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大结局以后
我穿书了。这本书叫《明月照长阶》，三百页，我在地铁上看完的，看完骂了一句：这男主有病。四年后我拿十两银子，从人牙子手里买下这本书里最惨的那个人。那会儿我可不知道后面这些事，我要知道，我可能得多攒几两——十两买他，亏了。
书里结局写得圆满。男主卫砚舟封了侯，女主苏令仪十里红妆嫁过去。反派裴砚抄了家，贬为庶民，冻死在城西破庙，无人收尸。那四个字我看了两遍，“无人收尸”。写书的人写这四字，大概连停都没停。现在是书里的大结局第三天，我去买了那个无人收尸的人。
十两银子，我攒了三年。人牙子孙三娘把他牵出来，他一身青布直裰，衣角撕了半边，膝盖两块暗印，是血干里头了。头发用根断木簪绾着，落了满脸灰。可他站得直，直得跟那根绳子、跟这桥洞、跟这一串待卖的活人都不相干。脸上有伤，左颊一道，从耳根划到下颌。可就算这样，那张脸还是能让人多看两眼。
绳子解开他抬眼看我。那一眼我忘不了。眼里什么都没有，不是恨不是怕，是空的，像一口淘干了水的井。
“你想做什么就做吧。”他说，声音轻、哑，像很久没喝水。
我咧嘴笑了，笑得腮帮子疼。奶奶的，三年了，老娘终于等到这一天。这人现在是我的了，十两银子，买一条街。
第一章 十两银子买回来的东西
我住城西柳叶巷。名字好听，其实就是夹在两家粮行后墙中间的一条缝。宽的地方两人并肩，窄的地方得侧着过。巷子里七户人家，六户挑担子，一户收夜香。我租第三间，一间半屋子，一个月三十六文。房东是个瞎眼老太太，姓冯，只认钱不认人。
我把裴砚扶进屋的时候，冯老太太在门口纳鞋底。眼睛看不见，耳朵尖得很。“九斤，你带了个男人回来？”
“嗯。”
“什么男人？”
“瘸的。”
“瘸的也吃粮。”
“他吃我的。”
冯老太太不说话了，纳鞋底的手停了一下，又动起来。她这人有个好处，不该问的不问，只管月头收钱。屋里暗，窗纸糊了三层还漏风。一张木板床，一口水缸，一个土灶，灶上架半只铁锅，墙角堆两捆柴和一堆破烂。我把他扶到床上，床板咯吱一声，他眉头动了一下。
“嫌床不好？嫌不好你睡地上。”
“……多谢。”
声音跟砂纸磨木头似的。我去灶上烧水，柴是湿的，烟大，呛得我直咳嗽。我一边咳一边回头看他。他躺那儿，眼睛闭着，脸朝墙，一只手搭在胸口，手指蜷着。我想起来今天是他们成亲的日子。城里鞭炮放得我耳朵到现在还嗡嗡响。听说卫砚舟的迎亲队伍从朱雀大街排到宣德门，前头吹鼓手，后头抬妆奁的，走了一炷香没走完。一边是十里红妆，一边是十两银子。这世道，真他娘的讲究。
水开了。我找了半天找出一只没豁口的碗，倒半碗，试了试温，凑到他嘴边。“喝。”
他睁眼看我，眼神里终于有了点东西，不是感激，是警惕。“什么东西？”
“水。放心，我要下药早下了，省得你还得张嘴。”
他看了我一会儿，低头喝了。喝半碗忽然呛起来，咳得整个背都在抖。我伸手拍他后背，拍到第三下，手底下觉得不对，衣裳底下的背一块一块的，硬得像石头。我知道那是什么，是鞭子抽烂了又结痂，痂叠着痂，才结成这么一层。
“牢里打的？多少下？”
“……记不清了。”
“我给你脱了看看。”
他手一下抓住我腕子。瘦得只剩骨头，可劲儿还是大的，掐得我手腕发麻。“不必。”
“你当我要干什么？我要真想干什么，你现在这德行，我一根指头就能按死你，还用得着跟你商量？”
他手松了。我把衣服解开。揭开的时候他没闭眼，就那么看着屋顶，看房梁上挂的那串干辣椒，看得很认真，好像那串辣椒是天下最好看的东西。衣裳跟皮肉粘在一处，我用温水一点点润，润透了再揭。揭下来的时候他一声没吭，腮帮子上的筋绷起来一跳一跳。有几处开始烂了，黄水往外渗，边上红肿。
“这得用刀刮。”
他嗯了一声。我从灶上把切菜刀拿下来，火上燎了燎。刀不快，拿碗底蹭了两下。“咬点什么？”
他摇头。我找了根筷子掰成两段塞他嘴里。“咬着，别咬舌头。”
那一炷香我刮了七个烂疮。他牙把筷子咬断了一根，中间晕过去一次又醒过来。醒过来第一句话是要水。我喂了，他喘了会儿，忽然问我叫什么名字。
“常九斤。”
“常……九斤？”
“我落地九斤，我爹就这么叫了。”
他闭了闭眼，嘴角动了一下，不知是想笑还是疼的。“九斤。”他重复了一遍。“你买我花了多少？”
“十两。”
“我身上这身衣裳，当铺能当三百文。”他睁开眼看我，眼里有一点很淡的东西，像笑又不是笑，“你亏了。”
我把刀往水盆里一扔。“裴大人，你当我买的是你这身皮？”我拿布巾把手擦干，坐到他床边的小杌子上，身子往前倾，把他那张脸看清楚了。他皮肤白得没血色，脸上那道伤口翻开一条红肉。可五官还是能挑出毛病来的，眉毛的眼睛的鼻子的，一样一样，都是书里写的那种画法。写书的人偏心他，比偏心男女主还厉害。
“我问你几件事。你答了，咱们好过。你不答，我把你卖回去，十两银子我认亏，你回桥洞底下。”
他看着我，不说话，等我开口。
“第一件，你家抄了，抄干净了没有？”
他瞳孔缩了一下。
“第二件，你那些年送给苏令仪的东西，是赠的，还是寄的？”
这回他动了。撑着床想坐起来，撑到一半胳膊一软又倒回去，倒下去闷哼了一声，额头立刻出一层汗。我没扶他，就那么坐着看他喘。
“你到底是什么人？”他问。
“卖胡饼的。”
“你——”
“裴砚，”我打断他，“你在牢里关了二十三天，审你的是刑部，主审是卫砚舟。你在堂上一句话没说，一句都没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你就算说了也没用。这案子审的不是你贪了多少钱，是别的。”
他喉咙动了动。“审的是什么？”
我笑了。“审的是，你这三年到底把苏令仪当什么。”
屋里静下来。外头有人在卸货，粮行伙计吆喝着报数，“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声音一下一下，像有人在数房子里的沉默。过了很久，裴砚低声说：
“她是我……”
他说了三个字，没说完。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书里写了，他少年时在沈家老宅见过苏令仪一面，那天下雨，她站廊下，手里捧着一只受伤的雀儿。他把这画面记了十一年。十一年。我忽然不想笑了。
“我不问你这个。我只问你，她嫁人那天穿的那身嫁衣，是不是你出的钱？”
他闭上眼。“是。”
“她戴的那整套红宝石头面，是不是你送的？”
“是。”
“她陪嫁的那箱书上头盖的印章，是不是你刻的？”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火盆里的炭塌下去一层。“是。”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好。那咱们明天去要回来。”
裴砚抬起头看我，那眼里有东西在动，终于不再是空的了。我不管那是什么，我只要他明天能站着，能开口，能把那张脸皮撂在苏府门口。
那天夜里我坐在灶边把那十两银子的布包又数了一遍，数完塞回怀里。然后我拿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画什么呢，画账。三年了，这笔账在我心里滚了三年，滚得滚瓜烂熟。
头一笔，是我娘的命。大前年秋天黄河决口，我们那个村淹在水里。逃出来的人一路往南，走到汴京城外已经死了三成。官府设粥棚，一天两顿，一人一勺。粥稀得能照见人脸，底下沉着一层沙子。那沙子不是天上下来的。我亲眼看见的，粥棚后头停着几辆大车，车上全是新米，麻袋上印着“江淮转运使”的戳子。可往锅里倒的时候，有人拿铁锨从地上铲沙子，一锨一锨往里掺。掺完还会搅，搅匀。有人问，管事的就说这是怕灾民吃太饱撑死。
我们饿，饿得肚子贴后背，什么样的东西都吃。我娘喝了那粥拉肚子，拉了七天，拉成一把骨头。第六天夜里她开始说胡话，说家里那口井里有鱼。第七天她不拉了，我以为是好了，端水过去摸她手，凉的。
那年我十六。后来我才知道那批粮是卫砚舟督运的。他上折子说灾民众多粮不够，往粮里掺沙可以“防冒领、节粮秣”，还在奏疏里写了“此法虽陋，实为活人之举”。这折子被夸了一年。人人都说卫大人清正，卫大人仁心，卫大人在城门口亲自舍粥手上还起了泡。我想起我娘的手，想起我给她擦脸的时候她嘴角还沾着沙。就是那时候我知道自己是穿来的。不是忽然想起来的，是那七天里一天一天想起来的。我记得我上辈子在一家小公司做账做了八年，记得最后一件事是加班到十一点买了个煎饼边吃边过马路。我也记得这本书，在通勤地铁上看完的，看得胸口发闷，还跟同事骂过一句“这男主有病吧”。骂完就忘了。
现在那锅粥在我面前。我决定活着。活着，然后把账算清。
天亮了。我起身把火拨旺，煮了一锅粥，粥里放了把米撕了点腌菜熬得稠稠的。裴砚在里屋咳了一声。我端粥进去，他坐起来了，坐得很直，背挺着，那脊背上的伤被这姿势扯着他脸色发白却一声不出。
“能走吗？”
“能。”
“能跑吗？”
“……不能。”
“能走就行。吃。吃完了有活干。”
他低头看那碗粥，粥面上浮着几点油星，是我从罐子里刮出来的一点猪油。“这是你全部？”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他没再问，端起碗喝。喝到一半忽然放下碗。“常九斤，你昨儿问我的事我想了一夜。你要那些东西是不是要拿去换钱？”
“是。”
“你换了钱要做什么？”
我想了想。“买地。汴京城外只要能引上水的都行。买了地租出去，收租的斗要大，一年能收几十石，折钱。年年滚，七八年以后我就能买下整整一条巷子，再修修屋，租给进京赶考的外乡人。”
“再往后呢？”
“再往后雇人开铺子，专做京城活人的生意。吃喝拉撒红白喜事，但凡活人要用钱的都算我的门路。”
“再往后？”
我看着他。“再往后，我要把这世上的秤换一换。”
他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很轻，我差点没听出来。“我活了二十七年，头一回有人跟我说这个。”
“怎么，你们这些有钱人说话都不带秤的？”
“我们说话带的是脸。脸是不能换的。”
“我这人脸不值钱。早卖了。卖了十两。”
他愣了愣，然后咳嗽起来，咳得肩膀一抖一抖，原来他在笑。“常九斤，我问你一句话。你要的那些东西，我一件都不知道在哪儿。”
我眯起眼。“什么？”
“我送给她的东西这几年加起来有一百五十来件，我一件都没记过账。”
“一件都没记？”
“记这个做什么。送出去的东西是死是活，是当是烧，与我无关了。”
我盯着他。“裴砚，你知道你现在这句话值多少钱吗？”
“多少？”
“一百五十件，一件按三十两算，四千五百两。你刚才这句话把四千五百两银子扔进了汴河的淤泥里，吭都没吭一声。”
他看着我。
“可是现在，”我说，“它们还没沉到底。你看，她昨天才过门，新房里那些箱子封条都没拆全。三天回门，她一定得把最体面的东西摆出来给婆家看，那几件最贵的必定是头面、琴、画。你若现在去要，她给不了也拿不出别的来换。因为一旦拿出来，就得说明这些东西从哪来的。这不是讨债，这是要她当众选：要脸，还是要命。”
天光透进窗纸，把屋里灰尘照得一根一根的。裴砚坐在那道光里，脸色白得像纸，可那双眼睛一点一点亮了起来。那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我认出来了。书里写他断案的时候眼睛就是这样。
“你到底想做什么，常九斤。”
“我想发财。顺便帮你讨个说法。”
“我没有说法可以讨。”
“有。你有。你只是不知道。你被人当刀使了三年，还以为自己握的是刀柄。”
第二章 巷子里的人
柳叶巷这地方人穷，规矩不少。我搬来第一天冯老太太就敲了门，说这巷子里有三条规矩：夜里不许泼水，泼水结了冰早上出门要摔人；粪桶必须从后头小门拎出去，从前门过要挨骂；还有一条，谁家来了外男，得先跟左右两户说一声。
“为什么？”
“防贼。也防嘴。”
我第二天端着两碗胡饼从巷头走到巷尾，一家一家说了一遍。赵家做筛子的，两口子加一个闺女叫赵小螺，十六岁，瘦得像根豆角，一双眼睛很亮。接饼的时候没说话，眼睛往我身后瞟了一眼又低下去。姚家收夜香的，男人姓姚，女人早死了，留个儿子叫姚四。姚四十九岁，脑子慢半拍，可有一身力气，那挑夜香的桶搁别人肩上直打晃，搁他身上跟空的一样。
我说到“家里住了个男人”的时候，姚四把饼咬了一大口，腮帮子鼓着含糊不清地问：“谁？”
“一个伤了的。”
“打人的还是被打的？”
“被打的。”
姚四咽下那口饼，点了点头。“那没事。打人的我不惹，被打的我能帮。”
我把这话记在心里了。巷子里最不好对付的是东头第二间，姓柳，男人在衙门当快手，专管锁人。柳家婆娘姓谭，长得不算好看，可一张嘴能把死的说活。我端饼过去，她接了，不吃，搁门槛上。
“九斤，你买这人花了几两？”
“十两。”
“十两。”她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嚼，“我说句不好听的你别恼。你这年纪再不寻个人家就难了。可你也不能图便宜。买来的男人心里是不服你的，他哪天好了，头一件事就是弄死你，把你那点银子拿回去。”
我看着她。“谭嫂子，你这话说得不错。”
“那你还买？”
“我买他不是买男人。我买的是他手里的一笔账。”
谭嫂子愣了一下。“账？”
“一笔别人欠他的账。”
她看了我半天，忽然笑了。“行。你这人我瞧着顺眼。往后有事你叫我。”
那天晚上我回屋，裴砚在灯下坐着。我买了一盏新灯，铜的带罩，比原来那盏豆油灯亮，花了四十文。
“新灯？”
“嗯。我晚上要干活，太暗了眼睛疼。”
他没说话。我把饼搁桌上。“吃。”
他拿了一块掰开，没往嘴里送。“常九斤，你今天走了一圈，为什么？”
“这巷子窄。窄地方的人心眼多，可也抱团。我一个人住着，万一出事得有人搭手。”
“你在防什么？”
“防所有事。防贼，防官，防你，防我自己。”
他抬起眼看我。“防你自己？”
“对。我这人有时候会心软。心软不要紧，心软了会耽误事。”
他低下头把饼咬了一口慢慢嚼。那一夜他睡床我睡地铺。半夜我醒过来一次，听见他在床上翻身，翻得很轻，可床板还是响了。
“睡不着？伤口疼？”
“不是。”
“想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在想，我这一辈子从来没睡过这么小的屋子。”
“嫌小？”
“不是。我在想这屋子比我在大理寺的值房小一半。可我在这里比在那里睡得安稳些。”
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那是你摔下来了。人往下摔，摔到地上才踏实。悬在半空里的，一辈子都在怕掉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他去了城西药铺。他不能走，左腿一动就疼，我找姚四借了块门板，一头我抬一头姚四抬。街上人回头看，一个瘸的，一个瘦的，一个傻的，抬着一个人从柳叶巷往西走。走了一半有人在后头笑。
“哎哟，这是抬死人吧？死人还盖张草席呢。”
姚四回头看了一眼没说话。我回头看那人，是个卖鱼的，四十来岁敞着怀，脚上一双烂鞋，手里抓着一条还在跳的草鱼。
“大哥，你说什么？”
“我说像抬死人。”
“不像。死人不会回头看你是吧？”我把门板一放，“姚四，歇会儿。”姚四把门板搁下。那卖鱼的愣了一下。“你干嘛？”
“我歇腿。顺便跟你说说话。大哥，你这条鱼多少钱？”
“二十文。”
“我给你二十五，你替我把这鱼送到柳叶巷，给我这兄弟补补身子。”
那卖鱼的看了我手里的钱，又看了看门板上的裴砚，脸上的笑有点挂不住了。“我……”
“二十五。你送不送？”
他把鱼接过去拎着往柳叶巷走。“你这个人不好惹。”
“我好惹。我就是不爱听人说我兄弟像死人。”
门板上裴砚闭着眼睛，睫毛动了一下。
药铺在城西横街上，姓周，叫周仁堂，招牌上三个字漆都掉了。周掌柜五十来岁，瘦，背有点驼，戴副铜丝眼镜，瞧着倒像个念书的。他看了裴砚的伤口很久，脸色慢慢变了。
“这是牢里打的。打了多少？”
“七八十下总有。”
他把眼镜摘了，拿指头在伤口边上按了按。“这不能治了。”
我心里一沉。“什么意思？”
“伤口烂得太深。你看这一块，底下已经结了脓。这不是皮肉伤，是骨头里发出来的。得刮，刮完了还得敷药，可就算敷了，这条腿八成是要废了。”
“八成？”
“八成。我见过三个这样的，两个废了，一个死了。”
我坐在那儿没说话。
“还有，他这身子底子坏了。你看他这手，青筋都浮着，这是长期吃不饱。伤上加病，病上加虚。”
“要多少钱？”
“刮疮五两，药钱另算。药得用好药，紫雪、象皮、血竭都有，可这三样一副药四两银子，得敷一个月。”
我算了算。五两，加四两一副一个月就是一百二十两，还得加别的药。我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个布包。
“周掌柜，我给你十三两。刮疮五两，八两药钱先敷十天。十天后我看效果，好了接着敷，不好我抬走。”
周掌柜看着我。“你这人会算账。”
