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过来第一天，睁眼看见的是一张欠条。
欠条上写着：春和班，欠台租十二两，限三日内交清，逾期封台。
我手里捏着这张纸，坐在一张破桌子前头，桌子对面坐着一屋子人。
十一口。
一个拉胡琴的老头，六十多，牙掉了一半。两个唱旦的姑娘，一个十九，一个十六。三个唱生的，最大的三十，最小的十四。一个打鼓的，一个敲锣的，一个管箱的，还有两个打杂的。
他们全看着我。
“班主。”拉胡琴的老头开口，“三天。”
我把欠条放下。
“三天。”
“交不上，就得散。”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是谁。
脑袋里有两份东西，一份是我自己的：写了八年短视频脚本，做过三个账号，最高一条播了两千三百万，最惨一条播了两百。
另一份是原主的：沈春和，春和班班主，二十四岁从他爹手里接的班，接了三年，把戏班从三十个人做到十一个人，把家底从二百两做到负十二两。
两份东西挤在一个脑袋里，挤得我太阳穴直跳。
“班主。”老头又说，“您说句话。”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一条缝。
外头是临安的街，石板路，两边是铺子，人来人往。
街对面有一块大招牌，写着“庆和班”，招牌底下挂着一串红灯笼。
“那是谁家。”
“何九爷的。”老头说，“人家有台，有角儿，有官府撑腰。咱们比不了。”
我把门关上。
“咱们现在有多少戏。”
“十七本。”
“全本？”
“全本。”老头说，“都是老戏，唱了二十年了。”
“有人看吗。”
老头不说话了。
“昨天唱的那一场，坐了多少人。”
“十一个。”他说，“连我在内。”
我坐回桌子前头，把那张欠条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
我写的是：一本戏，拆成十四回，一回收两文。
老头凑过来看。
“班主，这是什么。”
“明天开戏。”我说，“唱《王魁负桂英》。”
“那戏没人看。”
“我改。”
改戏这件事，我在穿越之前干过。
八年，写了三百多个脚本。最短的十五秒，最长的一集四十分钟。我知道一件事：观众不是没耐心，是耐心只给值当的地方。
一出戏三个时辰，九折，观众从第一折坐起，坐到第三折就困了。为什么困，因为前三折是交代：交代身世，交代家世，交代怎么认识的。
交代可以，但不能连着交代。
我拿笔在戏折子上画。
第一折，王魁落魄，我留了三句台词，剩下的全砍了。
第二折，桂英接他回家，我加到七句，因为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上。
第三折，桂英卖簪子，我改成她不当着王魁的面卖，背着卖的。王魁发现的时候，簪子已经没了。
这一改，第三折就有戏了。
原戏里，桂英是高高兴兴去卖的，卖完回来还唱了一段，唱自己心甘情愿。
我把这段砍了。
一个人心甘情愿，观众不会哭。一个人背着人卖东西，卖完回来装作没事，观众才会哭。
《王魁负桂英》这出戏，临安城里唱了三十年。
故事谁都背得出来：书生王魁落魄，妓女敫桂英供他读书，他中了状元，娶了宰相的女儿，把桂英甩了。桂英告到阴司，海神庙里活捉王魁。
全本唱三个时辰，九折。
我把它剪成了半本。
剪到哪儿？
剪到王魁中了状元，接了相府的帖子，穿上红袍，回头看了一眼桂英的方向，就停。
停在那儿，落锣。
那天晚上，台下坐了三十几个人。
不是来看戏的，是来躲雨的。外面下了雨，街上没人，进来避一避。
三十几个人，有的坐着，有的靠墙站着。
开锣。
第一折，王魁落魄，唱得平平。台下有人打哈欠。
第二折，桂英接他回家，唱得还行。台下有人抬了抬头。
第三折，桂英卖簪子供他读书。台下有人叹了口气。
第四折，王魁进京赶考。
第五折，中状元。
第六折，相府招亲。
第七折，王魁穿红袍，站在台口，往东边看了一眼。
那一看，我让鼓停了。
全场静了。
三十几个人，都抬起头。
王魁转身，下场。
锣响三声，戏完了。
台下炸了。
