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纸包着的淡粉色
1982年，谷雨刚过，苏北的乡下还透着几分湿冷的春寒。
柳月明坐在堂屋东墙根儿的长条板凳上，目光落在母亲手里那六尺“的确良”上。布是公社供销社新扯的，淡粉色，叠得方方正正，透着股鲜亮。母亲用一张裁好的红纸将它裹起，棉线十字交叉，扎得紧实，这便是婆家送来的彩礼里最打眼的一样。旁边还搁着两本硬壳笔记本、三支圆珠笔，笔帽上印着烫金的“奖”字，是陈建国在部队得的；再往旁边，是一条“大前门”香烟、两瓶“洋河大曲”、四包红糖、六斤挂面，外加一块用红绳系着的五花肉——陈家托媒人送来的“四色礼”，样样合乎规矩，透着股郑重。
柳月明盯着那团淡粉色，心里五味杂陈。这料子在乡下时兴好几年了，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摆着，一尺一块二。她每月代课工资十二块，除了给家里留五块，剩下的添灯油、买墨水瓶、换粉笔，攒了半年也没舍得扯一身。如今倒好，婆家直接送来了六尺。母亲在一旁念叨，说陈家厚道，知道闺女在村小教书，爱体面。柳月明心想，体面是给外人看的，那个要跟她过日子的陈建国，她统共没见过几回，两人说的话加一块儿，还不够写半页信纸。
她望着那团粉红出神。去年开春供销社新到这批布时，村里没嫁人的姑娘都去挤柜台。她隔着玻璃点了点那匹淡粉的，又缩回了手。一尺一块二，扯一身衬衫少说要四尺半，得勒着裤腰带省半年。后来还是她娘看不过眼，从鸡屁股里抠了两只老母鸡卖了三块钱，说“闺女大了，该有件体面衣裳”，才扯了四尺做了件白底碎花的。那衣裳她一直压在箱子底，想着等个大日子再穿。如今婆家送来的，比她自己攒的还多出两尺。
她忽然觉得有些没意思。陈家是厚道，可厚道归厚道，她这辈子，好像就是这几尺布的事，扯过来，截过去，全由不得自己做主。
这门亲事，其实也不是陈家头一回来提。
柳月明她爹柳老贵，年轻时跟陈老栓在一只船上撑过三年。那年发大水，船行到江心翻了，是陈老栓死死拖着柳老贵游回岸边的，硬是从水里捞回一条命。两人交情厚，有一年冬闲喝酒，陈老栓喝到兴头上，拍着桌子说：“老贵，你婆娘肚子里这个，要是个闺女，就给我家建国留着。”那时候陈建国七岁，正蹲在院子门口拿树枝刨蚂蚁窝。柳老贵灌了一口酒，也应了。
这话过后，两家各过各的日子。陈家隔年搬到河对岸，走动渐稀，娃娃亲的事大人嘴上再没提，只当是酒桌上的醉话。
柳月明七八岁那年过年，陈老栓带着陈建国来送年礼。少年陈建国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堂屋门口，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搁。柳月明扒着门框偷看，他忽然从兜里掏出一把炒花生，隔着门槛递过来。她没敢接，往后缩了缩，躲到娘身后。少年也没恼，把花生搁在门槛上，跟着他爹走了。等他走远，柳月明才悄悄捡起那几颗花生揣进棉袄兜里，揣了半个冬天。等想起来吃时，花生已经软了，嚼在嘴里有一股潮气。她没舍得扔，慢慢嚼完了。
这段事她后来差不多忘了。直到媒人上门，娘把当年酒桌上的事翻出来，她才模模糊糊记起那个站在门槛外的少年。原来是他啊。可再想，又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只记得那几颗潮乎乎的炒花生。
娘说：“老栓家这些年不容易。建国当兵回来，没沾上公家边，自己单干，有人说是胡闹，我倒觉得是条汉子。再说当年你爹的命是他爹捞的，这份情总要还。”