“我不算账不行。我全部家当就十两，我买他花了十两。”
“十两？你在人牙子那儿买的？那你还花十三两给他治？”
“我治他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我的钱。”
周掌柜笑了。“你这理由真站不住脚。”
“站不住也要站。掌柜的，你治不治？”
他叹了口气。“治。可我先把话说明白，刮疮的时候他得咬着东西，你最好找个东西给他咬，别咬舌头。”
那天下午周掌柜在药铺后头的小屋里给裴砚刮疮。我按着他的肩。他没叫也没动，只有牙把嘴里的木头咬得咯咯响。刮到第三个疮的时候他忽然说话了。
“周掌柜，你这铺子十五年前是姓梁的。”
周掌柜手一顿。“你认识我？”
“我认识你这铺子。梁家的掌柜叫梁德，他有个女儿嫁在城西。”
“你怎么知道？”
“我审过他的案子。不，不是审。是他的案子到了我手里，我压下了。”
周掌柜的手在抖。“你压下了？”
“他的案子是被人赖的。他借了人二十两银子，被人改成了二百两，借据上多了一个万字。我看了那借据，那个万字是后添的，墨色不一样。我把案子驳了。”
“梁德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他死了。不是因为这个案子。他第二年冬天病了，死了。我把案子驳了，他没受过刑。”
周掌柜把刀搁在盘子里背过身去。我看见他肩膀在抖。过了一会儿他转回来，眼睛红着，把刀又拿起来。“你这疮我给你刮干净。药，我按成本给你。”
那天回家我问他：“那个案子你为什么压？”
“因为他没错。”
“你压了案子得罪了人？”
“得罪了。那借据是假的，赖他钱的是个把总。我驳了案子，那个把总后来给我递过话，说‘裴大人，这事没完’。后来他被调走了，调去了边上。”
我把门板往上一抬。“裴砚，你这人做官的时候得罪了一大片，落难的时候还有人不肯收你的钱。你这辈子不算全白活。”
他没说话。可从那天起，他看我的眼神不像看禽兽了。
第三章 讨债这活，得讲究
我们是在第三天才出门的。这两天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打听了苏家的动静。苏令仪她爹是太常寺少卿，五品官，平日里没什么实权，这回女儿嫁进靖安侯府，苏家上下尾巴翘到梁上去了。三天回门，苏府摆了三桌席面，请的是族里长辈、几个亲近姻亲，还有两位御史。
第二件，我找了个说书的。这人姓侯排行第三，人都叫他侯三。原先在瓦舍说《五代史》，说得不好被另外一个说书的挤了出来，如今在朱雀桥底下摆摊，一天赚不到三十文，喝酒倒要喝五十文。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跟人赌骰子输得脸都青了。我把他拉到一边掏出五十文钱在他眼前晃。
“侯三，我给你个活。”
“什么活？”
“替我说一件事。”
“说给谁听？”
“说给全城听。”
他眼睛一下亮了又暗下去。“姑奶奶，你这钱也太少了。”
“钱少风险也小。我不让你编，我让你传。有件真事你只管说，说得越像真的越好。”
“什么事？”
我把准备好的话说了。侯三听着嘴一点一点张大，听到一半摆摆手说不行不行，这是要人命的事，这姓裴的我知道，大理寺的阎王老爷啊，现在落难可保不齐哪天又起来。我把钱收回怀里转身就走。走了七八步侯三在后头叫：“哎哎哎姑奶奶！”我停下。他跑过来搓着手。“那个，多加二十文，我这张嘴也得润润。”
“八十。”
“一百！”
“九十。再添一文我就找别人。”
“九十就九十。”
我把钱给他，又加了一句：“你要是说得太狠，传着传着就成了假话。你要说得轻，轻描淡写，人家才会信。”侯三眯着眼看我。“姑娘，你不像卖饼的。”
“我确实卖饼。但饼里有时也下点东西。”
第三件，我做了个东西。一张单子，尺半见方，写在最便宜的黄麻纸上。某年三月初七，赠白玉竹节纹镇纸一对，经苏府内院于氏之手。某年四月，赠青玉回纹笔洗一只。某年五月廿三，赠端溪石砚一方，此砚为裴氏旧藏，砚底有家父讳字。某年七月初七，赠紫檀琴“听雪”一张，原为宫中旧物，琴腹有工部印记。
写到这一行我停了笔。“听雪”两个字我写得特别难看，因为我在抖。裴砚坐在旁边看见我停笔。“怎么？”
“没什么。我在想这张琴值多少？”
“你买不起。”
“我知道我买不起。我在想的是，我这辈子有没有可能有一件东西，是别人要我跪着才肯卖的。”
裴砚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那张琴我送她的时候她哭了。”
“她哭什么？”
“她说，从来没有人这么懂她。”
“她懂琴吗？”
“她懂。”
“那你还算送对了。就怕人家不懂，你送这个等于送了个炸弹。”
我继续写。写到最后一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天我们一共列了四十七件。不是一百五十件。裴砚说记不清的不能写，写错了反被人咬。四十七件是确凿的，有凭据有人证有日子。
“这四十七件估个价。”
“我不估价。”
“那我来。我按最低的算。”
我一样一样算。镇纸二十两，笔洗十五两，砚八十两，“听雪”琴四百两，但不好卖得找对人算三百。头面一整套那是大买卖，去年冬月他托宫里旧人弄出来的，光金子就二斤四两，还要工钱还要规矩，这一套放出去能换五百两，可要是被人知道是这么来的，五百两变八十两。最后我算出来，四十七件底价三千二百两。
我把这个数字念出来的时候裴砚闭上眼。“三千二百两。我送她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这些东西加起来是这么一个数。”
“因为你不是做生意的人。你用钱眼睛都不眨。你这种人落在穷人家早饿死了。”
“落在穷人家我大概活不到二十七。”
“那是。”
我把单子折起来按了按放进怀里。“明天回门。咱们去讨。”
“怎么讨？”
“咱们不进门。咱们在门口。”
“门口做什么？”
“站着。”
“站着？”
“站着。你站在苏府门口什么也不用说什么也不用做。站一个时辰。”
“就这样？”
“就这样。”
“会有人来问的。”
“会。来了人你也别说话。你把这块牌子给我，我来答。”
他盯着我。“然后呢？”
“然后苏令仪会派人出来。”
“你凭什么这么笃定？”
“凭她比我更怕丢人。一个女人嫁进侯府才三天，婚事才办了一半，她最怕的不是你要债。她怕的是别人知道她欠债。”
那天是十月十六，霜降。天没亮我起来了，灶上烧水把没卖完的胡饼热了三个，一人一个半。裴砚吃得慢嚼得仔细。他吃东西有个毛病从来不出声。我吃饼是咔嚓咔嚓的，他不，他把饼掰成小块一块一块往嘴里送，嘴唇闭着嚼得跟没声音似的。
“你这样吃吃不饱。”
“习惯了。”
“什么习惯，做官的习惯？”
“做官的时候你说的每句话都有人记着。久了连嚼东西都怕被人听见。”
我看了他一会儿。“那你现在不是官了。你给我咔嚓一下子。”
他低头看看手里的饼咬了一口，小心翼翼地嚼了两下，有了一点点声音像老鼠啃木头。我笑出来。他也笑了，笑得脸都疼捂着腮帮子。
“行了行了别笑了，一会儿脸崩了。先把嗓子养好，今天有你说话的。”
“你说让我不说话。”
“让你不说大话，不是不让你开口。别人问你你答三个字——‘我来讨’。”
“讨什么？”
“讨我自己的东西。”
“要是他们骂我？”
“让他们骂。”
“要是他们打我？”
“让他们打。光天化日的，侯府的姻亲打一个来讨东西的瘸子。他们敢？”
“要是他们真敢？”
“真敢更好。打了咱们就不讨东西了，咱们讨命。”
他沉默了一会儿。“常九斤，你从前是不是干过这个？”
“干什么？”
“算计人。”
“我从前在衙门对面的酒楼记账，看人打官司看了八年，一个字没记住就记住一句话：打官司不打道理，打脸。谁的脸先破谁输。”
他点点头。“你说得对。”
那一瞬间我有点高兴。说不上为什么，大概是因为这是三年来头一回有个脑子比我转得快的人说我说得对。
我们出门的时候天还阴着，没有太阳，云低低地压着。街上人裹着棉袄呼出的气是白的一团一团的。我推着那辆破独轮车，车是冯老太太的，平时拉夜香，我昨天刷了七遍拿皂角泡了一宿还是有一股味道。车上铺了两层草又盖了一张旧褥子。裴砚坐上面一身靛青旧衣，头发半束，脸洗得干净。那道伤还翻着，可他把下巴抬得高高的，像站在大理寺的大堂上。我在心里说，行，这条命值点钱了。
走到宣阳门我停了一下。不是因为累，是因为他忽然把手按在车把上。
“怎么了？”
“她在里头。”
“你怎么知道。”
“她出嫁那天从这条路走的。我听见了。”
“听见什么？”
“鼓。那天牢里很潮，我背上的伤正在烂。我听见鼓声一下一下，很远。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记得。”
我把车又推起来。“裴砚，鼓声之后的那个新娘子现在不在里头了。里头的人已经变了。你得先明白这一点，要不然你今天白站。”
“这我晓得。”
“你不知道。你要是知道，你不会把四千五百两的东西送给她还一件都不记账。”
他没再说话。
苏府在崇仁坊，门前两棵大槐树，树底下搁着两个石狮子，石狮子脖子上不知被哪个顽童拴了红绳。门楣上挂一块匾写着“苏宅”两个大字，去年新换的漆还是亮的。门口已经有人了，七八个，都是我从瓦舍雇来的闲汉，一人两文钱让他们来这儿站着看热闹。侯三也在，拎着个小鼓站槐树阴影里，一副刚路过的样子。
我推着车过去在离门槛十步的地方停下，然后把车把往地上一搁。那声响很轻，可前后三条街好像都听见了。我给裴砚把手扶下来。他站直了，站得不稳，左腿使不上力身子往左偏。我伸手扶了一把，他抬手挡住。他自己站住了。那姿势不太好看，一条腿直着一条腿微微屈着，像一棵被雷劈过一半的老树。但是他把头抬起来了。
我退后三步站到他侧后，把怀里那张单子拿出来展开举在胸前。天阴没风，纸很安静。
第一个出来的是门房。“干什么的？”
裴砚没说话。门房走近两步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张纸，脸色忽然变了。“你——”
裴砚说：“我来讨。”
“讨什么？”
“讨我自己的东西。”
门房咽了口唾沫往后看了一眼，一溜烟进去了。出来的是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姓吴。
“这位……这位老爷，我们这儿是苏府，今日是姑奶奶回门的日子，不是办差的日子。您要有公务请到衙门去说。”
裴砚说：“不是公务。是私事。”
吴管家脸上肉抖了一下。“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先回去，我们老爷晚些派人来见您。”
“我站在这儿等。”
“这——”
“我站到我站不动为止。”
吴管家脸色一阵白一阵青。这时候围过来的人已经多了，侯三在树底下敲了两下小鼓，不轻不重正好把路人的眼珠子引过来。吴管家凑近一点压低声音：“裴大人，我们姑奶奶现在在里头，侯爷也在里头。您这样不是让姑奶奶下不来台吗？”
裴砚看着他。“吴贵。你在我府上做过三年账房。你母亲的病是我给的银子。你儿子进了国子监是我写的荐书。你现在让我下不来台。”
吴管家的嘴唇动了动，一句话没说出来。我这时候往前一步把那张纸往吴管家眼前一递。
“吴管家，这是单子，四十七件。你认得字也认得这里头的东西。你替我给里头递一句话——”我停了一下把嗓门提起来，让门口那七八个看热闹的都能听见，“裴大人来讨自己的东西。东西还在就还东西，东西没了就折银子。一文不短，一件不少。今天不还明天我们还来，明天不还后天来。后头还有五十天，我们能站到过年。”
周围一片吸气声。侯三适时地又敲了两下鼓。吴管家接过单子手在抖，看了一眼眼睛就定在“于氏”那三个字上。
“这……”
“这份单子我们抄了二十份。你要是不信可以到朱雀桥去看看，已经有人在念了。”
吴管家脸都白了，转身就往里跑，跑得那身绸子直晃。我们在门口站着。我站他侧后帮他挡着风。他站着一动不动，像一截埋在门槛外的石头。站了有一炷香，他腿开始抖。我看见他左手按在车把上，手指头一节一节抠进木头里。
“撑得住吗？”我低声问。
“撑得住。”
“再撑一炷香。”
“嗯。”
又过了半炷香，门里终于有了动静。出来个丫鬟穿得比吴管家体面，身后跟着两个婆子。她走到门口先看了裴砚一眼然后低了头。
“裴老爷。”
“嗯。”
“我们姑奶奶说了——”她顿了一下，声音细得像线，“她说，请裴老爷进来。”
“我不进。”裴砚说。
“姑奶奶说，有些话不好在外头说。”
“我腿脚不便。而且我这人如今也不配进苏家的门。”
那丫鬟咬了咬嘴唇回头看。这时候门里传出一个声音。那声音很软很轻，却像一枚针穿过这一院子的空气扎在我耳朵上。
“裴砚。”
我没回头。我是故意不回头的。有些人你不能看，一看就心软。我听见裙裾扫地的声音一步步走到门槛那儿停了。
“裴砚，你还活着。”
“活着。”
“我以为你死了。”
“我也以为。”
一片静。
“这些东西，”那声音说，“我可以还你。”
“好。”
“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今日之事不要传出去。”
我在这时候转过身。我这辈子只见过苏令仪一次，就是这一次。她二十四五的年纪，生得相当好。不是那种一眼就叫人失魂的好，是那种越看越觉得这人就该是这模样的好。眉眼浅，嘴唇薄，脸白，一身藕荷色的衣裳，头上戴着素银的簪，素得很像在守孝。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戴素是为了给卫砚舟的亡母守。她站在门槛里半步都不出，看着裴砚眼睛红了。
我在后头看着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不怕。一个欠了人四千五百两东西的人站在一个可以被全城耻笑的位置上，眼睛居然不慌。她把裴砚叫到门口来不是怕，是来算账。我把手里的单子往上举了举。
“苏姑娘。”
她这才看我。“你是谁？”
“我是裴大人的人。”
“他府上没你这号人。”
“他府上没了。我是在人牙子那儿买的他，十两银子。现在我是他的主子。”
苏令仪的睫毛颤了一下。裴砚的肩膀绷了一下。
“十两。”她轻轻重复，然后笑了，笑得很轻，“裴砚，你也有今日。”
“我也有今日。”裴砚说。
苏令仪的目光在我身上转了一圈转得很慢，从头顶到脚。“你要什么？”
“四十七件东西，或者三千二百两银子。”
“三千二百两？”她笑，“你疯了。”
“这是按最低价算的。你要是不认，那咱们就按市价再加五成。苏姑娘，你在闺中待了这么些年应该不知道，如今京城的东西比三年前贵了四成。”
她的笑收住了。
“东西不在我手上。”
“在哪儿？”
“嫁妆是封了箱抬进侯府的。我如今不是一个人说话。”
“那你就跟侯爷说。你说我欠了人一笔账，现在人家来讨了。”
“你——”
“苏姑娘，你听我一句话。这笔账今日在门口讨是你的私事，明日到衙门去讨就是侯府的公事。私事可以关起门来说，公事——”我停了一下，“公事可就要上折子了。”
她看着我。那一眼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眼里没有恨，有一样东西更冷——是在算我。她算我到底是什么来路，算我手里有多少牌，算我今天站在这儿是谁教的。我迎着她的眼。
“苏姑娘，我替你把话说明白。这单子上头有四件东西是不能见光的。一件是宫里出去的琴，一件是红宝石头面，还有两件是一对玉璧，原主是罪臣。这三样东西你留在手里是祸，还给裴大人也是祸，你把它们烧了更祸。唯一能解的法子是把它们还回来，让裴大人去处置。”
“我凭什么信你？”
“你不用信我。你信你自己。你算算，这三样东西要是被人翻出来是从你嫁妆箱子里翻出来的，会怎么样。”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三个字。
“我算算。”
她转身进去了，门槛上还留着她的影子。我抬头看天，云里透出一丝光来。
第四章 假货
她在里头算了两个时辰，我们在外头站了两个时辰。第二炷香的时候裴砚的左腿就开始抖，抖得厉害。我把车推到槐树底下说：“坐。”
“不坐。”
“坐着也算站着。人家看不见你腿抖。”
他看了我一会儿坐下了。坐下之后整个人像泄了一口气，头往下垂。
“撑住。里头在算，你一倒人家就赢了。”
他抬起头。“常九斤，你在门口说你是我的主子。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嫌丢人？”
“不是。我是在想，若是我当初有你这么一个人……”
他没说完。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书里写他的败不是因为笨，是因为太信人。他手底下有四十七个属官，三个心腹，一个都不知道他真正在做什么。他一个人扛，扛到最后被自己人从背后捅了个正着。
“要不我告诉你个事？”
“什么？”
“你手底下有个人姓江叫江铨，是你从大理寺带出来的，如今升了。你被抄家那天他把你的名册交上去了。”