“完了？”
“完了？”
“怎么就完了？”
有人站起来喊：“后面呢！桂英还没告状呢！”
我从后台走出来，站在台前。
“诸位。”我说，“今天唱到这儿。”
“什么叫唱到这儿。”
“明天接着唱。”我说，“明天第八折，桂英告状。”
“明天？”
“明天。”我说，“明天这个时辰，还是这儿，两文钱一位。”
台下有人骂了一句。
骂得很难听。
“半本戏也敢收钱？”
“这不是骗人吗。”
“退钱！”
我站在台前，没动。
等他们骂了一会儿，我说了一句话。
“钱退。”
全场静了。
“今天收的钱，全退。”我说，“明天来，还是两文。”
有人愣了。
“真退？”
“真退。”
我把袖子里的铜钱掏出来，一个一个还回去。
还到最后一个人，那人拿着钱，站在那儿没走。
“班主。”他说，“明天真唱？”
“真唱。”我说，“唱到桂英告状，唱到海神庙。”
“那后天呢。”
“后天再唱两折。”
他把钱揣回兜里，重新放在台边的木盘里。
“明天的我先付了。”
第二天下午，天没下雨。
我提前一个时辰去开台。
到街口的时候，我看见台前已经站了人。
不是三十几个。
是七八十个。
石头台阶上坐着，墙根下站着，还有人爬到对面铺子的台阶上。
我站在那儿，看了半天。
老胡琴在我后头，嘴巴张着。
“班主。”
“嗯。”
“这……这都是来看戏的？”
“不是。”我说，“这是来听后半截的。”
第八折，桂英告状。
这一折我改了三处。
第一处，我把状纸念出来了。原戏里状纸是“内白”，后头念，观众听不清。我改成桂英站在台口，一个字一个字念，念到“王魁”两个字，停一停。
第二处，我把阴司的判官改了。原戏里判官是个花脸，一上来就吼。我改成判官先不说话，坐在堂上，听桂英把话说完，才慢慢抬起头。
第三处，我在结尾加了一段——桂英赢了官司，王魁被勾了魂，可她站在台上，看着王魁的魂被带走，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原戏里没有。
我加的是：“我不要他死，我要他记得。”
演桂英的是那个十九岁的姑娘，姓苏，叫苏娘。
她念这句的时候，台下没有一个人出声。
念完了，她转过头，下场。
台下静了大概五息。
然后有人开始哭。
不是一个人哭，是好几个人哭。
我站在后台的布帘后头，看着台下，心里想的是一件很实际的事：这戏成了。
戏散了以后，我在台前摆了一张桌子。
桌子上放着三样东西：一个木盘、一本册子、一支笔。
“诸位。”我说，“这戏一共十四折，唱到今天是第八折。还剩六折。”
“什么时候唱？”
“后天唱第九折，大后天唱第十折。”我说，“看完的，可以在这本册子上写一句话，写什么都行。”
“写这个做什么。”
“写完了，我贴在台边。”我说，“让后头来的人看看，前头的人怎么说。”
第一个上来写的是个老头，写的是：三十年没哭过，今天哭了。
第二个是个年轻媳妇，写的是：我要带我婆婆来看。
第三个是个小孩，不会写字，画了一个人脸，脸上两道泪。
到散场，册子上写了二十七句话。
我把那本册子拿回后台，在灯下一句一句看。
有一句写的是：我男人在外头三年没回来，我看这戏，像看我自己。
有一句写的是：第八折桂英告状，我拍了一下手，把我孙子吓哭了。
有一句写的是：班主，你把后面的唱了吧，我给你加钱。
还有一句，只写了三个字：快点唱。
二十七句话里，有十九句写的是同一件事——他们想知道后面。
我把册子合上，坐在后台的木凳上，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三十年，临安的戏班一直在唱全本。
全本的意思是：从头到尾一次唱完。观众坐下，看到完，站起来走。
看完就走，走了就不再想。
可我手上这本册子告诉我：这些人走出戏园子，脑子里还挂着桂英。
挂了，就还会回来。
那天收了三百二十文。
三百二十文，是我接手这个戏班以来，单场最高收入。
第三天，何九来了。
他没带人，穿一件绸衫，手里捏着一把扇子，四十来岁，脸上笑呵呵的。
他在台前站了一会儿，看那张贴满了字的纸。
看完了，转过头。
“沈班主。”
“何九爷。”
“这招不错。”他说，“半本戏，收两回钱。”
