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路菜市场，早上六点四十。
天还没亮透，铁皮棚底下挂着一排灯泡，黄光。
马德彪倒在自己摊子前面。
五十八岁，卖猪肉的，摊子在东头第二个。
那天他刚把半扇猪挂上钩，正在磨刀。
一个人从通道那头走过来。
深色雨衣，毛线帽，帽檐压得很低，脚上一双黑胶鞋。
走到马德彪身后，抬起手。
手里有个东西。
砸下去。
马德彪往前扑了一步，手撑在案板上，滑下去。
那个人转身就走。
走到市场后墙，翻过去。
墙一米二高。
卖菜的王秀芹看见他翻墙，一只脚在墙头上蹬了一下，落地，跑了。
她喊了一声。
市场里的人都往东头跑。
马德彪躺在地上，左边太阳穴下面一摊血。
眼睛还睁着。
磨刀石掉在脚边，刀还在案板上。
救护车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警察来得很快。
市场两头拉了警戒线，摊主都站在线外面，谁也不说话。
王秀芹把看见的说了一遍。
“个子不高，不胖。”她说，“雨衣是深色的，不是黑，也不是蓝，发灰。”
“脸呢。”
“没看见。帽子压得低。”
“他说话了吗。”
“一个字都没说。”
鱼摊的老赵看见他翻墙。
“一条腿先上去，另一条跟上来，很快。”老赵说，“像是干过体力活的。”
“往哪边跑的。”
“往西，进了巷子。”
市场东头有一个摄像头，对着大门。
后墙没有。
“他知道后面没有摄像头。”陆小棠说。
“他知道的事不止这一件。”我说。
马德彪的摊子上，秤砣一个不少。
五个，五公斤的，两公斤的，一公斤的，两个五百克的，整整齐齐码在案板底下。
“凶器不是他摊子上的。”陆小棠说。
“那是什么。”
“不知道。”她说，“法医说，是个带棱角的铁器，五公斤上下。”
“秤砣。”
“像。”
“可他的秤砣都在。”
“所以凶器是凶手自己带来的。”
我看着案板底下那五个秤砣。
一个不少。
八点十分，一个人走进光明路派出所。
六十一岁，叫陈广福，退休工人，住在市场后面的光明里。
他穿一件旧棉袄，裤脚上有泥，左手手背上贴着一块膏药。
“我杀了人。”他说。
值班的民警抬起头。
“你说什么。”
“光明路菜市场，马德彪。”他说，“我杀的。”
民警让他坐下。
他不坐。
“人是我杀的。”他说，“你们枪毙我。”
所长来了，市局的人也来了。
陈广福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说得很慢。
他说，二十二年前，马德彪害死了他老婆。
他说，他等了二十二年。
他说，今天早上，他穿了一件蓝雨衣，戴了一顶帽子，从市场后门进去。
他说，他用右手拿着一个秤砣，从背后砸了马德彪。
他说，砸完以后，他把秤砣扔进了河里。
“哪条河。”
“市场西边那条。”
“多远。”
“两公里。”
“你走过去扔的。”
“走过去的。”
“你腿怎么了。”
“老毛病。”他说，“不碍事。”
他说话的时候，左手一直按着左腿的膝盖。
“你儿子知道吗。”
他抬起头。
“我儿子不知道。”他说，“你们别去找他。”
“为什么。”
“人是我杀的。”他说，“跟他没关系。”
做笔录的民警看了我一眼。
我没有说话。
陆小棠把口供放在我桌上。
“人认了。”她说，“写得挺全。”
“哪里不对。”
“你先看。”
口供四页，手写，字很工整。
每一页下面都按了手印。
“字是他自己写的。”
“是。”她说，“他说他念过几年书。”
“一个念过几年书的人，写‘钝器’两个字。”
“他说是听人说的。”
“听谁说的。”
“他说市场里都这么传。”
我把口供从头看了一遍。
“他说他穿了蓝雨衣。”
“对。”
“目击者说深色，发灰。”
“对。”
“他说他用右手。”
“对。”
“法医说凶手是左利手。”
“对。”
“他说他从后门走的。”
“对。”
“目击者说他翻墙。”
“对。”
“他说他走了两公里去扔秤砣。”
“对。”
“他左腿半月板损伤，走快了就疼。”我说，“两公里，来回四公里，他走不了。”
“他说他慢慢走的。”
“从六点四十杀人，到八点十分自首，中间一个半小时。”我说，“他走四公里，还要回家换衣服，再来派出所。”
“时间不够。”
“不够。”
“河呢。”
“打捞了两天。”陆小棠说，“什么也没有。”
“他说他扔在桥底下。”
“桥底下也捞了。”
“还有。”我说，“他说他把雨衣烧了。”
“对。”
“在哪儿烧的。”
“他家院子里。”陆小棠说，“他说烧完埋了。”