裴砚的手指头动了一下，很轻。“你怎么知道？”
“书里写的。书里只写了半句，说他‘因功擢升’。写书的人懒，剩下的半句得我自己想。”
他闭上眼长长呼出一口气。“江铨是我养大的。我十三岁在街上遇到他，他偷馒头被人追着打，我替他挨了一棍把他捡回去。他跟我十一年。”
“嗯。”
“我如今想不起来他哪一天开始变的。”
“人变的时候不告诉你。你只要知道他现在过得比你好就行了。”
“那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你现在连自个儿都办不了，还那么多心事。”
太阳出来了一点，把槐树的影子从砖地上挪开了。就在这时候门里出来人了。先出来的是吴管家，后头跟着两个家丁抬着一口箱子，又抬一口，再抬一口。一共七口。箱子是樟木的，封条还在，封条上盖着侯府的印。吴管家走到我们跟前把脸拉下来。
“裴老爷，我们姑奶奶说了，东西还你。但有一样——”
“什么？”
“她说这些东西从今往后与你两清。”
裴砚看着那七口箱子没说话。
“还有，”吴管家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姑奶奶说请裴老爷写个收据，写上‘已还清，此后不得再扰’。”
我伸手要接，裴砚拦住了我。“纸给我。”
我把纸给他。他在袖子里掏出那方小砚牌又要了笔，笔是我带的，墨也是。我在他手里放好又把纸铺在车板子上。他弯下腰，弯得很吃力，我扶了一把他的肘。他写得很慢，写完把纸举起来。我凑过去看。
“今收还旧赠，共四十七件，唯‘听雪’一张、‘青玉璧’一双、‘红宝石头面’一副、《九成宫》旧拓一册不在其中。余者清讫。裴砚。”
我看完了心里咯噔一下。他把最值钱的四件全挑出来了。吴管家的脸白得像纸。
“裴老爷，这——”
“这四件不能还。”
“为何？”
“因为它们的来路本就不是我的。听雪是宫里出来的，我这三年一直没有把那道内库的记档销了。玉璧是罪臣之物，当年查抄未全，如今算是续查。头面是匠人打的，工部有记。这四件东西随便哪一件都得走官面上的程序。你现在把它拿回去，一是害她，二是害我。这些东西我现在带走，过两个月我拿一纸干净的凭据还给她。”
吴管家看着他，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裴老爷……这不合……”
“合不合，你说不算。”
他把那张纸折了递给吴管家。“我也给她一句。”
“您说。”
“就说：‘东西我认，人情不认。’”
吴管家接了手一抖差点掉地上。他抬了抬下巴，那两个家丁把箱子往我们跟前一放抬腿就走。我在后头叫了一声：“哎，箱子不搬到家？”吴管家回过头脸都扭曲了。
“姑奶奶说，只到门口。”
“行。那麻烦借个车。”
他站了半晌到底还是让人推了辆板车来。我把七口箱子搬上去重得我腰都直不起来。裴砚站旁边想帮，手刚碰到箱角就往前栽了一下。我一把拽住他后领。
“你要是倒了这箱子里有件东西掉出来，咱俩今天白干。”
他扶着车一言不发。把箱子推回柳叶巷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巷子窄车进不去，我一口一口往里搬。搬第五口的时候我手一软，箱子磕在门槛上磕开一道缝，里头有个东西滑出来。是只小小的木匣，巴掌大，面上刻着一朵兰。我捡起来打开，里头是半支断了的口脂，干了，颜色早就变黑了。旁边压着一张纸，纸上有字，是女人的字，很秀。我看了一眼把纸折起来塞回匣子里，连匣子一起揣进怀里。裴砚在后头问什么东西。
“口脂。”
“什么？”
“女人的口脂。干了。”
他没再问。那七口箱子搬完天已经黑了。我坐在门槛上腿抖得跟筛糠似的，点了灯。
“九斤，你今天赚了？”冯老太太问。
“赚了。”
“多少？”
“一箱子。”
“一箱子？”她手里的针停了，“那你以后不用卖饼了。”
“还得卖。一箱子里头有些东西不能换钱。”
老太太哼了一声。“我知道。有些东西能换命的。”
七口箱子我开了一夜。裴砚坐床上我坐地上，灯是豆油灯，芯子剪了三回冒黑烟。我一样一样拿出来摊在草席上。白玉竹节纹镇纸一对，青玉回纹笔洗一只，端溪砚一方，宣纸四刀，徽墨十锭，玉带钩三枚，玛瑙杯四只，犀角杯一只，象牙雕的观音一尊，点翠的簪子六根，累丝金镯两对，珍珠串一条。还有书，书最多，整整两箱全是刻本，有的还带着虫蛀。
“这些书值多少钱？”
“不值钱。刻本满街都是。”
“那你送书干什么？”
“她爱看书。”
“她爱看，你不会去书铺租给她看？一月二十文。”
裴砚看了我一眼。“你说得对。”
“我天天说对。你慢慢习惯。”
我一件件估他一件件说由来。说到第三十几件的时候我累了，往草席上一坐靠着箱子。开到最后，我拿起那青玉笔洗对着灯看，底上有一道缝，用胶补过。我又拿起一根簪子掂了掂，轻了。再拿起一只镯子搁牙上咬了一下，银子。
“裴砚，单子上写的是累丝金镯。这是银的。”
他接过去看了，脸色沉下来。四十七件真东西验出十九件，剩下的要么是残的要么是仿的要么干脆不是原来那一件。我坐在地上看着满地的破烂半天没说话。
“常九斤，你还好吗？”
“我在算。我在算我亏了多少。”
我算了一个时辰，算出来的数写在纸上又把纸揉了。“四十七件三千二百两。如今真东西十九件，加上这一堆破烂，能值三百两就算烧高香。”
“三百两。”
“三百两。”
屋里很静，外头鸡叫了第一遍。
“她掉包了。”裴砚说。
“她没掉包。”
“那这是——”
“她压根没打算还。她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叫管事的把好的挑走，拿残的仿的顶上，再装箱封好送到门口。她要的就是我们当面收下写个‘清讫’。”
“我写了。”
“这我晓得。我当时没看出来。我一个卖饼的看玉石看不过眼。你在官场混了十年也没看不过眼。”
裴砚沉默了。“这不怪我？”
“怎么不怪你？你连自己送出去的东西都认不出。”
“你送的时候谁给你验？”
“内务府的人。”
“内务府的人验完了送到谁手上？”
“送到她手上。”
“这就对了。你从头到尾就没拿到过真东西。你付了银子，东西是内务府打的，是内务府的匠人送的，送到了苏家的后门。这中间有多少道手你知道吗？”
“你要说什么？”
“我要说这笔账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算清。你自己都不当回事，人家当然敢糊弄你。”
裴砚把头低下了。天亮的时候我把那十九件真的装进箱子，剩下的堆在院子里。
“这些怎么办？”
“这些留着。它们还是有用。”
“什么用？”
“证据。”
第三天我又去了苏府。这回没带裴砚。我一个人去的，拎着两只箱子，一只装真的，一只装假的。到了门口我把两只箱子放在门槛前面自己坐在箱子上。吴管家出来脸色很难看。
“常姑娘你又来了。”
“我又来了。”
“姑奶奶不在。”
“她不在你在。”
“我听不懂你的话。”
“我给你看样东西。”
我把假的那只箱子打开，把里头的东西一件一件掏出来摆在门槛上。“这个笔洗补过的。这个镯子是银的。这本书是残的。这根簪子缺了两颗珠子。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姑奶奶还的。还的时候我在门口你也在门口，你自己数着，四十七件一件不少。如今我数了，十九件是真的。吴管家，你在这行做久了，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
吴管家往后退了半步。“常姑娘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我进去见夫人。”
我起身要往里走，吴管家伸手一拦。“常姑娘这不合规矩。”
“什么规矩？”
“夫人不见外客。”
“我是讨债的不是客。”
他把我拦住了。我们在门口僵着围了二三十个人。就在这时候门里出来个人，一个婆子，身上穿着绸脸上打得很厚，一看就是内院的管事。
“你就是那个卖饼的？”
“我是。”
“我们姑奶奶有句话给你。”
“你说。”
“她说，‘她若还来，就把她打出去’。”
我愣了一下。“打出去？”
“打出去。这是苏府的地方，你在这儿闹是要吃官司的。”
“我说的每一句都是实的。”
“实的又怎样？”那婆子说，“你说我们姑奶奶还你东西是假的，凭据呢？你昨儿收了今儿就说假的，谁知道你这半天里是不是自己换了？”
我站在那儿胸口像被人捅了一刀。她这一句是死扣。我昨天在大门口收了箱子写了“清讫”，今天翻脸说货是假的，拿什么证？我没有人证没有字据，那七口箱子在我院子里过了一夜，谁知道里头的东西是我换的还是她换的。我站在苏府门口第一次觉得自己蠢。蠢在什么地方呢，蠢在我以为这世上的事有个“理”字顶着。其实没有。理是给有凭据的人讲的，没凭据的人连嘴都是人家的。那天我在苏府门口站了半个时辰到底没进去。
我把两只箱子搬回去一路走一路想。走到柳叶巷口谭嫂子在那儿择菜，看见我把菜一搁。“九斤你怎么走路不看着人？”我抬起头。“啊。”
“你脸怎么了？青一块白一块的。”
“没事。”
“没事才怪。吃了吗？”
“没。”
“进屋，我给你下碗面。”
那天我在谭嫂子家吃了一碗面。吃完面把碗一放。“谭嫂子，你知道苏家在内院的规矩吗？”
“知道一点。”
“内院的管事婆子有几个？”
“三个。一个管账姓于，一个管针线姓关，一个管人姓李。”
“李婆子？”
“对。这个李婆子在苏家待了二十年，苏家那姑娘是她看大的。”
我心里动了一下。“她看大的？”
“看大的。”
我把碗往前一推。“谭嫂子，李婆子家住在哪儿？”
“你要干什么？”
“我想送礼。”
“送礼？”
“送一份她不能收的礼。”
李婆子家在城东一个小院，两间正房，院子里有一架葡萄。她男人早死了，有个儿子在国子监读书，读了三年年年落榜，今年第四次。我是在她家门口等的，等到申时李婆子回来了，一个包袱挎在胳膊上。
“你是？”
“我是九斤。”
“九斤？”
“我是那个卖饼的，苏府门口站过的。”
李婆子的脸变了转身要走。
“李婆婆，我不是来闹的。”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还你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过去。她接过来看，手就抖了。“这……这是哪儿来的？”
“我从我家那边一个先生手里买的。这叫‘程文’对吧？国子监里有人专门做这个买卖。一个题目写好文章卖给考生，考生背下来考场上默出来。这篇程文是你儿子买的。”
李婆子的脸全白了。“你——”
“我不告。我要是告我就不会站在你家门口，我直接去国子监的提学官那儿说。”
“那你要什么？”
“我要一句实话。”
李婆子站在院子里，葡萄架下的影子落在她半边脸上。“什么实话？”
“那七口箱子是谁封的？”
她咬着嘴不说话。
“李婆婆，我不为难你，我也不想为难你儿子。一个考生读三年书考四次试买一篇程文，这事在京城不算什么。可要是被说出去他这辈子就完了，你也完了。”
“我早知道。”
“那你告诉我。封箱的时候谁在场？”
她看了我好一会儿。“我在。”
“谁挑的？”
“姑奶奶自己挑的。”
“她自己动手？”
“她自己。她让于婆子把箱子里的东西都搬出来铺在地上，一件一件看。看上眼的收进她的陪嫁里，看不上的装箱还你。她说，‘这些破烂，他那么好面子，收了他也得认’。”
我站在葡萄架底下忽然笑了一下。“她这么说的？”
“她这么说的。”
“你听见了？”
“我在场。”
“你敢作证吗？”
李婆子往后退了一步。“作证？我作证我这辈子就完了。”
“你不用站出来。你只要写一张字，写清楚那天的情形，画个押按个手印。这张字我收着，什么时候用我自己看着。”
“你要用在哪儿？”
“我不用在公堂上。我用在她面前。”
李婆子想了很久。“那张程文呢？”
“程文我还你。现在。”
我把另一张纸拿出来递给她。“这是原件。我买了三份烧了两份，这是最后一份。”
她把纸接过去手抖得厉害。那天晚上她给我写了一张字，字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写完把手按在纸角上按了一个红手印。
“九斤，我这辈子没做过这种事。”
“我也没做过。我这是头一回干这种事，干得不好你多担待。”
那天回去我把那张字收在贴身的地方一夜没离身。我知道这张字的分量。它值不了一个案，可我拿它去敲一个人的门，那个人会开。
三日后我又去了苏府。这回我没在门口站，我递了帖子，帖子上写：民女常九斤，求见苏夫人，有事相告。不出半个时辰门开了。见的不是苏夫人，是那个李婆子。她站在门口脸色很难看，后头跟着两个家丁。
“九斤你走吧。”
“我为什么走？”
“夫人不见你。”
“她不见我是她的事。我就在这儿等。”
“你要是等，”李婆子说，“我就只能让人请你走了。”
我看着她。“李婆婆，你真要这么干？”
她的眼睛躲了一下。“九斤你不该来。”
“我该来。”
那天来了四个人。不是家丁，是街面上的闲汉。我认得其中两个，是东市那边的。
“常九斤？”
“我是。”
“有人让我们把这个给你。”
那人从背后拿出一根短棒在我眼前晃了晃。“让你长长记性。”
我知道今天躲不过去。我把怀里的包袱往里塞了塞往墙根靠了一点。这一回我挨了七下。打在背上打在胳膊上也打在脸上。打到第五下我摔在路上，嘴里有血腥味，那血顺着牙缝往下流滴在青石板上被路过的车轱辘碾开。第六下我没躲，我抓住了那根棒子，手心里火辣辣地疼我没松。
“打够了没有？”
那人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我说打够了没有。”我把血吐在地上，“打够了，我跟你说句话。”
“什么话？”
“你今天这七下有人给你多少？”
“这不关你的事。”
“我给双倍。你告诉我谁让你来的。”
那人犹豫了。旁边一个人凑过来低声说了句什么。那人把棒子抽回去带着人走了。我从地上爬起来扶着墙站了一会儿。血还在流，我拿袖子擦了擦擦不干净。街上有几个看热闹的都不敢靠近。我看见对街有个小孩七八岁蹲在门槛上手里捏着半个饼一直看着我。我冲他咧嘴一笑，他吓跑了。
那天我走了半个时辰才回到柳叶巷。进门的时候我照了照水缸，镜子里那个人脸青了一块嘴角破了头发散了一半。我把水泼在脸上疼得直抽气。裴砚从里屋出来一看见我整个人就僵在那儿了。他拄着棍一步两步走到我面前，伸出手碰了碰我脸上的伤。他的手很凉。
“谁？”
“不知道。”
“你告诉我，谁？”
“我说了不知道。”
他站在那儿胸口起伏，忽然转过身一把抓起立在墙角的木棍转身就要出门。我一把抱住他。
“你干什么？”
“我去苏家。”
“你去苏家干什么？”
“我杀了她。”
“你怎么杀？你现在这样子一出门就被人拦下来。”
“我杀不了她我也要打她一顿。”
“打完了呢？”
“打完了我死。”
我把他按回凳子上。“裴砚你听我说。你今天要是去了，你死，我死，这事就完了。她赢。”
他坐下了。
“你记住，这世上的事一半靠算一半靠扛。算不出来的时候就要扛。”
“你扛不住呢？”
“扛不住再说。”
那天夜里我把那张字拿出来在灯下看了一遍。李婆子的字写得很拙可看得清。我看完了把纸折好塞回怀里。
“这东西什么时候用？”
“明天。”
第五章 铺子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苏府。不是后门，是正门。我穿了一身旧衣，脸上带着伤嘴角结着痂头上没戴东西。我走到正门在台阶下站定。门口是两个家丁一左一右。
“你干什么的？”
“我来讨债。”
“又是你。”
“又是我。”
“我们家老太太在里头过大寿，你要是敢闹今天就把你送官。”
我一听这句心里咯噔一下。过大寿。我想了想抬头看那门楣上挂的红绸，红绸是新换的。门口停了七八顶轿子。我心里转过一个念头：那就今天吧。
“我不闹。我在门口站着，站到寿席散了。”
两个家丁对视了一眼。我把那张纸从怀里拿出来展开举在胸前。“这是你们府上李婆子写的。上头写的是：十月初几内院地上铺满东西，姑奶奶一件一件挑，好的收进陪嫁，残的装箱归还。”
家丁的脸白了。“你——”
“我念给你们听？”
“别念！”
“那我念给别人听。”
我把嗓门提起来：“苏府后门口有人花十两银子买了个瘸子，拿回来问债。苏家姑奶奶把顶好的东西挑走把残的给了人家。人家来问，她说，‘那些破烂，他那么好面子，收了他也得认’。这话是苏令仪自己说的。”
街上的人越聚越多。门里传出鼓乐声，席开到了第二道。有个管家跑出来脸色铁青伸手就要抢我手里的纸。我往后退了一步。
“这张纸我抄了二十份。你抢一张我还有十九张。”
“你要什么？”
“我要见老太太。”
那天苏家的寿宴断在了第三道菜。见我的，是苏家的老太太，七十来岁坐着，眼睛不太好使得让人凑到耳边喊。她听我念完那张纸沉默了很久。
“你要什么？”
“我要真东西。”
“她若不给呢？”
“我就把这张纸送到都察院。”
老太太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三下。“你等着。”