“不是两回。”我说，“十四回。”
他笑了一下。
“十四回。”他把扇子收起来，“沈班主，你知道临安城一年有多少戏班散掉吗。”
“不知道。”
“十七个。”他说，“去年，十七个。散的原因都一样：没人看。”
“何九爷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这招，我也想学。”他说，“不过我学不来。”
“为什么。”
“因为我的角儿不肯。”他说，“我的角儿唱了二十年全本，你让他唱半本，他得跟你翻脸。”
他把扇子在手心里敲了两下。
“沈班主，我今天来，是给你提个醒。”
“什么醒。”
“官府那边，戏文是要报的。”他说，“全本戏，报的是全本。你唱半本，叫‘戏文不全’。这个事，按规矩，是可以封台的。”
我看着他。
“何九爷是来告诉我，你要去报官。”
“我不报。”他笑，“我就是提醒你一句。”
他掉头走了。
隔了七八步，又回头。
“对了。”他说，“你们班那个唱生的，姓陆的，昨天来找过我。”
我心里一沉。
“他去找你做什么。”
“没什么。”他说，“就是聊聊。”
那天晚上，姓陆的没回来。
管箱的老周跑来跟我说：陆生的箱子空了，人走了，走的时候带走了他自己那身行头。
“他去了庆和班？”
“去了。”老周说，“何九给了他一个月八两。”
八两。
我们班一个月给他二两。
第四天早上，官府来人了。
两个差役，一个书办，站在戏台前头。
书办拿着一张纸，念：“春和班所演《王魁负桂英》，戏文不全，与报备不符，着即停演，听候查处。”
台前围了四十多个人，都是来看第九折的。
有人喊：“什么叫不全？”
书办不理。
“班主是谁。”
“我。”
“跟我走一趟。”
我站在台前，没动。
“差爷。”我说，“我问一句。”
“问。”
“戏文报备，报的是什么。”
“报的是全本。”
“全本几折。”
“九折。”
“那我今天唱的第九折，”我说，“是不是全本里的一折。”
书办愣了一下。
“是。”
“我唱的每一折，是不是都在报备的全本里。”
“是。”
“那我怎么叫不全。”
书办把纸抖了一下。
“你只唱一折，不算全本。”
“我一天唱两折。”我说，“唱七天，唱完九折，一折不少。”
“那叫分回唱。”
“对。”我说，“叫分回唱。我犯了哪条。”
书办不说话了。
后头有人笑了一声。
笑的是个老头，站在人堆里，穿着旧袍子，手里拿着一把折扇。
他往前走了一步。
“小友。”他说，“你这句话说得巧。”
书办转过头，看见他，脸色变了。
“周……周提举。”
老头摆摆手。
“我问你。”他看着我，“你把一本戏拆成十四回，一回收两文，十四回就是二十八文。全本一回收十文。你这是涨价。”
“不是涨价。”我说，“是全本没人看，十文钱一个人都不来。拆成十四回，一回两文，来的人多。”
“多多少。”
“前天十一个，昨天三十几个，今天四十几个。”我说，“后天大概是七十个。”
“为什么后天多。”
“因为明天唱第十折，桂英要下阴司。”
老头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
“你叫什么。”
“沈春和。”
“沈春和。”他说，“你这套东西，从哪儿学的。”
“从说书的那儿学的。”我说，“说书的每天讲一段，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停，说‘明日再讲’。听的人第二天还得来。”
“说书的是一个人对一屋子人。”老头说，“你这是戏，一台子人。”
“一台子人更好。”我说，“说书的只有一张嘴，我有十一个人。”
老头把扇子打开，又合上。
“差爷。”他转过头，“这个事，先放着。”
书办的脸色很难看。
“周提举，这是何……”
“我知道是谁递的。”老头说，“你回去跟他说，让他自己来看一场。”
两个差役走了。
老头走到我面前。
“沈班主。”他说，“明天唱第十折？”
“唱。”
“给我留个座。”
“台前没有座。”我说，“都是站的。”
“那我站着。”
他走了。
老胡琴在我后头，声音发抖。
“班主，你知道那是谁吗。”
“谁。”
“周提举，管全城戏班的。”他说，“他一句话，能让一个戏班活，也能让一个戏班死。”