“他家的炉子我看过。”我说，“铁炉子，烧煤的。一件塑料雨衣扔进去，整条巷子都是味。”
“邻居说没闻到。”
“所以他没烧。”
“他也没有雨衣。”
“他连自己穿了什么颜色的雨衣都记不清。”我说，“因为他根本没穿。”
陆小棠没有说话。
“他不是凶手。”我说，“他在替人顶罪。”
“替谁。”
“替他儿子。”
“他儿子有不在场证明。”
“他知道吗。”
“不知道。”她说，“他连问都没问。”
我把口供合上。
“这些，你们问过邻居吗。”
“没有。”陆小棠说。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认了。”
“他看见儿子衣服上有血，包里有个秤砣。”我说，“他就来了。”
“可那不是凶器。”
“他不知道。”我说，“他只看见血和秤砣。”
“他等了二十二年。”陆小棠说，“等不下去了。”
“对。”我说，“他等不下去了。”
我去了光明里。
陈广福家在一楼，门口堆着纸壳和旧报纸。
院子里有一个铁棚，棚下码着废铁、旧家电、一摞一摞的纸板。
墙上挂着一杆秤。
秤钩上落了一层灰。
陈小军在家。
三十五岁，穿着一件旧毛衣，手上有一股碱水味。
“我爸糊涂了。”他说。
“你觉得他没杀人。”
“他杀不了。”陈小军说，“他腿那样，走两步就喘。”
“你今天早上在哪。”
“厂里。”他说，“夜班，早上六点下班。”
“哪个厂。”
“市肉联厂，屠宰车间。”
“有人证明吗。”
“打卡，监控，车间里十几个人。”他说，“我六点零二分打的卡，六点二十才出厂门，澡都没洗。”
“从厂里到你家，多久。”
“骑车二十分钟。”
“经过菜市场吗。”
“不经过。”他说，“我走外环。”
“你回家的时候，你爸在干什么。”
“坐在门口。”他说，“看见我就站起来了。”
“他看见什么了。”
陈小军停了一下。
“我衣服上有血。”他说，“猪血。厂里的。”
“还有呢。”
“我包里有个秤砣。”他说，“厂里的标准砣，五公斤，我拿回来校秤。”
“你家有秤。”
“我爸收废品，有一杆秤。”他说，“秤不准，我拿回来校。”
“秤砣呢。”
他从屋里拿出一个秤砣，放在桌上。
铸铁的，五公斤，边角完整，没有一点缺口。
“厂里的。”
“你爸看见这个。”
“他看见我把包放在桌上，秤砣露出来。”陈小军说，“他眼睛就直了。”
“他问你了吗。”
“没有。”
“你跟他解释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他说，“他转身就出去了。”
“他直接去了派出所。”
“直接去了。”
“他为什么要去。”
“因为他等了二十二年。”陈小军说，“他等不下去了。”
“他知道不是你吗。”
陈小军没有说话。
“他知道。”我说，“他只是不敢相信。”
“他不敢相信，是因为他太想信。”陈小军说。
“什么意思。”
“他等了二十二年，等的就是这一天。”他说，“他怕这一天不是真的。”
“所以他自己去把它坐实了。”
“对。”
陈小军低下头。
“他以为他替我顶罪，我就能没事。”他说，“他不知道，现在不是二十二年前了。”
“现在有监控，有DNA。”
“有。”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妈的事，你还记得吗。”
他没有马上回答。
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照片。
黑白的，一个女人，三十多岁，短头发，站在一个菜摊后面。
照片的边角磨白了。
“这是她唯一一张照片。”他说，“我十三岁那年，从家里的相框上撕下来的。”
“你看见她倒下了吗。”
“看见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不说话了。”他说，“说了一年。”
“为什么。”
“因为我一说话，就有人问我看见什么了。”他说，“我不想说。”
他把照片放回钱包。
我从陈家出来，敲了隔壁的门。
开门的是个老太太。
“那天早上，你看见陈广福了吗。”
“看见了。”她说，“六点半，他出来倒垃圾。”
“后来呢。”
“后来我听见他在院子里敲铁皮。”她说，“敲了好一阵。”
“几点。”
“六点四十多。”
“你确定。”
“我每天早上那个时候起来烧水。”她说，“他天天那个点敲铁皮，吵得很。”
“七点以后呢。”
“七点二十，我出来买菜，看见他还在院子里。”
“他出去过吗。”
“没有。”她说，“他腿不好，走不远。”
我回到陈家。
“你爸这二十二年，怎么过的。”
“每天看那张判决书。”陈小军说，“压在枕头底下，天天看。”