柳月明没吭声。她想，还情就拿她去还，算哪门子账？可她到底没说出来。爹坐在门槛上抽旱烟，抽完一袋，磕了磕烟锅，说了句：“娃娃亲，老辈的话，作数。”
柳月明知道，爹开了口，这事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第二章 两辆二八大杠
陈建国是陈家独子，上头两个姐姐都嫁出去了。前年他从部队复员，公社给安排了农机站的工作，正经的“铁饭碗”，他干了仨月，说不干了，要自己跑供销。为这事，他爹陈老栓气得三天没跟他说话，骂他“丢了铁饭碗去捧泥饭碗，不知好歹”。陈建国也不犟，闷头听爹骂完，第二天照旧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出门，车后座绑两只柳条筐，去东台拉西瓜，去高邮拉鸭蛋，去兴化拉大米，回来在公社集市上倒手。有时挣个十块八块，有时赔本，他也不跟家里说，赔了就闷着，下回再跑。
柳月明长这么大，头一回正经见陈建国，是前年腊月。他上门送节礼，两包红糖、一兜苹果、两条冻得硬邦邦的鲫鱼，往她爹手里一塞，喊了声“叔”，就蹲到院墙根儿底下抽烟去了。柳月明从灶间端了碗热水递给他，他接了，说了声“谢谢”，把碗搁在膝盖上，眼睛盯着院门口那棵老槐树，从头到尾没往她脸上看一眼。柳月明那时想，这人怕不是个哑巴吧。
后来媒人捎话，说陈家问明年开春能不能把事办了。娘喜滋滋来问她意思，柳月明蹲在灶前烧火，拿火钳捅了捅灶膛，说了句“随便”。
她不是没想过嫁个能说上话的人。村小有个教三年级的男老师姓沈，高中毕业，会拉二胡。有一回在办公室拉《二泉映月》，拉得柳月明眼眶发酸。可沈老师是城镇户口，家里在镇上开杂货铺，找对象要吃商品粮的。柳月明是农村户口，代课教师说白了就是临时工，校长开会说了，转正名额一个公社就俩，轮不上她这样的。娘说，别心高了，建国踏实，复员兵，有把子力气，不嫖不赌，嫁过去亏不了。
亏不亏的，柳月明不知道。她只知道结婚前三天，娘打开陪嫁的樟木箱子，里头搁着两床新棉被、一对枕巾、一个搪瓷脸盆、两条毛巾、六尺的确良——陈家送的那些，又添了娘家陪的两身新衣裳，一身蓝色涤卡，一身碎花棉布，都是娘熬了几个晚上踩缝纫机赶出来的。娘一边叠一边抹眼睛，说：“到了人家家里，嘴甜些，手勤些，别总拉着个脸叫人家看出来。”
柳月明没接话。她把那盒邓丽君的磁带从抽屉里翻出来，看了又看。那是托在县城读高中的表弟翻录的，塑料壳上贴着“甜蜜蜜”三个字，圆珠笔写的，歪歪扭扭。她没有录音机，这盒磁带在抽屉里搁了小半年，连塑料膜都没撕。她想，等嫁过去，要是能攒钱买台收录机就好了——公社供销社的玻璃柜里摆着一台，她去看过三回，每回都趴在柜台上多看两眼。售货员认识她，说柳老师你要买啊，她说不买，看看。
其实她连邓丽君的声音都没听过。学校里没人敢放这种“靡靡之音”，她只知道县城表弟来信说，邓丽君的歌甜，甜得人心里发软。柳月明把磁带贴在耳朵边摇了摇，里头“沙沙”响，像藏着一点没见过的光。她捏着那盘磁带，忽然有点羡慕县城里的人——他们想听什么，就能听什么。
后来这盒磁带跟着她进了陈家，塞在樟木箱子最底下，压在的确良料子和新棉被中间，像她藏起来的一点念想。
结婚定在五月初六。日子是陈家请公社东头刘瞎子算的，说是黄道吉日，宜嫁娶。
五月初五晚上，柳月明她娘煮了六个红鸡蛋塞在她包袱里，又把她拉到灶间说了半夜话，无非是到了婆家怎么处妯娌、怎么敬公婆、怎么跟男人过日子。柳月明一边听一边打哈欠，她娘气得拍了她一巴掌：“你这丫头，心咋这么大。”
