞪着我。
"你……你说什么前世……"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我站起来，"你只要知道一件事。"
"这箱金子，是我亲爹娘留给我的。"
"我全拿走。"
"一根不留。"
我爹猛地抬头。
"你——"
"爹。"我说，"你先听我算笔账。"
"我七岁下地，今年十九，十二年。"
"这十二年，我挣的工分，够养活这个家。"
"我十二岁那年，娘病了，是我背着她走了二十里去卫生院。"
"我十四岁那年，家里盖房，我跟着和泥、搬砖、上梁。"
"我弟念书的学费，是我上山打柴换的。"
"我欠你们的，早就还清了。"
"这箱金子，是我亲爹娘留给我的，不是留给你们的。"
"你们吞了十九年，利息我就不算了。"
"本金，我拿走。"
"从今天起，我不是你儿子。"
"你也不是我爹。"
我爹坐在地上，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说："向东……"
"我叫沈知远。"
"……知远。"他说，"你就这么走了？"
"走了。"
"你娘……你养母她……"
"她养过我。"我说，"这十九年，我还清了。"
"剩下的，我不想还了。"
那天夜里，我把整只木箱挖出来。
三十根金条，一根不少。
那封信，那枚玉，我都收好。
我走的时候，天还没亮。
我娘追出来，站在院门口，喊："向东！你走了就别回来！"
我没回头。
我背着一个小包，往村外走。
走到村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院子，我住了十九年。
前世，我死在外头，魂魄还回来看了它一眼。
这一世，我不看了。
八、清华1978年3月，我到了北京。
火车进站的时候，天刚亮。
我背着一个帆布包，站在站台上，看着这座城。
前世，我来过一次。
是1985年，我弟在北京念书，我给他送钱。
那次我在北京待了两天，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地下室，一天八毛。
我没去过天安门。
这一次，我先去了清华。
清华园很大，比我想的大。
报到处在二校门旁边，一张长桌，几个老师。
我把通知书递过去。
"赵向东？"老师看了看，"无线电系，四班。"
"到。"
"宿舍在八号楼，三零二。"
我拎着包，往八号楼走。
路上看见很多和我一样的人，背着包，东张西望。
有的人年纪比我大，三十好几，一看就是老三届。
有的人戴着眼镜，一看就是干部子弟。
我们这些人，来自天南海北，被同一场考试捞了上来。
宿舍六个人。
我睡下铺，靠窗。
室友里有个上海人，姓顾，说话很快，带一股子机灵劲儿。
"侬也是知青？"他问我。
"东北。"
"苦吧？"
"苦。"
"我云南。"他说，"更苦。"
我们都笑了。
那时候的大学，穷。
一个月助学金十九块五，吃饭要粮票，菜是白菜豆腐。
我吃得省。
早上两个馒头，中午一份素菜，晚上一碗面。省下来的钱，我攒着。
1979年，我在学校后门摆了个摊。
修收音机。
两块钱一台，修不好不要钱。
第一个月，修了十七台。
第二个月，三十四台。
第三个月，我在宿舍里挂了一块木牌："知远电器修理，学生优惠。"
系里有个姓钱的教授，教模拟电路，五十多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讲课不带稿子。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
"赵向东。"
"钱老师。"
"你在后门摆摊？"
"是。"
"你知道学校有规定，学生不许经商吗？"
"知道。"
"那你还摆？"
"钱老师。"我说，"我一个月助学金十九块五。"
"吃饭要十二块。"
"剩下的七块五，要买书，要买元件，要寄回家。"
"我不摆摊，就得饿着。"
他看了我半天。
"你寄回家？"
"嗯。"
"寄多少？"
"五块。"
他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是一台坏了的示波器。
"修得好吗？"
"试试。"
我拆开，看了一个钟头。
是个电容鼓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备用的，换上。
通电，示波器亮了。
钱教授看着那条绿线，看了很久。
"赵向东。"他说，"你这双手，比文凭值钱。"
"可你没有文凭，走不远。"
"所以，摊照摆，课照上。"
"你要是挂科，我第一个处分你。"
那一年，我没挂科。
也是那一年，系里有个干部子弟，姓方，看我不顺眼。
他爸是部里的一个处长。
"赵向东。"他在班里说，"一个摆摊的，也配坐在这儿？"
我没理他。
后来期末考试，模拟电路，我考了九十八，他考了六十一。
成绩贴出来那天，他在走廊里堵住我。
"你是不是作弊了？"
"没有。"
"不可能。"他说，"你天天摆摊，哪来的时间看书？"
"我晚上看。"我说，"看到两点。"
"你骗谁？"
"方同学。"我看着他，"你要是不信，咱们去找钱老师，当场再考一次。"
他的脸变了。
"你……"
"我这个人，不怕考。"我说，"我怕的是，有人考不过，就说别人作弊。"
他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后来他没再找过我。
1982年毕业，他分去了部里。
我分去了无线电厂。
再后来，我下海，他还在部里。
2000年，他来找过我一次，说想"合作"。
我让秘书回了三个字：
"不必了。"
第一个月，我去了琉璃厂。
琉璃厂有个老银匠，姓周，七十多了，铺子很小，门口挂着一块木牌。
我进去，把一根金条放在柜台上。
老周看了一眼，没说话，把门帘放下来。
"哪来的？"
"家里留的。"
"多少？"
"一根，十两。"
他拿起来，掂了掂，用牙咬了一下。
"成色不错。"他说，"你要什么？"
"钱。"
"现在黄金收购价，一克十二块。"他说，"十两是五百克，六千块。"
"可你这是私卖。"他抬眼看我，"我要担风险。"
"您给多少？"
"三千。"
"成。"
他数了三千块给我，用报纸包着。
"小伙子。"他说，"以后还有，来找我。"
"您不问来路？"
"不问。"他说，"我这一辈子，见过的金子，比见过的人多。"
"金子不问来路，只问成色。"
我把钱收好，走了。
三千块，在1978年，是一笔巨款。
一个工人一个月工资三十块。
我没乱花。
我买了一块手表，一台收音机，还有一堆电子元件。
然后我去了西城。
按信上的地址，我找到一条胡同。
胡同很窄，两边是灰墙。
走到头，是一座四合院。
院门口有两个门墩，门墩上雕着石狮子。
一只狮子，缺了耳朵。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门开了，出来一个老太太，拎着一个煤球筐。
"你找谁？"
"大娘。"我说，"这院子，以前是不是姓沈？"
她愣了一下。
"沈？"
"是。"
"早没了。"她说，"文革那会儿就没了。"
"人也没了？"
"不知道。"她摇摇头，"这院子现在住了十几户，都是后来分的。"
我站在门口，没走。
"小伙子。"老太太说，"你找沈家干什么？"
"我……"我摸了摸怀里那枚玉，"我是他们家一个远亲。"
"远亲？"她打量我，"那你来晚了。"
"沈家老爷子，文革第二年就没了。"
"老太太呢？"
"也没了。"
"有孩子吗？"
"听说有一个。"她说，"生下来就送人了。"
"送哪儿了？"
"不知道。"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谢谢大娘。"
我转身走了。
走出胡同，我在路边站了很久。
北京的天很蓝。
我想，我爹娘，大概是真的没了。
可我还活着。
我叫沈知远。
九、随身听
1982年，我毕业了。
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到北京无线电厂，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
铁饭碗。
同学都羡慕。
我去了三个月，辞了。
厂长找我谈话。
"小赵，你干得好好的，辞什么？"
"厂长。"我说，"我想自己做点事。"
"做什么？"
"卖东西。"
"卖什么？"
"还没想好。"
他看着我，摇了摇头。
"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笑了笑。
那时候，是1983年。
改革开放第五年，广州已经有了个体户，深圳已经划了特区。
北京还慢一些，可风已经吹过来了。
我揣着两千块钱，坐火车去了广州。
在广州，我认识了一个人，姓梁，做电子表生意。
"你想做什么？"他问我。
"随身听。"我说。
"什么东西？"
我从包里掏出一台。
是我托人从香港带的，索尼的，三百多块。
梁老板接过去，戴上耳机，听了听。
"这玩意儿，好。"他说，"可太贵了。"
"贵，才有人买。"我说。
"什么意思？"
"现在有钱的人，不差这点钱。"我说，"他们缺的是'新鲜'。"
"这玩意儿，往脖子上一挂，走在街上，回头率百分之百。"
梁老板眼睛亮了。
"你有多少？"
"我一台都没有。"我说，"可我能卖。"
"怎么卖？"
"你先给我五十台，我卖完给你钱。"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
"你胆子不小。"
"我这个人，就是胆子大。"
那五十台，我进了八十块一台，卖一百八。
在北京，我在西单租了一个柜台，一个月租金一百二。
第一个月，卖光了。
赚了五千。
第二个月，我进了五百台。
第三个月，我在王府井开了第二家。
1985年，我有了自己的店，叫"知远电器"。
在那之前，我被骗过一次。
1984年冬天，我认识了一个人，姓黄，说是广州一家电子厂的业务员。
"赵老板。"他坐在我店里，翘着二郎腿，"我这儿有一批货，三百台，索尼的，原装。"
"多少钱？"
"一百二一台。"
我心里算了一下。
市面上一百八，我卖二百二，一台赚一百，三百台就是三万。