“你看过吗。”
“看过。”
“背面有什么。”
“我画的画。”他说，“我小时候画的。”
二十二年前的案子，卷宗在分局的旧档案室。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四日，光明路菜市场。
死者李秀兰，三十八岁，陈广福的妻子。
案发当时，陈家和马家的摊位挨着。
为了一个下水道口，两家打起来。
陈家卖菜，马家卖肉。
马家把泔水往陈家摊位前的下水道里倒，堵了。
李秀兰骂了一句。
马德彪推了她一把。
案卷里写的是，马德贵从肉案上抄起一个秤砣，砸下去。
李秀兰后脑着地，送到医院没救过来。
马德贵投案，说是他砸的。
判了七年。
马德彪作证，说是他弟弟砸的。
陈广福说，他看见的是马德彪拿着秤砣。
陈广福不服。
他去了中院，去了检察院，去了信访办。
他识字不多，材料是请人写的。
写一次，递一次，退一次。
二〇〇五年，驳回。
二〇〇六年，驳回。
二〇〇八年，最后一次，窗口里的人跟他说，原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他问，证据是什么。
人家说，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
他说，证人是马家的人。
人家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了。
他把那张判决书带回家，压在枕头底下。
一压，二十二年。
卷宗里有一张照片。
一个铸铁秤砣，五公斤，边上缺了一个角。
缺口的形状很清楚，一个三角。
照片背面写着：物证三号，凶器。
我翻到尸检照片。
李秀兰后脑的创口，边上有一块三角形的挫伤。
和秤砣的缺口，对得上。
“法医看了吗。”
“看了。”陆小棠说，“马德彪的创口，边上也有一块三角形的挫伤。”
“和二十二年前那个秤砣。”
“一样。”
“秤砣在哪。”
“不知道。”她说，“当年的物证，判完就退了。退给谁，记录上没有。”
“退了。”
“退了。”她说，“那时候的规矩，物证在结案以后退给家属。”
“马家。”
“应该是。”
“马家谁去领的。”
“记录上没有。”她说，“马德彪，或者马德贵。那时候马德贵已经在服刑了，只能是他哥。”
“马德彪领回去，给了谁。”
“不知道。”
“马德贵现在在哪。”
“光明小区，当保安。”她说，“二〇一〇年出来的。”
“离菜市场多远。”
“走路十分钟。”
“他哥这二十二年，去看过他吗。”
“没有。”陆小棠说，“我问了监狱那边。七年，一次都没去过。”
“一次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
“为什么。”
“不知道。”她说，“可能是没脸去。”
“也可能是觉得，他替他坐牢，是应该的。”
马德贵住在光明小区门房后面。
一间六平米的小屋，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电饭锅，一台旧电视。
墙上挂着一件保安制服，洗得发白。
他五十二岁，瘦，头发白了一半。
左手手背上有一道旧疤，从虎口一直拉到手腕。
他给我倒水，用的是左手。
“我是值班的。”他说，“那天早上我在小区。”
“六点二十到七点十分，你在哪。”
“巡逻。”
“巡逻记录上写着，你出去了五十分钟。”
“小区大，转一圈要这么久。”
“菜市场离这儿十分钟。”
他没有说话。
“你哥死了。”
“我知道了。”他说，“早上听人说的。”
“你不难过。”
“我们很多年不说话了。”
“为什么。”
“他作证，说我砸的人。”马德贵说，“我替他坐了七年。”
“你是替他坐的。”
他抬起头。
“你说什么。”
“我说，二十二年前，砸人的不是你。”
他看着我。
“你哥临死前，写了一份东西。”我说，“他写，秀兰是他打的。”
“你胡说。”
“东西在他摊子后面的铁盒里。”我说，“我们已经拿到了。”
马德贵的手放在膝盖上，没有动。
“他快死了。”我说，“他想把这件事说清楚。他找过你，是不是。”
“他找过我。”马德贵说。
“他说了什么。”
“他说，他要给陈广福写一封信。”马德贵说，“他说，他不能带着这件事进棺材。”
“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写吧。”马德贵说，“我说，你写完了，我这七年就白坐了。”
他低下头。
“他还是要写。”
“所以你就让他写不成。”