初六早上，陈家来了两辆二八大杠，车把上系着红布条，后座绑着红棉被。陈建国骑一辆，他堂弟骑一辆。陈建国穿了件崭新的蓝涤卡中山装，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脸绷得像去参加追悼会。他进门喊了声“爹、娘”，鞠了个躬，然后就杵在堂屋门口，手都不知道往哪搁。柳月明她娘招呼他吃荷包蛋，他坐下了，筷子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三个荷包蛋吃了足有十分钟。
柳月明坐在里屋床上，听她姑说“新郎官来了，快出来”，磨蹭了一会儿才起身。她穿了那身蓝色涤卡新衣裳，脚上一双黑色方口布鞋，头发梳了两条辫子，辫梢扎着红头绳。走出来时，陈建国抬头看了她一眼——就一眼，又低下去，耳朵根红了。
柳月明坐到他自行车后座上，手抓着车座铁架子，一路颠过三里土路。路上陈建国骑得很慢，遇见坑洼就提前捏闸，后轱辘还是颠了一下，柳月明没坐稳，额头撞在他后背上。他后背绷了一下，说了句：“路不好。”
柳月明“嗯”了一声。
这是他们结婚那天说的头两句话。
第三章 六桌席
喜宴摆在陈家院子里，六桌。
菜是请村里“八大碗”师傅做的，红烧肉、虎皮蛋、茨菇烧鸡、糖醋鱼、肉皮杂烩、红烧狮子头、油焖大虾，一碗甜汤收尾。头菜上了两遍，第二遍叫“回桌”，算是东家厚道，让来客吃饱。来吃席的亲朋送的礼大多是搪瓷盆、暖水瓶、被面、枕巾，也有送钱的——同事凑份子五毛，好朋友一块，近亲最高五块。陈建国他舅送了一对“喜鹊登枝”搪瓷脸盆，柳月明她姑塞给她一个红纸包，里头是两块钱，捏了捏她的手心，说了句“好好过”。
席间有人起哄让新郎新娘喝交杯酒，陈建国端着搪瓷缸子站起来，憋了半天说了句“大家吃好喝好”，仰脖把半缸子“洋河”灌下去了，然后坐下，脸从脖子红到脑门。柳月明没喝，拿筷子夹了颗虎皮蛋搁嘴里，旁边几个小媳妇捂着嘴笑。
晚上人散了，柳月明坐在新房里。
房子是陈家老宅东厢，土墙重新抹了白灰，顶棚用报纸糊了一遍。靠墙一张双人床，床头搁着那对搪瓷盆。窗户上贴了红双喜剪纸，炕桌上摆着花生红枣桂圆——撒帐用的，几个小孩白天抢了一通，剩了些零碎的。
陈建国进屋，从暖水瓶里倒了半盆热水，往她脚边一搁，说了今天跟她说的最长的一句话：“洗脚。明天早上我出车，去东台拉西瓜，大概三天。”
然后他拉开被卷，在床那头侧身躺下了，衣服都没脱。
柳月明盯着那盆热水，看热气一点点散没。她洗了脚，把水泼到院外阴沟里，回来躺在床上这头，盯着顶棚的报纸看。报纸是《新华日报》，有一篇讲包产到户的，标题黑体字很大，她借着窗外的月光认出了“联产承包”几个字。
她翻了个身，陈建国那边已经起了鼾声，不响，匀匀的，像个老实人睡觉的动静。
第四章 水缸、柴垛和蓝布褂子
头一个月，两个人像合租的。
陈建国隔三差五骑他那辆二八大杠出门，车后座绑两只大柳条筐，去东台拉西瓜、去高邮拉鸭蛋、去兴化拉大米，回来在公社集市上倒手。有时挣个十块八块，有时赔本，他也不说。
有一回拉了一车西红柿，路上颠烂了小半筐，回来蹲在院子里把烂的挑出来，好的码整齐。柳月明下学回来看见了，问了句“烂的这些咋办”，他闷声说了句“自家吃”，然后真就顿顿炒西红柿、西红柿汤、西红柿打卤面，吃了整整一个礼拜。
柳月明吃到第五天实在受不了了，说“你能换个菜不”。陈建国看了她一眼，第二天从集上割了半斤肉回来。
肉是五花肉，用荷叶包着，还带着集市的味儿。柳月明切了一小块下来炒了碗肉丝，剩下的腌在盐罐子里。那顿饭陈建国吃得香，扒完一碗又去盛了一碗，破天荒说了句“这肉炒得好”。
柳月明“嗯”了一声，心里那点气也就消了。她想，这人倒也不是全然不会来事，就是反应慢，得拿话敲打才动。