那天下午苏家抬出来七口箱子。是真的。我当场蹲在地上一件一件过手。四十七件缺了六件。缺的那六件是琴、璧、头面、拓本，还有两支簪子。
“剩下的呢？”
“剩下的没了。”
“没了？”
“苏姑娘说那些早些年被她赏了下人。”
我笑了一下。“行。这六件我记着，日后我再来。”
那天我出苏府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谭嫂子在巷口等着，见了我把我往屋里一拉。“你这个人胆子大得没边了。”
“不大。我算着他们今天办寿不敢把事闹大。”
“要是他们敢呢？”
“敢就更好了。寿宴上出事传得更快。”
谭嫂子看着我忽然叹了口气。“九斤，你这成天这么算累不累？”
“累。可我不算，别人就要算计我。”
十一月初我在西市口盘下一个铺子。铺子不大，一丈二的门面，里头两间，后头一个院子。原先是卖纸马的老头死了，儿子不愿接手急着出手，一百二十两。我砍到九十八两又给中人塞了五两算是定了。交银子那天那儿子哭了一场。我没什么感觉。这世上哭的人多了，不是每个哭的人都值得让人陪着哭。
铺子我得取名。想了三天取名叫“九斤铺”。裴砚说这名字不好听。
“怎么不好听？”
“太直。”
“直有什么不好？我卖饼的时候人家叫我九斤，如今我开铺子人家还叫我九斤。我图的就是个熟。”
铺子卖什么我盘算了几夜。头一样卖胡饼，这是我老本行不能丢。第二样卖面，京城人爱吃面，一碗面五文，一天卖两百碗就是一千文。第三样卖酒，酒要好，便宜的不行贵的不行得中等，一壶三十文一天卖二十壶。第四样捎带着卖点杂货，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这没什么赚头，可有一样好处：什么人都来，什么话都能听见。
铺子开张那天没什么排场。门口挂了个木牌是我自己写的，字丑但是认得清。头一天来了七个人卖了四十三文。第二天来了十九个卖了一百一十文。第三天下雪，来的人反倒多了，两百六十文。第五天来了个麻烦。
那天午后我正在后头揉面，听见前头有人吵。我出去一看是三个泼皮坐在门口的长凳上翘着腿，其中一个把烟袋锅磕在门框上。
“这位娘子，”为首那个说，“新铺开张得意思意思吧？”
我把手上的面擦干净。“什么意思？”
“这条街上的规矩。一个月一两银子保你平安。”
我笑了一下。“一两？”
“怎么嫌贵？”
“不贵。太便宜了。”
那三个人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我说太便宜了。我这个铺子一天卖三百文，一个月九千文折九两银子。你要一两我还剩八两。这一两里头有你的脸面，有这条街的平安，还有你替我在街上说一句‘九斤铺的饼好’，这买卖划算。”
三个人面面相觑。“你这话说得跟我们是一伙的。”
“咱们就是一伙的。不过我这人有个毛病，我给人钱得看人。你叫什么？”
“杜三。”
“杜三，你从前收这条街多少家？”
“七家。”
“一个月七两？”
“六两八。”
“那我给你七两。从今天起这条街的保钱我一家一家去收，收完了交给你。你省事我也省事。”
杜三眯起眼。“你替我们收？”
“对。不过有一条。你收了钱就得办事。这条街要是再有别的人来捣乱，我不找你，我找的是你。你自己摆平。”
杜三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笑了。“行啊。你这婆娘比男人还狠。”
“我不狠。我就是不想天天跟人吵架。”
从那天起这条街的保钱由我收。一个月我从里头扣八十文算跑腿的。杜三他们也没意见，因为他们省了力气还多收了二百文。裴砚听说这事笑了半天。
“你这个人一进门就把泼皮变成了伙计。”
“这不叫本事。这叫省事。”
铺子开了一个月我算了一回账。进项十三两四钱，出项九两二钱，净赚四两二钱。我拿着笔在账本上看了很久。
“太少。”
“一个月四两一年五十两。你若按你原来的算法八年能买一条巷子。可你如今手里有两千多两，为什么不一次投下去？”
“因为钱要滚一遍。两千两一下子压在地里我一年就剩三十石租子。可我把钱滚起来一年翻一番，八年就是五万。”
“五万两？”
“五万两。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
“这世道不能变。”
裴砚沉默了一下。“你说这话像是知道自己活在一个会变的世界里。”
“我本来就活在书里。书是写好的，可书也是会被人翻的。翻一页前头的就白写了。”
“那你打算怎么翻？”
我抬起头看着他。“先把这一页翻过去。这一页上写的是：孙家倒了，苏家起了，江铨升了，你死了。”
“翻过去之后呢？”
“翻过去之后这一页上写的是：常九斤在西市开了铺子。”
他笑了，笑得挺开，脸上的伤揪着肌肉他也不在乎了。
腊月里我做了一件事。我托人打听到了那个妇人，姓沈的那个，苏令仪的姨母。她叫沈婉，嫁给了城东一个姓白的粮商做了继室，如今三十七八岁有一个女儿十四岁。她住在城东槐树巷。腊月初八天很冷，地上有一层薄冰。我提着一篮年糕去了槐树巷。敲开门一个婆子问我干什么的。
“我给白娘子送年糕。”
“我们太太不收生人的东西。”
“你跟她说一句。”我把一封信递过去，“就说有个卖饼的想问问她，那对青玉璧是怎么来的。”
婆子进去了。出来的时候脸色变了把门开了一条缝。“我们太太请你进去。”
院子不大收拾得很干净。沈婉坐在堂屋里穿一身灰蓝的袄子，头发盘得很紧。她脸瘦颧骨高眼窝深，是个年轻时候好看如今被日子磨薄了的女人。
“你是苏家那丫头派来的？”
“不是。我是裴砚的人。”
她的手一下抓住椅子扶手。“裴砚？他还活着？”
“活着。”
她盯着我眼睛一点点红了。“他还有脸来？”
我愣了一下。“白太太这话我听着不太对。什么叫‘他还有脸来’？”
沈婉忽然笑了，笑得很难看。“你今天来是为了那对璧？”
“是。”
“那对璧是我给令仪的。我给她的时候她十四岁。我告诉她这是你娘当年的嫁妆，你收好。”
“她收了？”
“收了。她还笑着问我这璧值多少钱。”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值什么钱。”
我坐下来。“白太太，我把话说白了吧。那对璧是沈家的东西，沈家八年前抄了家，璧是逆产。你把它给苏令仪是给她埋了个雷。”
“知道。”
“你知道还给她？”
沈婉抬手抹了一下眼睛。“我不给她我给谁？我娘家这一支如今剩我一个活了。那对璧藏在我箱子底下，我一天一天地看着，看着就心慌。我想给了她吧，她还年轻，她将来嫁得好兴许能保住。”
“你这是在害她。”
“这我晓得。”
“你也害了裴砚。”
沈婉抬起头。“我害他？”
“你给了苏令仪那对璧，苏令仪把璧给裴砚过目吗？”
“给了。”
“那裴砚知道那东西不能留。他劝过她吗？”
沈婉沉默了。“他劝过。他劝了三回。令仪说这是我娘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肯让我留着。裴砚说，我替你想办法。”
“结果呢？”
“结果他把那对璧收了回来自己藏着，藏了两年。”
屋里静下来。
“这事你知道吗？”我问她。
“我不知道。”
“那现在知道了。”
沈婉的眼泪掉下来。“我害了他。”
“你害他什么了？你害的是苏令仪。裴砚替你收拾这个烂摊子收拾了两年，最后连命都赔了进去。”
她哭得更厉害。我看着她哭没有拦。“白太太，我今天来不是来骂你的。骂人不赚钱。”
她抬起头。“那你来做什么？”
“我来问一件事：苏令仪要那对璧真的是你给的？”
“是我给的。”
“她有没有问过你那璧是哪来的？”
“问过。”
“你怎么说的？”
“我说是沈家老物件。”
“她信吗？”
沈婉愣了一下。“她……她没再问。”
“她没再问是因为她信了，还是因为她不想问了？”
沈婉不说话了。
“白太太，我猜一件事。你要说我说得不对你骂我。”
“你说。”
“那对璧是你的命根子。你给了她她收下了，你就等于把你的命根子交出去了。这三年你有没有觉得你见了她总像是矮了一头？”
她的手在膝盖上抓紧了。“有。”
“她是不是动不动就说，‘姨母我这儿有一件难事’？”
“有。”
“她是不是让你替她做过一些不太好说的事？”
沈婉忽然站起来。“你走吧。”
“我说中了？”
“你走！”
我把手里的年糕往前一推。“白太太我不急。我铺子在城西叫九斤铺。你哪天想明白了来找我，我给你留一壶酒。”我走到门口回过头，“还有一句话。那对璧在你这儿是根刺，在她那儿是根绳。她拿着这根绳拴着你。你信不信，哪天出了事这根绳就把你吊起来。”
她没回头。我推门出去。外头的雪下大了，地上那层薄冰被踩碎响得跟牙咬一样。我走了一段路忽然听见后头有人喊。
“常姑娘！”
我回头。沈婉站在门口没穿外衫，雪花落在她头发上。
“那对璧——”她喊，“是她自己开口要的！”
我站住了。“她怎么要的？”
“那年她十四岁来我家看见我箱子，翻了。她问我姨母这璧怎么不戴。我说我戴不起。她就说，那我替你戴。”
“她真这么说的？”
“她真这么说的。”
“你还记得她当时什么样子？”
沈婉想了一会儿。“她笑得很甜。她那时候刚学写字写得一笔好小楷。她当时还说，等我出了阁我要把这对璧戴出去，让全京城都知道沈家还有东西。”
我点了点头。“白太太回去吧。雪大别冻着。”
“常姑娘你是要做什么？”
“我要做一件对的事。虽然晚了。”
第六章 撒书
账册的事郑无咎没回话。不回话也是回话。我心里有数了，这事能办但是要等。他得翻得找得掂量。这种事催不得。我把心思收了回来专心办另一件事：钱。
七口箱子的东西卖了七天。不能在西市卖，西市人多眼杂一看就知道来路不正。我找了城南的旧货行一家一家问一家一家砍。第一趟我带了一只镇纸。那家姓周的掌柜四十来岁胖，一眼就认出东西好。
“这镇纸不错。哪来的？”
“家里传的。”
“传的？”他笑，“姑娘，白玉竹节纹这是南边玉工的活。你这说法当我不识货？”
“那你说多少？”
“十两。”
“五十。”
“十五。”
“四十五。”
“二十五，再多一分我不收。”
我把镇纸收回来。“行。那我再转转。”
转身就走。走了五步他在后头叫：“哎，三十。”我没回头。第七步他又叫：“三十五，三十五，你这婆娘真是。”我停下回头。
“四十。”
“三十八，这是最后的。”
“成交。”
七天我卖了四十件。剩下七件没卖成。一件是那尊象牙观音，东西确实好，可我拿着它进了三家店三家的反应都一样：先是眼睛发亮，再是一句“这东西我不敢收”，然后把手往外一摊意思是快走。第二件是一对点翠的簪子，这个还算好卖，可买家只肯出二十两，我一算这价连工钱都不够不卖。第三件是一串珍珠。珍珠这种东西好是好可不好脱手，京城里谁家媳妇戴了串好的人家一眼就看出这是哪家的旧物。第四件最麻烦——一双玉带钩。玉带钩是官用的东西，做官的才有，谁戴了都惹眼。第五件和第六件是同一样东西的两半：一只金丝楠木的匣子和匣子里那张纸。
那张纸我那天捡起来一直没细看。“……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字的笔锋很软，写的时候像有气无力。纸的右下角有一方小小的印，印文是“令仪”。裴砚凑过来看了一眼然后脸色变了。
“怎么了？”
“这词是她写的。”
“那又怎么样？女子写词有什么稀奇的。”
“这词的后半阕是从我这儿来的。”
“你写过词？”
“我不写词。这是当年我在她家赏花喝多了随手在一张纸上写了半阕，写的上半阕。”
“上半阕是什么？”
“‘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
我愣了一下。“这首词不是李清照的吗？”
“谁？”
“李清照。”
裴砚看着我眉头皱起来。“我不识得此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就是说这个书里的世界跟那边的世界不是一个人写的。我把那张纸翻过来对着灯看。
“这半阕跟那半阕接不上。她想续你的词续不成，只把她的那半张留了下来跟你那半张分开。她留着的是自己的，你那半张——”
“在她那儿。”
“不。你那半张她给了别人。”
裴砚猛地抬头。“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这半阕我在街上听过。今年夏天瓦舍新出的一支曲子唱的正是‘昨夜风疏雨骤’。唱的人是个男的。”
“谁？”
“我不知道。但是曲子有署名，署名是一个字：舟。”
裴砚的手在发抖。“卫砚舟。”
“这就对了。把你的句子当成他的。你还记得那句子是谁写的吗？你写的，他抄的。他抄了你的词拿去作他的名声。全城都知道那是靖安侯的才情。他如今娶了她还把你这半阕词谱成曲在瓦舍唱。”
我把纸放回匣子里。“裴砚，这词对于你来说是你喝多了随手一写，对于她来说是她这辈子最好的东西，对于他来说是一块砖，拿回去垫在脚底下再踩上去。”
裴砚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我看着他忽然有点心慌。他的脸不是那种气急败坏的样子，他的脸很静，静得不像活人。
“裴砚，你说句话。”
“我在想一件事：当年我写那半阕的时候他在场。我写完把纸给了她。他站在后头看了。他当时说，‘裴兄好句，不敢掠美’。”
“他说了这句？”
“他说了。”
我深吸一口气。“这人比你狠。”
“他比我稳。我是刀，他是鞘。刀拔出来会伤人，鞘不会。这世上的人都愿意跟鞘打交道。”
他把手里的酒杯放下。那天夜里我们算了一笔账。卖出去的四十件收回来两千零六十两。剩七件值一千银子不好卖。加上箱子里那张单子还有那本我抄了二十遍的东西。我把银子数好分成三堆。一堆一千两拿去买地，一堆八百两做本钱开铺子，剩二百六十两留作走动。
“你不留一点给自己？”
“我？我穿的三年前那身棉袄现在还穿着，有什么好留的。”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常九斤，你有没有想过若是这次不成呢？”
“不成？不成我就亏了十两银子。我还能再去卖饼。天塌不下来。”
“若是成了呢？”
我想了想。“成了我要去买一件东西。”
“什么？”
“一盏灯。我娘死的时候是在路边，那天夜里黑什么也看不见。我摸她的脸摸到她眼睛还睁着。我那时候想要是有盏灯就好了。”
裴砚沉默了很久。“行。等这事完了我陪你去买。”
我笑了。“你陪我去？你现在走得比乌龟还慢。”
“乌龟能活千年。”
“那也不行。你走得太慢了我等着急。”
他笑了一声。那天夜里灯油烧到了底。我睡在箱子堆旁边梦见我娘。她坐在粥棚前头端着那碗粥把上头的沙子一点一点捞出来。她捞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她还坐在那儿。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西市。西市口那一片什么都有，卖菜的卖肉的卖药的卖人情的。人情也卖。我找的是一个姓秦的老婆子，人人都叫她秦嫂。她男人原先在刑部当书办死了七八年了，可她手里还捏着一条线。这条线是往刑部后院的。我给她带了二斤猪头肉一斤酒。她接过去眼神在我脸上刮了一遍。
“九斤你要干什么？”
“想托人递个话。”
“递给谁？”
“郑侍郎府上。”
秦嫂把肉放下。“你疯了？”
“我没疯。”
“郑侍郎府上不是随便递话的地方。”
“我明白。我不递到府上，我递到他娘那儿。”
秦嫂盯了我半晌。“你怎么知道他娘？”
“全城都知道他娘。他娘住在城西的水月庵，一个月去两次给他爹点灯。”
“你去那儿干什么？”
“送东西。”
“送什么？”
“一封信。”
“你就凭一封信能让郑无咎给你翻案？”
“我不翻案。我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这辈子头一回能抬起头来做人。”
秦嫂看着我好半天。“九斤，你这三年是不是攒钱攒出毛病了？”
“有点。我这两天睡都睡不着。”
她笑了，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堆起来。“行。我替你递。可我不担保。”
“不用你担保。万一出了事我不认得你。”
秦嫂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你这人心真硬。”
“我要是心软我早死在那锅沙粥里了。”
那封信是我写的，写了七遍。第一遍写得像公事，第二遍写得像诉状，第三遍写得像求人。第四遍我撕了，第五遍我烧了。第六遍我坐在灯下把笔搁了半个时辰。开头写郑大人台鉴，下面一行一行往下落：
“民女常九斤，城西卖胡饼者。冒昧上书，只因有一事历三年不敢言，今不得不说。大前年黄河决口，民女逃荒至京饮赈粥七日，腹泻几死。粥中有沙。沙非天降乃人掺之。掺沙之人领的是江淮转运使的差。转运使上折说此法可‘防冒领、节粮秣’，此折传为佳话妇孺皆知。民女彼时不知以为世道如此。近读邸报见大人有论‘漕粮折色’一疏，中有‘粟米之中，不容一尘’之语。民女不识大体，读至此泪下不能止。民女无状敢问大人：若粟米之中不容一尘，则粟米之中可容几斗沙？民女有薄物可献，乃当年粥棚领粮之票据一纸，上有戳记。此物本不足为凭，唯大人如欲一观，民女随时可至。又，民女有一言虽冒死亦欲陈之：大人母太夫人一生未受诰命。此事京城无人不知亦无人敢言。民女斗胆敢问大人，太夫人之屈与天下人之屈，可是一般。民女常九斤，顿首。”