我看着那个老头走远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刚才说“何”，说了一半就停了。
他早就知道是谁递的状子。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
那天晚上，老胡琴跟我讲了周提举的来历。
周提举叫周砚山，五十七岁，管全城戏班的报备、稽查、点戏。这个位置不高，可管的事实。
他上任十一年，临安城的戏班从四十三个变成二十六个。
“是他关的？”我问。
“不是他关的。”老胡琴说，“是他不点。”
“不点会怎么样。”
“府衙每年点四次戏。春祈、秋报、太后寿、年节。”他说，“点了的，赏银子，赏绸缎，还能挂‘官点’的牌子。没点上的，一年就靠散客，撑不住。”
“他为什么不点。”
“他说戏不好。”老胡琴说，“他上任头一年，把二十六个戏班的戏全看了一遍，看完了说了一句话：都一个样。”
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忽然觉得这四个字很熟。
都一个样。
这四个字，在我干过的那一行里，是最要命的一句评价。
一个东西跟别人一个样，就没有人非看不可。没有人非看不可，就只能拼价钱。拼价钱，最后谁都活不下去。
那天夜里，我把十七本戏折子全摊在地上，一本一本翻。
翻到天亮，我看出了一件事。
十七本戏，有十一本是同一个套路：书生落魄，佳人相助，书生得中，佳人被弃，最后报应。
十一本，一个模子。
临安城不是没有戏，是有十一本一样的戏。
陆生走了以后，台上少了一个人。
王魁没人唱。
我把剩下的人叫到后台，数了一遍。
三个唱生的，走了一个，还剩两个。一个三十岁，嗓子倒了，一唱就破。一个十四岁，个头不够，穿上行头像个孩子。
“谁来唱王魁。”
没人说话。
“老周。”我说，“你说。”
管箱的老周把烟袋拿下来。
“班主。”他说，“要我说，这戏就唱到这儿吧。”
“为什么。”
“陆生走了，王魁没人。何九那边明天在城隍庙开台，唱全本《王魁》，他的角儿是临安城最好的生角。”他说，“咱们拿什么比。”
“拿故事比。”我说。
“什么故事。”
“他没看过前八折。”我说，“他的观众也没看过。他唱全本，观众知道结局。咱们唱第九折，观众不知道王魁会不会死。”
后台静了。
“可王魁没人唱。”
“有人。”
我往墙边一指。
墙边蹲着一个人，正在收拾散落的刀枪把子。
姓陈，十六岁，跑龙套的，来了半年，一句词都没唱过。平常在台上不是举旗就是抬轿，最好的角色是演一个“院子”。
“他？”
“他。”
“班主，”老周说，“他连台步都走不圆。”
“他走得很圆。”我说，“他演院子的时候，从台口走到中堂，七步，一步不差。我看了三回。”
老陈把刀枪把子放下，抬起头。
“班主，我不行。”
“你行。”我说，“我教你三样东西。”
第一样，戏眼。
一出戏，观众记住的是一句话。王魁这个角儿，全本里最好的一句是“我不认得你”。
“这句话，我给你。”我说，“不是第八折，是第十一折。”
“第十一折是什么。”
“是桂英在阴司路上碰见他。”我说，“他穿着状元袍，被鬼差拉着。桂英问他，你认得我吗。他说，我不认得你。”
“然后呢。”
“然后桂英笑了一声。”我说，“就一声。”
第二样，绝活。
“你会什么。”
“我……我会翻跟头。”
“翻几个。”
“连着翻十二个。”
“好。”我说，“第十一折，你被鬼差拉着走，走到台口，挣脱，翻十二个跟头，翻到台子中间，跪下。”
“为什么翻。”
“因为你在跑。”我说，“你怕。你怕，才翻跟头。”
第三样，外号。
“你叫什么。”
“陈阿六。”
“从今天起，你叫‘十二翻’。”
“十二翻？”
“海报上写：春和班，十二翻陈阿六，演王魁。”我说，“观众记不住陈阿六，记得住十二翻。”
老陈站在那儿，两只手在裤子上擦。
“班主。”他说，“我要是翻砸了呢。”
“翻砸了就翻砸了。”我说，“翻砸了，观众也记得你。”
第七天，城隍庙。
何九在庙东头搭台，我在庙西头搭台。
两台对棚，中间隔着三十步。
这在临安叫“打对台”，意思很明白：谁的台前人多，谁赢。