柳月明在村小代课，教一二年级的语文算术，还兼着音乐课——其实就是教娃娃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爱北京天安门》，偶尔也教《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歌是年初才流行起来的，娃娃们爱唱，调子高，唱到“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那句能嚎上去的没几个。
她一个月拿十二块钱工资，自己留四块，剩八块搁在床头柜的饼干盒里，算是交伙食。陈建国从来不动那个饼干盒，柳月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挣多少、赔多少，他也不报账。
两个人吃饭也不怎么说话。陈建国扒饭快，一碗饭三筷子下去就见了底，然后端着空碗坐在那儿，等柳月明吃完，他把碗收了去洗。这是他在部队养成的习惯，柳月明后来才知道。有一回她忍不住问了句“你在部队也这么洗碗”，陈建国说“炊事班轮值，谁最后吃完谁洗”，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吃得慢”。
柳月明说：“我嚼得细，养胃。”
陈建国不吭声了，第二天吃饭速度明显放慢了些，虽然还是比她快，但至少不盯着她看了。
日子久了，柳月明慢慢摸出些门道。这个人，话是不多，可家里的事他心里有数。天井里的水缸从来是满的，柴垛子码得齐齐整整，她的自行车链子一松，第二天准保被他紧好了。
有一回她备课备得晚了，趴在桌上打了个盹，醒来发现肩上搭了件蓝布褂子，是陈建国的，掖得严严实实。他人不在屋里，门口的水泥地上落着一溜脚印，往集上去了。柳月明捏着那件褂子的领子，觉得上头有一股淡淡的汗味，还有晒过的太阳味。她把褂子叠好，搁在枕头边，没跟他说谢。
村里人开始说闲话。隔壁张婶子来串门，拉着柳月明婆婆的袖子嘀咕：“你家建国媳妇咋回事，进门一个月了，肚子没动静不说，俩人出门一前一后，跟不认识似的。”柳月明婆婆是个厚道人，把张婶子打发走了，回头跟柳月明说：“别听她胡吣，日子是你俩过。”
柳月明“嗯”了一声，心里却忍不住想：这日子到底算不算在过？
有一回她下课回来，看见堂屋桌上搁着半刀五花肉，用荷叶包着，还温乎。婆婆说建国一早去镇上，割了肉送回来，又走了。柳月明随口说了句“怎么不搁食堂蒸一下”，婆婆看了她一眼：“他哪懂这些，就知道往家拿。他从小就这样，有心，嘴笨。”
第五章 红黑配色的收录机
入夏，苏北的夜风里褪去了料峭的寒意，裹挟着麦秸垛发酵的微甜气息。村里陆续有人家添置了黑白电视，大队部那台十四寸的“熊猫”牌电视机，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去处。一到晚上，院子里就摆满了高低不平的小板凳，半村人摇着蒲扇挤在一块儿。那阵子正播《姿三四郎》，日本的柔道片子，主题曲粗犷得很，一响起来满场人跟着哼，调子高的地方有人嚎破了音，惹得前头人回头骂。柳月明也去，却总挑最后一排的角落坐着，手里习惯性地捏着一把蒲扇，不怎么摇，只静静听着。
有一回散场，人群推着自行车往外涌，车轮碾过土路扬起一阵细尘。柳月明走在最后，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熟悉的自行车链子声——“咔哒、咔哒”，不紧不慢，始终和她保持着半步远的距离。她回头，借着大队部透出的微弱灯光，看见陈建国推着那辆二八大杠，沉默地跟在她身后。
“你咋不进去看？”柳月明停下脚步问。
“看过。”他低声答，目光落在前方的土路上，“在部队看过。”
两人之间又没了话。夏虫在路边的草丛里鸣叫，衬得这半步的距离格外安静。