写完我在灯下看了三遍。裴砚在旁边看着不说话。
“你看什么？”
“我在看一个人的命。”
“什么命？”
“你的字不好。但这封信比大理寺的状纸厉害。”
“厉害在哪儿？”
“厉害在最后那一句。你不是求他，你是问他。”
“他要不理呢？”
“他会理。郑无咎这个人最怕的不是卫砚舟，是他自己。”
我把信封了。信是昨天递进去的，今天午后有人来敲我的门。来的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厮穿青衣规规矩矩的说话细声细气。
“请问是常姑娘？”
“是。”
“我们老爷请您明日申时到城南的‘半日闲’茶楼说话。”
“你们老爷是谁？”
“我们老爷姓郑。”
我点头。“知道了。”
小厮走了。我关上门转过身看见裴砚扶着墙站在里屋门口。
“他肯见你。”
“肯见是因为他怕。”
“怕什么？”
“怕那封信是别人设的套。他要见我先看看我是真是假。”
第二天申时我去了“半日闲”。茶楼在城南两层不大，人少。我上楼伙计引我到最里头一间，门是虚掩的。我推门进去。里头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一身半旧的青袍，头发都白了一半，面前搁着一壶茶没动。他抬头看我。
“你就是常九斤？”
“是。”
“坐。”
我坐下。
“你说你有票据。”
我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推过去。那张纸是我从旧包袱里翻出来的，褶得不成样子边上都烂了。上头有一个红戳隐约还能看出“汴京赈济”四个字。他拿起来看了很久。
“这戳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可这纸也说明不了什么。”
“我早知道。这纸只能说明我在那儿领过粥。它说明不了粥里有沙。”
“那你拿它来做什么？”
“我拿它来是为了让大人相信，我这个人是从那锅粥里爬出来的。”
他把纸放下端起茶又没喝。“你要什么？”
“我要孙家的账册。”
他手一顿。“你胆子不小。”
“不大。大到能活着就够。”
“孙家的账册在大理寺。”
“底子在刑部。”
“你怎么知道底子在刑部？”
“因为孙家是‘续查’。当年抄家抄得急账册只送到大理寺。三年后续查卷宗得刑部会签。会签要留底。留底一定有。”
郑无咎看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卖饼的。”
“卖饼的知道‘续查’、‘会签’、‘留底’？”
“我天天在衙门口卖饼。听多了。”
他忽然笑了一下。“常九斤，你若是个男的我得防你。”
“我是女的大人更得防。”
他笑收了。“你要那账册做什么？”
“我不做什么。我就是想看看孙家卖给北边的那批粮到底是谁的船。”
郑无咎端着茶一动不动。“这一句话足够让你死十次。”
“是。可这句话我憋了三年了。”
“你憋着能活。”
“我活着跟死了也没什么两样。”
他把茶放下。“账册我不能给你。”
“我没让您给我。”
“那你要什么？”
“我要您看。”
“看？”
“您把账册翻出来看一眼。看一眼就够了。您看完不用告诉我，您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他眯起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郑大人，您做了二十年官。您知道这世上有一种官专门做一件事：把不该烂的东西烂掉，烂在卷宗柜里烂成灰烂得干干净净。这种人叫‘清官’。清官不下狱，清官不结仇，清官一辈子顺遂死后有传。还有一种官一辈子没顺过。”
“哪一种？”
“您自己知道。”
我把茶盏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是凉的。郑无咎就那么坐着看着我，看了很久。
“常九斤，你走吧。”
我站起来把那张票据又推回去一点。“这张纸您留着。哪天您用得着就拿去。”
“我用得着？”
“总有一天。大人，我今天来不是求您办事。我是来告诉您一件事：这世上的账是要算的。有人不算，是时候没到。有人算不了，是手里没牌。您手里有牌。”
我推门出去。
“常九斤。”
我回头。
“你那只狗叫什么名字？”
我愣了一下。“我没养狗。”
“你养了。你今天带了一条来。”
我没听懂。下楼的时候我在茶馆门口看见一条黄狗，瘦，脏，一条后腿拖着，正趴在地上舔爪子。我看着它忽然明白了他那句话。我蹲下来摸了摸那条狗的头。
“你跟我走？”
它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它就站起来了一瘸一拐地跟在我后头。我给它取名叫“工钱”。
腊月二十三祭灶。郑无咎回话了。还是那个小厮还是那个细声细气的声音。
“我们老爷说那本册子他看了。”
“怎么样？”
“他说他不认得那批船。”
“不认得？”
“不认得。我们家老爷说他不认得那批船，可是那批船的底他认得。”
“谁的底？”
小厮不说话了，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纸条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两个字：“漕台。”
我把纸条捏在手里。漕台，漕运总督。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卫砚舟的座师姓杜叫杜延。我站在雪地里把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杜延六十多了，在漕运上待了十一年。卫砚舟能从寒门爬到侯爵一大半是靠杜延在背后托着。我回到铺子把纸条给裴砚看。裴砚看完靠在墙上半天没动静。
“怎么了？”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孙家那案子为什么我判得那么干脆，为什么我一判满堂喝彩。因为那是一件‘该判’的案子。所有人都知道孙家该死可谁都不想沾手，只有我这个不知死活的愣头青抱着一身的胆子往前冲。我冲上去把刀拔了，他们就站在旁边看，一边看一边叫好。等我把血放完了他们拿我这把刀去换了一个更大的东西。”
“什么东西？”
“漕运。当年孙家倒台漕运的路子空出来了，我以为是苏家吃进去了。现在看苏家只是一层皮，后头是杜延。这三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跟苏家斗。”
“你没在斗。你在给人家干活。”
他闭上眼。“难怪。难怪我下了狱没有一个人敢替我说话。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案子，是一个位置。”
我没说话。这件事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原以为裴砚是被男女主坑了。现在看，他不是被坑，他是被用。用完了洗洗干净挂出去当个反面。
“裴砚，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你当年那么干。”
“不后悔。孙家的案子我判对了。”
“那你还愁什么？”
“我不是愁。我是想，我若早知道对面站的是杜延，当年我会不会换一种法子。”
“你会吗？”
他想了一会儿。“不会。”
“那你现在想什么？”
“我在想，杜延今年六十多了吧？”
“六十三。”
“六十三。一个六十三的人跟他拼命他不怕。他怕的是死后的名声。”
我看着他。“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是说给你听的。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腊月二十八我去了一趟书坊。铺子在城西叫“墨香斋”，是京城排得上号的老铺子。老板姓柯是个落第的秀才，专刻些话本曲词坊间杂录。我去的时候他正在里头看新刻的版。
“柯老板。”
“常姑娘？什么事？”
“我有一册小书想请您刻。”
“什么书？”
“《残词录》。”
他抬起头。“残词？二十首？这不好卖。”
“我买版自己销。”
他愣了一下。“你自己销？”
“对。刻一百册。工钱几何？”
“一百册五百文。”
“我给一两。”
他眼睛一亮。“那我给您刻得好些。”
“不用刻得太好。纸要最粗的，版要刻得不用心，错字别改，能看就成。”
他愣住了。“这是为何？”
“太好的书人家当宝收起来不给人看。粗纸劣墨的书才有人在茅房在茶楼在船上翻。”
柯老板看了我半天忽然笑了。“常姑娘你比我懂书。”
“我不懂书。我懂人。”
那册书是三天刻完的。二十首词我挑了十九首是坊间传唱的，只有第三首是那半阕。我在末尾加了一行小注：“右第三首，闻传于靖安侯席上，原只半阕，后得全。其半阕来历，有云得自废纸者，未可考。”
一百册书我让侯三去散。不是卖是散。茶楼酒肆澡堂子船码头国子监墙根底下，一册一册丢。丢书这活也要技巧。丢得太整齐人家以为是圈套，丢得太乱人家捡不着。我教了侯三三天。第一天他丢在茶楼五册让人看见。第二天他丢在澡堂十册，故意有一册掉在门口。第三天他丢在靖安侯府后墙外三册。
腊月三十夜里有人来敲门。来的是江铨。他站在门口没打伞雪落了一肩脸冻得发青。
“常九斤。”
“江大人。大年三十夜里有何贵干？”
“那书是你撒的？”
“什么书？”
“《残词录》。”
“哦。那书啊，我刻的。”
他往前一步。“你疯了？”
“我算过了。没疯。”
“你知道这书撒出去会有什么后果？”
“知道。你坐不稳了。”
江铨的胸口起伏。“你要什么？”
“我要一个人。”
“谁？”
“孙家那案子的案卷。”
“我给你了。”
“你给的是抄本。抄本可以改，改了不认。我要原件。”
“原件在杜延手里。”
“那就去拿。”
“我怎么拿？！”江铨的声音一下高起来，“常九斤你以为那条线是这么好走的？我拿了这辈子就完了！”
“你早就完了。江大人，你出卖裴砚那天你就完了。你剩下的日子不过是替人看着一本账。”
他站在雪里一动不动。我看着他忽然有一点不忍。只一点。
“江大人我给你留一条路。”
“什么路？”
“你把原件拿到不必交给我，你交到刑部。你不必签押，就说‘有人送至’。”
“我若是不交？”
“你若不交明天早上城里就会有人知道，大理寺丞江铨的母亲每年从宫里领三斤沉水香。”
他的脸一下子白了。“你怎么知道？”
“我不光知道这个。我还知道你娘住的那间屋子是她自己的私房一直没报官。按律官员私置产业该罚。”
江铨看着我，那眼神很复杂。我看不懂也不想懂。
“常九斤，”他忽然低声说，“裴大人怎么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
“因为他倒了。人倒了就只剩能活下去的人了。”
江铨把头低下去。雪落在他的官帽上一层一层的。
“三天。三天之后我把东西送到刑部。”
“五天。五天我给你留五天。”
“为什么改？”
“因为今天初四了。我不想在正月里办丧事。”
他走了。我关上门在门后站了一会儿。
“你心软了？”裴砚在里屋问。
“没有。”
“你把三天改成五天。”
“五天更好。五天之后是初九，衙门开工郑无咎能办事。”
裴砚笑了一声。“你这脑子。”
“我这脑子是怎么长出来的？是饿出来的。人饿了脑子就要转，不转就死。”
我坐回灯下把账本翻开。这两天我花了不少。刻书一两，散书雇人二百文，给侯三三两，给杜三一两，还有年节各处打点三十七两。我算完在账本上写了一行：“腊月三十，共余银二千四百三十两。”
这一行写完我把笔搁了。“裴砚。”
“嗯。”
“等这案子完了你打算干什么？”
他想了想。“我不知道。”
“你二十七岁不知道干什么？”
“我这三年眼里只有一件事。这事完了我就跟一根拉满了三年的弓一样忽然松了。”
“松了就歇着。”
“歇着人会废的。”
我看着他。“那你就给我管账。”
“管账？”
“对。我铺子里缺个算账的。你字好会算还认识一堆有钱人。你给我管账一个月二两。”
他笑。“二两？”
“嫌少？”
“不少。我这三年没赚过一两银子。一月二两是赚了。”
第七章 开堂
正月初五迎财神。那天城里特别热闹，鞭炮从早响到晚。我在铺子里包饺子包了四百个卖了三百六十个。忙到掌灯才歇，我在后头院子里坐着腿上盖了条旧毯子。裴砚坐在对面手里拿着一本书。他的腿好多了能拄着棍走，走起来还是拐，可不像先前那样一阵风就能吹倒。
“常九斤，你今天脸色不好。”
“累的。”
“不是。你有心事。”
我没说话。
“是不是江铨那边没动静？”
“有动静。我今天听说他初四那天去了刑部待了半个时辰。”
“然后呢？”
“然后出来了。出来的时候脸是白的。”
裴砚沉默了一下。“他交了？”
“不知道。交了还是没交得等开工。”
我抬起头看着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冬天了树光秃秃的，枝桠像一把乱插的筷子。
“裴砚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恨江铨吗？”
他想了很久。“我恨他。”
“恨到什么地步？”
“恨到他站在我面前我会一刀捅了他。”
“那你为什么收他的膏药？”
“因为他送膏药的时候手在抖。我认得那个抖法。他小时候偷人馒头被我抓住手也那么抖。”
我把腿上的毯子拢了拢。“你说这人长着长着就变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变的？”
“大概是从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变的时候。他跟着我的时候是个偷馒头的小子。后来他做了官娶了妻生了孩子买了房，他就觉得他不该只是个‘裴砚的人’了。”
“人不该这么想吗？”
“该。可他不该拿我的脑袋去垫。”
我没说话。
“常九斤，你问我这些做什么？”
“我在想一件事：这案子完了以后你要杀他吗？你要是不杀咱们就留着这个人，他有用。你要是想杀咱们就在这案子办完之前先把他办了。别拖。”
裴砚看着我眼神复杂。“你这个人真是……”
“真是什么？”
“不知道。我活了二十七年没见过你这样的。”
“你也没见过几个像我这样从沙粥里爬出来的。”
他笑了。
正月十五灯节。城里挂满了灯从宣德门一直到朱雀桥一路都是。我在铺子门口挂了两盏，一盏是买的，一盏是自己糊的。那天夜里我和裴砚出去看灯。他拄着棍走一步停一步。街上人挤人他走得慢，后头有人催我就挡在他身后把人挤回去。走到朱雀桥他忽然停下。
“怎么了？”
“这地方我在这里走过一百回。”
“什么时候？”
“那年汛期城外的堤要塌，我在这桥上守了七夜。那七夜我没合眼坐在桥头看着水。”
“水上有灯吗？”
“没有。水是黑的。人也是黑的，站在岸上看着黑水。那时候我想人算什么，人不算什么。”
我抬起头看桥上的灯。红灯笼一盏挨着一盏，风一吹晃晃悠悠。
“裴砚你听我说。你今天看这个灯是活人看的。那些淹死的人看不到这个。”
“这我晓得。”
“所以你要活着。你活着才有资格替他们说话。死了就成了一句话——书里那句‘计死伤无数’，连个数都懒得填。”
裴砚看着桥下的水。水黑着，灯影落在水上碎成一片。
“常九斤，等这案子完了我要修堤。”
我转过头看他。“修堤？”
“对。修一条堤把水挡住。”
“要多少钱？”
“不知道。大概一万两。”
“一万两。我这个铺子一年赚五十两。一万两得二百年。”
“那是你一个人。若是我能翻身，一纸上书朝廷拨银一年就能修。”
我看着他。“那你就翻身。”
他低下头笑了一下。“我都不敢想的事你说得这么容易。”
“我这个人做买卖惯了。再大的生意也是从第一文钱开始的。”
那天夜里我们在桥上站了很久。
“常九斤，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什么东西？”
“等回去了再说。”
回到铺子他从箱子里摸出一样东西递给我。是一只很小的铜印。
“这是什么？”
“我母亲的印。她生前用这个印章给人家画押。她死的时候我十二岁。”
我把印接过来。印章很小磨得发亮边角有磕碰。印面上刻着两个字：“沈氏。”
“你母亲姓沈？”
“姓沈。是沈家的女儿。八年前抄家那一家是我的母家。”
我手里那方铜印忽然重了。“那对玉璧……”
“那对璧是我母亲家的东西。所以苏令仪才敢要。因为她知道，我舍不得。”
我抬起头看他。“你舍不得什么？”
“舍不得那个家。我十二岁我娘死了，我爹把我送到舅舅家。舅舅待我不好可家里那些东西我都记得。那对璧是我外祖母的。”
我把铜印放回他手里。“这个你自己收着。”
“我给你。”
“我不要。这是你娘的东西，我一个外人拿着不合适。”
他看着我。“你不想要吗？”