"太便宜了。"我说，"便宜得不对劲。"
"赵老板是明白人。"他笑了，"这批货，是走私进来的，没交税。"
"所以要现钱。"
"多少定金？"
"三万六，全款。"
"我先付一半。"
"不行。"他摇头，"这货抢手，你不买，别人买。"
我犹豫了。
那时候我二十五岁，胆子大，可也嫩。
"行。"我说，"我给你一万八。"
第二天，我把钱给了他。
他说三天后交货。
三天后，人没了。
我去他留的地址找，是一间空屋。
我问邻居，邻居说："那人早搬走了。"
我站在那间空屋里，站了很久。
一万八，是我全部的家当。
那天晚上，我在旅馆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我去找梁老板。
"老梁。"我说，"我被骗了。"
他听完，抽了口烟。
"谁？"
"姓黄，说是电子厂的。"
"长什么样？"
我说了。
梁老板想了想。
"我知道是谁。"他说，"那人不姓黄，姓吴，专骗外地来的。"
"他在哪儿？"
"在城西，有个窝。"
"带我去。"
"小赵。"他看着我，"你要干什么？"
"我要我的钱。"
"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
梁老板看了我半天。
"行。"他说，"我带你去，但我不动手。"
"不用你动手。"
那天下午，我们去了城西。
一间出租屋，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
姓吴的正坐在桌边数钱。
看见我，他愣住了。
"你……"
"吴老板。"我说，"我的货呢？"
他站起来，往后退。
"什么货？我不认识你。"
"一万八。"我说，"三天前，广州火车站旁边的旅馆。"
他的脸白了。
"你……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怎么找到的，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钱在哪儿。"
他往门口看了一眼。
我侧身挡住门。
"吴老板。"我说，"我这个人，讲道理。"
"你把钱还我，我走。"
"你不还——"
"怎么样？"
我从怀里掏出一把刀。
不是要捅他。
是我从旅馆厨房拿的，一把菜刀。
我把刀放在桌上。
"你不还，我就在这儿坐着。"
"坐到你警察来。"
"警察来了，我就说你诈骗。"
"一万八，够判几年，你自己算。"
他站在那儿，腿在抖。
"兄弟。"他说，"我也是没办法……"
"我不管你有没有办法。"我说，"我只知道，那一万八，是我在东北打猎挣的。"
"我打过狍子，打过野猪。"
"我在雪地里趴过一夜，就为了等一头鹿。"
"那钱，是我的命。"
他看着我。
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箱子。
"钱在这儿。"他说，"少了两千。"
"我花了。"
"两千，我认。"我说，"剩下的一万六，给我。"
他数了钱，递过来。
我数了一遍，收好。
"吴老板。"我站起来，"我劝你一句。"
"别再骗人了。"
"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我一样，只拿回自己的钱。"
我拿起刀，走了。
出门的时候，梁老板站在巷口，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没事？"
"没事。"
"钱呢？"
"要回来了。"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
"小赵。"他说，"你这个人，能成事。"
"为什么？"
"因为你狠。"他说，"可不是那种乱来的狠。"
"你是那种，算清楚了才动手的狠。"
从那天起，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不见兔子不撒鹰。
这条规矩，我守了三十年。
1985年冬天，我被举报了。
举报信寄到区工商局，四个字：投机倒把。
那年头，这四个字能让人倾家荡产。
工商来了三个人，穿制服，进门就贴封条。
"谁是赵向东？"
"我。"
"跟我们走一趟。"
我跟着去了。
一间小屋，一张桌子，两个干部。
"赵向东。"年纪大的那个翻开本子，"有人举报你大量倒卖境外电子产品，扰乱市场。"
"你认不认？"
"不认。"
"不认？"他把本子一推，"你店里那些随身听，哪来的？"
"广州进的。"
"进的货，有票据吗？"
"有。"
我从包里掏出一沓纸，放在桌上。
进货单、运输单、付款凭证，一张一张，按月份排好。
"这是1983年到现在的，一共四十七笔。"
"每一笔都有对方的章。"
那个干部翻了翻，抬头看了我一眼。
"税呢？"
"这是完税证明。"我又掏出一沓，"一本没落。"
"我每个月五号去税务局，雷打不动。"
他翻着那些纸，翻得很慢。
"赵向东。"他忽然问，"你知道自己卖的是什么东西吗？"
"知道。"
"这些东西，国家是管制的。"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一不卖走私货，二不卖假货，三不缺斤短两。"
"我这个店，明码标价，七天包退。"
"您去西单问，没有一个人说我坑过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倒是懂规矩。"
"我不懂规矩，活不到今天。"
那天,他们没封我的店。
临走的时候，那个年纪大的跟我说了一句话。
"小赵。"
"您说。"
"你这个举报，是谁写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
"西单路口，姓马的。"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
姓马的，比我早两年做这行，店面比我大，货比我杂。
他的货，一半是走私的。
三个月后，他被查了。
查出来两百多台走私随身听，罚了款，店也关了。
关店那天，他从我门口过。
"赵向东。"他站在门口，"是你举报的？"
"不是。"
"我不信。"
"马老板。"我说，"我要举报你，早就举报了。"
"我为什么不举报？"
"因为我不需要。"
"我卖的是正经货，你卖的是走私货。"
"我等得起，你等不起。"
他站在那儿，看了我半天。
然后他走了。
走的时候，背有点驼。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他的背影。
我想起1977年，我在靠山屯的地里掰苞米。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有了一个店，一沓票据，一本完税证明。
这些东西，比金子值钱。
因为金子能被人抢走。
规矩不能。
那时候，北京城里戴随身听的年轻人，一半是从我这儿买的。
有人问我："赵老板，你怎么知道这玩意儿能火？"
"因为我知道，人一旦听过好东西，就回不去了。"
十、灵田
1988年，我在北京郊区包了五十亩地。
那时候，随身听的生意正红火。
有人不明白："赵老板，你卖电器的，包地干什么？"
"种菜。"
"种菜能挣几个钱？"
"能挣大钱。"我说。
事情得从1987年春天说起。
那年，我在租的院子里，种了几棵黄瓜。
种子是普通的种子。
水，是灵泉的水。
我每天浇一瓢。
十天后，黄瓜苗蹿得比我还高。
二十天后，结出的黄瓜，一根有一斤半。
我摘了一根，咬了一口。
那味道，我这辈子没吃过。
脆，甜，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清香。
吃完那根黄瓜，我在院子里站了半天。
然后我想起一件事。
前世，我咳了三个月，咳到吐血。
这一世，我从1977年到现在，十一年，一次感冒都没有。
我一直以为是灵泉直接喝的缘故。
现在看来，是这些菜。
那年夏天，我做了一个试验。
试验的对象，是何守义。
老爷子那年七十八，腿脚不利索，一到冬天就喘。
走二十步，要扶着墙歇一歇。
医生私下跟我说过，他的肺，撑不过三年。
我给他送了一筐菜。
不是普通的菜。
是我用灵泉浇出来的菜。
我没告诉他。
我也没告诉任何人。
我想知道一件事——
这东西，到底能不能救人。
他吃了半个月。
半个月后，他给我打电话。
"知远。"
"嗯。"
"你那菜，哪儿买的？"
"自己种的。"
"你再给我送点。"他说，"我这两天，能下楼了。"
我愣住了。
"您能下楼了？"
"能。"他说，"走到胡同口，不喘了。"
那天下午，我坐在院子里，想了很久。
我想的不是"这菜真好吃"。
我想的是另一件事。
这东西，能救命。
能救命的东西，就是筹码。
我这一辈子，要拿它去换什么，给谁，不给谁。
我得想清楚。
从那天起，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
灵泉浇出来的东西，不随便给人。
只给两种人。
一种，是对我好过的。
一种，是还没长大的孩子。
第一种，是还债。
第二种，是投资。
至于那些既没对我好过、又已经长大了的人——
我不欠他们。
这条规矩，我守了三十年。
后来守到我自己都忘了，它是什么时候立的。
可每一次要拿出来的时候，我都记得。
1988年春天，我包了五十亩地。
在昌平，一个叫小汤山的地方。
地是沙壤土，适合种菜。
我雇了十二个农民，搭了三十个大棚。
灵泉每天十斤，我兑一百倍的水，浇下去。
第一批种的是黄瓜、西红柿、小油菜。
收上来那天，我请了三个饭店的采购来看。
其中一个，是建国门外一家涉外饭店的。
他拿起一根黄瓜，看了看，闻了闻，咬了一口。
然后他不说话了。
"怎么样？"
"赵老板。"他说，"你这黄瓜，我出三倍的价。"
"为什么？"
"因为我们饭店，接待外宾。"他说，"外宾吃的东西，讲究。"
"你这黄瓜，是我这几年见过的，最好的。"
那年，我的菜，进了六家涉外饭店。
第二年，进了十二家。
1990年，我注册了一家公司，叫"知远农业"。
有人笑我。
"赵老板，你卖电器卖得好好的，搞什么农业？"
"农业不挣钱。"