走到院门口，陈建国忽然停下，从车兜里摸出个东西递过来。是一盒磁带，邓丽君的《甜蜜蜜》。透明的塑料壳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翻录”纸条，一看就是从县城自由市场摊上淘来的。柳月明接过来，指尖触到塑料膜上沾着的灰尘，她下意识用袖子擦了擦，借着月光看清了上面手写的歌名。
“你教书的，听这个。”他说完，推着车径直进了屋。
柳月明捏着那盒磁带，站在院子里愣了一会儿。夜风吹动她耳边的碎发，她低头看着手里的磁带，心里泛起一丝说不清的滋味。她屋里没有录音机，这盒磁带只能跟她抽屉里那盒搁在一块儿，凑成一对——都是邓丽君，都没机器放。
真正让两个人关系变了，是那台“燕舞”收录机。
那是第二年夏天的事，苏北的伏天闷热得像蒸笼，知了在院外的老槐树上叫得撕心裂肺。陈建国跑了一趟盐城，走了四天，回来的时候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个纸箱子，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他进了院门，连脸上的汗都没擦，直接把车推到东厢房。柳月明正坐在三条腿的办公桌前批改作业，抬头看见他拆纸箱，掏出一个红黑配色的收录机，稳稳地往她那张缺了角的办公桌上一搁。他又从怀里掏出一盘磁带推进去，按下播放键。
邓丽君的声音从那个灰扑扑的喇叭里淌出来，细细的，甜得跟这个土墙小屋里的一切都不搭调——“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陈建国先往院门方向看了一眼，才按的播放键，音量只拧到刚好能听见的那一格。柳月明手里的红笔停在半空，一滴红墨水顺着笔尖滴落，在作业本上洇开，把个“优”字洇成了红疙瘩。
那四天里，陈建国天不亮就出门，夜里宿在路边店，啃了四天干粮。盐城无线电总厂的门市部卖厂里刚出的单卡机，没那些花里胡哨的灯，比供销社便宜。柳月明后来才从堂弟嘴里听说，他在门市部挑机子的时候，把身上带的所有票子都掏出来数了两遍，才敢跟售货员说“要这台”。堂弟说这话的时候笑，柳月明听了，心里却像被什么软软的东西撞了一下。
陈建国把收录机的说明书和发票折好，压在磁带盒底下。柳月明瞟了一眼发票，一百二十八块。她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她代课一个月十二块，不吃不喝攒一年才一百四十四。他哪来的钱？跑供销挣的？赔本的时候咋不说？
陈建国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看着她说了一通话。这是结婚一年多以来，他跟她说的最长的一段话：
“你教娃娃们念书，我供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往后我出门跑货，你别把门拴死。万一我半夜回来，你得给我开门。”
柳月明说：“你半夜回来拍门不就完了。”
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才低声说：“我拍门，隔壁听见，第二天又该说你男人没本事，半夜叫媳妇开门。”
柳月明没说话。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个人不是闷。他是把所有话都攒着，攒到非说不可的时候，一句顶一句地说。他怕她被人说闲话，怕她难做，所以宁可她少睡点觉，也别让人戳脊梁骨。
她把手里的作业本合上，说：“行。但你以后出门，得跟我说去哪儿、几天回。别叫我瞎等。”
陈建国点了下头，幅度不大，但柳月明看见了。