马德贵没有说话。
“那七年，你哥去看过你吗。”
“没有。”
“一次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
当年做决定的时候，马家开过一次会。
马德彪有老婆，有一个三岁的儿子。
马德贵没结婚。
他们的父亲说，让你哥在外面。
马德贵点了头。
他以为他哥会在外面替他张罗，替他减刑，替他照顾父母。
七年里，他哥一次都没来。
他父亲来过两次，每次都说，你哥不容易。
马德贵在里面学缝纫，踩电机，一天十个小时。
他学会了不说话。
“你出来以后，他找过你吗。”
“找过一次。”马德贵说，“给我送了一床被子。”
“就一次。”
“就一次。”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马德贵说，“他说，你在里面受苦了。”
“你没说话。”
“我没说话。”他说，“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恨他。”
“我恨了十六年。”他说，“从进去那天，恨到出来那天。”
“后来呢。”
“后来不恨了。”他说，“恨不动了。”
“那你为什么杀他。”
马德贵抬起头。
“因为他又要说了。”他说。
“他快死了。”我说，“他想说清楚。”
“他说清楚了，我成什么了。”马德贵说，“我替他坐了七年，坐了七年，最后成了个傻子。”
“所以你杀他。”
“我没想杀他。”他说。
“你带秤砣去了。”
“我带秤砣，是想让他看看。”马德贵说，“我想问问他，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得。”
“他认得。”
“他认得。”马德贵说，“他看见秤砣，脸就白了。”
“然后呢。”
“然后他说，你别闹了。”马德贵说，“他说，我这辈子就快完了，你就不能让我安生几天。”
“你就砸了他。”
马德贵没有说话。
第二天，技术队在马德贵的床底下找到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是一条毛巾。
毛巾里包着一个秤砣。
铸铁的，五公斤，边上缺了一个角。
缺口是一个三角。
缺口里，有一点暗红色的东西。
“DNA。”陆小棠说。
“对上了。”
“对上了。”
“雨衣呢。”
“柜子底下。”她说，“深色的，右袖口有血。”
“值班记录呢。”
“他自己写的。”她说，“六点二十，巡逻。七点十分，回。”
“监控呢。”
“六点二十出去，七点十分回来。”她说，“中间五十分钟，市场来回二十分钟，杀人五分钟，剩下二十五分钟，他还在市场外面站了一会儿。”
“站着干什么。”
“抽了根烟。”她说，“巷口的监控拍到他了。他把帽子摘了。”
“他不怕。”
“他以为没人会查他。”陆小棠说，“他替他哥坐过牢，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受害者。”
“没人会想到，受害者会再杀一次。”
“对。”
马德彪的摊子后面，有一个铁皮柜。
柜子里有一个铁盒。
铁盒里是一沓信纸，一个存折，一张照片。
存折上有五万块钱，密码写在背面，是陈广福的生日。
照片是二十多年前的，两个年轻人，站在一个肉摊前面。
一个是马德彪，一个是马德贵。
最上面一张信纸，写着：
“广福哥，秀兰是我打的。”
“那天我喝了酒，她骂我，我拿秤砣砸了她。”
“我弟替我坐了牢。”
“我那时候不敢说。”
“我快死了，医生说三个月。”
“我想把这件事说清楚。”
“你要恨就恨我。”
落款是马德彪，日期是半个月前。
“这封信，他写了一个月。”陆小棠说，“写了改，改了写。铁盒里有十几张废稿。”
“他一直在写。”
“一直在写。”她说，“他怕自己写不完。”
“马德贵知道这封信。”
“知道。”她说，“马德彪跟他说过。”
“所以马德贵来了。”
“对。”
马德贵坐在床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二十二年前，是我哥打死的。”他说。
“我替他坐了七年。”
“他现在要写出来，我就让他写不成。”
三句。
陆小棠站在门口，看着床上那个秤砣。
“二十二年前，他替他哥坐牢。”她说。
“二十二年后，他杀了他哥。”
陈广福是下午放的。
他走出派出所，站在台阶上，看见陈小军。
陈小军骑着一辆电动车，停在马路对面。
他喊了一声爸。
陈广福没有动。
“你衣服上的血。”他说。
“猪血。”陈小军说。