"挣。"我说，"只是慢。"
"慢，才稳。"
1995年，知远农业的菜，进了北京的超市。
那时候，超市刚开始有"净菜"专柜。
我的菜，比别人的贵一倍。
有人问："凭什么？"
"凭它好吃。"我说。
"好吃能当饭吃？"
"能。"我说，"人这一辈子，吃是最要紧的。"
"你把吃做好了，别的都好说。"
2003年，我做了会员制。
一年一万二，每周送两次菜。
有人骂我贵。
我说："你先吃一个月。"
"一个月后，你要是觉得不值，我退你钱。"
退钱的人，不到百分之三。
有个老客户，是个退休的老教授。
他吃了三年，给我写了封信。
"赵老板：我今年八十二，三十年老胃病。"
"吃了你的菜三年，胃不疼了。"
"我不知道是你的菜好，还是我的心理作用。"
"可我知道，我这三年，没进过医院。"
我把那封信，裱起来，挂在办公室里。
后来有人问我，你做农业，图什么？
"图两件事。"我说。
"第一，图挣钱。"
"第二，图让人吃上一口好东西。"
"这两件事，不冲突。"
2010年，知远农业的年营收，过了十个亿。
2015年，它成了集团里最稳的那块。
有人算过，我这一辈子，做电器，做手机，做投资，赚了很多钱。
可我自己知道，最值钱的，是那五十亩地。
因为钱会贬值。
地不会。
好东西，也不会。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五十亩地，十几年后会救我一次。
救我的方式，不是给我钱。
是给我一条退路。
让我在所有人都在烧钱的时候，手里还有一口能挣钱的井。
十一、认购证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我在报纸上看见这条消息，看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去了上海。
那时候，股票是个新鲜东西。
大部分人不懂，也不敢碰。
我懂一点。
我在清华学的无线电，可我自己看了三年的经济学书。
我知道，一个国家要搞市场经济，股票市场是绕不过去的。
1992年，深圳发新股认购抽签表。
一张表一百块，中签了能买一千股。
我带了二十万，去了深圳。
排队的人，从街头排到街尾。
我排了三十六个小时。
买到三百张表。
有人出五百一张收，我不卖。
开奖那天，我中了四十七张。
四十七张，每张一千股，一共四万七千股。
上市第一天，涨了八倍。
我赚了三百多万。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深圳的酒店里，看着窗外的灯。
我想起1977年，我在靠山屯的地里掰苞米，一个工分八分钱。
我想起1985年，我弟在北京念书，我给他送钱，住八毛钱一晚的地下室。
我笑了。
笑完了，我给琉璃厂的老周打了个电话。
"周爷，我是向东。"
"哟，小赵。"他说，"发财了？"
"发了一点。"
"还卖金子吗？"
"不卖了。"我说，"我买。"
十二、四合院
1993年，北京的房价还没起来。
四合院，一套几千块，没人要。
因为住着人，一户一户的，产权乱，拆迁麻烦。
我买的第一套，就是西城那座。
我找了街道，一户一户谈。
"搬走，我给你们一套楼房，两居室。"
有人信，有人不信。
不信的，我加钱。
谈了八个月，十七户，全搬走了。
最后一家，是个老太太，死活不走。
"我在这儿住了四十年。"她说，"我死也死在这儿。"
我去了三趟。
第四趟，我带了东西。
一袋米，一桶油，还有一台随身听。
"大娘。"我说，"这院子，我要修。"
"修好了，您还住这儿。"
"住哪间？"
"东厢房，朝南，采光好。"
她愣了。
"你不赶我走？"
"不赶。"我说，"我买这院子，是想让它活过来。"
"不是想让它死。"
老太太看了我半天。
"小伙子。"她说，"你这个人，有点意思。"
后来她真住下了。
我修院子的时候，她天天在旁边看着，给我递水。
"这砖不能这么砌。"她说，"老辈子不是这么砌的。"
"那怎么砌？"
"你得用糯米灰浆。"
我听她的。
修好那天，她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槐树，哭了。
"四十年了。"她说，"这院子，又像样了。"
那年之后，我一共买了七套四合院。
后海两套，南锣鼓巷三套，西城两套。
有人笑我傻。
"赵老板，你买这些破院子干什么？"
"因为地是有限的。"我说。
"城里的地，就那么点。"
"人越来越多，地越来越贵。"
"你现在不买，以后买不起。"
他们不信。
二十年后，那七套院子，值十几个亿。
十三、MP3
1999年，我在深圳。
那时候我在华强北有一间铺子，卖电子元器件。
有一天，一个香港来的客人，拿了一个小东西给我看。
火柴盒大小，插一张卡，戴上耳机就能听歌。
"这叫MP3。"他说，"韩国出的，刚上市。"
我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多少钱？"
"一千二。"
"能装多少歌？"
"七八首。"
我笑了。
"七八首，卖一千二？"
"新鲜嘛。"他说。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我想起1983年，我卖随身听。
那时候一台随身听，能装一盘磁带，十二首歌。
现在这个MP3，能装七八首，可它没有磁带，没有机械结构，摔不坏。
我知道，时代要变了。
2000年，我在深圳宝安租了一个厂房，两百平，二十个工人。
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生产，是拆。
我买了十台韩国的MP3，一台一台拆开，看里面的芯片、闪存、解码方案。
拆完，我找了一家台湾的方案公司，买了整套方案。
第一批"知远MP3"，五百台，成本一百八，卖三百九十九。
一个月卖光。
第二年，五万台。
第三年，五十万台。
那时候，华强北一条街，一半的柜台在卖MP3。
有人问我："赵老板，这么多仿的，你不怕？"
"不怕。"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仿得了外形，仿不了渠道。"我说。
"我在全国有三百个经销商，他们明天开始铺，最快也要三个月。"
"三个月，我已经换代了。"
2003年，MP3价格战打得最凶的时候，我把库存清了一半，转做MP4。
能看视频的那种。
经销商骂我疯了。
"MP4那么贵，谁买？"
"会有人买。"我说，"因为人一旦看过彩色的东西，就不想再看黑白的了。"
2004年，MP4卖爆。
那一年，我的公司营收两个亿。
十四、小灵通
2003年，还有一件事。
小灵通。
那玩意儿，只能在本市用，出了城就没信号。
可它便宜，话费是手机的三分之一。
我给运营商做了三年贴牌。
最多的一年，出货四百万台。
那时候，中国每卖出十台小灵通，有三台是我的厂做的。
有人劝我："赵总，你做小灵通，不如做手机。"
"手机才是未来。"
"我知道。"我说，"可手机现在太贵，一台三四千，老百姓买不起。"
"小灵通一千块，能打电话，就够用了。"
"先把人教会用手机，再卖给他们好手机。"
2007年，小灵通开始退网。
我的厂子转型，做手机。
十五、手机
2008年，我做了第一台"知远手机"。
那时候，国产手机是"山寨"的代名词。
我做了一件事：把售后做到县城。
全国两千个县，每个县一个维修点。
"手机坏了，三天修好，修不好换新的。"
这句广告语，在农村市场炸了。
2010年，知远手机出货八百万台。
2012年，两千万台。
2013年，出事了。
那一年，互联网手机起来了。
人家在网上卖，没有门店，没有经销商，价格比我们低三百。
我们的渠道，一下子成了包袱。
两千个县的维修点，三百个经销商，三万个店员。
全是成本。
那年年底，董事会开会。
"赵总。"一个投资人站起来，"我们必须砍渠道。"
"不砍，明年就亏。"
我坐在主位上，没说话。
"赵总。"他说，"您得做个决定。"
我把一份报表推过去。
"这是什么？"
"知远农业的报表。"
他愣了一下。
"农业？"
"对。"我说，"去年，农业公司做了十一个亿。"
"利润两个亿。"
会议室里静了。
"你们只看见手机这一块亏。"我说，"你们没看见，农业这一块，在挣钱。"
"而且挣的是现金。"
"手机是重资产，压货，压渠道，压账期。"
"农业是轻资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所以——手机可以亏两年。"
"农业亏不了。"
那个投资人不说话了。
"第二件事。"我说，"你们说渠道是包袱。"
"我不这么看。"
"三万个店员，两千个县的门店。"
"那不是包袱。"
"那是入口。"
"什么入口？"
"人。"我说，"三万个店员，每天见几万个客户。"
"这些客户，买了我们的手机，就信我们。"
"信我们，就能买我们的菜。"
那天，我提了一个方案。
门店改名字。
不叫"知远手机专卖店"。
叫"知远生活馆"。
一半卖手机，一半卖菜。
买手机，送一个月农场菜。
买农场菜，送手机优惠券。
农业的会员，一百万，全导进手机。
手机的客户，四千万，全导进农业。
"别人打价格战，烧的是投资人的钱。"我说。
"我打价格战，烧的是卖菜的钱。"
"卖菜的钱，是我的。"
"我不心疼。"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过了很久，那个投资人问："赵总，您这个方案，谁想出来的？"
"我自己。"
"什么时候想的？"
"1988年。"
"那年我包了五十亩地。"
"我就知道，有一天，这五十亩地会救我。"
2014年，我们活下来了。
那年，"知远生活馆"开了八千家。
卖手机，也卖菜。
有个县城的老太太，来买手机，顺便买了一箱西红柿。
"你们这西红柿，比我种的好吃。"她说。
"大娘，这是我们自己农场种的。"
"那你们还卖手机？"
"卖。"店员说，"手机是我们的主业。"
"菜是我们的良心。"
老太太笑了。
"你们这店，有意思。"
那年，知远手机出货三千万台。
知远农业，营收十五个亿。
2015年，我们反超了。