收录机成了两个人之间的一道桥。柳月明用它听邓丽君，也听收音机里的评书，《杨家将》《岳飞传》，中午十二点半播《说岳》，晚上七点播《杨家将》。陈建国不出车的时候，晚上就坐在院子里听，把收录机搬到堂屋门槛上，音量拧到最大，隔壁张婶子过来借酱油，站着听了一整段才走。
可放邓丽君的时候，他总把音量拧到最小的一格，细细的，只够屋里人听见。有一回柳月明问他：“你评书放那么大声，咋邓丽君就拧那么小？”陈建国蹲在门槛上，拿筷子头扒拉碗里的稀饭，说：“评书是评书，这个……外头听见了不好。”柳月明没再问，心里却像被人拿温水涮了一下。后来她发现，他放评书时敢把音量拧到底，放邓丽君时，始终只开那一格。那一个格，好像是他替她圈出来的一小块地方，外头的人进不来。
有一回播到刘兰芳说岳云锤震金兀术，陈建国端着碗稀饭蹲在门槛上，听得忘了扒饭，碗里的稀饭凉透了也没动。柳月明在旁边改作业，抬眼看了他一下，嘴角翘了翘，又低下去。
陈建国忽然开口：“你笑啥。”
柳月明说：“我笑你听评书比听我说话上心。”
陈建国想了想，说：“你说的话，我又不会忘。”然后端着凉稀饭进屋热去了，留下柳月明坐在院里，手里的红笔半天没落下去。
第六章 十五块钱
秋天，村小缺一个代课老师，校长问柳月明能不能顶上去教四年级。四年级要上早自习，早上六点半到校。柳月明跟陈建国说了，陈建国没吭声。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天刚蒙蒙亮，院子里还带着露水的凉意。柳月明起来，灶上已经烧了一锅热水，桌上搁着两块桃酥，用油纸包着，还带着刚出炉的温热。陈建国在院里擦他那辆车，见她出来，头也没抬：“吃了再走。我送你。”
那以后，只要陈建国在家，早上都用二八大杠把柳月明送到学校门口，晚上再去接。有一回下大雨，土路成了泥浆塘，他扛着车走了一里地，到学校门口时裤腿上全是泥点子，黑布鞋底糊了厚厚一层泥，每走一步都“啪叽”响。柳月明从教室窗户里看见了，下了课跑出来，头一回伸手给他拽了拽后衣襟，说：“你傻不傻，不会等雨停了再来。”
陈建国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你放学要是淋回来，明天嗓子哑了，谁给娃娃们上课。”
柳月明说：“那你不会打伞？”
陈建国看了她一眼：“伞给你了，我打啥。”——他早上出门时把家里唯一一把油布伞挂在车把上了，自己光着脑袋来的。
柳月明气得拿手指头戳了他胳膊一下，戳完自己也愣了。陈建国低头看了看胳膊上被戳的地方，嘴角动了动，没说话，推着车往家走。柳月明跟在后头，两个人踩着泥路，谁也没再开口，可柳月明觉得，这雨好像也没那么烦人了。
入了冬，陈建国出事的消息来了。
他拉了一车芦苇去东台，路上被市管会的人拦了，说他没有“贩运证”，属于“投机倒把”，货扣了，车也扣了。陈建国在公社市管所蹲了一宿，第二天让人捎话回来。捎话的是他堂弟，跑得满头汗，进了院门就喊：“嫂子，我哥让市管所扣了！”
柳月明接到信的时候正在上课，手里捏着粉笔，黑板上写到“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帝”字最后一笔。她把粉笔往盒里一搁，跟校长请了假，围上围巾就往外走。校长在后头喊：“柳老师，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柳月明头也没回：“能行。”
她走了八里地到公社。市管所在公社大院西边两间平房里，门口挂着白底红字的牌子。她到的时候，陈建国蹲在墙根底下，嘴唇干得起了白皮，棉袄袖子上蹭了一道黑印子，看见她来，先是一愣，然后低下头，说了句：“你别管了，回去吧。”