何九那边，早上就挂了海报：全本《王魁负桂英》，九折，名角柳三郎主演，票价十文。
我这边，海报上只有一行字：
“春和班，第十一折。王魁认不认得桂英，今日见分晓。两文。”
中午开锣。
何九那边先响。锣鼓齐鸣，庙东头挤了二百多人。
我这边，台前站了五十几个。
老胡琴在我耳边说：“班主，人差太多。”
“不急。”我说，“他那边的观众，一半是来看柳三郎的，一半是来看咱们的。”
“看咱们？”
“看咱们怎么输。”
开戏。
何九那边唱的是全本，从第一折起。柳三郎的嗓子确实好，一开腔，庙东头就没声音了。
我这边，从第十一折起。
台上，桂英的魂在阴司路上走。
苏娘走得很慢，一步一停，脚底下像踩着水。
她唱：“这条路，我走了三年。”
台下有人低声说：“三年。”
她唱：“三年里，我天天想着他回头。”
台下又有人说：“三年。”
唱到一半，庙东头那边有人开始往这边看。
不是观众，是站在外头听的人。
又过了一刻，何九那边唱到第三折，柳三郎唱王魁落魄，唱得很好。
我这边，唱到王魁出场。
老陈穿着状元袍，被两个鬼差拉着，从台后出来。
他走路的样子我看出来了，腿在抖。
我心里一紧。
走到台口，他停下来。
“我不认得你。”
这四个字，他说得很平。
不是喊，不是说，是平的。
台下静了。
我站在后台的布帘后头，手心里全是汗。
庙西头这块台子，是三天前现搭的。木板是新锯的，踩上去有响。台前的柱子绑了两道绳，怕人多挤塌。
台底下站着三百多人，最前排的人离台只有两步。
我看见有个人抱着孩子，孩子手里捏着一块糖。
我还看见一个人，是那天骂我最凶的那个，站在人堆后头，踮着脚。
桂英问他：“你真的不认得我。”
他说：“我不认得你。”
桂英笑了一声。
就一声。
老陈忽然挣脱鬼差，转身就跑。
他跑到台口，翻起来。
一个，两个，三个。
翻到第八个的时候，他落地重了一点，踉跄了一下。
台下有人叫了一声。
第九个，第十个。
第十一个，第十二个。
第十二个落地，他跪在台子中间，两只手撑着地，喘。
全场没有声音。
然后，庙东头那边，柳三郎正唱到“我本淮右一书生”，唱到一半，声音断了。
不是忘了词。
是那边的观众，转过来了一半。
那天最后，我这边站了三百多人。
何九那边，散了一半。这个数我没料到。
散场以后，何九在庙门口等我。
他没笑。
“沈班主。”
“何九爷。”
“你今天赢在一样东西上。”他说，“你今天赢在‘不知道’。”
“什么意思。”
“全本戏，观众知道结局。”他说，“你这个，观众不知道。”
他往台子上看了一眼。
“柳三郎唱了二十年全本。今天他唱到一半，那边的人转头了。”他说，“我看得清楚。”
“何九爷要说什么。”
“我说一件事。”他说，“下个月，府衙要给太后祝寿，点一台戏。周提举点的名。”
我心里一动。
“点的是谁。”
“点的还没定。”他说，“不过周提举今天在你这儿站了一个时辰。他在我这儿，站了一炷香。”
他把手拢进袖子。
“沈班主，我做了三十年戏。”他说，“我从来不信有本事这回事。我信两样：钱，和官。”
“何九爷今天信了吗。”
他看了我一眼。
“我今天信了一样。”
“哪一样。”
“命。”他说，“你们这些人的命，比我的硬。”
他走了。
回戏班的路上，老胡琴一句话都没说。
到了院子门口，他忽然停下来。
“班主。”
“嗯。”
“我今天在台上拉琴，拉到第十一折，手抖了。”
“为什么抖。”
“因为我拉到一半，发现台底下没人说话。”他说，“三百多个人，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拉了四十年琴，头一回拉到这种场面。”
他把胡琴抱在怀里，摸了摸琴筒。
“我以为是我拉错了。”
“你没拉错。”我说。
“我知道我没拉错。”他说，“是台下的人，全都进去了。”
他抬起头，眼睛有点红。
“班主，我跟你说件事。”他说，“我十六岁学琴，跟过三个班主。头两个班主，一个只会省钱，一个只会求人。你是第三个。”
“我怎么样。”
“你不一样。”他说，“你把戏当东西卖。”
我笑了一下。
“本来就是东西。”
“不是。”他摇头，“我们这行的人，都觉得戏是玩意儿，是给老爷们解闷的。你把它当货，标价，分期，留回头客。”