那年，知远手机出货四千万台，全国第三。
公司上市。
敲钟那天，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的人。
有投资人，有经销商，有我的员工。
没有赵家的人。
十六、那个家
1993年，我回过一次靠山屯。
不是探亲。
是去给孙妈上坟。
孙妈的坟在村后的山坡上，一个小土包，连块碑都没有。
我给她立了碑。
碑上刻着："孙秀英之墓。养育之恩，没齿不忘。"
跪下去的时候，我想起前世。
前世我死的时候，没人给我立碑。
这一世，我先给她立。
上完坟，我去了赵家。
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墙更破了。
我娘（养母）坐在门口，看见我，愣了半天。
"向东？"
"嗯。"
"你……你回来了？"
"回来看看。"
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
"快进屋，快进屋。"
我进去了。
屋里还是那个样子，炕席，木箱，墙上的年画。
我爹坐在炕上，看见我，把烟袋放下了。
"向东。"
"嗯。"
我弟不在。
"向军呢？"
"出去了。"我娘说，"在镇上，做点小买卖。"
"做什么？"
"卖衣服。"
"挣钱吗？"
她不说话了。
那天中午，她给我做了一顿饭。
苞米面饼子，炖土豆，一碗鸡蛋羹。
鸡蛋羹是给我一个人做的。
"向东。"她坐在旁边，看着我吃，"你在北京，过得好吧？"
"还行。"
"听说你做大买卖了。"
"嗯。"
"那……"她搓着手，"你弟他，想跟你借点钱。"
我放下筷子。
"借多少？"
"五万。"
"干什么？"
"他说要进货。"
我看着我娘。
"娘。"我说，"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1977年那张通知书，你知道不知道？"
她的脸白了。
"我……"
"你知道。"我说，"你不但知道，你还帮着我爹一起瞒我。"
"向东——"
"你还记得吗？"我说，"那年冬天，我说我考上了，我爹说没考上。"
"你在旁边说，'没考上就没考上，明年再考'。"
"你那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你想的是，'这孩子要是走了，谁给家里挣工分'。"
她的眼泪掉下来了。
"向东。"她说，"娘对不起你。"
"你不是我娘。"我说。
她愣住了。
"我娘叫孙秀英。"我说，"她给我立过规矩，教我做人。"
"她死的时候，你男人把我亲爹娘留的金子吞了。"
"你养我十九年，我给你们家干了十九年。"
"咱们两清。"
我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沓钱，放在桌上。
"这是五万。"
"不是给他的。"
"是给你的。"
她愣住了。
"给我？"
"你养过我。"我说，"八岁那年我发高烧，你背我走了二十里地。"
"十二岁那年，家里就一个鸡蛋，你给了我。"
"这钱，还你。"
"你怎么花，我不管。"
"给向军，也是你的事。"
"但只有这一次。"
"以后别再来了。"
我走出院子。
走到门口，我娘追出来。
"向东！"她喊，"你就这么走了？"
"走了。"
"你……你恨我们？"
我回过头。
"不恨。"我说。
"我要是恨你们，我就不会给这五万。"
"我只是不想再看见你们了。"
"看见你们，我就想起前世的我自己。"
"那个死在土坯房里，没人给立碑的赵向东。"
她站在门口，越变越小。
我上了车，走了。
十七、沈家
1983年，我找过一个人。
姓何，叫何守义，七十多岁，住在东城一条胡同里。
他以前是沈家的管家。
我找到他，是因为琉璃厂的老周。
老周说："沈家的事，你去问何老头。他什么都知道。"
我带着那枚玉佩去了。
何老头开门，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找谁？"
"何爷爷。"我说，"我姓赵，叫赵向东。"
"我来问沈家的事。"
他的眼神变了。
"进来。"
屋里很暗，摆着一张八仙桌。
他给我倒了杯茶。
"你怎么知道沈家？"
我把玉佩放在桌上。
他看着那枚玉，手抖了。
"这玉……"
"是沈崇文的。"
"你从哪儿得的？"
我把信拿出来。
他看完信，坐在那儿，半天没动。
"你叫什么？"
"赵向东。"
"不。"他抬起头，"你叫沈知远。"
"你是沈家的小少爷。"
那天下午，他跟我说了很多。
沈崇文，是北京的老字号"沈记绸缎"的东家，也是清华的教授。
他太太苏静，是协和的医生。
1966年，文革开始。
沈家被抄，崇文被带走，苏静被下放到干校。
走之前，他们把刚出生的孩子，托给了孙妈。
"孙妈是沈家的老人。"何守义说，"跟了三十年。"
"老爷把一箱金子给了她，说，'孙姐，孩子就托给你了'。"
"后来呢？"
"后来，老爷没了。"他说，"1968年，死在干校。"
"太太也没了。1970年，病死在江西。"
"沈家的宅子，充了公。"
"我那时候被赶出来，什么都不知道。"
"我找了你们很多年。"
他抬起头，看着我。
"我找孙妈，找不到。"
"我找人打听，说山东有个村子，抱回来一个孩子。"
"可我去了，没找到。"
"我以为是死了。"
我看着这个老人。
他七十多了，头发全白，说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何爷爷。"我说，"我娘，孙秀英，死了。"
"什么时候？"
"1972年。"
"她死之前，把金子给了我养父。"
"她没说我是谁。"
"她只说，'这孩子命硬，好好养'。"
何守义低下头，眼泪掉在桌上。
"她是个好人。"他说。
"是。"
"她死的时候，我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
那天，他留我吃了顿饭。
饭很简单，一盘炒鸡蛋，一碗面。
"少爷。"他说，"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别叫我少爷。"我说，"我叫赵向东。"
"我是孙妈养大的。"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好。"他说，"不叫少爷。"
"叫知远。"
"知远。"他念了一遍，"老爷给你起的名字。"
"知远。"
"什么意思？"
"知者不惑，远者不殆。"他说。
"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话。"
我坐在那儿，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那天临走的时候，何守义又叫住我。
"知远。"
"嗯。"
"还有一件事。"
他转身进屋，翻了一会儿，拿出一个布包。
布包里是半张红纸。
已经发黄了，边角卷着。
上面写着生辰八字。
"这是什么？"
"庚帖。"他说，"你爹给你定过一门亲。"
我愣住了。
"什么？"
"沈家和顾家，是世交。"他说，"顾老爷子叫顾维钧，清华的教授，跟你爹是同事。"
"两家太太前后脚怀的孕。"
"你爹跟顾老爷子喝酒，说，若是一男一女，就结个亲家。"
"后来，你生了，是个儿子。"
"顾家生了个女儿，叫顾南枝。"
"比你小半岁。"
"这半张庚帖，是顾家那一半。"
"另一半在你爹手里。"
"他走之前，把两半都给了我。"
"让我将来交给你。"
我接过那半张庚帖，看了很久。
红纸上的字，是毛笔写的，一笔一画，很端正。
"顾家呢？"
"散了。"何守义说，"文革一开始，顾老爷子就没了。"
"他太太带着女儿，回了河北老家。"
"后来就没消息了。"
我把庚帖收进怀里。
"何爷爷。"我说，"我想找她。"
"找？"他看着我，"都十几年了。"
"找。"我说，"我爹定下的亲事，我得去看看。"
"看一眼，算个数。"
何守义看了我半天。
"知远。"他说，"你这脾气，跟你爹一模一样。"
"他当年追你娘，也是这么说的。"
"说什么？"
"'我认准的人，我得去看看，看一眼，算个数。'"
后来，何守义活到了1995年。
他死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
"知远。"
"嗯。"
"沈家的东西，你收着了？"
"收着了。"
"那枚玉，别卖。"
"不卖。"
"那是你爹的东西。"
"我知道。"
"顾家那丫头，"他忽然问，"找到了吗？"
"找到了。"
"好。"他说，"那就好。"
"你爹在底下，也能安心了。"
他挂了电话。
三天后，他走了。
我去送他。
送葬的只有三个人：我、老周，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邻居。
墓碑上，我刻了六个字：
"沈家管家何公。"
十八、南枝
找顾南枝，我找了两年。
第一年，我去了河北。
何守义说，顾太太带着女儿回了老家。
我按着地址，找到一个叫白洋淀边上的村子。
村里人说，顾太太早就死了。
"哪一年？"
"七几年吧。"一个老太太说，"记不清了。"
"她女儿呢？"
"让亲戚接走了。"
"哪个亲戚？"
"好像是保定的。"她说，"姓王。"
"叫什么？"
"不知道。"
我去了保定。
保定这么大，姓王的成千上万。
我找了半年，没找到。
第二年，我换了个法子。
我托人查了那几年从北京下放到河北的教师名单。
顾维钧是清华的教授，他太太苏敏，是中学的语文老师。
名单上有几百个人。
我一个一个找。
1985年春天，我找到了。
保定下面一个县城，县中学。
一间办公室，四张桌子。
一个女老师，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在批作业。
她穿着蓝布褂子，头发扎在脑后，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
我站在门口。
"请问，顾南枝在吗？"
她抬起头。
"我就是。"
我看着她。
她也看着我。
"你是？"
"我姓沈。"我说，"沈知远。"
她的笔掉了。
"你说什么？"