柳月明没听他的。她进了市管所办公室，里头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干部，姓周，叼着烟，桌上摊着一摞单据，正拿钢笔在上面勾勾画画。柳月明把代课证、户口本、结婚证一样一样摆在桌上，说：“周同志，陈建国是复员军人，在部队立过三等功。他跑供销，是想给家里挣个活钱。芦苇是公社河堤上割的，本乡本土的货，不是倒买倒卖。你要罚，罚多少，我们认。但车得还他——他明天还得送娃娃们上学。”
话说出口，柳月明自己也有点意外。她当了几年代课老师，见惯的是粉笔灰和娃娃们的鼻涕，几时跟干部说过这样硬气的话？可这会儿她脑子里清楚得很：她要是软了，陈建国就得蹲在这儿看人家的脸色；她要是硬了，或许还能给他挣回个转圜的余地。她把手搁在桌沿上，指甲掐着桌面，面上却一点不露。
周干部翻了翻那本结婚证，看了看柳月明，又看了看蹲在外头墙根底下的陈建国，把烟掐了：“你是他什么人？”
“他媳妇。”
“你倒会说话。罚十五块，下不为例。”
十五块。柳月明代课一个月才挣十二。
柳月明咬了咬牙，说：“行。但货你得让我们拉走，芦苇搁久了要霉。”
周干部哼了一声：“拉走吧。车先扣着，交了罚款再来骑。”
柳月明出来跟陈建国说了，陈建国站起来，嘴张了张，想说什么，柳月明没让他说，把围巾解下来往他脖子上一缠：“你在这儿看着芦苇，我回去拿钱。”
她走回村里，从饼干盒里掏了十块——这几个月攒的，又跟她婆婆借了五块，凑了十五，当天下午交到市管所。周干部收了钱，开了张收据，把车钥匙扔过来。陈建国接了钥匙，闷头去推车，柳月明跟在后头，两个人把那车芦苇拉回了村，卸在陈家门口。陈建国把车支好，蹲在车轱辘旁边，半天没起来。
柳月明以为他心疼那十五块钱，走过去想说两句宽心话，走到跟前一看，陈建国拿袖子在脸上蹭了一下。她愣住了，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咋办。陈建国站起来，眼睛没看她，说了句：“那十五块，我年前还你。”
柳月明把他车把上挂着的空水壶摘下来，喝了一口，又挂回去，说：“不用还。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陈建国转过头看她。
“往后出门，带上我。我不上课的时候，帮你算账。你算账太慢。”
陈建国盯着她看了好几秒，然后嘴角咧了一下，又赶紧绷回去，推着车往院里走。走了两步，他停住，没回头，说：“你坐后头，筐里搁不下两个人。”
柳月明跟上去：“那你就换个大筐。”
陈建国闷声说了句“行”，推着车进了院门。
第七章 一块上海牌手表
腊月里，陈建国把十五块钱搁在柳月明的办公桌上，零票子，有毛票有块票，用橡皮筋扎着，最上头一张是二块的，票面皱巴巴的，拿搪瓷缸子压着。柳月明收了，第二天去供销社扯了二斤毛线，给他织了件藏青色的毛衣。她不太会织，袖子织长了一截，领口收针收紧了，陈建国套上试了试，脖子卡了半天才钻出来。他卷了卷袖子，扯了扯领口，说：“挺好。”
柳月明说：“等开春拆了重织，领口得松些。”
陈建国说：“不用。暖和就行。”
年三十晚上，屋里贴了对联，窗花是新剪的，灶上煨着肉，满屋都是荤腥气。两个人围着收录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李谷一唱《乡恋》，唱完又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陈建国忽然从兜里摸出个纸包递给柳月明。打开是一块上海牌手表，半钢的，表盘小小的，柳月明戴上正合适，表带在手腕上晃荡，她得拿手指头勾着。
“哪来的钱？”柳月明问。