“想要。我这个人贪。可是我不拿这个。这个太贵，我拿了以后我还不起。”
他低下头把铜印收回去。“好。那我先替你收着。”
那天夜里我躺在箱子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我娘。我娘死的时候身上什么也没留下，就留给我一根断了的银簪。我忽然明白了裴砚。人手里攥着一件东西是因为那件东西后头站着一个人。我攥着银簪。他攥着铜印。我们都一样。
正月初九衙门开工。那天我起得早天没亮就起来了，在灶上蒸了一笼馒头。裴砚被我吵醒揉着眼睛出来。
“这么早？”
“开工了。今天得等信。”
“等什么信？”
“等郑无咎的信。江铨交了东西他得递上去。递上去就得有人来问。”
“谁来问？”
“不知道。但一定有人来。”
等到巳时没人来。等到午时没人来。等到申时我听见前头铺子里有人吵。我出去一看是几个不认得的男人穿着短打坐在长凳上一个个脸都横着。
“你们吃面？”
“不吃。”为首那个把脚往凳上一翘，“我们来问一句话。”
“什么话？”
“你这个铺子雇的那个小子姓石的，是哪儿的人？”
我心里一紧。“怎么了？”
“他偷了东西。”
“偷了什么？”
“一对玉璧。”
我站在那儿一下明白了。石小五那个孩子老实得跟块豆腐一样，别人叫他一声他就慌，他连我这铺子里的一个铜板都不敢拿。现在有人往他头上扣了一对玉璧。
“谁说我这儿有玉璧？”
“大理寺说的。”
“哪个大理寺？”
“大理寺丞江大人。”
我心里凉了半截。那天下午杜三跑来脸都白了。
“九斤你那个小五被大理寺的人带走了。”
我手里的碗掉在地上。“什么时候？”
“今早。”
“什么罪名？”
“不知道。大理寺的人说是‘查案’。查什么案人家不说。”
我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裴砚拄着棍出来听见了脸一下白了。
“是江铨？”
“不知道。”
“是他。他拿了东西又怕，就把人抓了想着用这个人来压我们。”
我坐在门槛上把手插在袖子里。那天很冷太阳出来可光是白的没有热气。
“常九斤，”裴砚在我旁边坐下，“你怎么想？”
“我在算。”
“算什么？”
“算我这一步走错了没有。”
“错哪了？”
“我不该让小五出门。我应该想到他们会动我身边的人。”
“这个错我也有。我该提前告诉你。”
我们坐在门槛上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我去大理寺。”
裴砚抬头说：“我跟你一起去。”
“你去做什么？”
“我认识人。大理寺的狱卒有一半是我用过的。人换了规矩没换。”
“你这个样子去他们会笑。”
“让他们笑。”
那天下午我推着独轮车载着裴砚去了大理寺。大理寺在皇城西南，门口两个石狮子比苏府的还大。我把车停在门口。裴砚从车上下来拄着棍站直了。门口差役看见他先是一愣然后脸色变了。
“裴……裴大人？”
“我来问一件事。今天早上你们抓的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姓石，罪名是什么？”
差役咽了口唾沫。“小的不知道。小的只是看门的。”
“那你去问。”
“这……”
“你去问。问不出来我就站在这里。站到有人出来。”
差役跑进去了。我们在门口站着。那天的风很硬刮在脸上像刀子。裴砚拄着棍一直站，站得腿都在抖，可他的头一直抬着。半炷香出来一个七品的狱丞。
“裴大人。”
“石小五什么罪名？”
“这个……他是‘窝藏’。”
“窝藏什么？”
“这个……”
“你说。”
狱丞咬了牙把话说了：“窝藏逆产。”
我心里一沉。
“什么逆产？”裴砚问。
“一对玉璧。”
我跟裴砚对看了一眼。那对璧是在我们手里的。
“那对璧，”裴砚说，“在我这里。”
狱丞的脸白了。“裴大人这话您可别说。”
“我不光说。我现在就交给你。你带我去见你们少卿。”
狱丞往后退了半步。“这……”
“你去通报。就说裴砚来了，带着一对青玉璧自首。”
我猛地转头看他。他没看我。狱丞脸色变了几变一溜烟进去了。我压低声音问裴砚：“你疯了？”
“没疯。这对璧本来就是我的罪。我交出去小五才有救。”
“你交出去你自己就完了。”
“我本来也完了。”
“你听我说，”我抓住他的袖子，“那对璧交出去他们不会放人，他们会把你也关起来然后就是死。”
“那你说怎么办？”他看着我，“那孩子十五岁，在牢里待三天出来就是个残废。待七天可能就没了。”
我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
“裴砚，我买你花了十两。”
“晓得。”
“你要是进去了我这十两就白花了。”
“那你就当是亏了。”
我把手松开。“行。你去。可你要记住一件事：这对璧只能换那个孩子，换不了别的。你别想用它去换你自己的清白。”
他看着我。“我明白。”
那天裴砚在大理寺待了三个时辰。出来的时候是被两个差役扶出来的。他脸色灰白左腿一点也使不上力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后头跟着石小五。孩子脸上有伤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可人还站着。我把小五抱上独轮车又去扶裴砚。他推开我的手自己走了两步，第三步就倒了。我把他抱起来。他很轻。这三个月他胖了一点可还是轻。
那天从大理寺回柳叶巷我推着车，车上坐着两个人。一路上没说话。
“常九斤。”
“嗯。”
“我心里舒坦。”
“舒坦什么？”
“我把东西交了。这三年我拿着那对璧夜里睡觉都不安稳。今天交了我心里干净了。”
我不说话。
“你生气了？”
“没有。”
“你生气了。你的嘴绷成这样。”
我把车停下。“裴砚，我这个人不爱说重话。”
“你说。”
“你要死我不拦。可你要死得死在我把账算完之后。”
他不说话。
“今天你交璧是你心里干净了。可你想过没有，那璧一交上去苏令仪怎么办？江铨怎么办？郑无咎怎么办？”
“苏令仪——”
“苏令仪把那璧给了你，你交出去她的名字就挂在上面了。你想过没有她会不会被牵进来？”
他愣住了。“我没有想。”
“你什么时候都只想着你自己干净。你这人干净得要命，干净得别人没法活。”
我推起车往巷子里走。
“对不起。”
我没搭理他。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小五在屋里睡着睡梦里还在叫娘。我给他熬了药敷了脸把破的地方洗干净。裴砚在里屋坐着一盏灯一本书一页没翻。半夜我进去了。
“裴砚。”
“嗯。”
“我不该骂你。”
“你骂得对。”
“我骂完了。现在说正事。那对璧交上去事情变得麻烦了。”
“怎么麻烦？”
“那对璧本来是我们手里的牌。现在牌打出去了我们手上没牌了。”
“所以我错了。”
“你没错。你只是不会算账。牌打出去不一定就没了。牌打出去会到别人手上。别人手上的牌我们也能用。”
“怎么用？”
“那对璧交上去得有人接。接的人若是江铨他会压下来；接的人若是郑无咎他会往上递。所以明天我们得抢先一步把这消息递到郑无咎那里。”
“怎么递？”
“我递。这件事我来。”
那天夜里我又写了七封信。第一封给郑无咎。第二封给秦嫂。第三封给侯三。第四封给杜三。第五封给柯老板。第六封给沈婉。第七封我写了一半又烧了。那封是给苏令仪的。我想了半夜终究没送。
裴砚在大理寺交璧那天还交了一样东西。不是他自愿交的，是他们从牢里搜出来的。那天夜里他从大理寺回来坐在灯下半天不说话。我把粥端给他他不吃。
“裴砚，他们问了你什么？”
“问我璧是哪儿来的。”
“你怎么说的？”
“我说是我自己的。”
“他们信？”
“没信。他们把我按在地上搜了。”
我把手里的碗放下。“搜出什么了？”
“什么都没搜到。我身上没有东西。”
“那你脸色怎么这样？”
他沉默了很久。“因为他们在牢里打了一个人。”
“谁？”
“一个老妇人。七十多了是去送饭的。”
“他们为什么打她？”
“因为她认得我。她看见我被推进去喊了一声‘裴大人’。狱卒就打她，打了她三下说‘这里没有裴大人’。”
我把手按在桌上。“那个老妇人呢？”
“放出去了。放出去的时候她在地上坐着半天站不起来。”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出了门。我去了大理寺后头的巷子。巷子里有个卖酒的小铺，我买了一壶酒坐在阶上。酒是劣酒辣嗓子。我喝了半壶眼泪就下来了。不是因为那个老妇人。是因为我想起我娘。我娘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气。地上结着冰我扶她坐着，她坐不住往下滑。我扶了三回第四回她滑下去了。那之后我就没哭过。今天哭了。哭完了我把剩下的半壶酒倒在地上。
“娘。我今天是替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哭的。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越活越软了？”
没有人答我。第二天早上我回铺子，裴砚看见我的眼睛。
“你哭了。”
“没有。”
“你眼睛是肿的。”
“风吹的。”
他没再问。那天上午他忽然跟我说了一件事。
“常九斤，我在牢里见了一个人。”
“谁？”
“杜延。”
我抬起头。“他怎么会在牢里？”
“他不是在牢里。他是来看我的。”
“他一个漕运总督来看你？”
“他穿的是便服带了一个人。他跟我说了三句话。”
“哪三句？”
“第一句，‘裴大人近来可好’。”
“第二句呢？”
“第二句，‘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求过人，今天求你一次’。”
“第三句呢？”
裴砚看着桌上的碗。“第三句，‘你把那本《暂寄录》烧了，我保你一条命’。”
我坐直了。“你怎么答的？”
“我说，‘我烧不了’。”
“他怎么说？”
“他笑了一下说，‘那我替你烧’。”
我把手里的东西放下。“裴砚你觉不觉得这句话有点怪？”
“哪一句？”
“‘我替你烧’。他要替你烧说明他知道那东西在哪儿。或者说明，”裴砚慢慢说，“他手里有一样的。”
我们对看了一眼。
“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世界上不止一本《暂寄录》。”
我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我明白了。杜延手里那本是他自己的。他怕你手里那本把他那本上的账翻出来对上。”
“对。那本册子里记的东西有一部分是他经手的。”
我停下脚。“裴砚那本册子在哪儿？”
“在苏令仪手里。”
我愣住了。“你说什么？”
“我当年抄了一份给她。那时候她说她怕有人拿这个来害我，她要替我保管。”
“她替你保管？”
“她替我保管。我那时候还觉得这世上多一个人知道我就多一分安全。”
我在他对面坐下。“裴砚，你这个人真是什么都能给。”
“我早知道。”
“你给了她一把刀，刀尖对着你自己。”
“知道。”
“你现在还觉得她是个好人吗？”
他看了我很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她真把那本册子给杜延，杜延早就拿着它来杀我了。她没给，那就说明她还留着一手。”
“她留这一手不是为你。”
“这我晓得。她为自己。”
正月十七郑无咎约我见面。这回不是茶楼是他家。郑府不大在城西南一条巷子里。院子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郑无咎在书房里等我。桌上摆着一壶酒两只杯子。
“坐。”
我坐下。
“那对璧的事我知道了。”他说。
“大人怎么知道？”
“刑部是有耳朵的。裴砚自己交出去的人家报到我这里了。”
“那大人怎么看？”
郑无咎给我倒了一杯。“我看了三十年官场，头一回看见有人把自己的罪证送上门。”
“他要救那个孩子。”
“晓得。所以我才请你来。”他端着杯子看着窗外的槐树，“常姑娘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说实话。你替他跑这些事图什么？”
我想了想。“图钱。”
“就图钱？”
“就图钱。我这个人没别的本事。”
郑无咎笑了。“你跟裴砚真是一对怪人。他图干净，你图钱。这世上图干净的都死了，图钱的都活着。”
“那大人图什么？”
他手一顿。“你说呢？”
“我猜，大人图的是有一天能在他娘的坟前把诰命的文书烧给她。”
郑无咎的手在杯子上停住了。很久他把杯子放下。“常姑娘。”
“嗯。”
“那对璧我递上去了。”
“递到哪儿了？”
“递到都察院。”
我心里一动。“为什么是都察院？”
“因为都察院有个右都御史姓严叫严廷。这个人跟杜延有仇。”
“什么仇？”
“十二年前严廷的弟弟在漕上管粮查出杜延的手下人贪墨，递了折子折子被压了，人也被贬了。第二年严廷的弟弟死在贬所，说是病死，死的时候才三十四。”
我把杯子端起来一口喝了。酒很辣。
“大人你给我指了一条路。”
“我给你指的路是死路。严廷这个人脾气硬办事狠，他要是接了这一案就是天翻地覆。可他要是不接，你这辈子就完了。”
“他会不会接？”
“会。他等了十二年了。”
我把空杯子放下。“大人我还有一件事。”
“你说。”
“江铨怎么办？”
郑无咎沉默了一下。“江铨这个人是个软骨头。软骨头的人一旦被捏住就会拼命。你得小心。”
“我明白。”
“还有一件。你要防的不止江铨。”
“还有谁？”
“苏家。苏家那两个老人不会坐等。”
我从郑府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街上灯笼一盏一盏亮起来。我走到巷口忽然停下。后头有人。
“出来吧。”
巷子深处走出两个人。一个是江铨。一个我不认识，年纪不大穿一身青手里提着一把刀。
“常九斤，”江铨说，“我说过你不要逼我。”
我把手插在袖子里。“江大人你不该带刀。”
“我不带刀你不听我说话。”
“你说。”
江铨往前走了一步。“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你把那本《残词录》的版毁了，把裴砚送出京城，再写一张状子说这事是你一个人干的。我给你五百两送你出京。第二条，”他说，“你今天走不出这条巷子。”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身后那个提刀的。“江大人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怕吗？”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软骨头。软骨头的人从来不敢自己下手。你带了刀不是要杀我，是要吓我。”
江铨的脸抽了一下。“你——”
“还有一件事。你身后那位我见过。”
那个提刀的愣了一下。
“他在杜三手底下干过。去年冬天替杜三收过保钱。姓何排行老六。”
那人的刀低了一点。
“何六，”我说，“杜三没跟你说过这条街的规矩？”
何六不说话往后退了半步。江铨猛地回头。“你干什么？”
“江大人，”何六说，“这个事我不干了。”
“我给了你银子！”
“银子我退你。”
何六把刀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江铨站在巷子里脸白得像个纸人。
“江大人你听我一句。”
“你说什么？”
“你娘今年六十八了。她住在城西那间私房里。你要是出了事她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江铨的嘴唇抖了一下。“你威胁我？”
“我不是威胁。我是在给你算账。你算算你这几年给杜延办了多少事拿了多少好处害了多少人。这些账加起来够你死几回？可你要是现在回头还能落个‘自首’。”
江铨站在巷子里一动不动。“你让我想想。”
“我给你三天。”
他走了。我站在巷子里等腿不抖了才往前走。
正月二十一严廷接了这个案子。消息是从郑无咎那儿传出来的，只有一句话：严大人看了说了句“把卷宗调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在揉面，手上的面掉在案板上。
“真的？”
“真的。”
我那天晚上没睡着。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成衣铺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裳。料子是素的青灰色，一件袄一条裙一共一两八钱。这是我穿书三年头一回给自己买新衣裳。裴砚看见了愣了一下。
“你买衣裳？”
“嗯。”
“为什么？”
“我要去见官。穿得像样点。”
“见什么官？”
“严廷。我不能总让人家觉得我是个卖饼的。”
裴砚看了我半天。“你穿这个像一个做生意的。”
“我本来就是做生意的。”