"沈知远。"我说，"沈崇文的儿子。"
她站起来，椅子往后一倒，"咣"一声。
"你……"
"我来晚了。"我说。
她站在那儿，看着我，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
那天下午，我们在学校后面的河边坐了很久。
她跟我说了她这十几年。
文革开始那年，她六岁。
父亲被带走，母亲抱着她，从北京坐火车到保定，又从保定坐汽车到县里。
"我记得那天特别冷。"她说，"我娘把她的棉袄脱下来，裹着我。"
"她自己穿一件单衣。"
到县里之后，母亲在一个远房亲戚家落了脚，改了姓。
"我娘改名叫王秀兰。"她说，"我叫王枝。"
"王枝。"
"嗯。木字旁那个枝。"
1970年，母亲病死了。
她十一岁。
"我记得那天，我娘拉着我的手，说，'枝儿，你要记住，你爹姓顾，你姓顾。'"
"她说，'将来有一天，会有人来找你。'"
"我问她，谁来找我。"
"她说，'一个姓沈的。'"
母亲死后，亲戚不愿意养她，把她送到姨家。
姨家有三个孩子，日子紧。
"我在姨家住了五年。"她说，"吃不饱，可也没饿死。"
1975年，她初中毕业，下乡两年。
1977年，高考恢复，她考上了保定师范。
"我考师范，是因为师范管饭。"她说，"我那时候，就想着吃饱。"
1979年，她毕业，分到县城中学，教语文。
一个月工资三十四块。
学校给她一间宿舍，八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煤炉。
"冬天漏风。"她说，"我拿报纸把窗缝糊上。"
"糊了三层，还是漏。"
"后来我就习惯了。冷的时候，我就多改几本作业。"
每年清明，她去给母亲上坟。
父亲的坟在北京，她不知道在哪儿。
"我娘说，我爹是教授。"
"教授是什么，我那时候不懂。"
"后来我知道了，教授是很有学问的人。"
"我就想，我爹那么有学问，他一定希望我念书。"
所以她念了。
一个人，从十一岁念到二十二岁。
有人给她提过亲。
县里一个干部，县中学一个老师，还有一个开拖拉机的。
她都没答应。
"为什么？"
"我娘说，沈家要是还有人，你就等着。"
"我等了十三年。"
我看着她。
"这十三年，你就没想过，沈家可能真的没人了？"
"想过。"她说，"想了很多次。"
"1980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我一个人在宿舍里改作业，改到半夜。"
"炭烧完了，手冻得握不住笔。"
"我就想，要是沈家真的没人了，我就这么过一辈子。"
"一个人，教一辈子书，死在那个八平米的屋子里。"
"没人知道我是谁。"
她说到这儿，笑了一下。
"后来我想，那也没什么。"
"我娘一个人把我带大，也没人知道她是谁。"
"我们这样的人，本来就不指望有人记得。"
我没说话。
过了很久，我说：
"我记得。"
她抬起头。
"从现在起。"我说，"我记得。"
"我娘临死前跟我说，"她说，"沈家的亲事，不能赖。"
"她说，沈家要是不在了，你就自己过。"
"沈家要是还有人，你就等着。"
"我等了十三年。"
我看着她。
"你为什么不找？"
"找谁？"她笑了笑，"我只知道一个名字，沈知远。"
"北京那么大。"
"我一个河北的乡下老师，怎么找？"
我没说话。
"你呢？"她问，"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查了两年。"我说，"从北京查到河北，从河北查到保定。"
"最后在一份下放教师的名单上，看见你娘的名字。"
"我顺着名字，找到了学校。"
她低下头。
"沈知远。"她念了一遍，"我娘说，这个名字，是我未来的丈夫。"
"你认不认？"
我看着她。
"认。"我说。
"我爹定下的亲事，我认。"
"不过——"我顿了顿，"你认不认，是你的事。"
"我不逼你。"
她抬起头。
"我要是不认呢？"
"那我就走。"我说，"我看一眼，算个数。"
"看完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
"你这人，说话真怪。"
"我爹说，我像他。"
1985年冬天，我们结了婚。
没办酒，就请了何守义、老周，还有她学校的几个同事。
一桌人，吃了顿饭。
她穿着一件红毛衣，是托人从北京买的。
"沈知远。"她端着杯子，"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你娶我，是因为你爹的婚约，还是因为你自己？"
我想了想。
"一开始，是因为婚约。"我说。
"后来呢？"
"后来，是因为你等了我十三年。"
"一个等了我十三年的人，我不能辜负。"
她笑了。
"那我也问你一句。"
"你说。"
"你以后，会不会对不起我？"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人，算账算得清。"我说，"欠了十三年，我还一辈子。"
1988年，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取名沈念。
念，是念想的念。
她问我："念什么？"
"念我爹娘。"我说，"他们没看见我结婚。"
"也念何守义。"
"他也没看见。"
她抱着孩子，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沈知远。"
"嗯。"
"以后每年清明，咱们带孩子去看看他们。"
"好。"
十九、李秀芝
李秀芝是隔壁村的。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她比我小一岁，梳两条辫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前世，1976年，我们订了亲。
没办酒，就是两家大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
我给她买了一块头巾，红色的。
她说："向东，等你从东北回来，咱们就办事。"
我说："好。"
我在东北待了三年。
第一年，她给我写信，一个月一封。
第二年，两个月一封。
第三年，不写了。
1978年我回去，她已经嫁给了我弟赵向军。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向军说，他能让我进城。"
"他还说，你考不上大学，一辈子就是个农民。"
我看着她。
"秀芝。"我说，"我要去北京念书了。"
她愣了。
"什么？"
"清华。"我说，"通知书下来了。"
她的脸白了。
"你……你怎么不早说？"
"我说了。"我说，"我写信告诉你了。"
"我没收到。"
"向军把信截了。"
她站在那儿，眼泪掉了下来。
"向东……"
"你别哭。"我说，"你嫁都嫁了。"
"我不怪你。"
"你只是选了一条你以为更好的路。"
前世，我到死都不知道这件事。
前世，我一直以为，是她嫌我穷。
前世，我恨了她十几年。
这一世，我知道了。
我不恨她。
她也是个被人算计的人。
1993年，我回村那次，南枝跟我一起去的。
给孙妈立完碑，又去了赵家。
从赵家出来，天快黑了。
我说："去村口看看。"
南枝问："看什么？"
"看一口井。"
村口的井还在。
井台是青石的，磨得发亮。
一个女的蹲在井边洗衣服，背对着我们。
"秀芝。"我说。
她回过头。
人瘦了，脸黄了，两个酒窝没了。
"向东。"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
然后她看见了我身后的南枝。
"这是……"
"我媳妇。"我说，"顾南枝。"
南枝往前走了一步。
"你好。"
李秀芝看着她，看了很久。
南枝穿得很素，一件灰毛衣，头发扎着，手上没戒指，脖子上没链子。
可她站在那儿，很稳。
"你……"李秀芝开口，声音有点干，"你就是他媳妇？"
"嗯。"
"等了多久？"
南枝想了想。
"十三年。"
李秀芝不说话了。
过了半天，她说："我一天都没等。"
井边很静。
风从麦地里吹过来。
"向东。"李秀芝低下头，"我对不起你。"
"你没有。"
"我有。"她说，"那年，向军跟我说，你考不上大学，一辈子没出息。"
"他说他能让我进城，吃商品粮。"
"我信了。"
"我嫁过去才知道，他那个大学，念了半年就退了。"
"他根本没本事。"
"他就是嘴甜。"
我看着她。
"秀芝。"我说，"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凑合。"
"他喝酒，喝多了就打人。"
"我忍了十几年了。"
我没说话。
"向东。"她忽然说，"你说，我要是当年等你，会怎么样？"
我想了想。
"你会过得比现在好。"
"那……"
"可你不会等我。"我说，"你当年选了，就是选了。"
"人这一辈子，选了就得认。"
她站在那儿，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放在井台上。
"这是一千。"我说，"你拿着。"
"我不要。"
"拿着。"我说，"不是给你的。"
"是给你孩子的。"
"孩子没罪。"
她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我有孩子？"
"你手上有茧。"我说，"洗衣服洗的。"
"你以前不洗衣服。"
她低下头，哭出了声。
这时候，南枝蹲下去，从包里拿出一个布包。
打开，里面是铅笔、本子，还有一个帆布书包。
"给孩子。"她说。
李秀芝愣住了。
"这……"
"我是老师。"南枝说，"这些东西，比钱有用。"
"孩子叫什么？"
"……小满。"
"几岁？"
"八岁。"
南枝点点头。
"八岁。"她说，"该上二年级了。"
她把书包递过去。
"让他念书。"
"念好了，来北京。"
"来找我们。"
李秀芝抱着那个书包，手在抖。
"你……"她看着南枝，"你不介意？"
"介意什么？"
"他给我钱。"
南枝笑了一下。
"他给的是孩子。"她说，"孩子没罪。"
"再说了，"她顿了顿，"我要是连这个都介意，我那十三年，就白等了。"