“我知道。”陈广福说，“我现在知道了。”
他低下头，看见自己的手。
那双手，在派出所里按了手印。
“我等了二十二年。”他说。
“等来一张纸。”
“爸。”
“我没事。”他说，“你回去吧。”
“我送你。”
“不用。”他说，“我想走一走。”
他走了两步，停下来。
“你妈的案子，翻了。”
“我知道。”
“马德贵杀的。”
“我知道。”
陈广福站在原地，看着马路对面的儿子。
“我进去的时候，想的是，我不能让你也进去。”他说，“我没想到，我差点把自己送进去。”
“爸。”
“我没事。”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什么。”
“二十二年。”他说，“等来一张纸，一个存折。”
“存折你没要。”
“没要。”
他回家以后，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纸。
是二十二年前的判决书。
纸已经黄了，折过很多次，边角软了。
他把判决书翻过来。
背面用圆珠笔画着一幅画。
一个大人，一个小人，手拉着手。
小人旁边写着两个字：妈妈。
字是陈小军的笔迹，那时候他十三岁。
陈广福把判决书放在桌上，用手压了压。
“这个，你拿去吧。”他说。
“这是你的。”
“我留着没用。”他说，“二十二年，我天天看。看来看去，就这几个字。”
我没有拿。
他把判决书折好，放回枕头底下。
“马德彪写的那封信，我能看看吗。”
“能。”我说，“回头我给你送来。”
“不用了。”他说，“你念给我听就行。”
“他眼睛不好。”
我把那封信拿出来，念了一遍。
念到“秀兰是我打的”，陈广福抬起手，往下压了压。
“行了。”他说。
“不念了。”
他把手放回膝盖上。
“我等了二十二年，就想听这一句。”他说，“现在听到了。”
“心里好受吗。”
他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说：
“不好受。”
“马德贵会判死刑吗。”
“不知道。”我说，“要看法院。”
“他替我坐了七年。”陈广福说，“现在他又杀了我仇人。”
“我该谢他，还是恨他。”
我没有回答。
他把判决书从枕头底下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你说，人这一辈子，能顶几次罪。”
他问我。
我没有回答。
他把判决书放回去，压平。
案子结了以后，我在市场西边的一家面馆吃面。
下午三点，店里没人。
电视开着，在放一部老电视剧。
老板在柜台后面打瞌睡。
一个人在我对面坐下来。
三十多岁，穿一件深色外套，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围巾拉到鼻子上面。
只露出一双眼睛。
“这个案子，你办得比我想的快。”他说。
我放下筷子。
“你是谁。”
“你父亲笔记的第三页，你手里没有。”
“你手里有。”
“有。”他说，“我看了十四年。”
“你认识我爸。”
“认识。”
“他是什么样的人。”
“和你一样。”他说，“记性好。”
“你还记得他什么。”
“记得他写字。”他说，“写得很慢，一笔一笔，像刻。”
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念书。
店里很静，电视里的人在吵架。
“第三页写了什么。”
“写了‘顶罪’。”他说，“还写了一个名字。”
“谁的名字。”
他站起来。
“等你把这一卷办完。”他说，“我告诉你。”
他把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一本旧书。
《罪与罚》。
书页发黄，封面磨白了。
他放书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左手小指，缺了一截。
他转身走出门。
我追出去。
街上人不多。
他往东走，走到路口，拐进去。
我跑过去。
路口是一条巷子，巷子里有几个卖菜的，一辆三轮车。
没有人。
我回到面馆。
那本书还在桌上。
我翻开。
书的扉页上，贴着一张借书卡。
市图书馆，借书人一栏，写着三个字：
沈柏川。
借书日期，十四年前。
还书日期，空着。
我把书翻到第三页。
第三页的页边，有一道铅笔线。
线下面，画着一个记号。
一个圆，圆里三道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