那天下午我在都察院门口递了帖子。帖子上写着：“民女常九斤有冤，求见严大人。”等了两个时辰有人出来带我进去。严廷在二堂。他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脸很黑颧骨上有一道旧疤。
“常九斤？”
“是。”
“你的状子我看过了。”
“民女没有状子。”
“没有状子递什么帖子？”
“民女只有话。话比状子真。”
严廷把手里的一张纸放下。“郑无咎说你手里有东西。”
“有。”
“什么东西？”
“三样。第一样是孙家案的底账，如今在杜延手里，可刑部有留底。第二样是一个人的口供，这个人叫江铨是当年经手人。第三样是那对青玉璧的来历，如今在大理寺。”
严廷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你要什么？”
“我要三件事。第一件，孙家案重审，把死的人一个个数清楚。第二件，赈灾粮掺沙的事要有个罪名。第三件，裴砚的案子另案查。”
严廷看着我。“你知道这三件事办下来要死多少人？”
“知道。”
“你知道办下来之后会怎么样？”
“不知道。我只知道不办下来会怎么样。”
“怎么样？”
“会一直是这个样子。下一回发水还是掺沙，下一回有人出头还是被抄家，下一个裴砚还是被人挑断腿。”
严廷沉默了很久。二堂里有点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
“常九斤你今年多大了？”
“十九。”
“十九。我十九岁的时候在乡里当私塾先生教二十个孩子念书。那时候我也想过这些事。”
“后来呢？”
“后来我做了官把这些事忘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这案子我接了。可我要跟你说清楚，接了不代表能办成。”
“我早知道。”
“你要有准备。”
“我准备了三年。”
严廷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看我是“这婆娘胆大”。他看我是“这人怪”。
“去吧。明天开堂。”
正月二十二都察院开堂。那天下着雨。我从卯时就在外头等着一直等到辰时大门才开。裴砚没跟我一起来。他说他不能来。
“为什么？”
“因为我一来他们就会说这案子是裴砚翻的。这样一来我一辈子的名声就废了。”
“你不来你的名声就不废？”
“不来他们会说是一个卖饼的女人闹的。人家不会往我身上想。”
我没说话。
“常九斤我这三年学会一件事。名声这个东西跟钱不一样。钱花了还能挣，名声花了就挣不回来了。”
“你这是让我一个人去丢人。”
“你丢不起。你已经不怕丢人了。”
“你这是骂我。”
“我这是求你。”
我站在门口看了他半天。“行。我一个人去。可要是这案子办成了你得请我喝酒。”
“我请你喝三年。”
头一堂没问几句话。严廷坐在上首旁边坐着两个御史，一个是右佥都御史姓马，一个是经历司的姓韩。堂下坐着人：江铨在左，苏家的二老爷苏敬在右，还有一个穿紫袍的我不认得。
严廷开口：“常九斤，你说孙家的案子有隐情，你说。”
我跪在堂下。“民女说的不是隐情。民女说的是明情。”
“什么明情？”
“孙家私贩军粮卖到北边。这一条当年判了斩。可这批粮是从漕运的官船上卸下来的。官船是谁的？是漕台杜延的。”
堂上有人吸了一口气。那个穿紫袍的抬起了头。严廷把惊堂木一拍。“常九斤这话你有凭据？”
“有。”
“拿出来。”
我把手里的东西递上去。一份是郑无咎给的那张纸条，一份是我从账本上抄下来的，一份是江铨的口供。严廷看完了把东西递给旁边的两个御史。堂上一片安静。然后苏敬站了起来。
“严大人小的有话。”
“你说。”
“这个妇人是裴砚的人是来替裴砚翻案的。她说的话不足为凭。”
我抬起头。“苏二老爷。我说的话不足为凭，那我问你一句话你敢答吗？”
苏敬愣了一下。“你问。”
“五年前你家买的那条船叫什么名字？”
苏敬的脸一下白了。“我……”
“你答不上来。那我替你说。那条船叫‘顺风号’，五年前从扬州买来的船价是八百两。买了船你家就接了漕运的活。第一趟运粮是把孙家那批军粮卸到城外的仓里，然后再从城外运到北边。这件事账上写着。写着‘顺风号’运粮，写着‘卸城外仓’，写着‘转北’。你家的账为什么会在我手里？”
苏敬的嘴唇在抖。“这……这是胡说……”
“这是胡说？那我把账本拿出来一笔一笔念？苏二老爷你家这本账记了七年。七年里头有几笔是写不出来的？”
苏敬坐下了。严廷敲了一下惊堂木。“苏敬你坐下不许说话。常九斤你继续。”
我继续往下说。说到第三件事的时候那个穿紫袍的人站了起来。
“严大人下官有一言。”
严廷看他。“你是漕运总督衙门的主簿姓什么？”
“下官姓方。”
“你说。”
“这件案子牵涉漕运衙门，按例应当先由漕运总督衙门自查。”
严廷笑了一下。“自查？杜延自己查自己？”
“这是律例。”
“律例是死的人是活的。方主簿你回去告诉杜延，就说这案子都察院接了。他要是有话说让他自己来。”
姓方的站在那儿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严大人这不合规矩。”
“规矩？”严廷把惊堂木一拍，“十二年前你那个主簿同僚是怎么死的？你回去问问。”
姓方的脸一变转身走了。那天堂上问了两个时辰。退堂的时候雨停了。我从堂上下来腿软得厉害，走到院子中间扶着廊柱站了一会儿。有个差役从我旁边过小声说了一句：“娘子你今天可是把天捅破了。”
我笑了一下。“捅破了才好。不捅破里头的东西都烂着。”
第八章 半堤
头一堂散了第三天江铨来了一趟。他没进门，站在铺子外头隔着柜台跟我说了三句话。他说他把原件送到了刑部签了押。他说签完了手抖了一夜。他说从今往后桥归桥路归路。说完他转身就走。我追到门口喊了他一声。他停下没回头。我说你娘的药我认得周掌柜可以去抓。他站了一会儿说了句多谢走了。那是头一回我觉得这个人还有救。
第二天我到铺子的时候门是开着的。我心里咯噔一下快步进去。铺子里的桌子倒了三张，面缸碎了白面撒了一地，灶台被人砸了个大洞。再往里后院。小五蹲在墙根下脸上有血。
“谁打的？”
“不知道。穿鞋的，不是我们巷子里的人。”
我把他扶起来看了看脸，是巴掌印五道。
“我怎么跟你说的？有人进来你不要拦让他拿。东西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没了。”
“我拦了。”
“你为什么拦？”
小五低下头。“那个面缸里头有您昨天算好的账。”
我愣了一下。“什么账？”
“那本账您搁在面缸底下的布包里。我怕他们翻出来。”
我蹲下来手在他肩上按了一下。“小五。”
“嗯。”
“你今年十五。”
“是。”
“十五岁你护一本账把自己护成这样。这笔账算是我欠你的。”
他抬起眼看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那天下午我去找了杜三。不是去要他办事，是去要他一句话。
“杜三我问你，这条街上除了那七个泼皮还有谁能随便进我这铺子？”
杜三想了想。“有。更夫孙老六。”
“他为什么？”
“他有钥匙。这条街上的铺子夜里要巡，更夫手里有各家的钥匙。”
“他有几把？”
“我那把是有的。给你看门的那把也是他。”
我把手里的茶喝了。“孙老六住哪儿？”
“巷子西头那间青瓦的。”
那天夜里我没睡，在巷子西头蹲着。亥时过孙老六提着灯笼出来打更。我没拦他跟着他走。走到第五道街他拐进一条窄巷敲了敲门。门开了里头有人。
“给了？”
“给了。”孙老六的声音。
“没被人看见？”
“没有。”
“明天还有一趟。”
“什么？”
“你把那个铺子的后门别闩死。”
门里沉默了一下。“我干不了这个。”
“怎么干不了？”
“她那个铺子现在有人在看。”
“看的人夜里回去。”
门里又沉默了一会儿。“给我多少？”
“五两。”
孙老六抽了一口气。“五两？”
“五两。今儿先给二两，剩下的成了再给。”
“成。”
我站在巷子口把这几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住了。记完了我转身回家。第二天一早我去找孙老六。他在家门口扫地。
“孙六叔。”
“哎哟九斤啊。”
“我今儿想请您喝碗酒。”
“这……这么客气干什么？”
“我最近有点事想求您。”
他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僵。“什么事啊？”
“我想让您把昨天夜里那条巷子再走一趟。”
他手里的扫帚一下掉在地上。“你说什么？”
“我说，”我抬头看他，“昨天晚上你在那条巷子里跟人说的话我一句不落都听见了。”
孙老六的脸从红变白从白变青。“九斤我……”
“我不打你也不骂你。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说。”
“五两银子你卖了我。我这条命你算值多少？”
孙老六站在门口嘴张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九斤我家里还有个瘫的。”
“晓得。你家里有个瘫的你给他买药一个月要一两二钱。这我知道我给你算过。”
他愣了。“你给我算过？”
“我算过。这条街上七户人家谁家里有个难处我都记着。你家那个瘫的是前年冬天冻的，冻坏了腿。”
孙老六的眼泪下来了。“九斤……”
“我不怪你。我怪我自己。我算到了盐算到了米算到了防人，就是没算到一个瘫的腿一个月要一两二钱。”
那天孙老六把二两银子交给我又给我画了一张字，写清楚了那人的模样。
“个字不高，瘦，左脸有个痣。”他说。
“我知道了。”
我拿着那张字在街上走了很久。走到朱雀桥我停下来看着水。水里有一段光线像谁把一块银子掰开丢在里头。我把手伸出去又收回来。我手上的都是灰洗不掉。
六月初我做了一场梦。梦里我回到粥棚前头，我娘坐在那儿端着那只缺了口的碗。
“娘，我把账算完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她的脸我看不清只看得见嘴。
“九斤，”她说，“你的账算完了，别人的账才开始。”
我说：“谁？”她指了指我身后。我回头看见一条很长的路，路上一队一队的人都是瘦的都是脏的都是往南走的。他们肩上挎着包袱手里拄着棍没有一个抬头。
“他们。”
“他们是哪儿的人？”
“下一回发水的人。”
我醒了。醒来的时候天还黑着。我坐起来在黑暗里坐了很久。裴砚在外屋咳嗽了两声。
“醒了？”
“嗯。”
“做噩梦了？”
“不是噩梦。是个生意。”
第二天早上我跟他说了。“我要修堤。”
裴砚抬起头。“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修堤。从城南的柳河口一直修到汴京东门一共四十里。一段一段修，一年修五里，八年修完。”
“这要多少钱？”
“算过了。四十里按如今工价一里三百两，一共一万二千两。”
“你有多少？”
“我手里现在有四千三百两。”
“还差八千。”
“对。还差八千。”
裴砚看着我。“这八千你打算怎么来？”
“我打算先赚。”
那年开始我把铺子扩了。先是把旁边的两间盘下来墙打通变成一个大厅摆了二十张桌子专门卖面。然后我把胡饼改成八种：芝麻的葱油的糖的夹肉的椒盐的千层的胡麻的酥皮的，一天卖六七百个还不够。九月我在城东开了第二家。第二年春第三家。第二年秋第四家。我每天早上寅时起夜里亥时睡。一天见十二个供货的八个人牙子三个税的还有数不清的街坊。裴砚管账。他管得很细，细到一根葱都要记。有一次我看见他算一笔账算了半个时辰。
“算什么？”
“算葱的损耗。你这葱买进来三十斤用到二十五斤损耗五斤。这五斤有的烂了有的被伙计吃了。”
“吃就吃了。”
“吃要记账。伙计吃你的葱你不记他就觉得你糊涂。一个糊涂的东家伙计会偷东西。”
我看他一眼。“你比我细。”
“我是做官的。做官的第一件事就是记账。”
第二年冬天城里下了大雪。我让人在铺子门口架了两口大锅熬粥，一天三百碗不给钱。头一天来了八十个人。第二天来了两百个。第七天来了六百个，队伍从铺子门口排到街尾。有人问我九斤娘子你这是图什么。
“图个名声。名声好了生意才好。”
那人笑了说你这人真实在。
“我这人实在了一辈子。”
粥熬到第九天有个老头端着碗忽然哭起来。我问他哭什么。
“我有个闺女前年逃荒在路上丢了。我找了她两年没找着。”
我蹲下来看着他。“你闺女叫什么？”
“叫丫儿。今年该十六了。”
“她身上有什么记号？”
“左脚有块胎记，红的。”
我站起来在人群里看了很久。人群里有几百张脸都是脏的都是瘦的都抬着头看我。我找不到她。那天夜里我跟裴砚说：“我今天见了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找闺女的。找了两年。”
裴砚放下笔。“找到了吗？”
“没有。”
他在灯火下坐了很久。“常九斤，我今天算了一笔账。”
“什么账？”
“这两年江南发过三次大水，江北发了两次。加起来死了四万七千人。”
我没说话。
“这个数是户部的折子上写的。”
“折子上写的数准吗？”
“不准。折子上写的数永远比实际少。”
“少多少？”
“少一半。”
我把手里的账本合上。“四万七，一半就是九万四。”
“对。”
“九万四千人。一人一碗粥就是九万四千碗粥。”
“你想说什么？”
“我在想我这个铺子一年卖七十一万碗面。九万四千碗我七天就熬出来了。”
裴砚看着我。“你想做什么？”
“我想有一天我不光卖面。”
第三年春天严廷病死了。消息传来那天我正在新铺子里看木工。我愣了一下。
“怎么死的？”
“病。六十了扛不住。”
我把手里的木尺放下。那天下午我去了严家。严家门上挂着白布门口没有人。我进去烧了三炷香。严廷的媳妇见了我拉着我的手哭。
“他临死前还念着你的名字。”
“念我什么？”
“他说，‘那个卖饼的女人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我的眼睛有点发酸。我从严家出来在街上走了很久。严廷这个人跟我非亲非故。他替我接了这个案子丢了自己的命。一个案子拖了三年拖到严廷死。他死了这案子就悬了。
那年秋天案子终于结了。杜延革职流放三千里。苏敬斩监候后改为流放。大理寺卿卫砚舟降三级调任外职。裴砚的案子另案查清，复其官身，赐还部分家产。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当初卖掉的那四十件东西还回来了三十件。不是原物是折钱。折了多少？折了两千八百两。我拿着那张银票在灯下看了很久。
“这个数比卖的时候多。”
“因为按官价算的。”
“那我们是赚了？”
“算是。”
我把银票收起来。“裴砚你的官复了。”
他不说话。
“你怎么不去上任？”
“我上了折子辞了。”
我抬起头。“你辞了？”
“辞了。”
“为什么？”
他坐在窗下手拿着一本书书没翻开。“我这三年想明白一件事。我以前以为做官能改事，后来发现做官只能改案。案和事不一样。案是写在纸上的，事是活在街上的。这些年在街上我看得比在衙门里清楚。我想留在街上。”
我把手里的笔搁了。“你这是要跟我抢饭碗？”
他笑。“我不抢。我给你管账一个月二两。”
“二两太少。”
“那我涨到三两。”
“三两也不多。你现在是‘赐还官身’的人，出门还有人叫你裴大人。”
“你嫌我贵？”
“我嫌你嘴挑。”
那时候我以为这案子就算结了。可是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通。那本账册。江铨交的原件、郑无咎递上去的底子、苏令仪烧掉的那一本。三本账凑到一堆缺了一样东西。缺一样最要紧的：那条船到底开往哪儿。案卷上只写了“转北”没写具体的地方。没有这个地方杜延只能定“失察”不能定“通敌”。杜延流放了三千里人没死。三年后他在边地又有了自己的庄子。这不是我要的结果。
我把这件事跟裴砚说了。裴砚想了很久。
“缺的那样东西在一个人手里。”
“谁？”
“苏令仪。”
“她不是烧了册子？”
“她烧的是册子。可册子上没有那样东西。那样东西是另外一件东西。”
“什么？”
“一张水程单子。”
“什么水程？”
“漕船走的水路每一段都有单子。单子上写起程的日子、装货的斤数、卸货的地方。那批军粮的单子当年是我经手的。”
“你经手？”
“我经手。那次是我去查的漕，查完我把单子留了一份。”
“你留了？”
“我留了。我留给我自己保命用。”
“那单子在哪儿？”
裴砚看着我。“我给她了。”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苏家。不是找苏令仪，是找她爹。苏家如今败了。二老爷下了狱，大老爷只剩下一个空名。苏家的大门上红绸早就摘了，门环上生了一层锈。我敲门出来个老家丁。
“找谁？”
“找你们大老爷。”
“大老爷不见客。”
“你跟他说我来要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一张纸。”
我进去了。苏家大老爷六十多了坐在堂上，头发白了一半脸上没肉只剩一层皮。