李秀芝站在那儿，抱着书包，哭得说不出话。
我站起来。
"秀芝。"
她抬起头。
"以后孩子要念书，让他去北京找我。"
"我供他。"
南枝在旁边补了一句：
"来的时候，住我家。"
"我给他做饭。"
我没再回头。
走出村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站在井边，抱着那个书包。
南枝走在我旁边，没说话。
走了一段，她忽然说："沈知远。"
"嗯。"
"那个女的，挺可怜的。"
"嗯。"
"你以前喜欢她？"
我想了想。
"以前以为喜欢。"
"现在呢？"
"现在知道，那不是喜欢。"我说，"那是不甘心。"
"不甘心什么？"
"不甘心我拼了命挣的工分，养出来的弟弟，回头把我订过亲的人娶走了。"
南枝沉默了一会儿。
"沈知远。"
"嗯。"
"你这个人，真记仇。"
"我记性不好。"我说，"就记仇这一样。"
她笑了。
"走吧。"她说，"回家。"
"嗯。"
"儿子还在家等着。"
我想，这一世，我谁都不欠了。
二十、赵向军
2001年，赵向军来找过我。
他在我公司楼下等了三天。
保安赶他，他不走。
"我找我哥！"他喊，"我哥是赵向东！"
我让秘书把他带上来。
他进来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
四十岁的人，头发掉了一半，肚子挺着，穿一件假名牌夹克。
"哥。"他一进门就笑，"你可真行啊。"
"坐。"
"哥，你这办公室，得有几百万吧？"
"有事说事。"
他搓了搓手。
"哥，我最近手头紧。"
"多少？"
"三十万。"
"干什么？"
"做点生意。"
"什么生意？"
"就……一个项目。"
我看着他。
"向军。"我说，"你还记得1977年吗？"
他的笑僵了一下。
"哥，那都多少年了……"
"你顶了我的名额，去了北京。"
"念了半年，退学了。"
"为什么退学？"
"我……我学不进去。"
"学不进去，你顶它干什么？"
他不说话了。
"向军。"我说，"你知道那半年，我在干什么吗？"
"我在靠山屯的地里，掰苞米。"
"一个工分八分钱。"
"我一天掰三百斤，挣两块四。"
"我把钱寄回家，给你交学费。"
"你在北京，拿着我的通知书，花着我寄的钱。"
他的脸白了。
"哥……"
"我不恨你。"我说，"你也是你爹安排的。"
"可我不会再给你钱了。"
"哥！"他站起来，"我是你弟！"
"你不是。"我说。
"我是沈知远。"
"我姓沈。"
他站在那儿，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
"三十万，我没有。"我说。
"三万，有。"
"不是给你的。"
"是给你孩子的。"
"你孩子要念书，让他来找我。"
"我供他。"
"你，一分没有。"
他站在那儿，脸一阵红一阵白。
最后他走了。
走的时候，他把门摔得很响。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扇门。
我想起前世。
前世，他翻我的箱子，说"就这？"
前世，我死的时候，他连一滴眼泪都没掉。
这一世，我给他孩子一条路。
这是我能做的，最大的仁至义尽。
因为孩子还没长大。
他长大了。
我立的那条规矩，只管两种人。
他不在里面。
二十一、最后一程
2008年，我娘（养母）病重。
是村里人给我打的电话。
"向东啊，你娘不行了。"
"她想见你一面。"
我在深圳开会。
挂了电话，我给农场的场长打了个电话。
"给我熬一锅汤。"
"什么汤？"
"什么都行。"我说，"要浓。"
他把汤熬好了，我拎上飞机。
过安检的时候，人家不让带。
我说："这是给我娘送的。"
人家看了我一眼，让我过了。
南枝跟我一起去的。
从北京到济南，从济南到县里，一路都是她拎着。
"你歇会儿。"我说。
"不累。"她说。
"你拎了一路了。"
"我拎着，心里踏实。"她说。
到医院的时候，是半夜。
她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我爹坐在旁边，头发全白了。
看见我，他站起来。
"向东。"
"嗯。"
"你娘……她一直念叨你。"
南枝把保温桶放在门口，没进去。
"你去吧。"她说。
"你不进？"
"这是你们家的事。"她说，"我在外面等着。"
我看着她。
"南枝。"
"嗯。"
"谢谢你。"
她笑了笑。
"谢什么。"她说，"我嫁给你二十三年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提着那个保温桶，站在病房门口。
护士拦住我。
"大爷，病人不能进食。"
"为什么？"
"胃已经坏了。"她说，"吃什么吐什么。"
我站在那儿，手里拎着那个桶。
桶还是热的。
我想起二十年前，我给何守义送菜。
那时候我以为，这东西能救命。
后来我才知道，它只能救还能吃饭的人。
救不了已经吃不下的人。
也救不了，那些早就把路走绝了的人。
我把保温桶放在走廊的椅子上。
然后我走进病房。
我走到床边。
她睁开眼，看见我，愣了一下。
"向东？"
"嗯。"
"你来了。"
"来了。"
她伸出手，我握住了。
那只手很凉，跟孙妈死的时候一样凉。
"向东。"她说，"娘对不起你。"
"我知道。"
"你恨娘吗？"
我想了想。
"不恨。"
"为什么？"
"因为你养过我。"我说，"我八岁那年发高烧，你背我走了二十里地去卫生院。"
"我十二岁那年，家里就一个鸡蛋，你给了我。"
"这些，我记着。"
她的眼泪掉下来了。
"向东。"
"嗯。"
"你叫我一声娘，行吗？"
我看着她。
看了很久。
"娘。"我说。
她笑了。
笑得像个小孩子。
那天晚上，她走了。
走的时候，手还握着我的。
我给她办了丧事。
碑上刻着："赵门刘氏之墓。养育之恩，不敢忘。"
我爹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
丧事办完，我要走。
他叫住我。
"向东。"
"嗯。"
"那箱金子，我吞了。"他说，"我不是人。"
"我知道。"
"你恨我吗？"
"恨过。"我说，"现在不恨了。"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遭报应了。"我说。
他愣住了。
"你两个儿子，一个不成器，一个不认你。"
"你守着这个院子，一个人过。"
"这就是报应。"
他站在那儿，眼泪掉下来了。
"向东。"他说，"我错了。"
"我知道。"我说。
"错了就错了。"我说，"日子还得过。"
"你保重。"
我上了车，走了。
后视镜里，他站在村口，越变越小。
我想，这一世，该还的，都还了。
二十二、尾声
2018年，我六十岁。
那年，我的公司做了三千亿的营收。
有人叫我"首富"。
我不喜欢这个称呼。
我还是喜欢别人叫我"老赵"。
我住在西城那座四合院里。
就是当年那个缺了耳朵的石狮子守着的院子。
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是我买下来那年种的。
现在长得很高了。
夏天的时候，树荫能盖住半个院子。
我每天早上起来，泡一壶茶，坐在树下。
南枝坐在旁边，给我续茶。
她今年六十了，头发白了一半，还是那个样子。
话不多，一说话就扎人。
"沈知远。"她今天又扎我。
"嗯。"
"你又在想什么？"
"想从前。"
"从前有什么好想的。"她说，"从前你连饭都吃不饱。"
"可从前有你。"
她愣了一下。
"我那时候还没嫁给你呢。"
"我知道。"我说，"可我想想，也算。"
她低下头，笑了。
笑了半天，说了一句：
"老不正经。"
有时候会想起前世。
想起靠山屯那间漏风的土坯房。
想起那床破被子。
想起那一百三十七张汇款单。
想起我死的时候，没人知道。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前世我没有死，会怎么样？
大概会一直在那个村子里，打猎，种地，寄钱。
大概会一直不知道，我叫沈知远。
大概会一直以为，我是赵家的儿子。
后来我想明白了。
前世那一死，是老天爷给我的一次机会。
让我看清了那个家。
让我重活了一次。
有一天，我孙子问我："爷爷，你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是什么？"
我想了想。
"分家。"
"分家？"
"嗯。"我说，"1978年，我十九岁，跟家里分了家。"
"分了家，我才成了我自己。"
"爷爷。"他说，"那你最后悔的事呢？"
"最后悔的……"
我想了很久。
"最后悔的，是前世那十九年。"
"我把最好的年纪，给了一群不值得的人。"
"爷爷。"他说，"那你这辈子，值吗？"
我笑了。
"值。"
"怎么个值法？"
"我这辈子，"我说，"没白活。"
"我读了自己该读的书。"
"娶了自己想娶的人。"
"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还让一些人，跟着我过上了好日子。"
"这就值了。"
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坐在树下，看着院子里的阳光。
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我忽然想起何守义说的那句话。
"知者不惑，远者不殆。"
知远。
我爹给我起的名字。
我用了六十年，才活成这个名字。
那年秋天，我去了趟河北。
不是办事，是随便走走。
在一个县城，我看见一家"知远生活馆"。
门脸不大，左边摆着手机，右边摆着菜。
我走进去。
一个二十来岁的店员迎上来。
"大爷，看手机还是看菜？"
"随便看看。"
"我们这儿搞活动。"她说，"买手机，送一个月农场菜。"
"这菜，是你们自己种的？"
"是。"她说，"我们公司在昌平有农场。"
"那手机呢？"
"手机也是我们自己的牌子。"
我拿起一根黄瓜，看了看。
"这黄瓜，多少钱一斤？"
"十二。"
"贵啊。"
"贵。"她笑了，"可好吃。"
"我们店长说，这黄瓜，是喝矿泉水长大的。"
我没说话。