他顿了一下。
“我一开始觉得你这是糟蹋戏。”
“现在呢。”
“现在我觉着，你这是在救戏。”
那天晚上收摊，我在台前数钱。
数到一半，老周跑过来，指间夹着一张帖子。
“班主，周提举府的。”
帖子是红的，上头的字是请人写的：
“明日午后，来府一叙。带戏折子。”
那张帖子我连看了两遍。
“带戏折子。”老周在旁边说，“班主，这是要看你全部的本子。”
“不是。”我说。
“那是什么。”
“他要看我还剩几折。”
第二天午后，我去了周府。
府不大，一个院子，三间正屋，院里种着两棵石榴。
周提举坐在廊下，面前一张小桌，桌上一壶茶，两个杯子。
“坐。”
我坐下。
他把茶推过来。
“你的戏，我看了三场。”他说，“第一场十一个人，第二场七十个，第三场三百个。”
“是。”
“你知道我看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看的是第三天那些人的脸。”他说，“第三天，你台上唱到王魁翻跟头，台下有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拍手。她拍手的时候，忘了自己在哭。”
他喝了口茶。
“临安城三十年没出过这样的戏。这话我听着，竟然有点不敢接。”
“周提举过奖。”
“不过奖。”他把茶杯放下，“我今天叫你来，问一件事。”
“您问。”
“你这十四折，唱完之后，还唱什么。”
我把袖子里那本册子拿出来，放在桌上。
册子是我昨夜写的，二十来页。
“这是下一本。”
他翻开。
第一页写着：《张协状元》。
“这本戏，也是老的。”
“老的。”我说，“不过我要改。”
“怎么改。”
“原戏里，张协中状元，把老婆甩了，最后被雷劈死，一折就完了。”我说，“这本我拆成二十折。”
“二十折。”
“二十折。”我说，“第一折到第八折，讲他怎么穷。第九折中状元，第十折娶宰相女儿。第十一折到第二十折，讲他老婆怎么一路告状告到京城。”
“一共唱二十天。”
“二十天。”我说，“中间我还要加一样东西。”
“什么。”
“每折末尾，我加一句‘下回分解’。”我说，“不是说完就下场，是留一个人站在台口，把下一折的事说一句，说到一半停住。”
周提举看着我。
“为什么停住。”
“因为说完了，他明天就不来了。”我说，“说到一半，他心里痒。”
周提举笑了。
笑得很响。
笑完，他把册子合上。
“沈春和。”他说，“下个月太后寿宴，府衙要点一台戏。”
“我听说过。”
“我原本想点庆和班。”他说，“何九的班底厚，行头新，出得起场面。”
“现在呢。”
他把册子推回给我。
“现在我想点你。”他说，“不过我有个条件。”
“您说。”
“寿宴上，你不能唱半本。”他说，“太后在上头坐着，你唱到一半停住，说‘下回分解’，我这颗脑袋就保不住了。”
“这个我懂。”我说，“寿宴我唱全本。”
“全本。”
“全本。”我说，“不过我要一样东西。”
“什么。”
“我要在台边挂一块牌子。”
“挂什么牌子。”
“挂一块牌子，上头写：本班新戏《张协状元》，二十折，九月初一开唱，每日一折，票价两文。”
周提举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得把茶都喷出来了。
“你！”他指着我，“你在我这儿卖上戏了。”
“不是卖。”我说，“是借您的势。”
“借势。”
“寿宴上三千人看戏。”我说，“这三千人里，有一半会记住我这块牌子。”
从周府出来，天还没黑。
我沿着护城河走了一段。河边的柳树叶子落了一半，水面浮着一层黄。
走到石桥底下，我停下来，把袖子里那张纸摸出来看了一眼。
纸上抄的是周提举的一句话：好戏不是唱完的，是让人惦记的。
我把纸叠回去，塞进袖子。
我在这世上活了不到两个月，头一回觉得，一个传了三百年的行当，还有得做。
寿宴那台戏，唱的是全本《王魁负桂英》。
唱足了九折，三个时辰，一折不少。
寿宴摆在府衙后头的园子里，搭了三面台，中间一面是正台。
正台前头摆了四十桌，坐的全是官。
我们的行头是旧的，有两件袍子上头补过。上台之前，老周拿墨把补丁涂了一遍，涂得不显。