“秋天跑芦苇挣的。罚了十五，还剩三十。”他顿了顿，补了一句，“以后跑货，带你。”
柳月明把手表戴上，看了看表盘上的时间，又看了看陈建国。他正别过头去调收音机频道，耳朵尖红得跟桌上的红蜡烛似的。外面鞭炮响起来，柳月明伸手把收录机音量拧大了一点。广播里换了支曲子，柳月明听了听，是《祝酒歌》，施光南写的，节奏快，听着就喜庆。陈建国跟着哼了两句“美酒飘香歌声飞”，调子跑得没边，柳月明笑出了声。
他看了她一眼，没恼，自己也笑了。
陈建国他娘在灶间喊：“建国，端饺子！”陈建国应了一声，起身往灶间去，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从柜子上拿了只空碗，搁在柳月明面前：“蘸醋。”说完才走。柳月明望着那碗，半天没动。这一冬，他把炉子生得旺旺的，把她的棉鞋烘得干干的，把十五块钱一分不少地还了，如今连吃顿饺子都记得给她摆只醋碗。她忽然觉得，这日子，好像真的在过起来了。
第二年开春，柳月明在村小转成了民办教师，工资涨到十八块，虽然还是临时工，但校长说公社有两个转正名额，她排着队呢。陈建国去县里办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成了全公社头一批里正正经经领了执照跑运输的——红皮本子，上头盖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大印，搁在收录机旁边，玻璃板底下压着，跟柳月明得的“优秀代课教师”奖状摞在一块儿。公社工商员说，县里刚下来精神，跑运输的都得来登记，陈建国是听着信儿就去排队的那个。
陈建国把二八大杠换了辆三轮摩托，跑得更远，去南通、去扬州，有时候一走七八天。柳月明下了课就坐在收录机旁边算账，把他拿回来的单据一张张理清楚，记在笔记本上。她把每趟车皮的斤两、价码、路上的开销都记成一行行的字，工工整整的，像她批改的作业本。陈建国回来，也不问挣了多少，只把货单往桌上一搁，柳月明算完，报个数，他“嗯”一声，这事就算过去了。可柳月明心里清楚，她记下的每一笔，都是这个家往前挪的一寸。
村里人再不说“过不长”了。张婶子来串门，看见柳月明在织毛衣，凑过去说：“给建国织的啊？”柳月明点点头。张婶子又说：“当初我还说这俩人过不到一块儿去，如今看来，我这嘴该打。”柳月明笑笑没接话。
第八章 有数
偶尔有人问柳月明，当初嫁过来的时候那么不情不愿，后来咋就踏实了。
柳月明想了想，说：“他这人吧，话都攒着。但攒出来的每一句，都是实打实的。”
陈建国在旁边听见了，闷头扒完最后一口饭，把碗收了，说了句：“你也是。”
柳月明问：“我也是什么？”
他没答，端着碗去灶上洗了。水声哗哗的，柳月明听见他在灶间嘟囔了一句，听不太清，好像是“你攒的比你教的那帮娃娃还多”。
她把手表摘下来上了上弦，搁在收录机旁边，让邓丽君接着唱。喇叭里传出“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柳月明拿起红笔，翻开四年级的作文本，第一篇题目叫《我的家》，一个叫翠兰的女娃娃写道：“我家有五口人，我爹、我娘、我哥、我，还有一头猪。我爹说猪也算一口。”柳月明拿红笔在底下画了道波浪线，写了两个字：有数。
她合上作文本，把红笔搁回笔筒。窗外，陈建国的三轮摩托突突突地发动了，他要去镇上拉今年的第一批货。柳月明把批好的作文本摞齐，扎上绳子，想着明天上课，要先给娃娃们讲讲，什么叫“有数”——日子得自己一笔一笔地过，账得自己一笔一笔地算，人心也是这样，攒着攒着，就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