我买了一根，站在店门口，咬了一口。
还是那个味道。
脆，甜，有一股说不清的清香。
四十年前，我在北京的院子里，种出第一根这样的黄瓜。
四十年后，它在一个县城的店里，卖十二块一斤。
我站在那儿，嚼着黄瓜，忽然想笑。
"大爷。"店员追出来，"您不要袋子吗？"
"不要。"
"那您慢走。"
我摆摆手，走了。
走出十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
招牌上四个字：知远生活馆。
左边是手机，右边是菜。
一个是未来。
一个是从前的日子。
两样东西，摆在一个店里，居然不打架。
那年冬天，我让助理去查一个人。
"查谁？"
"一个叫小满的女人。"我说，"她妈叫李秀芝，山东靠山屯人。"
"一九九三年，她八岁。"
助理查了三个月。
回来说："赵总，找到了。"
"在哪儿？"
"东莞。一家电子厂。"
"她来过北京吗？"
助理沉默了一下。
"来过。"
"什么时候？"
"一九九七年。"他说，"她十二岁，她妈带她来的。"
"她们在知远大厦门口，站了三天。"
"保安问她们找谁，她们说找赵向东。"
"保安说，没有预约，不能进。"
"她们就走了。"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为什么不通报？"
"前台说，那年头，来'找赵总'的人太多了。"助理说，"攀亲戚的，认老乡的，借钱的。"
"所以定了规矩，一律不报。"
"那年您又在深圳建厂，一年回不了几次北京。"
我没说话。
"赵总。"助理说，"要不要我把她接来？"
我想了很久。
"不用。"我说。
"我自己去。"
东莞的冬天不冷。
厂区在一条很长的路上，两边是铁皮房。
我在门口等她下班。
她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蓝色的工服，头发扎着，人很瘦。
二十八岁。
我算了一下，是一九九三年那个八岁的孩子。
"小满。"我说。
她愣了一下。
"你是？"
"我姓赵。"我说，"北京来的。"
她的脸变了一下。
"我妈跟我说过你。"
"她说什么？"
"她说，你是我爸的仇人。"
我站在那儿。
"她还说，让我别去找你。"
"为什么？"
"她说，你那种人，不会白给东西。"
我笑了。
笑得有点苦。
"她说得对。"我说，"我确实不白给。"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
"你现在去念书，还来得及。"我说，"我出钱。"
她看着我。
看了很久。
"不用了。"她说。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走出来了。"她说。
我愣住了。
这句话，是我说过的。
"我十六岁出来打工。"她说，"在流水线上站了十二年。"
"我攒了钱，报了夜校，去年拿了大专文凭。"
"今年，我做了线长。"
"明年，我想做主管。"
她抬起头。
"赵老板。"她说，"你说的那种'白给'，我不要。"
"我自己挣的，我拿着踏实。"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
忽然想起一九九三年，我在村口的井边，把一千块钱放在井台上。
那时候我以为，我给的是一条路。
原来我给的，是一张纸条。
纸条被保安拦住了。
路，是她自己走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回了酒店。
我给助理打了个电话。
"帮我办件事。"
"您说。"
"以公司的名义，设一个助学金。"
"叫什么？"
"叫'小满助学金'。"
"给谁？"
"给山东农村的女孩子。"我说，"考得上高中的，一人一年五千。"
"不用找人，不用递条子，不用预约。"
"考上了，就打钱。"
助理沉默了一会儿。
"赵总。"他说，"这个助学金，没有上限吗？"
"没有。"我说。
"那要是人很多呢？"
"人多就多给。"我说，"我这辈子，赚的钱够多了。"
"总得有一笔，是白给的。"
回北京那天傍晚，我一个人去了趟琉璃厂。
老周的铺子早没了，改成了一家卖文房四宝的店。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去了西城那条胡同。
院门还是那扇门，门墩上的石狮子，还是缺着一只耳朵。
我推门进去。
院子里，我孙子正在追一只猫。
"爷爷！"他喊，"你回来啦！"
"回来了。"
"爷爷，你今天去哪儿了？"
"去看了一个老朋友。"
"什么朋友？"
"一个卖金子的老头。"
"他现在在哪儿？"
"不在了。"
"那你想他吗？"
我想了想。
"想。"
"他教会我一件事。"
"什么事？"
"金子不问来路，只问成色。"
"人也一样。"
我孙子歪着头，没听懂。
我笑了。
"等你长大了，就懂了。"
那年之后，"小满助学金"每年资助四百多个女孩。
我没再见过小满。
可每年年底，我都会收到一份名单。
名单上是一个个名字，一行行字：
"已入学。"
我一份一份看，一份一份收着。
收在书房最下面的抽屉里。
那个抽屉，原来放的是前世那一百三十七张汇款单。
后来我把汇款单扔了。
换成这些名单。
同样是纸。
一张是给出去了十九年，没人记得。
一张是给出去一年，有人念书。
我想，人这一辈子，总得把账算明白一回。
算明白了，就知道该把钱给谁。
第二年冬天，财务给我送来一张汇款单。
两千块。
没有署名。
汇款人一栏写着四个字：
"一个学生。"
附言栏里也是四个字：
"已入学，谢谢。"
我把那张单子看了很久。
"赵总。"财务问，"要不要查一下是谁？"
"不查。"
"为什么？"
"因为她不想让我知道。"我说。
"她想让我知道的，是另一件事。"
"什么事？"
"她入学了。"
那年之后，每年冬天都有一笔。
有时候两千，有时候一千五。
从来没有名字。
附言永远是那四个字。
我把每一张都留着，跟那些名单放在同一个抽屉里。
我孙子有一回翻我的抽屉，翻出一沓汇款单。
"爷爷，这是什么？"
"账。"
"什么账？"
"别人还我的账。"
"可这上面没写谁还的呀。"
"不用写。"我说，"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在等这个。"
他歪着头，还是没听懂。
我笑了。
"等你长大了，就懂了。"
天黑了。
院子里的灯亮起来。
槐树的影子，落在青砖地上。
我坐在树下的藤椅上。
风吹过来，叶子沙沙响。
我想，这一世，就这样了。
挺好。
番外：小满
我叫小满。
我妈说，小满是节气，麦子刚灌浆，还没熟。
"你生在那天。"她说，"就叫小满。"
我八岁那年，村里来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穿得干干净净。
女的穿一件灰毛衣，男的穿一件旧夹克。
他们在井边跟我妈说话。
我躲在树后面看。
我妈哭了。
那个男的给了我妈一沓钱。
那个女的蹲下来，从包里掏出一个书包。
"给孩子。"她说。
"我是老师。这些东西，比钱有用。"
她把书包递给我妈。
"八岁。"她说，"该上二年级了。"
"让他念书。"
"念好了，来北京。"
"来找我们。"
那个书包是帆布的，蓝色的，上面印着一只熊猫。
我从来没有过新书包。
我背了三年。
后来背烂了，我妈给它缝了三个补丁。
我妈从来没跟我说过那个男的是谁。
我问过。
"妈，那个叔叔是谁？"
"一个亲戚。"
"什么亲戚？"
"远房的。"
"他为什么给我们钱？"
"因为你命好。"
"我命好？"
"嗯。"她说，"有人记得你。"
我不懂。
后来我懂了一点。
1997年，我十二岁。
我妈忽然说："小满，咱们去趟北京。"
"去北京干什么？"
"找个人。"
"找谁？"
"找一个……"她想了很久，"找一个姓赵的。"
我们坐了十六个小时的火车。
北京很大。
我们按着地址，找到一栋楼。
楼很高，玻璃门，门口站着保安。
"找谁？"
"找赵向东。"
"预约了吗？"
"没有。"
"那不能进。"
我妈说："我们从山东来的。"
保安说："没有预约，谁也不能进。"
我们在门口站着。
从早上站到晚上。
第二天又来。
第三天又来。
第三天下午，我妈说："走吧。"
"不等了？"
"不等了。"她说，"人家不见咱们。"
"为什么不见？"
"因为咱们是来要钱的。"她说，"要钱的人，人家不见。"
回去的火车上，我妈一句话没说。
到了家，她把那个蓝色书包翻出来，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它塞进柜子最底下。
"小满。"她说，"以后别提北京了。"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咱们自己过。"
那年之后，我妈再没提过那个姓赵的。
我十六岁那年，出来打工。
东莞。
电子厂，流水线。
一天站十二个小时，插件，焊点，测试。
一个月八百块。
我住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
晚上熄灯之后，有人哭，有人打呼噜，有人偷偷给家里打电话。
我不哭。
我想，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也没哭。
我干了十二年。
十二年里，我从插件做到测试，从测试做到组长。
我攒钱，报夜校。
夜校在东城，坐公交四十分钟。
我下班是晚上八点，课是八点半。
我常常没吃饭就去。
饿了就喝口水。
2017年，我拿到了大专文凭。
2018年，我做了线长。
那一年，厂里来了个人。
一个六十岁的老头，穿一件很普通的夹克。
他在厂门口等我下班。
"小满。"他说。
我愣了一下。
"你是？"
"我姓赵。"他说，"北京来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妈跟我说过你。"
"她说什么？"
"她说，你是我爸的仇人。"
他站在那儿，没说话。
"她还说，让我别去找你。"
"为什么？"
"她说，你那种人，不会白给东西。"
他笑了。
笑得有点苦。