我站在后台，从布帘缝里往外看。
看见了何九，坐在第三排。
看见了周提举，站在廊下。
也看见了一个坐在最上头的老人，头发全白，穿着深色衣裳，手里捏着一串珠子。
开锣之前，老陈找到我。
他十六岁，个子还没长开，穿着那身王魁的袍子，袍角拖在地上。
“班主。”
“嗯。”
“我今天翻不翻跟头。”
“翻。”
“寿宴上，翻砸了怎么办。”
“翻砸了，”我说，“你就接着往下唱。”
“那要是唱不上去了呢。”
“唱不上去，你就站着。”我说，“站着别动，让台下看你。你站得稳，台下就信你。”
他应了一声，挪了两步，又转回来。
“班主。”
“嗯。”
“我今天不怕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下一句是什么。”他说。
开锣。
九折唱足，三个时辰。
唱到第三折，上头那位老人把手里的珠子放下了。
唱到第七折，她往前探了一下身子。
唱到海神庙那一折，太后的赏赐下来了：白银五十两，绸缎四匹。
何九坐在台下第三排，从头看到尾。
散场的时候，他从我身边走过去。
“沈班主。”
“何九爷。”
“恭喜。”
“同喜。”
他站了一下。
“那个牌子，我看见了。”他说，“二十折，两文。”
“九月初一。”
“九月初一，我在对面搭台。”他说，“我也拆。”
“拆几折。”
“我拆三十折。”他说，“我的角儿比你多。”
“那我恭候。”
他走了。
那天夜里，我回到戏班的院子，坐在院里数银子。
五十两，扣掉台租十二两，还剩三十八两。
老胡琴蹲在边上，看着我数。
“班主。”他说，“咱们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把最后一锭银子放下，“咱们得把钱花掉。”
“花掉？”
“请人写新戏。”我说，“老戏就那么几本，拆完了就没了。”
“请谁写。”
外头街上有人挑着担子过去，担子上的铃铛响了两声，走远了。
我没接着往下说，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想清楚。临安城有刻书的，有卖画的，有替人写状子的，就是没有替戏班写戏的。写戏这行当，在别处或许有，在这儿没有。没有的东西，要自己做出来，先得知道该找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排了一下：会写字的，会编故事的，还得愿意听人改的。三样都要，难。
“请谁写。”
“我写。”我说，“不过我一个人写不快。得找几个人，会写字的，会编故事的。”
“临安城里，谁给戏班写戏。”
“没人。”我说，“写戏不挣钱。”
“那怎么办。”
“给钱。”我说，“一本戏五两，写完就付。”
老胡琴看着我，看了半天。
“班主。”他说，“你这是要把临安城的戏，全变个样。”
“不是变样。”我说，“是变个数。”
我站起来，把院门推开。
街上黑着，只有对面的庆和班还亮着灯，灯笼一串一串挂到街口。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就在这时，街那头有人跑过来，跑得很急，跑到我院门口，一头撞在门框上。
是管箱的老周。
他手里捏着一张纸，纸都被汗浸透了。
“班主。”他喘着，“出事了。”
“什么事。”
“何九爷那边，今晚就开台了。”
“什么？”
“提前了三天。”老周把那张纸递给我，“海报刚贴出来的，墨还没干。”
我把纸展开。
纸上写着两行字：
“庆和班，新排三十折《张协状元》，一回一文。今夜开唱，连唱三十夜。”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三十折，一回一文。他把价压到一半，居然还多出十折。
他知道我要唱二十折，两文。
他就唱三十折，一文。
这不是唱戏。这是拿钱砸我。
我立在门口，将海报对折两次，塞进袖筒。
老周在旁边小声问：“班主，咱们怎么办。”
我没答。
我抬起头，往街对面看了一眼。庆和班的灯笼全亮了，一串一串，从街口一直挂到台前。
就在这时，街那头传来一声锣响，敲得很急。