“你是那个卖饼的？”
“是。”
“你要什么？”
“我要一张水程单子。”
他愣了一下。“什么单子？”
“你女儿手里那张。”
他的脸色变了。“你胡说，我女儿手里有什么单子？”
“苏大老爷我今天来不是来诈你。这张单子我要是拿不到我就走。可我告诉你一件事：这张单子现在在谁手里谁就欠着一条命。哪天有人想起来拿这个来要人，你女儿就得死。”
苏大老爷的手抖了一下。“你吓我？”
“我不吓人。我这三年干的事你都知道。我从来不吓人。”
他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后来他叫了个婆子把苏令仪请了出来。苏令仪瘦得脱了形。她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我来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水程单子。”
她的身子往后一靠。“你怎么知道？”
“我算出来的。”
她坐在那儿看了我很久。“你要它做什么？”
“我要把它交给一个人。一个能让杜延死的人。”
苏令仪的手在膝上收紧。“交出去我怎么办？”
“你烧了册子放走了两个人。这一条我给你作证。”
“你作证？”
“我作证。我在都察院堂上替你说过一句话，我能再说一句。”
她低下头。很久她站起来走进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纸。纸很旧边上发脆折了三折。她把纸递给我。
“常九斤。”
“嗯。”
“我这一辈子收过最好的东西是他送的那张琴。”
“我明白。”
“那张琴被我砸了。”
“我早知道。”
“我砸的时候砸了一下没砸坏，我又砸了一下。砸到第三下的时候我停手了。”
“为什么？”
“因为我忽然想这张琴是别人家的东西。我砸它不是恨它，是恨我自己。”
我把那张纸收好。“苏令仪。”
“嗯。”
“你把这张纸留着三年是为了什么？”
她想了很久。“我不知道。大概是我也想要一样能保住自己命的东西。”
那天我出苏家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门口没有动。风吹起她的衣角。她没有哭。
那张水程单子我交给了郑无咎。郑无咎看完一句话没说，把它锁进了一个匣子。
“这一张纸比前面三本账加起来都重。”
“能定他死罪吗？”
“不能。可是能定他一辈子。”
那年冬天杜延从边地被押解回京重审。审了两个月最后定的是“纵容下属、私通外藩”，斩监候。第二年改成了自尽。赐自尽那天我去了刑部的后门。我没进去。我只是在外头站了站了半个时辰。天很冷我手插在袖子里。
“娘，”我在心里说，“我给你办了一件事。还有一件没办完。”
那个“没办完”的是卫砚舟。杜延倒了卫砚舟的地方反而更稳了。为什么？因为杜延一倒漕运这条线就断了。断了之后得有人来收拾。谁收拾谁上位。卫砚舟是杜延的门生又是“揭发有力”的人。他在奏折里写“臣早知其非屡谏不听”。这一句把他自己摘了出去。那年冬天他升官了，从大理寺卿升到户部侍郎。我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把报纸在手里捏了皱。裴砚坐在对面给我倒了杯茶。
“你气？”
“我不气。我在算。”
“算什么？”
“算我输在哪儿。”
“你没输。你把杜延弄死了。”
“我只弄死了杜延。卫砚舟还在。”
“你想弄死他？”
“我不想。我想让他自己想一想他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
那年春天我在城南修起了第一段堤。不长久五里。我雇了三百个逃荒的一日三顿饭一日十文钱。第一批堤土夯下去那天城里来了不少人看热闹。他们看见一个穿青灰衣裳的女人站在堤上手里拿着根木尺一段一段地量。
“这谁啊？”
“九斤铺的常东家。”
“一个卖饼的修什么堤？”
“谁知道。听说她娘是淹死的。”
“哦。”
人群散了。堤修到第三里的时候有一天下了大雨。我站在堤上看水。水从上游下来浑的黄的打着旋。裴砚撑着伞站在我身后。
“常九斤回去。”
“等等。”
“等什么？”
“等水过去。”
我们就那么站在堤上看着水从脚下过。水涨了，涨到堤的一半然后慢慢退下去。雨停了。天边露出一道亮。那一天我在堤上站了四个时辰回去发了三天烧。烧的时候我做梦梦见我娘坐在堤下手里拿着一块饼。
“九斤你这堤能挡住水？”
“能挡一半。”
“那一半呢？”
“那一半我下辈子再修。”
我娘笑了，笑得很淡像水里的一片光。我醒了。窗外正在下雨。裴砚坐在灯下手里拿着一本书。
“醒了？”
“嗯。”
“想什么？”
“我娘。她说这堤只能挡一半。”
裴砚把书合上。“一半也不少了。这世上的人能挡住一半的就该记一笔。”
我靠在床头。“裴砚我给你讲个事。”
“你说。”
“我娘死的那天我在她身边。她嘴里还有沙。我给她擦擦不干净。”
“知道。”
“你知道？”
“你说过。”
“我说过。可我没说过我那天从她嘴里抠出一小把沙攥在手心里攥了三年。”
裴砚沉默了一会儿。“那把沙呢？”
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头是一小撮灰白的沙。“在这儿。”
裴砚看着那撮沙。“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把它洒在堤上。”
三年后我在城南开了第五家铺子。铺子的招牌还是“九斤铺”三个字，字是我自己写的，丑。有人劝我改个名字说招牌要雅。我说我这人不雅。
我从西市口搬到了城南的新宅，三间正房两间厢房后头两棵石榴树。院子是六百两买的。买了院子以后我在里屋设了个小龛供我娘的牌位。牌位是我自己写的，写完了在牌位前坐了半天。
“娘，我有房了。”
香烧到头灰落下来落在牌位的边上。那年秋天我在堤上洒了那撮沙。洒的时候没下雨太阳很好。沙一撒出去被风一吹就散了。散了以后我蹲下来把手上的土在裤子上擦了擦。
“娘你上来看看。”
堤上有人走过看了我一眼。我没理。
那一年裴砚正式开始修堤。他写了折子递了上去。折子递了三回驳回了两回。第三回批了，批了三千两。三千两修十里。他把这三千两管得很细，细到一块石头的价钱都要问。工地上的人都叫他“裴大人”。他一开始还纠正说“我不是大人了”。后来就不纠正了。
那年冬天我在铺子里见了一个人。一个穿灰衣的女人戴着帷帽站在门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苏姑娘。”
她把帷帽摘下来。三十岁了。脸上有了细纹，眼睛还是那双眼睛。
“我来吃碗面。”
“坐。”
我亲手给她下了一碗面，面里搁了两片肉还有一个蛋。她吃得很慢。吃完了把碗放下。
“常九斤。”
“嗯。”
“我表哥升官了。”
“这我晓得。”
“他升官那天我给他做了一双鞋。”
我把手里的抹布放下。“你为什么还给他做鞋？”
“因为，”她笑了一下，“我这辈子只会做鞋。”
那天她走的时候我送她到门口。她戴上帷帽回头看我。
“常九斤我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我十六岁那年给他做了那双鞋。”
“为什么？”
“因为那双鞋是我这辈子唯一一个没有想过要换什么的东西。”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走远。她走得很慢走几步停一下。那天夜里我跟裴砚说了这件事。裴砚正在算堤上的账。听完了把笔搁下。
“她还好吗？”
“还行。瘦了。”
他低下头看着账本看了很久。“常九斤，我这三年一直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我在想我当年喜欢她到底喜欢的是什么。”
“想出什么了？”
“想出来了。我喜欢的是那个下雨天廊下站着的人。那个人手里捧着一只受伤的雀儿低着头很小心。那个人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一面。”
我把灯芯剪了一下。“裴砚你现在喜欢谁？”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没有血也没有冷，是热的。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算账。我这个人什么都要算清楚。”
“你算不清楚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是账。”
那一年的年三十我一个人在铺子里过。裴砚去了堤上说年前得把第三段的桩打下去开春好动土。小五现在十七了个子长高了能一个人扛两袋面。他给我端了一碗饺子。
“东家吃。”
我接过碗吃了一个。
“小五。”
“嗯。”
“你想不想学算账？”
他愣了一下。“我？我不识几个字。”
“字我教你。账我教你。你学三年以后给我管分号。”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我能行吗？”
“你十五岁为了护一本账把自己护得满脸血。你能行。”
那天夜里外头放鞭炮我一个人坐在灯下。灯是新买的铜的带罩。我把灯往前推了推让光落在账本上。账本上一行一行是我三年的账。进项出项余数。
“今年余银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七两。”
我看了很久。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七两。三年前我买裴砚花了十两。三年翻了千倍。我把笔搁了。外头鞭炮声一阵一阵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打雷。我忽然想起我娘。她死的时候我身上有十七文。我用这十七文买了两个饼。那时候我想人这一辈子就是要把手里的东西一点一点攒起来。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人这一辈子是要把手里攥的东西一点一点放出去。放出去了才算是活过。
堤修成那年是第五年。四十里修了五年。修成那天城里来了不少人。知府来了都察院的左都御史也来了。我站在堤上穿了一件新衣裳是藏青的。有人让我说两句话。我说这堤我只出了一半的钱。底下有人笑。
“另一半是这条街上的人出的。堤上有一块石头刻着名字。第一个名字是我娘。她叫常秦氏。第二个名字是我。我叫常九斤。后头的名字都是出过钱的出过力的。有人出过三斗米，有人出过一天工。他们的名字都在上边。这堤不叫我修也不叫官府修。这堤叫‘半堤’。因为它只挡得住一半的水。”
底下静了一下然后有人鼓掌。鼓掌声从堤上一直传到堤下。那天散场的时候裴砚过来了。他现在走路不拐了，拐也只能看出来一点点。
“常九斤你今天说话说得挺好。”
“我今天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
他站在堤上看着那水。“你知道我为什么想修堤吗？”
“你说过。那年你在桥上守了七夜。”
“不全是。还有一件。”
“什么？”
“我娘死的那年水也冲过一次。那时候我十二岁。我娘病了躺在床上水来了我背不动她。”
他站在那儿风把他的衣角吹起来。
“我在房梁上待了两天。我娘在下头。”
我没说话。
“那两天我一直在想要是有个人来就好了。”
我伸出手在他背上按了一下。“现在有人来了。”
“是。现在有人来了。”
那年秋天卫砚舟派人来了一趟。来的是个管事递了个帖子。帖子上写卫某欲见常东家一面。我把帖子烧了。第二年春天他又派人来了一次。这回帖子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常九斤：一叙。”我又烧了。第三年他自己来了。那天我在铺子里他站在门口。三年不见他头发白了一半。
“常东家。”
“卫大人。”
“我不是大人了。我去年辞了官。”
“为什么？”
“病了。大夫说我这条命还有三年。”
我看着他。“您坐。”
他坐下了。我给他下了一碗面。他吃了两口放下筷子。
“常九斤我今天来不是求什么。”
“那您来做什么？”
“我来问一句话：你恨我吗？”
我想了很久。“我恨。我不恨你是假的。”
他点点头。“晓得。”
“可我这几年想通了一件事。”
“什么事？”
“我恨你是因为我娘死了。可我娘死了这件事你只占一半。另一半是这世道，是那些把沙子掺进粮里的人，是那些年年写‘死伤无数’的折子，是那些明明看见却转过脸去的人。你那一半我算清了。剩下的那一半我算不清。”
卫砚舟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这一辈子做对过一件事。”
“哪一件？”
“第二次上折请辞那一次。那一次是我自己想的，不是我夫人教的。”
他把碗往前推了推。“这面多少钱？”
“八文。”
他从袖子里摸出八个铜钱一个一个摆在桌上，摆得整整齐齐。他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回过头。
“常九斤。”
“嗯。”
“你那个铺子，面是真的好。”
他走了。我坐在那儿看着桌上的八个铜钱。八个铜钱摆得很齐。
“他给你八个铜钱？”裴砚问。
“八个。”
“你怎么说？”
“我说，‘谢谢’。”
裴砚笑了一下。“你这人。”
“我怎么了？”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你这人好。”
那天夜里我在账本上写了一行：“收卫砚舟面钱八文。”写完了把笔搁了。那一行字我没有算进账里。
后来我又见过苏令仪一次。是在堤上。她一个人来的穿一身素站在堤边看水。我走过去。
“苏姑娘。”
她回过头。“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看看。”
“听说这堤是你修的。”
“一半。”
“一半也是修了。”
我们站在堤上看着水。
“常九斤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我在想如果当年我不收他那些东西会怎么样。”
“你不会不收。”
“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那些东西。你需要有人记得你。”
她的眼泪下来了。“我如今什么也没有了。”
“你有。”
“我有什么？”
“你有你自己。你烧了那本册子的时候你就有了。”
她站在那儿哭了一会儿。哭完了擦了擦脸。“常九斤我能不能在你铺子里做个活？”
我愣了一下。“你要做活？”
“我什么也不会。我会写字会绣花会弹琴。弹琴没人要了，绣花我眼睛不好。”
“你写字。我的账房缺人。”
“你给我多少工钱？”
“按规矩一个月五百文。管吃。”
她看着我。“好。”
后来她真的来了。在我铺子里管了半年的账。她算得比我细也比我干净。她来的时候总是戴着一顶帷帽安安静静坐在最里头那张桌子上。没人认得她。有一天一个客人多看了她两眼。她抬起头把脸露出来。那客人愣了一下低下头继续吃面。那天下午她跟我说：
“常九斤我不戴帷帽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怕人看了。”
那天以后她就坐在门口跟别的账房一样一笔一笔地算。有时候有客人问她，娘子你算得真快，从前在哪儿做。她说：“从前在家。”人家就不问了。
那年冬天裴砚从堤上回来看见她在算账。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苏令仪抬起头看见了他。两个人就那么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裴砚转身进了里屋。
“她瘦了。”
“嗯。”
“她的手还是那样的。”
“哪样的？”
“写字的时候小指是翘起来的。”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三年前的朱雀桥底。绳子串着七八个人，他站在最后一个。我走过去把绳子解开。他抬起头看着我。
“你想做什么就做吧。”
我说我买了你。他说你花了多少？
“十两。”
他笑了一下。“我这辈子最值钱的时候是被人卖的时候。”
我说错了。“最值钱的时候是我买你的时候。”
我醒了。窗外有鸟叫。天亮了。那天早上我起来把灶烧旺蒸了一笼饼。铺子的门打开街上的人开始多起来。我站在门口把手上的面搓掉。太阳从东边出来照在街上的青石板上，一片一片都是亮的。小五在后头喊：“东家面开了！”我回头喊：“来了！”
我往里走走到半截又停住。我转过身看那条街。街上的人走的走停的停买的买卖的卖。有个小孩蹲在门槛上啃着一个饼啃得满脸都是渣。我冲他笑了笑。他没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