"她说得对。"他说，"我确实不白给。"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
"你现在去念书，还来得及。"他说，"我出钱。"
我看着他。
我想起1997年，北京那栋楼。
想起我们在门口站的三天。
想起我妈说的那句"咱们自己过"。
"不用了。"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走出来了。"
他愣住了。
"我十六岁出来打工。"我说，"在流水线上站了十二年。"
"我攒了钱，报了夜校，去年拿了大专文凭。"
"今年，我做了线长。"
"明年，我想做主管。"
我抬起头。
"赵老板。"我说，"你说的那种'白给'，我不要。"
"我自己挣的，我拿着踏实。"
他站在那儿，看了我很久。
然后他点了点头。
"好。"他说，"好。"
他走了。
走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我手里。
"以后有事，打这个电话。"
我把名片收起来。
没打。
第二年冬天，我攒了两千块。
我想了很久，寄到哪儿。
最后我寄到了那个助学金。
汇款人一栏，我写了四个字：
"一个学生。"
附言栏里，我也写了四个字：
"已入学，谢谢。"
我没写名字。
我想，他要是记得，就不用写。
他要是不记得，写了也没用。
后来每年冬天，我都寄。
有时候两千，有时候一千五。
从来没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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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做主管了。
手下管着三百多个人。
有个小姑娘，十八岁，刚进厂，天天哭。
我把她叫到办公室。
"哭什么？"
"我想家。"
"想家就打电话。"
"打了更想。"
我笑了一下。
"你叫什么？"
"小满。"
我愣了一下。
"你也叫小满？"
"嗯。"她说，"我妈说，小满是节气。"
我看着她。
忽然想起那个蓝色书包。
想起那只熊猫。
想起我妈说的那句"有人记得你"。
"小满。"我说。
"嗯。"
"你想不想念书？"
她抬起头。
"想。"
"那你去念。"我说，"钱我出。"
"你……你为什么帮我？"
我想了想。
"因为我八岁那年，也有一个人，给了我一个书包。"
"他说，念好了，来北京。"
"我没去。"
"可那个书包，我背了三年。"
她看着我，眼泪掉下来了。
"好了。"我说，"别哭了。"
"去洗把脸，回来上班。"
"下了班，我带你去报名。"
她走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
东莞的天，灰蒙蒙的。
我忽然想，我妈要是还在，看见这个，会说什么。
她大概会说：
"小满，你命好。"
"嗯。"我会说，"有人记得我。"
番外：南枝
我叫王枝。
木字旁那个枝。
这个名字是我娘给我改的。她说，从今天起，你姓王，叫王枝。
那一年我六岁。
我记得那天特别冷。
我爹被人带走了，我娘抱着我，从北京坐火车到保定，又从保定坐汽车到县里。
火车上很挤，过道里都是人。
我娘把她的棉袄脱下来，裹着我。
她自己穿一件单衣，靠在车窗上，一路没说话。
到县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们住在一个远房亲戚家。
那家人姓王，我娘就跟着姓了王。
"以后有人问，你就说你爹死了。"我娘说。
"我爹没死。"我说。
"死了。"她说，"记住。"
我不懂。
后来我懂了。
1970年，我娘病死了。
十一岁。
她死的那天，拉着我的手。
"枝儿。"她说，"你要记住，你爹姓顾，你姓顾。"
"将来有一天，会有人来找你。"
"谁来找我？"
"一个姓沈的。"
"沈什么？"
"不知道。"她说，"反正姓沈。"
"他来了，你就跟他走。"
"他要是不来呢？"
我娘没说话。
她闭上眼睛，喘了很久。
"不来，"她说，"你就自己过。"
"一个人，也得过。"
我娘死后，亲戚不愿意养我，把我送到了姨家。
姨家有三个孩子，日子紧。
我在姨家住了五年。
吃不饱，可也没饿死。
姨父不爱说话，姨爱骂人。
"吃闲饭的。"她骂我。
我不还嘴。
我娘教过我，寄人篱下，嘴要甜，手要勤。
所以我起得比谁都早，睡得比谁都晚。
挑水、劈柴、喂猪、看孩子。
五年，我什么都学会了。
1975年，我初中毕业，下乡。
去了一个叫南庄的地方，待了两年。
1977年，广播里说高考恢复了。
我在南庄的知青点，听见这个消息，坐在炕上，哭了半天。
我想起我娘说的那句话。
"你爹是教授。"
"教授是很有学问的人。"
我想，他一定希望我念书。
那年冬天，我考了。
1978年春天，通知书下来了。
保定师范。
我考师范，是因为师范管饭。
我那时候，就想着吃饱。
1979年，我毕业，分到县城中学，教语文。
一个月工资三十四块。
学校给我一间宿舍，八平米。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煤炉。
冬天漏风。
我拿报纸把窗缝糊上。
糊了三层，还是漏。
后来我就习惯了。
冷的时候，我就多改几本作业。
改到半夜，手冻得握不住笔，我就把手放在炉子上烤一烤。
烤热了，接着改。
1980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
炭烧完了，我没钱买。
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裹着被子，看着窗外的雪。
我想，要是沈家真的没人了，我就这么过一辈子。
一个人，教一辈子书，死在那个八平米的屋子里。
没人知道我是谁。
我哭了一场。
哭完了，我擦了擦脸，接着改作业。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六点起，去教室看着学生早读。
日子就这么过。
每年清明，我去给我娘上坟。
坟在城外，一个小土包。
我给她烧纸，跟她说说话。
"娘。"我说，"我还在等。"
"那个人还没来。"
"你说他会不会不来了？"
没人回答。
我爹的坟在北京，我不知道在哪儿。
我连他叫什么全名，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顾维钧。
清华大学教授。
我在县城中学的图书室，翻到过一本旧书，扉页上有他的名字。
我看了很久。
我把那本书借回家，放在桌上。
每天看一遍。
有人给我提过亲。
县里一个干部，县中学一个老师，还有一个开拖拉机的。
我都拒了。
"王老师。"同事劝我，"你都二十六了。"
"再等就成老姑娘了。"
"我不等。"我说。
"那你怎么不嫁？"
"我不想嫁。"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那半张庚帖。
我也没跟我娘说过。
我只是等。
等到自己都不知道在等什么。
1985年春天，一个下午。
我正在办公室批作业。
门口有人问："请问，顾南枝在吗？"
我抬起头。
"我就是。"
一个男人站在门口。
他穿着一件旧夹克，背着个包，脸上有风霜。
"我姓沈。"他说，"沈知远。"
我的笔掉了。
那一刻，我想起我娘。
想起她说的那句话。
"将来有一天，会有人来找你。"
十五年了。
他来了。
---
后来我问他："你怎么找到我的？"
"查了两年。"他说。
"你怎么知道我还姓顾？"
"我不知道。"他说，"我只是想，你娘一定告诉过你，你姓顾。"
"我就照着这个找。"
我看着他。
"沈知远。"
"嗯。"
"我娘说，你是我的丈夫。"
"你认不认？"
他想了很久。
"认。"他说。
"不过，"他说，"你认不认，是你的事。我不逼你。"
"我要是不认呢？"
"那我就走。"他说，"我看一眼，算个数。"
"看完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我笑了。
这是我第一次笑。
"你这人，说话真怪。"
"我爹说，我像他。"
那年冬天，我们结了婚。
没办酒，就一桌人。
何守义来了，老周来了，学校的几个同事来了。
我穿了一件红毛衣。
是托人从北京买的。
"沈知远。"我端着杯子，"我问你一句。"
"你说。"
"你娶我，是因为你爹的婚约，还是因为你自己？"
"一开始，是因为婚约。"他说。
"后来呢？"
"后来，是因为你等了我十三年。"
"一个等了我十三年的人，我不能辜负。"
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那我也问你一句。"
"你说。"
"你以后，会不会对不起我？"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人，算账算得清。"他说，"欠了十三年，我还一辈子。"
1988年，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取名沈念。
念，是念想的念。
"念什么？"我问他。
"念我爹娘。"他说，"他们没看见我结婚。"
"也念何守义。"
"他也没看见。"
我抱着孩子，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沈知远。"
"嗯。"
"以后每年清明，咱们带孩子去看看他们。"
"好。"
---
后来我常常想。
那十三年，我到底在等什么。
等一个人？
还是等一个说法？
我想了很久。
我想，我等的是一个"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
这个念头，很小，很傻。
可它撑了我十三年。
现在我不等了。
我有人要了。
有人叫我"南枝"。
有人叫我"妈"。
有人在我续茶的时候，说"从前有你"。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